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故事：法国文豪雨果出国旅行，到了某国边境，接受检查登记，他和值勤的宪兵有一番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雨果。”
“你靠什么谋生？”
“笔杆子。”
于是，宪兵在登记簿上写道：
姓名：雨果。
职业：贩卖笔杆。
我现在记述的那个年代，中国一般宪兵的程度大概也就是如此吧？《中华民国建军史》说，一九三一年国民政府成立宪兵，明文规定要小学毕业才可以报名，事实上当时国民教育不发达，学童入学率很低，招兵时降低水平，只要识字就行。
说到识字，当年文化界曾经辩论“文盲”的定义。有人说，只要有一个字不认识，就算文盲，翻开《康熙字典》看，我们有多少字不认识，我们都成了文盲？有人说，只要认识一个字就不是文盲，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强烈，无论如何都认识自己的姓，中国没有文盲？这一次，宪六团吸收了很多陕西乡村和山区的青年，其中有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到底算不算文盲？
这一次，吴连长到汉阴招兵，从二十二中一口气吸走五十多个中学生，算是破了宪兵历史上的纪录。
新兵训练掌握在班长手里。各宪兵团选拔优秀的上等兵，保送进宪兵学校军士队受训，结业后成为班长。所谓优秀，是指木马跳得高，单杠耍得转，打野外跑得快，立正姿势站得久，并不重视他们的学科。
我们新兵连有九个班长，三个副班长，我们很快发现他们除单杠、木马和立正稍息之外，严重缺乏必须的知识，只有一位郭班长，名叫郭伟，高中毕业，学冠群僚。当年马营有难同当的陈百融同学帮助我回忆，写出九个班长的姓名籍贯，他们多半来自陕西省的乡村，我今天隐恶扬善，也不必都写在这里了。
我们那一连新兵的程度悬殊。招兵除了“只要识字就行”，还有意外收获。那时抗战突然胜利，时局激烈变动，出现了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临时有饭就吃。有一个人姓马，模样瘦、高、黑，果然长了一副狭长的脸。战干团出身，业已做到步兵连长，却突然变成和我们一同入伍的新兵。他对班长们十分恭顺，并且从不和我们任何新兵交谈，很懂得适应环境，班长也从不难为他。还有一位姓崔，身材矮胖，脸上有白麻子，第二十八集团军军官训练班毕业。还有一位，据说是黄埔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大家将信将疑，六团到沈阳，他果然做了某军的炮兵连长。新兵赵静佚，他的姐姐是国民政府驻美外交官，我们经过上海时，这位姐姐曾来探望弟弟。国府要人魏道明有个外甥，流落陕西，也进了招兵人员的网罗。熊允颐军长的儿子与继母不和，离家出走投军，更是宪兵连的“特殊材料”。凤翔先修班的流亡学生也来了十来个，他们是高中程度，连同我们从十四团改投六团的这三十个初中毕业生，人数超过全连三分之一。据说自宪兵成立以来，新兵的成色从来没有这样十足可观。不久六团开往东北，经过南京，南京当地的宪兵开了个欢迎会，六团沙团长致词的时候，特别提出“一个连有五十个中学毕业生”，赢得热烈掌声。
这一批新兵给那些班长很大的压力。有人说笑话，军训教官懂一二三四，音乐教员懂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学教员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现在是只懂一二三四的人当权，管理教导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人，班长们有自卑感，他们必须打人维持尊严。他们知识不足以服人，道德不足以感人，气质不足以诱人，但膂力过人，打人最方便，最占优势，收效也最快。多年后，我读某一位俄国作家写的故事，他说他母亲一向用体罚管教孩子，母亲常说，“打一次比不打两次更有效。”班长们一定完全同意。
班长在训话的时候说过多少次：“你们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蹲着。”以驯兽师自况，有优越感也有危机意识。这是没知识的人打有知识的人，这是行骗的人打被骗的人，也是吃饱了的人打吃不饱的人（新兵连的伙食很坏）。
每天晚点名后，班长有一段单独训话的时间，每一排三位班长轮流值星，值星班长可以对全排训话，我有机会领教三位班长的言论，他们努力突出自己的文化水平。一个班长很得意地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推”。你们不长进，我就要往前“推”。一面说，一面做出推动的手势。
有一次，某班长表示他也懂平面几何，喊过“向右看齐”的口令之后，嫌队形不够整齐，大吼一声：“两点之间可以成直线，你们有这么多点，为什么还不直？”他不知道，点越多，线越不直。
班长训话到段落处，照例高声问我们：“听见了没有？”依照我们所受的训练，全班必须喊破喉咙，齐声回答：
