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黄卷，在王世襄旧居芳嘉园里并不是辛苦寂寞的陈旧解释，而是趣味横生、雅兴洋溢的代名词，比如王世襄与那些玩物交流所写出来的绝妙文章，与诸多名家高士相聚时的清赏雅玩，以及诗书画和美食并举的一次次聚会。不过，芳嘉园雅集的背景竟然又是一场极不正常的政治运动。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像是报春的惊雷一般，使他们的内心里欢欣鼓舞，倍感振奋。接着，毛泽东在一周之内连续两次发表讲话，鼓励文化艺术界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对此，向来行事小心谨慎的“书生”们，却始终持有一种观望犹疑的态度。对于“书生”们波澜不惊的平平反应，毛泽东似乎能够予以理解，随后他不仅敦促中央有关部门积极进行思想发动，而且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长达四个小时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时，毛泽东还指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书生”们展开争鸣提出了命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既然如此，向来视天下为己任的“书生”们，便开始当仁不让地“鸣放”起来。在昏暗的社会里，“书生”们学会含沙射影的语言文字技巧；而在政治清明时，“书生”们则直言不讳，甚至语出惊人。然而，如此全面、广泛、彻底地揭露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弊病，很容易使一些人对党的领导失去信任和信心，这对于一个年轻的执政党来说并不是能够轻易坦然接受的。果然，毛泽东在冷眼观望的同时，迅速在脑海中形成了“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按说，当初毛泽东极力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热情鼓励党内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时，确实表现出闻者足戒、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理和姿态。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一个月，为什么“风向”竟突然转变了呢？对此，在1986年出版的李维汉所著《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是这样解密的：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惕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1991王世襄与郁风在芳嘉园留影
随着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发表，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受了极为不公的严酷迫害。自然，曾在“三反”运动中蒙受冤屈的王世襄，因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联系自身遭遇，提出自己在“三反”运动中被无端审查关押及随后被开除出故宫博物院等问题，也成为“出洞之蛇”被划为了“右派”。
成为“右派”的王世襄，随即被取消了即将派赴甘肃敦煌工作一年的资格，并从研究室降到资料室做一些日杂资料事务，不再从事他已经取得不菲成绩的音乐研究工作。同时，民族音乐研究所为了改造王世襄的“右派”思想，专门派遣中层领导文彦同志负责对他进行“帮助”，并指定他每周或每十天进行一次思想汇报。面对这一次不公正的人生打击，王世襄没有像“三反”运动中那样一度消沉无望，而是更加坚定走自己已经决定了的自珍之路。王世襄坚信：“凡有一定的工作能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又天佑不短命的人，放在任何地方都会出成果。”不过，这一时期关于王世襄在民族音乐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因为前一章中已有大量篇幅作了介绍，在此只想就其埋首芳嘉园与邻竞学雅聚等往事，进行一些零散的延伸性记述。
芳嘉园作为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的一条胡同，早在晚清时就因这里居住过慈禧太后的弟弟，即光绪皇帝的岳父桂祥公爵而声名显赫。至于今天芳嘉园的盛名完全因为王世襄所成就，那不能不说是文化魅力掩盖了权势之故。位于桂祥公爵府第西侧的芳嘉园3号，是王世襄居住了近八十年的老宅，这是一座北京传统的前后三进四合院，前院正厅的东耳房被打通成过道，一直通向中院，这里就是王世襄、黄苗子和张光宇三家共居多年的市内桃源。
一进入中院，迎面是一道刷绿油的竹栅栏，栅栏上爬满了荼，靠近院子南端的粉墙，权作是照壁将前院与中院隔开，粉墙的阴架上摆放有一二十盆兰草，地上则栽种有一行夏日盛开的玉簪花，台阶旁还有许多用瓦盆瓷钵栽种的各色小花小草，庭院正中摆放有一盆百年古柏，这株与文徵明一手卷中所画极为相似的古柏，可是王世襄当年费尽周折从安徽黟县一故家买回来的，每有朋友来到芳嘉园时总要围绕着这株古柏走上两圈才进屋。在中院三间正房左右还有两株百年以上的海棠树，后来东边那株因为树龄太老而枯死，王世襄便将四根大树干锯成两尺多高的树桩，不久又从山货店里买到一块直径约有一米的青石板，像滚车轮一样从店里推滚回家，摆放在那四根树桩上之后，遂成为夏夜朋友们来此围坐喝茶雅谈的好地方。在这青石板圆桌后面靠近屋基处，是王世襄特意从城北一老园艺家园中移植来的一畦永远长不高的宽叶矮竹，在中院东厢房前有一架干走龙蛇饶有画意的藤萝，西厢房前则是一株太平花和两株极为罕见的单瓣如盘中心花蕊繁密的芍药。据黄苗子夫人郁风回忆说，这庭院中还有枣树与核桃树各一株。王世襄就是在如此诗意盎然的小院里，写出了今天依然活跃在广大读者心中的那些文字，如《明式家具研究》与《髹饰录解说》等这样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作，也因为文采洋溢而为人们津津乐道。
王世襄向来不是一个吝啬的人，特别是对于美的享受，无论是艺术之美还是生活之美，他都积极呼朋唤友与之共享。如今，芳嘉园小院经过王世襄多年营造，已成为北京城里难得的一片诗意天地，所以与志同道合者徜徉其中便成为他的一种希望。恰巧，著名书画家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因为某种“误会”，于1958年初应王世襄之邀搬进了芳嘉园3号，并在东厢房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关于黄苗子和郁风夫妇遭遇的那场“误会”，似乎还应该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南社俱乐部说起，因为最初的根源就在那里产生。
