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小学似乎是从中间插班读起的。
插班要经过学力测验，那时测验学力不考算术只考国文，多半是写一篇自传，视文字表达能力为国文程度之最后总和。
我考插班连自传也免了，只是由校长王者诗先生口试了一下。那时抗日的情绪高涨，学生天天唱吴佩孚的《满江红》，歌词第一句是“北望满洲”。校长随机命题，问“北望满洲”是什么意思。
那时我也会唱这首歌，但从未见过歌词，只能照自己的领会回答。我说：“很悲痛地看一看东北三省。”
校长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告诉我没答对，可是插班批准，他没有再问第二个问题。
我糊里糊涂过了关，心里一直纳闷。后来知道，校长认为我错得很有道理。
那时为求歌声雄壮，《满江红》用齐步走的唱法，第一个字占一拍，激昂高亢，这个字应该很有感情，使音义相得益彰。我听音辨字，不选“北”而选“悲”，校长认为我在语文和声韵方面有些慧根。
好险，校长如果多问几个问题，一定发现我的根器极浅。吴佩孚的这首得意之作被我们唱得铿锵有力，我们并不明白他到底说些什么。
入学后看到歌词。“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潮大作”，这两句听得懂。“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吉江辽沈？听不清楚。“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这两句勉强可以听懂。“到而今外族任纵横，风尘恶。”听不懂。“甲午役，土地削”，可以懂。“甲辰役，主权夺”，不大懂。“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不懂。“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这两句很响亮，深入人心。
最后还有两句：“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山东半岛上有座蓬莱山，山上有庙，可以出家，我们懂。可是一想到吴大帅突然变成和尚，忍不住有滑稽之感。加以“念弥陀”的“陀”字人人唱成轻声，在舌尖上打滚儿，增加了我们的轻佻，露出揶揄的笑容。
这最后两句，我们能看懂字面，不懂它的境界。如果这首《满江红》在前面唤起了人们的慷慨悲壮之情，到最后恐怕也抵消了。
吴大帅虎符在握的时候，曾把他的这首词分发全军晨昏教唱。那时的士兵多半不识字，问长问短，官长解释：大帅说，他要打鬼子。
打鬼子，好啊，可是念弥陀做什么？
大帅说，打倒了东洋鬼子，他上山出家。
士兵愕然了，他们说，大帅打倒了鬼子，应该做总理、做总统，我们以后也好混些，他怎么撇下咱们去当和尚？他当和尚，咱们当什么？
大帅是想用《满江红》提高士气的吧，他知道后果吗？
我想，那做大官的全不知道后果，又把这首私人的言志之作推广到全国。
也幸亏有这首歌，我才记得我是怎么入学的。
有些事真的记不清楚了，我入小学，又好像是从一年级读起的。
我确实读过“大狗叫，小猫跳”。猫字笔画多，想写得好，比养一只猫还难。
这开学第一课的课文，被那些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抽作样品，反复攻击，责怪学校不教圣人之言，净学禽兽说话。我印象深刻，没有忘记。
上“习字”课时，我也曾反复摹写：
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七十氏
一直不明白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潘子皋老师给了我一个解释：
至高至大的人物，
只有孔夫子一人，
他教化了三千弟子，
其中有七十二个贤人。
这也是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音乐老师教唱“葡萄仙子”的时候我也在场，一面唱，一面高低俯仰做些温柔的姿势，不化妆，并不知道在反串小女孩。
