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1914）5月25日，恰似烈阳灼照后一泓温热池水般的古老北京城，表面看似平静如初，内里实则如汤滚沸，因为就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已经两年多的项城袁世凯正在策划复辟帝制，加紧实现他做洪宪皇帝的美梦，这是搅乱所有渴望获得真正民主自由的国人心灵的一种逆流之举。其实，一生精明且善于算计的袁项城应该能够预知他的这一美梦即便勉强实现，也会在极短时间内被革命党人那猛烈的枪炮声所惊破。不过，这种狂风暴雨来临前波澜不惊的时局，却似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东城区芳嘉园胡同里一座四合院内的喜庆气氛，因为这个仕宦之家正在迎接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世襄。
1岁王世襄在父亲王继曾怀抱中
乳名“长安”的王世襄，是时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官员王继曾的三公子，也是深受母亲金章这位民国年间最著名女画家宠爱和影响的一个孩子。既然生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现在我们就乘着婴儿王世襄还没有什么特别事件需要记述的时候，来对这个官宦世家的历史情况做一介绍，因为这对于王世襄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确实，作为福建福州望族之一的王氏家族，虽然是其先祖自明朝时从江西搬迁来的移民，但是进入清朝后这个家族不仅出过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封疆大吏，也出过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耿介贞臣，还出过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驻外使节，所有这些都对王世襄的品行养成有着潜移默化或者较为直接的影响。
如此，就让我们首先翻开《清史稿》或《清史·列传》，来看一看王世襄高祖王庆云的生平史略吧。清嘉庆三年（1798）出生在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鼓楼区）城内灯笼巷的王庆云，字雁汀，又字家镮，号贤关，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举后曾五次进京参加会试，但是都榜上无名，直到道光九年（1829）才在己丑科会试时高中进士榜，随即被朝廷授予散馆编修改任翰林院庶吉士。
此后，王庆云以其“究心财政，穷其利弊”的政治经济才能，在仕宦道路上可谓是青云直上，历任广西乡试正考官、贵州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侍读学士、通政副使、顺天府尹、陕西巡抚、山西巡抚、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和工部尚书等官职。在每一任内，王庆云都能够革新除弊做出卓越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财政研究方面，他善于清理各地财政上的积欠亏空，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也颇多新议，所著记述清朝初年至道光年间关于朝廷财政状况的《石渠余记》（原名《熙朝纪政》全五册，稿定后改此名）一书，对于今天研究清朝经济历史的学者专家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这位精于财政、勤于政事的一代能吏，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四朝，不幸于同治元年（1862）3月在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县）任上病累而卒，享年六十四岁。