由柳亚子主持的南社俱乐部，当时已经聚集了一百零八位社会名流和文学艺术家，于是有人便将《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绰号按照某种附会编排到这些人的身上，比如黄苗子对应的绰号是“矮脚虎”。在这里，黄苗子首先结识了新文化运动干将郁达夫，随后通过郁达夫而与他的侄女郁风相识、相知、相爱，并最终冲破重重阻力并结莲蒂。
2000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与黄苗子、郁风夫妇在观赏名画
民国二年（1913），黄苗子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书香世家，父亲黄冷观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与同是会员的国民党要员吴铁城交谊深厚。幼年时，因为父亲在香港创办中学，黄苗子便在香港跟随父亲的同学即岭南名家邓尔雅学习国文，在古诗词与书法方面打下了极为深厚的根基。与此同时，黄苗子对漫画产生了浓厚兴趣，十六岁时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并发表在由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杂志上，这使他对上海充满了无限向往。民国二十一年（1932），黄苗子从香港跑到上海投笔从戎，父亲黄冷观紧急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拍发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黄苗子。于是，黄苗子便被吴铁城安排进上海市政府任职，但是身在官场的他却心系艺坛，与上海许多画家及艺术家成为至交。
与黄苗子家庭背景大不相同的郁风，祖籍虽然在浙江富阳，但是于民国五年（1916）出生在北京，父亲郁华是曾经营救过著名左派人士田汉、阳翰笙和廖承志等人的著名大法官，三叔郁达夫则是新文学运动的健将。少年时，郁风受到叔父郁达夫的影响，对新文艺极为热爱，遂进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民国二十二年（1933），郁风跟随父亲和叔父来到上海，随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拜在大画家徐悲鸿和传奇女画家潘玉良门下学习西洋画，从而使自己的画艺大为长进。在学习西洋绘画艺术的同时，郁风还经常跟随叔父郁达夫与聚集在南社里的上海文学艺术界人士交流，并因此得以与同样在南社文艺圈里比较活跃的黄苗子相识。
两人相识相爱后，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得不辗转来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这里，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因黄苗子当时仍任职国民政府，一时难以抉择。于是，黄苗子找到时常与他聚在一起的共产党人夏衍，担当自己的说客向郁风进行游说，最终两人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在重庆举行了特别的婚礼。在婚礼上，人们可以见到各种政治面貌的贵宾，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不管是左派的革命健将还是文学艺术或戏剧书画界的知名人士，即便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在这里都相逢一笑共祝这对新人新婚志喜。当年柳亚子和郭沫若曾写有这样一首合诗：
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
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极为巧妙地将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姓名嵌入其中，真可谓是绝妙好诗。
婚后的黄公馆，遂成为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各色友人聚会的场所，他们在此或打牌清谈或自发地搞起了统一战线。至于距离黄公馆不远处由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碧庐”，更是文化艺术界朋友经常欢聚交流的最佳场所，诸如革命家兼艺术家夏衍、散文家徐迟、漫画家丁聪、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叶浅予、电影明星金山、翻译家冯亦代、歌唱家盛家伦，以及书画家黄苗子和郁风夫妇等，都是这里不可或缺的常客。当然，与这些艺术家性情相投并频繁交往的，还有驻扎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和乔冠华等人。众所周知，周恩来等人在重庆为了做好国统区的统战工作，与文化艺术界的诸多名流高士交往密切。为了扩大影响也曾组织有关艺术家创作或从解放区引进一些文艺节目在重庆演出，比如从革命圣地延安引进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曾在当时国统区中心重庆引起了极大轰动。特别是剧中有一陕北名词“二流子”，因为所指的是自由散漫不务正业之人，所以引起了经常到“碧庐”来的这些生性“闲散”艺术家们的浓厚兴趣，遂相互之间便用“二流子”开起了彼此的玩笑。
有一次，郭沫若来到“碧庐”闲聊时，竟兴致勃勃地要为“碧庐”题写“二流堂”匾额，因一时没能找到宣纸只好作罢，但“二流堂”的名号便从此流传开来。因为在那种特殊环境中这里曾安顿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界名流，因此民国三十七年（1948）乔冠华曾深情地说：“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诚如乔冠华所言，1949年后音乐家戴浩以几根金条在北京东单买下一栋破楼，经过一番装修后取名为“栖凤楼”，随即戴浩和音乐大师盛家伦两对夫妇搬住进去，不久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后也入住其中，再后来还有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又迁居到这里，随即使“栖凤楼”有了北京“二流堂”之名。经常往来这里的有：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潘汉年、黄佐临、柯灵、于伶、张光宇和张正宇，等等，可谓是名流高士云集，他们虽然身份、职业或兴趣爱好都不尽相同，但是彼此之间坦诚交流，相互切磋，各自都从对方所从事的不同艺术领域中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养分。
