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到挪威独自生活两年的计划是疯狂和错乱的。他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想打消维特根斯坦的念头,但全都被置之不理:
我说那儿黑,他说他恨日光。我说那儿孤独,他说跟聪明人说话是滥用他的心智。我说他疯了,他说上帝留他不必做精神健全的人。(上帝一定会的。)
维特根斯坦再度动身去卑尔根前,他和罗素都觉得重要的一件事是弄一份他的工作的文字记录: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是因为确信自己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可活了;对罗素来说,是因为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美国系列演讲里用上维特根斯坦的想法——还因为也觉得机不可失(他很担心维特根斯坦在挪威的孤独旅居期间彻底疯掉并/或自杀)。
困难在于,由于其“艺术良心”(照罗素的说法),维特根斯坦极不愿意用不完美的形式写出自己的思想,因而——既然他尚未找到完美的表述——憎恨任何写作。他只想向罗素口头解释他的想法。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比逻辑领域已做过的任何工作差”,尽其所能地跟上维特根斯坦的解说,但最后发现这些想法太微妙了,自己一直记
不住,于是请求维特根斯坦把它们写出来:
哼哼了好一阵子后,他说他做不到。我严厉地骂了他,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他说,他将说出和写出一切我认为值得说出和写出的他的论述;于是我们这么做了,效果很不错。但我们俩都搞得筋疲力尽,而且进展缓慢。
他没有放弃,只因为他下定决心要“把W.的思想用钳子拽出来,无论他疼得如何尖叫”。
最终他搞到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些文字记录,他请(到罗素屋子里借一本书的)菲利普·乔丹的秘书在维特根斯坦讲话和自己发问时作速记。这些笔记之外,还增补了维特根斯坦几天后到伯明翰向品生特道别时口述的一份打字稿。记录稿和打字稿一起构成了《逻辑学笔记》——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哲学作品。
可把这一作品视作他此前在夏天对罗素所作论述的扩展,当时他说:类型论“一定有一种适当的符号理论使之成为多余”;类型论是提出此种理论的一种预备性尝试。就这一作品的细节及其对罗素的批评而言,它确实很微妙。但它的基本思想之简单则十分令人错愕。那就是:“‘A’和‘A’是同一个字母”(这说法引得速记员加了个短注,“唔,这反正是对的”)。这个看上去平凡的真理引向位于《逻辑哲学论》核心处的显示和说出的分别。想法是——在这儿还只是其雏形——类型论说的东西不能被说出,必须由一种符号体系显示(我们看出,“A”和“A”是同一个字母,“A”和“B”是同一类型的字母,“A”与“x”、“y”和“z”是不同类型的字母)。
除了这个符号理论的雏形,《逻辑学笔记》还包含了一系列对哲学的论述,毫不含糊地表述了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观念;这观念终其一生——至少在多数方面——没有改变:
哲学中没有推导:它是纯粹描述性的。
哲学不给出现实的图像。
哲学既不和科学研究一致,也不反驳科学研究。
哲学由逻辑和形而上学组成:逻辑是其基础。
认识论是心理学的哲学。
不信任语法,是做哲学的第一个必备条件。
辞别品生特后,维特根斯坦于10月8日离开了伯明翰。“跟他分别是伤感的”,品生特写道:
……但明年夏天他可能来英格兰稍停(在那之前住在挪威,随后再回到挪威),那时我将再见到他。我们的相处已乱了套,但我仍心存感激:我肯定他也一样。
第二年夏天战争的爆发意味着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
