我们在宝鸡城内略事休息，开到一个叫做马营的小镇去接受新兵训练。今天看地图，马营在宝鸡城东南，隔着渭河，我不记得有河，因为受训形同囚禁，根本不准外出。
马营没有寨墙，出操的时候，操场和田野连在一起，但是班长们好像能使用巫术，他们在操场四周建起无形的高墙，我们能望见田间的小径，却不能走上去，我也从来不想走上去，我的心思意念到操场的边缘为止。即便是野外教练，我们的“阵地”也选在马营镇的东南，马营的房屋隔断视线，我们看不见那河，更看不见宝鸡县城，他们用心剪掉我们思想的翅膀。
马营的营房本是一座庙，那时乡镇庙宇都有大院子，容纳信众朝拜，都有很高的围墙，阻挡外面的红尘，正适合做管理新兵的地方。“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流水已把庙内的任何痕迹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在鲁南参加游击队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从不住庙，如果万不得已要住，官兵不入正殿，荤腥不入庙门。国民政府的军队是鲁莽的，流亡期间见过几座庙宇，正殿神像所穿的锦缎袍服都不见了，据说是被军官的太太扒下来使用了。我能想象，马营这座宗教信仰的中心如何一步步遭受破坏。
我们各地来的新兵编成一个连，叫做补充连。那时宪兵连的编制是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个人。编队时，每排第一班都尽量挑选长相好、反应快的兵摆出来，排横队集合的时候，这一班站在最前面，好比一本书的封面，上级长官来训话的时候，可以看见最好的阵容，那时候，上级长官会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来，伸手一指，要一个兵回答，他总是随意从第一班挑人，列兵能答上来，连长才有面子。我们流亡学生分散在三个排里，却又大部分集中在每排的第一班里，这种安排显出我们是补充连新兵中的精英。
我编入第一排第一班，全连集合的时候，这一班站在全连的前面，尤其是面子中的面子。我的个子高，站在第一班的排头。“排头兵”也是个荣誉，他是本班的标兵，操演班队形变换的时候，排头兵要立刻了解口令的意旨，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指定的地点站好，全班列兵跟进，如果排头兵错了，全班的行动都错，如果排头兵慢了，全班的行动都慢。据说在火线上如果正副班长同时阵亡，排头兵立刻暂时代理班长。
我们立刻知道宪兵根本不能保送升学，我们的薪饷服装和步兵完全相同，宪六团服勤的地区并非北平而是沈阳。真奇怪，也不知消息从哪里来，立刻人心浮动。班长不动声色，他们有经验，知道怎样走下一步棋。
那时练兵，操课作业全在户外，营房只是睡觉的地方。倘若老天下雨，大家可以窝在地铺上，钉纽扣，写家信，伸懒腰，十分舒适。所以雨天是军中四喜之一，军中流传一首四喜诗：“早操逢阴雨，病号盖被子，安寝无岗夜，月底加菜时。”第二句需要解释一下，早晨起床以后，人人把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整天不碰不摸，晚上睡觉才准许打开。若是生了病，准了全休的病假，就可以盖上被子休息，滋味十分甘美。
可是福兮祸所依，“暗账”也可能在下雨天欠下。
下雨天也是擦枪的时候。那时，上面发给我们一支步枪，“汉阳造”，即使在游击队里，这种旧枪也是姥姥不疼，奶奶不爱，可是现在我们得好好地伺候它。军中对擦枪要求很高，规定很琐碎，那没上过战场的人不能领会“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只觉得这玩意儿既麻烦、又无聊。那位于同学，汉阴之夜把我从床上拉起来的那个人，协助郑排长挖人，功在六团，他在擦枪时想起读书的日子，他说了几句愤慨的话，“那些和我们竞争的人正在物理！化学！我们在这里玩弄一块废铁！”停了一会儿，他居然又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尽头（意思是前程远大），他们已看见我们的尽头（意思是从此完蛋）。”他越说越气，举起手中的步枪往地铺上一丢。“老子不甘心！”
在一种权力之下，无论那权力多小，多暴虐，无论那权力给你多大痛苦，总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卖同类，逢迎它的需要。于同学放言无忌，小报告到了班长的耳朵里。
全连官兵紧急集合，站成戏剧舞台所谓“三面墙”的队形，当时的“军语”——称之为讲话队形。连长先作了简短的训话，他说于某某严重破坏纪律，不可饶恕。接着两名班长把于同学架出来，按倒在队形缺口处的地上，打屁股。他们朝这人的口中塞一块软木，防他因疼痛咬断舌头，又在他小腹底下垫一个枕头，防他疼痛时挤破睾丸。最后一个步骤是，两名班长拉紧他的裤子，否则棍子打下去，裤子的褶皱会像刀刃一般纵横割裂他的皮肉，使他久久不易复元。