后来，黄苗子曾感慨地说过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险！”确实，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时，便有人向中央汇报说重庆的“二流堂”如今又在北京恢复了。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在1967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的标题让人怵目惊心。于是，受到“二流堂”一案株连者不仅有黄苗子和郁风夫妇，还有“叛徒”阳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务”叶浅予、“美国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局”丁聪、中央印钞厂厂长冯亦代、“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混世魔王”赵丹、“反动漫画家”张光宇和张正宇兄弟俩、“工艺美术界霸头”张仃、“大政治骗子反党老手”华君武、“大右派”聂绀弩，等等。至于黄苗子和郁风夫妇，被关押进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之久，竟然在同一个监狱却互不相知。这是插话。
下面还是来看一看被郁风称之为芳嘉园全盛期即“文革”前那几年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搬进这座在文化界久负盛名的小院后，与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妇及其友人们竞学的一些往事吧。
初入芳嘉园3号小院，郁风惊讶地发现：那些本该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精美明式家具竟然被挤在一堆，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一层一层地套着。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吃剩的面条，半碗炸酱。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着一些被褥，就是主人就寝的地方了。大书案边上的座椅竟然是元代式样带脚凳的大圈椅，而那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穿过待洗的衣服。就是这样，由于没有空间，生活用品和收藏品便无法分开了。
那么，偌大的三进四合院怎能说没有空间存放这些贵重的明式家具收藏品呢？原来，在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搬进芳嘉园时，王世襄的这座三进四合院只剩下中院供其居住，不久又遭遇北京市出台了一项极不合理之房改政策，促使他再请张光宇夫妇入住西厢房成为两家之芳邻。对此，王世襄曾向笔者这样回忆说：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想出了一个没收私人房产的政策，凡出租房屋在十五间以上的，房产由北京市统一管理，在几个月之内原房产主可以拿到百分之二十的租金（大致如此，具体的规定已记不清）。在此之后，房产归公，也就是被没收了。我父亲有一所已经出租的房在东单洋溢胡同，不到十五间，再加上几间才符合改造规定。因此房管局、派出所、居委会联合起来一再动员我出租西厢房，如不同意，便以在这里办街道托儿所或街道食堂相威胁。我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旧知识分子，哪敢违抗，何况还戴着“右派”的帽子。只好把多年收集到的家具堆置北屋，西厢房腾空请光宇先生入住。
其实，邀请张光宇夫妇入住芳嘉园西厢房时，戴着“右派”帽子的王世襄并没有明哲保身，而是十分坦然地说：“我是个书呆子，从不问政治。……我没有想到这些，这说明我这个人头脑简单。不过，物以类聚，其实没有别的什么。”确实，王世襄、黄苗子、张光宇三家人在芳嘉园小院里聚齐后，他们除了相互激励做学问搞研究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供政治嚼舌的事由。那时，王世襄除了整理或撰述《高松竹谱》《画学汇编》《雕刻集影》《髹饰录解说》和《清代匠作则例汇编》等著作之外，还将大多精力用在了搜集明式家具等藏品上。这是后话。
对于与王世襄、袁荃猷夫妇“结孟氏之芳邻”这一平生之快事，黄苗子后来曾这样记述说：
论历代书画著述和参考书，他比我多。论书画著述的钻研，他比我深（他写有一本《中国画论研究》）。论探索学问的广度，他远胜于我。论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时我一般早上5点就起来读书写书，但4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为此，黄苗子还写有一首七绝感叹道：
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
临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
其实，与黄苗子形容王世襄在这期间苦学经历所不同的是，郁风则从生活方面记述了他那看似平淡却也透露出无比幸福的状态：
我们同住在他的芳嘉园小院二十多年，每天天一亮，就听见他推着单车从我们东厢房窗下走出大门。他是先到朝阳门大街旧文化部大楼前打太极拳，等到七点，对面朝阳菜市场一开门便进去买菜，所有男女售货员都是他的“老友记”，把最新上市的鲜鱼、嫩菜、大闸蟹等都留给他。然后到卖早点摊上装满一大漱口缸的热豆浆，一手端着，一手扶车把骑回家来，与夫人共进早餐。不分冬夏，天天如此。
看似平淡的生活在文人或艺术家的调剂下，实在可以生出许多令人艳羡的雅趣和佳话来。对此，王世襄的一段回忆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有关线索：
说到芳嘉园的来客，大都三家主人都认识，往往为了访一家，同时又访另两家。或听见来客的语声，不待分别拜访，三家已凑在一起了。当时常来我处并曾在我大案上作画的北京画家有溥雪斋、惠孝同、陈少梅、张光宇等先生。南方画家有傅抱石、谢稚柳、唐云等。不作画只聊天的有常任侠、向达、王逊、黄永玉诸公。
