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因为有了一回开书铺的经验，我总想和很能经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个模范，就是商务的张元济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厂及商店。张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变时，西太后嫌他是新党，给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不能在政治上发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教，后来和夏氏联合而把商务扩大起来。当时社会开始蜕变，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已不适于做教科书之用，但想不出一种新式的教科书来。杭州人叶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编出了《天文歌诀》和《地球韵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作成了四个字一句的东西，虽说是“旧瓶装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读了不能懂；而且没有插图，就是老师也何尝懂得。南洋公学编了一种《蒙学课本》，开头是单字，继以两字以上的名词，又继以句子，又继以短篇文章，又继以长篇文章，深得循序渐进之意。但这课本只有一册，从单字到长篇文章在一册内读完，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一册书占据一个孩子的多少时间？如说一年，孩子知识的进步哪能这等快？如说五年，那么一课书是不是读半个月？所以这还是不适宜的。大约张先生也感到这个困难，所以他进了商务之后就集合许多人编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循序渐进的方式和《蒙学课本》一样，但是他分为十册，每课都有插图，每册都有彩色图两幅，图文对照，更没有看不懂的；选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儿童高兴去接近。这部书一出来，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竞买给子弟读，虽是私塾先生教惯《四书》、《五经》的也教学生换读这书，中国的新式教育在这书上奠定了基础，商务的商业资本也在这书上大量地扩展，于是商务执了文化界的牛耳。张先生在这个时候要干他的本行了，就编《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许多好版本，介绍给读者。这又是一个大贡献。我深信以我的兴趣和才力来步张先生的后尘，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哪里去找？
我常梦想着我如能把握一个力量充足的书肆，我当做两条路的开展，一条路是新的，一条路是旧的。所谓“新路”，就是民众读物。我们以前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出了600种小册子，销了5000万本，可见民众是怎样需要新的读物。近数十年来，教育渐渐普及，民众识字的日多，但他们识了字之后就苦于无书可读，只能看几本旧唱本、旧戏剧、旧小说。这都是几百年或几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陈腐，毒素太多，他们受了新式的识字教育之后，如想再进一步便非接受这种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岂不可骇可痛！岂不是识了字反而害了他们！我们以前编辑民众读物，主要目的在激励他们的民族思想和对于日本军阀的仇恨，太过单调，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没有新式的民众文学家，要写别的东西不容易写，只有这一套可以提起笔来就是。这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规模地征文，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笔斐然、思虑灵活的给予进修的机会，而在进修期内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缴到几次成绩，这样就可使他学识与技术同时并进，学识愈高，通俗化的技术也愈高，如此，民众的知识也就跟着他提高了。这当然要花一笔大钱，可是这笔钱花出之后是有报偿的，是有优厚的利息的，国家为了教育民众固然应当做，就是持筹握算的商人只要他们眼光放得远一点也该做。教科书只有在校的学生读着而已，而已使商务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成了书业的领导者。何况这民众读物是普遍到各阶层的，工、农、商、兵无不可看，教师、学生无不可看，家庭妇女无不可看，只要会做，将来扩大为几个以至几十个商务印书馆也不难咧！这是新的一条路，正衔接着商务的教科书而前进的。至于旧的，就是整理古书，使得凡是读中国古书的人必须看我们这一部，使得这一部成为长时期的标准本。