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合并”,维特根斯坦还会不会回到剑桥,这没法说。不过,他到学术界外找一个位置的努力,顶多算得上没结果。虽然有时谈到自己要到“普通”人中间找工作——就像鼓励斯金纳和赫特做的那样——但他似乎没怎么努力进行此事。虽然他抱着更大的诚意实施到俄国工作和/或接受医生训练的计划,但计划从未转化为坚定且不含糊的意图。他也许继续努力寻找写完他的书所需的心灵的宁静和专注,也许和德鲁利一起呆在都柏林,也许到挪威独居。但他的三四百镑的积蓄维持不了一生。最后他必须找到一个有薪水的职业。也就是说,照他1930年对摩尔的说法,必须找到他生产的产品对之有用的人。而不可避免地,最需要这种产品的地方是学术界,尤其是剑桥。因此他完全可能在某个时候申请教职。但可以确定地说,如果不是“合并”,这事不会早在1938年4月就发生。
这不只因为维特根斯坦当时不急于回到教学,还因为他有点担心自己和弗朗西斯的关系。如他在纽约的日记说明的,他对自己和弗朗西斯之间存在的肉欲深感担忧,他忧虑这种性欲是否——至少在他这方面——与真爱相容。他情愿在远处爱着弗朗西斯,远离性“敏感”的诱惑。可是现在,由于害怕彻底失去弗朗西斯,他回到了剑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稳定地进入了那种诱惑的领地。
一回来他就搬进了弗朗西斯位于伊斯特路杂货店楼上的寓所里;一年多里,他们就像弗朗西斯一直希望的那样过着情侣生活。他们在维特根斯坦工作上的合作者时期早已结束。维特根斯坦上课和继续写书,弗朗西斯在工厂工作。这一时期没留下弗朗西斯写的信,维特根斯坦的加密日记里也没有相关的札记,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这一年里他们的关系如何或为何恶化。我们知道的只是1939年时这段关系已然恶化了,在随后的两年里,维持这段关系的只是弗朗西斯忠贞不渝的——甚或纠缠不休的——爱。看上去,维特根斯坦对弗朗西斯的爱并未——也许不可能——在他曾渴望和恐惧过的身体亲密中存活下来。
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时期的学生里找到了新一代的“弟子”。为了把班级限制到他感觉舒服的小规模,他没有照常规在剑桥大学记录表(Cambridge University Recorder)上公布他的课。他请约翰·维兹德姆、摩尔和布雷斯韦特通知他们认为会对这门课感兴趣的学生。只有约10个学生来听课。选出的这一班人里有洛什·里斯、约里克·斯麦瑟斯、詹姆士·泰勒、凯什米·路易和西奥多·瑞德帕斯。这个班足够小,他们都能切近地熟悉维特根斯坦,不过里斯、泰勒和斯麦瑟斯成了这一时期特别亲密的朋友。
课是在泰勒的屋子里上的。所有出版了的回忆录里几乎都没提到泰勒,他是加拿大人,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到剑桥跟着G.E.摩尔学习,通过摩尔成了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战后他得到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的哲学讲师职位,但在到岗的路上,在布里斯班的一次酒馆斗殴中身亡。斯麦瑟斯是那种神秘人物:出版物里反复提到他,但关于他的事始终说得很少。他是维特根斯坦的虔诚弟子,并在这个意义上是真正的维特根斯坦分子:从未当职业哲学家,但也从未停止严肃和深刻地思考哲学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余生里他都是维特根斯坦的亲密朋友。离开剑桥后他当了牛津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成了莫里斯·德鲁利的病人。1981年他在悲惨的境地中去世。看到这样的人,我们想起了这一事实:最强烈地受到维特根斯坦影响的人没有进入学术圈——特别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想起了德鲁利、斯金纳和赫特,还有斯麦瑟斯)。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的一个重大方面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引发的大量学术文献里。这几个人里唯一出版过东西的是莫里斯·德鲁利,二手文献几乎完全忽略了他的论哲学和心理学问题的文集《语词的危险》(Danger of words),但就其态度和关切而言,这本书却比几乎任何别的二手文本更具备真正的维特根斯坦风格。
医生训练最后一年的假期德鲁利设法来听了一次维特根斯坦的新课程。在这次课上,维特根斯坦要求一个学生停止作笔记:
如果你把这些随兴的论述记下来,有一天会有人把它们当作我的深思熟虑的观点出版。我不希望那种事发生。现在的情况是,我的想法来了,我就自由地谈,但这一切都需要许多进一步的思考和更好的表述。
幸运的是这一要求未受理睬,这些课的笔记确实出版了。[219]
