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此时,他为自己未写完书而灰心,也一点儿不为即将再次履行授课职责而热心。
过去6年罗素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此时也回到了剑桥。他逐渐忍受不了美国的生活了,因为美国社会里更保守的元素对他广泛宣扬的婚姻、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观点作出了反应,煽起了针对他的歇斯底里和义愤;他感激地接受了剑桥的邀请,到三一学院更安静平和的环境里教5年书。但是,等到了剑桥他却发现自己在英格兰学术哲学家里已过时了,现在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在这儿的影响力比罗素大得多。他随身带回了《西方哲学史》手稿,这本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许多年里都是罗素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没有提高他作为哲学家的声誉。
维特根斯坦保持着对罗素智性之敏锐的钦佩,但厌恶罗素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版的通俗著作。“罗素的书应该用两种颜色装订,”他曾对德鲁利说:
……写数理逻辑的书用红色——每个哲学学生都应该读;写伦理和政治的书用蓝色——任何人都不得读。
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已作出了可能作出的一切成就。“罗素不会再拼命做哲学了”,他笑着对马尔科姆说。但马尔科姆回忆,20世纪40年代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很少同时到道德科学俱乐部,而他俩都到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在讨论时对罗素恭恭敬敬,我从未见过他对别人那样。”
罗素则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工作里看不出任何优点。“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他说,“沉溺于激情热烈的思考,深刻地意识到我和他一样觉得重要的难题,并具有真正的哲学天才(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相反,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似乎已渐渐倦于严肃的思考,发明了一种使这种活动不必要的学说。
因此,1944年秋天(在14年的分离之后)两人的重逢没什么热情也就不令人吃惊了。“我见过罗素了”,维特根斯坦回来大约一星期后写信给里斯;他“不知怎么给了我一种坏的印象”。在那之后,他和自己从前的老师很少有、或毫无瓜葛。
在哲学上受到孤立引起了罗素的个人不满,因此(但不完全是这个原因),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工作的轻蔑加重了。他首要关心的哲学问题不再被认为是根本的。部分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知识论已然从属于对意义的分析。因此,1948年《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限度》——罗素把这一著作视为对自己哲学立场的一次重大陈述——出版时,收获的是冷冷的淡漠。因此,罗素把最大的轻蔑送给了维特根斯坦的弟子:
在时髦过一阵之后,发现人们认为自己已是古董,这不是一种全然愉快的经验。很难优雅地接受这种经验。年老的莱布尼兹听到人们对贝克莱的赞扬时评论道:“那个爱尔兰的年轻人质疑物体的实在,看上去他既未足够地说清自己的观点,也未给出充分的论证。我怀疑他希望因为他的悖论而闻名。”在许多英国哲学家的眼里维特根斯坦已取代了我,但我不能对他作完全一样的评论。他希望借以闻名的不是悖论,而是对悖论的彬彬有礼的逃避。他是个非常奇特的人,我怀疑他的信徒是否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摩尔并未遭受同样的折磨,不过,虽说他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还是友好的,但到1944年时他太年迈体弱了,没法全心全意地欢迎和维特根斯坦进行频繁冗长的哲学讨论的艰苦前景。因此他的妻子把维特根斯坦的来访时间限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维特根斯坦对此很不高兴。“摩尔一如既往地友好,”他对里斯说:
我不能见他太长时间,摩尔太太会打断我们。她后来告诉我,摩尔的身体其实不像看上去那么好,绝对不能长时间谈话。我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话总的来说是胡扯。摩尔有时出现古怪的昏眩,但那不过是老年人的正常现象。就他的年龄而言他显然是健康的。但摩尔夫人不喜欢他见我。也许她担心我批评那本写他的书,还对他的精神有一般性的坏影响。