本班的班长负责行刑，用乡下人挑东西的“扁担”代替军棍。我不敢看，闭上眼睛，听声音知道行刑的力度，知道挨打的皮肉之苦，想象各个人不同的表情，真个是感同身受！听觉果然可以代替（或者说包括）视觉和触觉，四年后我进广播电台写广播稿，这番体验帮助了我。
打完了，队伍解散，班长立刻架起挨打的人，协助他艰难地踱步。班长知道要走满多少步，才可以把他领进禁闭室，把他平放在门板上。班长立刻褪下他的裤子，双手蘸满烧酒，为他推拿。他们还有一个偏方，把旧鞋的鞋底烧成灰，敷在打破了皮的地方，帮助伤口提前愈合。这是一套制式作业，唯有如此，挨打的人才不会留下后遗症，成为连队的弃材。
新兵的抱怨立刻无声，窃窃私语也消失了，人人对班长的眼神反应灵敏，自己的面部表情却逐渐麻木，然后随着操场上基本教练的进度，每个人的肢体动作机械化了。人人随着班长的大呼小叫惊魂不定，同时又中规中矩，全部生活没有余地可以躲避，没有余暇可以喘息，以前，生活是悠然神往和忐忑不安合成的，现在只有麻木。
我们在马营受训六个月，前三个月高潮多，每月都有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大刑伺候，另外两个是陕西青年。班长们也实在能干，他一天花多大精神监视我们，教育我们，打骂我们，连半分钟休闲也没有。他好像永不疲倦，我们的一切过失，他都能立刻发觉。
他们每一次举起扁担来的时候，我都闭着眼睛，坚持不看。我心里一直想，他们行刑的动作怎么这样熟练，默契怎么这样好，他们究竟干过多少次了？尤其是受刑者嘴里的那块软木，每个班长行囊里都备有一块，一定是经过多次试验改进，定出规格，代代相传。经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累积的？传统是花了多少时间形成的？在此之前，究竟有多少人咬断了舌头、挤破了睾丸？
在第一次大刑的震慑之后，各班班长面目一变，整天不说，不笑，只发口令，打人。他们管打耳光叫烧饼，管拳头叫面包，管脚踢叫火腿。那年代，我们没有人见过面包，也吃不到火腿，班长们使用这些代称，显示他们的幽默。
原来新兵训练就是挨打，操课教材无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号已响，你的动作慢了，要打；起床号未响，你的动作快了，要打。熄灯号未响，抢先上床，要打；熄灯号已响，还没有上床，也要打。他们打起人来真狠、真下毒手。
夜间紧急集合是一个完善的样本。紧急集合的号声，把大家从梦中惊醒，穿衣服的时限是五分钟，动作慢一拍的人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裤子穿反了，并不惊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该打，罪名是“老油条”。有人担心自己来不及，穿着衣服睡觉，该打，罪名是“神经病”。老百姓，老油条，神经病，班长每天动手动脚，念念有词。
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班长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兵士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悖，但是你不该因此污辱老百姓，不该借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八路军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亲亲热热叫声老大娘老大爷：“八路军把鬼子打退了，蒋介石要下山来摘桃子……”
以我亲身体会，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得到老百姓支持。一九四九年，那时国民政府已吞下一切苦果，我到台湾卖文为生，下笔东拉西扯，不知轻重。我给具有军方背景的《扫荡报》副刊写了一篇文章，直陈军中不可把“老百姓”当做骂人的话使用。
忘记过了多久，政府通令全军，彻底废除“老百姓”一语。当然不会是根据我的意见，我想文章既然登在报上，而且是军方的日报，军方有人看过，反映到决策阶层。
