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和1914年7月一样,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祖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回到了奥地利。上一次危机导致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终结,此刻的危机将导致奥地利自身的终结。
希特勒既有意图、也有手段把奥地利并入他的德意志帝国,到1937年12月,任何愿意思考此事的人都不会为此吃惊。《我的奋斗》1925年起就在印刷,第一页上希特勒就宣布:“日耳曼-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母国……同一种血统要求同一个帝国。”几页之后:“最年轻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从未离我而去、相反愈加深刻的基本洞见:只能通过奥地利的解体来捍卫日耳曼精神。”1934年的纳粹暴动[214]失败后,希特勒一直在实行用“合法”手段摧毁奥地利的政策;在1936年7月的“奥地利和德国关系正常化”条约里,奥地利承认自己是一个“德国的邦国”,奥地利总理许希尼格无奈之下允许内阁接纳了“国家主义反对党”的两个纳粹成员。由于希特勒随后对凡尔赛条约的否定,他重整军备的活动以及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不愿干涉,这件事已不可避免:有一天这个纳粹反对党将统治奥地利,在那种统治下奥地利不是独立国家,而是纳粹德国的一部分。
除了很少的例外,对于迫近的“合并”的可能后果,维也纳大量犹太居民的认识很迟钝——也可能是不想面对。即使是承认“合并”无可避免的人,也无法相信其可能的冲击。当然,人们强烈要求不能在奥地利施行纽伦堡法案。犹太居民很好地同化进了奥地利生活的主流:高层有太多犹太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有太多通婚,有太多忠诚的、只是祖先碰巧是犹太人的奥地利公民。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差异如此模糊的国家里,那些法律怎么能实行呢?
至少赫尔米勒·维特根斯坦是这么想的。1945年写回忆录时,她觉得不能设想自己曾那般幼稚——“但是,”她补充道,“比我更聪明的人看待正在散发威胁的政治事件时也同样迟钝。”她回忆1937年的圣诞节时用了特别玫瑰色的措辞,无疑是跟随后发生的事情对照之下的结果。她写道,很高兴自己的所有4个兄弟姐妹及其各自的家人都到场了(此时,她和路德维希是家族里唯一没生孩子的;海伦娜率领着自己的一个分支庞大的家庭,是4个孩子的母亲和8个孩子的祖母);他们跟她任教的学校里的学生和前学生一起唱颂歌、忆往昔、玩闹,还——最反讽地——聚在圣诞树旁唱奥地利国歌。“盛宴在午夜结束时,我们都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有过的最可爱的圣诞节;我们已在谈论明年的圣诞了。”
维特根斯坦当时的日记里毫无这样的感性温情。但也丝毫没提政治事件。然而,他对局势的认识不可能和他姐姐一样幼稚。诚然,住在挪威时他的唯一信息来源是法妮亚·帕斯卡尔寄去的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记住,过去一年他两次到过剑桥,他可能无可估量地受惠于皮耶罗·斯拉法的见多识广的政治分析和判断。我相信,1月份对自己的非雅利安血统作出忏悔时,他既知道纽伦堡法案的条款,也知道这些条款未来可能施行到奥地利公民头上。
不过他没在日记里讨论政治。他写了自己——在挪威的费劲日子后精神和身体都精疲力竭,发觉很难与身边的人交谈,几乎不能对他们开口,心里迷雾重重,觉得自己真不必在那儿。他还写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想法:在疯癫时,锁未被摧毁,只是被改变了;旧钥匙不再能打开它,但用一把造得不同的钥匙能打开它。
也许在这儿他写的还是自己,他在写一种感觉:只要找到一把新钥匙,就能打开通往自己牢房的门,然后“一切都将不同”。
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他患了胆囊的毛病,卧床不起,但几乎不认为病痛是他感觉这么累和虚弱的真正原因。在床上,他反思着自己的肉欲,沉浸在对弗朗西斯的感情里。他写道,事情常常是这样:不舒服时他对性的念头不设防,易受性欲左右。他带着性欲想念弗朗西斯,“而那是糟糕的,但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他很长时间没听到弗朗西斯的消息了,为此而担忧;一如既往地,他倾向于设想最坏的情况——例如,假设弗朗西斯死了:“我想:如果他死了,那是好的和对的;就此把我的‘傻念头’带走。”他立刻丢掉了这个黑暗的、唯我的想法,但只是部分地:“虽然——又一次地——我的意思只有一半是那样。”
这一限制——就算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更令人震惊。对此事重新思索过后,他甚至真还半心半意地认为弗朗西斯死了是件好事?
