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布达佩斯，此刻正鲜花怒放，紫丁香漫山遍野。每天晚上，匈牙利观众热情高涨，把帽子扔到我的舞台上，疯狂呐喊。
小约翰·施特劳斯，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一天早上，我看着阳光下的多瑙河，河水流淌，波光粼粼。回来我就告诉乐队指挥，当晚的最后一个节目，我要演出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这次演出成效斐然，全场观众如电击一般，跳跃起来，如痴如醉，我只好跳了一次又一次，观众席的热烈掌声才得以平息。
一位仪表堂堂的匈牙利青年男子闯进了我的生活，把我从一个童贞的处子变成了一个狂放的女人。他是匈牙利的一流演员，以扮演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罗密欧”而著名。
我一直称他为“罗密欧”，而我则是他的“朱丽叶”。
那是一个狂热的春天。
整个布达佩斯为我的舞蹈而疯狂，我却为高大挺拔的“罗密欧”而疯狂。我爱他雪白的牙齿、性感的嘴唇和紧得喘不过气来的拥抱，当然，还有台词式的甜言蜜语：“呵，可爱的花儿似的姑娘，你让我懂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才是罗密欧的情感体验。你是我心中的太阳，我的朱丽叶！”
邓肯的第一个“罗密欧”我每晚沉浸在这些华丽的甜言蜜语和夸张的手势里，完全被“罗密欧”那种吉卜赛式的激情感化了。这是我投入最热切的一次爱情。
在布达佩斯郊区的一间农舍里，“罗密欧”跪在我面前。
我们发誓白首为盟，终生相爱。
紧接着，在惊慌和渴盼之中，一阵极度快乐的剧痛刺穿了肉体，一直抵达灵魂深处。
我像抓住了一根爱情的稻草般，只向上扑腾了几下，之后便是深不见底的沉沦。
邓肯伴着《蓝色多瑙河》翩翩起舞睁开眼睛，“罗密欧”欲望满足后一丝轻浮的笑容飘入我的眼帘。
那不是真的，我想。
母亲发现了一些端倪，她早就警告我：那是一个轻率的男人，徒有外貌而已。刚从纽约来的伊丽莎白更甚，她认为我抛弃舞蹈的事业去追逐虚幻的爱情肥皂泡，简直就是犯罪。
在爱情的强大攻势下，我被冲昏了头脑。
亚历山大·格罗斯也意识到事情不妙，赶忙给我安排了一次穿越匈牙利的巡回演出，我在许多城镇进行表演。在西本科钦镇，我根据当地曾有7位革命将军被绞死的故事，在镇外一片很开阔的土地上，配着弗朗茨·李斯特英雄悲壮的音乐，创作演出了一段进行曲舞蹈。
我在匈牙利各个城镇的巡演，颇受欢迎。每到一地，我都穿一袭白色长裙坐在格罗斯为我准备好的套着白马的敞篷车上，车上满是白色鲜花，人们欢呼呐喊，而我就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缓缓穿过，仿佛来自天上的女神。尽管艺术带给我如此荣耀，又有来自观众的诸多鼓励，我却还是没有办法抑止对“罗密欧”的思念之情，特别是晚上独自一人的时候。我痛苦万分，为了他，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成功甚至我的艺术，来换取在他怀中的片刻欢娱。
我是如此渴望重返布达佩斯，这一天终于来临了。“罗密欧”满怀喜悦来车站接我，可我感到他内心深处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说他将要去排练马克·安东尼这个角色，并将进行首场演出。难道戏剧角色的变换对一个艺术家的热
情和性格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不知道，但我当时确是感觉到了他感情的变化。他谈起我们的婚姻，就好像婚事早就板上钉钉了，他甚至带我去寻找合适的房子，那些房间没有浴室，到厨房要走过长长的楼梯，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沉甸甸的郁闷感。
弗朗茨·李斯特，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我们在布达佩斯干什么？”我问道。
“怎么了，”他说，“你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包厢里看我演戏，你还要学会和我对话，帮助我练功啊。”
他给我背了一段马克·安东尼的台词。现在，他的一切热情和兴趣都集中在了这个罗马平民身上，而我，已不再是他时刻关注的那个“朱丽叶”了。
一天，散步结束后，我们俩坐在一个干草堆旁，他说我们两人各自去继续追求自己的艺术会不会更好。他的原话要委婉些，可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依然记得那个草堆、眼前的旷野以及刺痛胸膛的寒风。当天下午，我就和亚历山大·格罗斯签了去维也纳、柏林及德国其他城市演出的合同。
我观看了“罗密欧”扮演安东尼的首场演出，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剧院里观众的狂热之情，而此刻的我正坐在包厢里默默流泪，感觉就好像吞了碎玻璃一样难受。第二天我就要到维也纳去了，临行前跟我道别的不是以前那个“罗密欧”，而是“马克·安东尼”。他看上去神情严肃，若有所思。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旅程，是我所经历的最痛苦、最忧伤的一次。失去“罗密欧”，我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快乐。到维也纳我病倒了，格罗斯把我送进医院。
