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的性格如烈火一般，普鲁士人并不喜欢他，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俾斯麦的存在。现在，如果他突然闯进这个狭小且有限的环境中，普鲁士人能接受他吗？对于普鲁士来说，他真的适合吗？所以到最后，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把戏。”
——施勒策
1、大使生活
“说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觉得自己对这里面的种种实在是厌倦了。……虽然奥地利人不间断地搞着各种阴谋，但是在表面上我们还是得装出一副相处友好的模样……大致看来，各个小邦派出的代表都是作风老派的专业外交家。即使是借个火这样的小事，他们也会做出外交家的姿态。他们会用外交家特有的礼貌、精心选择的字词，摆出一副友好的态度，向你索要厕所的钥匙。……如果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不被他人挟制，我就要斩草除根，不然的话我就该回自己来的地方了。……在这里，我觉得自己的才能有些被埋没，自由也被无谓地剥夺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会得到一些改变。……除非我能手握重权，不然我就无法知道我们德意志的政策是否能够实行，如果能够实行，又不知道这种实行会达到哪种程度。……根据我的观察，我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在普鲁士的外交界里，一个成年人的奢望很少能够得到满足，实际上他能办到的事情根本没多少——除非这个人是一个君主、副军长或是一位外交大臣。”
基于上述理由，俾斯麦初入外交界时，心情状态在不耐烦与厌倦、挖苦与讽刺之间徘徊。他曾经渴望的东西到手也只过了几个星期，现在他处在可以影响整个普鲁士的地位，但是他也曾经说过，一个成年人并不会觉得他所做的事是值得做的。现在的他认为他的同事们非常可笑，同时他也很想解除自己身上受到的种种束缚。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跟他说，大权直到1862年才会落到他手上，并且问他愿不愿意再等上11年的时间，他一定会立刻递交辞呈，然后回到在申豪森的家里，悠闲度日。他喜欢当君主，但是完全不喜欢当副军长。倘若这能够成真，那么他会在瞬间解决德意志的问题。
然而现在让他神伤的事情是，他有了生平第一个顶头上司。他不但要听从这个上司的命令，而且还得面对这个上司上面还有一个上司的事实。俾斯麦第一天来到法兰克福就给乔安娜写信说：“我得习惯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办事人，按着时间办事，哪个时间做哪件事，而且做起事来总得好几个小时，然后就这样死心塌地地工作到老。上帝既然把我安排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就与那些游戏和跳舞再无关联，从此做一个认真办事的人。”他这样郑重地对他的夫人说这些话语。但是实际上，他的夫人和他一样，并不相信他会变成一个认真办事的人或者一个枯燥乏味的人。他依旧是以前的那个他，激情洋溢。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永远无法安静下来，不管他在某件事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功，过不了多久他对这样的成功就看不起了。如果像浮士德那样遇上必须通过长久的努力才能办成的事，按照他那永远无法满意的性格，这件事必定会被魔鬼破坏。
俾斯麦在写给格拉赫的信中说：“去年春天的时候，如果把我派到德意志做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代办或学徒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定反而会更高兴一些。”实际上，在他看来，不管是哪种差事，比起最后的三年里整日听着他所不齿的那些代表随便说些没道理的话来，都要强得多。他是首次与这些外交官打交道，对于他们，他的感觉是“比起下议院的代表们，他们更可笑，而且也更盲目自大。……现在我深深地知道，他们在一两年或者五年之内会做成一些什么事。只要他们乖乖地待在那儿，一整天都不要胡闹，我自己就能在一天之内办成”。他之前还夸赞过柏林的气候不错，哪知道在法兰克福待过几年之后，再度回到柏林的时候他又开始生气了：“议院里发生着很多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争辩，以及令人气愤的各种各样无理取闹的事情。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想在联邦的议事堂里，以有礼的姿态做一番长长的辩驳。”
俾斯麦的心情总是这样变幻不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细致而明确，而且他还善于推理，凭着这种技能，他总能快速解决许多问题，有时候甚至比一个议会解决问题的速度还要快；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的性情是变幻莫测的，这使得他一旦办成了某件事，马上就对这件事不屑一顾。如果俾斯麦能成为一个征服世界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再征服而愁苦地死去。
现在他担心的是腓特烈·威廉会因为承受不了奥地利施加的压力而最终取消大使的派遣。如果仇敌们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在给格拉赫的信里，他还说：“我的野心并没有你的兄弟想象的那么大。……倘若给我这个职务是因为党派的缘故，如果我辞职了，别人就会以为这是因为某个有势力的人觉得我不称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很渴望得到这份差事。”他通过这种双面夹击的方法来游说格拉赫兄弟二人，他认为这两个人一定会把自己说过的话转述给君主听。不过在他的内心里，对于自己的将来，他仍充满信心。他在写给夫人的信里说道：“现在我的薪水已经达到了3000元，加上我们自己其他的进项，在这里生活是没问题的，但是节省还是必要的。如果直到夏天我还是没能当选联邦议会的大使，那我就会要求他们给我加薪。如果这样的要求无法达到，那我就不干了。”
另一方面，他的朋友们却在设法劝君主下定主意：俾斯麦今年也才36岁，一向没为国家做过什么贡献，现在所有的例案都被推翻了，居然还当选了大使。这是因为他本来是君主麾下的侠士，是君主的几位最重要的侠士的一个朋友。
