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五位姑姑。当我离家时，五姑还在家中，前面四位姑娘都已出嫁。
我对二姑三姑四姑没有任何印象。我不记得她们到我家来过，我也从未到她们家去过。她们也从未给我一块糖果或一个铜元。我根本不记得她们的长相，料想她们也不记得我。
只有大姑，留给我许多许多回忆。我们落荒逃难，在她家住过。
在我的老家兰陵之西，大约二十五华里，有一个村子叫楚头林——或作褚头林，或作锄头林，我不知道官方文书是怎么写法。大姑嫁给那里的赵家。
一九三八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我们回乡察看了劫后的残破，就在大姑家暂住。那时兰陵的秩序尚未恢复，日军在兰陵之北的卞庄安了据点，逐步向南发展，控制由潍县到台儿庄的公路。
当时楚头林的情势是“三管三不管”。三不管，是说日本人不管、共产党不管、国民党也不管；三管，是说共产党来了共产党管，国民党来了国民党管，日本人来了日本人管。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都没来过。这个地方仍然有人管，由赵家的二伯，也就是大姑丈的哥哥管。赵家是那里的首富，赵家的住宅是全村的精华，这位二表伯又是赵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
二表伯的长相和他弟弟——我的姑父——不同，姑父胖、脸圆、皮肤白净，说起话来客客气气。二表伯黑脸膛，眼睛经常放射着戒备的光，看春花秋月阴晴雨雪都是一副不屑的神气。从那时起，我就发觉黑脸的人比较刚强。
二表伯常常独自坐在客厅里，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以凌厉的目光望着天井，忽然咳嗽一声，声音非常响亮，屋瓦屋椽跟着嗡嗡地响，这有个名堂，叫“客屋音”。他在咳嗽的时候，早把一口痰含在口中，用舌头玩弄一番，选定适当的时机，朝天井中吐出去，声音十分雄壮。回想起来，那距离怕有四五公尺，全部的痰和唾液化为一道白光，没有一星一点落在客厅里。
他是一个标准的乡村领袖，具有一切必备的修养，包括长射程地吐痰。像他这样一个人物，客厅里并不经常准备痰盂，如果椅子旁边摆着痰盂，人家会在背后议论，说什么气血衰败，家道恐怕要随之中落。
二表伯独坐时，你老远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这时谁也不愿意穿过天井，只有我不懂得，冒冒失失闯进客厅。他指一指八仙桌另一边、也就是左首的太师椅说：“坐！”我不得不坐。他吩咐听差的：“给客倒茶！”原来我是客。茶来了，赶快喝，喝了赶快走，不喝怕他生气，喝了不走也怕他生气。
除了二表伯以外，另一个活跃的人物，是二伯的独子，我叫他表哥。回想起来，表哥那时不会超过二十岁，他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
我几乎没有见过表嫂，但是熟悉她的哭声。表哥表嫂的卧室和我们借住的屋子相连。半夜里，他们的孩子哭，拍也不行，摇也不行，奶头塞嘴也不行。以表哥的年纪，他正需要酣眠，实在受不了这样的骚扰，于是他捶床大骂。
孩子哭得更厉害，他就打。巴掌响过以后，小母亲和孩子一起哭，表哥命令她们滚出去。既而一想，她们无处可去，就改口说：“你们都死了吧！”
孩子一哭，我母亲就醒了。等到表嫂哭泣，母亲披衣而起，她也知道不能做什么，就坐在床上看自己的女儿。妹妹和弟弟睡得很熟，什么也不知道。
有时，母亲以极低的声音说：“太早了！都太早了！都还是孩子！”虽然是气音，夜里听得很清楚：“为什么不去上学呢？现在要是他们都在学校里受教育，那有多好呢！”也许是自言自语，也许是说给我听：“结婚太早了，太早了！一生都葬送了！”