这些讲座在维特根斯坦的文集里是独特的。单说其主题就足矣:它们关心的不是数学或一般哲学,而是美和宗教信仰。这差别不像乍看那么根本,原因是,讨论这些主题时维特根斯坦带进了许多他在别的上下文里用过的相同例子——康托尔的对角线证明,弗洛伊德对原因和理由的混淆,等等——结果,他对(例如)美的讨论和他对数学哲学或心理学哲学的讨论看上去并无太多不同。这些讲座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调子。正因为他随兴地、无防备地说话,就他在哲学上的目标,这目标如何联系到他个人的世界观,这些讲座提供了一种最不含糊的表述。它们更清楚地说明了,他的靶子不只是——像他在《蓝皮书》里说的——哲学家“恒常在眼前见到科学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诱着用科学的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时造成的危害;更一般地,他的靶子是科学崇拜和科学方法对我们整个文化的糟糕影响。美和宗教信仰是两个例子——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当然是至关紧要的例子——科学方法不适合思想和生活的这类领域,若尽力使科学方法适合之,结果就是歪曲、肤浅和混乱。
维特根斯坦告诉听众,他在做的是“劝说人们改变自己的思考风格”。他说,他是在“宣传”一种思考风格,反对另一种。“我真的厌恶另一种。”他补充道。“另一种”是指科学崇拜,因此,在讲座里他花了点时间痛骂了他眼里的这种崇拜的强大和破坏性的传道形式——当时的通俗科学著作,例如琼斯的《神秘的宇宙》:
琼斯写了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我憎恨它,称它是误导的。就说书名……我会说,“神秘的宇宙”这个书名包含了一种偶像崇拜,这个偶像是科学和科学家。
讨论美学时,维特根斯坦不是在努力对这一名下的哲学学科作出贡献。可能有这么一种学科,这想法本身就是“另一种”风格的一个后果,也许是一个症状。他在做的是,努力从那门学科里、特别是从“可能有一种美的科学”的观念里营救出艺术欣赏的问题:
你也许认为,美学是一门告诉我们“什么是美的”的科学——这荒谬得几乎不成话。我想它还应当包括这个问题:哪种咖啡味道好。
里斯问起维特根斯坦的衰败“理论”时(指维特根斯坦的一个例子,里面谈到德国音乐传统的衰败),维特根斯坦对这个词的反应是痛恨:“你认为我有一个理论?你认为我是在说衰败是什么?我做的是描述名为衰败的不同事物。”
维特根斯坦不是在努力回答传统的美学问题(“美是什么?”等等),而是给出一连串例子,从而表明艺术欣赏不在于——读了一点美学哲学讨论的人可能会这么想——站在一幅画前说“那是美的。”欣赏有着眼花缭乱的多种形式,随文化而不同;在非常多的时候,欣赏不在于说任何话。欣赏是显出的:通过行动(和通过言辞一样频繁),通过厌恶或满足的特定手势,通过读一首诗或演奏一段音乐的方式,通过读或听那一段的次数和方式。这不同的欣赏形式并无一个共同的东西,不能通过分离出那么个东西来回答“艺术欣赏是什么?”这问题。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家族相似”把它们联结起来。因此:
欣赏在于什么,描述这一点不只是困难的,还是不可能的。要描述欣赏在于什么,就必须描述全部境况。
最重要的是,寻求回答美之理解的“为什么”和“怎样”的问题时,我们不是在寻找一种因果解释。没有美的科学,也不能把其他科学(如物理学)或某种似是而非的科学(如心理学)的成果应用到这些问题上。维特根斯坦从弗洛伊德的著作里引了两种解释,分别例示了他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还原性描述和另一种他努力倡导的“思考风格”。
第一个例子来自《梦的解析》,讲的是弗洛伊德解释病人对他描述的一个甜梦(pretty dream)。复述这个梦时,弗洛伊德大写了某些词,指示出——仿佛点着头眨着眼——性影射:
她从高处落下……她手里抓着一根大树枝;实际上它像一棵树,覆盖着红色花簇……然后,摔下来之后,她看见一个男仆在修剪一棵类似的树,修剪的意思是说,他在用一块木头拉顺一些从树上垂下的像苔藓一样的厚厚的毛簇。
诸如此类。在梦里,女人后来遇到几个拿起树枝扔到路上的人,树枝在那条路上四散躺着(LAY)[220]。她问自己可不可以也拿一根——弗洛伊德解释说,那指她可不可以“pull one down”,即自慰(德语里的短语“to pull one down”相当于英语里的“to toss oneself off”)[221]。弗洛伊德加上:“梦得到解释后,做梦者完全失去了对这个甜梦的欢喜。”
对此维特根斯坦的反应是说弗洛伊德欺骗了病人:“我愿对那病人说:‘那个梦由于这些联想而不美了吗?它是美的。它为什么不该是呢?’”弗洛伊德把这个梦里的甜美元素还原为淫秽的影射,这一还原具有某种吸引力、某种魅力;但这么说是错误的:弗洛伊德表明了那个梦其实是关于什么的。维特根斯坦拿它跟这话比较:“如果我们把瑞德帕斯[222]煮沸到200摄氏度,水蒸气蒸发后只留下一些灰烬,诸如此类。这就是瑞德帕斯其实是的一切。”他说,这种说法或许具有某种吸引力,“但至少它也是误导的”。
维特根斯坦赞许地提到的弗洛伊德的解释,是《玩笑及其同无意识的关系》里包含的那种。维特根斯坦并未给出例子,但也许我们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矣。在此书的开头部分,弗洛伊德讨论了海涅《游记》里的一个笑话。海涅的一个人物——一个谦卑的彩票代理人——夸耀自己和罗特希尔德男爵的关系:“He treated me quite as his equal-quite familionairely”[223]。弗洛伊德主张,这话之所以好笑,不只因为是对这想法的机灵简写:罗特希尔德像对待同道一样对待那人,很亲切,就像百万富翁的做派;还因为它说出了一个受到压抑的附带想法:受到富人的屈尊对待,这里头实际上有一点令人很不愉快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问,如果我们倾向于接受这种解释,我们的根据是什么?
