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句话已经被民主主义者批倒斗臭了，不过，小时候，我对这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我以为领导民主运动的人，也属于“作之君，作之师”一类。
人，虽然都是圆颅方趾，都属灵长类、二手类，怎么有一种人天生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怎么有一种人，你和他一见面就觉得他影响了你，……
后来懂一点美术，知道线条颜色怎样左右你的情感，我想，也许是那些人的肌肉骨骼模样轮廓恰好符合了美术上的某种要求吧。
后来懂一点音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能造成什么样的气氛、产生什么样的幻觉，我想，也许是那些人的谈吐言笑、音质音色，有某种魅力吧。
为什么只有生公说法能使顽石点头呢，那秘密的力量，一定藏在生公的容貌体态声调里。
后来又知道，人的内在学养形之于外成为气质，气质可以有吸引力亲和力。种种如此，这人就不是寻常一人了，他就是造物有私、得天独厚了。
也许，我只能如此解释璞公荆石老师对兰陵人发生的影响。
荆石老师排行居长，人称“大老师”，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叫王思玷，人称“二老师”，三弟叫王思瑕，人称“三老师”。单看名字可以猜出这是一个不同流俗的家庭，依取名的习惯，“思”字下面这个字该是精致华贵富丽堂皇之物，他们三兄弟不然，一个想的是“璞”，璞，原始石头也；一个想的是“玷”，玷，玉石上的缺点也；一个想的是“瑕”，瑕，玉石上的斑痕也。
他们想的是真诚的品德和行为上的过失。兰陵千门万户，如此取名字的仅此一家。
大老师首先影响了他的二弟，使二老师成为小说作家和革命斗士；接着影响了他的三弟，使三老师成为自学有成的经济学者。同时，他影响我们的父兄，并且办学校影响我们。
我没见过他青年时期的照片，等我有幸“亲炙”的时候，他已过中年，头发半白，手背上鼓起青筋，加上身材瘦小，名副其实地唤起“荆”和“石”的意象。但是，你绝不认为他是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意识，我只感觉到尊严、权威，然而并不可怕。
那时，我们开始发展少年期的顽皮，但是，在他老人家上课的时候，我们是鸦雀无声的。
那时，我们逐渐有了拖拉逃避的恶习，但是，他老人家规定的作业，我们是准时呈交的。
他老人家从未大声呵斥任何人，从未威吓警告任何人，从未用体罚或记过对付任何人。可是我们总是用心听他的话，照他说的去做，唯恐自己太笨，又唯恐他对我们的期望太低。
那时，我们小孩子夹在大人的腿缝里仰着脸听高谈阔论，时时可以发觉大老师是家乡的“意见领袖”。
我记得，小时候，夏天，有一位长辈在院子里乘凉，忽然看见空中出现了宫殿街道与人群。他以为南天门开了，他以为看见了门内的天堂，连忙跪下祈求神灵让他儿子做官。
第二天，消息轰动全镇，但是大老师说，那不是南天门，那是光线折射造成的海市蜃楼，那根本是某地一座大庙的幻影。哦，原来如此！“南天门震撼”立刻消失。
那年月，中共在江西成立苏维埃组织，斗争地主，乡人皱着脑袋瓜儿想，想这是什么道理。“有人问过大老师吗？”据说有人问过，据说大老师面无表情，口无答语。据说大老师向某人说了八个字：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众家乡人只好暗自猜这是个什么理，这是怎么一回事。……
敝族在明末清初昌盛起来，有清一代，出了五位进士，若干举人秀才，酒香之外，兼有书香。民国肇造，新学勃兴，我们家乡是个小地方，骤然跟新时代新潮流脱了节，幸亏还有青年子弟剪了辫子出去受教育，璞公玷公是其中之佼佼者。
这兄弟俩本来是学铁路的，那时都相信“建设之要首在交通”，毕业后本可以在外面做官，可是那时做官，要陪上司打麻将吃花酒，替上司弄红包背黑锅。那时军阀混战，政局不定，一朝天子一朝臣，做官的随时准备另找职业。这兄弟俩一看，算了吧，不如回家办个小学。
这个决定何等了得，弟兄俩承先启后，把文化的命脉在我们家乡接通了。