维特根斯坦提到的书是《G.E.摩尔的哲学》,这本1942年出版的书是许多杰出哲学家写的论摩尔哲学各个方面的论文集子,编辑是P.A.石里普。摩尔同意出版这本书,特别为之写了一篇自传短文。维特根斯坦强烈不赞同。“我害怕,”听说这本书后他写信给摩尔,“你正走在悬崖边上,我看见在悬崖底下躺着好多死了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罗素是其中一个。”书出来的时候摩尔在美国,因此,他俩在1944年秋天的会面是此书出版以来维特根斯坦第一次有机会再提出自己的批评。所以多萝西·摩尔的焦虑可能是很有根据的。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不该为了和摩尔见面的时间规定而单单责怪摩尔夫人。摩尔在美国时中过一次风,医生要求他绝不可有一点儿兴奋或疲劳,他妻子是照此行事。因此她规定,他和哲学上一切朋友的交谈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她说,维特根斯坦是他们中唯一怨恨此事的人:“维特根斯坦不明白他多么精疲力竭——有一次摩尔甚至事先对我说‘别让他呆太久。’”
然而,维特根斯坦仍旧相信是摩尔夫人强迫摩尔减少和自己的交谈。两年后他告诉马尔科姆,他认为这是不体面的:“热爱真理”的摩尔在一次谈话达到其适当目的之前被迫中断。他应该爱谈多久就谈多久,如果他变得很兴奋或疲劳,得了中风死掉——唔,那是一种得体的死法:“死在路上”。
什么也不应挡在哲学家和对真理的寻求之间。“思考有时候容易,但经常很困难同时令人战栗”,他写信给里斯:
但最重要的思考恰恰是不讨喜的,即,它威胁要剥夺一个人珍爱的观念,他因之全然迷惑,生出一种渺小感。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其他人畏缩不前,不再思考,或在长久的挣扎后才能令自己思考。我相信你也了解这一处境,我祝愿你获得很多勇气!虽然我自己没获得。我们全是病人。
他又想到战争之初自己和马尔科姆的一次争论,当时马尔科姆谈到英国的“民族性格”。这是一件切题的事——说明思考恰是因为不讨喜才确是最重要的。“当时我认为,”他写信给马尔科姆:
学习哲学还有什么用,如果它对你的全部意义,是让你能够像是有道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题,等等,如果它没有改进你对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没有令你在对某些危险词汇的使用上比……记者更谨慎——那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词汇。
你看,我知道很难把“确定性”、“或然性”、“感知”等等思考好。但是,真正诚实地思考或试图思考你的生活或其他人的生活——如果这么做是可能的话——还要更困难。而麻烦是,思考这些事情不令人战栗,常常倒彻头彻尾地令人厌恶。而令人厌恶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马尔科姆有段时间没写信了,也许是想起了1914年自己和罗素的断交,维特根斯坦开始认为,那是因为马尔科姆害怕他俩在讨论严肃的非哲学话题时发生冲突。“也许我完全错了,”他写道: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能活着再见到彼此,让我们不要逃避挖掘。如果你不想伤害自己,那么你就不能得体地思考。我知道这一切,因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事实上,马尔科姆通信的中断和维特根斯坦回想起的争吵毫无关系,也毫不牵涉他以为马尔科姆生出的这种感觉——他俩不会“在很严肃的事情上眼光一致”。这事和马尔科姆的美国海军军官工作更有关系,由于这工作,到1945年5月他才能回维特根斯坦的信,并承认自己对“民族性格”的议论是愚蠢的。不幸的是,回信寄到维特根斯坦手里之前马尔科姆就到了英国。船抵达南安普敦后马尔科姆获假去剑桥看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显然把他的不回信视为一个信号:他确实是个“逃避者”,不愿深入挖掘。马尔科姆到惠韦尔庭院时维特根斯坦甚至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冷冷地点头示意,请他坐下来吃晚饭:蛋粉。“我们在沉默中坐了很长时间,”马尔科姆回忆,“他始终冷淡和严峻。我们根本没触及到对方。”
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天维特根斯坦收到了马尔科姆的信,立刻写了一封温暖、和解的回信:“如果在见你之前收到这信,我本会更容易地和你接触。”他建议从此以后他俩以教名相称。不过,倘若维特根斯坦没收到这封马尔科姆承认自己对“民族性格”的议论之愚蠢和承认“深入挖掘”之必要的信,他俩的友谊似乎很有可能终结。
战争的最后一年,努力写完他的书时,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呈现给课上领悟不了的听众时,维特根斯坦都感觉自己在跟——他自己的和别人的——肤浅和迟钝作斗争,他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事则都从属于这一斗争。“这场战争,”他写信给赫特,“我相信,对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坏影响。(它似乎也在缓慢地杀死我,虽然我的身体很好。)”
在这一斗争中他视作同盟的少数人之一是里斯。里斯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谈自己在斯旺西对着不感兴趣的学生教授逻辑时的挫败感,维特根斯坦的回应是同情和鼓励的:
我很遗憾听说你工作的压抑环境。请不要屈服或绝望!我知道事情显出的压抑多么巨大;当然我是第一个想逃走的人,但我希望你振作起来。我记不清我曾给过你什么教逻辑的建议。无论如何,你的学生全都半睡半醒,你却想在教逻辑中获得哪怕一点儿成功,没有什么比这事更困难的了。(我听见过布雷斯韦特在我的课上打鼾。)请死死顶住!——我祝你有一个中等聪明的和醒着的学生给予你的劳作一点甜蜜!
