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通知我们更换装备，离开上海的日子到了。
我们换了新枪，闻名已久的中正式步枪运到，连装箱的木料都崭新。打开木箱，但见油纸密封，揭破油纸，新步枪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密密排列，凡士林涂满枪身，灌满枪管，我们费了整整一天工夫擦枪，用不完的凡士林油大桶废弃。想起困居大后方的日子，弄一点凡士林调芥药多么珍贵，一声抗战胜利，物资又这么充裕，我觉得很奢侈。枪身木部纹理清晰，铁部一层晶晶的蓝，新得像个新娘子。枪管比较短，想起蒋委员长的身材。据《中国抗战时期的武器和装备》一书，它比汉阳造短 6.13 英寸，轻 0.06 公斤，携带比较方便。我常常觉得对日本兵来说，三八式步枪是太长了，冲锋枪对美国兵来说，又太短了。
中正式步枪的弹舱是“暗舱”，藏在枪身里面，不露出来，枪身平坦，“枪上肩”就舒服多了。它用的弹夹叫“桥夹”，像一座桥把五发子弹托住，枪兵用拇指往下一按，子弹鱼贯下桥，进入弹舱。这个改变关系重大，我们用汉阳造步枪训练装子弹，学到的技术完全作废，新枪到手，行色匆匆，竟未经过充分操练。事后回想，倘若我们在海上或者在登陆的时候需要战斗，大部分人不会使用手中的武器，我也只能装一颗子弹射击一次，好像游击队员使用“单打一”，——它是土造的步枪，没有弹舱。幸而这样的状况没有发生。
中正式步枪名气大，抗战还没发生的时候，民间盛传国军设计了制式的步枪，将来全国军队都用一种步枪，它是采用捷克斯拉夫的蓝图加上某些改进，民间俗名叫捷克式。这枪稀罕，游击队里偶然有几支，大家都很景仰，蚂蚁也有虚荣心，扛着这样一支枪出关有精神。三十五年后，我在美国听说有个世界武器博物馆，中国只有中正式步枪陈列在里面，认为它是中国研发出来的武器。我很想去看一看旧物，一直不知道博物馆坐落在哪里。
接着换新军服，大家排队进仓库领军服，哇！管理人员一个一个打量我们的身材，发给相应的型号，太棒了！我领到的衣服不会再像紧身马甲，小周的衣服也不会再像睡袍了。哇！居然是“人字呢”，它是一种高档的布料，美国织造，纤维重叠成“人”字形，坚固美观，那时中国没有这么好的布料，所以尊称为“呢”。第一批人字呢进中国，它是罗斯福总统送给中国士兵的礼物，报纸称为“罗斯福呢”，后来中国用美援款项继续购买，可是多少军队南来北往，几曾在士兵身上见过？回到十六铺仓库，打开衣包，哇！原来是长裤，我们都穿短裤，下面打绑腿连接，我的裤子太短，一到冬天膝盖露在外面。马营冬天的气温通常是摄氏一度，我得了风湿病，青年壮年挺得住，老年变成了痼疾。
我们也领到宪兵上等兵的领章和正式的符号。那时陆军各兵科的名称，依照顺序是步、骑、炮、工、辎，各兵科领章的底色，依照顺序是红、黄、蓝、白、黑。宪兵并未单独成科，领章也是红色，为表示地位特殊，又和步兵略有区别，官文书上说是“暗红色”，怎么给我们那个“暗”字！宪兵自己改称是粉红色，沙团长训话说是荷花的颜色，勉励我们出污泥而不染。说到这里，我慨叹那时参谋本部作业没学问，抗战时期，国军炮兵养了一些壮汉，以人力拖拉炮车，代替马匹，这些壮汉也是军人，他们在花名册上叫做“代马输卒”，轻贱侮慢，离纸三寸！作家张拓芜干过这份差使，他的自传叫做《代马输卒手记》。抗战胜利了，沦陷区里有汉奸武力，有国民政府遥控的游击武力，有自发自动、自生自灭的地方武力，国民政府订了个处理办法，竟笼统称之为“汉奸游杂部队”！当年抗战发生，政府派员游走华北，鼓励地方人士共赴国难，拿出空白的委任状当面加委，这个是司令，那个是总队长。这些人卖田买枪，艰难抗日，九死一生之余，最后国府说出实话，这些抗日武力的身份既游且杂，地位竟在汉奸之下，真是情何以堪！
我们也领到宪兵独特的袖章，白底红字，两个大字“宪兵”，官版正印，十分醒目，宪兵执行勤务的时候把它套在左臂上，象征国家赋予的权力。我在沦陷区见过日本宪兵，中国建立宪兵以日本宪兵为蓝本，袖章的式样和日本宪兵相同。日本宪兵代表天皇，中国“宪兵令”第一条自称“对内代表政府，对外代表国家”。也是学日本宪兵的口气。没人喜欢日本宪兵，可是那时我崇拜纪律和效率，日本军人的表现感动了我。那时我不能用超乎国家的观点看世事，我认为那些品质是“日本的”才有害处，如果是“中国的”，就是优点。条件相同，结果可以大异，犹如两部汽车性能相同，年份相同，由于驾驶人不同，目的地不同，其中一部车翻覆了，另一部可以一路平安。