表哥在白天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那种令人沮丧的感觉，他是活泼而精力充沛的少爷。他的父亲轻易不出大门，他完全相反，整天村里村外走走看看，不知他要做什么，他的样子既像游荡又像巡逻。只要他说：“来，跟着我！”我就跟在他后面走，他有些行动能吸引我。
有一次，一只狗远远跟着我们。他站定了，对我说：“家里正在蒸包子，你去拿几个来。”包子拿来，他才解释：“我想起一句话：肉包子打狗。”他对准那狗投过去一个包子。狗似乎知道那不是石头，并不躲开，反倒跳起来迎接。狗也有预感吗，怎么刹那间来了五六只，又争又抢，摆出自相残杀的决心。表哥把所有的包子都投过去也没能使它们缓和下来，你死我活的真吓人。
表哥以新实验推翻旧定理的那种得意对我说：“看见了没有？肉包子打狗，狗咬狗。”
又一次，他说“跟着我”。一块儿来到池塘旁边，青蛙正鼓噪得厉害。我想起我读过的一篇文章，那作者告诉我，帝俄时代的贵族到庄园消夏，因蛙鼓喧闹不能安眠，命令佃户连夜守在池塘周围驱逐青蛙。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表哥，他说：“俄国人真笨，为什么不朝水里撒麦糠？”他向附近农户要了半筐麦糠，抓几把撒在池水里，青蛙咕噜几声，果然从此就沉默了。
表哥说，青蛙如果喊叫，麦糠就会刺它的喉咙。
我想这办法很有趣，只是不忍心教这么多青蛙喉咙痛。
那时，他的确是个孩子，一个有妻有子的孩子。
我已经失学很久很久了。
那年代，在家乡，官立的小学逐步淘汰了私人的学塾。战争发生了，小学停办了，私塾又东一个西一个成立起来。“塾”是大门里面两侧的房屋，俗称“耳房”，犹如人之两耳，是四合房建筑最不重要的部分，学而称“塾”，自有“小规模”、“非正式”的意思。
私塾授课，教的是《老残游记》所谓“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外加写毛笔字，高年级学长则攻读四书五经和唐诗。那时家乡父老对洋学堂里的“大狗叫、小猫跳”素不满意，认为能教孩子“补习”一些旧学也是补偏救弊。
楚头林正有这么一家私塾，又称学屋或家馆，有一位赵老先生在村中设馆授徒，是赵家的长辈。
父亲把我送进学屋，走了，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后来听人家说，他去打游击。
私塾老师都是不苟言笑的人，不过赵老先生对我很和善，一则我是“客”，再则我的作文比别人好一些。学屋里大约有二十个学生，由念“人之初”到念“关关雎鸠”的都有。我念《孟子》，算是中年级，若是编排之乎者也，我立刻显得很杰出。
念“人之初”的几个学弟常常挨打，他们总是背不出课文来。他们爱自己编的课文，“人之初，盖小屋，盖不上，急得哭。”“人之初，出门站，新兴近，向城远。”新兴、向城都是附近的地名。那时我就想，也许课文应该照“盖小屋”那么编。“人之初，性本善”，我未入小学之前就读过，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小学毕业了，依然不懂。
念《论语》的同学，每天背诵都能过关，那是因为老师没仔细听。如果老师知道他把“何莫由斯道也”念成“癞蛤蟆咬了四大爷”，一定勃然大怒。
说来功课不重，我们读四书，一天只读两百字，上午受课（当地叫领书），下午背给老师听，等于考试。一天除了写大字小楷，中午回家吃饭，整天念那两百字，一齐大声念，拖着长腔念，老远听得见，这就是“琅琅书声”。
按照正常的进度，老师对读《论语》的学生讲解课文内容，谓之开讲，学生上午听讲，下午讲一遍给老师审听，谓之回讲，如果回讲时讲不出来，老师重新讲解一次，第二天再回讲。倘若回讲一再失败，老师就对这个学生停讲，这个学生仍然天天领书，有板有眼地念那些有音无义的句子，乡人称之为“念书歌子”。