王庆云逝后，朝廷赐谥“文勤”，遂入祀山西名宦祠，同治八年（1869）归葬福建省闽县西门芋坑山，传世著述除了《石渠余记》外，还有《王文勤公日记》《王文勤奏稿》《石延寿馆文集》《荆花馆遗诗》和《西清王氏族谱》等刊行。
参阅西清王氏世系表可以得知，文勤公生有二子，一名传璨，一名传瑚，王传璨就是王世襄的曾祖父。遗憾的是，笔者限于手边资料缺乏之故，如今对于传璨公的详情还暂不太知晓，只知道他有三个儿子：长子王仁堪、次子王仁熟和三子王仁东。其中，王仁东就是王世襄的祖父，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等职，为官后便将全家从福建福州搬迁到了京城，这是西清王氏家族一支脉定居北京的开始。至于王世襄的那两位伯祖王仁堪和王仁熟，我们从相关资料中虽然不曾见到关于王仁熟的文字记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王仁堪的了解，因为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曾多次提到他的这位状元伯祖。
确实，这位在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考中第一甲第一名即头名状元的王仁堪，字可庄，不仅是当朝一位以廉洁爱民著称的难得清官，还是一位条陈时弊上疏弹劾过大臣崇厚丧权辱国等行为的忠谏之士，更是一位敢于直言谏阻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的循吏。也许正因如此，这位以状元之荣耀迈入仕途的王仁堪，除了出任过镇江和苏州知府等地方官职外，其他诸如修撰，督山西学政，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及入直上书房等，都是一些难以施展政治才能的文化教育工作。
不过，王仁堪自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江苏镇江知府及随后调任苏州知府期间，严守法度，赈灾救济，开挖渠塘，设置义学，清除积案，事事体恤民生，为了防治地方灾情又不累及普通百姓，他带头捐出廉俸以为表率倡导，还驰书向诸多亲朋故旧乞捐，以至感动得商贾富户们纷纷主动捐助，终于在镇江和苏州治内开挖支沟别渠水塘数千之多。如此清廉勤政之能吏，在晚清王朝实属少见，可也因此使王仁堪积劳致疾，猝然病逝于任上。王仁堪猝死后，舆论中惋惜之辞风闻镇江和苏州等地，特别是镇江士绅乡民随即列其政绩，请当地大吏向上奏闻，其中有“视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任，卓然有古循吏风”之评语。于是，当朝遂颁发诏书由史馆为王仁堪立传，这就是今天人们能够在《清史稿》中看到王仁堪这一耿介贞臣光彩人生传记文字的缘由。
当然，即便王仁堪没有以上之政绩形象，人们也会因为其门生中有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维新领袖、文化巨擘梁启超，而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对此，诸多书刊中只提及梁启超是王仁堪之门生，但并未指出此说何来。于是，笔者一日在翻检梁启超自撰生平年谱时发现了这样一句话：
己丑年十七，举于乡。主考为李尚书端棻、王镇江仁堪。
也就是说，王仁堪在出任镇江知府一职期间，曾是梁启超在光绪十五年（1889）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时的主考官之一，这在旧时即表示考官因为恪尽职守为朝廷发现了真正人才，从此使考官与举子之间便形成了“恩师”与“门生”之关系。毫无疑问，后来王世襄之所以在其回忆文章中屡屡提到他的这位状元伯祖，很显然是伯祖王仁堪所留下的这种清廉正直门风，在他心目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从他后来对于自己在“三反”“反右”和“文革”中所遭受冤屈始终耿耿于怀的心态中不难理解，因为那是他不愿意使已经被载入青史典册中祖辈们所传门风遭到无端玷污之故。这是后话。