穿戴整齐，再配上一双皮靴，“兵要衣装”，众列兵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地笑，权当照镜子。这般模样，可以去见东北父老了！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有个“假设”：假设当年国军接收台湾，也先给官兵打扮打扮，台湾同胞还会说他们是“叫花子”兵吗？还会对中国失望藐视吗？“第一印象”很重要！后来我读到一篇报道，国军到越南北部受降时，部队先在边境的一条河里洗衣服、刮胡子。假使当年开进台湾的国军也有这番见识，尽可能注意军容，抗战艰苦的烙印不掩兴国的气象，台湾同胞以当时的爱国一念，也能接受甚至欣赏这样的“王师”。可惜……
抗战胜利，还我河山，收复山东是小事，收复台湾和东北才是大事。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东北，母校兰陵小学紧急集合的钟声，师生仓皇的表情，校长激昂的语调，犹在眼前。我在年年纪念“九·一八”国耻中长大，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点也没有地理隔阂，对东北的感觉一向亲切，一步踏上登陆艇，我就觉得是踏上了东北的土地，非常痛快，松花江上好像真有我一个家。
海军派来一艘登陆舰，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船”，它的形状与“船”不同，尾部有一堵方形的铁墙，整面墙打开，里面是个大统舱，汽车坦克车都能开进去。我们又学会了一件事，登上甲板时、向后甲板升起的国旗敬礼，国旗的位置选在后甲板，因为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战死在那里，中国建军处处师法外国，创造难！这又是一个证明。我们鱼贯入舱，码头上喇叭里传来歌声，正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再来是三年以后，一九四九年三月，紧接着“五月的风，吹在花心上。……”
海上浪花美丽，但即生即灭，一连三日（？）都是“没有月亮的晚上”。查陈年旧历，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正是阴历的五月底。我也曾拂晓爬上甲板，银灰色的浓云密布，海景昏沉，没看见日出。海大得令人绝望，天下地上、你能看见的只有水，其中有一切的不可思议。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水”，没有风浪，水依然动荡，不是水在地球上动荡，而是地球在水里动荡。海水变幻，我们没人能控制它，没人能了解它，也就几乎没办法适应它。海！一张很大的面具，底下白骨成山，难测难防。
航行中我不断思索，海到底有多大，要这么大的海做什么。我现在知道，地球上百分之七十是水，数学的答案：海洋面积是大约一三九下面加六个零、平方英里。中国成语“三山六水一分田”，没有科学知识的祖先居然猜个差不多。生物学家说，海是人类的故乡，可是事到如今，故乡难依难恋，我们在很大的压力下爬行，人在水中，心里想着“异乡”，暗自估量：现在走到苏北了，也许对岸就是徐州，现在走到鲁南了，也许对岸就是临沂，我们该进渤海了，也许对岸就是青岛。辽东半岛好像东北伸出来一只手，准备接引我们。我哪里知道，中国大地也像海一样，变化诡异，吞噬生灵，人的有情对大地的无情，当代滴几滴眼泪，后世一场笑谈。
海水连天，人如浮在太虚之中，我是基督徒，这时应该想到神，可是我想到的只是：大水汪洋，船怎能躲开礁石，找到航道。一位海军军官告诉我，那时没有人造卫星导航，高级船舰上用“声呐”探测，我们坐的登陆艇没有那样的配备。海上自然有路，船长能找得到，船长白天看罗盘，晚上看星宿，当然还有经验，而经验来自学习和勇气。好一个“海上自然有路！”后来我到了台湾，一九五六年，台湾修建横贯公路，由西部到东部，穿过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我参加新闻采访团前往参观，总工程师胡美璜接待，我问他如何能在群山万壑找出路来，他指着山峰说：“你看，每座山都有路，如果没有路，水如何能流下来？”
今天回想，我在海上进入了我的“无神论时代”。也许人人都有个无神论时代。少年时期，宗教是诗，老年，宗教是哲学，我的诗花已谢，哲学之树还没成林。我七尺血肉，跨步不过七十五公分，举重不过一百二十磅，投掷不过五十公尺，很想顶天立地。我是矛盾的，一天中午，我登上甲板，海水正蓝，有如温柔的眠床。我忽然想到自杀，大海实在是自杀最理想的场地，只要纵身一跳，身段潇洒，葬礼豪华，不远处有一条鱼，像一头牛那么大、那么壮、也那么不慌不忙，也许是等着观礼吧。那年代，讴歌死亡的文章多，讴歌生活的文章少，作者以各种不同的动机礼赞各种不同的结束，我赶紧下舱，躲避死神的诱惑。有一天，我也许会自杀，然而不是现在，绝对不是现在。