还有一项铁证说来不甚雅驯，我在放学回家途中尿湿了裤子。
那时我还不很习惯连裆的密封式的裤子，沿途又绝对没有公共厕所。回到家中，母亲一面替我擦洗，一面给我如下的训练：
一、出门之前，先上厕所。
二、小孩子，尿急了，可以在没盖房子的空地上小便。
这些记忆，跟插班口试是冲突的，看来这中间有许多脱漏。脱漏的部分可能很重要，可能很有趣，也可能很苍茫或者很苍白。
我已永远不会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洞察他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依靠别人做他的史官，那人一定是他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关心他的人。慈母贤妻良师益友，也下过都是尽责称职的史官罢了。人生得一史官，可以无恨。
小时候，望着天上的白云，只幻想自己的未来，不“考证”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在老师命题下作文，写过多少次“我的志愿”，从未写过“七岁以前的我”。
就这样，飞奔而前，把历史，把史官，都抛在身后脑后，无暇兼顾了。
故乡的小学历经“三代”：私立的时代，区立的时代，到我入学读书的时候，是县立的时代。
私立小学在一九一九年就成立了，那是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年。十几年后，我入学的时候，到处有人还在说“进了洋学堂，忘了爹和娘”，反对新式教育，回头想想，一九一九年兴学也就很难得，很及时了。
在小城小镇办学，校址本来是个难题，可是天从人愿，故乡有三座庙连在一起，一座叫三皇庙，一座叫插花娘娘庙，还有一座圣庙，也就是孔庙。庙不但有房屋可以做教室，有空地可以做操场，还有庙产可以做经费。
于是，跟我曾祖父同辈的王思玷先生，跟我父亲同辈的王毓琳先生，自告奋勇拆除神像。他们没好意思动孔夫子，让他还是温良恭俭让站在原处，对配享的颜曾思孟可就一点也没客气。孔像虽在，大殿的空间足可以做学生集会的大礼堂。
到我做学生的时候，乡人还是很迷信。例如说，火车经过的时候，人必须远离铁轨，以防被火车摄走灵魂。例如说，中国人不可看西医，因为西方人的内脏构造与中国人不同，其医理医药对中国人无用。例如说，照相耗人气血精神，只能偶一为之，常常照相的人会速死。
我做学生的时候，镇上架设了电话线。电话为什么能和远方的人对谈呢？乡人说，你看，每根电线杆上端都有一个小瓷壶，电线绕着壶颈架起来，每个小瓷壶里有一个小纸人，电话是由这些小纸人一个一个传出去，传回来。所以，千万不要得罪外国人，外国人会把你的灵魂变成小纸人，囚在瓷壶里，一生一世做传话的奴隶。
回想起来，在我出生以前，那些长辈们决定拆庙兴学，确有过人的胆识。据说他们动手拆除神像的时候，消息轰动而场面冷清，没有谁敢看热闹，唯恐看着看着天神下凡杀人来了。神像拆除之后，多少人等着看后果，而庙中风和日丽，弦歌不辍……
私立学校的教师，有璞公（王思璞，字荆石）、玷公（王思玷，璞公之弟），还有跟我祖父同辈的松爷（王松和，字伯孚）。这几位长辈都在外面受过高等教育，眼见政治腐败，做公务员只有同流合污，决定回桑梓教育子弟，为国家青商会植根奠基。他们都是有钱的地主，不但教学完全尽义务，还要为小学奔走筹款。
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大学毕业生仍然很金贵，名字记载在地方志上，一官半职有得混。在我出生以前，这些受完高等教育的人能不慕纷华，献身自己的理想，回头想一想，大仁大勇也许就是如此了。
我入学以后，孔像还立在那里帮助学校教化我们，学生犯了过失，要面对孔像罚站。
可是，不久，县政府来了命令，孔像必须拆除。执行命令的是王者诗校长，他借来耕牛和绳索。牛只当是耕田拉车，向前一用力，哗啦啦神像倒坍。我记得，孔子的脸破成好几片，还在地上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