现在俾斯麦首先要做的就是置办家具。这些都是他一手操办的，这是因为他的夫人缺少社会生活阅历，兼之又不在他的身边。与少年和晚年时期一样，他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服，就必须添置一些物件。作为大使，他的薪俸从21000元起，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置办了许多东西，但是他还是坚持节俭的作风。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一年前，或者六个月之前，没有人能想到我会花5000金币（每个合2先令）来租套房子。为了预备君主生日的请客，我甚至还雇用了一个法国厨师。……虽然我已经在购置家具上花费了10000到12000元，但是到现在我还是没能将家具置办齐全。在我置办的所有东西里，花费最多的是金、银、铜、玻璃、瓷器等器具。在地毯和木器上花的钱却不算多。这是因为这里吃饭的规矩是每一个盘子都要配一个叉子，这样一算，宴请30位客人的话至少要准备100副餐具。……我准备开一个有300人参加的舞会。……仆人们忙碌于准备各种东西，没有用处的花费实在是太大……更不用说必须支付给那12个仆人的工钱，这些仆人男女各半，其实我宁可管理30个乡下来的仆人。”
这是一个讲究钻营的社会，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俾斯麦那样，在开始做一件大事的时候这样从容自如。他不是一个没见过大世面的人，但他还是会细致地对使用多少副餐具进行探讨，或者跟他的哥哥说起他的老马夫，说他穿上了新式衣服就像一位伯爵一样。从他对他的哥哥说的琐事里，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的祖先成长的家庭经济不是很宽裕。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女孩子们会把他称作“世界伟人”，但是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二等乡绅，他只不过突然就受命成了国家的代表。从一开始到最后，俾斯麦始终无法摆脱他那乡绅的本色，比如说少年时他花钱大手大脚，直到后来才开始知道要节俭，他一心想着如何增加田产，尽力还清因为田产而担负的债务，然后再添置新产以及森林和村庄，来为子孙们谋取利益。在某些时候，他觉得这么做令人感到厌烦，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养成了他以后的性格。正是因为经营着这许多产业，他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经济学家，而且他做事的风格也从家长制作风转变成了国父的作风。
而他的阶级骄傲，也突然间变成了进入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的种种做派，因为这种骄傲比一位图恩伯爵的骄傲更大，这位伯爵的观点是：请法兰克福的商人吃饭是失了身份的举动。俾斯麦在给他的长官——外交总长曼陀菲尔的报告中说道：“我与那些卖家具给我的商人的太太跳舞，她们非常有礼貌，有时候我甚至暂时忘记了她们的丈夫是狡猾的商人这个事实。那位女士坐在我的对面，她是把雪茄烟卖给我的商人的太太，而之前坐在我身边的女士正在与一位先生跳着舞，那位先生前天刚把窗帷卖给我的太太。”这就是俾斯麦所做的第一件事——向不同的阶级宣战，国内政策的施行也是如此，这些行为完全符合他的个性。
实际上，明了这一切的只有他的哥哥，但是对于俾斯麦的其他事情，他不太明白。这就是他的哥哥之所以被称为“一个老实地主的俾斯麦”的原因吧。虽然这两个兄弟事先商量好了，两人的钱财要区别开来，不能混淆，也从未有证据证明当外交家的俾斯麦托他的哥哥代为经营一些事情，不过，他们相互间却不断地传递经济方面的信息。他现在任职于当地的政事局，但是向局里诉说的主要是申豪森现在的主人要求的填补款子、河堤之类的事项。“现在我收到从申豪森送来的欠租，制订了很多还债的计划，看起来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很贪婪的资本家。”在他们夫妇不断收到王公贵族们的邀请时，他却在心里计算着“赴宴时必须得带着行李和仆从，坐马车和喝酒都需要花钱，这样一算的话，为赴别人的宴席所花的钱也足够我们自己在家请客了”。接下来他又开始算计，按照自己所处的地位需要请客的次数。“请这么多次客要花上很多钱，我必须要小心地打算好，和现在相比，我从前对于钱财太不小心了。我们现在很节省，赔补上去年冬天的费用后，到七月初一，我的财政状况就可以好起来。”对于这样一笔1000元的款项，过去他是可以记在公账上的，现在却变成自掏腰包，对此他当然很不高兴。所以在这之后，面对社会上的许多应酬，他就不愿意再花钱了。这些提到宴会的话不仅存在于他早几年的信里，甚至连后来六年的信中都有。“提到这些宴会，我最讨厌的莫过于那些被切碎了的肉！如果我自己把剩肉给吃了，我的脾胃就会被弄坏，如果我宴请的男女老少帮我吃掉了，而我自己喝了太多酒，我的脾胃也会受到伤害。”
基本上来说，他觉得外交官的生活实在是称不上有滋有味。他在给岳母的信中写道：“我从早上起来吃茶点，然后直到中午这段时间都在接见大使，听雇员们向我报告公事……随后再去议会那儿，直到闭会。不过，闭会总是很晚，最早也得到1点钟，最迟的时候甚至能到4点。闭会之后等到5点钟，我或者会去骑马，或者去阅览公文。……在吃大餐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有一两位随员会陪在我的身边，而且往往我还没吃完，就有人邀请我出去。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是餐后那一段时间。乔安娜和儿女们都围着我，我可以躺在大虎皮交椅上惬意地吸烟，翻阅20张报纸。但是，等到晚上9点或者9点半左右，就有人走进来报告说，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非常不快，我痛恨社会上所说的那种快乐，为了在欧洲的上等社会中演戏，我们还得装扮好自己。在这样的宴会上，乔安娜得陪同老年妇女们闲聊，我则要与她们的女儿跳舞，抑或是与她们的父亲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每次都要到半夜，有时还要更晚，才能回家。回家之后我一般都会躺在床上看书，看到自己睡着。等乔安娜叫醒我的时候，她会问我是起床还是继续睡。”
“使馆里倒是给人一种随意的舒适感，这种感觉来自于它的乱，因为反过来，太多的礼节往往让人不自在。有一次，一个美国人，我的老朋友莫特利来法兰克福探望我，在谈话中，他提到‘这儿有好几座大房子，人们在里面待着，非常随便’，这就是其中之一。……位于后面的私宅都向着花园。在这里，人们相处得非常亲密，老老少少，祖父母们带领着小孩儿，一条小狗跟在他们身边。在这样的大宅子中，像啤酒、饮料、香槟之类的东西应有尽有，每个人都收藏着很好的哈瓦那雪茄，想吸的时候就拿出来吸上一口。他们在这里吃、喝、吸烟或者弹钢琴，悠然自得。”让俾斯麦感到高兴的是，他可以在这儿穿着他那件带花的睡衣，而且穿到很晚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能穿到中午。但是，一旦到他要出门时，他就不得不脱下这件花睡衣，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买上五件更好一些的内衣要比买十件浆洗过的内衣好得多，因为只花两元钱是不可能买到好内衣的。”