他不觉得自己和维也纳的任何人有任何亲爱的关系,对此作反思时他写道,“我是冷漠的,裹在自己之中”。他倾向于认为林荫街的舒适生活对他有害,但要去哪里呢?挪威房子里的孤独已证明不可忍受,他也毫无重回剑桥的学术生活的愿望。又一次,都柏林显得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在那里能跟德鲁利在一起,甚或和德鲁利一样接受精神病医生的训练。每件事都是不确定的;不知道想去哪儿住,也一样不知道要做什么。但一件事是确定的:他需要和一个能与之谈话的人在一起。[215]
2月8日维特根斯坦到了都柏林,搬进了德鲁利在切姆斯福德路的老公寓。到那儿的第二天他说自己:“无宗教性、脾气坏、阴郁”。他身陷这样的“可恨处境”:不能工作、不知道干什么、只能呆在那儿等。他说自己仍有撒谎的倾向:“一次又一次,我看到自己不能决心说出关于自己的真话。或者我只是向自己承认片刻,随后又忘记。”空虚,怯懦,对真相的恐惧,令他隐瞒了他不想承认的关于自己的事:“直到我不再有足够的聪明发现它们”。两天后他后悔来了都柏林,在这儿明显什么也做不了;“另一方面,我不得不等待,因为什么都尚未很清楚”。住在都柏林的这头几个星期里他写了很少的哲学;仿佛他的哲学思想被哄得睡着了:“完全就像我的才能陷入了某种半梦半醒”。
哲学思想睡着了,当精神病医生的想法苏醒了。他请德鲁利安排自己去趟圣帕特里克医院,以便能见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病人。他告诉德鲁利他觉得这事极有趣。此行之后他写道(用英语):“看到了疯子身上的健全人!(也看到你自己身上的疯子。)”随后的几个星期,他每周两三次去看几个长住病人。不过,他还不确定这么做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有的话)。
此时是德鲁利医生训练的最后一年,他正在都柏林城市医院度过实习期。他告诉维特根斯坦,在急救科工作时,他为自己的笨拙而困扰,疑心来当医生是个错误。无论维特根斯坦对自己从事医学的计划有多少犹疑,他倒是快速平息了德鲁利的疑虑。第二天德鲁利收到一封他的信,信里强调:“你并未作出错误的决定,因为那时你并未忽视任何你知道的或你应当知道的东西。”他催促德鲁利:“别想你自己,想想别人”:
看看人的苦难,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它们近在你手边,应该是你的问题的一剂良药。另一种方法是,只要应该休息、整理自己,就休息。(不是和我在一起,因为我不会让你得到休息。)……更切近地看看你的病人,把他们视作陷入麻烦的人类,更好地享受要向这么多人说“晚安”的机会。单单这事就是一件许多人都嫉妒的来自天堂的礼物。我相信,这类事应当能治愈你的磨损的灵魂。这工作不让你的灵魂歇息;但当你感觉到健康的疲倦,你不妨就休息。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你并未足够切近地看人的脸。
这封信的结尾是:“我希望你有好的想法,但主要是有好的感觉。”
1938年的头几个月里,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首次提到奥地利面临的危机是在2月16日。“无法工作,”当时他写道:
常常考虑我变换国籍的可能性。在今天的报纸上读到,奥地利和德国的一种进一步的强制邦交已成了事实——但我不真正知道我该做什么。