“听见了！”
再问：“听懂了没有？”
再答：“听懂了！”
三问：“记住了没有？”
三答：“记住了！”
回答的声音必须一次比一次雄壮，我们觉得可笑，无聊，但是人人一本正经。
有一个班长说，部下必须相信长官，信心可以产生无比的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张钞票明明是一张纸，大家相信它是一块钱，它就是一块钱。这话没有经济学常识，我们仍然齐声高呼：听见了！听懂了！记住了！
确实记住了，我直到今天没有忘记。
几个月后，我们开到沈阳，赶马车的人沿街喊着：“一张票！一张票！”（一张一元的钞票。）意思是，市内车费由一块钱起价。不久物价上涨，通货贬值，赶马车的人照样喊叫“一张票”，这张票已经是十元的钞票了，虽然大家比以前更希望那张纸是一块钱，又有什么用。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政府改革币制，金圆券出笼，当时币信很高，多少人把黄金美钞送进银行换那张纸。几个月后，币值惨跌，老百姓用钞票糊墙，焦头烂额的我还草草想过：那位班长现在怎么样了？他怎么修改他的训词？
为了表示自己有文化，班长们常在训话时诵念四首劝学诗，那是四首七律，作者吴澄，陕西的一位进士，陕西籍的班长们以他为荣。班长念诗，囫囵吞枣，我始终听不清全文，我也怀疑班长了解全文。我还记得有一联是：
人不修习何异兽，
蛇能变化亦成龙。
意思不错。四首律诗的最末两句都是：
拳拳相勉无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功。
班长如此反复叮咛，实在教我伤心。我们那时不到二十岁，“三十年前好用功”，无异责备我们轻易放弃了学业，浪费最宝贵的光阴。学者说，三十岁以后，人多半是重复、加强他三十岁以前学到的东西，三十岁以前奠定广度，三十岁以后只能堆积厚度，老进士的话可以如此解读。可是你们把我们从学校里骗出来以后，怎么可以再对我们念诵这样的教条！他们迫切需要材料使用，却不知此时劝学，失言失人，他们但充面子，不计后果，也可能不知后果。
每天晚点名的时候，照例要唱宪兵学校校歌，这是我们跟宪兵学校唯一的关联。我们是被他们用宪兵学校的名义骗来的，校歌声中有绵绵的新愁旧恨，对别的新兵，校歌连这一点感应也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试看歌词：
整军饬纪，宪兵所司，民众之保，军伍之师。
以匡以导，必身先之，修己以教，教不虚施。
充尔德性，肃尔威仪，大仁大勇，独立不移。
克励尔学，务博尔知，唯勤唯敏，唯职之宜。
军有纪律，国有纲维，孰为之率，唯尔是资。
完成革命，奠固邦基，匪异人任，念兹在兹。
歌词的体例仿照中华民国国歌。国歌源于党歌，党歌歌词本是孙中山先生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那时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一九三七年制定国歌，没有考量十三年后文化风尚和社会需要，只求在文献形式上延续传统，就歌词论歌词，已是一失。宪兵学校校歌继承了国歌歌词所有的缺点：文言深奥，一般国民很难接受；整齐的四言诗，没有长短错落，节奏呆板；国歌歌词押的是 ong 韵，离暮气太近，离昂扬的朝气太远。宪兵学校的校歌不见前鉴，押司，资，兹，声音从牙缝里出来，押施师，知，基，有“气”无力。而文字艰深又超过国歌。
黄埔军校校歌押 wu，同样不顾声韵，使人想起苏东坡在赤壁赋里形容的“其声呜呜然”，可见当年南京重庆主持文宣大计的人，如何忽略了听觉。他们只想到继承已往的五千年，没设想开创未来的五千年。后来这种模仿繁衍成派，陆军后勤学校校歌，陆军化学兵学校校歌，工兵学校校歌，都学黄埔，不避 wu 韵。国防管理学院校歌，中山理工学院校歌，都学国歌，四言一句，不避 ong 韵。这些歌词有共同的“特色”：你得读过许多文言文，才看得懂，即使读过许多文言文，也听不懂。
宪兵学校校歌的曲谱倒是容易唱，听来也雄壮，里面有一段掌故。当年中华民国教育部用孙中山先生的一段遗训作词，公开征求曲谱。负责决审的大人先生，采用了一首庄严肃穆的黄钟大吕之音（程懋筠作曲），另一首较为轻快活泼的进行曲，列为第二名（于镜涛作曲）拍板决审的大员但知满足自己的庙堂趣味，脱离大众国民。中华民国国歌的曲子，起初太强调字的单音，像祭孔的音乐，后来由低音到高音，差距太大，要受过声乐训练才唱得完。普通常见的情形是，开始大家一齐唱，以后调子越来越高，唱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七零八落，溃不成声。有人说，这是象征国祚不永。
宪兵学校成立，处处想表示宪兵的特殊和不凡，不但采用了这首几乎成为国歌的曲谱，也模仿国歌作词，全体宪兵都唱这支歌，事实上成为宪兵的军歌，那年代，也是一首大多数宪兵唱不清、大多数老百姓听不懂的歌。
也就在这时候，山东、河北、安徽、江苏，农村出身的中共干部，喜气洋洋地传播他们炮制的顺口溜：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愚夫愚妇、男童女童朗朗上口。