如果说祖辈清廉耿介风派对王世襄的影响还有隔代之嫌的话，那么毕业于南洋公学后一直从事外交事务的父亲王继曾，那种学兼中西和注重实际的工作作风，对王世襄后来的成长和治学则有着极为明显的重要影响。不过，父亲王继曾在那种内外交困时局中历练出的“通达时事”，却没有被王世襄所继承，否则他也不会在新中国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吃尽“不识时务”之苦难。这也是后话。
其实，对于幼年王世襄性格形成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祖庭遗风，也不是父亲王继曾的通达干练，而是母亲金章的艺术熏染和宠爱。对此，我们在详细解析母亲金章对王世襄幼年成长影响之前，还是梳理一下父亲王继曾的外交历程吧，这也许对理解我们之所以强调母亲金章对王世襄幼年成长有着重要影响之说不无裨益。
在祖父王仁东的九个子女中，出生于光绪七年（1881）的王继曾排行第三，这个号“述勤”的孩子也许寄托着父亲的一种希望，那就是追述继承其高祖文勤公的遗风，也能在仕途上成为名震一方的朝廷重臣。所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王继曾从南洋公学毕业后，便被父亲王仁东安排跟随即将出任清廷驻法公使的孙宝琦前往法国进修，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
宣统元年（1909），王继曾担任清廷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旋即改任清廷赴法国留学生监督，并偕夫人金章再次远赴法国就任。民国元年（1912），王继曾回国后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任政务司司长，民国九年（1920）又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兼理古巴事务，两年任职期满回国后便担任了由孙宝琦执政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一职。民国十三年（1924），王继曾将留居在上海四年之久的夫人金章及儿子王世襄等人，接回了已经闲置长达十年的北京芳嘉园老宅。
回到民国三年（1914）初便购置的芳嘉园老宅时，王世襄已经年满十岁了，很显然他的幼年教育业已完成，童年性格的养成也基本结束。而在这人生性格大体形成期间，父亲王继曾虽然在出使墨西哥之前为王世襄等几兄弟聘请了讲授传统国学的家教，但他因为公务繁忙并不能与孩子们朝夕相处，倒是母亲金章对孩子们进行了言传身教。至于留居上海几年间，王世襄除了与舅舅家几位表哥一同接受在其外家教馆多年的那位老学究的国学启蒙外，更是由母亲一手予以教养。对于自幼活泼好动的幼子王世襄来说，他不仅接受了才华横溢的母亲金章的艺术熏染，而且还因为二哥王世容于民国九年（1920）不幸夭折之故，得到了母亲更多的宠爱甚至是溺爱。所以，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的王世襄幼年时在享有很好的多方面教养的同时，孩提时代应有的顽皮天性也得到了充分张扬。
对此，王世襄后来在接受《中国书画》杂志访谈时曾经这样回忆说：
这说来话长，要从我童年说起。我有一个哥哥名王世容，比我大两岁。他聪明好学，又懂礼貌，亲朋都十分爱他。而我则顽皮淘气，不肯念书，到处惹祸，如上房、打狗、捅马蜂窝等，亲友都讨厌我。世容不幸十岁时病故，大家都说“可惜死了一个好的”。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
比如，儿时对山鸡感兴趣的王世襄，因为喜欢雄雉尾巴上那色彩鲜亮美丽的长长羽毛，便在一年春节时将老家人用来向亲戚们送礼的山鸡长尾，趁着大人不注意的一瞬间拔了下来，以致大人在笑骂一声“七岁八岁狗都嫌”之后，只好将秃尾巴的山鸡换下来，因为这样的山鸡是不好当作礼物送人的。而这时，将漂亮雄雉长尾插在帽子上当宫花的王世襄，已经摇头晃脑充当起《三国演义》中那出群英会里的周瑜周公瑾去了。
回到北京之后，在这座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三朝古都里，特别是由于清季以来入关满族子弟耽于游乐之故，各种民俗游艺简直达到了臻善至美的绝妙境地，而这些多姿多彩的玩乐游艺不能不引起受到母亲放纵溺爱的少年王世襄的好奇和兴趣。于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宦家子弟王世襄，便很快在这众多民俗游艺中找到了兴趣激发点，从而引出了诸多妙趣横生而又惊险奇绝的玩乐往事来。