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感觉自己活得很年轻，他的朋友柏克为他画的一幅油画可以做证。在这幅画中，俾斯麦显得年轻多了。在剃了胡子之后，他脸上的苍老感就减少了许多。他曾经显得有点儿苍老，但那是在他没有当上大使的时候，现在他渐渐地恢复了年轻的样子。他之所以剃掉了胡子，是考虑到自己是外交家。虽然他对夫人说的剃胡子的理由是遵从她的要求，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塞洛德的那句示意语。当时他正要觐见沙皇，有人猜测尼古拉不喜欢胡子，所以他就剃掉了自己的胡子。坐着不动的生活会让他觉得难过，他无法习惯这样的生活。他把不满意的话说出口：“那些宴会无休无止，这使我极度讨厌，乃至达到疯狂的地步。对我而言，这简直是一种糟蹋行为。人们要敷衍到宴席终了，就不免要吃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要毁了我的肝了——我就先不提这些不良后果了。”然而当他的医生对他说，每天早上得5点起床，披上一块湿布时，他就换了一个说法：“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死得更自然的办法，我宁愿选择更自然的死法。”
他长得比较胖，只能依靠骑马、打猎来稍微减轻一些体重。如果因为公事致使他无法出去打猎，他就会经常发火：“说到底，最好的消遣方式还是打猎。森林深处的地方，没有人，也没有电线，在这样幽静的地方，我会感到格外的舒服。我想过乡下的日子，都想出了思乡病。……日渐衰老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我很希望享受这种安逸闲适的生活。”为此，他向自己的哥哥要了一匹马。“它要能把我载起来，还得长得好看点儿，我不会在意它的脾气有多大，只要它有这样好的体力就行。”他在这10年间的变化从他需要什么样的马就可以看出来。过去，他认为马匹和女人是越野越好，但是现在，他已经不想驯服什么人了。例外的情况倒也有一些，当他在丹麦狂风大作的海口外，需要在船上过一夜时，当他在匈牙利听见他的朋友们在森林里同强盗格斗时，在露天宿营时，他有时候还会带着很大的火气发着牢骚：“在让人讨厌的法兰克福，人们是无法得到这样的阅历的。”
事实上，使他老得很快的是他的新事业。从37岁到48岁，俾斯麦一直担任大使，虽然他的精力在慢慢下降，但是他变得更难应付。看着时光转瞬即逝，他变得更加敏感。在这10年间，虽然他对普鲁士所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他无法去改变什么，在持续不断的报告和公文中，他的精力慢慢地被消磨掉。他在两年之后写道：“过去，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习惯例行公事这种事情，但是现在，我在这里已经习惯了这些。……我不愿意写东西和我的懒惰都是天生的，但是现在我对自己竟然可以节制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惊讶。”只要想想过去的俾斯麦是什么模样，你就会知道现在的他受到的约束是怎样的。有一次，他外出旅行，不过是两星期没有报纸看，他就后悔自己虚度了少年时的光阴。在法兰克福待了三年之后，他又说出了他的不满意，“因为无事可做”。
日常公事是由他的雇员去办的，所以他说的事自然不是日常公事，而是政治上的事。当议员们在联邦议院里发表一些繁杂而冗长的演说时，他在一边自在逍遥地写信。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有一次，他得知要拘捕一个犯了政治罪的少年，于是他大清早就爬了三层楼去找这个年轻人，对他说：“你赶紧躲到国外去吧。”少年对他的提议非常犹豫，于是俾斯麦又说：“看起来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估计你也没钱，我资助你一些钱，你赶紧逃到国外去。不这样做的话，别人就会说外交家办事不如巡警麻利了。”还有一次是在俄国都会，使馆认识一个逃犯，俾斯麦帮他预备衣服，使他改变装束，最后让他从后门逃走——之后俾斯麦反而责备警察，说是警察让犯人逃走的！当然，这种不合法的事不太多，但是每当遇上这种事，俾斯麦那种冒险、敢为的精神就占了上风。
他的脑子在写信时转得很快，这些可见于他的雇员的说法。他们说他穿着一件绿色的睡衣走来走去，从嘴里说出一句又一句的话，语速非常快，中间还往往夹杂些批评的话。而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就会拖住一位秘书，让秘书记录他的话语，从半夜一直持续到天亮。在做人家长官的时候，他是很正直且很和蔼的。但是他受不了他的秘书拘泥于礼节，因为这会让他感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舒服。他邀请他的秘书们和他一起去打猎，一起喝酒，当然，在不大得志的时候，不管秘书做什么事情都不会令他满意。他的两位秘书在谈论到他的时候，所描述的情形基本上是一样的，俾斯麦就像训斥两个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训斥他们。有一次，一位秘书虽然接受了他的命令，但是并没有完全听从，对此，俾斯麦说：“我觉得你以后必定会后悔的，因为我知道你我二人的见解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人如果顾及体面的话，只要他负责做一件事，他就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从俾斯麦口中说出这些的话本身已经颇有威慑力了，而且他还用一种非常和气的语气说出这样的话，这种情形真让听着这些话的人感到不寒而栗。有一次，一位秘书记错了一个历史事件，他用客气而冷冰冰的语气问：“柏克的世界历史××页记录了这件事，难道你没有读过吗？”
2、政治魔方
奥地利是他们最重要的敌人，俾斯麦本人最痛恨的当然也是奥地利。他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在尚未体验过哈布斯堡朝廷的傲慢无礼时，就已经列好了全部作战计划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奥地利。俾斯麦原本就不喜欢奥地利，又因为种种原因多了一层不信任的因素，所以他就更加反对奥地利了。俾斯麦在法兰克福已经等待了12年。先后四任外交部部长都受到过他的猜度，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正是他希望取得的。他所怀疑的对象甚至包括要取代普鲁士地位的每个国家，在他的眼中，只要是普鲁士界外的德意志都是别的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奥尔米茨事件带给他的难过甚至比条约本身带给他的难过要大。他想要延缓战事，却不想通过袒护这个条约来避免战事的爆发。在这种时候，他所要采取的方针是由个人的欲望决定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自己不能居于最高职位他不是很满意，但是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亲密的样子与十几位大使坐在一起。