后来知道，立法定刑有所谓“法准”。班长打人并没有准则，早操跑步的时候，有人踩掉了前面列兵的鞋子。班长立刻把他揪出来，拿刺刀当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没有军人气概，要狠打。有人硬挺着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长激怒了。他一面用力打一面说：“你有种，你好汉，我一定要打到你哭。”后来挨打的人流下眼泪，班长打得更凶，一面说：“你哭，你哭，我一定打到你笑。”后来，唉，挨打的人一面挨打果然也一面笑出来，笑声凄厉，混合着哀伤、愤怒、绝望，完全不是人类的声音，我至今回想起来，毛骨悚然。
班长们常说，你的事到了我的手里，要多轻松有多轻松，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这叫“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多谢那些班长给我启了蒙、开了窍，五十年代的台湾，政府以“白色恐怖”安内，许多事不可以常情常理度量，我把千斤四两的心法传给好几位朋友，帮他们趋吉避凶。据说，殷海光教授听到这八个字，嗟叹久之，他把这八个字转换成学术用语，称为“不确定感”，并附以英文原名。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国民党用“不确定感”统治台湾。
挨过板子的人，左手手心肿得像托着一个包子，他用一只手吃饭，咬着牙。有位同学帮他穿衣服，流下眼泪，班长发现了，也挨了几拳。班长认为流泪是一种批判，一面打他，一面追问：“班长什么地方做错了？你说！你说！”
有一个新兵，唉，我也别说他的姓名了，相貌骨架都好，如果有心培养，将来是个人才。可惜他有个坏习惯，话多。也不知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宪兵学校快要撤销了，由中央军校设一个宪兵科，训练宪兵军官。
倘若这样，宪兵与步兵炮兵同列，丧失了自许的特殊性，很难再宣传自己是“法治之兵种”，做不成“革命的内层保障”，也不再是“领袖的近卫军”。虚幻的荣宠丧失了，对宪兵是难以容忍的毁谤。班长们叫这个同学站在院子里，一床棉被蒙在他的头上，几个班长把他围在中间，轮流加以拳打脚踢。这有个名堂，叫“八国联军”。如果在三伏天，烈日下，蒙在被子里的人又痛又热，惩罚的效果最大，我们冬天受训，“联军”的战果稍稍减色。
这个阵式像排球选手练球，“八国”原则上稳站不动，把你打得东倒西歪，你歪到哪一“国”的手下脚旁，哪一国踢你捣你，用一拳一腿之力把你送给另一“国”。他们边打边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受处分？起初当然不知道，这是执迷不悟，该打，后来回答知道了，好，罪有应得，继续打。
“八国联军”进攻的时候，我正坐在第三排杨排长的卧房里，他召我个别谈话。他听见窗外“八国联军”的杀伐之声，沉默下来，他好像考虑要不要介入。依照训练时期的不成文法，排长不能干涉班长的教育手段，为的是保持班长的权威性，班长是抟捏新兵人格的工匠。但是他好像认为够了，再打下去太过分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连长的声音，他出来结束了列强的“侵略”。连长名叫朱腾，从此他在我心目中留下好印象。
我在公元二○○二年追述公元一九四五年的新兵训练，阅读相关资料，发现军中有些口耳相传的金科玉律，由大清朝的湘军淮军，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经过北伐抗战，一直留传到国民党的台湾时代。
例如，“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炼。”这两句格言在军中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训练既然可以包藏在磨炼之中，磨炼也就可以冒充训练，磨炼和折磨的界限模糊，以折磨新兵为乐趣的心态，也就百年不绝。
班长们常说“好铁不打不成钉，好人不打不成兵”，打打打！他们警告“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臂拗不过大腿”，胳臂又细又短，是弱者，大腿又粗又壮，是强者，恃强可以凌弱，识时务者为俊杰，否则“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后来知道，这些话也是不朽的经典。
排长们说话和行为比较文雅，对班长的这一套采旁观的态度，不管怎样，班长把我们“打碎了、和成泥、再捏一个”，他乐观其成。我们的张排长提醒我们“义不掌财，慈不带兵”。言外之意，一切小心。后来有位姓何的来当过几天排长，他没那么含蓄，他告诉我们军中流行两句话：“连长打死人，团长杀死人。”也就是，连长可以把一个兵打成重伤，如果这个兵的伤养不好，死掉了，连长可以报这个兵病死，上面不会追究。作战的时候，团长可以用抗命或作战不力的罪名就地枪毙士兵，上级也不会调查。他豪情万丈，自己甘愿先吃兔子后喂狮子，也就是“我先杀你，上级再杀我，我看见你死，你看不见我死”。
