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
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
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可怕的日本人”！京沪的论客如此判断，他们借小报一角，谈日本军人在硫磺岛上的壮烈，谈日本侨民在塞班岛上的壮烈，谈“自杀飞机”在空中的壮烈。我今天重读关于“神风特攻队”的记述，两千五百一十九个日本青年，志愿献身，他们驾着特制的小飞机，带着重磅炸弹，全速冲向美国军舰，粉身碎骨。他们炸沉了普林斯顿航空母舰、怀特普来恩斯航空母舰，以及其他军舰。美国的生产力雄厚庞大，马上可以补充损失，日本的自杀飞机却用光了。无论神风队如何英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仍然节节败退，亡国的命运注定，神风战术不能挽回。最后，执行此一战术的日本第五海军航空司令宇垣，亲自登上自杀飞机出动攻击；发明此一战术的海军参谋长大西切腹自杀，他留下遗书，对英勇牺牲的神风队员道谢，对那些队员的家属道歉。
日本政府欺骗了日本青年，执行骗术的将领过于“入戏”，“入乎其中”而无法“出乎其外”，跟着假戏真做了。但是我至今不能认定这是中肯的论断，无论如何，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的，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无论如何，政略错误不能由军人用投降叛变来纠正。战地军官，军权至高，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之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换一个新官位，他的部下经过改编整训，枪口换个方向，不是死在这个战场上，就是死在那个战场上，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优于”那样的军人。
然而那样的军人的确可怕。抗战时期，我们都熟知兵学家蒋百里的名言，他说日本盛产清酒、樱花和鲤鱼，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没有后劲，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樱花突然满树盛开，也一夜败落干净，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厨师烹鱼前，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厂再造；樱花谢尽了，明年重开；鲤鱼死了，来世轮回。京沪论客高分贝呼喝，教人莫唱《何日君再来》。
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
然而一般军人也的确可怜，无论精神上、物质上他们都贫无立锥，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一切资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们回去连食物也没有。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强奸过中国妇女，此人的妻女正在卖淫；如果此人放火烧掉中国人的房子，此人的祖居已被烧夷弹或原子弹化为灰烬；如果此人用他的东洋皮靴踢过中国人的孩子，中国学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即使此人从未抢过中国人的东西，他的家已遭中国游民侵入，喜欢什么拿什么，“你们从中国人家里抢来的、我们收回。”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国读书人，中国学生打日本教师也形成一时风气。
东北人性情刚烈，属于“北方之强”，那时他们远在“化外”，没听见“以德报怨”的广播，“恩仇不报非君子”，动手杀死许多日俘。多少日俘日侨被飞机炸死，被老百姓杀死，衣服被人扒光冻死，多少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疗，也是一死，还有不少人自杀而死。死神一次一次筛选，最后大难不死，再回到日本去受罪。现在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书中有许多见证，跟我当初听到的传闻八九不离十。
天皇下诏投降，教他们“不能忍者忍之，不能受者受之”，可怜天皇哪里知道个中隐痛辛酸。“忍”能维持自尊，也许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但是也只有在中国人手中办得到，或许可以说，这才是中国给他们的特惠。“南京大屠杀”一笔账，算来算去算到日军将领谷寿夫头上，他是第六师团长，一九四五年进占南京。中国法庭审判他，他十分庄重地说，他不知道有大屠杀，他从未下过那样的命令，但是他说，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样做了，他有责任，他愿意负起责任。声调沉稳，要言不烦。中国法庭杀了他，“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大体上说，盟国法庭杀战犯，仅仅杀了他们的肉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幽魂早在日本复活。任何国家都得有国魂，日本打造国魂，“二战”战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到靖国神社、日本的忠烈祠。二○○一年盂兰盆假期，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他说，那些战犯在艰难岁月中怀着对祖国未来的信念，血洒疆场，英灵不泯。