由此可见，这可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如此，我们下面还是来选择几则故事，让读者一同感受文人雅士雅集时的雅俗之趣吧。
民国三十四年（1945）王世襄自四川返回北京后，一次在张伯驹先生家与清宗室贝子溥伒溥雪斋先生相识，随后溥雪斋先生便成为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妇“最使人感到率真、愉快之良师益友之一”，以至每每“遇有赏心乐事，美景良辰，法书名画，妙曲佳音，甚至见到近日妄人俗子，荒诞离奇，弄姿作态，不堪入目之作，均不禁同时说出：‘要是雪斋先生在，将做何表情，有何评论’”。由此可知，这位溥雪斋先生不仅精擅书画乐曲，还是一位俚俗不让的性情可爱之人。
确实，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王世襄即将完成《中国画论研究》著述时，就曾萌生前往求教当时任教于辅仁大学艺术系的溥雪斋先生之心，只因一次偶过先生门前见家人护拥其登车规仪不减当年之威赫，便打消了拜见的最初想法。不曾想，三年后王世襄与溥雪斋先生在张伯驹先生家中一见如故，遂成忘年莫逆之交，相互之间论诗猜字或谈笑风生已经毫无拘束了。
比如，一日溥雪斋先生信步从无量大人胡同蜗居之地来到芳嘉园，一进门便端坐在王世襄那宋牧仲大画案前，拈笔作画，不意一幅古意盎然的山水已呈现案前，这不由使溥雪斋先生频频自呼曰：“独！独！独！”王世襄明白这原本属于张伯驹先生口头禅的“独”字，即相当于今天的“酷”字，因此可知溥雪斋先生对于自己的绘画技艺还是比较自赏的，当然就其情态而言也知其实在是一位妙人。关于溥雪斋先生书画技艺之高妙，我们从收于王世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那幅自称“独”的山水图轴中可见，还能在收于同书中的一幅空谷幽兰轴，以及一幅由其即席添补水藻落花的袁荃猷夫人所绘的金鱼图轴中，可以窥见其在绘画方面的精深技艺。至于溥雪斋先生在音乐方面的天赋，王世襄曾这样记述说：
先生擅三弦，伴奏岔曲子弟书。曾从贾阔峰学琴，荒芜已久，而心实好之。知荃猷从管平湖先生学琴，烦为弹奏。不数月，平沙、良宵，先生已能脱谱，绰注无误。旋与查阜西先生、郑珉中兄游，琴大进。梅花、潇湘等曲，皆臻妙境。于此又见先生之音乐天才。
此外，关于溥雪斋先生真率性情之可爱，还有两事可知：当年有一次，溥雪斋先生骑马飞奔进宫救火时，发现一株多油脂的白皮松在焚烧过程中竟然如火树银花般美观，禁不住高声喊道：“那个好看！”还有一次，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妇拜访溥雪斋先生不觉已至饭时，只见溥雪斋先生命家人提一电风扇出门，不久换得十元钱并赊得一些肉回来，遂告诉家人说：“熬白菜，多搁肉。”见此情景，王世襄和袁荃猷夫妇不敢亦不忍辞去，而当他俩偷窥溥雪斋先生时，却见他神情怡然如旧。由此可见，溥雪斋先生确实是语言诙谐幽默之人，更是不掩饰真情的可交之人。如果读者对其也饶有兴趣的话，王世襄还有这样一段关于溥雪斋先生之生动回忆：
在猜押诗条过程中，可以看到与会者的性情，亦饶有意趣。如一次伯驹先生公布上句原文，旁有小字一行，写明某号某字，乃为雪斋而作。因他知道雪老喜欢在哪些字上下注，故特意虚配一个，让他误押上当。结果雪老果真在该字上下注。伯驹先生十分得意，笑得如此爽朗天真，仿佛小儿买糖抓彩又得奖似的。可爱的童真，一时流露无疑。又如雪斋先生早年豪赌，一夜之间将数百间雕梁画栋的九爷府输个精光。此时他已家无恒产，鬻书卖画，罕有人问津，日子并不好过。而当押诗条看准某字认为是原文时，会抓起一样东西，如烟缸之类，往标明该号的格中一放，名曰“竖旗杆”，即将各家所下之注一并集中至此，由他一人承担胜负。其往日豪情，却又一次在此流露。
因此，王世襄评价说：“雪老之为人，绝无城府，性格坦白率真，更是可爱之至。”遗憾的是，“文革”中红卫兵猖狂时，这位溥雪斋先生在一日清晨携幼女出走后，从此杳无音信。因此，拨乱反正后当北京市文史馆为溥雪斋先生举行追悼会时，王世襄则撰挽联曰：
神龙见首不见尾
先生工画复工书
押诗条，是旧时文人雅集时的一种文字游戏，亦有“诗谜”“敲诗”和“打诗宝”之谓。对此，在《汉语大辞典》的“诗谜”条下，有“以诗句为谜面的谜语”之解释。具体而言，该大辞典中还有记载说：
其法以长四五寸的纸条，摘录古人诗一句，而于句中隐去一字，注于纸尾，以封套笼之，不令外见。别配四字，与纸尾原字，书于句旁。猜者就五字中选择一字，选中为胜。
据王世襄记述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张伯驹在北京创立词社时，曾经常在各家中举行押诗条雅会，参加者有贝勒载润、贝子溥雪斋、余季豫、王冷斋、启功、郑天挺、唐立庵和于思泊等人，年龄最小的王世襄虽然每次都“敬陪末座”，但是押诗条时却并非总是“垫底”，因此可知其旧诗文功底深厚之一斑。既然《汉语大辞典》中押诗条已经解释得如此清楚明白，在此不想再列举具体诗例以说明，有兴趣者不妨翻开王世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附录五“奇文共赏析——押诗条”，从中可见一典型范例。因为下面着实应该记述王世襄与张伯驹两相交往的一些情缘趣事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王世襄自四川返回北平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时，曾因工作需要及对文物爱好而前往拜访张伯驹先生，而这位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和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高士奇人，竟与王世襄一见如故，遂成为莫逆之交，有几事为证。一是王世襄任职故宫博物院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些研究时，张伯驹先生竟然将其用全部家产变卖后所搜购的中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主动借与王世襄一月有余，供其详加观摩研究。关于王世襄与张伯驹先生这段不可思议的翰墨情缘，以及王世襄对《平复帖》之研究经过，王世襄曾在《〈平复帖〉曾在我家》一文中予以详述：
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我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备有照片补前人所缺外，试图将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上述设想曾请教于伯驹先生并得到他的赞许。