那时，家乡有四位有实力有声望的少壮精英支持办学，愿意跟大老师共同担任校董，他们的名讳是王思澄、王思庆、王思敬、王思璜。在他们的支持下，二老师亲自率众拆掉庙里的神像，改建教室。
私立兰陵小学成立，大老师以校董主持行政，同时教国文，教历史，教美术，除了音乐以外，他都能教，是一位全能的教师。他和二老师自称义务教员，不支薪水，后来，与我祖父同辈的王松和来做过校长，松爷学贯中西，有领导才能，他也没拿过一文报酬。
通过教学，大老师把许多新生事物引进家乡。
他引进注音符号，时间在国民政府通令正式以注音符号列入教材之前。拼音时，他先把前两个字母拼成一音，再用这个音去拼最后的韵母，可说是两段拼法，与各地流行的一次拼法不同。他似乎吸收了“反切”来推行拼音，这个两段拼法一直使用到“县立时代”，成为母校教学的一项特征。
他引进话剧，不仅剧本，还有道具服装布景效果一整套东西。他编写的《正义的话》，自己导演，演出一个纯朴的乌托邦，国王和农夫在阡陌间对谈，上下之间没有隔阂和压迫。
他引进木刻。他大概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就把木刻列入美术课程。他要求学校供应木版和刻刀，只收成本费。学生把他刻成的作品拓下来，贴在木版上，描红一样照着刻。为了替学校筹款，他刻了一张很大的海报，画面主体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火头上悬着一枚制钱，下面一行大字：“就差这把火！”这种“诉诸群众”的方式，也是他第一个在家乡使用。
他引进荷马、安徒生、希腊神话和《阿 Q 正传》。他也引进了许地山。他本来不主张背诵，他以补充教材讲授《阿 Q 正传》的时候，偶然赞叹“这样精炼的白话文，应该背诵，值得背诵”。于是他老人家最喜爱的一些学生展开了背诵竞赛，几天以后，这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竟有好几个人能够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这些先进学长也背诵了荷马的《奥德赛》。
还有，我必须记下来，他老人家引进了马克思。……
朱子说，有个朱晦庵，天地间就多了些子；没有朱晦庵，天地间就少了些子。大老师之于吾乡，也许就是如此了！
大老师有反抗世俗的精神，不仅见之于还家不仕，拆庙兴学，还有很多行谊。
例如，他的书法。
吾乡吾族以书法家衍公（王思衍）为荣，习字皆以衍公的楷书为范本。那时习字用毛边纸铺在范本上摹写，称之为“仿”，这底下的范本叫做“仿影”。
衍公的墨宝并不易得，外人慕名求字，多半由他的得意门生（也是他的本家侄子）王松和以行草应付，颇能乱真，不过，若是本家子孙向老人家要一张“仿影”，几天内一定可以拿到真迹，不论远房近房，富家穷家，有求必应。
所以家家有衍公写的“仿影”。收到仿影的人，多半以“双钩”描出轮廓，用墨填满，保存原件，使用副本；也有人并不那么讲究，直接使用真迹，墨透纸背，渐渐把仿影弄脏了。没关系，等到仿影脏到不能使用时再去要一张来。
衍公写出来的仿影，近颜似柳，端正厚重，均匀整齐而又雍容大方，正是清代士子必习的馆阁体。族人在这一字体的熏陶中成长，写出来的字差不多同一面目，外人戏称“兰陵体”。
那时，过年家家贴春联。旧年最后一天，家家都把春联贴好了，这时有一个非正式的节目，三三两两到街上散步，左顾右盼，欣赏春联。林林总总，春联上的字天分有高低，功力有深浅，但同源共本，确有所谓“兰陵体”。
大老师不学兰陵体，他写汉隶，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要写得不同。
还有，他主持的别开生面的婚礼。
他的公子王纶和先生结婚，是吾乡一大盛事，世家联姻，郎才女貌，大老师又改革了婚礼。
大老师的故居在兰陵西南隅，与我家祖宅为邻，门前有一行槐树，乡人称他家为“槐树底”。我们两家门外有广场相连，平坦洁净，供收割庄稼使用，乡人管这种广场叫“场”，阳平，读如“常”，他家和我家一带地区统称“西南场”。大婚之日，“场”中肩并肩腿碰腿挤满了观众。
我是那次婚礼上的小观众，并且努力挤进了大门，眼见拜天地废除了叩首，改用鞠躬。新娘似乎未用红巾蒙头，即使有，也老早揭掉了，新娘新郎当时就站在院子里照相，大老师挤在观众当中着急，认为新郎的表情生硬，需要改进。他老人家也许认为这张照片应该像他在南京上海所见、一双璧人露着幸福的笑容吧。