我对这种训练非常失望，他们要把我们打造成没有个性、没有正义感的动物，他们要我们对暴力屈服，承认一切现状合理，这哪里像是训练“民众之保、军伍之师”？这样训练出来的机械人，又怎能担任“革命的内层保障、领袖的近卫军”！班长常常反复训示：你可以折断一根筷子，你不能折断一把筷子。他只是要把我们变成筷子。
班长们联手营造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入骨髓的恐怖气氛。他们确实精力过人，料事如神，我们的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全在他们的掌中。他们永远不休息，似乎也永远不睡觉。半夜，人人熟睡的时候，一个新兵起来上厕所，班长立即跟踪而至。偶然，两个同学趁左右无人，说几句悄悄话，转脸一看魂飞魄散，班长不知何时从天而降，逼你把对话重排一次，再罚二十个卧倒起立。
两个月以后，我们同学之间断绝了一切沟通，如果还有谁找你攀谈，那人准是班长派出来的线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裸体，都好像透明，班长不戴手套，爱摸我们哪里就摸哪里。夜晚熄灯以后，我倒在枕头上，努力使呼吸均匀，唯恐有人数算我呼吸的次数。我合上眼再也不睁开，唯恐看见班长的眼睛正在上方注视，看我是真睡还是假睡。据说，在电影院里，如果一个男孩目不转睛地看前排的一个女孩，那女孩的后脑勺就会觉得有压力。我每夜总是带着这种压力。
新兵训练和流亡学校的新生训练确乎不同，两者的区别，并非仅仅是严格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在新兵、新生一字之差。设立学校是教学生如何求生，使自己生存也使别人生存，新兵训练却是教人求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或者同归于尽，依军中通用的语言，这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这是“必死不死，幸生不生”。这是最特殊的一种训练，也是最反常的一种训练。
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对大兵没有退伍后的照顾，没人设想他活到七老八十。五十年代，国民党退守台湾，知耻知病，痛改前非，尊称老兵为荣誉国民，负责养老送终。八十年代，台湾“解严”，人民可以自由游行请愿，老兵也为自己的利益走上街头。竟有做过大官的人不以为然，依这位退休特任官的意见，老兵当年在营，作战不力，这个战役也没成仁，那个战役也没取义，一路败退到台湾，依赖政府养活直到耋耄之年，他们还有什么资格争长争短？他的意见能代表某一些人。
我后来逐渐明白，军队的存在是一种非常的存在，和各行各业不同，因之，军人所受的训练，“老百姓”很难了解。那时，建立军队的特殊性，要从人人挨打的时候甘之如饴开始。他要摧毁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扫荡我们每个人的自尊，要我们再也没有判断力，再也没有自主性，放弃人生的一切理想，得过且过，自暴自弃。据说人到此时，从自轻自贱中生出勇敢，万众一心，视死如归。我称之为“无耻近乎勇”。
新兵训练是一种轮回，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如此这般捏塑而成的士兵，当然不会爱民，一个人格破碎的人很难有爱，更难有大爱，除非后来从宗教情操得到救赎。如此这般成长的人又怎会威武不屈？如果班长是他们的教士，“胳臂拗不过大腿”、“别想拿鸡蛋碰石头”是他们代代相传的圣经，后来内战的战场上，处处有“四十万人齐解甲”的大场面，也就事出有因了。
那时，跟我们隔着秦川平原生聚教训的中共，可不是这样练兵的！我得承认，自大清朝廷、北洋政府、国民革命军是一套文化，中共的解放军另是一种文化。
如果说，当年宪兵团的苦修也使我受到什么造就，……一九四九年，我逃到台湾。台湾成为反共基地，出现了所谓白色恐怖。我凭着马营的学习心得，可以料到他们做什么、怎样做，我能理解、能忍受、能躲闪、能坦然相对。我把自己可能受到的伤害减到最小，可是也萎缩成一棵从未盛开的花。
地球总是在转。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教育发达，军队素质提高，宪兵上等兵都是高中毕业，打骂教育完全废除。服役时有成就感，三年退伍，转业渠道也多，当宪兵是青年的一条好出路，可惜我早生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