比如，王世襄在十岁开始养鸽子时，便每天举着长长的大竹竿驱赶放飞，为的就是听那“时宏时细、忽远忽近、亦低亦昂、倏疾倏徐、悠扬回荡、恍若钧天妙乐、使人心旷神怡”的琅琅之鸽哨韶乐。不过，王世襄放养飞鸽实在是与众不同，或者说玩得也太惊险奇绝令人咋舌了，“我童年养鸽，用的竹竿有两丈多长，上端拴过红布条儿，也捆过鸡毛掸子。晃动它如挥大旗，觉得很威风，但也感到吃力，几下子胳膊就酸了，咬着牙还晃，而鸽子却不甚怕它。于是我就用竹竿磕房檐，啪啪作响，三间瓦房整整齐齐的檐瓦，都被我敲碎了，但鸽子还是不听指挥。我索性上房骑在屋脊上，挥杆呐喊，逼得鸽子往邻家的房上落。为了追赶它们，常从正房跳到相隔数尺的厢房上。一次被母亲看见，她几乎晕倒在廊子上。”对此，王世襄晚年时在《大树图歌》中歌咏道：
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
竹栏巢鹁鸽，调弄无已时。
挟杆跨屋脊，挥舞如举麾。
为爱铃声永，那惜飞奴疲。
即便如此，慈爱的母亲金章对于王世襄之玩还是始终把握着一条原则的，即“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于是，此后的王世襄“开始养养蛐蛐（蟋蟀）不仅花钱买，还结伴去郊外捕捉。出一身臭汗，晒得很黑，但步行多少里，也是个好锻炼，所以母亲也准许玩”。关于少年时代结伴或单独到北京郊外捉蛐蛐的辛苦与玩乐，王世襄后来在绝妙散文《秋虫篇》的“忆捉”一节中，曾用文字详细记述了其中的两次经历。
3岁王世襄（右）与二哥王世容
一次，性急的王世襄在立秋之前便将铜丝罩子、蒙着布的席篓、帆布袋、大草帽、芭蕉扇、水壶、破裤褂、靸鞋，以及装蛐蛐用的几个山罐等准备齐全，因为这是作为一个标准“逮蛐蛐的”应该具备的“行头”。一切准备停当的王世襄，立秋刚过便起了一个大早，然后带上各种“行头”出朝阳门，顺着古老而雄壮的城墙根往北走，不远处便是东直门的自来水水塔，来到水塔东墙外再顺着小路直行，便可到达胡家楼李家菜园后面的那条旱沟了。这是少年王世襄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头年他曾在这里捉到过一条身长八厘（老北京玩蛐蛐行专有术语，一厘相当于三毫米左右）多的青蛐蛐，回到城里后连斗七盆也未曾输过，直至当年封盆为止。所以，王世襄在不觉中又来到了这条旱沟，遗憾的是由于当年雨水较大，不仅旱沟里蓄满了水，就连前面的小路也被淹了。
见此情景，王世襄只好挽起裤腿，穿鞋涉水蹚过宽达六七丈且漂着黄绿色泡沫的这条水路，来到栽种有一行垂柳的李家菜园北坡，因为他记得北坡下面也有一条沟，每年黄瓜拉秧时菜农便会将瓜秧抛入沟内，以利于瓜秧不受阻碍地蔓延生长，而这也正是蛐蛐喜欢藏身的地方。可令王世襄失望的是，这条沟里也蓄满了水，水势还曾浸漫过坡上，这从柳树根上那一圈圈黄泥痕迹可以看出，这种迹象表明蛐蛐早已乔迁了新居。
当然，少年王世襄已经不是逮蛐蛐的生手，这时他想起了逮蛐蛐能手傅老头最爱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沟里有水，咱们坡上逮”。于是，对此深信不疑的王世襄来到西坝河小庙往东通向东坝河的几条小路间，因为这里还有一道一人多高的大坡。来到这道大坡前，王世襄一只脚踏在坡下支撑着身体，一只脚则蹬在坡腰上将草踩倒，然后屈膝六十度弯腰向前，右手拿着罩子等候跳出的蛐蛐，左手则用扇子猛扇坡上之草。王世襄之所以用扇子扇，而没有携带逮蛐蛐的常用工具扦子，是因为他明白早秋的蛐蛐还没有窝，只能在草丛中藏身，所以根本用不着扦子。即便如此，四肢并用的王世襄在将一条三里长的坡埂上下都扇遍之后，虽然不时有蛐蛐被扇出来，他也是每蛐必扣地及时用罩子去捕捉，但是却没有一个值得装罐的“将军”蛐蛐，而且还累得每一节脊椎都酸痛难忍。