1913年维特根斯坦需要的(或觉得自己需要的)是孤独。他找到了理想的地点:卑尔根北边、松恩峡湾旁的一个叫舒登的村子。他寄宿在当地邮政官汉斯·克林恩伯格家。“我在此地几乎碰不到人,”他写信给罗素,“我的挪威语进步极慢。”这两个陈述都不全对。事实上他和许多村民交朋友。柯林斯伯格一家;还有哈瓦德·德拉格尼,一家当地木箱厂厂主;安娜·勒伯尼,一个农民;阿尔纳·伯斯塔德,当时是个十三岁的男学生。他的挪威语进步神速,一年之内就能与这些朋友用其母语通信。诚然,这些信里的语言并不过于复杂或老练。但这更多源于友谊的性质,而非受限于他的挪威语水平。实际上那是他最喜欢的那种简单、直接和扼要的信件:“亲爱的路德维希,你好吗?我们常常想到你”也许是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他并未完全脱离跟人的接触。但他——也许这是最重要的——离开了社会,抛开了布尔乔亚生活强加给人的义务和期待——无论是剑桥的布尔乔亚生活还是维也纳的布尔乔亚生活。他对布尔乔亚生活的恐惧,部分源于这种生活强加给人的人际关系的肤浅本性,但也部分源于这个事实:面对布尔乔亚生活时,他自己的天性把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冲突强加给他——必须抵抗那种生活和必须顺从那种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在舒登他能免于那种冲突;他能做自己,不用紧张可能搞烦或触怒别人。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他能够完全专注于自己,或不如说完全专注于他的逻辑;他觉得他的逻辑和他自己实际是一回事。这一点,还有乡村的美——对于他需要的既是放松也是沉思的漫长孤独的散步而言,这乡村的美是完美的——在他内心生出了某种欢快。这一切合起来为他的思考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也许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毫不怀疑自己呆在正确的地方,做着正确的事;他在舒登度过的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一年。多年后他常回顾这段时间,将其视作一个他产生过一点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甚至“孕育了思考的新乐章”。“那时我的心智正火着!”他常说。
没几周他就能写信向罗素通报重要的新想法,新想法看似惊人的结果是:“整个逻辑只从一个P.P.[79][原始命题]中导出!!”
同时,罗素正竭尽全力消化《逻辑学笔记》,以便为他的哈佛演讲做好准备。他在演讲出版稿的前言里说明:
在纯逻辑中——这题目只在这些演讲中很简要地论及——我受惠于我的朋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极为重要、尚未出版的发现。
但他仍弄不清楚某些要点;他寄给维特根斯坦一系列问题,希望得到解释。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简洁的,大部分有帮助。但他脑子里塞满了新想法,实在不觉得在老地方打转是惬意的事:“对一般不可定义项[80]作一说明?哦主啊!那太无聊了!!!改天吧!”
真的——有一天我会写信对你谈谈它,如果到那时你还没把它全搞清。(因为手稿里完全写清楚了,我觉得。)但眼下同一性[81]把我搞得这么烦,我实在写不出长一点的闲话。所有各种新的逻辑的东西像是从我心里长出来,但我尚不能谈。
身处这智性创造顶峰的兴奋中时,他发觉解释自己认为已搞清楚而且已妥为论证的要点是特别可厌的。在11月的一封信里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他认为整个逻辑得从某个单一的原始命题中导出。但罗素仍然弄不明白时他的耐心耗光了:
我请求你自己思考这些事情;我无法忍受重写甚至第一遍时我也是怀着极度厌恶写出的文字解释。
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澄清这一要点。关键在于他的这个信念:若给出列出命题真值可能性的正确方法,就能表明一个逻辑命题是真是假,而无须知道构成这命题的各部分的真假。因此:“要么在下雨要么没在下雨”是真的,无论“在下雨”是真还是假。类似地,我们无须知道天气如何,就知道“既在下雨又没在下雨”这个陈述肯定是假的。这样的陈述是逻辑命题:第一个是重言式(总是为真),第二个是矛盾式(总是为假)。现在,如果我们有一种确定任一给定命题是重言式、还是矛盾式、或两者皆不是的方法,那么我们就有了一条判定所有逻辑命题的单一规则。如果在一个命题里表述这条规则,那么就已经表明,整个逻辑是从某个单一的(原始)命题中导出的。
只有我们承认所有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这个论证才成立。这就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写给罗素的信起首是如下神谕似的宣告:
所有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的一般式,所有重言式的一般式都是逻辑命题。没有别的逻辑命题。(我认为必定如此。)
他告诉罗素,“现在的大问题”是:“为了能以同一种方式辨认出每一个重言式,必须如何建构一种记号系统?这是逻辑的根本问题!”
