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中央，在一棵垂死的大树的树杈上，有两只秃鹰，它们徒劳地等待着某一天可能会降临的食物，可是……最终，一只秃鹰对它的同伴说：“让忍耐见鬼去吧！我们去捕猎！”
——郭思达
黛安尼・史密斯小姐紧锁下颌，愤怒地返回了办公室。这位金发碧眼的女秘书已经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了十年，像其他职员一样对公司有着高度的忠诚，并以能够在亚特兰大最好的公司里工作而自豪。1972年，史密斯还赢得了“活力小姐大赛”的冠军。然而，在山茱萸花盛开的季节里，1980年5月，一个特殊的上午，她却被公司发生的一些事情给激怒了。过去，公司就像是一个亲切的大家庭，但近两年来，一些可笑的公司规定却从天而降。这一天，史密斯沿着北大街准备去小公园内吃午餐，保安人员却告诉她，公园内已经不允许任何人就餐了。奥斯汀夫人不希望看到有人在公园内就餐而引来鸽子，因为这些鸽子会破坏已修剪好的草坪。这位愤怒的女秘书小姐违抗了保安人员的指令，坚决在公园内一张长椅上坐下来，吃起了三明治。
一回到办公室，黛安尼・史密斯就立即拿起一张新的打印纸放入打印机内，然后敲击键盘开始给保罗・奥斯汀写投诉信。“我要替‘小人物们’讨回公道，”她写道，“他们不能缓解日常工作的压力，公园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休息场所。对我来讲，我一直为能够在这家大名鼎鼎的公司里工作而骄傲，但是现在，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应该骄傲了。”史密斯写道，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公司的士气如此低落。盛怒之下，她在这封投诉信的结尾署上了自己的全名——康士坦茨・黛安尼・史密斯。“这应该会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的。”她对自己说。为了保险起见，她同时也将投诉信匿名寄给了罗伯特・伍德拉夫。最终，伍德拉夫将这个公园称为“鸽瘟”公园。
女秘书的投诉信引起了公司老板的重视。同样，就在一个星期前，伍德拉夫先生的汽车司机也没能将汽车停放在北大街。保安人员告诉他，不能在北大街办公楼前停车——“对不起，没有例外，这是奥斯汀夫人下达的命令。”之后不久，格鲁门军用飞机制造厂致电伍德拉夫，希望提供新型喷气机的定制细节。这架喷飞机是奥斯汀夫人为了方便其艺术作品研究而订购的。于是，一场暴风雨来临了。5月28日，公司宣告，新总部大楼的建设费用使得公司背负了1亿美元的债务。伍德拉夫曾经因为领导公司摆脱20世纪20年代的债务危机而自豪，但他现在也震怒了。作为公司元老，90岁的伍德拉夫将保罗・奥斯汀传唤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其引咎辞职，并坚持让奥斯汀立即任命他的接班人作为公司总裁。既震惊又困惑的奥斯汀起草了一份伍德拉夫朋友伊恩・威尔逊的任命书。威尔逊当时还在亚洲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业务考察。当任命的消息传遍整个行政大楼后，相关的公司高管人员——尽管他们谁也不曾承认为自己的身份——都试图让伍德拉夫老人相信，伊恩・威尔逊是独裁的奥斯汀的帮手，他上任以后情况不会有什么两样。而且，公司目前需要的是新的发展方向。除此以外，公司任命南非白人的行为也是鲁莽的，这将会冒犯那些黑人消费者。
新秀郭思达
5月30日的董事会特别会议上，郭思达被任命为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事实上，每个人都很惊讶于这一任命，因为继威尔逊之后，唐・基奥被认为是最佳候选人。基奥被公认为是自哈里森・琼斯之后的一位娴熟的政治家、机智的市场商人、杰出的演说家和激励者。正如一位仰慕者所说，他能够“通过电话交流使你哭泣”。相反，郭思达是一位带着蹩脚的古巴和美国南部各州混合口音且没有实际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在许多人看来，让这位来自拉丁美洲的化学工程师经营如此庞大的生产“美国产品”的公司，简直莫名其妙。但乔・琼斯等知情人士对此却不感到奇怪。现年48岁的郭思达是一位杰出的公司管理者，自1964年加入公司以来，晋升通道一直很顺畅。更为重要的是，最近一年里，郭思达的成长与伍德拉夫先生密切相关，每天他都会在伍德拉夫先生的私人饭厅内与其共进午餐。
郭思达极为欣赏伍德拉夫先生的自信，并对他敏锐的判断力和独特的见解赞不绝口。反过来，这位公司老板也称郭思达为自己的“伙伴”，并能够从这位古巴人的身上联想起自己最初接管公司时的情景。
和伍德拉夫先生一样，郭思达也是一位富家子弟，并在家族企业以外成就了自己的事业。郭思达自幼生长在祖父的男爵公寓里，在尊重传统和老人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郭思达喜欢在别人面前提起他的祖父，谈话中经常带有从祖父那里学来的古巴俗语。对于伍德拉夫先生，郭思达同样认为他是一位智慧的长者。郭思达对这位老板的热爱不仅是诚恳的、发自肺腑的，而且对他在公司中的工作也有所帮助。伍德拉夫先生智慧的格言会使郭思达联想到他的祖父，此时此刻南美文化与他从古巴所获得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共鸣。
当记者们探究郭思达的过去，试图评价这匹胜出的黑马时，他们居然发现，郭思达是一位非凡的智者。1948年，18岁的郭思达高年级时便进入到康涅狄格州著名的柴郡中学学习，当时他的英语知识很贫乏。郭思达通过一遍一遍地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从中学习美国俚语，了解美国文化价值观。这种训练和图形记忆法一起促进了他的英语学习。“我的老师说，我的句子结构就跟教科书上的一样规范，”郭思达回忆道，“本来就是嘛，我都是从教科书上学来的！我全靠背诵，把整段文章逐字逐句地背下来。”不可思议的是，该学年结束时，竟然由他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后来，他以全班第10名的好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
公司同事们认为，郭思达是一位忠诚的员工，每天晚上都会把工作做好后才离开。他绝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研究人员，还是一位有才能的管理者。他强调工作细节的完善。“他知道办公室内每个细小的问题在哪里。”一位同事这样回忆道。郭思达良好的教养、谦恭的礼貌以及拉丁人帅气的外表掩盖了他身上那些可以视为冷酷无情的东西。他注重结果，从不把事情绝对化。他经常引用他祖父的一句格言：“一个人和解、折中的本领比其职位权力要重要得多。”郭思达曾经带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和一些愤世嫉俗的意味感叹说：“人们大多数时间都表现为利己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观点。”尽管郭思达将自己的情感置于理性控制之下——但“他的心就像是一块水晶”，一位同事这样评价——不间断地吸烟和手轻微地颤抖反映出他内心的不宁静，而这些却被冷静的外表所掩盖。工作和家庭生活之外，郭思达的兴趣大多都集中在游泳和阅读上。有点不太适宜的是，这位带有古巴贵族血统的管理者同时也对美国南部乡村音乐怀有浓厚的兴趣。
当问及如果不做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话会从事什么行业时，郭思达给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我可能会是某个管理学院出色的教师。”为什么他会给出这样的结论呢？从《追求卓越》或其他管理类畅销书籍，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福音依路喀所传者》，郭思达的回答都说明了他不仅能够兼收上述众家之长，而且具有深邃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然而，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郭思达避免使用一些鲁莽的言论。当问及哪些是他最可贵的品质时，郭思达没有提及自身对于上帝的忠诚或是机敏的思维、直觉的理解力，抑或是杰出的管理才能，“我一直坚持不懈”，他常这样说，而他认为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正是这样两种特征构成了郭思达如同寓言里秃鹰一样的性格，倾向于计划缜密的进取，而不是采取消极、被动的姿态。