“如果它不是因果的,你怎么知道它是正确的?”你说:“是的,那是对的。”弗洛伊德把那笑话转化为一种不同的形式,我们承认这形式表达了领着我们从笑话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念头链。对于一个正确解释的一种全新叙述。不是一种符合经验的叙述,而是一种得到认可的叙述。
他强调,对这种形式的解释而言,这一点是根本的:“你得给出得到认可的解释。这是那解释的全部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在美学里要求的那种解释:不是为某物之美、或我们视某物为美确立了一个原因的解释,而是这样的解释:显示出我们此前未想到的联系,从而显示出它什么地方美——例如,显示出人们为什么正确地把某一段音乐或某个剧、某首诗等等视为一部大作。
在讲座上,维特根斯坦从自己的经验里找了几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开始理解一部艺术作品之伟大时发生了什么。他说,自己曾读了18世纪诗人弗里德里希·克罗普斯托克的作品,最初未能在里面看出什么。随后他认识到,读这位诗人时要非常规地重读格律:
以这种新方式读他的诗时,我说:“啊哈,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了。”发生了什么?我已读过这种东西,感到一定程度的厌烦,但以这特别的方式深切地读时我笑了,说:“这是庄重的,等等。但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重要的事实是我一次次地读。读这些诗时,我做出(可称为赞许的)手势和表情。但重要的是我完全不同地、更深切地读那些诗,并对别人说:“看!应该这样读它们。”
他本可能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泰戈尔的《暗室的国王》。维特根斯坦最初在1921年读了这部剧的德语本(原文是用孟加拉语写的),此时泰戈尔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名气和流行正处于高峰。当时他写信对伊格尔曼说,尽管这出剧包含了很大的智慧,但并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没被打动:
我觉得,仿佛那一切智慧出自冰柜;假如我了解到,他之获得那一切智慧都是通过二手的读和听(正如我们许多人获得基督智慧的知识那样),而非凭借他自己的真正感觉,我将不会为此而吃惊。也许我不理解他的调子;对我来说,它听上去不像是一个被真理占据的人的调子。(例如像易卜生的调子。)不过,可能是翻译在这儿留下了一条我不能逾越的鸿沟。我带着兴趣通读了,但未被抓住。这似乎不是个好迹象。因为这个主题是有可能抓住我的——或我已变得如此麻木,不再有什么能感动我了吗?无疑这是一种可能。
——再说一次,我丝毫没感觉到这儿在发生一场戏剧。我只是抽象地理解这个寓言。
此后不过几个月,他写信对亨泽尔说自己在重读泰戈尔,“这一次多了不少乐趣”。“我现在相信,”他告诉亨泽尔,“这里头确实有很棒的东西。”然后《暗室的国王》成了他最喜欢的书之一,他习惯送给或借给朋友的书之一。大约在美学讲座时期,他和约里克·斯麦瑟斯一起重读了这出剧,这回读的是泰戈尔自己翻译的英译本。看上去,翻译又一次留下了一道鸿沟;为了克服之——仿佛是为了解冻文本——斯麦瑟斯和维特根斯坦着手译出自己的译文。在斯麦瑟斯的文稿里找到了一份这出剧第二幕的他俩版本的打字稿,标题是:
《暗室的国王》,罗宾德拉纳·泰戈作[原文如此][224],由L.维特根斯坦和约里克·斯麦瑟斯把罗宾德拉纳·泰戈的英语译为L.维特根斯坦和约里克·斯麦瑟斯用的英语。
斯麦瑟斯和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几乎每一项责难,涉及的都是把泰戈尔老派的“诗意”措辞替换为现代的惯用词和短语。于是,泰戈尔用“室(chamber)”的地方,他们用“房间(room)”(除了标题);泰戈尔写:“他不缺乏房间(he has no dearth of rooms)”,他们则写:“他不缺房间(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