对于一个如此自大的普鲁士人来说，主席的职位是属于别人的，而不属于他，这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对俾斯麦来说，那个成了主席的人就是他要挑战的目标。就自大和狡诈这一方面来说，图恩伯爵不输给施瓦岑堡。俾斯麦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他：“穿着一件短褂坐在主席位上……他的衣衫扣着，但是里面显然没有穿上背心，领边只露出一点儿，在讨论议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像在拉家常一样。”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极其看不起这位主席。俾斯麦说他用来思考这位令人奇怪的主席所用的是科学家的理智和冷静，但是我们对他的话并不是很相信。“图恩经常出现在俱乐部里，往往是在赌博，赌博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4点钟。跳舞也是这样，从10点钟开始，直到凌晨5点才结束，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很舒服、很享受的样子。看到他的这种样子，真不知道他这一夜到底喝了多少冰镇的香槟酒，还有那些浓妆艳抹的美艳妇女……他身上融合了贵族的冷漠和斯拉夫民族农人的狡诈，而且他身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谨慎的诡谲。”对于图恩的副手，一个男爵，俾斯麦这样说：“这个人有时候是一个极易动情的诗人，看戏看到动情处常常不由自主地落泪。表面上看来他对人很和气，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但是他喝酒常常过量。”
这几句挖苦的话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激发他这番话的是什么情形，比如说是怎样的眼神和怎样的话语。俾斯麦曾任使馆秘书一职，在任时，他曾拜访过图恩一次，还有一位柏林的官员陪同他去。因为知道俾斯麦就快要出任大使了，图恩就特意撇开他，不同他说话。出来的时候，俾斯麦因为极为不安，声音都发抖了，他对同事说：“你看见了吗，图恩是怎么对待我的？”这一次不愉快的会面基本上决定了俾斯麦与图恩的个人关系今后的发展状况。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俾斯麦以大使的身份正式拜访图恩，这次图恩只穿着内衣（因为天气热）就接见了他，他坐着抽烟，而俾斯麦也在他面前点了一支雪茄。见到这样的情景，图恩大为诧异。这次俾斯麦可以说总算是出了一口气了。等到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想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
当联邦议会召开会议时，俾斯麦却在会上做着自己的事情——写家信：“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很糟糕，因为我被两面夹击了，夹击我的就是左右两位邻居的气味。你还记得吗？甲的气味是不干净的坏牙的臭味，而且他还有狐臭。而乙呢？他所发出的气味是因为吃了太多好东西却无法消化，这种气味是外交家们经常有的。”
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有明显的唯个人意志是从的倾向，这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体现，不只俾斯麦有这种情形。表面上看来，诸邦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因为最近一些历史事件，实际上称雄的是奥地利。普鲁士在三年前离开这里，宣布要重新建立一个联邦议会，也就是说要撇开奥地利，但是现在又觉得后悔了，重新跑了回来。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奥地利的代表一定会当着众代表的面欺辱普鲁士的代表。与奥地利有诸邦的支持相比，普鲁士的所有支撑只有北德意志四个小邦的投票。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其他邦的疑虑，他们对普鲁士十分怀疑。在他们看来，强大的奥地利不会在联邦议会上压制他们，但是普鲁士就有可能这样。因此，几乎全部诸侯，也就是说全部的专制派都比较附和奥地利。
俾斯麦在法兰克福见到的种种情景，都可以证明他从前的见解，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这里的情形并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诧异的。从中年到老年时期，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奥地利与普鲁士交好“只是少年人在解放战争之后的梦想”。他来到法兰克福，原本抱着的信念是反对奥地利，但是当他发现奥地利对普鲁士抱有那么深的仇恨时，他十分讶异。俾斯麦原本想去打听施瓦岑堡关于奥尔米茨的公文，其中所说的内容如下：要么侮辱普鲁士，要么很大度地饶恕普鲁士，这种决定权都掌握在施瓦岑堡的手中。在普鲁士议院里，俾斯麦对《奥尔米茨条约》是极力袒护的，现在他一看到公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心中无名的怒火就不由得蹿起来了。
到达法兰克福六个星期之后，他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奥地利都是赌钱的骗子，推倒一切就是奥地利人的奢望，和他们交往的时候，他们的外交政策都缺少一种正确的思想进行引导，我觉得他们一定找不到真正的同盟。”
在11月的时候，他得到了首次反击的机会：“图恩伯爵说话的意思和波扎（波扎是席勒所著的一出悲剧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又想对暴君施加影响的人）一样，发明了很多大德意志民族的幻想，我现在说一些话来补充一下他的发明。我说，按照这种情况，普鲁士存在于这个世间，尤其是出现了宗教革命，原来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在过去的欧洲，这样的普鲁士是不存在的，就如同腓特烈大帝的遗产不被承认一样。在我可以说服本国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之前，必须使用武器解决这些事情。”记载这两个联盟“友邦”谈话的还有另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把所有的遮挡都撕掉了。只是让我们感到诧异的是，俾斯麦之战直到15年后才发生。
多次被扔到维也纳的这种批评性的发言，自然会使两国对彼此的猜忌不断加深。与此相对地，在格拉赫为君主大声朗读俾斯麦的一段来信时，柏林的感觉也很糟糕。那封信上说：“这一切不幸的根源是我们向奥地利让步，因为比起一个外人来，和我同床共枕的人更能伤害我，打我、毒死我，甚至勒死我……尤其当和我同床的人是一个既残忍又懦弱的人时，这种事情更容易发生。”到那个时候，即使撤回图恩伯爵，也于事无补。接替他的职位的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未调来之前担任的是奥地利驻柏林大使的职务。