让昏昏欲睡的巨人动起来
在1981年5月从保罗・奥斯汀手中接过公司董事会主席聘书之前，郭思达度过了一年艰苦的时光。在这一年里，作为总裁的他没有绝对的权力。不过，正是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郭思达才加强了与其他高层人员之间的沟通联系，稳固了他的权力基础。意识到唐・基奥的沟通技能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极力邀请对方出任公司首席运营官。此后，任何场合都可以看到郭思达和基奥一起出现的身影。在演讲中，他们彼此互相介绍着对方。在某种意义上，基奥在各种公共场合下扮演着郭思达的仪式主持人角色，或者说就像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埃德・麦克马洪——美国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郭思达同时也相信，伊恩・威尔逊不会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一点上，我和基奥都从不怀疑，”他告诉记者们，“我认为，威尔逊不再会有任何机会了。”郭思达注意到，威尔逊所负责的加拿大和远东地区的销量只占公司销售额的15%，而且销售利润不高。当威尔逊的名字出现在丑闻中时，郭思达也没有任何澄清举动。事情是这样的，亚特兰大黑人移民办公室有意搁置了威尔逊的移民申请，使他不能及时获取美国公民的身份。因急于获得绿卡，威尔逊在被选定为CEO之前，曾与华盛顿一位非法买卖商人欧文・戴维森有所接触。而现在，戴维森涉嫌与黑手党有联系而即将被控告的消息传出以后，威尔逊也因与黑道人物相牵连而频频出现在报纸和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中。对此，可口可乐公司官方发言人采取了缄默的态度。
同样，在公司内部，威尔逊突然发现自己又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运往罗得西亚的一桩非法货物运输案有牵连，而此次运输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尽管事情发生在威尔逊管理南非事务期间，但他否认知晓这起运输事件，宣称自己是被陷害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猜测，如果换作郭思达，“这里面的利害冲突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是一位被取代的、只被公认为在软饮料质量控制方面卓有成效的古巴工程师，当面对取代者时，你会怎么做？一面是权力和荣耀，另一面是万丈深渊”。在威尔逊离开以后，郭思达象征性地成了“桃树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而该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一直被伍德拉夫长期控制着。
与此同时，郭思达着手制定他的雄伟战略规划，希望借此改革可口可乐公司的经营方式。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的CEO应该是公司财务的指挥者，于是，这位新总裁同样采用了学习英语的方式——坚持不懈的求知欲和像海绵一样的记忆方式——学习会计知识、币值波动和经济规律。“他过去常常一天之内来我办公室15~20次，”萨姆・阿约布回忆说，“尽管他不了解会计或者财务方面的概念，但他会不停地提问，提问，再提问。”后来，萨姆・阿约布成了公司财务总监助理。
郭思达掌握的知识越多，就越不安于公司内部的管理。以公司占有主导地位的冷饮料业务为例。冷饮料被认为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主要财政支柱，但由于不能像与瓶装商签订合同那样将价格锁定，糖浆的价格波动制约了公司的发展。但是，郭思达却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公司采用5加仑铝质汽水分装器后，冷饮料业务的资本投入稳步上升。数据显示，当冷饮料业务利润为12.5％时，成本则为16％。至少从理论上讲，公司有倒闭的趋势。不过，郭思达手下的技术人员很快就发明了一种廉价的一次性器具，帮助他们的老上司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过上述事件，郭思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公司过于追求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忽略自己的财务承受能力。百事可乐公司就曾对良好的投资回报率这一终极目标视而不见。1980年1月，郭思达说服了罗伯特・伍德拉夫在可乐制作中用以玉米为原料的高果糖浆替代蔗糖。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具有将自身的技术背景知识与公司的成本管理结合起来的才能。
玉米糖浆和“不顺从者”的愤怒
卢克・史密斯和保罗・奥斯汀一向坚持认为，高果糖浆会使可乐失去原有的口味，但现在，口味测试小组成员却发现，无论使用玉米糖浆还是蔗糖，可乐的口味都没有什么差别。尽管蔗糖在自由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可能会下浮，但是高果糖浆的价格只有美国征收保护关税税后蔗糖价格的80%。最初，为使伍德拉夫信服高果糖浆可以替代蔗糖，郭思达经历了一段痛苦时期。毕竟，这样做将会改变“神秘”的可乐配方。在公司财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郭思达这位古巴化学家给大家详细解释了更改配方的技术问题，但比伍德拉夫还要年长的约翰・西布利却思维敏捷地打断了郭思达的介绍：“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我们使用的甜菜糖吗，伙计？这不过就是另外一种糖，仅此而已。”一旦决策是用如此基本的简单语言来表述，伍德拉夫很快就同意了。
在与百事可乐的竞争中，可口可乐美国公司总裁布莱恩・戴森采用的手段是，先通过与供应商签订长期合同来保证高果糖浆的供应，然后加大公司的广告宣传力度。之后，在推行高果糖浆的过程中，公司对瓶装商们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给大多数瓶装商以利润刺激，另一方面以高果糖浆为借口，打击那些不愿意签订长期合同的瓶装商。1978年的合同条款修改已经详细说明了，任何在甜料方面节省的成本都会转变成瓶装商的利润。对于那些拒绝签订合约的少数瓶装商，公司会坚决按照原有的糖浆浓缩液价格供货。
比尔・施密特原本就已经对可口可乐公司的强硬态度不满，这次更是对可口可乐公司类似于勒索的行径感到恼怒不已。难道他的长期合同中没有规定每加仑可口可乐糖浆中蔗糖含量为5.32磅吗？他们没有得到允许，就能强行销售这种高果糖浆？施密特决定铤而走险。他从肯塔基州伊丽莎白镇出发，前往亚特兰大，希望能够寻找一位律师帮助他起诉可口可乐公司。但他也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也许没有人甘愿冒险与可口可乐公司及金-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对簿公堂而接手这场官司。
也许是天意，这位叛逆的瓶装商找到了埃米特・邦杜兰特。邦杜兰特以擅长打律师们都不愿意接手的官司而闻名。例如，他曾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主张公民享有完全自由的权利，没有为美国效忠的义务），打破了对佐治亚州忠诚的誓言。1980年2月，也就是在结识施密特前几个月，邦杜兰特在一起性别歧视诉讼案中对抗金-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时，已经逾越了亚特兰大所规定的“行为规范标准”。“你脑子进水了！”一位律师伙伴告诉他，“起诉金-斯波尔丁——哦！全能的上帝！——在亚特兰大！”现在，邦杜兰特认定，施密特的指控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案件。1981年，他代表施密特和其他70位同样不满的瓶装商提出了集体诉讼。邦杜兰特一向很尊重和钦佩哈珀・李的作品《杀死一只知更鸟》中那位勇敢的南部律师阿蒂卡斯・芬奇，他认为自己是道德的战士，是被压迫者的最后希望。邦杜兰特锲而不舍地为这桩诉讼案搜集了大量资料。