后来他用所谓真值表方法(今日每一个逻辑本科学生都熟悉这方法)处理这问题。但此刻,渐强乐段的顶峰过去了。随着圣诞节临近,欢乐让位给阴郁,维特根斯坦重拾他的病态信念: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有生之年什么也发表不了。“我死之后,”他罗素,“你必须看着我的记录册子付印,全部素材都要在里面。”
信的结尾是:“我常觉得自己正在变疯。”这精神错乱具有两面性:从前几个月的癫狂,转为圣诞节临近时的沮丧。因为圣诞节时:“我不幸必须去维也纳。”没办法逃掉:
事实是,我母亲非常想我去,非常想;如果我不去她会很伤心;她对去年的此时有很坏的记忆,我不忍心赖在外面。
还有:“回家的想法吓坏了我”。幸好此行是短暂的,很快就会回到舒登:“在这儿独居对我有无止境的好处,我觉得我现在不能忍受人群里的生活。”
动身前一周他写道:“我的一天在逻辑、吹口哨、散步和沮丧中度过”。
我对上帝发愿,愿我更聪明些,愿我最终搞清楚一切——否则我不必再活多久!
彻底清晰,或者死——没有中间道路。如果不能解决“全部逻辑的根本问题[82]”,他无权——至少没有欲望——活着。不妥协。
维特根斯坦答应圣诞节回家是在妥协——跟他自己的冲动相抵触——为了履行他感到的对母亲的责任。一旦到了家,进一步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他已成功地注入他的逻辑的能量再一次不得不在人际关系的紧张里散失。为了母亲和其他家人扮演尽责儿子的角色时,他真正关注的事情就得被逐入地下。最糟的是,他没有力量、也没有清晰的意图不这样做:他不能允许自己做任何可能使母亲很伤心的事。这种感受把他抛进致人瘫痪的迷茫之中。他被迫意识到,无论自己在逻辑领域里怎样接近彻底的、不妥协的清晰,在个人生活里——在他自身之中——他还差得很远。他在反抗和顺从间徘徊,在骚动和无动于衷间徘徊。“可是”,他告诉罗素:
……我内心深处有一汪永恒的热流,就像温泉的底部;我一直希望来一次一劳永逸的喷发,于是我就能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在这种状态下他当然什么逻辑工作也做不了。但是,经受这种折磨时,难道他不是正在对着一组同样重要、甚至关乎逻辑的问题布下战阵?“逻辑和伦理,”魏宁格曾写道,“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维特根斯坦在写给罗素的信里应和了这一观点;而维特根斯坦——依据他俩在剑桥时的谈话——知道罗素不太可能用同样的眼光去看:
或许你认为这种对我自己的考虑是浪费时间——但我怎么能在是一个人之前是一个逻辑学家!最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清算!
跟他的逻辑一样,这项关乎自身的工作只有在孤独之中才能做到最好;他尽可能早地回了挪威。“非常难过”,他写信给罗素,“但我又一次没有逻辑的新消息给你”:
原因是过去几周我过得极糟糕。(我的维也纳“假期”的结果。)每天,我轮流受到一种可怕的Angst的折磨和沮丧的折磨;即便在间隙中我也筋疲力尽,无法设想做一点工作。这种恐怖超过了一切可描述的精神折磨。直到两天前我才能在地狱的号叫之上听到理智的声音,我又开始工作了。也许我现在好一点了,能做出点体面的东西了。但我永远不曾知道,感觉自己离疯狂仅一步之遥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盼望最好的结果!