张先生的《四部丛刊》固然有价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样介绍出来而已，至多只有把一两种古本对勘，附一校勘记而已，根本他没有整理，后学者是不容易看的。何况古本并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学者的校刻本，他们已经把许多古本集合校勘，并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学和经学根底之好，读书之渊博，当然这些本子的价值远在宋、元刻本之上。张先生专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眼光看来，未免古董意味太重。至于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绍旧籍；他把古书印成小册子，易带易藏，这设计也不错；他把古书断句，便于寻省，更适合于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断句的错误和校勘的粗疏，数也数不清，如果给我时间替他做一个勘误表，篇幅该和《牛津大字典》一样多。我每看他的书，总要蹙额疾首，说：“古书碰了王云五，真走上厄运了！”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出得快，把古书发出去请人点，一页两毛钱，人家贪图钱多，尽快地点，点毕交他，他又不请人复看，马上发印，以致不但有错字错点而且有错页的。线装书每每有错页，第一页接着第三页，再接着第二页、第四页的；到王云五印书的时候，点的人既不曾看清，校的人更马虎，就随顺了这个错误。当这错页在线装书里，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页数自然明白；现在既已重排，原来页数已不存在，当读不下的时候，除非找到原本校对是再也读不下了。所以王云五真是旧书的蟊贼，固不待金圆券的发行而即知其大胆妄为，害国病民了。又中华书局模仿商务，出了一部《四部备要》，既为介绍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测起来，他们发刊此书的目的恐怕只为替仿宋字做宣传的。我们如做此事，应在大学文、史两系的学生中选取学问有相当根基而心又仔细的，加以几年的训练，然后令他们到各图书馆、各藏书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汇合起来，汰劣存优，做一个“集注”，然后加以标点、分段，做校勘记和索引，使得读者得了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骛。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这个整理而后古书可读，古人遗产的真面目可为极远的后人所认识。印行古书固在现在时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则今日必做，因为能读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请他们担任整理的工作，到时局安定，大家想读古书的时候，这已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国，通汉文，读中国古书的日多，只要看两部《皇清经解》在市面上绝了迹，就可知外国人搜购我国线装书数量之多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印出这种标准本来，不但全中国的图书馆和大学都要置备，即全世界的图书馆和大学也无不要置备，而且有永久的销路，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是旧的一条路，也是衔接着商务的《四部丛刊》而前进的。
我怀抱了这样一个大计划，可惜找不到大资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见商务的总编辑张天泽，他为和总经理王云五搞得不好，正谋改业，他有志自办一个出版机构。我想，他是厦门人，厦门是商业中心，他从小耳濡目染，想来他懂得经商，他是学经济学的，在商务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术和金钱的运用，更具备了适宜的条件，因此怂恿他干。经过许多朋友的帮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万元，当时可换得黄金20条，虽不算多，比了我们的朴社究竟宽裕了。机构成立，定名中国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惯了王云五的干部，没有独当一面的勇气，进一步退两步，迁延复迁延，存在银行的钱愈来愈贬落，我的极热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就在这时，我到北碚游览，认识了亚光舆地学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纬宇等在抗战揭幕后创办亚光，制印地图。为了那时逃难的民众和开拔的军队都需要地图做旅行中的参考，有一种袖珍的《中国分省图》竟于数年内销了35版，每版1万册，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这时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广西一带推销，他则为了邀请制图人员到重庆。