同瓶装商们一起积极进取
1980年6月，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了软饮料品牌间的竞争法案，最终确保了排他性的地域保护权，这样瓶装商们就不会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上互相指责了。当然，如果没有来自基层瓶装商的支持，法令将永远不可能成为法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案的通过为布莱恩・戴森和他的激进团队加快灭绝小瓶装商的步伐扫清了障碍。
联邦贸易委员会曾一度打击过潜在的特许权购买者，但现在摆脱其威胁后，企业合并情况络绎不绝。同时，多年来人为造成的瓶装业务价格下滑趋势也开始逆转，并出现不断攀升态势。许多长期经营的家族企业也决定提前歇业，将家族名号转售出去。可口可乐公司不仅鼓励卖出弱势瓶装厂，而且积极推进瓶装厂之间的合并，有时甚至还在瓶装厂寻找新东家的过程中临时充当中介人。尽管如此，戴森、基奥和郭思达却不断承诺，他们没有获取永久产权的打算。实际上，公司已经放弃了巴尔的摩的工厂，而且戴森还承诺，公司将放弃旗下其他表现不佳的瓶装工厂。
百事可乐公司的约翰・斯卡利是与戴森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1980年，他决定将百事可乐挑战活动推向全国，以维持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发展势头以及在超市中的领先地位。出乎意料的是，斯卡利遭到了自己阵营内部的强烈反对，惊恐的百事可乐瓶装商们请求他“停止这一疯狂行为”。他们坚信，在本行业内这么做的话，要么百事可乐公司会一败涂地，要么可口可乐公司会发起残酷的价格战。他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戴森对此迅速做出了回应。可口可乐公司在举行口味测试的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在一次挑战活动刚刚开始时，可口可乐公司还动用卡车围住了百事可乐工厂，以示威胁。甚至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聚会上，公司还雇用敏・格林挥舞着大锤敲砸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根据斯卡利的解释，戴森是想直白地告诉百事可乐公司的瓶装商：“如果你参与挑战活动，那就是自己找死。”虽然如此，百事可乐公司挑起的口味测试仍然继续折磨着可口可乐公司。
发现更好的健怡可乐
早在1979年，郭思达就曾指示莫里丘・简特科和他的技术人员开展一项名为“戴维计划”的研发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可口可乐的配方和口感，从而打击百事可乐公司，可惜最后没有取得成功。由于在甜可乐这个品种上受到挫折，郭思达开始注重低糖饮料的研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超越百事可乐公司。况且，低糖饮料市场份额增长迅速，不久将会占到整个软饮料市场的20％。郭思达和戴森一致认为，塞尔希奥・齐曼能够领导低糖饮料开发项目。这位杰出的、有抱负的、会讲多种语言的年轻墨西哥人是从百事可乐公司挖来的，项目中其他一些主要成员也都曾经参与过阿尔・斯蒂尔30年前领导的扭转乾坤运动。1980年2月，齐曼最先启动了“哈佛计划”，并采用编码的形式来代表他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任务。如果这位墨西哥人真的提议使用这些可笑的名称，奥斯汀和可口可乐公司的其他领导人也不会有什么不安。不过，整个计划的要点还是充分利用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新产品健怡可乐只是品牌的延伸。
借用具有魔力的可乐名称给其他软饮料冠名，这种想法似乎有些异端化。早在1963年，当特伯发明出来时，少数大胆的公司职员就曾有过这样的提议，但奥斯汀却严厉地谴责了他们。现在，特伯已经超越其他低糖饮料而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公司不能够利用可乐这一历史悠久的品牌影响力，再打一个漂亮的低糖产品仗呢？难道另外一种产品使用可乐的名称就只会贬低可乐的品牌价值、混淆消费者、打击已经低落的瓶装商士气吗？
不过，齐曼、戴森、基奥和郭思达都确信，健怡可乐的引入能够给公司注入新的活力。正如齐曼在1980年2月给布莱恩・戴森的备忘录中所写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司给人的印象是传统、僵化和保守。”大胆引入健怡可乐可以给这一固有印象以“巨大的冲击”，利用可口可乐的威名还会给瓶装商们带来新的活力。再说，这样做也将会带来利润，因为低糖饮料的生产成本不会那么高。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讲，新产品的引入时间点也是合适的。正如预言家警示的那样，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人们会继续喝可乐饮料，但是在对健康狂热的追求下，他们会转向喝健怡可乐。齐曼认为，“竞争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百事可乐公司已经推出了同样的产品轻怡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犹豫了很久，而大器晚成者都必须发挥巨大的催化作用，激励瓶装商们“勇敢地去战斗，真正表现出开拓进取精神”。这位墨西哥商人用一句话总结说：“这将会是被寄予厚望的新设想。”
但是保罗・奥斯汀却突然中止了哈佛计划，而且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四月份秘密发电报给唐・基奥，此时基奥正与齐曼和戴森一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设计、策划方案。郭思达深信，该计划是正确的，也是紧迫的，于是开始向伍德拉夫寻求支持。郭思达从上次蔗糖更改成玉米糖的陈述中汲取了教训。想要赢得“长辈”的支持，用简单、肯定的语言把事情阐述清楚是非常必要的。伍德拉夫显得不太在乎，也没有多少耐心。郭思达解释说，传统可乐的市场份额近年来一直在下降，相反，健怡可乐的市场份额却在不断上升。“在不久的将来，伍德拉夫先生，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不得不将公司更名为特伯公司了。”当他信任的“伙伴”用这种方式讲话时，伍德拉夫很容易就接受了健怡可乐，但是奥斯汀仍然还站在对立面上。8月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郭思达当选董事会主席和公司CEO，代替了即将退休的奥斯汀——奥斯汀将在第二年，即1981年3月1日，正式退休。董事会议结束后合影时，郭思达看上去就像是个电影明星，而奥斯汀则沮丧地站在他的身后，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不久，郭思达就让齐曼继续进行哈佛计划。
奥斯汀的贡献
奥斯汀退休后不久，就被诊断出患有老年痴呆症，之后病情迅速恶化，并于1985年过世，享年70岁。尽管奥斯汀后期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表现会影响到他的业绩，但总的来看，他还是给公司带来了惊人的发展。1962年，当奥斯汀当选为总裁时，公司饮料只有一个品种，而且广告过于陈旧，公司内种族歧视现象也相当严重。销售额高达5.675亿美元，但利润只有4670万美元，其中海外机构占30％。奥斯汀凭借自身的远见卓识和专业的管理才能领导和帮助可口可乐公司度过了艰苦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他的领导下，公司开发出一系列产品，进而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培养了商业伦理和社会良知——尽管面临巨大的压力，制作和发布了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商业广告。