小学里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姓王，好像是王氏子弟学校。同学彼此之间以“宗人”之道相处，例如，选班长要选个辈分高的，由辈分高的管那辈分低的。
敝族班辈尊卑按“绍、庸、思、和、毓、才、葆、善”排列，那时绍字辈俱已作古，庸字辈硕果仅存，思字辈和字辈是栋梁精英，我是才字辈，辈分很低，平常受那些叔叔爷爷们指挥，不在话下。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早期毕业的学长里面有一位靳先生，家境清寒，与寡母相依为命。他们破家之后，前来投靠亲友。
这位姓靳的学长天资优秀，刻苦自勤，以极高的分数毕业，顺利考入师范。我读高小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师范学校毕业了。
当年，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这是一件大事，家长和老师一再引述称道，勉励我们上进。可是，当这位姓靳的学长申请回母校教书的时候，学校却不愿意接纳。由这件事可以看出那几位少爷同学的影响力。
当靳先生申请回校的消息传来，班上的几位叔叔对我们下达了指示。靳某既不姓王，又不是本地人，他是外乡来的难民，在我们眼里没有地位，这人怎么可以来做我们的老师？尊卑之分怎么可以颠倒？结论是，大家一致反对。
理由本来不能成立，可是校长宋理堂先生是个有行政经验的人，他认为那几个“骄子”的意见多多少少反映了他们家长的心态，“为政不得罪巨室”，他不愿接受这位高才生的回馈。
小学自改为县立，三任校长都是外来的，外来的校长对本地本族的人很尊重。记得有一次，我犯了校规，照例该打屁股，那时，校长是王者诗先生，他对训导处说，最好请姓王的老师执行。王者诗，字轩，和我们同姓，没有宗亲关系。王者诗，这个名字真好，后来读诗经，知道典出大雅。这么好的名字，竟没见有人和他同名。他一张红脸膛，一身结实的肌肉，嗓音洪亮，是个行动型的人，也有心思周密处。几经斟酌，孙立晨老师接受了委托。孙是我的表叔，物望甚隆，与潘西池、魏藩三并称兰陵三杰，被认为是适当人选。他朝我屁股上打了一棍子，我就叫起来，他也收手不打了。
主持靳案的宋校长是车辋镇人，他也是大户人家，宋王杨赵是鲁南的四大家族。宋校长白净文雅，说话细声细气，另是一种风格。他认为王家的问题仍由王家的人解决，找璞公荆石老师商量。
荆石老师辈分高，学问好，创校有功，人人尊为大老师，是本族的圣贤。自学校改为县立，他老人家除了上课不多说话，若是备咨询、做顾问，就像孔子那样“小叩之则小鸣，大叩之则大鸣，不叩则不鸣”。他对校长说：本校的学生，学成回母校服务，学的又是师范，有什么理由不用他？
校长估量荆石老师压得住，就把靳请进来，先安置在教务处办公，叔叔们的指示又下来了：只能给他叫靳先生，不准给他叫靳老师。
回想起来，那时候，敝族的精英分子已经僵化了，他们看不清时势，也不了解自身的处境。一年以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八年以后，掀起了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革命，靳先生蛟龙得雨，腾云而上，所谓乔木世家却在惊涛骇浪中浮沉以没，无缘渡到彼岸了。
受害最大的是一位苏老师，提起这件事来我有无限歉疚。
苏老师的长相与众不同。他方面大耳，下巴比一般人宽些，稍稍超前，是所谓蛤蟆嘴。他的前额有一条直立的皱纹，形如三角钉，据说相书上称之为“杀子剑”。但他的脸自有一种吸引力，使人觉得亲切和蔼。
回想起来，他那时大概二十几岁，来教我们国文，也许是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吧，他对教学真是可以用热情洋溢、无微不至来形容呢。也许就因为如此，他才一碰到挫折就受了重伤吧。
