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各种从业人员都做自我的检讨，逼着自己努力向上，这是最好的事。我则因头脑向来不肯休息，所以在舟中车中，或枕上厕上，凡是不能读书做事的时候永远在做自我检讨，所以要我指出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来非常容易。只是我以为优点与缺点不必是对立的两种品行，而往往是一种品行的两种看法。这正如说北方气候，因水蒸气的缺少而天色清朗，人的精神也松爽，可说是一个优点；但水蒸气的缺少便使沙土飞扬，一起风害人张不开眼，这岂不成了一个缺点。南方地土滋润，植物茂盛，出门无风尘之苦，当然是优点；然而阴雨连绵，衣服穿在身上黏而不爽，又不能不说是它的缺点。人也如此，所以有“好人不能做事”的谚语，缺点即存在于优点之中；而曹操征求“受金、盗嫂”的人以供他的驱使，分明唯有这种无赖方能适合于特别的时势，优点又即存在于缺点中了。
⋙1954年8月，顾颉刚在上海武康路寓所。
我的性格很复杂，这是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因为我有的时候极理智，有的时候又极感情；有的时候很高明，有的时候又很沉潜；有的时候喜欢冲锋，有的时候又喜欢退让。我常细细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现在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复杂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于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挺着办公，这种责任心在我们苏州人中是少见的。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的祖母对于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她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她的同意而买了糖食，或说了谎话和流氓们的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上，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着，问我要不要再犯。为了自幼便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合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一个年轻人谁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于妻子做薄幸郎，也不愿对于所爱者做轻薄儿，便假做痴聋把对方挡住在友谊的界线上，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为着良心的平安就断然做了。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需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表示他的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了。有一位在事业上对我做剧烈攻击的朋友，他有一次问我：“颉刚，你为什么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点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了！但你知道我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是你已认识了我，你在道义上就不该攻击我了！我有这样的责任感，我肯为人家牺牲自己，可说是我的优点，然而缺点即由此而来。大概这样负责任的人只该做一件事，因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费你全部的光阴。但不幸，我的责任感太强了，凡我所见到而人家没有做的事情我即引为己责，要凭我的情感拼命去干，有如宋朝陆象山说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又如孟子说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这种话理学家说了当然见得他的气象博大，但要实干起来便非大规模地组织党团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为了情感的横溢，好像野马的不可控制，样样事都觉该做，样样事都要负起责任；自己则既没有才，又没有财，又没有组织做后盾，结果哪一件事都只开了一个头而没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乱，精神也十分不安宁，于国无益而于己有损，真何苦来！现在我的年龄已不容我再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尽自己的责任心，再不该滥用我的责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种事务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点是有强烈的同情心。我真爱人，我既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愿人家有一点苦痛。人家有一点苦痛时，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戏剧，看小说，常常为悲剧的主角而流泪，虽然明知这是假的。这同情心的由来，不是受教育的结果而是出于天性。我生长书香人家，长辈们总觉门第高人一等，常对我说：“我家男子没有一个白衣人，起码是个秀才。”并拿这个理由来做我读书的目标。我和邻家小孩玩，又常被长辈喝住，因为他们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坏影响。在这等教育之下理该发生优越感而鄙视民众。但我却没有接受这诱导，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样是朋友，从不感到摆架子的威风。