比起图恩来，普罗克施-奥斯滕伯爵较有意味，他对近东的情形很了解，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欧洲人，但让普鲁士大使不安的是他有个特殊的地方。普罗克施-奥斯滕曾经多次拜访俾斯麦，而且他一坐在那儿往往就得好几个小时，来了就只是做一些与孩童嬉戏的事，未免显得太过于和气。在开会的时候，他与俾斯麦谈话的时间总是很长。“总体来说，比起和图恩的关系，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与普罗克施-奥斯滕的关系还要更坏一点儿，因为图恩偶尔还会说点儿实话，而普罗克施从不说实话。”俾斯麦接着说：“不过即使这样，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还是经常可以看出一些真实的情况。”不幸的是普罗克施一时疏忽大意，卖掉了一张写字桌，而桌子里面有反对普鲁士的文书。这几份文书都是辩论革命的草稿，即将登在普鲁士的报纸上，刊登这种言论的事一向都是民主党们做的。俾斯麦看到这种情况，就在给上级的报告里建议采用相同的攻守办法进行反击。但是如果就这些文书向普罗克施提出抗议，使这位奥地利大臣无法立足，称不上一个正确的办法。最妙的办法是“倒不如让他自己感觉地位不稳固，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我们的同盟，使我们隐而不发。让他们产生这事对他们有利的错误认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在报纸上登载普罗克施的几则假论说，然后在私下里透露，说这些东西是政府从私人手里找出的，这样可以让政府产生疑心。
俾斯麦开始着手操办这件事，他非常狡猾，但是他经常表达自己的不满，说他的对手不够真诚！与此相对地，普罗克施也是一个精于世故的人，他这样描述俾斯麦：“俾斯麦对外宣称普鲁士是世界的中心。……想要破坏我们联盟的代表人物就是俾斯麦。如果有一天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如果他佩戴的不是普鲁士的徽章，俾斯麦甚至都不会让他进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就像马基雅弗利一样清晰明了，他这个人办事太麻利，对自己的锋芒也掩饰得很好，他当然会看到自己手中的利器，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一点：他办事会一直办到底……就这样，他坚持不懈地尝试，让联邦议会什么都做不了……他甚至不惜花钱收买报馆来取得话语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应该如何去指责奥地利的不是。……他坚信普鲁士一定会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对我说过很多次，说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一定会统一的。在我的一生里，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自信的人，过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
对于普罗克施对他的这些评价，俾斯麦自己也非常认同，后来的人也可以证明俾斯麦的这些特征。只要触犯了他的普鲁士，哪怕只是极微小的地方，他也要用手枪来对付。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维也纳的勒克堡伯爵同俾斯麦发起脾气，并提出要和俾斯麦到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决斗。俾斯麦的回应是冰冷的：“我们何必去那么远的地方？这里的花园怎么样？非常宽阔，也有很多空地，这么大的地方足够我们用手枪进行决斗了。我知道离这儿很近的地方住着几位普鲁士军官，当然对你来说找出几位奥地利人来也容易得很。我唯一的要求是你要让我把这次决斗的原因写出来，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君主误认为我是一个蛮横的人，连搞外交这种事情都要用武力来解决。”说完之后他就开始撰写报告。勒克堡发现他的这些行为让自己显得像一个傻子，觉得很无趣，就悄悄地溜走了，之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到维也纳的那一次行程，让俾斯麦对奥地利的仇恨又增加了几分。全部德意志的关税联合本来是德意志统一的先声，在过去，这个关税联合是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诸邦强有力的联合，但是现在奥地利也想跻身其中，目的是挫损这种政治联合的锋芒。如果奥地利全部的小邦都加入这个联合，那么今后的关税问题和一些政治问题自然地就要听奥地利的意见。对于这些条约和约定，俾斯麦同意的只有一个商务条约，在其他问题上则毫不退让，关税问题更是没有任何变动。事情一经处理完毕，俾斯麦就马上离开了维也纳。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次大胜利，因为不管奥地利采取什么措施，耍什么阴谋，关税联合也一直采取放宽的政策，但是奥地利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在维也纳和布达，俾斯麦喜欢的永远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现年22岁的少年奥地利皇帝。在他为皇帝阅读普鲁士王的来信时，他说比起霍亨索伦，他的家族居住在玛赤的历史要更加久远。他最喜欢说的就是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他常常说弗兰茨·约瑟夫的好话，称赞这位皇帝“不但有火气、有威望，而且还善于体恤别人，他的性格爽快、坦白，而且对人很真诚，特别是在他开心地哈哈大笑时”。
君主喜欢俾斯麦，这几年下来，俾斯麦和他的长官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种种原因，他的长官曼陀菲尔非常不喜欢他。主席的内阁大臣们对于俾斯麦能得到这份差事也很不高兴，因为为他争取这份差事的是格拉赫，曼陀菲尔和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差。在俾斯麦作为曼陀菲尔的部下待在法兰克福担任八年大使的时候，他看到曼陀菲尔为政的特点是小气、冷淡、狡狯、弄权，而且摇摆不定。实际上，在军事指挥方面，比起曼陀菲尔来，俾斯麦往往更有势力，这其中属于滋扰的势力比较多。曼陀菲尔很明白，俾斯麦将来会接任他的职位，同时他也很明白俾斯麦做事既大胆又缺少耐性，所以他在俾斯麦面前不敢摆出长官的架子，也很少阻碍俾斯麦做事。不过，有时在一些小事上，他却表现出顽强的执着，让人感到很吃惊，他居然敢在君主面前反抗俾斯麦。有一次，法兰克福发来的一封电报称，应该扣留一个可疑领事的行李。为了解决这件事，曼陀菲尔召开了内阁会议，还邀请这位领事本人来宫廷参加宴会。还有一次，俾斯麦想将一位在法兰克福使馆工作的很没有人缘的属员辞退，但是曼陀菲尔不同意。在格拉赫传俾斯麦到柏林的时候，曼陀菲尔写了一封信，用尖刻的语言嘱咐他不要逗留太久。