到了之后，知道科学工作人员集中在北碚，制图以北碚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边盖了几间屋，设立中国制图社。既和我遇见，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发展，就请我加入，成立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推我为社长。我家居柏溪，离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无法延医购药，死了连棺材都买不到，托人从磁器口买了来才得成殓，因此我痛恨这穷乡僻壤，要迁家到有医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这条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长。过不多时，金氏昆仲来北碚协议扩大组织，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国图书局。我当时正值丧妻之际，不但积蓄都光，而且负债累累，哪能加入股子。承他们的好意，替我加入20万元，于是我也成了书局的股东。抗战胜利，书局迁到上海，再谋扩充资本，定股份总额为2亿元。那时币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较多，陆续付款，到招股截止时凑足了200万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1946年7月，开股东大会，万想不到，被推为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副总经理陈宣人，前在商务担任事务多年，抗战期间在重庆办大信文具公司。经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亚光总经理；一丁君匋，前生活书店及《大公报》馆的函购部主任。协理一人：金纬宇，即亚光的副经理。他们为什么选我呢？一因我年龄最长；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游众多，做书店生意不能无教育界的联络。我坚决地辞谢，因为我实在不会做经理部工作。但他们说：“不妨，经理部的工作自有我们做，不来烦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联络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虽负了总经理的名义而仍住在苏州。公司有事，打一电话来，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苏州住了两年，担任社教学院的教授。
⋙20世纪40年代初，顾颉刚在重庆柏溪。
在这里，我当说一说我的家庭状况。我们顾家大都住在沪宁路沿线，我的直系祖先在明成化时是唯亭乡的一个富农，每逢灾荒即捐出大量的谷子。到万历间迁到苏州城里，从此专事读书，得了科第就做官，得不到科第就教书或游幕。太平天国时代，苏州城里受了严重的兵祸，祖先产业荡然。我祖我父两代辛勤，又挣起一份家产。到我父老年，有田400亩，屋50间，现款4万元。这份产业也不算小，但与我无干。因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抚养成人，我自小和继母龃龉，而我的叔父又觊觎我们的产业，看我父仅我一子，心想只要把我赶掉，我家的产业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继母常在我的父亲面前交互说我坏话，挑拨我们父子间的感情，所以我决心远离家庭，自祖母死后撤座，就把妻女们接到北京，说：“从此这个家不是我的家了！”当北京政府欠了一两年的教育费时，我一家四口，衣食不周，我父看见报载情状，写信给我，说：“要不要由我接济？”我咬紧牙关，说：“男在此自有办法可想，请大人宽怀！”实在，当这教育界普遍的贫困时，想办法是何等不易，我只怕父亲寄了钱来，继母和叔父更进谗言，宁可拒绝了使得精神上舒服些呢。我父收入多而开销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这点积蓄。继母和叔父都亡故了。抗战之际，我父病逝，我不得归家治丧。田地托给姻戚管，他为了抽大烟，卖去了两百亩。抗战结束，我回到家里，存在银行的现款又成了废纸。为办婚丧，又卖去了百余亩田。到这时，我父遗下的产业只有房屋可以收到一点租金，其余全完了。为什么说全完了？因为田地久已收不到租。
提到这件事，我要为苏州的地主说几句公道话。别的地方，田主自己管着田，农民直接受田主的剥削，而苏州则不然。我们的地主是和佃户不见面的。所以这样的原因，就为苏州人太喜欢享受，无论有钱没钱，衣食总求美好，每一个男子总要有固定的茶坊酒肆来度他的日常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太有规律了，自早起到夜寝都有适当的支配，弄得不但远地方不能去，即离城不远的乡间也惮于涉足，所以城里的地主简直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么地方。这种“大少爷”的派头是明、清全盛之世养成的，为了这样，所以无锡、南通成了工业区，上海成了工商业区，而苏州的地主只能在糊涂的生活里度过一世，使得地方和自己的家族渐渐地没落下去，而不会学了人家改变生产的方式。在前清时，农人抗不缴租，还可请求官厅替他追缴，用打屁股来威吓他们。但民国成立，官厅早已不管这一套，而地主又不能自己下乡，所以佃农不缴也只得任他。在抗战前，缴纳的已经不多，靠田租过日子的显出奄奄待尽的样子。抗战后一切失了常态，缴纳的竟成为例外。我父亲未死前曾对我说：“你做到55岁，就归家来专心著作罢，我积下的产业是够你养老的。”但1946年，我自重庆归来，百亩的田租仅仅收到法币10万元，不足半月的家用。我知道没有休息的希望，而我幸有书局的企业，走上了新式生产的道路，心想：吃饭问题总不太严重吧？