于是，索性坐在坡埂尽头休息的王世襄，任凭额头上的汗珠像黄豆粒似的滚落下来，被汗水浸湿的草帽箍在头上，使他感觉有些头昏脑涨，湿透了的小褂子也溻在身上使他浑身都极不舒服，那条上半截被汗水浸湿的裤子，下半截则被露水打湿了，而且还被那些踩断的草根染成了草绿色。有些懊恼的王世襄，在将小手背过去捶打后背的时候，猛然间悟出了傅老头所谓“坡上逮”的真意，那就是没有被水淹过的坡埂上，才是蛐蛐生活游戏的地方。于是，稍事休息后的王世襄便站起身来向四周望了望，到处都是正待成熟的庄稼，什么玉米、谷子、高粱和大豆等等，好一派丰收景象。不过，少年王世襄关心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什么样的地里最能存得住蛐蛐。
王世襄捉蛐蛐的用具：阿虎枪签子、罩子、芭蕉扇
依照以往逮蛐蛐的经验，王世襄明白玉米或谷子地都不好，只有夹种着大豆的高粱地才是蛐蛐生活的天堂福地，特别是被雨水冲刷而倒在地面上的豆棵子，待到水流退后，那些与黄土粘在一起的枝叶下面，只要找根小木棍轻轻一翻，便不愁藏在其中的蛐蛐不出来。果然，当王世襄在将豆棵子一垄一垄地翻过去时，还真是接连扣捉了几只蛐蛐，可依然是一些不值得装罐的货色。密不透风的高粱地，在初秋骄阳毒辣的照射下，潮湿的气息一点儿也散不出去，身处其中的王世襄犹如在蒸笼里一般，感到极其闷热难耐而又焦躁不安。确实，从大清早出门到日已当午，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不说，辛苦半天竟然没有捉到一只能参加战斗的“将军”蛐蛐，这实在让王世襄感到懊恼不已。
忽然，“噗”的一声，王世襄感到眼前一晃，似乎有一只飞虫落在了前面的干豆叶上，定睛细瞧，竟然是一只六条大腿又粗又白的黄麻头青翅壳蛐蛐。说时迟那时快，王世襄猛地扑了上去，但是拿罩子的手却不停地在发抖，因为害怕伤了蛐蛐而不敢果断地扣下去。那条黄麻头青翅壳蛐蛐见有异样动静，又一晃身跳了起来，不过它没有来个接连三级跳，而是在一跳过后顺势向前一爬，钻进了悬空在地面上的一棵高粱水根底下。这一回，王世襄沉住气将双腿一跪，先是拿罩子迎在蛐蛐前头，而后轻轻用手指在蛐蛐后面一顶，那条黄麻头青翅壳蛐蛐便一下子跳进了等候在它前面的罩子里。刹那间，王世襄急忙将罩子扣在自己胸口上，一面用左手去掏山罐，一面三步并作两步跑出了高粱地。找了一块平整而杂草稀少的地方后，王世襄蹲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那条蛐蛐装入山罐。这时，手忙脚乱眼睛发涨的王世襄才放心地仔细端详着这条黄麻头青翅壳蛐蛐，这虽然是一条只有七厘多长的蛐蛐，但长相确实是一员“战将”模样。
王世襄携带蛐蛐罐的提笼
王世襄将这只山罐捆好后，又一次钻进了那片高粱地，经过一番苦战，共逮了七条蛐蛐，但还是没有一条真正个大体壮而堪当“领军”的蛐蛐。而这时，太阳已经西斜，疲惫不堪焦渴难耐的王世襄钻出高粱地，整理好“行头”和“战果”，来到了西坝河边上的一家茶馆里。在接连喝下七八碗茶水后，王世襄又把山罐打开来，仔细看了又看，比了又比，七条蛐蛐中竟有三条不够格。于是，王世襄把那三条不够格的蛐蛐送进席篓里，起身出了茶馆，放开脚步开始往家走去。半路上，王世襄遇见一个卖烧饼的小摊，可他只吃了两个就不再想吃了。原来，逮蛐蛐的人总是只知道口渴而不感到饥饿，只有到家歇过疲乏之后，才会想起饱餐一顿呢。即便逮蛐蛐需要付出如此之辛苦，宦家少年王世襄却乐此不疲，而且第二年竟将目的地选在了北京城西北郊的苏家坨。原来，这个离温泉不远但离市区较远的地方，早在《鱼虫雅集》中就曾确证是有名的蛐蛐产地，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这里所产蛐蛐，其身价竟然远远高于蛐蛐盛产地山东所出之虫。当然，少年王世襄对于苏家坨之盛名，更多的是从京城里蛐蛐玩家赵子臣口中所得知。记得赵子臣曾经这样说，苏家坨不仅坡高沟深，而且是一道连着一道、一条套着一条，所产蛐蛐既大又好，身长七厘的比比皆是，据说那里还有专为逮蛐蛐者开设的住店，而每年住在那里逮蛐蛐者竟然多达二三十人，且每人都能逮回一挑的蛐蛐来。这自然成了少年王世襄逮蛐蛐的理想胜地。
幼年王世襄
于是，在一个已近白露的时节里，王世襄携带好早秋使用的那套“行头”，又专门配备了一把阿虎枪扦子和一只大电筒，因为此行需要三天时间，他还想尝试尝试“夜战”的效果。
这天清晨，王世襄骑上他的那辆载重单车开始向苏家坨出发，由于路程实在太远，到达时已经过了中午时分。不过，心情激奋的王世襄一刻也不愿耽搁，随即根据虫贩长腿王所画草图，找到了住在村西其熟识的老王头的家。说明来意后，王世襄还提起是由长腿王所介绍，故老王头同意让他在家借住几天。当天下午，王世襄没有急着去逮蛐蛐，而是走出村庄察看了一下地形。确实，这里正如蛐蛐玩家赵子臣所言，那一道道坡和一条条沟就分布在面前大片的田野间，王世襄似乎已经听到了蛐蛐那洪亮而雄浑的合唱声。