为了检验上述设想是否可行，希望找到一件流传有序的煊赫名迹试行著录，《平复帖》实在是太理想了。不过要著录必须经过多次的仔细观察和抄写记录，如此珍贵的国宝，伯驹先生会同意拿出来给我看吗？我是早有着被婉言谢绝的思想准备去向他提出请求的。不期大大出乎意料，伯驹先生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就这样，我把宝中之宝《平复帖》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
……
将《平复帖》请回家来，我连想都没敢想过，而是伯驹先生主动提出来的。那时我们相识才只有两年，不能说已有深交。对这桩不可思议的翰墨因缘，多年来我一直感到十分难得，故也特别珍惜。
当然，王世襄珍惜的不仅是他与张伯驹先生这一段翰墨因缘，还有对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平复帖》的无比珍惜。对此，王世襄在文章中记述了其无比虔诚之情态：
（将《平复帖》请）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已记不清看了多少次才把诸家观款，董其昌以下溥伟、傅沅叔、赵椿年等家题跋，永瑆的《诒晋斋记》及诗等抄录完毕，并尽可能记下了历代印章。其中有的极难识读。如钤在帖本身之后的唐代鉴赏家殷浩的印记，方形朱文，十分暗淡，只有“殷”字上半边和“浩”字右半隐约可辨。不少印鉴不要说隔着陈列柜玻璃无法看见，就是取出来在灯光照耀下，用放大镜看也难看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经过这次对《平复帖》仔细地阅读和抄录，王世襄不仅仅是获得了一次著录书画的实习机会，还根据著录撰写了《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后来刊登在1957年第一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并被《故宫博物院藏宝录》转载。王世襄每每想起此事，久久不能平复的激动心情中，更多的是对张伯驹先生的怀念和尊敬。
二是王世襄所藏传世名琴“松风清节”，曾经张伯驹先生的介绍才得以入藏吉林省博物馆之缘，在此只能点到为止，因为这留待下文详述似乎为宜。
三是王世襄养兰与张伯驹先生画兰之缘。对此，王世襄写道：
伯驹先生搬到后海南岸居住时，有一年元宵节后不久我骑车去看他，见案上放着一幅他画的兰花。我们从画兰谈到养兰。我说北方养兰不太适宜，家中虽无名种，普通的春兰却年年开花，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问起北方养兰需要什么条件。我说从春暖到秋深，支一个架子，放在南墙背阴处就行了。入冬以后则须放入近似花洞子的地方。我的三间北房，只有正中一间有廊子，入冬后用竹竿、秫秸扎一个大拍子，糊高丽纸，把廊子封好。正中留门，挂棉门帘，地上不时洒水，这种温、湿度对兰花正合适。屋内热气多少会透些过来，入夜结薄冰，日出即化。放在这里的兰花，大大小小十几盆，都开得很好。每年须换一次从绍兴运来的土，换前须把根清洗干净并把坏死的修剪掉，晾干后再重栽。伯驹想了一下，认为现在他家不具备上述条件，也受不了换土的累。现在你既有兰花，先借一盆给我摆摆，开过即奉还。他立即叫女儿传彩骑车随我回家取兰花。我选了一个方盆的，已开、未开的有五六朵，用报纸围好，帮她捆在车座后架子上，带回家中。在此后的两三年，每年我都选一盆给他送去。
这就是王世襄与张伯驹先生之间的君子之交。
四是关于张伯驹先生在王世襄家中雅聚时的一件“俗趣”。
1947年一个盛夏夜晚，我请伯驹和几位朋友在芳嘉园家中吃晚饭，潘素夫人照例是请也到，不请也到，把伯驹照顾得无微不至。因为伯驹到朋友家和在自己家一样，我行我素，有时过于任性，夫人便会在旁提醒一下，伯驹也就心领神会了。其实朋友们都十分欣赏他的毫无拘束、天真可爱，绝不会对他的不拘小节有丝毫介意。
那天晚饭后，在院中乘凉，伯驹躺在藤榻上，大家坐藤椅。聊得高兴，不觉已逾十点。因怕招蚊子，廊子上只开一个灯，光线较暗。我看见伯驹不时坐起来，不时又躺下，生怕是因为藤榻不舒服所致。等各位起身要回家时，伯驹说他的袜子找不到了。我说借他一双，他又不要，只好光脚穿鞋而归。原来伯驹脚上有湿气，夜晚发痒，在家时总是用手指抠脚，北京俗称“串胡同儿”。正为此他才有时躺下，有时坐起。恰好那晚有片刻潘素夫人在屋中看荃猷的刻纸。倘她一直都在院中就会发现伯驹又在我行我素了，她将凑到伯驹耳旁，说一声“不太雅观”，伯驹的袜子也就不会丢了。
次日清晨，袜子找到了，在我养的黑狗“小宝”窝中，已经被撕得一丝丝、一缕缕了。
那么，众慕大名的张伯驹先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3月14日，张伯驹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这两个别号都与其藏品有关）。关于其生平历程，有关史料中有这样一大段记载：
张伯驹幼年入私塾，后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民国五年（1916）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民国十六年（1927）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民国三十六年（1947）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张伯驹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总理得悉后，指示有关部门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78年得到平反。晚年，张伯驹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由以上简历，我们大致可以知晓张伯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这种传奇色彩大致与王世襄相似。因此，在这里首先从张伯驹的收藏谈起，而关于这位当年与张学良、溥侗（号西园主人）、袁克文（号寒云）并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书画收藏，不能不首先谈到曾在王世襄家一月有余的那帧《平复帖》。
《平复帖》是西晋大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所书，虽然只有九行八十五个字，但是在中国法书墨迹中除了出土的战国竹简、缯书和汉代木简之外，这是现今存世可考年代最早的一件法书真迹，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比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帖还要早六十多年。对此，董其昌曾说：
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
而王世襄则进一步解释道：“何况刻在《三希堂法帖》位居首席的钟繇《荐季直表》原非真迹，而且此卷自从在裴景福处被人盗去后已经毁坏，无从得见。故在传世的法书真迹中，自以《平复帖》为第一。”