教国文的老师喜欢作文好的学生，那是当然的。于是，我们几个多得密圈的孩子，得到他特别关注。时间久了，那在班上目空一切的少爷们觉得自己受到冷落，没有面子，那似乎也是当然的。再加上我，常常提出问题向老师请益，在国文课堂上不时有老师放下书本和我对谈的场面，足以增加某些人对国文课的反感，这恐怕也是当然的吧。
有一次，那是对我最重要的一次，苏老师讲文章作法，他说，同样一件东西，同样一片风景，张三看见了产生一种感情，李四看见了产生另一种感情。他举的例子是，同样是风，“吹面不寒杨柳风”是一种感情，“秋风秋雨愁煞人”是另一种感情。
我对这两个例证起了疑虑。我说，春风和秋风不是一样的风，是两种不同的风，人对春风的感觉和对秋风当然不同。苏老师一听，微笑点头，他说：“我们另外找例子。我们不要一句春风一句秋风，要两句都是春风，或者两句都是秋风。”
下课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书来交给我，封面上两个大字：“文心”。这是夏丏尊先生专为中学生写的书，我一口气读完它，苏老师举的例子，是从这本书中取材。虽然书中偶尔有不甚精密的地方，但我非常喜欢它，它给我的影响极大，大到我也希望能写这样的书，大到我暗想我将来也做个夏丏尊吧。
蓄积已久的暗潮终于澎湃了。国文考卷发下来，有人拍着桌子大喊不公平，另外一些人挥手顿足，随声附和，俨然雏形的学潮。教务处劝苏老师休息一两天，不要上课，苏老师马上辞职了。我真难过。我非常非常难过。
苏老师离校前找我单独谈话，很安静地问我究竟是哪几个人领着头儿闹，我只是哭。
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没有回答他。若说是怕事，我那时没有那么赖，若说希望他学吕蒙正、不要知道仇人的名字，我那时也没有那番见识。我只是在心里反复默念：“苏老师，我要报答你。”
他很失望。也许我应该把心里的那句话说出来，沉默是金，然而并非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金子。
几个月后，我忽然遇见他，他不教书了，改行经商。那么热爱教学的一个人，居然放弃了他的志业，可见那件事让他太伤心了。我曾经是他最爱的学生，可是他那天没理我，一张脸冷冷淡淡。
我更说不出话来了，可是在我心底，我不住地默念，苏老师，我一定报答你！
在这苦闷的日子里，五姑忽然插班进来。那年，五姑也许有十七八岁了吧，大大超过了读小学的年龄。她以少女的灿烂吸引了所有的视线，确乎是鹤立鸡群。
继祖母持家有方，但也做过几件令人不解的事。她老人家最喜欢五叔，五叔早年丧偶，离家投入黄埔军校，留下儿子骥才由祖母抚育，骥才也是她最疼爱的孙子，可是她老人家不让骥才进学校读书。
在五位姑姑中间，继祖母最爱五姑。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环境里，五姑固然不曾读书升学，在那“女大不中留”的时代，五姑也迟迟不曾订亲，继祖母拒绝了所有的媒妁。
五姑忽然加入了女学生的行列，在当时当地是一大新闻。
回想起来，五姑不但漂亮，也活泼开朗，心直口快。每当我受人歧视的时候，她坐在最后一排，总看得见。她会大声叫着那人的名字说：“王×× ，不要当着我的面欺负人，我不高兴。”
姐姐训斥弟弟，弟弟不应该反抗，而且，他们也还不知道怎么跟一个身材和口才都超过自己的女生吵架。这些人的行为慢慢收敛了些。
五姑在音乐和体育方面很有天赋。那时，学校里只有简谱和风琴，人声就特别重要。她的年龄，足以把人声的优美完全发挥出来，有些歌曲是她唱成名曲的，——我是说在我家那个小地方。
这里有一首歌，我不会忘记：
春深如海，春山如黛，
春水绿如苔。
白云快飞开，
让那红球现出来，
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
风小心一点吹，
不要把花吹坏。
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
园里园外万紫千红一齐开，
桃花红，红艳艳；
李花白，白皑皑。
谁也不能采，
蜂飞来，蝶飞来，将花儿采，
常常惹动诗人爱。