大老师“欲回天地入扁舟”，他老人家毕竟是“思想的人”，二老师才是“行动的人”，思想的人与入室弟子坐谈论道，行动的人提着头颅走向战场。大老师成为先进，二老师成为先烈。从二老师的实践看出大老师的观念。
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大老师如乳，二老师如酒；大老师如杜甫，二老师如李白；大老师如诸葛，二老师如周郎；大老师如史，二老师如诗。
大老师三读资本论，赞成社会主义，欢迎共产党。我没听他亲口说，只听他的得意高足这么说，“槐树底”的子弟也这么说，人证凿凿，要怀疑也难。
我只知道大老师同情——甚至尊重——穷苦而又肯奋斗的人。
有一个人，算来和大老师同辈，半夜起来磨豆腐，天明上街卖豆腐，他儿子在小学读书，成绩极优。当他的太太沿街叫卖热豆腐的时候，那些大户人家深以辱没了王家姓氏为憾，唯有大老师，若在街头相遇，必定上前喊一声三嫂子。这一声三嫂子出自大老师之口，给他们全家的安慰激励是无法形容的。
有一次，全县的小学举行演讲比赛，本校要派一名代表参加。为了选拔代表，各班先举行班内比赛，选拔好手，各班好手再举行校内比赛，产生本校的代表。比赛由大老师主持其事，他特别识拔一个叫管文奎的同学。管文奎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做女佣抚养子女，是真正的贫户。大老师认为文奎的演讲有“擒纵”，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声音也响亮动听。文奎果然不负厚望，赢得这次比赛的亚军。
那时，兰陵的清寒人家有些是敝族的佃户或佣工，他们的孩子和“东家”的孩子一同读书，那些少爷小姐把阶级观念带进了学校。在那种环境里，连某些老师也受到习染，走在路上穷学生向他敬礼的时候，他忘了还礼。我们的大老师不是这个样子，大老师的儿子侄女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只知道这些，别的全不知道，余生也晚，及门受教时学校已改县立，国共已分裂，江西剿共已进行，大老师思不出位，言谈绝不涉及国文以外。但是我想，他老人家那些“入室”弟子也许仍然有些“异闻”吧？
其实，那时候，某种思想已经写入政府编印的国文课本，例如：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例如：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
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饿倒哥哥嫂嫂。
这一类课文，与最早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固然反其道而行，跟稍后的“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也大异其趣。关心民瘼的大老师，对此也许不能“予欲无言”吧。
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是，七七事变发生，兰陵人奋起抗战，国共竞赛，各显神通，大老师最欣赏最器重最用心调教的学生全在红旗下排了队，他们的大名是：王言诚（田兵），靳耀南（荣照），魏洁（玉华），杨冷（文田），王川（生杰），王秋岩（思菊），孙立晨，陈桂馨（德吾），孙缙云，王立勋，管文奎。这些人都做了建造“人民共和国”的良工巧匠，其中王言诚，王川，靳耀南，更是劳苦功高。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言诚先生说，大老师接受社会主义，他并非从阶级观点出发，他是从孔孟的仁爱和释迦的悲悯出发，他老人家认为儒家释家都空有理想，只有共产党能够付诸实行。所以，就让共产党来干吧。
或者，大老师好比《新约》里的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也许，大老师不像施洗约翰，他未必了解“那后之来者比我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不配”。
回想起来，我并非大老师的好学生。那时，人人称赞我的作文好，大老师却说不然。