人们之所以如此推崇《平复帖》，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法书真迹，还因为它在中国书法史上是汉隶向草体转变的唯一明证，其上还钤盖或题签有宋徽宗、董其昌、韩世能、梁清标、安岐等历代诸多名家印玺、名章和题跋，这些都是包括王世襄在内后世书家、鉴赏家或收藏家特别看重并潜心考释的主要原因和内容。流传有序的中华法书第一帖《平复帖》，在清乾隆年间入藏内府，先为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所有，后赏赐予醉心书画的成亲王永瑆，永瑆为此将府邸改称为“诒晋斋”，可见这位王爷确实将其奉为至宝。到了清同治年间，该帖转归恭王府所有，民国初年又为清宗室著名书画家溥儒溥心畬所收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当时远居上海的张伯驹得知这位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盛誉的西山逸士溥心畬先生，在将上文谈到那幅唐代韩幹《照夜白图》卷卖与上海古董商人后流失海外一事时，对于藏于其手的《平复帖》命运极为担心，随即委托北京阅古斋好友韩伯文从中斡旋，希望溥心畬不要将该帖售与外国，如果出售的话请转售与他，而溥心畬闻后则表示自己暂时不缺钱花，即便出售也不能少于二十万大洋。对于溥心畬的这一表态，张伯驹在感到稍稍欣慰的同时，也为那天文数字的售价有些望尘莫及。
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张伯驹在参加由叶恭绰（字遐庵）组织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上得遇张大千时，随即想请张大千亲自到北京与溥心畬协商，表示自己愿意出资六万大洋购买《平复帖》。不料，溥心畬坚持非二十万大洋不卖的态度，使张大千的游说就此搁浅。转眼间到了这年春节前夕，已经从上海返回北京过节的张伯驹，在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巧遇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并从其口中得知溥心畬因办理母亲丧事花费较大以致急需款项之消息，遂拜托傅增湘先生前往溥心畬家中与其洽谈购买《平复帖》一事，不意竟以四万元大洋成交。得此稀世之珍后，张伯驹“真可谓视同头目脑髓，形影不离”，即便“遭受匪徒绑架，并以‘撕票’相威胁以索取巨资的时候，他也关照夫人‘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
平息一场因《平复帖》而遭警匪绑架风波之后，张伯驹举家迁往西安，一路上他“藏此帖于衣被中，未尝去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件“不惜以祖传和多年积蓄的巨额家财”乃至身家性命求购和保护的《平复帖》，张伯驹却能主动借与王世襄拿回家中观摩研究了一月有余，到了1956年竟然连同唐李白《上阳台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草书卷、宋蔡襄自书诗册、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吴琚书杂诗卷和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卷，共八件国宝级精品书画无偿捐赠给了国家。随后，张伯驹又和夫人、著名金碧青绿山水画家潘素女士，陆续将中国传世最早山水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宋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宋徽宗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和元钱选的《山居图》卷等多件书画名迹，也无偿地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馆等国家有关机构。
同样令人感到万分遗憾的是，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张伯驹先生几乎一次也未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当夫妇二人被送往吉林省舒兰县时，竟然因为身体羸弱不能劳动而遭到拒收，随即不得不返回北京成了没有任何供给关系的“黑户”，乃至那几年间就连购买粮食吃饭的粮票也得依靠亲友们周济匀凑。即便到了1982年初，我们还能从黄永玉先生于1995年5月出版画册中那一幅题为“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的画像及其上密行小字的一大段题签中，窥知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的张伯驹先生当时生活之惨况：
某日余偕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余目送此庄严背影不忍它移，半月后惊闻伯驹先生逝世，人生常有如此巧机缘，不足怆也。余曾对小儿如云：张先生一生喜爱人间美好事物，尝尽世上甜酸苦辣，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居然能喝如此蹩脚红菜汤，真大忍人也！……夫人国画家音乐家潘素系余同行，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带回者。情深若是，发人哀思。
行文至此，不觉怆然泪下。这就是家藏书画富比天下的一代大收藏家张伯驹，这就是能将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的张伯驹，这就是二十多岁竟然将三千多卷《二十四史》通读两遍的张伯驹，这就是可以把三百五十四卷《资治通鉴》从头讲到尾的张伯驹，这就是能够脱口而出一两千首唐诗宋词的张伯驹，这就是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等著述的张伯驹，这就是“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的超凡之士张伯驹，这就是周汝昌所谓“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张伯驹，这就是史树青赞曰“我们近代没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的张伯驹，这就是刘海粟称之为“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的张伯驹……
