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转而考虑有天赋的男人,我们会看到,在他们身上,爱的开端常常是自我折磨、自轻自贱和自我克制。一种道德转变出现了,被爱的对象像是生出一种净化作用。
——魏宁格,《性与性格》
维特根斯坦在不安和烦躁之中结束了同品生特的度假,回到剑桥。没几天他和罗素有了第一次严重的分歧。维特根斯坦不在时罗素在《希伯特期刊》(Hibbert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论“宗教本质”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从他放弃的书稿《牢狱》里抽出来的,也是受奥特琳启发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一种其中心概念为“我们生命的无限成分”的“冥想的宗教”,那一成分“并非从某一视角看待世界:它无所偏颇地照耀着,就像阴天照在海面上的弥散的光”:
与有限的生命不同,它是无所偏颇的;它的无所偏颇通向思想的真理、行动的正义和感情的博爱。
在许多方面,这篇文章先行提出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将在《逻辑哲学论》里发展的神秘主义;特别是它提倡斯宾诺莎的“摆脱了有限自我的自由”(即《逻辑哲学论》里说的从永恒的角度[64]沉思世界),以及对于某种要求的批判——罗素称之为“那个坚决的要求:我们的理想应当已经在世界里实现了”(比较《逻辑哲学论》6.41)。不过,和《逻辑哲学论》不同的是,罗素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表述了这个神秘主义,而且(例如)毫不犹豫地以严格来说无意义的方式使用了“有限”和“无限”这样的词。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厌恶这篇文章,回剑桥没几天就冲进罗素的房间,说出了自己的感觉。他刚巧打断了一封正写给奥特琳的信:
维特根斯坦刚进来了,为了我的《希伯特》文章极为痛苦,显然憎恨它。因为他我不得不停笔了。
数天后罗素详细解释了维特根斯坦爆发的原因:“他觉得我背叛了对严格性的信仰;还有,这种东西太个人化,不宜付印。”“我非常在意,”他又说,“因为我部分同意他。”随后的几天他仍对那次攻击念念不忘:
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使我深深不安。他希望对我有好的评价,他如此难过、如此温顺、如此受伤。
由于愈来愈愿意把维特根斯坦视作自己的天然接班人,罗素对此事就更为在意了。他自己在逻辑分析上的努力正变得越发三心二意。在写出了一篇题为“逻辑是什么?”的论文初稿后,他发觉自己没办法再写下去,感到“非常想把它留给维特根斯坦做”。
在十月的这前几周里,摩尔也感觉到了维特根斯坦的直率批评的力度。学期之初,维特根斯坦首先听了摩尔的心理学讲座。“那些讲座让他很不高兴”,摩尔写道,“因为我花了大量时间讨论沃德的观点:心理学与自然科学在主题上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视角。”
他告诉我这些讲座非常糟——我应当做的是说出我的思考,而不是讨论别人的思考;他也不再来听我的讲座了。
摩尔又说:“今年他和我都仍然去听罗素的数学基础讲座;但W.还习惯傍晚到罗素的屋子呆几个钟头跟他讨论逻辑。”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像是正经历着魏宁格描述的自我折磨和道德转变的过程——在这几个钟头里讨论他自己和讨论逻辑一样多。据罗素讲,他“在骚动的沉默中,像野兽般在我屋里踱来踱去三个小时”。有一次罗素问:“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继续踱他的步。