一班同学们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烟卷，坐起头、二等车，变了一个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质问道：“颉刚，你为什么过的还是学生时代的生活，难道你没有钱？”其实，我不是为省钱，也不是装穷，只觉得民众的生活并不可厌，高级的生活并不可羡。在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众接近，到人家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民众教育和边疆运动，何以高等华人不做而我做，就为我肯到他们所认为腌臜的地方去而得到亲切的观感，以至激发了我的强烈的同情心。至于我所以能够接近青年，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会说话，虽是教了30年书还不是一个好教员，教的东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现代青年的兴趣，然而竟有许多青年来依附我，我能做成几件事情是靠着他们的帮助，我受人家的攻击也是由于他们的牵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过爱才，太过希望他们好。《尚书·秦誓》上说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这几句话真写尽了我的心。我看见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纪比我大的便尊为前辈。例如柳翼谋先生，他驳斥我的“古史说”，不免盛气凌人，我答复他的时候还是很有礼貌的，这并不是我要假做谦虚，只因学问之事本不是一时可以决定是非，我从这一点想，他从那一点想，参加讨论的既多，才可以慢慢地寻出一个结论来。他肯和我讨论，原是应当欢迎的。但我的朋友们帮我答复的就不免以盛气来回报，孙伏园在副刊上写文竟斥之为“柳逆翼谋”，这种狭隘的心胸则刚和我处在两极端。至于比我年轻的人，则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我自入世以来，不断地办期刊，青年的文章不断地送来，只要有闲暇，我无不替他们修改。曾经有一个学生来质问我：“在杂志上看见一篇文章，写的是我的名字，却不是我的手笔，这是为何？”我告他：“这是我替你改得太多了。”一个大学生，已有相当的程度，只要有人指点，他又肯学习，当然进步是很快的，所以我所指导的学生，往往费了两三年工夫即已取得学术上的地位。他们有时作文驳我，我也随顺了他们的意思为做修改，这在别人大觉奇怪的而我则行所无事，因为必须许人这样自由思想，学问界才能蓬勃发皇起来。傅斯年曾说：“哪一个青年只要同颉刚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我说：“倒没有这样容易。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时时逼他们工作，必须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我这样训练青年，他们对于我固敢驳，对于别的前辈也敢驳，而别人不能像我一样宽大，他们一经被驳就跳了起来，说：“这是顾颉刚派他来攻击我的，顾颉刚想拆我的台！”于是我便代这位青年受了过，而且仿佛有了什么阴谋。所以，我所培植起来的青年学问越好，我的受攻击的程度也越甚，他们提到我时，常常称为“顾老板”，以表示其手下有一班人。唉，我的这颗心怎能使一班只有权利心而没有事业心的人们所了解呵！而且，我所能接近的青年，也就是他们所能接近的，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去做老板，偏要把这些群众让给我呢！这些为了同情心而招来的痛苦，固于我有损而却于人有利，也可说是我的同情心的好处。从坏处看，则滥用同情心比了滥用责任心更误事。我看人，往往只看一节之长，因了这一节而用他，结果他就用别节之短来造成不幸的结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着十分的恶报。一有这种事起来，笑我的人就说：“颉刚什么人都敢用，现在自食其果了！”怜我的人就说：“颉刚看什么人都是好人，现在上了人家的当了！”其实，我并没有看什么人都是好人，只是我爱才之心胜过了嫉恶之心，喜欢隐恶而扬善，希望人家尽向善的一方面发展；但是这个时代是最不安定的时代，社会上鼓励人做坏事的力量胜过了我鼓励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点好心给他抛弃了。有人规劝我：“颉刚先生，你的门下太杂了！”是的，太杂了！所以太杂的缘故，就因为我要在每个人的身上寻出长处来，寻出了一点长处我就不放弃他。但是，我深知道这是不对的。如果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党魁，自可这样“来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来供我的识拔，安插在各个适当的岗位；现在我仅是一个治学的人，至多做一个小规模的教育行政者，我要这样大规模地造就人才当然只落一个可悲的结局。我还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做正轨的发展吧！
有了强烈的责任心，论理我该做政治家。有了强烈的同情心，论理我该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为什么不在大时代里发挥自己的特长呢？唉，这是给我性格的第三点——强烈的知识欲——所拉住了！我对于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独独知识欲是极端的旺盛。这也是与生命俱来的。从小我就喜欢翻看一切书，不管懂与不懂。那时还没有图书馆，我就天天跑书铺子，也不分新书铺与旧书铺。又尽搜罗书目，全国的书铺子凡是印出书目的我没有不索取了。所以当时的我虽是一个中学生，而目录学的智识已非常丰富。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学，我的研究工作应当向史学方面发展。我又喜欢定工作计划，常常把预计的和实做的做一个对比的进度表。可是一件事情，预计时总比较轻简，实做起来往往须费加倍或加几倍的时间，所以实做的进度总追不上预计的进度，使我老是觉得负了一笔债。