如今写下来才发现歌词很长，当年从不觉得。五姑唱这支歌的时候，正值她生命中的春天，歌声中有她的自画像，凡是经过教室门外的人都驻足倾听。那年代，女孩子唱歌有节制，只可在音乐教室里唱，只要一步走出室外，就得“重新做人”。所以，我猜，五姑的天赋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当她主持公道的时候，有人敢怒而不敢言，当她唱歌时，所有的人都是臣服的，所有的声音都是她的附庸，别人的歌声只有一个用处：把她的音质音色之美衬托出来、彰显出来。我相信，那是母校的一种绝响。
唉，该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就在我“剥极必复”的时候，学校收到了省府发给的一套“万有文库”。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是王氏早年对出版界教育界的重大贡献。那时有人说，王云五一生事业是“四”、“百”、“万”，即四角号码，百科全书，万有文库。
各地小学能有这一套书，是省主席韩复榘接受了教育厅长王寿彭的建议，以公款购置发给。韩复榘不读书，王寿彭不读新书，两人居然有此善举，也是异数。
我不记得这套书一共多少本。总之，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书。学校为它盖了一间房子，成立了图书馆，派我在课外管理图书。为了工作，我可以不上体育和劳作。从此我有了避难所，下课以后，我就离开教室，坐在图书馆里。那些人从未到图书馆里来过。
文库里面的童话和神话，开了我的眼界。我不记得有小说。文库也给了我科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那时，在同侪中我相当博学。
不久，我又多出一件工作来。校长宣布，他要把这座小学当做一个县来演练实行地方自治。当然，他是奉了上级的指示。
本来，我对这件事没有兴趣，校方公布的规章，我只瞄了一眼，全校学生投票选出一位县长，我早已忘了他的名字。可是“县政府”成立，我被委派为第五科科长，主管教育，给我的生命注入了活力。
那时全国文盲很多，政府推行扫盲。学究办事，先就“文盲”的定义辩论一阵。有人说，只要认识一个字就不算文盲。中国人重视祖先姓氏，没受过教育的人也认得自家的姓，岂不是国中并无文盲？有人说，只要有一个字不认得，仍是文盲，那么打开《康熙字典》看看，岂非全国皆盲？何况《康熙字典》也没把国字收全。
扫盲是教育科的工作。“县政府”成立了许多识字班，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去教人识字，称为“小先生制”。我每天晚上去巡回观察教学的情形，撰写工作报告。当然，所有的工作由老师在幕后策划推动。
一个小镇也有“中央”和“边陲”吗，不识字的大都住在靠近城墙的地方，识字班也多半设在那里。五姑任教的那一班，简直就在荒野里。那时没有路灯，手电筒也很稀罕，逢到阴天下雨，一路上确实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五姑热心勇敢，从不缺课。
开班以后，临沂城来了一位督学，说是要视察实施的情形。那天晚上校长陪着他出动，由我带路。识字班的班址很分散，他走了三家，站在五姑教学的地方旁听了一会儿，就对校长点点头：“回去吧，下面不必再看了。”
他们回去，我和五姑一同回家。第二天，全校传遍了督学的话，督学说，他看见一个优秀的小先生，发音准确，仪态大方，精神贯注全场，顶难得的是懂得教学法。有这么一个人，足为视察报告生色，其余一笔带过就可以了。他说的就是五姑。可是五姑说，她那时十分紧张，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小先生制”给了我信心和愉快，从头到尾没受到什么干扰，这等事，有“干扰癖”的叔们爷们绝对不插手。回想起来，我这一生在那时就定了型：逃避干扰，只能有个狭小的天地。
那时，日子过得如同在一灯如豆之下做功课，眼底清晰，抬头四望昏昏沉沉。
虽然历史老师王印和（心斋）先生痛述近百年国耻纪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仍然打不破那一片昏沉。