正是在那天,“国家主义反对党”的纳粹首领阿瑟·塞斯-因夸尔特博士被任命为奥地利内政部长,希特勒和许希尼格的贝希特斯加登会见的意义显露了出来。
那次会见是2月12日进行的,起初奥地利为之而庆祝,视之为两国间更诚挚关系的一种迹象。后来人们才知道,在这次“友好的会谈”中,希特勒要求许希尼格委任纳粹部长掌管奥地利警察、军队和财政事务,并威胁:“你三天之内满足我的要求,否则我将下令进军奥地利。”2月15日的《泰晤士报》报导:
如果同意满足希特勒先生的这个建议:让阿瑟·塞斯-因夸尔特博士当奥地利内政部长,并掌管奥地利警察部门;那么,按照奥地利反纳粹人士的普遍看法,这就意味着很快“奥地利终结”的字样将写在欧洲地图上。
第二天,这份报纸干巴巴地评论了一件事:宣誓就任部长后塞斯-因夸尔特立即从维也纳动身去柏林:“内政部长的第一个举动是访问某个外国,这事很好地说明了,希特勒和许希尼格会见后,奥地利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不寻常境地是什么。”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维特根斯坦密切注意着事态进展。每个晚上他都问德鲁利:“有新消息吗?”作为对此的回答,德鲁利大概就告诉维特根斯坦当天的报道。然而,读德鲁利的回忆时人们会诧异他看的是什么报纸。[216]他对走向“合并”的那些日子的记述,最少说也是有点奇怪的。他写到,3月10日晚上他告诉维特根斯坦,每份报纸都报导希特勒随时准备入侵奥地利。维特根斯坦的回答幼稚得吓人:“那是个荒谬的谣言。希特勒不想要奥地利。奥地利对他根本没用。”第二天晚上,据德鲁利说,他不得不告诉维特根斯坦希特勒已然实际占领奥地利。他问维特根斯坦他的姐姐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又一次,维特根斯坦的回答里包含着极异常的无忧无虑:“她们太受尊重了,没人敢碰她们。”
根据这些记述,人们也许认为维特根斯坦忘记了自己在2月16日的报纸上读到的话——他毫不知晓奥地利受到的威胁,全然不知纳粹政权的本性,也不关心家人的安全。这一切当然全是错的;人们只能认为,他留给德鲁利这个误导的印象,是因为不希望增加德鲁利的负担。德鲁利愿意相信维特根斯坦的表面反应,这大概很好地说明了他对维特根斯坦毫不质疑的态度,还有他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样:喜欢把友谊分门别类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与德鲁利讨论这些问题没用。他与德鲁利讨论宗教问题;政治和世间事务的讨论,他依赖的是凯恩斯、斯拉法和帕蒂森。
然而,就算照其自身的逻辑——不考虑我们就维特根斯坦对政治事件的认识而言能够知道或疑心的其他事——德鲁利的故事也有一点费解。如果他每天晚上都对维特根斯坦报告新闻,那么他就应该(例如)在3月9日告诉维特根斯坦,许希尼格声明将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请奥地利人投票决定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一个独立的奥地利。正是因为这一声明,第二天希特勒命令军队逼近奥地利边境准备入侵。现在,如果维特根斯坦对那条稍后新闻的反应是不承认希特勒想要奥地利,那么他(同样还有德鲁利)认为许希尼格的全民公决的意义何在呢?为什么需要再次确认奥地利的独立?独立于谁?