回挪威时他决心毕其功于一役,摆脱自己生活里的肮脏妥协。而且——虽然这有点像胡乱出气——他先拿自己和罗素的关系开刀。第一炮足够温和——他柔和、隐蔽地责备了罗素本人的妥协倾向:
向你的美国讲座致以最好的祝福!也许它起码能给你一个比通常更有利的机会,向他们说出你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修剪过的、干巴巴的结果。对于你的听众,那是能够想像的最大价值——去了解思想的价值,而非修剪过的、干巴巴的结果的价值。
这很难使罗素为随后的事情做好准备。照他对奥特琳的说法,自己回信的方式“太尖锐”了。我们不知道他实际说了什么,不过这样设想是合理的:他对维特根斯坦就他即将进行的演讲作出的刺耳评论显出了不耐烦;他批评了维特根斯坦的完美主义(如他以前做过的那样),也为自己情愿出版不完美的作品作了辩护。
无论罗素说了什么,反正他的话足以——以维特根斯坦目前的心态——令维特根斯坦相信和罗素断绝一切关系的时候到了。他给罗素写了一封信,明显打算当成写给罗素的最后一封信;他解释道,他对他俩的关系想了很多,已经“得出了结论,我们确实不适合对方”:
这么说不是想要责怪谁!无论对你或对我。但这是个事实。我们聊起特定话题时经常出现不愉快的谈话。这不愉快不是缘于哪一方的坏心情,而是源于我们本性的巨大差异。我最真诚地请求你,不要认为我有任何责怪你的意思,也不要认为我想对你说教。我只想把我们的关系说说清楚,以便作出结论。——我们最近一次的争吵也肯定不只因为你的敏感或我的不体谅。它源于更深的东西——源于这件事:你一定从我的信里看出了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例如,对科学工作的价值的观念。我在信里那么冗长地谈那一问题,当然是我愚蠢:我本该告诉自己,那种根本差异是不能用一封信解决的。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他承认,罗素的价值判断和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一样好、一样根深蒂固,但——正因如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友谊:
我将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全心全意地感激你和忠实于你,但我不会再给你写信,你也不会再见到我。既然我此刻再次同你和解了,我便想和平地与你分开,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一天再惹恼对方,然后也许作为敌人而分开。我对你的一切致以最好的祝愿,并且请求你别忘了我,经常带着友好的感情想起我。再见!
你永远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我敢说过一段时间他的情绪会变的,”把这封信拿给奥特琳看了以后罗素对她说,“我发觉自己不是为了他而在意,而只是为了逻辑的缘故而在意。”不过,“看着这封信我真的非常在意。这是我的错——我对他太尖锐了。”
他设法在回信里软化了维特根斯坦永不再写信的决心。3月3日维特根斯坦写了信,说罗素的回信“那样充满了善意和友谊,我觉得我无权不回复”。然而,维特根斯坦在核心问题上仍旧坚定:“我们的争吵并不只是外在的理由引起的,比如神经紧张或太疲劳,而是——至少在我这一方——非常根深蒂固的”:
你说我们自身不是那么不同,你也许是对的,但我们的理想就不那么一致了。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未能够、也永远无法谈论关乎我们的价值判断的任何事而不致伪善或吵翻。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这一点了;这一点对我是可怕的,因为它污染了我们两人的关系;我们像是并肩站在沼泽里。
如果他俩竟还要维续一种关系,那只能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之上:在那种关系中“两人都能彻底坦诚而不会伤害对方”。他们的理想根本上不可调和,所以就没有那种可能性。要避免伪善或争斗,他们只能“让我们的关系只限于就能够客观确立的事实作交流,也许还可提一提我们对彼此的友好感情”:
现在你也许会说,“迄今为止,事情多少还过得去。为什么不照样继续下去呢?”但对于这恒常的肮脏妥协,我实在厌烦了。我的人生到今天一直是污秽的一团糟——但真要无限期地那样下去吗?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觉得这一方案能让他俩的关系在一种“更真实的基础”上维续:
让我们写信给对方,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等等,但让我们在通信中回避任何种类的价值判断。
在以后和罗素的通信中他都按此计划行事。他继续署名为“你忠实的朋友”;他写到自己的工作,描述自己的健康。但从前的那种使他俩能谈论“音乐、道德和一堆逻辑以外的事”的亲密感消失了。在这一破裂中幸免的智性上的同情也将彻底消失,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俩都带来了变化——加重和加深了他们本性差异的变化。
正如维特根斯坦在信里一再强调的,他和罗素的差异已使他们的友谊有一年多都处于紧张状态中——尽管罗素误以为麻烦的起因是他们的相似。甚至,远在维特根斯坦去挪威之前他们的哲学讨论也已失去了其合作的性质。事实上,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根本没有真正和罗素讨论过他的想法;他只是把想法报告给罗素——仿佛是向罗素发布逻辑通报。早在去年十一月,他写信催摩尔来挪威讨论他的工作时,他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和剑桥的人讨论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剑桥没有一个“尚未变得陈腐而且对这一学科真感兴趣的人”:
甚至罗素——就其年龄而言他当然是最格外有生气的——也不再适宜此事。
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关系先是切断了,随后到了一个不再那么亲密的境地;而他向摩尔作出的表示甚至变得更决绝。摩尔对计议中的挪威之行有点拖拉,可能正在后悔自己竟然答应了。但维特根斯坦的要求不容拒绝:“你必须学期一结束就过来”,他在2月18日写道:
我盼望你的到来,这盼望无法诉诸言语!“逻辑”[83]和其他事把我烦死了。但我希望自己在你到来之前不会死掉,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谈很多了。
“逻辑”大概指维特根斯坦那时在写的一份稿子,他打算拿给摩尔看,想凭之申请学士学位。三月份他写道:“现在我认为,《逻辑》肯定很接近完成了,如果不是已经完成了的话。”虽然摩尔此时有了一个新借口——要留在剑桥写一篇论文——但维特根斯坦不接受:
究竟为什么你不能在这儿写你的论文?你会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看得到壮丽风景的起居室,我会让你爱自个呆多久就自个呆多久(事实上呆一整天也行,若必要的话)。另一方面,只要我们都想我们就能随时见到对方。我们甚至能谈谈你的工作(那也许会是有趣的)。或者你真需要有那么多书?你看——我有大量的事要做,所以一点不会妨碍到你。一定搭那趟17号从纽卡斯尔启程19号到卑尔根的船,到这儿来做你的工作(由于我会阻挠你过多地重复自己,我甚至可能对你的工作有好的影响)。
摩尔最终克服了不情愿——他不情愿面对旅途的艰苦,也不情愿面对更加使他畏缩的和维特根斯坦独处的前景——答应前往。他于3月24日动身去卑尔根,两天后维特根斯坦在卑尔根接到了他。他的来访持续了两星期,每天晚上都进行“讨论”,其形式是维特根斯坦说、他听(“他讨论”,摩尔在日记里抱怨)。
4月1日维特根斯坦开始向摩尔口述一系列逻辑论述。无论这些论述构成了此前提到的“逻辑”的全部、抑或只是其选集,我们至少可以假定它们涵盖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们的中心观点是断然地坚持说出和显示的区分;在前一年向罗素口述的笔记里,这种区分只是暗含着的。摩尔笔记的开头是:
逻辑的所谓命题显示语言的逻辑性质,因而显示宇宙的逻辑性质,但什么都不说出。