虽然日本军阀出兵攻占了东北三省，“流亡三部曲”遍地哀吟，仍然觉得云里雾里。
虽然日本在华北不断搞小动作，要华北自治，要国军撤出华北，几百名大学生卧在铁轨上要求政府和日本作战，日子仍然像睡里梦里。
印和大爷心广体胖但个子不高，大脸盘永远不见怒容，一尊活生生的弥勒佛，可是那天在国文课堂上发了脾气。
谁也没料到他会发脾气，昨天这时候，他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块糖呢，上课有糖吃，大家直乐。
他带糖来有原因，那一课的课文是：
台湾糖，甜津津，
甜在嘴里痛在心。
甲午一战清军败，
从此台湾归日本！
…………
他由“宰相有权能割地”讲到“孤臣无力可回天”，糖不再甜，变酸。
“明天考你们，这一课的课文一定要会背，谁背不出来谁挨板子。”他很认真，同学们不当真，谁料第二天他老人家带着板子来了……
日子仍然像泥里水里。
唉，倘若没有七七事变，没有全面抗战，我，我这一代，也许都是小学毕业回家，抱儿子，抱孙子，夏天生疟疾，秋天生痢疾，读一个月前的报纸，忍受过境大军的骚扰，坐在礼拜堂里原让他们七十个七次，浑浑噩噩寿终正寝，发一张没有行状的讣文，如此这般了吧。
可是，日本帝国到底打过来了。那天校长的脸变红了，脖子变粗了，他说，对着全校师生握着拳头说，小日本儿贪得无厌，把台湾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拿东北；东北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来拿华北。小日本儿他是要亡咱们的国灭咱们的种！这一回咱们一定跟它拼跟它干！
全校，全镇，立即沸腾，到处有人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到处有人念“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学生昂然从老师用的粉笔盒里拿起粉笔，来到街上，朝那黑色砖墙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战争来了，战争把一天阴霾驱散了，战争把一切闷葫芦打破了。战争，灭九族的战争，倾家荡产的战争，竟使我们觉得金风送爽了呢。竟使我们耳聪目明了呢。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由口舌到肺腑是那么舒服，新郎一样的舒服。这才发觉，我，我这一代，是如此的向往战争、崇拜战争呢。
虽然我们都是小不点儿，我们个个东张西望，在战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战争给我带来了好几个第一。
校长从大城市里买来一架“飞歌”牌收音机，小小的木盒子，有嘴有眼睛，蚕吃桑叶似的沙沙响，忽然一个清脆的女声跳出来，喊着“XGOA”。我第一次知道那叫广播，无线电广播。
晚上，老师收听中央台的新闻，记下来，连夜写好蜡版，印成小型的报纸，第二天早晨派学生挨户散发，我参加了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做报”。
我还第一次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
还有，我第一次慰劳伤兵。
战局自北向南发展，韩复榘不守黄河天险，不守沂蒙山区，日军一下子打到临沂。伤兵源源南下，从西门外公路上经过。
这天镇公所得到通知，大队伤兵取道本镇，中午在镇上休息打尖。
镇公所立即动员民众烧开水、煮稀饭，把学生集合起来，每人发一把蒲扇，等到躺在牛车上、担架上的伤兵停在街心，用蒲扇给他们赶苍蝇。
那天烈日当空。那天苍蝇真多，苍蝇也有广播和报纸吗？怎么好像是从四乡八镇闻风而来？它们才不管谁是烈士谁是英雄，它们不问谁已复苏谁在昏迷，只要是血，不管什么样的血，即使是绷带上晒干了的血，紫色的硬如铁片的血。