为了使“书歌子”容易背诵，学生常常自己在乱声诵读中“发明”它的意义。所以，书上写的是“何莫由斯道也”，他心中想的是“癞蛤蟆咬了四大爷”。书上写的是“皇驳其马”，他心中想的是“王八骑马”。
学生挨打多半是为了背书。背诵时，学生离开座位，站在老师的教桌旁边，转过身去，面向同学，这时全体学生一齐高声朗读，以为掩护，说也奇怪，这种伎俩从未被老师制止过。
从赵老师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出恭入敬”的牌子。这是一面木牌，约有巴掌大小，一面写着“出恭”，一面写着“入敬”。牌子放在老师的教桌上，“入敬”的一面向上，如果有人要上厕所，他得先向老师报告，得到许可以后把牌子翻过来，露出“出恭”，事毕回屋，再把牌子翻回“入敬”。这是防止学生借尿遁屎遁逃课的一个办法，以致“出恭”变成了“大便”的代号。
我还从赵老师这里知道“戒尺”本名“戒耻”，意思是说，你如果被这个板子打了，那是你的羞耻，希望你知耻。又好像说，这个板子可以改正你的某些可耻的行为。“戒耻”的意义比较丰富，我很喜欢。
老师为我开了一门特别的课程。兰陵是个小地方，古代显赫过，后世文人留下一些诗篇，老师下工夫搜集了，他教我念这些诗。
首先是李白的《客中行》：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客中行》入选《千家诗》，而《千家诗》是清代的儿童教科书，所以此诗几乎是无人不知。其实它不过是太白一时即兴之作，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刘长卿到过兰陵附近的芙蓉山，有一首《逢雪宿芙蓉山》：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这种诗中的小品，读来也是不过瘾的。
清代的邵士途经兰陵，写过一首七律：
兰陵古道一天晴，山色青青马首迎。
美酒临觞怀李白，雄文佩笔访荀卿。
村村鸡犬同豳国，户户弦歌近武城。
停辔观风民物好，与农闲话劝春耕。
只有开头两句好，也只有前两句我一直记得。后来费了许多工夫查出全文，才知道我为什么老早就把它忘记了：粉饰太平，平直无趣。感谢上帝！我们不喜欢的事物，我们总是先予忘记。
明代的张和有一首《兰陵秋夕》：
碧树鸣秋叶，芳塘敛夕波。
漏长稀箭刻，楼迥逼星河。
候雁迎霜早，啼螀傍日多。
……
不抄下去了，诗中景象合乎黄河下游任何地方的秋夕，跟兰陵没有特别关系。有一段日子我很喜欢堆砌对仗，所以这些句子至今还能上口。
傅尔德的一首《兰陵晚眺》，有点意思：
鲁中云物自荒荒，欲抚平原道路长。
朔气能连野火白，童山不待夕阳黄。
地分南楚怀丰沛，水灌西泇避吕梁。
历落异乡难日暮，秋风崩岸散牛羊。
想来想去还是李太白刘长卿写得好，“不知何处是他乡”、“风雪夜归人”何等耐人咀嚼！ 大诗人毕竟是大诗人。
老师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有未了之愿，打算游遍天下为小地方写诗，“纵然写得不怎么好，人家还是忘不了你”。
俗语说：“五月田家无绣女。”因为要忙着收麦。
五月田家也没有读书写字的男孩子，学屋在“麦口”放假。“麦口”是收麦的季节。“麦口”的“口”，跟张家口、古北口的“口”相似，说麦收是一大关口。如果麦子收成好，这一年吃的用的都有了，秋收就是“余沥”了。麦收的紧张忙迫，也简直就是闯关呢。
阴历把一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有名称，五月初的“芒种”，是割麦的时候，也是插稻的时候。麦和稻都有芒，“芒”可以概指这两种作物。
麦子成熟了，田野一片金黄，大地如一张刚刚由热鏊子上揭下来的香酥煎饼，使人馋涎欲滴。这时最怕下大雨，一场大雨，麦子倒在地上，泡汤发芽，收不起来了。所以全家老小都要看着天色拼老命，叫做“龙口夺食”。龙是司雨的神灵。