这笔记勾勒出,这一区分如何做到了他先前告诉罗素必须做到的事:表明类型论之多余的一种符号理论。存在不同类型的东西(对象、事实、关系等等),但这一点不能被说出,而是由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符号显示出,而符号类型之不同则能被即刻看出。
维特根斯坦将此成果视作自己先前向罗素口述的笔记的一个可观进展,这也是——至少暂时是——他对这一题目的最终论述。他写信催促罗素读摩尔的笔记。“我现在再次陷入枯竭的状态,既不能做任何工作,也不能解释自己以前做过的工作”:
不过,摩尔在我这里时我对他详细解释过了,他作了各种记录。所以你最好从他那里尽力发掘。里面的许多东西是新的——完全理解它的最好办法是你自己读摩尔的记录。可能得过一段时间我才能做出进一步的东西。
回到剑桥后,摩尔——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指示——去询问《逻辑》可否当学士论文。他就此事征询了W.M.弗莱彻(维特根斯坦在三一学院的辅导员)的意见;他得知,根据管理此类论文的规章,维特根斯坦的工作照现在这副样子不符合条件。论文需要包含一篇序言,一些注释:说明其资料的来源,指明作者自认为论文的哪些部分是原创性的,哪些部分参照了他人的成果。
摩尔随之写信向维特根斯坦说明情况。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他的工作——“哲学的下一大步”——没有资格获授一个学士学位!?只是因为没有裹上本科生学业的惯常行头!这超出了底线。必须明珠暗投已经够糟了,被驳回则是不可容忍的。5月7日,他在一封写给摩尔的猛烈讥讽的信里发泄了自己的情绪;这封信暂时把他同摩尔的友谊和获得剑桥学位的希望都葬送了: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惹恼了我。我写《逻辑》时没有查阅规章,因此我认为,如果你不过多查阅规章便给我学位,那不过是公平起见!至于序言和注释,我认为我的审查人很容易看出我从鲍桑葵[84]那里抄袭了多少——如果我不值得你为我甚至在一些愚蠢的细节上破一次格,那我最好直接下地狱;如果我值得,你却不去做那么——凭着上帝之手——你会去那儿。
整个事情太愚蠢了,太禽兽了,写不下去了所以——
L.W.
对摩尔的攻击是没道理的:制定规章的不是他,执行规章也不是他的职责——他只是告知维特根斯坦规章和其论文间的形势。此外他不习惯听到这种风格的语言,这封信的口气令他深感不安。他为这种不公甚感震惊,其猛烈的程度竟使他的身体感到不适。他的5月11日到15日的日记说明,收到信数天后他仍旧为了这一击昏眩着。他没回信。
大约两个月之后的6月3日,摩尔收到了一封较为友好、几乎是悔罪的信,那是维特根斯坦从挪威到维也纳过夏天后写的,但他也没有回信。
亲爱的摩尔,
离开舒登前整理文件时,我瞥见了你的那封曾令我那般狂野的信。再次细读之下,我发觉自己可能没有充分的理由写那样的信给你。(但不是说现在我有点喜欢你的信了。)但至少我的怒火已冷却了,我还是情愿再和你做朋友。我认为我现在这样做已够费劲的了,因为我不会给许多人写这种话;如果你不回这封信,我不会再给你写信。
“我觉得不会回信,”摩尔在日记里写,“因为我确实不想再见到他。”随后的数年里他的决心有几回几乎动摇了。和罗素或德斯蒙德·麦卡锡谈话时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会被提到;每一次他都怀疑自己不回信是否正确。但即便维特根斯坦(间接地通过品生特)恳求他再联系,他也没有那样做;直到维特根斯坦1929年回到剑桥,和他碰巧在火车上碰面,他俩的绝交才得以修复。但这些年里有关维特根斯坦的念头一直缠绕着摩尔,他竟考虑写一部专门的日记:“我对维特根斯坦的感受”。
如我们所见,摩尔来过后维特根斯坦再次陷入了枯竭。因为暂时不能做进一步的逻辑工作,他转而专心建造一所小房子,地点在松恩峡湾边上,离他的村子约一英里远。他打算把这所房子当一处有点儿永久性的住所——至少是他最终解决所有逻辑根本问题之前的住处。但7月份他为了避开挪威的旅游季回维也纳时房子还没完工。他打算只离开一个夏天,这段时间里先去奥地利的家人那儿,再和品生特去度假。但直到1921年夏天他才回到挪威,那时逻辑的根本问题已经——至少暂时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