第二天一大早，王世襄便顺着出村的大车道向西北走去，在拐到一条岔路上转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一道土好草丰的长长坡埂。不过，王世襄在用芭蕉扇扇了十来丈长的草地后，却不曾看见一条蛐蛐跳出来，想来这个季节它已经有了窝。于是，王世襄将扇柄插进后背裤腰带里，改用阿虎枪扦子向可能有窝的地方扎了起来。已经谙熟此道的少年王世襄，没有将阿虎枪扦子直接扎向蛐蛐窝，而是扎在距离窝门稍远处，这样做的目的是以防扦尖直接扎到蛐蛐，而后再轻轻摇撼阿虎枪扦柄，这也是为了撼动的泥土不至于挤坏蛐蛐。由此可见，以这种方法逮蛐蛐，还是需要一定耐心和技巧的。就这样，王世襄一连扎了二三十下，还是不见有一条蛐蛐出来。随即，王世襄改变方向用阿虎枪扦子再扎，终于摇晃出一条约有七厘长的紫蛐蛐来，这就算是开了张。这实在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坡埂，少年王世襄埋头一路扎将下去，几经休息才看见连着坡埂的一条大车道，也就是说那里便不再是蛐蛐的生存地界。
经过三个多小时这样的艰苦劳作，少年王世襄累得肩膀酸疼，却只捉到了三条值得装罐的蛐蛐。王世襄停了下来，喝上几口水，再啃上两口馍，他想换一道坡或重找一条沟。忽然间，他又想起了傅老头逮蛐蛐的另一条经验：“碰上和小伙子们一块逮蛐蛐，总是让人前面走，自己落后，免得招人讨厌。他们逮完一道坡子，半晌我才跟上来，可是我逮的往往比他们的又多又好，这叫‘捡漏儿’。因为扦子扎过，蛐蛐未必就出来。如窝门被土封住，更需要过一会儿才能扒开。我捡到的正是他们替我惊动出来的。”于是，王世襄决定验证一下傅老头的这条经验，又返回头用芭蕉扇一路扇去，果然逮到一条足有七厘多的黄蛐蛐。
为了尝试一下“夜战”的效果，王世襄这时早早地收工回到老王头家，以两个锅贴饼子和两碗棒粥草草填饱肚子后，天还没黑就躺下睡了。几个小时后，王世襄一手提着阿虎枪扦子，一手拿着那只大电筒，顺着白天走过的那条小路出了村。刚一出村口，王世襄便发现自己并不具备夜间逮蛐蛐的本领，因为田野间到处都是虫鸣声，而蛐蛐也是乱叫一通，根本无法分辨出哪只好。即使听到几声响亮的蛐蛐叫声，不善夜战的王世襄也听不准到底是在哪里鸣叫，再加上道路不熟而不敢拐进岔道，便只好顺着大车道一直往前走。突然，王世襄看到不远处几棵大树的影子下黑乎乎的，便急忙打开手电筒照过去，原来因为暴雨顺坡而下冲成一处水口，并一直流到村旁低洼处汇成了一汪积水。如今，积水虽然已经干涸，但水坑边却长满了杂草，而这时王世襄忽然听到冲成水口的坡上，传来几声特别苍老宽洪的蛐蛐声。少年王世襄凭着经验，不仅知道这正是北京冬虫养家所谓“叫顸儿的”，而且还知道这一定是一条翅子蛐蛐。
于是，王世襄高抬腿轻挪步慢慢凑过去，耐心地等待着这条蛐蛐再次发出那种诱人的鸣叫声。果然，那条蛐蛐并没有发觉有人靠近偷听它的鸣唱，而王世襄则凭着这几声鸣叫，便准确地断定它就藏身在水口右侧一丛草旁的土坷垃底下。不过，王世襄并没有当即前去捕捉它，而是就近找了一个树墩子坐以待旦，因为他明白只要它一跳，自己则根本无法辨清其确切去向。终于，在那条蛐蛐领唱而遍野各色虫子的配唱下，王世襄迎来了东方天色的鱼肚白，迫不及待的他只用一扦子就把那条蛐蛐扎了出来，果然是一个尖翅。遗憾的是，这条身长不足六厘且头较小的蛐蛐，并不是斗虫而是叫虫，难怪那叫声如此与众不同呢。
天色大亮，在野外蹲守一宿的王世襄，回到老王头家后便收拾东西准备骑车返回，因为还有几十里路等待他去丈量呢，否则太阳落山之前他是赶不回家的。对于这次三天两夜只逮回五条蛐蛐的经历，王世襄后来曾这样说：“如果用这三天买蛐蛐，应当不止五条。明知不合算，但此后每年还要逮两三次，因为有它的特殊乐趣。”确实，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里“逮蛐蛐的”真实而有味的生活。
蛐蛐被逮回来之后，再经过王世襄一番喂养调理，就该上局参加角斗了。在京城斗蛐蛐的诸多玩家中，少年王世襄是不容轻视的一位，因为他自幼便由京城斗蛐蛐名家赵李卿领入门并教授其法。久居北京的武进人赵李卿，当时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是王世襄父亲王继曾的老同事，极为喜爱蛐蛐，对喜好老北京各种民俗游艺的王世襄也非常喜欢，经常教授他一些自己的经验。每当王世襄因为养蛐蛐而遭到父母责备时，这位被王世襄称为赵老伯的赵李卿便会为其辩护，而王世襄也会以一句“连赵老伯都养”来回答父亲，似乎这样理由就很充足似的。