不过，奥斯汀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使公司海外业务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1980年年底，可口可乐公司在接近60亿美元销售额的基础上赢得了4.22亿美元的利润，将近1962年的10倍，其中65％的利润来源于海外部门。甚至连当年深得奥斯汀宠爱的那些项目——命运多舛的小农场、脱盐工厂、乳质营养饮品等——公司也表现出了好奇和大胆，这些都是从未经历过的。“奥斯汀对可口可乐公司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朋友伊恩・威尔逊若有所思地说，他本人也在奥斯汀退休的同一天从可口可乐公司辞职了，“他视野广阔，远不只是销售有颜色的碳酸糖水。”
打破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
在董事会宣告郭思达接替奥斯汀成为公司CEO后不久，世界各地的管理者都被召集到了亚特兰大，参加每年十月份召开的周年例会。在会议上，各地的代表原计划都要陈述自己地区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但郭思达认为没有人能够向前看那么远，于是就用三年计划代替了过去的五年计划。郭思达再一次显示出他刨根问底的个性。他向那些准备不很充分的与会经理们不停地提问、提问、再提问。来自各地的经理们都将这个历时两个星期的“盘问”戏称为“西班牙调查”。会议之后，郭思达感到非常忧虑。他意识到，应该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现有局面，因为与会的公司代表都是从竞争的角度去设立目标，目标都集中在增加销售额、扩大市场份额上，很少有人关注资金回报率。
为打破沉寂的公司局面，郭思达夜以继日地制定着战略规划。1981年3月，也就是郭思达作为CEO的官方授权仪式举行后一个月，他在美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棕榈泉召开了可口可乐公司最高层会议，共有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经理人参加了这次为期五天的会议。“当投入成本高于盈利回报时，公司开始担心是否能够继续成功地支撑下去，”郭思达告诉与会代表们，“在这一点上，公司过多关注了表面上的现象。”会议上，郭思达保证说，可口可乐公司处于被动的局面即将结束，“那些不能够适应变化的管理者，无论职位高低，都将被淘汰出局。”接着，他又平淡地说：“公司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还强调说，他会考虑“改变我们任意一种产品或者全部产品的口味”。
郭思达精心起草的《20世纪80年代战略规划》在棕榈泉会议获得通过后，被分发至财务分析员、媒体以及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的手中。从《20世纪80年代战略规划》枯燥的文字表述中可以归纳出，可口可乐公司的盈利目标是：“利润率应该稳定在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从而保证我们的股东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规划中预警性地写道，公司有可能要进行多元化投资。郭思达认为，要取消原有的重工业投资，转换为寻求服务，因为“服务可以补充我们的生产线之不足，而且与我们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相协调”。
最初，包括媒体在内，只有少数人重视郭思达的建议。但是不久之后员工们就发现，郭思达是一定会坚持到底的。那些忽视他的权威或者不能够有效完成工作任务的人都被无情地解雇了。“郭思达就是一位暴君。”萨姆・阿约布回忆说。通常的情况是，郭思达专横地下命令：“解雇他！”不过，阿约布通常会采取比较婉转的做法，安排那些被解雇的人员提早领取退休金。尽管从表面上来看，1981年后半年可口可乐公司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布莱恩・戴森却正致力于联合瓶装商和振兴国内市场，故此，一幕类似西部枪战片的电影在可口可乐公司与“蓝色一伙”百事可乐公司之间上映了。事件发生到高潮时，一桶石块会把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砸成碎片。阿约布也曾试着通过一定的方式安抚那些不满意的瓶装商，例如允许他们选择季节性销售，或是针对本土问题快速做出回应。当郭思达宣告他的目标是振兴公司国内市场时，大多数本土瓶装商都感到很满意，因为随着国外市场的繁荣，他们感觉自己的重要性和价值一直被公司忽略了。郭思达想要在20世纪80年代末使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平分秋色，各占50%的份额。一方面，随着美元的升值，在国内市场寻求更大的利润是非常有意义的；另一方面，1980年，由于日本销售量下滑等原因，国外销售也开始出现不景气的局面。
菲律宾：大败百事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在菲律宾的萧条也显示出海外市场业绩的下滑。菲律宾曾是可口可乐的天下，但现在百事可乐公司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小安德烈斯・索里亚诺是当地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豪门继承人，他为了发展自己的啤酒企业而忽略了可口可乐公司的特许经营业务。与此同时，百事可乐公司却在自己所有的菲律宾工厂内注入了大量资金。傲慢的索里亚诺拒绝倾听可口可乐公司委派给他的那些能够提供帮助、有远见的年轻人的意见，并以“小人物”为借口辞退了他们。
显然，采取激进的措施是绝对必要的。前所未有的是，可口可乐公司拿出1300万美元用于管理控制，这相当于公司股份收益的30％。内维尔・伊斯德尔是一位给人印象深刻的、身高1.96米的爱尔兰人，被从澳大利亚召回到了菲律宾。他迅速估计出公司1981年6月的营运状况。尽管公司拥有基本实力——1000多辆送货卡车和7500名员工——但是员工们士气低落，只是在脏乱的工厂内马马虎虎地机械工作着。于是，伊斯德尔立即着手向工人们灌输荣誉感和进取心。索里亚诺穿的是带有传统菲律宾上流社会特征的塔加拉族服饰，但伊斯德尔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有意展示其不拘小节的个人形象，总是穿着带有可口可乐公司标志的T恤。伊斯德尔负责监督公司每一间盥洗室的卫生情况，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证灌装生产线的干净整洁，更重要的是向员工们传递这样的信息：他重视公司的工作环境。
借着公司产品包装改为12盎司装和公升装的机会以及美乐耶乐等新口味产品的推出，伊斯德尔想要复苏市场，给每种产品注入新的活力。以美乐耶乐为例，它的广告词为“世界上最强劲的软饮料”。为了名副其实，伊斯德尔穿着运动短裤，带领员工们做俯卧撑，围绕灌装工厂跑步。为了增加产量，伊斯德尔向大家证明，他确实乐意与员工们一起战斗在同一战壕内。伊斯德尔带领军事化的员工们奋力将百事可乐的汽水瓶投掷到墙上，事后大家都精疲力竭。
新的激励方法对员工们起到了作用。一年后，甚至在菲律宾当地经济下滑4％的大环境下，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场份额仍然上升了30％；两年后，可口可乐超过了百事可乐。20世纪80年代末期，可口可乐公司占据了71％的市场份额，而这恰恰是1981年市场份额数值的反转。伊斯德尔就像是英雄一样，很快被公司员工在内部传颂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的禁忌被打破了。可口可乐公司能够将股份收益分给自己的瓶装商，而且效果显著。郭思达将继续汲取经验教训，领导公司进行新的尝试。