登陆的地点不是旅顺，不是大连，而是葫芦岛。受苏联的阻挠，心仪已久的“旅大”无缘一见，葫芦岛成为军事运输的咽喉，它一向躲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胳膊弯里，知名度突然大增。我们舍舟登陆，五十多年后，张力教授说：“那批老船还在近海效命，堪称中华民国海军最长寿的舰只了。”暮色苍茫，扑面有风，只觉得风的温度不同，力度不同，风里传递的无字天书也不同。关外的风无情，南方来的游子怅然有所失，凛然有所惧。想起读过的两句诗，“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得不回头？”后来知道这是清人徐兰的出征诗，他吟咏的是嘉峪关。
休说回头，我们整队直奔火车站。我对葫芦岛车站唯一的印象是：许多民众站在铁路旁边看兵，露着一排亮晶晶的眼睛，回想起来，其中应该有几只中共的情报眼。第二天早晨，列车在某站停靠，有一位中年农妇，左手提着一只大壶，右手拿着两个大碗，靠近车厢，问谁要喝茶。我问多少钱一碗，她很爽快地说不要钱，这是我仅见的一次壶浆迎军。我没有喝她的茶，她走过一节又一节车厢，好像没人喝茶，坐在火车里长途奔驰，解小便麻烦，那时我们年轻，能忍饥耐渴。回想起来，也许有没有人喝茶无所谓，烧茶的也许是个共产党员。但是那时我们谁也没有这样想过。
宪兵勤务每省一个团，东北九省只派一个团，近乎点缀。那时有人说，内战是火，东北是火头头，增兵出关是火上浇油，第六团这一滴油作用不大。后来有人说，出兵东北是“蒋介石的孤注一掷”，第六团只是一个很小的筹码。今日论东北战事，各家著作摆满了书架，几乎没人提到六团，即使是大骂国民党扰民，也只是数说警察的罪恶，宪兵连作陪的份儿也没有。千名关中子弟，投入江湖，留芳遗臭都沾不上边，究竟是他们的幸、还是不幸？
沈阳南站下车，好像是走过一段阴暗的地下道、再登上石阶“钻”出来，站前广场空旷，阳光明亮。后来一位东北青年告诉我，他是满洲国军队的成员，曾在这片广场上列队欢迎苏联红军，指挥官向红军部队长举起指挥刀，准备行“撇刀礼”，他在举刀时露出腕上的手表。那个老毛子军官一眼瞥见手表，立即抓住对方的手，把手表摘下来，装进口袋里，后面的官兵有样学样，纷纷动手，把仪队每个成员的手表抢走。
广场中心竖着苏联红军炫耀战功的建筑物，那时报纸称为红军的胜利纪念碑（沈阳市志说，现在改称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不管名字叫什么，且看碑的造型，碑身像一根柱子拔地而起，高耸触天（现在知道全部高度二十七公尺），碑顶上“挑起”一座跃进式的坦克（现在知道坦克四公尺半高），南站是交通枢纽，每天成千上万的人从苏式坦克的阴影下走过，也就是苏式坦克每天从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头上碾过，建筑也是一种语言，苏联临行放话，何其粗暴！何其傲慢！沈阳留下苏联红军的胜利纪念碑，云南留下史迪威公路，台北留下罗斯福大街，都是出于政治谋略，藐视人民心理反应。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苏联这才出兵攻入东北，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苏军继续推进，占领东北全境七个多月，劫走的工业设备价值美金二十亿元，劫走的金块价值美金三十亿元，劫走伪满时代的纸币军票，回头套购物资。在东北境内发行红军票九十七亿元，敲骨吸髓。苏联大兵在火车电车上公开奸淫妇女，中国女子剪发束胸，穿着男装，沈阳的朋友曾经把他太太变装的照片拿给我看。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胜利，居然还允许有这样的纪念碑！苏联在东北的行为没有国格，然而中国的国格又何在！我能感受到东北人的屈辱。
跨进沈阳，迎头撞上“盗卖大豆案”。这是“黄金万两”的大案，东北的军政领导人、东北的经济最高主管、中央粮食部派到东北的钦差大臣、一干人等都受牵连。打开报纸，读到正在流行的顺口溜：“小宴天天有，大宴三六九。”形容接收人员的快乐生活。然后我们陆续听到“一万四千个”接收变劫搜的故事，报纸社论“问孝陵松柏几多存？年年少！”贪污的种子不择土壤，而东北土地肥沃，“一根筷子插下去也能发芽。”只见眼前一干人等，马前也是桃花，马后也是桃花。咳！也不过三年光景罢了，“争春不肯让分毫，转眼西风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