罗素认为他濒临精神崩溃——“离自杀不远了,他觉得自己是个可耻的造物,浑身是罪”——并倾向于把这神经衰弱归咎于这事:“他的心智恒常绷得最紧,专注于困难到令人沮丧的东西。”他这个看法得到了一位医生的支持;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身上不时发作的晕眩以及工作能力的丧失感到非常忧虑,请了一位医生来,这位医生断言:“这全是神经的问题。”于是,尽管维特根斯坦真切地希望得到道德上的治疗,罗素坚持在身体上治疗他,建议他吃好点,出去骑骑马。奥特琳则送来了些可可。“我会记下用法,”罗素向她保证,“并想法子让W.用——但我肯定他不会吃。”
不过,维特根斯坦倒接受了罗素的建议,骑马去了。这学期余下的日子,每周一次或两次他和品生特雇了马出行;品生特称之为“温驯的”骑行(即不含跳跃),他们或沿着河岸的纤道骑到克莱西厄,或沿着特兰平顿路骑到格兰切斯特。无论这对维特根斯坦的情绪产生了什么效果,反正一点也没减弱他的这个倾向:突然爆发出对他自己的和别人的道德过失的愤怒。
11月9日,罗素安排好跟维特根斯坦散步。可在同一天,他觉得有必要去观看怀特海的儿子诺斯参加的划船比赛。因此他带维特根斯坦到河边,在那儿两人看着诺斯输了比赛。照罗素的话讲,这事给了他一个“激情的下午”。他自己觉得比赛的“刺激及其传统上的重要性”惹人心焦,由于诺斯“极为在乎输掉比赛”,就更是如此了。但维特根斯坦觉得整件事情令人作呕:
……说我们一样可以去看一场斗牛(我自己也有这感觉),说那统统是邪恶,等等。我很难过诺斯输了,所以耐心地一点点解释竞赛的必要性。最后我们谈起了别的话题,我以为挺顺利的,但他突然站住了,说我们度过这个下午的方式是如此败坏,我们不应该这么活,至少他不应该,他说任何事都不可忍受,除了创造出伟大作品或欣赏别人的伟大作品,说他一事无成而且永远成不了,等等——他说这一切时都带着一股几乎把人击倒的力量。他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咩咩叫的羔羊。
几天后罗素受够了:“昨天我告诉维特根斯坦,他考虑自己考虑得太多了,如果他又来这套我将拒绝听,除非我觉得他很绝望。现在他再多说已经对他没好处了。”
但在十一月末,我们看到罗素再次被拖进了一场跟维特根斯坦谈维特根斯坦的讨论:
我陷入了对他缺陷的讨论——他为他的不受欢迎而烦恼,问我为什么这样。这是一场漫长而困难而热烈(就他而言)的谈话,持续到一点半,所以我现在很缺觉。他是个很大的难题,但完全值得。他有点太简单了,不过我担心,如果我说太多而令他较少如此,倒会损害他的某些美好品质。
我们能从品生特的一则日记中推断出,罗素说维特根斯坦“有点太简单了”这话的某种含义(也许还能推断出,维特根斯坦以为自己不受欢迎的缘由)。河边“激情的下午”之后的那个晚上,维特根斯坦和品生特一起听了剑桥大学音乐俱乐部的音乐会,随后去了维特根斯坦的屋子。此前罗素提到过的那位本科生修士法默来了。品生特说,他是“一个维特根斯坦讨厌并且认为其内心不诚实的人”:
……[维特根斯坦]非常激动地努力诱导他读一些精确科学的好书,去看看诚实的思想是怎样的。这显然对法默有好处——实际上对谁都有好处:但维特根斯坦非常专横,把他对法默的真实想法告诉了法默,说话完全像是课业老师!法默统统领教了——他显然确信维特根斯坦是个疯子。
维特根斯坦相信自己不受欢迎,但并非全然如此。就在这个学期,他神经烦躁最盛之时,他也成功地获得了某些新的和重要的友谊。尤其是获得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尊重和友爱,在维特根斯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凯恩斯都是一个宝贵的、施以援手的朋友。10月31日,罗素第一次把他俩带到一起——“但那次不成功”,他记录,“维特根斯坦病得厉害,无法真正地讨论”。但是到11月12日,我们看见了凯恩斯写给邓肯·格兰特的信:“维特根斯坦是个最奇妙的人物——我上次见你时说他的话完全不对——他也格外的好。我极愿和他在一起。”
凯恩斯的支持很有力,就算林顿·斯特雷奇对维特根斯坦是否堪当“使徒”的一员仍有疑虑,都足以因此而克服了;凯恩斯宣告维特根斯坦有天才之后事情就定下来了。唯一尚存的疑问是维特根斯坦是否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是否真的认为跟其他成员定期讨论是值得的。从“使徒”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意外的。“你听说没有”,凯恩斯惊讶地写信给斯特雷奇,“我们的新兄弟对社团的唯一反对是,社团并不是使徒[65]的传人?”