杰西・杰克逊与可口可乐
1981年，正当郭思达和基奥想方设法向世界宣告可口可乐复苏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公共事件。杰西・杰克逊牧师是一位直率坦言却又野心勃勃的黑人政治活动家，他将自己的目光投注在了可口可乐公司身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杰克逊现在提倡给予黑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与20年前种族平等大会所倡导的精神相一致，但可口可乐公司和美国南部地区都不再是完全彻底的种族主义者了。实际上，可口可乐公司曾经赞助过本地的黑人大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其他的公民权利团体，并且24％的公司劳动力来源于黑人。像以前的其他人一样，杰克逊选择可口可乐公司并不是因为公司有显著的歧视行为，而是因为公司久负盛名且备受关注。6月，杰克逊和他那些来自芝加哥的拯救人性联合组织的同伴们威胁可口可乐公司，如果公司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将会发动联合抵制运动，并将该运动委婉地称为“收敛热情”。杰克逊抱怨说，可口可乐公司内部没有哪一位瓶装商或者糖浆批发商是黑人，董事会中也没有一位黑人成员。虽然可口可乐公司给予了少数群体的广告公司超过50万美元的业务，但是与公司每年1.69亿美元的广告预算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
卡尔・韦尔是可口可乐公司一位杰出的黑人主管，也曾是亚特兰大市议会的领导人。伴随着杰克逊的公开宣传活动急剧升级，唐・基奥和卡尔・韦尔开始与他谈判。后来，杰克逊宣告谈判陷入僵局，准备着手号召联合抵制运动。他还告诉媒体，亚特兰大黑人牧师们星期日将在讲道坛上公开抨击可口可乐公司。尽管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基奥和韦尔也都不想再和拯救人性联合组织争论下去了。8月11日，在胜利者杰西・杰克逊的见证下，唐・基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可口可乐公司新的“道德契约”，并承诺给予黑人价值3400万美元的福利。当时，出席发布会的听众有亚特兰大市市长梅纳德・杰克逊、科雷特・金、安德鲁・杨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的黑人领导人。可口可乐公司满足了杰克逊提出的所有要求，并承诺在少数群体广告上投入更多资金，增加黑人管理者的数量，寻觅合适的黑人投资者作为瓶装商。基奥坚持声称，这个新计划与拯救人性联合组织的联合抵制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代表可口可乐公司响应总统的号召所做出的真诚努力，因为罗纳德・里根总统近期提倡，当政府赞助行动减少时，私人企业应给予少数群体以帮助。
尽管高度保守的罗纳德・里根当选应该对他们有一定的暗示，但是无论基奥还是郭思达都没有预料到公众对他们善意计划的反应。许多美国白人已经厌烦了有关民权问题的煽动性言论，甚至连杰克逊组织的名字也是令人讨厌的——拯救人性联合组织周围到处都是高谈阔论的黑人，人们对此很反感。一位白人严厉斥责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亚特兰大宪政报》专业政治评论家刘易斯・格里扎德也抱怨可口可乐公司“没有骨气的表现”，并将拯救人性联合组织的活动者比作芝加哥强盗，还暗示可以授权杰西・杰克逊为月球上可口可乐的特许经营瓶装商。甚至连一向受人尊敬的财政周刊《巴伦》也谴责可口可乐公司同意寻觅黑人企业家作为饮料瓶装商或批发商的这一举措，因为这样做会“损害有功劳的白人”。同样，类似的抗议信件像洪水一样涌向可口可乐公司，比如田纳西州一位商人写信抗议“这个少数群体组织的勒索行径”。虽然基奥不断对这些关注事态发展的美国南方白人做出回应，并巧妙地否认公司目前的举措是一种“投降”行为，但最终，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不得不公开承认，他犯了一个错误：在召开记者发布会时，他绝不应该让杰克逊站在一旁。
这就是可口可乐！
经过一年多前所未有的研究和顾客口味测试以后，可口可乐公司发动了新一轮的广告战。当新一轮广告战——“这就是可口可乐”——在1982年2月拉开序幕以后，郭思达和基奥很快就忘记了与杰克逊之间的喧嚣争论。可口可乐新广告语的作者是约翰・伯金，他曾为百事可乐公司创作了“百事可乐新一代”和“你从生活中获取，百事可乐从奉献中获取”等脍炙人口的广告语。这位广告设计者现在在麦肯公司工作，他一面沿袭了广告语“喝可口可乐，展无限笑容”的优美基调和表现手法，一面又认为其太过“柔韧化”，缺乏真实的冲击感。伯金渴望在广告中加入比较活泼的战斗呐喊声，再次体现处于领导地位的可口可乐的自信心。麦肯公司的同事肯・舒尔曼和纽约歌手金妮・雷丁顿创作的一首加拿大歌曲帮助他找到了这种感觉。他立刻被这首具有强烈震撼力的音乐所迷住，经过逐步修改，广告宣传歌曲最终用三个连续的快速冲击波——“这就是可口可乐”——达到了铜管乐的演奏高潮。
伯金修改了歌曲中的抒情部分，以消除参考原加拿大歌曲的嫌疑，郭思达和基奥都表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然而，就在该歌曲即将投放市场的时候，金妮・雷丁顿发表了一个惊人的声明——她最初创作这首歌曲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推广一家电视台的新闻秀节目，音乐中三个连续的强烈冲击波是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但是演播室负责人认为，电视台的主旋律音乐应该简单明快，而该音乐显得太过浮华，所以被拒绝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荣誉受到了侮蔑，伯金愤怒了。“我们全身都感到了羞辱，而不只是脸上感觉到尴尬！”他回忆说。幸运的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高层人员善解人意，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2月4日晚上9:15，可口可乐公司在三家电视台的广告时段播放了该广告，与此同时，亚特兰大市中心2000名瓶装商也聚集在一起观看了该广告片。直到午夜，超过1.5亿的美国人都欣赏到了唐・基奥称之为“可口可乐公司新进行曲”的这首音乐——“这就是可口可乐”。正如广告初始画面所显示的那样，学生、家长以及牙牙学语的孩子都在忙着将板条箱或积木堆积起来。“用最充满活力的方式精心营造每天的生活，”热情奔放的声音随之唱了起来，“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做什么，都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和我。”画面上的堆积物由火炬点燃，燃烧出熊熊的篝火，歌声也随画面而出：“这就是可口可乐！你曾经寻觅的好口味。这就是可口可乐！从不让你感到沮丧。”在足球比赛中，燃烧的篝火被认为是美国精神凝聚的象征。当然，在这个时长60秒、由15个独立场景组成的广告片中，有一点是不太清楚的：在啦啦队队长的带领下，制服颜色与可口可乐相似的人群究竟是在为国家队呐喊，还是在为可口可乐欢呼？在所有“这就是可口可乐”的场景中，无论是在农夫令人惊讶的生日聚会上，还是在精力充沛的年轻舞蹈家短暂休息的瞬间，他们都会从冰柜中取出闪光的可口可乐瓶子。一口气喝下以后，他们也都会高高地举起瓶子，发出紧张得以缓解之后的赞叹，向人们表达内心深处难以抑制的喜悦。