俾斯麦说：“今年的他比去年还要懒得多，因为虽然我这边频频请示，但是柏林那边很久都没有回音，我得不到任何结果。”表面上，他们两个人很和气，彼此常常有一些私信来往，而且曼陀菲尔是俾斯麦儿子名义上的义父，但是这位长官雇用了一位名气很大的私人侦探，打听到很多俾斯麦与君主、格拉赫的书信的内容。过了几年，君主想要探问俾斯麦是否愿意担任财政大臣一职，就通过曼陀菲尔来询问，曼陀菲尔没经俾斯麦同意就自作主张地代替他答复君主说：“俾斯麦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我面前大笑。”
很多阴谋的中心就是为了整垮格拉赫，他是副军长，又是君主的朋友，地位非常重要。他需要俾斯麦的帮助来反对曼陀菲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导俾斯麦。除了俾斯麦之外，他看不起所有与他接触的人。对于曼陀菲尔，他是这样评论的：曼陀菲尔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同时还是一个靠不住的大臣。他又说君主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暂且不说他是一个无法揣测的人”。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他把君主当作一个疯子。格拉赫阅历很深，虔信教义，可以说是一个大阴谋家。他比俾斯麦大25岁，视俾斯麦为自己物色出的人才，把自己看成是他的义父。但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只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个年轻而且官阶也很小的义子就变成了一个大阴谋家，甚至比起自己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超过了君主，还超过了曼陀菲尔。只要腓特烈·威廉在位，俾斯麦就会非常小心地和格拉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倘若威廉亲王成为摄政王，俾斯麦和格拉赫的关系就不能像过去那么亲密了，因为对格拉赫，威廉亲王是不能忍受的。
俾斯麦给格拉赫写了一些信，很多信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信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在这些信里，他表达了很多政治观念。同样，他给夫人写的信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些信里表现了他的很多的家庭观念。在这些信中，存在很多活泼的思想和讽刺的话语。其中，很多信有12页印版那么长，俾斯麦经常为君主高声朗读这些信，所以说他有直接影响君主的潜力。这些信包含的力量比由他口里说出的话的力量还要大，因为它们的作者是一位公文好手，而且它们是在此人准备成熟之后才写下来的。最开始的时候，俾斯麦在给格拉赫写信时，称他为“大人”，自称为“最服从的朋友与仆人”。后来称呼改变了，变成了“所敬的朋友”，把自己称为“忠诚的朋友”。在信中，村名代替了国名，个人的姓名也变成了莎士比亚作品里面的人名，很多信的内容和语言都很活泼，有的信里记叙了宫廷生活里的许多奇闻逸事，这些并不适合人们拿来闲谈。这些信全都带有一些目的，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让格拉赫读完之后觉得有趣，也是为了间接地让君主听了觉得有意味。俾斯麦费了这么多心思，他的义父也用尽了手段，只为不让他的势力变得太大。1854年，在君主想让俾斯麦出任大臣的时候，格拉赫从中阻拦，想方设法不让他栽培出来的人在保守党中得到太大的势力。但是在别的事情方面，格拉赫以牧师自居，并为此感到很快乐。俾斯麦那时提出“要起用一个光棍汉，因为这有利于办公”，格拉赫就认为提醒他是十分有必要的。“对别人提出警告，不要因为希望得到好处而去做坏事。”在此类事情无法办成的时候，俾斯麦经常是忍气吞声，暂时压抑他高傲的本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估计他就会得罪这个在他和君主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因此，在给格拉赫回信的时候，俾斯麦通常是怀着一种非常虔诚的态度，极力让格拉赫觉得满意。
“我尽量每天同您联系一次……同时还要做祈祷，遵从上帝的旨意，因为这是上帝要求我这样做的。”他又写道，“如果没有您，我是毫无根基可言的。如果我不跟您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大概就会被人连根拔起……即使我心情愉快地为君主效劳，如果不是因为和您有真诚、亲密的消息往来，我想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不只与您共患过难……无论我开展许多活动的宗旨与目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异，都不能使我脱离您。”他又在一封信的结尾说道：“我将同您暂时分别，请您相信我对您的爱，您可以怀疑天星是个火球，但不能对此产生半点儿疑虑！”他又有一次写道：“为了君主，同时也为了您，请信任我，我必定是最可靠的。希望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您对我的信任。”后来俾斯麦也接到过这种别人对他表示效忠的信，其实，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写信人是非常耻笑的。
但是他必须架起一座可以让他得到许多梦寐以求的权力的桥，他有着远大的志向，所以为了得到君主的扶助，他会不顾一切地抓住所有的依靠。更何况，这位君主还是一位专制的君主。腓特烈·威廉在很多年里都很欣赏俾斯麦，甚至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贤臣。俾斯麦对此笑称“他把我当作他所产下的卵”。对于君主来说，俾斯麦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比如可以用他恐吓自己的阁臣，让他们乖乖地听命。同时，还可以利用他来阻挠曼陀菲尔。当君主的神经质越发严重的时候，他经常欺骗他的阁臣们，让他身边的那一党负责起草重要的文件。他不让曼陀菲尔看这些文件，却将它们送到了身处法兰克福的俾斯麦的手中。有时候，对于君主的命令，即使作为腓特烈·威廉喜欢的人，俾斯麦偶尔也会发发牢骚，对君主这种突如其来的专制表示不满，他说：“他总是犹豫不决，办事毫无规则可言，容易被秘书所左右。”