罗素虽抱有一点疑虑,但仍然尽量促成此事。“显然”,他写信给凯恩斯:
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社团只是浪费时间。但出于对他的关爱,或许可以想办法使他觉得值得做这件事。
于是,他“关爱地”尽可能把社团往好里说。他向维特根斯坦解释,虽然以社团目前的情况,从中什么也收获不到,但从前它曾经是好的,若他愿意支持它可能还会变好。我们已看到,罗素自己主要反对的是社团里对同性“私情”的偏好。但维特根斯坦的疑虑关乎的是这件事:虽然他喜欢协会里的“天使”(本科毕业了的人):摩尔、罗素,特别是凯恩斯;但他对同辈“兄弟”——本科生成员——怀有强烈的厌恶,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得了将与他们进行的讨论。他反对他们的不道德,他告诉凯恩斯,观看“使徒”聚会上的他们就像看着尚未梳洗完的人——梳洗虽是必要的程序,但不雅观。
成问题的“兄弟”是弗兰克·布利斯和一个匈牙利贵族弗伦克·贝克什,来国王学院前贝克什曾在比得莱斯学校[66]呆过。两人都卷进了罗素反对的私情,特别是贝克什;据詹姆斯·斯特雷奇说,贝克什第一次去“使徒”的聚会时,凯恩斯和杰拉尔德·夏夫对他充满了情欲,竟至于想在的那块典礼炉前的地毯上当场“搞他”。维特根斯坦反对他们,几乎不可能是因为他们卷入这种韵事:否则就完全不能解释他为何对凯恩斯没意见。他之讨厌贝克什,也许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对立有关。但他反对的主要是布利斯——“他受不了他”,罗素告诉奥特琳。
于是,维特根斯坦怀着很大的犹豫和疑虑接受了会籍,11月16日第一次参加了星期六聚会。会上摩尔读了一篇论宗教皈依的文章,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中说了自己的观点:就他所知,宗教经验在于摆脱烦恼(即他跟罗素提过的Sorge),宗教经验的后果是给予人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的勇气(因为没有什么能发生在有信仰的人身上)。会后林顿·斯特雷奇对社团的未来很乐观,觉得新成员带来的冲突和贱性[67]的前景“尤为令人振奋”:
我们的兄弟布[利斯]和维特根斯坦如此下流,我们的兄弟贝克什如此的棒,协会现在应该能向前冲入最激进的水流。星期天我看望了布[利斯],他看来完全同鲁伯特[·布鲁克]过去一样下流。
同一天他写信给悉尼·撒克逊·特纳,详细谈了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入会的反对:
那个可怜的人处于悲哀之中。他看上去大约96岁——有着长而雪白的头发和无限枯槁的面容。维特根斯坦入选对他是个大打击。他深深希望把维特根斯坦全留给自己,实际上也极为成功,直到凯恩斯坚持跟维特根斯坦会面,并立刻看出他是个天才,必须将他选入。其他人(在贝克什的轻微摇摆之后)也便猛烈地赞同。他们的决定是突然宣布给伯蒂[68]的,伯蒂几乎昏了过去。当然,他对选举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除了那个卓越的理由:社团是如此堕落,他的奥地利人一定会拒绝成为其中一员。他念叨这个理由渐渐念到癫狂,甚至自己都相信它了——但那没有任何用处。维特根斯坦毫无反对社团的迹象,虽然他厌恶布利斯,布利斯也报之以憎恨。我认为大体上前景是最光明的。贝克什是个如此宜人的伙伴,他和布利斯相爱时,还设法去爱维特根斯坦。他们三个应当会搞得很好,我认为。伯蒂真是个悲剧人物,我为他感到很遗憾;但他也是最蒙在鼓里的。
斯特雷奇在好几条上弄错了。罗素毫不希望“把维特根斯坦全留给自己”;若能免除对维特根斯坦的“罪”的整晚整晚的检视,他高兴还来不及——这事已缠了他整个学期。他对选维特根斯坦进“使徒”的疑虑——除了他自己不赞成他们的同性恋外——主要是感觉到那将“引起某种灾难”。就这个观点而言,他并非如斯特雷奇以为的那样蒙在鼓里。