何况在社会任事之后，常有突然起来的事情足以破坏预定的工作，所以更赶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我是一个长期的神经衰弱的人，因为神经衰弱而成为神经过敏，我的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在想。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做一相对的批评，他说：“谷城忙里亦闲，颉刚闲里亦忙。”我许为知言。为了我头脑中常想问题，所以逢到一点材料时就不会轻易放过。例如《禹贡》的梁州为什么叫梁，历代释经的人从没有一个切实的解答；我那年第一次到重庆，住在大梁子，附近又有小梁子，我发现这是山头的名称时，我就想起从西安坐飞机到成都，望到下面只见接连不绝的山头，因知这个“华阳、黑水”的梁州一名即因峰峦攒聚而来。又如春秋时陆浑戎和姜戎同自瓜州东迁，瓜州所在自汉以来都说是敦煌，因为那边出产好瓜；我觉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晋人也不能迎他，这一定在离凤翔不远的秦岭里；果然有一位从汉中出来的朋友告我洋县山中有一种人，称为“瓜子”，他们专卖身做苦力的，这就证明了我的“瓜州说”。这种事虽是偶然的发现，但在我脑筋里已不知转了几千百度，所以一说出来就给我捉住了。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会得看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这没有什么技巧，只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看出来了。我肚子里有10余篇长文章，有的已酝酿了10余年，有的已30年，因为问题复杂，非有整段时间不能写，而近年生活太不安定，所以始终顿在肚子里。这正如一个妇人怀了孕，十月满足而产不出来，其苦痛的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我的知识欲强到这样，当然发生了我的缺点。因为研究是我毕生的训练而办事只是半路的出家，所以我在书房里可以心无杂念，一意读书写作，新的生产是不难按日成功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办公室里，在会议室里，则面临着现实而心想着学问，我不能全神贯注到事务上，歧路亡羊，我哪里做得好事。我认识我自己，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
在我的性格里，还有一股拉向后退的力量，乃是缺乏政治性。我所以想脱离了政治而做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就是为此。到了今日，证明了这只是我的幻想，在政治的大前提没有决定的时候，一切的枝枝节节的工作都是白费劲。但我所以如此，恐有苏州人的性格在内。苏州人是最和平的，怕起风波，但求安安逸逸地过生活。所以在前清时代，科第极多，做官极方便，但只想做做内阁和翰林院的清闲的官，很少外任，也很少表现政绩。民国以来，只有张一麐做过部长；这并不是政府不要他们做，只是他们守着“知足不辱”的戒而不肯做。苏州本是一个地方政治中心（省会）和全国工商业中心，其繁华富庶可想；近百年中，东边有了上海，西边有了无锡，把苏州的工商业拉过去了，自辛亥革命后省会也移到南京了，苏州只成一个住宅区，市面日就凋零。国民革命后，南京成了首都，江苏省署要迁回苏州，这件事如发生在别省，一定欢迎之不暇，哪知苏州绅士竟推代表去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怕做了省城之后容易受兵灾，于是江苏省城迁到镇江去了。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苏州人是怎样的没有政治性。人不能跳出政治，他们要跳出，徒然加速其没落。可是坏处的反面也有些好处。苏州人因为不热心于政治，很少奔竞的习惯，轻易不见投机分子。他们大抵对本身业务负责，做人家的忠实干部，所以海关、银行、邮局、电局等从业人员以苏州人为最多，他们安分地做技术人员，做上一世，绝不躁进，父母、妻子也不勉励他们向上钻，只要家里人有饭吃，和养生送死的周全，就一切满足了。我生在苏州，在苏州的空气里陶冶了最初的20年。固然我们的时代已是革命的时代，从小读了梁任公、孙中山的文字，满心想救国；但章太炎、刘申叔辈讨论学问的文章更能吸引我，中学时代就已立志治经了。到辛亥革命，沸腾了我的血，但我好高骛远，不参加国民党而参加了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为的是社会主义比三民主义彻底；然而一进了北京大学，学问的兴趣又转移了政治的目标，于是我死心塌地地走向“整理国故”的道路，为的是实有许多工作等待着人去做。“九一八”事变后，又大动了一下；但到了对国民党无希望的时候，我又投进商界去了。综合我一生的事实看来，学问的路很早就走上而政治的路则始终走不上去，这就因为知识欲太强而政治欲太弱的缘故。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我是不敢辞的。唯其如此，所以每逢人家来个打击就自己甘心退下，不与他们计较，虽则我有力量，然而总不肯用。我一生做事，到处碰壁，每读《离骚》，辄觉屈原的心即是我心。他碰到楚怀王这般昏君、上官大夫这般佞人，毫无办法，只有投江自杀。我呢，则本有学术的岗位在，事情做不好，还可以闭户读书，所以我不需走向他的最后一条路。只是闭户读书也需有闭户的物质背景，我这背景在哪里呢？
上列四点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为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驱迫我前进；但也为有强烈的知识欲而没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后退。人家看出我的行为的矛盾，实即是我的内心里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在少年壮年时代，理智和感情并强，所以表现的矛盾也特别厉害。现在我快到60岁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强的感情；人世的经验多了，理智的力量又当然超过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现可以渐渐地降低了。此后我想把责任心严格配合知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