告别张伯驹，我们来看一看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特别指出的一副挽联吧，即便这副挽联是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宋振庭同志所书写，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今人乃至后人对张伯驹先生的敬仰和缅怀：
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
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赍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
如果有机缘，笔者愿意为张伯驹先生作传，这是一大心愿，也是郑重的插话。
共居或经常来往于王世襄芳嘉园的，除了以上所述几位大家外，还有聂绀弩、启功、叶浅予、沈从文、张正宇和黄永玉等，他们相互之间交流古文诗词、文物书画、雅音妙乐或见闻趣事，在那个颠倒狂乱的年代里彼此充实温暖着对方。这就是魅力四射的芳嘉园。不过，本章标题中既然有“竞学”二字，除了以上所述黄苗子等人与王世襄展开不同领域竞学之外，绝对不能忽视与王世襄在家具收藏方面相抗衡乃至有超越之嫌的另一位大师级嘉宾——陈梦家。
王世襄早在就读燕京大学时就认识陈梦家，不过那时陈梦家虽然住在“王家花园”里，但是因为两人没有共同兴趣，故见面时只是邻居式的寒暄而已。确实，那时的王世襄依然沉浸在各类游艺玩乐之中，而陈梦家则是早已成名的新月派诗人，当时又跟随容庚先生在燕京大学攻读古文字学，所以当时两人之间并无深交。直到1952年，陈梦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并搬居钱粮胡同时，两人的交往才频繁密切起来，而连接两人关系的纽带，就是后来使王世襄蜚声世界的明式家具收藏和研究。关于两人当年在明式家具收藏方面的竞学，王世襄曾有文章记述其间的一些趣事：
……那时我们都在搜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兴趣，不时想着对方又买了什么好物件，彼此串门才多起来。
我们既已相识多年，现在又有了同好，故无拘无束，不讲形式，有时开玩笑，有时发生争论，争到面红耳赤。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制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明式家具珍赏》135），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扣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我以廉值买到一对铁力官帽椅（《明式家具珍赏》44），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捡，应该送给我！”端起一把来要拿走。我说：“白捡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明式家具珍赏》74），我爱极了。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被他迎门拦住。有时我故意说他的家具买坏了，上当受骗，惹逗他着急。一件黄花梨透空后背架格（《明式家具珍赏》132）是他得意之物，我偏说是“捯饬货”，后背经人补配。一件黄花梨马纹透雕靠背椅（《明式家具珍赏》40）他更是认为天下雕工第一。我指出是用大杌凳及镜架拼凑而成的，还硬说在未装上靠背之前就曾见过这具杌凳，言之凿凿，真使他着了急。事后我又向他坦白交代我在说瞎话，“不过存心逗逗你而已”……
实际上我们谁也不曾真想夺人所好，抢对方的家具，但还要像煞有介事地表演一番，实因其中有说不出的乐趣。被抢者不仅不生气，反而会高兴：“我的家具要是不好，你会来抢吗？！”给对方的家具挑毛病，主要是为了夸耀自己的眼睛赛过你。不管说得对不对，我们从来也不介意，能听到反面意见，总会有些启发。待冷静下来，就会认真地去考虑对方的评论。至于买家具，彼此保密是有的，生怕对方捷足先登，自己落了空。待买到手，又很想给对方看看。心里说：“你看，又被我买到了！”
就这样，王世襄与陈梦家争买明式家具的竞赛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即便是1957年两人被错划为“右派”时也未曾中断，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不得不戛然而止。对于多方辛勤搜集求购而来的明式家具，王世襄说：“梦家比我爱惜家具。在我家，家具乱堆乱放，来人可以随便搬动随便坐。梦家则十分严肃认真，交椅前拦上红头绳，不许碰，更不许坐。”因此，王世襄对陈梦家开玩笑说：“你这里‘比博物馆还要博物馆’。”
非常遗憾的是，对明式家具爱如生命的陈梦家，不幸在“文革”初期就因忍受不了非人般的屈辱和折磨自杀而去，这让王世襄感到极为悲痛和落寞。因此，王世襄后来曾极为痛惜地说：“如果天假其年，幸逃劫难，活到今天，我相信（他）早已写成明代家具的皇皇巨著。这个题目轮不到我去写，就是想写也不敢写了。”确实，即便王世襄最后所言是自己的谦辞，也不难窥知陈梦家对明式家具的钟爱，而以他多领域精深的学识和艺术修养，撰写出与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堪称双璧的巨著还是可信可知的。那么，陈梦家的生平和学识到底有何特色呢？
清宣统三年（1911）4月16日，陈梦家出生在江苏南京西城的一所神学院里，祖籍浙江上虞，因父亲陈金镛曾亲自创办这所神学院并任“提调”（院长）之职，故此他自幼是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度过，这对他的世界观与艺术个性产生了深刻影响。自幼喜读古诗尤其是唐诗的陈梦家，于民国十六年（1927）夏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了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法律系，因为在此受闻多与徐志摩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的熏染和影响，并得到两位先生的特别器重，很快成长为新月诗派的一名重要成员。民国二十年（1931）1月，陈梦家在新月书店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随即诗名大噪成为新月诗派的主要干将。