郭思达将这次新的广告战役作为他领导可口可乐公司的序幕。他告诉瓶装商们：“这些强劲的、肯定的信息真实反映了当今美国人的特质。我们表达了我们内心的意思，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所传达的那些。”确切地说，歌词本身并没有故意告诉人们“这”是什么。正如布莱恩・戴森提示的那样：“我们不能够太过准确、太过描述性或者太过文学化。”而目前采用的这种方式恰恰能够使每一位消费者都充分展开自己的联想。“无论什么样的情感，无论什么样的需要，”戴森总结说，“这就是可口可乐！没有什么可说的！”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也推出了能够与百事可乐相抗衡的秘密武器——比尔・科斯比。这位黑人滑稽演员与可口可乐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他的儿童时代，那时，他在下午2:00“最上瘾的时候”可以一口气喝下15瓶可口可乐。他说：“可口可乐可以帮助我顺畅地打嗝儿和清醒头脑。”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可口可乐公司就曾赞助过科斯比的广播节目。后来，他还参与过可口可乐公司“喝可口可乐，展无限笑容”的广告活动，并亲自出席了1979年公司内部的高层聚会。现在，为了挫败百事可乐的挑衅，在约翰・伯金的指导下，科斯比又一次出现在了“这就是可乐！”的广告活动现场。面对台下的观众，科斯比一边做着娴熟的鬼脸，一边悠闲地喝着可口可乐。“这才是真正的饮料，真正的好口味，”他说，“现在，你知道了，如果你是另外一种可乐，比如2号或29号，你会进行口味测试和挑战吗？你会将自己比作这种可乐吗？当然会的，不要摇头，你一定会的，你这个卑鄙的家伙。”在另一次演出中，科斯比更是不可思议地站在舞台上，不断敲打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如果你是2号，”他说，“你知道你发展壮大以后想要成为什么吗？是的，就是可口可乐。你在点头，不是吗？”在一则广告中，科斯比还使用双筒望远镜监视百事可乐公司的口味测试挑战，指出百事可乐公司的挑战活动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选择可口可乐的消费者，这显然是在误导公众。
在反击百事可乐挑战的过程中，伯金肯定了科斯比的功劳，而百事可乐挑战也于1983年终止了。“在讥笑嘲弄中，他把事情弄得十分有趣。”公司内部高层人员聚会时，这位喜剧演员向在场的瓶装商们毫不客气地说，“我认为，在支持可口可乐的人当中，没有谁能像我一样以表演者的身份促进可口可乐的销售。”虽然此时伯金感觉科斯比异常骄傲自大，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摄像机开始工作时，科斯比的戏法也就开始了。这家伙是我见过最能让自己脸孔发挥作用的人。”尽管一开始很反感，这位广告经理人还是得承认：“从开始用他的时候起，我们最大的武器就是比尔・科斯比。”1983年，科斯比和另外一位黑人企业家詹姆斯・卢埃林一起购买了费城瓶装厂的部分产权，他亲自参与的可口可乐公司活动就更多了。尽管科斯比仅仅是一个没有特权的小股东，但这桩买卖还是实现了可口可乐公司对拯救人性联合组织的承诺——将一个瓶装工厂交给黑人管理。
影视制作多元化
尽管郭思达为“这就是可口可乐”广告得到一致好评而感到高兴，但两个星期之前人们反对收购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却让他感到伤心。娱乐业非常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对郭思达而言，自学生时代起，好莱坞就对他充满了诱惑。可口可乐的电视广告毕竟才只是个迷你电影。况且，20世纪80年代也正在演变成一个浮华、想象和即时复制重播的时代。一些记者称80年代的消费者为“索取的一代”，他们过多沉迷于影音录像制品，因而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所拥有的1800部经典电影库就好比是一座金矿。结果，可口可乐公司出人意料地以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电影公司，这个出价甚至令哥伦比亚公司管理人员赫布・艾伦和费伊・文森特都感到吃惊，它相当于当时哥伦比亚公司股票市值的两倍。
金融界分析家抨击了这次收购行动。他们认为可口可乐公司出价过高，而且一家软饮料公司怎么会懂得如何制作电影呢？几天之内，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市值就下滑了10%。郭思达对此感到愤怒和困惑，因为之前他已经做过解释，公司需要多元化发展，而且他想要提高公司在国内市场的利润，使其达到公司全年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当前国内市场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为了维持公司未来的发展态势，我们现在正竭尽全力地做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郭思达告诉记者。
在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里，批评家们不得不承认，可口可乐公司不是那么愚蠢。哥伦比亚影业公司通过努力连续推出了三部精彩影片：《甘地传》《窈窕淑男》和《超级玩具》。更重要的是，公司和时代公司付费电影频道、Home Box Office（以下简称HBO）有线电视公司签署了一份令人无法相信的有利合约。HBO同意承担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所有电影制作成本的1/4，并共同负担巨额的租金费用。同一时间，哥伦比亚影业公司、HBO和CBS共同组建了一家称为哥伦比亚三星的新工作室，而这些都是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艾伦和文森特积极行动的结果。郭思达和基奥均没有直接参与活动，但很快就与他们结成了朋友。不久，赫布・艾伦加入了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
虽然郭思达和基奥一直尽量避免干涉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但是他们还是派出了顶级营销专家彼得・西利，出任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新的研究员。西利借鉴了软饮料行业的作风，开始提出一些以前从未涉及的问题：谁是公司的“主要客户”？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怎样才能使得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广告更有效率？家庭录像会对电影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西利甚至还讨论了“前测”脚本的概念。广告业务与母公司的业务整合后，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立即尝到了背靠可口可乐公司的甜头，获得了大宗广告的折扣优惠。
尽管郭思达和基奥不公开干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制作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希望其他一些产品出现在他们的电影中。在发送给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管理层的一份备忘录里，就提出影片中禁止出现任何与百事可乐或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七喜的所有者）相关的事物。意料之中的是，在新东家的领导下，哥伦比亚公司的影片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可口可乐形象广告。特别是在一些感觉轻松良好并且以喜剧结尾的影片中，更是如此。例如，由詹姆斯・加纳和萨利・菲尔德合作摄制的电影《墨菲罗曼史》就是一例，该片三年内票房纪录一直处于榜首。有时，影片中也会出现百事可乐的形象，但通常只出现在消极的环境中，比如在一家不近人情、拒绝为菲尔德的儿子提供工作的超市里。正如电影评论家马克・米勒描述的那样：“此时，在墙上隐约可见两个百事可乐的标志，就好像一对纳粹十字架。”