……我重复一遍;请死死顶住!抱怨吧,诅咒吧,但继续前进。学生是笨的,但他们从中得到了点东西。
他对自己的学生不满意。“我的课极度糟糕,”他写信给里斯,“我目前为止有六个学生,没一个是真正好的。”
但不满的一个大得多的来源是他的书仍远未写完。他告诉里斯:“我毫无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写完我的书。”他心中因此生出了一种渺小感,阅读别人的书又加剧了这种感觉:
近来我在读很多书;一本摩门教史,纽曼的两本书。阅读的主要效果是,我更甚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虽然我的这种意识只是像睡着的人意识到没吵醒他的周围的声音。
他的讲座处理的是上一个夏天他在斯旺西关注的心理哲学问题。他考虑过用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当教材——主要用来示范他想与之作战的概念混淆——但就像他对里斯说的,“你是对的;我没拿詹姆士当教材,就谈我脑子里的东西(或自己满嘴胡说[250])”。事实上,他在课上做的是细细思索他当时正写的《哲学研究》章节涉及的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断言精神过程存在的人和否定精神过程存在的人之间的争论。这两种事维特根斯坦都不想做;他想表明这一争论的两方都依赖一种错误的类比:
关于精神过程和状态的哲学问题和关于行为主义的哲学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第一步是完全逃过注意的一步。我们谈论过程和状态,却任由它们的本性不明不白。我们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之知道更多。但这恰恰使我们陷入了一种特定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学会更好地了解一种过程,这事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们有一种明确的观念。(魔术的决定性动作已经做出,正是那个我们以为完全无辜的动作。)——现在,使我们理解我们思想的那个类比摔成了碎片。于是我们必须否定发生在尚未勘察的介质中的尚未得到理解的过程。现在看上去我们仿佛否定了精神过程。而我们自然不想否定它们。
“你在哲学上的目标是什么?”在这一段落后他立即自问自答:“向苍蝇示出飞离捕蝇瓶之路。”他用威廉·詹姆士的教科书展示人们在掉入这一特别的捕蝇瓶时被引得说出的那种话。
例如,在讨论“自我”[251]概念时,詹姆士描述自己努力内省地扫视自己的“诸自我的自我”[252]时发生了什么。他记录,在这种内省的尝试里,他意识到最多的是头部运动。所以他的结论是:
……仔细检视时,我发现“诸自我的自我”主要由头部或头部和喉咙之间的这些独特运动构成。
据维特根斯坦说,这事表明的“不是‘自我’这个词(当它指‘个人’、‘人’、‘他自己’、‘我自己’时)的意义,也不是对这类东西的分析,而是哲学家对自己说‘自我’这个词并努力分析其意义时的注意力状态。”他又说,“由此能学到许多”。
他用圣奥古斯丁示范他想与之作战的混乱的语言图画,他用罗素示范数学哲学中的混乱,与此类似,维特根斯坦用詹姆士给出心理哲学中的混乱的例子,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他对之缺少尊重。他对马尔科姆说,他从奥古斯丁的引文开始《哲学研究》,是因为“若一个这么伟大的心智持有这一观念,那么这观念必定是重要的”,与此类似,他在心理学评论里引用詹姆士,也正是因为他对詹姆士抱有很高的尊重。他坚持要德鲁利去读的书只有很少几本,其中就有詹姆士的《宗教经验种种》。德鲁利说自己已读过了:“我一直喜爱读威廉·詹姆士的任何作品。他真是个非凡的人(he is such a human person)。”是的,维特根斯坦回答:“正是这一点把他造就为好哲学家;他是个真正的人。”
在斯旺西过圣诞假期时,很快写完书的前景显得光明起来了,回到三一学院,维特根斯坦自信出版近在眼前。此书序言最后一版的落款是“剑桥,1945年1月”。