由冬至第二天算起，每九天称为一“九”，“九九再整九，麦子能着口”，那时，我们就有假期可以享受了。
冬至那天，老师在窗户上贴一张新纸，纸上用双钩描出九个字，每一个字九画，合为九九。老师天天用毛笔在双钩笔画的空白处中填入黑色，每天一画，等九个字填好，冬至就完全过去了。这九个双钩字叫做“九九消寒图”。
我们每天注意观察消寒图，心满意足地望着黑色怎样蚕食白色。我们等待轰轰烈烈的麦假。许多同学，认为念那不知所云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不如到农田干活儿有趣。他们的家长也确实太忙，需要孩子做帮手。
那年月，真正的农夫难得理发。据说，当他们埋头在田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在储草的房子里休息的时候，草的种子落在他们头上。然后，这些风打头雨打脸的人，让种子在头发里发了芽。在麦收的季节，你如果看见一个人头上长草，不必意外。
每天，我遇见有人从田里回来，我必专心看他的头发。
赵家割麦，我去拾麦。拾麦是跟在割麦的工人后面捡拾遗落的麦穗，《圣经》里有个女子叫路德，她因拾穗而不朽。
每天黎明时分，我跟着赵家的长工短工一同出发，他们是割麦的能手和熟手。
割麦的姿势很辛苦。麦是一垄一垄、也就是一行一行站在田里，割麦的人迎着麦子的行列迈开虎步，前实后虚，弯下腰去。他左手朝着麦秆向前一推，右手用镰刀揽住麦秆向后一拉，握个满把；然后，右手的镰刀向下贴近麦根，刀背触地，刀刃和地面成十五度角，握紧刀柄向后一拉，满把的麦子割了下来。
割麦的秘诀是“把大路子长”。十几个工人一字儿排开，人的姿势比麦子还低，远望不见人身，只见麦田的颜色一尺一寸地改变。
具有专业水准的人割麦，是不会让麦穗掉在地上的。但是，麦子在生长的时候，有些长得密、长得壮，对另一些麦苗连挤带压，使它们不见天日，这少数弱者为了接收阳光，就睡在地上，像藤蔓爬行，终于弯弯曲曲探出头来，结一个奶水不足的穗。这种麦子躲在镰刀的死角之下，侥幸瓦全。拾麦的人跟在工人后面，把这些发育不良的麦子拔起来，合法地持有。田野处处有拾麦的孩子、妇女，也有老太太。一个拾麦的健者，每季可以“收获”一百多斤小麦，许多大闺女小媳妇的私房钱就是这样存起来的。
拾麦的人绝对不能“偷”工人割下来的麦子。虽然她偶然也唱：“拾麦的、三只手，不偷不拿哪里有？”但是她绝对不能偷。“偷”来的麦穗硕大饱满，金裹银浆，人人看得出来。麦穗变成麦粒，有一套公开的程序，一点也不能掩藏。拾麦的人一旦有了“前科”，就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人，难以走进正在割麦的麦田。
拾麦也很辛苦，到中午，我简直觉得脊梁骨断了。可是看那割麦的人，越割越猛。我连裤子都被汗水湿透了，可是看那割麦的人，捧起瓦罐来喝凉水，喉管膨胀，咕咚咕咚响，然后一弯身，汗珠成串，像是瓦罐里的水直接喷洒出来。我跟在后面拾麦，可以看见地上的汗痕，尽管土地是那么干燥。
我想，郑板桥也许没仔细看一看割麦。割麦流的汗比锄草要多。
傍晚收工，我几乎要瘫痪了，这才万分佩服、甚至羡慕那些长工短工，他们巍巍如历劫不磨的金刚，今天如是，明天后天如是，下一季麦收依然如是，我不知何年何月才修炼得他们这副身子骨。
晚上背着拾来的麦回家，满身满脸都是麦芒。母亲把我身上的衣服脱了，用水把麦芒冲掉。麦芒经过汗水浸润，使我身上到处红肿痒痛，好像什么毒虫爬过螫过。母亲说：“弯着腰的工作难做，老天保佑，你，还有你的弟弟妹妹，将来都能直着腰做事。”
我想来想去，麦田里没有谁是直着腰的。
中午地头上那顿饭……
本来主食是煎饼。做煎饼要先把麦子磨成糊，费工费时来不及，改成单饼。烙饼用面粉，面粉可以一袋一袋从市上买回来。
割麦的人埋头赶工，倘若偷闲东张西望，就会被人讥诮。他们从不抬头看看太阳走到哪儿了，可是，倘若他们直起腰来，手搭凉棚，往天上一眯，这时必定日正当中；再顺便扭头往村头上一望，送饭的人挑着担子，正向你步步走来。他们心里有时钟。放心，中午这顿饭从不误时。