正因如此，王世襄不仅学会了养蛐蛐的一些绝技妙招，还结交了许多这方面的有名玩家，诸如住在朝阳门内北小街路东在家设私塾的白老先生、家住宣武门外西草场内山西街的陶家昆仲，以及不打不相识的李凤山。其中，这位在前门外西河沿191号居住数十年的李凤山（字桐华）因为世传中医眼科，善以金针拨治沙眼和白内障等眼病而享有“金针李”之美誉，上局斗蛐蛐报名“山”字。因其七岁时便由荣茂卿引荐，而得其兄著名蛐蛐养家报字“南帅”之真传，故而在选、养、斗蛐蛐等方面无所不精，特别是对于用捵（即运用几根老鼠胡须撩拨激发蛐蛐斗志的工具），在京城蛐蛐玩家中堪称首屈一指。然而，正是这位享有“前秋不斗”盛誉的蛐蛐名家李桐华，却在大方家胡同的一次夜局中，被王世襄以出自宝坻之黑色虎头大翅，将其百战百胜的麻头重紫咬得落荒而逃，一时间在京城蛐蛐养家中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年，当李桐华特选产自宁阳一白牙青斗败王世襄的虎头大翅后，才觉得挽回了他的“山”字颜面，自此两人订交。此后，少年王世襄不仅经常得到李桐华的教益，而且藏品中也有其所赠之物。
在王世襄这位宦家子弟所玩乐的游艺中，除了上述之外，“又学武功，请老师教八卦和太极拳”，“还拜清代遗老宫廷运动员学摔跤”，而“他们都是有等级的‘扑户’（北京习惯写作“扑户”“扑护”或“布库”，这都是满语译音，只是写法不同而已）”。关于这些内容，王世襄除了写过题为《清代的相扑》一篇文章，对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清人绘工笔重彩《塞宴四事图》（于敏中书题，乾隆皇帝御制诗四首并序），就其“四事”进行解读，并刊登在1981年第一期《紫禁城》杂志上，以及“从此身体特别好，在美国学校曾把美国同学手臂摔断过。母亲为我身体好，也同意我练武”之寥寥几语之外，似乎再也没有相关的文字介绍。而在跟随“扑户”瑞五爷和乌二衮学习摔跤的过程中，王世襄因为他们都喜欢养鹰捉兔和用强壮的大笨狗捉獾，所以又爱上了这两项非身体好而不能玩的玩意儿。不过，“鹰逐兔，挈狗捉獾”之举，多是王世襄就读燕京大学时的潇洒游艺，故此留待第三章中详述，在此不赘。
既然以上以大量篇幅记述王世襄童年及少年之玩乐游艺，那么他是否真如自己在《北京鸽哨》一书的自序中所言，“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呢？其实，王世襄以上之玩乐并非一味地胡乱玩耍，而是在玩中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玩出了学问。比如，笔者在自序中已经提及的王世襄在少年时就提出让美国鸟类专家闻所未闻之事，就是其在玩中勤于思考的一个典型例证。又比如，王世襄在养獾狗的过程中，为了学习如何相狗，不仅请养狗名家荣三亲授口诀，把前人总结的《狗獾谱》重新记录下来，还另请其他几位养狗家背诵《狗獾谱》，以便将荣三口授秘诀中所缺少的内容及字句有出入之处，记录更正过来并在后来加以整理总结，从而形成了一套更加全面科学的“相狗经”。
还比如，上述王世襄在与京城诸多蛐蛐名家交往中，十分注意向他们请教相关经验知识并在实践中进行验证等举动，都说明了少年王世襄之玩，非比一般顽童之玩或大人那种丧志之玩，而是在玩中以其专注、善思、实践和总结得出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岂不正应验了那句“留心处处皆学问”之谚语吗？确实，以王世襄的出身门第、家学教养和艺术熏陶，以及其好奇爱动又不失专注执着、勤问善思的天性，往往能在玩耍中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并将所问之学总结成经验以利提高。
那么，王世襄这种在玩乐中激发兴趣和学问之性情是如何形成的？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壮年难道真的就是这么玩过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