当然，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必要购买一家电影公司来促进产品的销售。然而，1982年，影片《E.T.外星人》却引起了商家们的注意。在影片中，可爱的外星人用力咀嚼瑞滋巧克力，这种产品当月的销量就因此而激升了70％。可口可乐公司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E.T.外星人》中也插入了自己的广告。从此以后，各种日用消费品便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了电影屏幕上。可口可乐公司专职影片代理人肯・曼森此时突然发现，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富有竞争性了。当其他公司为在影片中插播的广告支付数千美元时，曼森则正在利用最棒的可口可乐苏打汽水机或运货车为影片制作提供“真正的”仿古式道具。几乎难以置信的是，他仍然能够在影片中免费宣传可口可乐。
健怡可乐闪亮登场
1982年7月，布莱恩・戴森召开记者招待会，隆重宣布健怡可乐（diet Coke）即将亮相——故意小写的“d”可能暗示，该产品首先是可乐饮料，然后才是其饮食功用——郭思达很快就发现，收购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并不是促进国内销量增长的唯一途径。尽管之前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有关该项目的具体消息并没有泄露出来。仅健怡可乐的外包装就经过了150次设计。超过1万名的消费者参与了广泛的家庭试用和购买模拟实验活动。根据戴森的说法，“这是可口可乐公司历史上研究和开发最为认真的产品”。为了显示公司的信心，可口可乐公司决定在最难啃的纽约市场上首先推出新产品——目前，纽约市场的可口可乐销量仅占全国的10％。八月份，可口可乐纽约瓶装公司的查尔斯・米勒德在母公司的支持下，租用城市无线音乐大厅，为健怡可乐投放市场召开发布会。最后，上百名漂亮的火箭女郎表演了华丽而整齐的大腿舞，发布会成功落下了帷幕。之后，健怡可乐的宣传广告制作落在了麦肯公司的姐妹组织灵狮公司的肩上。他们在洛杉矶租用了一个礼堂，利用一天的时间，不仅动用了大量的临时演员，而且像纽约首发仪式一样邀请了大量明星出席。结果，这个62秒的广告总共花费了250万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插播广告。
不过，可口可乐公司的豪赌物有所值。健怡可乐的表现很快超出了公司所有人的估计。无疑，大多数饮料产品的影响力来源于其对80年代生活方式的清晰定位。与特伯专门以“芳香和美丽的形象”吸引女性消费者不同的是，健怡可乐的主题歌清楚地表明“只是因为口味而饮用它”。那些日渐担心体重、健康和外形的男士已经占据了30％的减肥饮料市场。可口可乐公司的研究表明，健怡可乐将会吸引大多数新兴雅皮士——城市职业阶层中那些需要有氧运动的年轻专业人士。罗伊・斯托特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健怡可乐对许多消费者的吸引力仅仅来源于可口可乐的品牌魅力。在采用标签方式的口味测试中，特伯仅比百事可乐略占优势。但是，当斯托特从标有“健怡可乐”字样的容器中倒出饮料时，标签上可乐的字样就使得倾向于选择健怡的比例高出百事可乐12%之多。从本质上说，消费者是带着对可口可乐公司96年历史的好感来品尝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产品的。不管什么原因，健怡可乐成功了。1983年底，健怡可乐已经占据了减肥饮料17％的市场份额，并成为美国排名第四的畅销软饮料，同时还在海外28个国家上市销售。
然而，并不是所有可口可乐人都为健怡可乐的畅销而感到高兴。尽管这种糖浆饮料的生产成本明显比可口可乐低，但公司对于这种新饮料浓缩液的要价反而更高了。可口可乐公司在同瓶装商签订的健怡可乐合同中，除了增加许多限制条件之外，还规定了母公司拥有完全的定价控制权。正当瓶装商们犹豫不决时，可口可乐公司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与此同时，健怡可乐强劲的广告宣传攻势却极大地激发了大众购买产品的热情。最终，不情愿的经销商们被迫签署了临时合同。此时，具有叛逆精神、曾就高果糖浆事件对可口可乐公司提出诉讼的比尔・施密特和其他30位同一阵营的瓶装商一起，指示埃米特・邦杜兰特律师再次为没有修改合同条款的瓶装商就健怡可乐事件准备起诉材料。几个星期后，邦杜兰特又为部分被迫修改合同条款的瓶装商起草了另一份起诉材料。
尽管法律上看起来很复杂，但健怡可乐的案子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存在判断的问题：什么是可口可乐？邦杜兰特和那些心怀不满的瓶装商认为，健怡可乐是老可口可乐添加甜味剂后的新产品。毕竟，公司也称它为可乐，而且广告也突出强调其与“真家伙”的相似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口可乐公司就不得不遵守同这些没有参加过合同修正案的瓶装商所签署的原始合同，而且从技术上来讲，健怡可乐也不合乎法律规范，因为它不含有5.32磅的糖分。对于那些参加合同修订案的瓶装商而言，案子看起来就更加清晰明了，因为在他们1978年所签订的合同修改书中，已经要求可口可乐公司负担替换甜味剂所带来的成本。
所有的诉讼案都将由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地区法庭的法官默里・施瓦茨来审理。施瓦茨是一位严谨而细心的法理学家，在长达十年的审理过程中，他逐渐积累了许多有关软饮料产业发展历史和产品细微区别方面的专门知识，因而也成了软饮料行业不受欢迎的法律专家。可口可乐公司公开对这些诉讼案嗤之以鼻，认为那些愤怒的瓶装商是对公司利润没有太大影响的少数群体。而公司的律师们也认为，这些不过是要求提高利润的简单合同纠纷。不管怎样，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测试了可口可乐让瓶装商们屈服于公司意志的能力。而施密特和邦杜兰特则把这场争斗视为道德运动。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庭外和解，于是，一场艰苦的法律之战拉开了序幕。
辉煌的日子
1983年年底，全世界都明白了郭思达是正确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摇钱树——在成为子公司后第一年里就赚了9100万美元。1983年，紧随着健怡可乐取得空前成功后，可口可乐公司又推出了不含咖啡因的可口可乐、健怡可乐和特伯。像往常一样，可口可乐在产品创新方面又将市场上的其他竞争对手抛在后面。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早就在鼓吹七喜了——“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而后年，皇冠可乐公司也推出了第一瓶不含咖啡因刺激物的可乐。就在健怡可乐公开亮相的前一天，百事可乐公司也向外推出了不含咖啡因的百事可乐。最初，可口可乐公司抵制任何暗示咖啡因对人体有害的运动，因为正是这种成分给可口可乐带来了举世闻名的“振奋”作用。然而现在，郭思达证明了可口可乐也是会改变的，而且一旦巨人苏醒过来，必将会占领整个市场。
同年不久，布莱恩・戴森宣布将用纽特甜味剂（或者纽特健康糖）改善健怡可乐的口感。纽特甜味剂是阿斯巴甜的商业名称，是另外一种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新替代型甜味剂。除了对人体的影响性未知外，阿斯巴甜唯一的缺点是它的不稳定性，而这将缩短产品的保质期。健怡可乐开始将糖精和阿斯巴甜按1∶1混合作为自己的甜味剂。虽然阿斯巴甜有缺陷而且成本昂贵，但不久公司就全部使用了这种口感更好的甜味剂。健怡可乐的市场份额达到了24％，并且继续呈攀升趋势，这使得可口可乐公司坚信新产品的好口感与宣传完全名副其实。