那时我们爱写抒情的散文，所抒之情，为一种没有来由的愁苦怅惘，不免时时坠入伤春悲秋的滥调。那是当时的文艺流行病，我们都受到感染，而我的“病情”最严重。
那时，我已经觉察国家危难，家境衰落，青年没有出路，时时“悲从中来”，所以不能免疫。
“愁苦之词易工”，我那时偶有佳作，受人称道，只有大老师告诉我们，这样写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他老人家说，文章不是坐在屋子里挖空心思产生，要走出去看，走出去听，从天地间找文章。
天下这么多人你不看，这么多声音你不听，一个人穷思冥索，想来想去都是别人的文章，只能拼凑别人的文句成为自己的文章，这是下乘。
他老人家最反对当时流行的“新文艺腔调”，例如写月夜：“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照着我孤独的影子。”例如写春天：“光阴似流水般地逝去，一转眼间，桃花开了，桃花又谢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当时，这种腔调充斥在模范作文或作文描写词典之类的书里。他不准我们看这些书。
他老人家说，说书人有一种反复使用的“套子”，死学活用。说书说到官宦之家，大门什么样子，二门什么样子，客厅里挂着什么字画，摆着什么家具，有一套现成的说法，这一套可以用在张员外家，也可以用在李员外家；可以用在这部书里，也可以用在另一部书里。作文一定要抛弃你已有的“套子”。
依他老人家的看法，学文言文和学白话文，方法大有分别。学文言是学另外一套语言，那套语言只存在于书本里，在别人的文章里。你必须熟读那些文章，背诵那些文章，才可以掌握那一套语言。你写文言文的时候，先要想一想你能够背诵的那些句子，把它从别人的文章里搬过来使用。你写的文言文是用古人的句子编联而成，颇似旧诗的集句。
那时去古未远，大家对学习文言的过程记忆犹新，自然拿来用它学习白话文学。可是大老师认为这是歧途，白话文学的根源不在书本里，在生活里，在你每天说的话里，不仅如此，在大众的生活里，在大众每天说的话里。
回想起来，大老师这番教导出于正统的写实主义，是堂堂正正的作家之路，对我们期望殷切，溢于言表。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意思，我相信，别的同学也没有听懂。
回想起来，这段话，也许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吧？遍数当年全班同学，再没有像我这样醉心作文的。
可是，那时，我完全没有照他的话去做。
他说，文笔一定要简洁。
国文课本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敌人占据了我们的城池，我军准备反攻，派一个爱国的少年侦察敌情。这少年在午夜时分爬上城头，“看见月色非常皎洁”。
看见月色非常皎洁！全课课文只有这一句写景，大老师称赞这一句写得恰到好处。为什么到了城头才发现月色皎洁？因为这时他需要月色照明，好看清楚城里敌人的动静。他说，倘若由俗手来写，恐怕又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一大串拖泥带水的文字。
受降城上月如霜！月如霜三个字干净利落，用不着多说。
他老人家的这番训诲，我倒觉得不难。我把这种写法首先用在日记上。我记下，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四周都是哭红了的眼睛”，大老师给我密圈。我记下，有一天因事早起，“星尚明，月未落，寒露满地，鸦雀无声”，大老师又给我密圈。
通常，学生的作文都很短，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写得长些。有一次，大老师出题目要我们比赛谁写得又好又短。题目是“我家的猫”。我写的是——
我家的猫是一只灰色的狸猫，是三岁的母猫，是会捉自己的尾巴不会捉老鼠的猫，是你在家里的时候它在你脚前打滚儿、你不在家的时候它在厨房里偷嘴的猫，是一只每天挺胸昂首出去、垂头丧气地回来的猫。你说，这到底是一只什么猫？