大中国图书局开张在上海之后，营业极佳，因为我们在重庆已绘了好些地图，外蒙让出去了，台湾收回来了，东三省变为东北九省了，这些变动上海书肆都尚未画出而我们已都有了，在胜利之后人心振奋的时候我们印一版就销一版，甚或我们尚未再版而订货的已来，大有供不应求之概。但国、共谈判破裂，战事一起，发行网就缩小了一半。以后解放区日广，到上海蒋军消灭之前，我们的发行网竟至不出上海。而且为了工商业的不景气，购买力也萎缩非凡，就是上海一区也远非昔比。到这时，我们的地图是没有销路了，只靠了贩卖钢笔吃饭。我为书局编的一套《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一百数十种，出了十余册就出不下了。特约吕叔达编的《中国通史演义》八十回，编辑部里用了五六年的气力绘出的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分县地图》，其细密为历来坊间所没有的，都不能付印了。这多么痛心！
我住苏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够用，但苏州这地方，游手好闲的太多了，借钱求荐的麻烦不必说，就是不借钱、不求荐的人上门，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没有这闲暇去陪他们，然而多是本家、姻亲和上辈的朋友，得罪不得，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当工作上打算，我非迁出苏州不可，所以辞掉社教学院的教职，于1948年迁到上海，专做书局的事。我在书局，虽不能任经理，但编辑是可做的，我当然可以一心一意编出几部书来。只是时局动荡过甚，局中营业日落，我的薪水一减再减，打了一个对折，为要维持家庭生活计，只得兼教书，所以我便于解放前就蒋维乔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诚明文学院的教授。
⋙顾颉刚手迹。
解放之后，发行网宽得多了，可是又有难问题来。地图是表示政治区划的，区划改变地图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货，要造货就须有生产资本，但我们的流动资本已干涸了，造新货谈何容易。原印的图，一切不合适，只有卖给纸厂造“还魂纸”。再则，新印的图是否合适也是问题。例如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编了一册《苏联新图志》交给我们印，我们觉得这些编者都是专家，料不会错，就出版了。哪知出版之后，得到出版总署胡署长的信，说：“其中有《帝俄东部发展图》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我们把这个意思告给地理研究所，他们答道：“帝俄时代的事自有帝俄负责。而且帝俄不但受苏联的攻击，也受我们的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主席的攻击，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过去的事实揭发出来！”出版总署是国家机关，地理研究所也是国家机关（今已并入中国科学院内），为了他们步伐的不一致，害我们铺子赔了3000万元，这种苦痛该向谁诉？本来我们已定出版民众读物，仍用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名义，在平津报纸登了征文广告之后也收得了些稿子，自从《苏联新图志》生了问题，我们一再考虑，恐怕自己政治认识不够，出了岔子，加以出版总署并不负审查的责任，我们也没法质正于政府，所以就改变方针，从学校的自然科学挂图着手了。
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自问无应变之才，越来越觉得无能。去年解放前，金圆券一日数落，局中同仁无不喊穷，不绝地向经理部请求增薪。编辑部因为由我主管，工作人员向我要求更切。我因为这是实在的情形，与经理部同仁磋商增加津贴，然而那时正是营业极不振的时候，局方实不能加。我争之再三，有一位经理就说：“顾先生，你究竟是什么立场呢？你若是站在劳方，你的争是对的，但你却是资方的总经理呀！”这句话驳得我哑口无言。自从局中组织了工会，劳方与资方有共同组织的业务会议，以及福利、膳食、学习等的委员会，关系愈来愈密切，斗争也愈来愈尖锐，我既负了总经理的名义，也不该不实际负总经理的责任，然而折冲樽俎非我所长，要我在劳、资两方确定立场，尤非我所能，我真踌躇了，彷徨了！我还是退出商界罢！下次开股东会议时，我决定辞职了。
投身在商界，已有五年历史，我觉得商界确实好。他们固以营利为目的，但这个目的是公开的，除了公开的竞争之外再没有钩心斗角的破坏行为。不像教育界人，口头上清高万分而实际则较及铢锱，为了一点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妒忌，以致鼓动了别人来闹风潮。可惜我进商界迟了，不然我必可踏着张元济先生的足迹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