在这篇序言里,他说这本书是“我在过去16年里从事哲学研究积淀下来的思想”(即自他1929年回剑桥以来),他这样说自己的论述:
我今把这些札记公诸于世,心存疑虑。尽管这本书相当简陋,而这个时代又黑暗不祥,但这本书竟有幸为二三子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委实不大。
显然,“疑虑”战胜了出版的意愿。维特根斯坦未把打字稿交给出版社,而是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写一份这稿子的扩充——把他的研究可观地扩展到了心理概念。
为了这一扩充,他从1931年以来写的稿册里挑选论述。1945年的四旬斋学期和复活节学期他一直为此工作,夏天时,他已准备向打字员口述挑选出的论述了。6月13日他写信给里斯:
学期结束了,我想起了斯旺西。复活节之后我工作得相当好。我现在正口述点东西,一些论述,我想把其中一部分收进我的第一卷(如果会有这东西的话)。口述的事要再花约1个月或6周时间。在那之后我可以离开剑桥。
两周后他有点泄气。他告诉马尔科姆自己的工作“做得慢死了。希望下个秋天能准备好可出版的一卷;但多半做不到。我是个糟透了的工人!”
事实上,为了口述自己的论述他在剑桥呆到8月份。他并未把得到的打字稿视为此书的最终版本,而是视之为这么个东西:可从中——连同上一年在斯旺西搞出的打字稿——汇编出一个最终版本。不过现在他自信一个可出版的版本已近在眼前。“圣诞节时我也许就出版它了”,他告诉马尔科姆:
不是说我已做出的东西是好的,而是它现在近乎我能做到的最好了。我觉得,写完后应把它公之于世。
在准备这份打字稿的几个月里,他日益为“这个时代的黑暗”而感到压抑。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野蛮和不人道的场景具有以前不可想像的规模。2月份,英国和美国空军发动的德累斯顿轰炸几乎完全毁灭那个城市,杀死了13万平民。4月份,柏林陷落到盟军手里,维也纳陷落到俄国人手里,双方都有骇人的伤亡。5月7日德国投降前不久,盟军在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现的腐烂尸堆的照片被公布了。5月14日维特根斯坦写信给赫特:“过去6个月比以前的日子更令人作呕。我希望能离开这个国家一段时间,像我过去在挪威时那样到某个地方独处。”他说剑桥“令我心神不安!”
7月份英国大选时他把票投给了劳动党,他强烈敦促自己的朋友也这么做。他觉得搞掉丘吉尔是重要的。照他对马尔科姆的说法,他相信“这次和平只是休战”:
彻底扑灭这场战争的“侵略者”后,这个世界将成为一个更好的生活场所,因为未来的战争当然只能由那些“侵略者”发起——这种托词臭气冲天,实际上它许诺了一种恐怖的未来。
所以,日本最终在8月份投降时,斯旺西街上的庆祝丝毫没有振奋他的精神。“我们有了两个对日作战胜利日[253]”,他写信给马尔科姆,“我觉得聒噪比真正的喜悦多很多。”在战争的结果里他只看得见阴郁。赫特复员时,维特根斯坦写信祝他有“许多运气”——“我真正的意思是:忍受正到来的一切的力量。”他告诉赫特,自己近来已感觉到不适:“部分因为我的一个肾有毛病,部分因为,读到的盟军在德国和日本的兽行令我感觉恶心。”
德国和奥地利长期的食物短缺,英军不“优待”自己征服的敌人的政策,而且——在此之间——媒体号召为战争惩罚德国人,此种背景之下,维特根斯坦高兴地在《新闻记事报》(News Chronicle)上读到一篇维克多·格朗兹的文章;格朗兹提倡终止“国际事务上的自以为是”,提倡下决心养活德国人:“不是因为若不这么做我们自己将遭难,而只因为养活饥饿的邻居是正确的”。他对里斯评论了格朗兹的文章,然后里斯把格朗兹较早的小册子《布痕瓦尔德的真正含义》借给了他。格朗兹声称自己是“一个信仰基督教伦理的犹太人”,他攻击媒体对布痕瓦尔德的恐怖的反应,指出,要求所有德国人负责是错误的。他进而攻击了“集体罪恶”这个概念本身,说这个概念倒退到了《旧约》,基督的榜样本该带我们挣脱了《旧约》。
格朗兹号召用人道的态度对待德国人,这一号召显露出的力量和虚弱都强烈地触动了维特根斯坦。9月4日他写信给格朗兹,赞扬《新闻记事报》上的文章。他写道,他“高兴地看到,有人在显眼的场合公开把恶行称作恶行”。至于那本布痕瓦尔德小册子,他对格朗兹说:
我深深同情你对日报和BBC之残忍、低劣和粗俗的严厉批评。(我们电影院的新闻影片则更加恶毒——若还有可能更加恶毒的话。)正是因为我强烈地同情你对此邪恶的态度,我认为我应当对你的抨击提出一种在我看来的严肃批评。
他说,由于用次要的论点装饰其批评,格朗兹削弱了批评的冲击力,“这些次要论点即便不是虚弱和可疑的,也把读者的注意力带离了主要议题,从而使抨击无甚效果”。如果格朗兹想要人们“在日报和广播的喧嚣之下”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应该紧抓要点:
如果你真想要人们除掉污秽,别跟他们说生命价值和幸福这种哲学问题。如果说这种话有任何作用,那就是引起学术的闲谈。
写到人们对待布痕瓦尔德之恐怖的错误态度时,你只希望(例如)说服在《旧约》和《新约》的事情上赞同你的人吗?即便他们赞同,你冗长的引文也使他们的注意力偏移出主要论点之外了。如果他们不赞同——有庞大数量的可能被你的论证重重撼动的人是不赞同的——他们会觉得,整篇文章由于这一切冗长的废话而听上去不靠谱。考虑到他们不愿高兴地放弃他们此前的观点,就更加如此了。
现在我要停笔了——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不自己写文章,却来批评你,我的回答是,就写出得体和有效的报纸文章而言,我缺乏知识、熟练的表达和必要的时间。事实上,给一个具备你这样观点和能力的人写这一封批评信,是最接近我无力干成的事——即我自己写一篇好文章——的做法。
这封信展现了维特根斯坦对驳斥艺术的良好理解。大约一年后,他向洛什·里斯重述了自己给格朗兹的建议里的大体要点。里斯写了一篇文章批驳吉尔伯特·赖尔对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热情评论,在那本书里,波普尔用同一支画笔给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上色,指责他们全都是极权主义的提倡者。维特根斯坦告诉里斯,自己赞同里斯文章的倾向,但批评里斯摆了太多姿势,没打出足够多的直拳:
驳斥或扔鸡蛋的艺术,如你颇了解的,和比如说拳击这种活儿一样有着高度的技巧……我很高兴你对赖尔扔鸡蛋——但把你的脸直对着他,好好扔鸡蛋!困难是:不要弄出多余的声音或姿势,这伤不到那个人,只伤到你自己。
然而,格朗兹对维特根斯坦的建议抱以轻蔑的冷淡。他的回信(写给“L.维尔特根斯坦先生”[254])简短而排斥:“感谢你的信,我确定你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对这次挫折,维特根斯坦欣然待之。“唔,真荒唐!”他笑了笑对里斯说,把格朗兹的短信扔进了火里。
尽管担忧欧洲的未来,尽管相信很快就会有另一场甚至更恐怖的战争,但1945年夏末维特根斯坦到斯旺西享受了一次假期。或照他对马尔科姆的说法,至少“享受不呆在剑桥”。
“我的书正逐渐接近其最终模样”,他在夏末对马尔科姆说:
……而如果你是个好孩子、到剑桥来,我就给你读它。你可能对它感到失望。而真相是:它甚是讨厌。(就算再努力一百年,我也不能从根本上改进之。)不过我不为此而烦恼。
最后两句话并不真实;他的书没达到他要求的水准,其实他为此而烦恼,也认为能改进它。正是出于这两个原因,这书直到他去世都未出版。
他惧怕回剑桥再行教授职责,恳求马尔科姆快点来英格兰,“在我下决心辞去荒谬的哲学教授工作前。这是一种活着的死。”
现在的《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的最后版本是在1945—1946年的米迦勒节学期和四旬斋学期里弄好的。他从当年夏天口述的打字稿里挑出大约400节论述,加到1944年在斯旺西写完的作品里,作出重新调整和重新编号之后,就得到了构成这著作的现在模样的693个编号段落。
因此,粗略地说这本书的进展分为三个可辨识的阶段:1—188节是1938年版本的第一部分;189—421节是1944年加进去的;421—693节是1945—1946年加进去的扩充部分,这一部分又是从1931—1945年的手稿里编辑出来的。
维特根斯坦在序言里很好地描述了这一复杂的拼贴物:
我数次尝试把我的成果熔铸为这样一个整体,然而都失败了;这时我看出我在这点上永不会成功。我看出我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始终不过是些哲学札记;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就变成了跛子——而这当然同这本书的性质本身有关系。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记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作的一系列风景速写。
我当时一次次从不同的方向重新论及同样的要点,或几乎同样的要点,画出新的图画。这些图画里不知有多少画得很糟,或显不出特征,带有一个拙劣画家的所有缺陷。把这样的图画筛掉以后,还留下一些勉强可用的;这些图画须得加以排列,时常还须剪削,以使它们能够为观者提供一幅风景画——所以这本书其实只是本画集。
即便是现在,这本画集里仍有他不满意的速写,他并未试图出版这最终的调整版。不过,此后的余生中他称这份打字稿为“我的书”,和许多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学生一段段细读,以便他去世时起码还有几个不是完全不理解他的书的人。
他相信人们——尤其学院哲学家——将在根本上误解他的书,无疑这是他生前未出版此书的另一原因。他在序言的一个重写版里声称:“我把此书公之于世时并非没有犹豫”:
它将落入这样一群人的手里:其中的多数人我不愿想像我的书落入其手。但愿它很快——这是我对之的祈愿——被哲学记者完全遗忘,以便留给更好的一类读者。
在其学术生涯里,维特根斯坦一直保持着对职业哲学的敌意和对剑桥的不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重建”的岁月里,这敌意和不悦似乎开始与一种预言人性终结的末日眼光融合到一起了。1946年的复活节期间,他重续了同卡尔·布立吞的交情;布立吞原是他的学生,现在是斯旺西大学的哲学教师。一天下午,沿着海岸长途散步时维特根斯坦告诉布立吞,他开始相信人们正在策划一场新的战争,原子武器将终结一切:“他们真要这么干,他们真要这么干。”
把这一末日预言式的焦虑联系到他对职业哲学的敌意上的,是他对我们时代里的科学力量的憎恶,这种力量一方面怂恿了哲学家“对一般性的渴求”,另一方面造出了原子弹。在一个奇特的意义上他甚至欢迎原子弹——倘若只有对之的恐惧才能减少一点社会对科学进步的敬重。和布立吞交谈的差不多同一时期,他写道:
现在公众体验到的、或至少表达出的对原子弹的歇斯底里恐惧,说明人们终于发明了某种真正有益的东西。这一惊恐至少留给人这种印象:原子弹是一剂真正有效的苦药。我禁不住想:如果这里没有某种好处,非利士人就不会大喊大叫。但或许这也是一个孩子气的想法。因为真正说来,我的意思不过是原子弹给出了一种终结和毁灭邪恶——我们的可恶的肥皂水科学——的前景。而这肯定不是一种令人不悦的想法。
“真正预言世界末日的观点,”他写道,“是事物并不重复自身。”终结确实会到来:
这并不荒谬——(例如)相信“科学技术的时代是人性终结的开始”;相信“伟大进步的观念是一种幻觉”,还有,相信“最终能认识真理的观念也是幻觉”;相信“科学知识里毫无善的和值得希求的东西,人类追寻科学知识时是在落进一个陷阱”。这一点绝不是明显的:事情不是那样子。
无论是哪种情况,科学进步都会走到尽头。但对他来说,最悲观的看法是预见科学和技术的胜利:
科学和工业,及其进步,将显出它们是现代世界里最持久的东西。也许,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科学和工业就要崩溃的任何推测都只是个梦想;也许科学和工业将一统世界,尽管它们在这一过程中造成无限的痛苦——我指把世界压减为一个单一的单元,尽管在这单元里和平是最无家可归的东西。
因为科学和工业确实决定了战争,或者看上去是这样。
因此,“这个时代的黑暗”可直接归于对虚假的科学偶像的崇拜,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自己的工作瞄准的正是这一崇拜。于是,他之“梦想”科学和工业的崩溃,是在期待一个他那一类型的思考得到更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时代。这就联系到他对德鲁利说的话:“此刻的这个时代不需要我这一类型的思考,我必须如此强力地逆潮流而游。也许一百年后人们才真的需要我正写的东西。”可是,如果“他们”真要这么干[255],如果末日预言的观点不荒谬,那么,那种时候也许永远不会到来。永远不会有一个需要他那一类型思考的时代。