在法兰克福时，俾斯麦常常遵从君主或格拉赫的命令去柏林。有一年，他就这样在法兰克福和柏林之间往返了无数次，其间所走的路程合计大约有2000多英里。有时，他因为君主的传唤到了柏林，但腓特烈因为被公务耽误不能见他，又不让他回去。“这是学校常用的一种教育方式，多用来对付被降级后又复了班的学生。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关在了沙罗滕堡的宫殿里，幸亏送来的早饭还不错，我可以勉强接受这一切。”当君主准备派他出任驻维也纳的大使时，俾斯麦认为这跟将自己交给仇敌没什么区别，只有专门命令他去，他才会去。君主说道：“你应该自觉自愿地去，而不是等我下命令，你主动求我派你去那是对你特别的恩赐。——你应该对我这样对待你心怀感激，因为只有你才值得我费这么多事儿。”
得到了君主的恩惠的臣子，就要忍受君主那变幻无常的喜恶，这便是君臣关系的榜样！有一次，君主把他叫到某处，让他修改曼陀菲尔的公文。修改好的公文发出去之后，君主称赞了他的一些用词。但是即便如此，他还坚持让俾斯麦侍奉在他的左右，不肯让他离去。当时俾斯麦的夫人身体不适，他早就想回家去看看了，于是他没有得到君主的命令就离开了。君主知道后龙颜大怒，发电追回改好的公文，将俾斯麦改过的语句又重新改了一遍，以此作为对他的惩罚。当时的普鲁士就处在这样的统治下。
俾斯麦对于君主的喜怒无常非常了解，他不会让自己过于重视君主对自己的态度。“当我手中的权力到达顶峰时，前途将是一片光明。这时，宫廷极力善待我，大人物争相讨好我，小人物拼命求助于我，然而我很清楚这样的辉煌可以在24小时内化为乌有。接着在宫廷宴会上，我就会发现很多人完全对我不理不睬，跟在我得意时很多人巴结我的情形一样。”
五年后，他在写给格拉赫的信中说过几乎相同的话，他对于这种情况丝毫不以为奇，“情况已经变了，幸好君主看出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与众人没什么两样，不然就会有很多人诋毁我——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不用像以前那样常常召见我了，宫廷的贵妇人和小姐们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着我和气地微笑了，男人们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了”。他换了一种腔调接着往下说：“我最尊敬的朋友，你应该没有他们那么小气，倘若现在你对我的信任和从前相比浅了许多，那么除了因为我受到君主的喜爱少了一些之外，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其他的理由是什么。”
君主对他的恩宠已经越来越少，但他如今用这种若无其事的笔调来取悦一位对君主极为虔诚的大臣，他对一位有哲学思想的人说的恭维话慢慢地取代那种略微有些责备的腔调。
3、欧洲政坛新星
因为沙皇尼古拉是当时欧洲最有势力的人，所以只有他统治的庞大的帝国境内尚无战事。俄国的农奴制还未改变，从这个国家的外部看来，好像根本没有人注意它。在匈牙利闹革命的时候，沙皇能够派军队援助弗兰茨·约瑟夫，其所派的兵力足以帮助弗兰茨·约瑟夫反败为胜。从那以后，沙皇尼古拉便想控制奥地利。现在诸国正在瓜分土耳其，尼古拉首先称土耳其人是“病夫”。然而拿破仑三世不肯让俄国独领风骚，他要洗刷拿破仑一世在1812年与1814年的两次战败的耻辱。还有一个最为可笑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那个傲慢的沙皇在给他写信时使用的称呼已经不再是“我的兄弟”，而变成了“我的老表”，这一点彻底得罪了拿破仑三世。当时决定欧洲命运的往往是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而不是什么大事。1854年年初，两方势力逐渐形成，一方是即将宣战的俄国，另一方则是英、法、土耳其三国组成的联盟。奥地利由于害怕俄国的势力在巴尔干半岛得以发展，便决定加入英、法、土耳其三国联盟。这个问题也列入了普鲁士当时讨论的内容。
所有想争取自由的人都想通过加入联盟来对抗俄国。围绕在君主左右的人中也有许多主张作战，比如说曼陀菲尔，而威廉亲王则是主战派的首领。只有老保守党反对攻打俄国，因为他们说俄国在1813年时原是普鲁士的同盟，老保守党的首领就是格拉赫。到了3月，局势越发紧张，俾斯麦便被格拉赫召回了柏林。威廉立刻召见了他们。虽然格拉赫并不喜欢俾斯麦，但是他知道俾斯麦对腓特烈·威廉会产生很大的潜在影响，他能够左右这位犹豫不定的君主。更何况最近威廉和曼陀菲尔还一起做了俾斯麦的次子（后来被叫作比尔）的教父。
威廉第一个发言说：“你看，现在有两个彼此冲突的党派摆在我们面前，一派以曼陀菲尔为代表，另一派则是以在俄都的孟士德和格拉赫为代表的亲俄派。君主召你来的目的是打算让你做个公断，由于你的见解很可能会影响时局，所以我希望你在向君主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能够考虑以下因素：俄国的态度已经引起了欧洲的一致反对，它肯定会败在欧洲的手下。这也是拯救俄国的唯一途径。”
俾斯麦回答道：“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宣战。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什么？不过是为了激发一个被征服的邻国的痛恨和对报复的渴望。难道因为我们害怕法国或者说为了帮助英国，就得像印度这类英国的殖民地一样为它的大英帝国效忠吗？”
威廉亲王听后勃然大怒，涨红了脸大声喊道：“这根本就不是因为害怕或向谁效忠的问题！”从亲王的话中，俾斯麦听到了奥古斯塔的声音，由于她不喜欢自己的俄国母亲，所以她也是反对俄国的（在不喜欢自己的母亲这一点上，俾斯麦和她似乎有某些相通之处）。俾斯麦认为奥古斯塔“对于国际大事的关心远远大于对于国内之事的关心”。威廉与奥古斯塔夫妇在科布伦茨建造了一座宫殿，其豪华程度简直可以与无忧宫相媲美。
这是威廉亲王和俾斯麦在政治上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四年前，威廉亲王主张向奥地利宣战，俾斯麦却提议去奥尔米茨议和。威廉亲王认为如果派他的政治对头去法兰克福当大使，那便象征着他已经向奥地利屈服了。如今这位亲王又唯恐会被俄国侮辱。难道俾斯麦是个懦夫吗？俾斯麦异常气愤，在写给曼陀菲尔的信中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倡议的政治活动看上去就像一个高年级的小学生提出的似的。”
其实这是俾斯麦第一次跻身于大型政治活动。克里米亚战争时，他成了欧洲的一个政治家。他认为普鲁士不管怎么做，都会让奥地利坐收渔人之利。因为这一点，他不愿意“让我们敏捷而坚固的战船和奥地利那生了蛀虫的战船发生合作关系，重大的时机对于普鲁士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要大胆地（甚至是残忍地）抓住并利用这个时机。……无论怎样，事态的发展会使帮助我们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大。”要想普鲁士同意帮助维也纳，奥地利必须承认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独尊地位，但是这位犹豫不决的君主不知道该做什么。今天他同意和奥地利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明天他就会免去主持这个条约的人的职务。柏林人都这样说：“君主今晚在无忧宫里与英法两国同眠，明天早上却会和俄国一同起床。”