此外,部队在边境集结后的第二天,并不是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那一天,而是许希尼格辞职、塞斯-因夸尔特成为首相的那一天。希特勒和德国部队要再过一天(3月12日),在受到新首相的邀请之后,才越过边境线;“合并”正是在此时正式达成。也许这像是吹毛求疵,但那三天的事件清晰地印在经历过它们的每个人心里;而且,这几天里,每一天的事态变化都应该对维特根斯坦有着——就算对德鲁利没有——极其重大的意义。3月10日奥地利是许希尼格治下的独立邦国;11日它是纳粹治下的独立邦国;12日它是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对一个犹太血统的奥地利家庭来说,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差别是决定性的:它标志着当奥地利公民和当德国犹太人的差别。
“合并”那天维特根斯坦在日记里写道:“听到的奥地利的事令我不安。不清楚我应该做什么,去维也纳还是不去。主要是想到弗朗西斯,我不想离开他。”尽管在德鲁利面前担保无事,但维特根斯坦极关心自己家人的安全。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刻到维也纳和他们在一起;他没那么做,是因为害怕再也见不到弗朗西斯。但他还是写信向家人承诺,如果他们需要他,他就去维也纳。
维特根斯坦和斯拉法间的通信里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封信,是斯拉法在3月14日写的,正是那一天希特勒在维也纳举行了胜利游行;信里对“合并”后维特根斯坦面临的形势作了一个很长的分析。这封信清楚地说明,维特根斯坦能从斯拉法那里得到多高明的见多识广的政治观点和建议;这封信也说明,维特根斯坦肯定写了信,直截了当地请斯拉法指点:若自己前往维也纳,可能有什么后果。
斯拉法的这封信开头是:
在讨论之前——可能写得有点乱——对你的问题我想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像你说的,能够离开奥地利、回到英格兰对你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那么毫无疑问——你绝不要去维也纳。
斯拉法指出,奥地利边境将禁止奥地利人出境,虽然这种限制有可能很快撤销,但如果维特根斯坦去维也纳,极有可能很长时间被禁止离开。“无疑你意识到了你现在是个德国公民,”斯拉法继续说:
一进入奥地利,你的奥地利护照肯定会被没收:那时你就必须申请德国护照,等到盖世太保认为你配得上德国护照时,你的申请也许会得到批准……
至于战争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它会在任何时刻发生,或许我们还有一两年的“和平”。我真的没想法。但我不愿押宝说还有6个月的和平。
维特根斯坦必定还问了斯拉法,若当上剑桥的讲师,会不会改善自己的处境,因为斯拉法继续说:
不过,如果你不顾一切决定回维也纳,那我认为:a)如果你是剑桥的讲师,肯定能增加你获准离开奥地利的机会;b)一旦你出了奥地利(我应该说德国),那么进入英格兰不会有困难;c)离开爱尔兰或英格兰之前,你应该到某个德国领事馆把护照换成德国的:我猜他们很快就会开始这么做;比起在维也纳,在这儿你更可能换成护照;而且,如果你使用德国护照前往,允许你再次出境的可能就更高(虽然也根本不牢靠)。
“你必须谨慎,”斯拉法告诫,“在各种事情上”:
1)如果你去奥地利,你必须下定决心不说你有犹太血统,否则他们肯定拒绝给你护照;
2)你一定别说你在英格兰有钱,因为等你到了那儿,他们可以强迫你把钱转给德国国家银行;
3)如果德国领事馆在都柏林或剑桥接洽你,要你登记或换护照,你要小心地应对,一个轻率的词就可能令你再也回不了维也纳;
4)你写信给家里时要非常小心,只谈纯私人的事务,他们肯定审查信件。
至于更改国籍的问题,斯拉法建议,如果维特根斯坦决心申请爱尔兰公民身份,那么应当在失去自己的奥地利护照之前去做,因为奥地利人比德国人更容易做成这事。另一方面:
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英国国籍是唯一你不用再居住10年就能获得的国籍,那么我没有疑议:而且你在英格兰有能帮你得到英国国籍的朋友:一个剑桥的职位肯定能令你迅速地得到它。