维特根斯坦的政治预感使他更靠近左派,但因为他把对科学的崇拜视为最大的恶,他和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点距离。在翻看马克斯·伊斯特曼的《马克思主义:它是科学吗?》时(他在里斯的书架上拿了这本书),对于伊斯特曼的这个观点——如果马克思主义想有助于革命,就得把它做得更科学一点——他评论道:
事实上没有比科学更保守的东西了。科学奠定铁轨。而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要沿着那铁轨行进。
他和共产主义者一样极讨厌英国正统的自满,他想看到某种革命。但他希望那革命拒绝我们时代的科学世界观,而不是支持它。
无论如何他自认是个哲学家,这就限制了他能融入某个党派的程度——不留情面地追寻真理的人将欣然抛弃自己形成的无论什么“珍视的观念”。此时,里斯觉得自己应该加入(托洛斯基主义的)革命共产党,因为,照他对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赞同他们对当前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的主要之点,赞同他们的目标。”维特根斯坦不乏同情,但试图劝阻里斯,理由是忠实党员的职责和哲学家的职责不相容。他坚持说,做哲学时你得时刻准备着改变自己行进的方向,如果作为哲学家在思考,就不能有差别地对待共产主义观念和别的观念。
讽刺的是,他对政治事务的兴趣最强烈、对左派的同情最顶峰之时,却失去了和自己最尊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进行讨论的机会。1946年5月皮耶罗·斯拉法断定自己不再想和维特根斯坦交谈,说自己不再能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到维特根斯坦希望讨论的事情上去。这是对维特根斯坦的重重一击。他恳求斯拉法继续他俩每周的谈话,即便不碰哲学话题也行。“我什么都可以谈,”他对斯拉法说。“是的,”斯拉法回答,“但用的是你的方式。”
无论这事是不是一个促进因素,1946年夏季学期期间,维特根斯坦越来越经常地考虑辞去自己的教席,离开剑桥。回斯旺西过暑假时,他对剑桥和学术哲学的厌恶到了顶峰。里斯不在,于是卡尔·布立吞就得面对这股厌恶的怒气:
7月的一天……维特根斯坦打电话给我,说他的朋友走了,希望我带他出去。可是,总的看来他很有敌意。《心智》期刊刚刚发表了两篇论“治疗性的实证主义”的文章,(我后来发现)这事很令他生气和心烦。因为我去了心智协会和亚里士多德学会的联合讨论会——那个哲学家的年度大集会——他对我也很生气:他把那看作一个轻浮的迹象,一个怀有秘而不宣的利益的迹象。他叱责职业哲学家,悲叹英格兰的哲学状况,他问:“一个人单独能干什么?”我告诉他下一次大集会将于1947年在剑桥举行,我将宣读一篇论文,他说:“很好,在我看来,这就像是你告诉我明年夏天剑桥有一场淋巴腺鼠疫,我很高兴知道,我肯定呆在伦敦。”(他的确那样做了。)
那天,后来维特根斯坦在布立吞的家里喝茶。他的情绪较温和一点了,他谈到自己喜欢斯旺西(与讨厌伦敦和剑桥相对照)。他告诉布立吞他也喜欢英格兰北部,他回忆,有一次在纽卡斯尔他问公交车售票员到某家电影院在哪儿下车。售票员立刻说那家电影院正在放一部烂片,他应该去另一家。这引起了公交车上的一场火热争论:维特根斯坦应该看哪部片子,为什么。他告诉布立吞他喜欢这个;这是那种会在奥地利发生的事情。
这最后的对比有所揭示,它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当时如此猛烈地攻击他所谓的“瓦解和腐烂着的英格兰文明”。简单地说:他在怀念维也纳。“合并”前夕以来他都没去过维也纳[256],自那时起,他和奥地利的家人和朋友极少有接触。
当教授是够糟的了,当英格兰的教授最终变得不可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