烙单饼的鏊子案子都架在院子里，一个人擀，一个人烙，烙饼的人同时使用左右两盘鏊子。如果田里人多，那就两个人擀，两个人烙，同时四盘鏊子。单饼必须趁热送到地头上，冷了咬不动。
单饼很薄，大约有一张十英寸唱片那么大。所以，烙单饼用的鏊子也小。烙好了的饼一张一张叠起来，不计算有多少张，用筷子量有多高。那时家乡的竹筷比城里用的乌木筷象牙筷稍短一些，比日本人用的免洗竹筷（用后即丢）稍长一些。通常，两个割麦的工人需要三根筷子高的单饼。
跟单饼一同送来的还有绿豆稀饭，稀饭是老早就熬好了，抬到地头上来的时候还没有凉，不能凉，凉了，喝下去会发酸；也不能热，热了会烫嘴出汗，拉长午饭的时间。
自然还有菜，通常是凉拌三丝、韭菜炒蛋、辣椒炒小鱼……
烙单饼是细活儿，首先，每一张单饼必须同样大小、同样的圆也同样的薄。擀饼的人全凭经验技术，并没有天平圆规帮助她。饼铺在热鏊子上必定鼓起许多小泡泡，这些泡泡必须都近似手指肚大小，必须分布得很均匀，饼一定不能穿洞，小泡泡也一定不能烧焦。这样，烙出来的饼才熟透，才有香味。
从前，新媳妇进门，三日入厨，问婆婆爱吃什么，婆婆若是厉害，就说想吃单饼。这就是婆婆对媳妇的考试，从她烙出来的单饼，评估她在娘家所受的调教。
割麦的短工，今年受张家雇用，明年受李家雇用，轮流吃各家的单饼，对每家厨房的作业水准都打了分数。如果谁家供应的单饼一边厚、一边薄，或者有鸡蛋大的泡，或者日正当中还送不出饼来，或者……那么割麦的心里有数，准是这大门里头修身齐家有问题！
拾麦的节奏跟着割麦的节奏，的确如火如荼。这一阵子把我累得弯着腰走路。赵家那位大表哥，每天歪戴着草帽游游荡荡的小青年，毫不客气地问我：“怎么啦？肾亏？”
有人对母亲说，我的脊骨比较软，不耐劳苦，这样的身子只合做文人。
在地头上，他们笑我食量小，人家吃饼吃一筷子两筷子那么高，我吃饼只能吃一根小指那么高，胃小肚肠细，这种人也是天生的文人。
文人胃小肠细脊椎软？这样的人好做还是难做？我对自己的未来开始有了想象。
古人批评文人不知稼穑艰难，说他们“不辨黍稷”。黍和稷相似，我能分辨。黍的颗粒大些，颜色高贵些，稷稍黑一些，表皮坚硬些。若是煮熟了，黍比较黏些。
有些字典说黍是小米，据我所知，小米是从“谷子”穗上收下来的，谷子的长相近似狗尾草。黍很神秘，据说天下所有的黍粒都同样圆、同样轻重、同样大小，所以古人定一百粒黍的长度为寸、一百粒黍的重量为铢。它不是小米。
稷，字典上说是高粱，和我所知道的不同。高粱米的形体、颜色、气味、滋味都和黍有极大的分别，除非是白痴，绝不致混淆不清。
大约是由“不辨黍稷”引申而来，小学课本有这么一课：
城里少爷跑下乡，
认不得稗子认不得秧，
错把禾秧当稗子，
错把稗子当禾秧。
稗、秧确实相似，但是我也学会辨认了：稗子猥猥琐琐，一副没有自信心的样子，秧显然有好的教养、好的遗传。
那表哥虽然也是个少爷，稗子和秧倒分得清。
“你到田里去拔三棵稗子回来，看看里头有几棵稗子，几棵庄稼。”他考我。
我照着做了，三棵全是稗子。
“好！不错！聪明！”
我们又回到学屋。
老师有些郁郁不乐的样子，吸着他的长烟袋，望着地，一天没叫我们背书。
第二天，来了个胖子，大概是老师的好朋友，常来串门儿。
有客人来，我们照例大声念书，表示老师教学成功，声音越大客人越高兴。可是他们俩怎么谈话呢？难道“读唇”吗？
一直是胖子在说，老师拉长了脸在听。忽然，老师大声呵斥道：“汉奸！他是汉奸！”
学生立刻鸦雀无声。
“唉！父子到底是父子。”胖子说。
“我没有当汉奸的儿子！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再也没有人念书，学生都瞪着眼听，他俩也不介意。