每天晚点名之后，全连官兵一同朗诵军人读训，制作文本的人简直拿大兵开心！例如：
第三条：敬爱袍泽，保护人民，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为。
第十条：诚心修身，笃守信义，不容有卑劣诈伪之行为。
招兵时“卑劣诈伪”，练兵时“倨傲粗暴”，带领“只要识字就可以”的“老百姓”，念模糊不清的咒语。班长训话，从来不敢引用这些条文。晚点名时，班长入列，我个子高，做排头第一名列兵，三位班长就站在我旁边，我听得见他们随众朗诵，咬音不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几个什么字，有时候，他把第九条的（亵荡浪漫）和第十条的（卑劣诈伪）掉了包。
就在我们嗡嗡作声、不知所云的时候，黄河北岸中共士兵朗朗上口的是：
人民的军队爱人民！
一听就会，触类旁通。
班长也有教我们非常佩服的地方，他们的立正姿势很标准。他们上单杠、跳木马轻快如同游戏。他们卧倒、起立、踢正步漂亮迷人。他们只有把心思都花费在“术课”上，他们也的确是很好的教练。
我们为了把立正站好，冤枉吃了很多苦，花了很多时间。对于立正，步兵操典冗长琐碎的规定，每一个班长都背得烂熟，到了排长，能把立正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挂钩。我们站得腰酸背痛，头晕眼花，站成木雕泥塑，死灰槁木。这是一桩永远修不完也修不好的把式。我不相信这样可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我不相信一位大将“独立三边静”的时候，“两腿并立，两臂下垂，中指贴于裤缝。”我相信这样可以产生很好看的卫兵和仪队。
踢正步的经验也痛苦不堪，我也怀疑有任何价值。尤其是训练踢正步，先要“拔慢步”，腿抬起来，手臂伸出去，做出正步走的姿势，却站在原地不动，简直是一种苦刑，弄得人人夜里睡不好，白天站不直。那时规定，齐步走每步七十五公分，每分钟一百一十四步，脚尖向左十五度；正步走又要脚尖向右，都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后来我读到蒋介石主席一段训词，他说，“可以先求内容、后求形式，也可以先求形式、后求内容。先有形式、后求内容，易；先有内容、后求形式，难。”是了，他想先有形式、后求内容，他想由徒具形式的教员、训练出精神内涵充实饱满的学生。
现在知道，当我们恨不得个个站成植物人的时候，大河南北的共军，正在苦修另一门功课：战士怎样背着炸药包，挨近碉堡，悄悄坐下，背上的炸药包紧紧靠在碉堡上，自己断然引爆。他牺牲了，可是碉堡也炸出缺口来，被后继者一举攻下。他们完全不需要什么立正姿势。解放军从来不问全班士兵的鼻尖是否在一条线上，全班的棉被是否折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他们卧倒，起立，也不必像天桥的把式一样好看。
现在知道，我们那些班长，每天在操场上呼天抢地，不过是为了“齐步走”——全排士兵的脚掌同时落地，为了“枪放下”——全班士兵的枪托同时落地。那时候，大河南北的共军干部，正在训练他们的战士如何对付国军的坦克，他们轻轻松松，以各种姿态，各种腔调，对坦克发出讥讽：
一怕天黑看不见。二怕步兵被切断。三怕飞雷和炸弹。四怕集束手榴弹。五怕战防枪。六怕战防炮。七怕火箭炮。八怕黑头穿甲弹。九怕有沟过不去。十怕白灰烟幕弹。十一特等射手打它的瞭望眼。十二英雄上车塞进手榴弹。
班长常常问我们：世界上有物理博士，有化学博士，你们可听说有军事家博士？没有，确实没有。班长又问：为什么军事家没有博士呢？他说，因为军事学问太高深，单说立正姿势已是神妙莫测，谁也没有资格评定他的成绩。班长侃侃而谈，洋洋得意，虽然对列兵讲话，也站出一个漂漂亮亮的立正来，仿佛他就是军事家。那时我已知道，因为大学没有军事家学位，所以世上没有军事家博士。
地球总是在转。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教育发达，军队素质提高，军事学校开始设置硕士学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新闻报道，专家指出，踢正步有碍健康，减损战力，“踢正步的过程中，脚后跟经常猛烈着地，在医学上确实有伤及脑部之虞。世界上踢正步的国家早已不多，美、英部队不踢正步，军力一样强大。国军踢正步应系沿袭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陆军，日本则学步自德国普鲁士军人。战后的德国已不踢正步了。”老天爷！专家的发现往往是生活经验和常识的学术化，我怀疑，除了踢正步以外，训练立正姿势也“有碍健康、减损战力”，我们有许多人“立正”时昏倒在操场里。而且我怀疑，后来内战正式开打，国军坐困孤城，死而后已，正是“立正”训练的长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