12月初,斯特雷奇的兄弟詹姆斯告诉他:“维特-吉特人[69]正在退出的边缘摇晃。”在摩尔的提醒下斯特雷奇到剑桥劝维特根斯坦留下来,但即使跟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两人见了几次,他仍没能做到。学期末罗素向奥特琳报告:
维特根斯坦已经离开了社团。我认为他是对的,虽然出于对社团的忠诚我不会事先就这么说。
他又加了几句,显露出他确实远非想把维特根斯坦全留给自己:
我已花了颇多力气应付他。想到一段时间不用见他,真是个解脱,虽然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很恐怖。
罗素对“金子”洛斯·迪肯森重复了自己的观点,即维特根斯坦离开是对的,又说自己劝阻过他:“他是我自摩尔后遇到的最像使徒的人和最有能力的人。”
维特根斯坦在这个米迦勒节学期中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缺乏证据来说明。10月25日品生特记录了维特根斯坦的一次来访,期间他通报了对一个问题的一种新解决——“在最根本的符号逻辑领域”——在冰岛时这问题令他大为困扰,那时他只给出了一种权宜的解决:
最新的解决相当不同,考虑得更全面,如果可靠的话,将根本改变符号逻辑的许多内容:他说罗素觉得它是可靠的,但说没人会理解它:可是我觉得自己弄懂了(!)如果维特根斯坦的解决可行,他将是第一位解决了某个困扰罗素和弗雷格多年的问题的人:它也是个最精巧和最有力的解决。
由此,我们既推想不出那个问题,也推想不出那个解决,虽然看上去那很可能跟维特根斯坦夏天写给罗素的那则短评有关:“我们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原子命题”。学期快结束时维特根斯坦递交给道德科学俱乐部一篇论文;道德科学俱乐部是剑桥的哲学学会,也许可把这篇论文视作那则短评的扩充。这个学期,俱乐部的讨论维特根斯坦参与得很多,在摩尔的帮助下他说服俱乐部采用了一套新规则:任命一位主席,职责是防止讨论变得无效,而且规定任何论文的宣读都不能超过七分钟。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论文是新规则下的首批论文之一。11月29日的备忘录上记载:
维特根斯坦先生读了一篇题为“什么是哲学?”的论文。读这篇论文只花了约四分钟,从而把泰先生保持的前记录缩短了几乎两分钟。哲学被定义为一切这样的原始命题:未得到各种科学给出的证明,它们就已被设定为真。这个定义得到了很多讨论,但并无接纳它的普遍倾向。讨论进行得很是切题,主席不觉得有必要作过多干预。
学期结束后,在回维也纳的路上维特根斯坦到耶拿拜访了弗雷格;他告诉罗素,自己和弗雷格长谈了一次,“讨论了我们的符号理论,我觉得,他理解它的大体要点”。他一月份写给罗素的信表明他正在考虑“复合问题”——若一个原子命题为真,与之对应的是什么?例如,假定“苏格拉底是有死的”是这种命题,那么,与之对应的事实是一个由两样“东西”(苏格拉底和有死)组成的“复合(complex)”吗?这个观点需要一种柏拉图式的假定,即假定形式的客观存在——即假定不仅存在着个体,也存在着“有死”这样的抽象实体。当然罗素在其类型论中已作了这样的假定,而维特根斯坦对此越来越不满。
在假期中,这种不满引得他宣布了他的新逻辑中的一个核心观念。“我认为不能有不同类型的东西!”他写信给罗素:
……对于每一种类型论,都一定有一种适当的符号理论使之成为多余:例如,如果我把命题“苏格拉底是有死的”分析为苏格拉底、有死和(Ex,y)el(x,y)[70],我就需要一种类型论来告诉我,“有死是苏格拉底”是无意义的;因为若我把“有死”当作一个专名(如我做过的那样),就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做出这种错误的代入。但如果我[把它]分析为(如我现在做的这样)苏格拉底和(Ex)x是有死的,或一般地分析为x和(Ex)(x)[71],这种错误的代入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因为现在这两个符号自身属于不同的种类。
他告诉罗素,他不十分确信他目前对“苏格拉底是有死的”的分析方式是正确的。但在一点上他有着最高程度的确信:“所有类型论必定要由某种符号理论加以废除,这种符号理论显示出:看上去不同种类的事物,要由不可能代入彼此位置的不同种类的符号表征。”
这是彻底拒斥了罗素的理论,对此,罗素本该为自己的立场作出某种高调的辩护——起码针对如何能不用类型论就在他的数学的逻辑基础里避免矛盾而提出一点厉害的诘问。但此时他已几乎完全放弃了逻辑。假期里他搞了一个相当不同的题目——物的存在。十一月他向道德科学俱乐部提交了一篇论此题目的论文,论文重申了那一年早些时候他在加的夫表达的观点:“对于物的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提出任何好的论证,无论赞成或反对”;他还提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能从我们私有的感觉与料(sense-data)里认识一个满足物理学假设的对象吗?”他在假期里拟定了一个大纲,建议循此大纲处理此问题:
物理学把感觉呈现为物理对象的函项。
但认识论要求,物理对象应当呈现为感觉的函项。
于是我们得去解用物理对象给出感觉的方程,把它们变成用感觉给出物理对象的方程。
这就是全部。
“我确定我命中了一个真家伙,”他告诉奥特琳,“我的未来几年很有可能花在这上面。”那将需要“物理学、心理学和数理逻辑的一种结合”,甚而创立“一种全新的科学”。在1913年1月的信里,维特根斯坦对这整个计划表现出轻微的排斥:“我不能想像你从感觉与料出发的工作方式。”
于是到1913年初,我们看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正在按非常不同的计划工作——罗素在创立他的“新科学”,维特根斯坦在做逻辑分析。现在罗素完全愿意承认后者是维特根斯坦的领地,不是他自己的。
品生特觉察到了他俩关系的这个新基础,快开学时他描述了一件事,当时他和维特根斯坦都在他屋子里:
这时罗素来了——来通知我他对自己的讲座时间作的一点改动——他和维特根斯坦谈了起来——后者解说自己在逻辑基本原则上的一个最新发现——我想这发现是他今天早上得到的,它显得相当重要和非常有趣。罗素默许了他说的东西,一声没吭。
几个星期后,当维特根斯坦向罗素断言《数学原理》里的某些较早的证明非常不精确时,罗素对奥特琳说:“幸运的是,把它们弄对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两人的合作走到头了。在逻辑的领域,维特根斯坦远不再是罗素的学生,而成了罗素的老师。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在受了癌症两年多的折磨之后去世了,这是大家预备了很久的;为此维特根斯坦开学回来迟到了。抵达尽头是一种解脱。1月21日他写信给罗素:
我亲爱的父亲昨天下午死了。他的死是我能想像的最美的;连最轻微的痛苦也没有,像一个孩子般入睡!在最后的全部时间里,我一刻也没有感到悲伤,而是感到最大的快乐,我认为这一死配得上整个一生。
最后他于1月27日到达剑桥,直接去了品生特的屋子。大约一星期后品生特记下一段争论,说明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差别的另一方面。1907年罗素曾是妇女选举权党(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