下一个星期五斯拉法将动身去意大利,他邀请维特根斯坦来剑桥讨论这事,如果维特根斯坦在那之前能来的话;但是他告诫说:“以后,写给我的信将转寄到意大利,所以当心你说的话,你也许在写给意大利审查官看。”信的结尾是:“抱歉这是封混乱的信”。人们不禁好奇,他在其他通信里达到的清晰和准确是什么级别的。
“无疑你意识到了现在你是个德国公民。”斯拉法写下这几个可怕的词的那天,维特根斯坦的日记说明他正在跟这一意识较劲:
我现在处于格外困难的境地。随着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我成了德国公民。那对我是个可怕的处境,因为我现在隶属于一种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认可的权力。
两天后,他“在心里和在嘴上”都决定,要放弃自己的奥地利国籍,依照移民几年的想法去做:“这没什么不同。但想到要丢开我的同胞,这种感觉糟透了。”
收到斯拉法的信后维特根斯坦立刻从都柏林动身前往剑桥与之讨论形势。3月18日他在日记里记道:
昨天斯拉法建议我,暂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别去维也纳,因为我现在帮不了我的人,而且十有八九不会获准离开奥地利。我不完全清楚该做什么,但暂时觉得斯拉法是对的。
经过与斯拉法的这次谈话,维特根斯坦决定采取一系列行动。首先要确保获得一个剑桥的学术职位,然后是申请英国公民身份。为了这两个目标,他立刻写信向凯恩斯求助。他先向凯恩斯解释自己的处境——随着奥地利被吞并他成了德国公民;根据纽伦堡法案,他成了德国犹太人:“当然,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的兄弟姐妹身上(他们的孩子则不,他们算雅利安人)。”“我必须说,”他加上,“成为(或当)一个德国公民,即便不论其所有的肮脏后果,这个念头也令我不寒而栗。(也许这是愚蠢的,但就是这样。)”他勾勒了斯拉法反对他去维也纳的论据——他的奥地利护照将被没收;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将得不到新护照的批准;因此他将不能离开奥地利,再也不能得到一份工作。当德国犹太人或当英国大学讲师,面对这个选择,他有点不情愿地被迫选了后者:
以前我有过得到英国公民身份的想法;但我总是否决之,理由是:我不愿成为一个伪英格兰人(我觉得你能理解我的意思)。然而,现在我的处境完全变了。现在我不得不在两个新国籍中作出选择,一个国籍剥夺我的一切,另一个起码允许我在这么一个国家里工作:在这个国家里,我长长短短度过了成年生活的最多时光,交到了我的多数朋友,做出了我的最好工作。
……关于得到一个剑桥的职位,你也许记得,我过去有5年是一个“助理讲师”[217]……现在我要申请的就是这个,因为没有别的空缺职位。事实上,我曾想过自己终究要申请;就算不是现在,或许也是下一个秋天。但是现在,尽可能快地得到一个职位对我是重要的;因为a)它对我入籍有帮助,b)如果我没能入籍、不得不成为“德国人”,那么,要是我在英格兰有一个职位,去看我的人时就更有机会得到再离开奥地利的允许。
依照斯拉法的建议,维特根斯坦请凯恩斯介绍一个法律顾问——“一个这种事上的专家”——帮助自己申请入籍。“我想要补一句,我丝毫没有经济困难。我有大约三百或四百镑,因此,不难再维持差不多一年。”
凯恩斯对这封信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但很显然他尽其所能为维特根斯坦确保了一个大学里的位置,并在申请英国公民身份的事上提供了帮助。不过,维特根斯坦心里有他的典型焦虑:担心凯恩斯可能误解他的处境;他把凯恩斯的信寄给帕蒂森,请帕蒂森“嗅嗅气味”。他主要担心凯恩斯把他当作最悲惨一族——贫困的难民——的一员呈递给大学当局和内政部。因此,当凯恩斯说他大概符合学术援助委员会的审批条件时,他对之有点怀疑。他告诉帕蒂森,学术援助委员会“是一个帮助没钱的人(例如难民)的机构;接受那儿[原文如此][218]援助不仅对我不公,也把我划入了完全错误的类别”。他很紧张这一点,乃至怀疑自己是否应当利用凯恩斯为他写给法律顾问的介绍信:
我有一种模糊的恐惧,如果这封介绍信的措辞有轻微的错误,那么就会把事情弄得令我更难堪;例如,信里也许说我是一种所谓的难民,并强调这件事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面。
结果证明他的焦虑并无根据。大学迅速地作出答复,他得到了一个下学期初生效的讲师职位。
在等待英国护照的漫长日子里,维特根斯坦一直很关心家人的情况。他很难知道他们身处多大的危险中,“合并”后不久收到的这封(用英语写的)短信也没令他放心:
我亲爱的路德维希,
没有一天曼宁和我不谈到你;我们的爱意始终和你同在。请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真的十分好,精神处于最佳,在这儿一直很快乐。再见到你将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你的爱你的,
海伦娜
对此,维特根斯坦在日记里不以为然(无疑是正确的),说这是“维也纳寄来的想叫人放心的空洞消息。显然是写给审查官看的。”
事实上,对于自己面临的危险,海伦娜和赫尔米勒的意识很迟缓;这种意识终于到来时,她们恐慌了。赫尔米勒回忆,“合并”后不久的一个早晨,保尔用恐怖的语气宣布:“我们算犹太人!”赫尔米勒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事把这么大的恐惧砸进保尔的心里。他极在乎自己的钢琴演奏家职业,但身为犹太人,他将被禁止演出;此外他喜欢在乡间长途散步,但每一个标明“犹太人禁行”的标语必将令他的散步大失其趣。不过,德国法律把赫尔米勒算作犹太人,这件事对她似乎只有很少的意义。她的大部分时间在自己的院墙内度过,她的生活无疑将和以前差不多,除了这件事——几个过去在公共场所常跟她打招呼的人或许不再那么做了。
起初保尔争取使自己的家庭获得雅利安人的待遇,他的根据是,他们一直是忠诚和爱国的公民,对国家贡献良多。为了这个目的,他和格蕾特(她是美国公民,没有危险)到柏林跟纳粹当局交涉。他们的诉求毫无结果。他们得知,除非能找到他们的祖父母里存在第二个雅利安人的证据,否则他们还是犹太人。
家族的另一支——维特根斯坦的姑姑米莉的后人——试图证明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维特根斯坦是雅利安人。在柏林的档案里留有一份米莉的孙女布里吉特·茨威奥尔写的、为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的情况申诉的报告。报告呈给家谱研究部(Reichstelle fürSippenforschung,负责确定谁是或不是雅利安人的纳粹部门),声称家族中人都知道赫尔曼·克里斯蒂安是某个瓦尔德克王族成员的私生子。茨威奥尔承认在这一点上没有直接证据,但强调也没有相反的证据;虽然赫尔曼·克里斯蒂安是在犹太社区里长大的,但无法证明他确是某个犹太人的儿子。她附上了一张赫尔曼和芬妮的11个孩子的照片,作为赫尔曼的雅利安出身的间接证据。“说这些孩子出自两个纯犹太父母,”她论证道,“依我们之见,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报告指出,赫尔曼选择“克里斯蒂安”当自己的中名,他有反犹分子的名声,成年后不和犹太社会来往,不准子孙跟犹太人通婚。这份报告的落款日是1938年9月29日,但申诉未获理睬,直到近一年以后纳粹看到了接受这申诉的好处。
赫尔米勒、格蕾特和海伦娜大概与这份报告无关。对他们来说,赫尔曼·克里斯蒂安是摩西·迈尔的儿子,如果这意味着德国法律视他们为犹太人,那么也只好如此。为了逃脱当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的后果,保尔很可能愿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结果他完全看不到重新归类的希望,因此只寻求尽快离开“大德国”。他催促赫尔米勒和海伦娜也这么做——扔下一切到瑞士去。他劝道,房子起火坍塌时,明智的做法是跳出窗户,忘掉里头的财物。然而,赫尔米勒不能离开自己的朋友、家人和心爱的霍赫海特,海伦娜也无法接受与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女分离。两人都拒绝离开。1938年7月,在双方都说了许多刺耳的话之后,保尔丢下奥地利的姐妹独自去了瑞士。
海伦娜和赫尔米勒离开维也纳,到霍赫海特消夏,她们仍旧相信犹太人身份不会带给自己任何危险。9月份,格蕾特到霍赫海特告诉她们,德国之外的消息灵通人士普遍相信战争随时会爆发(那是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危机的时候);人们还知道纳粹会把德国的犹太人圈起来关进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们将饮食不足,受到很糟糕的对待。格蕾特催促赫尔米勒和海伦娜离开奥地利。