好像是为了显示公司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司决定拆毁北大街那栋具有63年历史的红砖建筑物，改建成一座带圆形入口的华丽大厅。然而，那座稳固但并不高大的建筑物寄托着员工们的怀旧情感。虽然老员工们反对拆毁，但改建工程还是在秋天完成了。作为公司与过去联系的唯一纽带，拆下来的红砖被作为纪念品分发给了每位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郭思达突然成了媒体明星。1983年春季，《商业周刊》封面故事“可口可乐公司最大的市场闪电战”中将郭思达捧为主角。同年年底，在由100名市场分析家参加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这位自信的CEO宣布，可口可乐公司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末将公司规模扩大一倍。为了强调决心，他特意在波士顿的瓶装工厂举行这次会议，大会背景是一个由300万瓶可口可乐叠成的25英尺的高塔。他告诉听众，这些可乐将会在48小时内送至自动售货机和百货店的柜台。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长期追随者，伊曼纽尔・戈德曼高兴地宣告“巨人苏醒了”。《广告周刊》提名郭思达为“本年度最佳营销者”；同时，《邓恩商业月刊》也赞扬在他的领导下，可口可乐公司成为美国五家管理最好的公司之一。
1984年
郭思达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这位古巴CEO利用“可口可乐等同于美国文化”这一百年无形资产创立了20世纪80年代充满生命力的管理模式。自然地，可口可乐成了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官方软饮料，在那里，所有一切都围绕着可口可乐软饮料，它被设计成一种积极、健康、运动的全球形象，运动员们大量饮用可口可乐和健怡可乐，就好比在好莱坞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满足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憧憬和渴望一样。甚至美国总统、以前的电影明星里根，也将这种软饮料奉为精神典范，传递出了可口可乐胜利的信号。作为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以前是支持百事可乐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两大可乐阵营逐渐从自动售货机、冷饮料以及商铺货架的激烈竞争中退了出来。坦率地说，众人瞩目的“可乐大战”实际上对两大可乐品牌都是有利的。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就像政治上不同阵营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里根雇用百事可乐广告负责人菲尔・杜森伯里为他1984年的竞选做宣传，这与其说是对这种软饮料品牌的认可，倒不如说是一种暗示——在美国，政治已经被迫成了特殊的广告艺术。甚至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对里根的提出的最尖锐的批评——“牛肉在哪里？”——就是来自于一则快餐广告。
“我一直在寻觅情感的根源，”菲尔・杜森伯里告诉记者，“在一个多数产品没有什么显著差异的时代，主要的差别在于人们感受它们的方式。”在里根竞选总统的一个宣传中，菲尔・杜森伯里重点突出了老人们握手微笑、孩子们玩耍以及官员们围绕椭圆形办公室开会的场景。他们在讨论什么似乎并不重要，只要他们能够渲染出认真、能干的氛围就足够了。
很显然，由于一面倒的绝对优势，里根必然会赢得胜利。即使南方的软饮料公司传统上支持民主党，但可口可乐政治行动委员会根本没有捐助一分钱给沃尔特・蒙代尔。相反，公司为了避免遭受种族歧视的谴责，不仅捐助里根5000美元，而且向杰西・杰克逊捐赠了1500美元。为了平衡起见，公司还捐赠了1000美元给顽固的保守者杰西・赫尔姆斯。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人员，不管是为政治运动还是为软饮料公司服务的，都已经磨炼出一套娴熟的技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目标群体的特征。假如可乐饮用者知道自己被归入档案，那他们一定会感到惊慌失措的。1984年底，灵狮公司的资深研究员们归纳出了可口可乐和健怡可乐“典型”饮用者的个体特征。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可口可乐饮用者通常表现出坚强的个性，对饮料口味要求特别。他们生活在一个“以早期经历、陈规旧俗和文化规则为基础的传统现实中”。对一位可口可乐饮用者而言，世界应该是保持不变并受某些不言而喻的真理所统治的。研究者们还发现他们易于顺从，缺少个人控制能力。因此，可口可乐饮用者追求及时满足，并不真正担心体重的增加。
相反，健怡可乐的消费者则认为，“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可以进行个人控制和一定程度上的选择。他们善于长期规划，不追求及时享乐。和可口可乐饮用者相似，健怡可乐饮用者也很重视家庭关系，有时对家庭角色的转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都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妻子下班较晚时，丈夫也可以去超市购物并准备晚餐。”此外，健怡可乐的饮用者极度注重个人外表。
灵狮公司的研究人员没有提到的是，在1984年，健怡可乐的消费者在寻求自我满足时可能会吸上一两口可卡因（古柯）。这种曾在1885年和1925年上层社会流行过的秘鲁毒品，现在又伴随着享乐主义雅皮士的奉行而重新流行起来了。那些用可口可乐手写体写着“可卡因”字样的T恤衫在北大街引起一阵恐慌，因为那里的职员不会讨论可口可乐中可卡因含量的多少以及是否剔除等问题。作为防御措施，公司法律部门更改了一项长期存在的禁令——除了饮料本身之外，可口可乐商标不能在任何物品上使用。但现在，公司允许可口可乐商标用于衣服、家具、玩具、手表、艺术品及无数其他物品上。这样做也使得公司在将商标使用权卖给合格制造商的时候，法律人士能够较容易地起诉违法盗版侵权者。
除了令人尴尬的可卡因问题，郭思达统治下的可口可乐公司似乎成了一个永不失败、魅力四射、令人崇拜的饮料帝国。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已经放弃经营低利润的安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光谱酒厂和命运多舛的农场。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拍摄的有史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捉鬼敢死队》，给当地瓶装商提供了理想的合作机遇。一座新的可口可乐办公大楼在北大街拔地而起，免费热线及时反馈消费者意见，刚刚成立的可口可乐基金会也为公司捐赠活动树立了良好形象。健怡可乐超越七喜饮料，成为美国市场排名第三的畅销饮品。为争取美国中年妇女、外国消费者以及3000万美籍西班牙人的支持，可口可乐公司还同在全球声望仅次于猫王和甲壳虫乐队的西班牙歌唱家胡里奥・依格莱希亚斯签订了合约。
当布莱恩・戴森召集瓶装商在亚特兰大再次举行“大团聚”时，距他在1979年承诺重组业务刚好五年。如今的他自信满怀。在过去的五年里，他监管了50％以上的瓶装可口可乐重组项目。目前，可口可乐公司占据37％的美国本土市场份额。尽管1983年汉堡王脱离可口可乐公司加入百事可乐公司阵营，但可口可乐公司仍控制了高达63％的冷饮柜市场。“我们信奉以牙还牙的哲学，”戴森自夸道，“如果竞争对手给我们耳光，我们则将毫不留情地还以颜色。”他向那些与会的瓶装商允诺：“我们要进攻，准备，瞄准，开火！”
郭思达有足够理由为自己祝贺。自从1981年春他接任主席后，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就增值了95％（包括股息），比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一倍多。近来，公司还重购了600万支普通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未来发展的信心。然而，郭思达仍感到心绪不宁。当有人说他看起来有些紧张时，这位古巴人回答道：“我们本来就生活在紧张之中。”现在，他发出预警：“像我们这样运营太好的公司总是潜伏着危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犯错误。我可以告诉公司每个员工，我们不能犯错误，尤其不能犯大错。”1985年4月，震惊全国的失误证明了他的判断是多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