我们到了沈阳，听到苏联军队干的坏事。奸淫掳掠的事容后再谈，单说对待俘虏，斯大林把二十八万日俘运往西伯利亚做苦工，饥寒交迫，劳动量很大，估计他们以青壮之年憔悴而死，斯大林杀了他们的身体，也杀了他们的灵魂。一九五○年，苏联把“在中国犯罪”的日本战犯交给中共，其中包括在山东执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关东军制造细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队支队长神厚秀夫。日军投降时，中共力主严惩战犯，一朝战犯在手，个个从轻发落。中共只是杀了他们的灵魂。
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那时还有日本女子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食物，据说她们都是日本官员的女儿。日本女子也在街头搭建临时的小木屋卖酒，拉起白布条做成的广告，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二十岁模样的少女，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的工人或马车夫，这些粗鲁的男人乘其不备出手突袭，摸她们的胸脯，或者揪住头发吻她们的脸，她们都能说汉语，可是没有抗议争吵，也不流泪，默默地承受一切。
资料显示，东北地区有日侨一百三十万人。沈阳一地大约有二十万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来的营妓舞女。东北遣送日俘日侨进度较慢，李修业在《遣送东北日侨俘的回忆》中说，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毕。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听到许多。
日本占领东北后，向东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经营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权分子，一声投降，全成了搁在沙滩上的鱼。那时她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淫媒”之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我有一位本族的长辈，他在关内工作，因业务需要，经常往来沈阳，为起居方便，他在沈阳市买了一幢日式房屋，他若不来沈阳，房子就由他军中的密友们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诉我，许多上校、少将级的人物轮流在那幢房子里宿夜，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有时一个人睡人家两个，有时两个人睡人家一个。关于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以后还有故事可讲。
美色也是阶级，漂亮女子总是归官位高的人，门当户对。聪明的美女也总是赶快找一个“英雄”献身，受他的保护，免得再去伺候一个一个“人下人”。那年代，女囚收监以后，倘若无背景而有姿色，很可能由典狱长之类的人物召去陪睡，若是不从，她就会落进那些看守员的手里，他们轮流纵欲，使她悔不当初。日本女子毫不迟疑接受了她们的命运，而且竭力减少了损害。
据说在床上，日本女子委屈迎合，那一份从里到外彻底奉献，才真是“无条件投降”。而且她们穿着华美的和服来，脱掉和服，里面并没有内衣，男人的这份骄傲和享受，也许只有皇帝召幸后宫嫔妃才可以得到。日本男人太刚，幸亏日本女人来补救，战胜国的男人尝过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后，对这个战败国有宽恕心。
后来我到台湾，结识了一位剧作家，他当年在军中做政工，他的部队第一批出关，进占沈阳。他的官阶虽然低，却也有一段醇酒妇人的日子，他说，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以个人幸福庆祝抗战胜利”。他胸中有许多日侨女子的故事，但是没来得及写出来。
我从他那里知道，日本的少妇和少女，装束有别，他们找来的都是少妇，上了床才发现是少女。他们纳闷：向来只见少妇冒充少女，何曾听说“反串”？后来明白了，日本少女认为贞操神圣，妇人就没那么严重，她以少妇装扮保留自尊心，同时她也表示大割大舍，没有什么“过渡”。那时中国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有经验的嫖客说，识别真伪很容易，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里，抚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国人。面对横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
动荡之世，“每一个维持尊严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牺牲尊严的女人。”日本男人亏欠中国人，中国男人亏欠日本女人。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美色，正如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势，双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他们总是白天外出，匆匆赶回来参加晚点名，一脸酒色财气，连长训话，要求大家“节制”。后来知道，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日本女子为美军官兵布置温柔乡，赚外汇，也争取美国对日本的同情。美国记者发出报道：“东京的妇女大半是妓女。”中国记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牺牲肉身，图利本国。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企业家许文龙旧话重提，他称赞日本女人牺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