然而,这时德国犹太人不再可能进入瑞士,于是必须设计别的方案。在格蕾特的建议之下,赫尔米勒同意到一个维也纳犹太律师那里为自己和海伦娜买南斯拉夫护照。她显然相信这是南斯拉夫政府授予国籍的方式,因为她说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买的是假护照,直到阿尔费德·索格伦代表她们去南斯拉夫拿护照——阿尔费德报告说,护照是在一家专门伪造文件的工场里制造的。
但赫尔米勒继续进行这个计划,她亲自到慕尼黑,想用假护照获得去瑞士的签证。很快,警察开始调查这一处赝品来源;还未动身逃往瑞士,赫尔米勒和海伦娜就被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格蕾特和阿尔费德。她们在监狱里各过了两夜,格蕾特又多过了一夜。在随后的审讯中,格蕾特尽可能地说自己是整出丑事的唯一负责人,法官接受了这个说法;不过据赫尔米勒说,她们的最好辩护是外表和谈吐。出现在法庭前的不是一群《我的奋斗》里描述的邋遢、发臭、穿土耳其长衫的犹太人,而是一个著名和富有的高等布尔乔亚奥地利家族的骄傲成员。针对四人的指控都被撤销了。
维特根斯坦本人对这故事知道多少,我们不可能说清。无论如何,他如此担心姐姐的状况,结果生病了。在一封1938年10月写给摩尔的信里,他谈到“过去一两个月的很糟糕的神经紧张”,并把它归咎于:“我在维也纳的家人有很大的麻烦。”对英国护照的等待变得几乎无法忍受,因为他渴望能使用护照到维也纳去,尽其所能地帮助姐姐。在这一切的焦虑之中,他实在受不了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嘴里称颂着“我们时代的和平”从慕尼黑返回。他寄给吉尔伯特·帕蒂森一张为庆祝张伯伦的“成功”而印刷的明信片。在一帧张伯伦夫妇的照片下面印着:“和平的朝圣者。真棒!张伯伦先生。”维特根斯坦在背面写了:“如果你要一贴催吐剂,这就是。”
1938—1939年的冬天,德国国家银行开始调查维特根斯坦家族持有的巨额外汇。按照纳粹法律,德国国家银行有权强迫家族把钱转给他们。然而,由于这笔财富的所有权的复杂配置,他们难以动手。看到这种情况,格蕾特想出了另一种确保她们姐妹安全的可能性:可以同意转交外汇,作为交换她们要得到一封书面声明:赫尔米勒和海伦娜获得雅利安人的待遇。
于是柏林当局和维特根斯坦家开始了一长串的磋商,最终纳粹同意接受布里吉特·茨威奥尔上一年写的报告,以交换维特根斯坦家的外汇。由于保尔和家族其他人的分歧,磋商复杂了起来。这时保尔离开了瑞士,住在美国,他不同意为了满足姐妹住在奥地利的乖张愿望而同纳粹作交易。他争辩说,把这么大笔的财富交到纳粹手里,帮助纳粹,这是错误的。(赫尔米勒认为这后一个论证出自保尔的参谋们,指出那些人统统是犹太人——仿佛只有犹太人才会认为这种考虑是有意义的。)
1939年春天这些口角一直在持续;格蕾特在纽约、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穿梭,努力达成一种适合所有各方的协议;1939年6月2日维特根斯坦终于拿到英国护照时问题仍未解决。仅仅一个月之后,他就用这护照去了柏林、维也纳和纽约,他的目标是帮格蕾特达到和解。据赫尔米勒说,这不是她弟弟适合做的那种事,在经验上和在性情上都是如此。此外(虽然她没指出这点),贿赂纳粹接受一个谎言——他两年前刚在这件事上作了忏悔——这里头的讽刺意味很难逃过他的注意。尽管如此,他仍然带着自己身上全部的严谨和坚韧投入了磋商。“如果,”赫尔米勒补充道,“在纽约他没达到他的目的,那真的不能怪他。”她在别处暗示,那得怪保尔。
尽管保尔反对,但这些磋商的结果是:大笔家族财富从瑞士转到了德国国家银行,“家谱研究部”则向其维也纳办公室发出了一份正式声明,说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维特根斯坦是无条件的德国血统(deutschblütig)。因此,1939年8月赫尔米勒、海伦娜以及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的所有其他孙子女都收到了证书,宣布他们是犹太混血(Mischlinge),不是犹太人。再后来,1940年2月柏林当局又进一步,发出一份公告宣布涉及犹太混血的规定不适用于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维特根斯坦的后人,而且,“按帝国公民法[纽伦堡法案]对他们作出的种族分类不带来另外的困难”。这样,赫尔米勒和海伦娜得以相对平静地度过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