据说，大老师看到我的作文时微微一笑：“这孩子的文章有救了。”作文簿在老师们手上传来传去，有人认为“的猫”两个字太多了，删掉比较好；也有人主张“的猫”很有趣，而且扣题，题目就是“我家的猫”嘛！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对作文又爱又怕，怕我那些“妙手偶得”的佳句不能通过大老师的检验。有一次，我在作文簿上写道：
时间的列车，载着离愁别绪，越过惊蛰，越过春分，来到叫做清明的一站。
大老师对这段文字未加改动，也未加圈点，他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淡淡地对我说：“这是花腔，不如老老实实地说清明到了。”
又有一次，我写的是：
金风玉露的中秋已过，天高气爽的重阳未至。
他老人家毫不留情地画上了红杠子，在旁边改成“今年八月”。
回想起来，大老师提倡质朴，反对矫饰，重视内容。他朝我这棵文学小草不断地浇冷水，小草受了冷水的滋润，不断地生长。这一番教导对我的影响太大、太大了。
二老师玷公完全实践了他大哥的文学理论。
玷公一八九五年出生，一九二六年响应北伐起事战死，得年三十一岁。他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也就是二十六岁至二十九岁之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七篇小说，被茅盾惊为彗星。
这七篇小说经王善民、靖一民两先生合编为《午夜彗星》一书，它们是：
《风雨之下》——描写一个老农在天灾下的挣扎。
《偏枯》——泥瓦匠因为瘫痪，不得不出卖儿女的故事。
《刘并》——庄稼人受地痞欺负，无处申诉的故事。
《归来》——“浪子回头”故事的现代版。
《瘟疫》——描写老百姓对军队那种入骨的恐惧。
《一粒子弹》—— 一个农村青年热衷从军的下场。
《几封用 S 署名的信》—— 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中醒来。
七篇小说都是很完整的艺术品。一如大老师所主张的那样，这些小说的题材来自触目所及的现实，透过精细的观察而取得，摒弃了玄想梦幻；小说的语言因靠近日常生活而朴实真挚，不卖弄修辞技巧去刻意雕琢。更重要的是，作者玷公虽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却以无限的关怀描写了贫农下农的痛苦，这想必更是大老师所乐见的吧。
二老师提笔创作的时候，距离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才四年，“新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后三年，许多小说家还不曾崭露头角，二老师居然能把短篇小说的形式掌握得如此完美（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居然使节奏的流动、情节的开阖、情感的起伏三位一体，我们只有惊叹他的天才，惋惜他的天不假年！
《小说月报》是当年小说作者的龙门，茅盾先生以小说祭酒之尊来此掌门，他根本不知道王思玷是何等样人，来稿七篇一一刊出，采用率百分之百。他又把七篇中的三篇选入《新文学大系》，入选比率为百分之四十。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卷的序言里以一万九千字推介入选作品，玷公占了一千多字。由此可以看出，那时领导文坛的人，对于有潜力有发展而又符合意识取向的作家，是多么勤于发掘、乐于揄扬！深耕易耨，无怪乎有后来的遍野丰收！
那时白话文尚未成熟，二老师受时代限制，小说语言有生糙处（不是生硬）。方今白话文精雕细镂，熟极而流，又有故作生糙以示返璞的趋势，二老师的小说今日读来，反而别有风味。他苍劲似鲁迅，沉实似茅盾，《瘟疫》一篇显示他能写讽刺喜剧，《偏枯》《刘并》《几封用 S 署名的信》，都在结尾处显露冷酷中的人情、绝望中的转机以及最后可能有的公道。千里冰封，一阳来复，不似后来某些作品之赶尽杀绝、决裂到底。种种迹象，他本来可以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可惜天不假年，他老人家三十一岁就因为响应北伐起义成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