胖子缓缓地说：“他以前冷落了你，是因为没混好。现在，刚刚混得好一点了，想尽孝道。至于这汉奸不汉奸，可就难说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到底是汉奸、还是曹奸？日本鬼子打进来，政府百万大军挡不住，教老百姓怎么办？老百姓都上山？老百姓都去大后方？老百姓都在坦克车上一头撞死？你老哥也知道办不到，老百姓还得活在这里，老百姓总得有人照顾。鬼子当然不照顾老百姓，那么老百姓自己照顾自己吧！自己有个人出头跟鬼子打交道，哄着瞒着防着也算计着，鬼子也少造点儿孽。老哥，你说，为什么不行？”
老师依然怒容满面，用长烟袋频频撞地，反复地说：“汉奸就是汉奸！姓赵的出了个汉奸，这是家门不幸，你不要再说了！”
胖子不再说话，也没告辞，坐在那里慢慢地吐烟圈儿，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们自动地警觉地大声念起书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
放学回家，我对母亲说，老师义正辞严令人感动。母亲马上叮嘱：“你千万不要说什么，人家父子终归是父子。”
那胖子也这么说，可是，看老师的神情，他要大义灭亲。
第二天，老师依然脸色沉重，不讲书、也不回讲。我们自由自在地嚷嚷了一天。
第三天，学屋关门，老师辞了馆。
好不怅然。可是，听说老师是被他那个当警察局长的儿子接了去享福，当地商绅排了队请他吃鱼翅席，要吃两个月才吃得完。
我附和过老师的意见吗？没有，幸亏没有。
学屋关闭了，时间全是表哥的。
表哥对女孩子有一手，只要他一把抓住她，她就直挺挺地站着，动弹不得。表哥向她的耳朵里吹送热气，烤得她红到脖子。她没处躲，也不喊叫。表哥松手，她就低着头走开，也不跑。
他常常表演这一手，我越看越纳闷，莫非他有巫术？
回想起来，他大概会一点简单的擒拿术。女孩子知道不能喊叫，一喊叫，事情就闹大了，表哥必定挨他父亲一顿痛打，她家和赵家就不好相处了，而且故事任人编造，害她找不到好婆家。事后不逃跑也可以如此解释，逃跑是反常的举动，引人注意。
我相信这是乡间的家教，做父母的这样叮咛过女儿。当然也要看事态发展，表哥只是朝她的耳朵吹气，没有别的。
表哥说：“真是无聊，咱们去逮个偷瓜贼玩玩。”偷瓜贼最没人缘，挨了打没人同情。瓜农为了看瓜，在瓜田盖了一间简陋的小屋。表哥忽然有灵感，带着我从屋后绕到屋前，一脚踢倒用瓜藤编的门。
屋子里果然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地上抱着打滚儿，他们偷的不是瓜。
他们都没穿裤子，所以我首先看见赤条条的腿，有男腿也有女腿，男人的肌肉和女人的肌肉是世上最容易分辨的东西。男孩惊惶地站起来，那光秃秃直挺挺的玩意儿举得老高，要藏也没处藏，逗得我想笑。
男孩连忙跪下，女孩跟着跪在背后，这样才把应该掩饰的地方都遮挡了。表哥忽然长大了许多。“奶奶的，”这句三字经并不是骂人，“六狗子，你把咱村上最俊的小妞儿干了！”
六狗子直磕头。
“你还不快拿花轿娶她？”
“她爹不答应。”
“×× 这个糊涂蛋！你去给他讲明白，你早已把他女儿怎么样了。”
女孩连忙说：“我爹会打死我！”
表哥的胸脯朝前一挺：“他打你，你就朝我家里跑！”
我唯恐有人来，提醒一句：“教他们穿裤子吧。”
表哥回身走，打鼓退堂的架势。走过瓜田，他顺手摘了个翡翠西瓜。“大白天，看见男人女人干事儿，会倒霉。”他来到路上。“有个办法可以破解，我教给你。”
西瓜朝空中使劲儿一丢，丈把两丈高，扑通落地，摔成四块八瓣儿，红瓤飞溅如血。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当路站住。
“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我心里想的不能告诉他。我在想：要是六狗子拿花轿把那小妞抬进家，岂不也是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