同年夏天，陈梦家从中央大学毕业获得律师执照后，应徐志摩之邀奔赴上海负责编选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诗选》，随后又接手徐志摩主编的《诗刊》杂志。同年11月19日，当徐志摩这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诗哲”，在搭乘飞机前往北京途中不幸于济南附近党家庄坠机身亡后，陈梦家对于导师徐志摩的临终遗言与悲剧性命运，产生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深沉思索。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陈梦家应闻一多先生之邀来到青岛大学，开始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从最前卫的新诗世界里一转身便投入到甲骨文研究当中。同年夏天，闻一多与陈梦家相继离开青岛前往北京，闻一多随即任教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而陈梦家则经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刘廷芳推荐进入该院学习，后来因为被院长赵紫宸所器重，并与其爱女赵萝蕤女士缔结良姻。
当日寇的侵略魔爪伸向关内，致使整个华北形势处于危急之关头，诗人陈梦家毅然决然地自行出关前往抗日前线，而在目睹国民政府不战便败之惨状后，他悲愤地从抗日前线返回北平，不日出任安徽芜湖广益中学国文教员，陈梦家就是那时在狮子山青阳庐创作了抒情长诗《往日》与《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这两部气势磅礴、构筑宏伟的诗篇。民国二十三年（1934）1月，陈梦家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随容庚先生专门从事古文字学研究，就此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学术研究方面，基本上与新诗做了功成身退的告别。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开始辗转到湖南长沙清华大学及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先生和清华大学金岳霖先生的介绍，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为止。在欧美几年间，陈梦家曾游历美、英、法、瑞典、丹麦和荷兰等国家，致力访问和收集这些国家博物馆、古董商和私人手中所藏的中国青铜器，准备编撰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民国三十六年（1947）秋天，陈梦家拒绝美国一些学术机构的盛情挽留，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惊人毅力，克服种种困难返回中国，开始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陈梦家转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与考古通讯杂志社副主编等职，开始以其在考古学、金石学和古文字学等方面所做出的具有划时代的贡献而蜚声世界。
1957年，陈梦家与王世襄等人一样虽然被错划为“右派”，但是他竟以极大的治学热情和毅力，用了近十年时间将故宫博物院所藏九百余张青铜器拓片与夏商周三代著录，进行了一一核对和研究，直到1966年9月3日含着满腔的怨恨自杀而亡。
虽然1978年12月2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为陈梦家先生举行了具有平反意义的追悼会，但是正如王世襄所说：“这是中国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也是全世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还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旧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新的损失竟依然在延续。1998年，陈梦家于1956年以那部长达七十万言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殷墟卜辞总述》所得稿酬，购买并随后存放过诸多明式家具重器的那座四合院，竟然因为要建设一处区级办公大楼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这样一座“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的名人故居要被拆除之境况，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知识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1998年5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先生，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先生（老舍之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先生（梁思成之子），这六位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论证，联名指出对这座最迟建于明末清初具有典型北京四合院格局的故居建筑，应该予以重点修缮和保护，而不应极不负责任地进行拆除。
然而，专家的呼吁之声实在是显得过于微弱了。随后，赵紫宸之子、“两航”起义功臣赵景心出面请求有关文物主管部门进行文物鉴定，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赵景心由此而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依然未能获得成功。于是，自陈梦家夫妇搬入后近五十年不曾遭到破坏的这座珍贵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隆声中和铁铲之下，瞬间便消失在了滚滚灰尘中。
一生“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的一代大师陈梦家，多少年来早已湮灭在了时间的红尘中，而今就连一点关于他的记忆也不让留下，怎能不让人再次怆然泪下呢？好在还有他当年搜集的那些精美绝伦的明式家具，其亲友后来一并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否则我们真的连一点念想也没有了。梦家应感欣慰，因为在上海博物馆那华贵的家具展厅里除了他所熟悉的诸多藏品外，还有明式家具知音、老朋友王世襄后来所做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