一连几周，我都身体虚弱，痛苦不堪。“罗密欧”从布达佩斯赶来了，他甚至在我屋里支了张床。他对我非常温柔和体贴。可是一天早晨醒来，我看到那位护士——一个天主教修女的脸，她围着黑色的面纱，站在那里，正好把我和睡在小床上的“罗密欧”隔开，我知道我和他的爱情走到了尽头。
痊愈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格罗斯带我到弗朗曾巴德疗养。那段时间，我情绪低落，神情萎顿，乡村美景和亲朋好友都不能让我打起精神。为此格罗斯太太特地赶来，对我照顾备至，有时甚至彻夜不眠。由于医护费用高昂，很快我的存款就花光了。还好格罗斯为我安排了去弗朗曾巴德、马里安温泉和卡尔斯巴德演出。那天我重新打开行李箱，取出舞衣。我还记得当时我泪如雨下，吻着那件我穿着跳过革命性舞蹈的舞衣，发誓绝不再为爱情放弃我的艺术。当时，我在德国已经名声大振，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正同经理夫妇吃饭，饭店外面聚集了很多人，竟然把玻璃窗都挤碎了，饭店经理很生气。
经历了爱情的痛苦和幻灭，而今我把精力转移到我的艺术事业上，这些经历又成为我艺术创作灵感的来源。我把伊芙琴尼亚在祭坛上告别生命的故事编成舞蹈。后来，格罗斯安排我到慕尼黑演出，在那里我再次与母亲和伊丽莎白重聚，她们对我恢复单身很是高兴，尽管她们体察到了我的变化和忧郁。
慕尼黑演出之前，我和伊丽莎白在阿巴西亚找寻合适的旅馆，房子没找到，却引来小镇上居民的关注。费迪南公爵路经此地，他对我们很感兴趣，衷心欢迎我们，还邀请我们住到他位于斯蒂芬妮酒店花园的别墅里。整件事完全是顺其自然，却在宫廷的社交圈传出绯闻。我想，那些登门拜访的贵妇们，根本不是为了我的艺术慕名而来，她们只是想看看我们在公爵别墅里到底在干些什么罢了。这群贵妇人，每晚都礼仪周到地坐在餐桌前，而我也照着她们的样子，做出比她们更有修养的样子。
那一时期，我还尝试着搭配创制各种舞衣，最流行的是用中国纱罗制成的淡蓝色舞衣，大开胸，肩上只有一根吊带，裙子齐膝，裸腿赤足。当时妇女们穿的游泳服还是一身头脚不露的黑衣，让人想起偷偷摸摸的夜行人。我在服装设计领域里也同样掀起了一场革命。一向着意回避女性的费迪南公爵甚至都情不自禁地击掌称赞：“伊莎朵拉太漂亮了，春天也没有这么美！”
在阿巴西亚的那座别墅里，我们的窗前有一棵茂盛的棕榈树，长长的叶子在清晨的微风中颤动，不停地颤动，像乐曲轻巧的过门和诗歌灵妙的韵脚。我脑海里浮动着海涅的诗句：“南方有一棵寂寞的棕榈树……”
从阿巴西亚出发，我和伊丽莎白去了慕尼黑，那时，慕尼黑的文艺生活集中在艺术之家，那里有大批的艺术家，这些人每晚集聚一堂，喝上等慕尼黑啤酒，高谈哲学和艺术。格罗斯安排我到艺术之家首演。在历经了层层阻碍之后，演出得以进行，并成为当地多年以来最为轰动的艺术界盛事。
后来，我又去凯姆学院演出，学生的领会力是不可估量的。在那里，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那种暴风骤雨般的反应。我的马车被散场的学生团团围住，他们把马解下来，一伙人拉着车游街，另一伙人擎着火炬在后面欢呼雀跃。到了一家咖啡馆，我被抬了起来，在学生群舞的顶峰跌宕起伏。他们不断地高唱：“伊莎朵拉，伊莎朵拉。你让我们感到，人生多么美好。伊莎朵拉，伊莎朵拉……”
回到别墅后，年轻的学子们依然聚集在窗户下唱歌，争抢着我扔下的花朵和手帕。
这个晚上被《简报》报道，让所有的慕尼黑市民瞠目结舌。
那个时候慕尼黑是艺术家和学者汇聚之地，街上到处可见腋下夹着乐谱的学生和少女；店铺里到处陈列着珍贵的古书和漂亮的新书；博物馆里也有许多奇珍异宝。山上吹来阵阵秋风，我去拜访满头白发的大师拉姆巴哈、哲学家卡福尔霍恩，这些社交活动都使我重拾理性，回到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中来。我开始学习德语，阅读叔本华和康德原著，并很快就能融入艺术家、哲学家、音乐家们在艺术俱乐部的讨论。我还学着喝上好的慕尼黑啤酒。没多久，我情感上的痛苦慢慢平复了。
一天晚上，在一场特别的艺术庆祝会演出中，我觉得坐在前排鼓掌的男子十分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的面部轮廓让我想起一位大师。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凭着直觉走过去，我断定他与理查德·瓦格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音乐大师的照片曾经刊登在乐谱上，他额头凸出，鼻梁高耸，嘴巴稍嫌柔软，不够有力。没错，他就是大师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他加入了我们，并成为我的挚友。他谈吐机智，常常谈及他伟大的父亲，这种对父亲的回忆仿佛笼罩在他身上的一个光环。
我第一次读了叔本华的著作，他对音乐和精神关系的哲学思考深深吸引着我。
我感受到伟大的精神，那是一种神圣的光芒，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思想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哲学思想仿佛是人类至高无上的东西，只有音乐才能和它媲美。在慕尼黑音乐厅，我们还接触到一些意大利的艺术作品。考虑到离意大利的边境如此之近，我们便有了去意大利的冲动，于是，母亲、伊丽莎白和我就坐上了开往佛罗伦萨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