我们站在担架旁边，挥动蒲扇，跟苍蝇作战。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用双手。女生闭着眼睛攻击，不敢看浴血的人。女生的母亲来了，给女儿壮胆。有些母亲，包括我的母亲，发现仅仅雪蒲扇还不够，端一盆水来给伤兵洗手擦脸。那手那脸真脏，把半盆水染黑了。那手那脸任你擦，任你洗，原来闭着的眼睛睁开，表示他知道。母亲用湿手巾像画一样像塑一样使那张脸的轮廓清清楚楚显示出来，才发现那是一张孩子的脸。母亲流下眼泪，很多母亲都流下眼泪。
我们曾经恨兵，我们曾经讨厌兵。可是那天，我们觉得兵是如此可爱。我们觉得那样脏的绷带，用门板竹竿网绳做成的那样简陋的担架，实在配不上他们的身份。那天我们最恨苍蝇，可是，头上空中出现了敌人的侦察机，我们又希望全省全国的苍蝇都来，组成防空网，把地上的一切盖住。
那时的防空常识说，你只要原地不动，飞机上的敌人看不见你。蒲扇马上停下来。那时，流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名言：天上的乌鸦不是比敌人的飞机更多吗？乌鸦拉屎可曾掉在你身上？我们一致默诵那首诗：“铁鸟来，我不怕，乌鸦拉薄屎，我没摊一下。”
侦察机来了，去了，然后，是我遭受的第一次空袭……
由“七七”日军在卢沟桥起衅到日本空军轰炸兰陵，其间相距半年。这半年没有上课。
我们不上课，我们听广播，广播里有沙沙的杂音，轻时如蚕食桑叶，重时如雨打芭蕉，但我们只听见新闻，听不见杂音。那时新闻中尽是伤亡与撤退，我们非但没有沮丧的感觉，反而兴奋得睡不着觉。不管眼前是胜是败，中国动手打鬼子了，到底打起来了。
那时，收音机是新奇玩意儿，每天晚上有许多人堵在办公室门口见识一番，校长宋理堂先生严格规定不准我们动手摸弄，我就坐在办公桌旁等候老师开机。那时收音机的体积大，有木制的外壳，正面分布着三个钮，一条标示波长的尺，还有送音的喇叭，它的构图常常使我想起人脸。开机后，那一声女高音“南京中央广播电台 XGOA”，使人精神大振，手舞足蹈。广播真是个神秘的行业，不料十三年后我也成为这一行的从业人员。
稍后，在靳耀南老师主持下，我们分组到四乡募集铜铁，供给兵工厂制造子弹。我参加的那一组负责兰陵北郊的农村，那是我第一次亲近北郊的田园人家。我们天天出动，记得曾有一位少爷同行，有一天，他进了村庄把任务交给村长，我们坐在村长家里喝茶，工夫不大，一阵乒乒乓乓装满了一辆独轮车。回想起来，这一番举动的效用乃是在教育和宣传，借着募捐深入而普遍地宣扬了“抗战人人有责”和“抗战人人有用”。
为“唤起民众”，学校的老师们演了一天戏，这件事最是轰动四方。学校的大礼堂原是孔庙正殿，殿前有一座高台，宽大平整，想是当年祭孔的地方，而今是现成的舞台。国文老师田雪峰先生，临沂城人，长于皮黄，荆石老师和靳耀南老师博通话剧，戏码不难安排。
演员就地取材，台上台下都有趣事。戏里有日本兵有汉奸，演汉奸的那个小伙子有天分，第一次上台就引得台下唉声叹气骂他坏。他老娘在台下顾不得看戏，人丛中挤来挤去找熟人，找到熟人就再三表明他儿子孝顺、诚实、也爱国，是个好人。
大轴是新编的京戏，剧情是日军侵略，人民流离失所。田雪峰老师演老生，靳耀南老师反串老旦，这两大主角事先请了说戏的师傅来研究身段，又吊了个把月的嗓子，郑重其事，演出时感动了许多人。
老旦的戏本已赚人热泪，结尾时老生又有一段碰板：
难民跪流平尊一声列位先生仔细听独只为我们的家乡遭了兵逃难来到兰陵城可怜我举目无亲腰内空腹内无食活不成但愿得兰陵镇上有救星发发慈悲给我煎饼热汤热水救救残生救人一命胜似念经
演到此处，台下观众纷纷掏出铜元来往台上丢撒，（那时买盐打油还使用“当十”、“当二十”的铜元。）全剧遂在主角道谢配角捡钱中落幕。
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停课，我们仍然天天到校，也看见每一位老师都在学校里。每个都有做不完的事情。这期间，县政府的视察来过，走马观花，夸奖我们新编的壁报。
后来，老师渐渐减少，他们打游击去了。
然后，同学也渐渐减少，每个人的心都野了，散了，不能收其放心了。
然后，就是那次击碎现实的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