第二年，俾斯麦的见解与宫廷的想法分歧变得更大。他去过一次巴黎，当时并没有肩负什么特别的使命，但在回来的时候，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普鲁士很可能会与拿破仑三世联手，只要环境对普鲁士有利。他的这个想法在无忧宫遭受到极大的非议。格拉赫甚至写了一封极为虔诚的信反对“与这样的魔鬼保持同调”。君主也表露出了对俾斯麦的极度不满。后来他第二次赴巴黎，这次他是奉公办事，但那个和拿破仑三世联手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在1857年到1861年之间，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先后有过四次亲密的会谈，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极度令人吃惊。他们这次谈话是在色当会晤时发生的，当时拿破仑三世满口胡言，俾斯麦差不多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与在巴黎签署和约之后，有了一种自己是欧洲最有全权独断的人的感觉。在殿前等候拜见他的那位普鲁士使者，仿佛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虽是这样说，但他还是隆重地接待了俾斯麦，让俾斯麦非常引以为荣。其实，皇后只是很敷衍地招待了他，他却被皇帝与皇后深深吸引，他甚至说皇后欧也妮本人比她在画像上看起来还要美貌、大方，拿破仑三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和蔼的人。他说：“我愿意称赞她，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人……当然，这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欧也妮却是这样形容俾斯麦的：“他比巴黎人要好说话得多。”）俾斯麦在写这个暴发户的意外得势时，写得深具挖苦意味，很看不起他，甚至还用带有些讥笑的语气称反而正是那次革命让拿破仑三世做了皇帝。可是在公事上或与私人交谈时，俾斯麦却说着恭维拿破仑三世的话，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看出俾斯麦的本质，他是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并且是一个君主派、正统派，现在对于巴黎以及和这两个暴发户的谈话，说得最多的就是他了。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他与法国还是投不了脾气，但他能够和英国保持友好往来。虽然今天的巴黎能够使他着迷，但是相信不用多久，他就会说出法国的种种不是。不过他为什么没有说拿破仑三世的不好呢？难道是因为拿破仑三世优待他，所以他才对拿破仑三世这样热心？
俾斯麦是一个性情冰冷的人，当国内尝试革命或民主制时，他在议会中压下自己心头的怒火，以一种料事如神的态度，冷冰冰地丝毫不为道德所打动，执意坚持使用武力干涉。他知道拿破仑三世很有诚意与被征服的俄国联盟，他还知道奥地利也正努力同沙皇修好。那么，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才能使普鲁士不处于太孤立的状况，免于被毁灭的危险呢？唯有同法国联盟！法皇愿意迁就他的一半条件，承认要求以莱茵河作为边界是一件很愚蠢的事，而且声称法国只想在地中海发展。
“法兰西人很擅长陆战，却不熟悉海战。所以他很想利用海战征服法国。普鲁士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取得什列斯维希、汉诺威与霍尔施坦，然后成为二等海权国，这样才能和法国一起对英国进行牵制。鉴于这种目的，一旦我国和奥地利为了意大利发生了事端，我们便应该保持中立。我想你应该就这件事去试探一下君主的意思。”
俾斯麦说：“我十分欣喜地听到陛下对我说的这些话。首先，我能从这件事中感觉到您对我的信任；其次，我虽然是普鲁士唯一的一名外交官，但是我能够在回国后保守秘密，甚至不向我的君主透露半点儿——因为这样的提议是我的君主绝不会容忍的。其实让君主知道这些事情是很不慎重的，因为如果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会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是非常危险的。”
拿破仑三世说：“这不仅仅是不慎重，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阴险的！”
俾斯麦说：“你会深陷泥潭。”拿破仑三世知道他说的这句话的潜台词，也感谢俾斯麦能够把话说得如此坦白，并且答应他不会再提这件事情。
第一次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角，俾斯麦的表现就非常不凡。他机智，有胆识，有责任心。他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德意志的事情，在人们发现火光之前，他就已经用脚将这火光踩灭了。虽然他把奥地利看作仇敌，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虽然他已经决定说服君主与法国联盟（在所有的普鲁士大臣中，他是唯一一个有这样计划的人），但他也要坚持这样做！他对自己说道：“你现在的样子太可疑了。”——这么机智的法国人却提出这样不严谨的计划，确实让人吃惊。让我们来猜一下，难道拿破仑三世已经看穿了这个普鲁士人的新外交政策了吗？他想以坦白的话来换得对方的坦白吗？
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那他就错得离谱了。因为当俾斯麦如此坦白地说话时，那正是他在威吓人或虚张声势的时候。一旦他获得了对手的完全信任，他就不会再那么坦白了。他用这种方式回答拿破仑三世，目的就是想取得他的信任，结果他真的成功了。他果真如他答应的那样，在报告中隐去了详情。但他一回国，就将此事和盘托出，详细地告诉了君主与格拉赫。他对拿破仑三世说他是唯一一个敢于隐藏他的提议的普鲁士人，在国内确实是只有他敢于劝君主请拿破仑三世来柏林——那时，《十字报》经常刊文指责法兰西皇帝的种种不是。在俾斯麦的从政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对波茨坦的浪漫派和专制派持反对态度，也是他首次将一个党派的宗旨抛弃，却从未宣誓要忠于这一党。在给格拉赫写的一封很长的信中，他说自己有种种理由和他分道扬镳。牺牲掉专制派的基础宗旨，从一个党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政治家，他愿意将自己从前所做的决定全部抛弃。
“那个人（拿破仑三世）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容易发现别人的短处，不容易发现别人的长处，所以我很少称赞别人，也许这正是我的弱点……如果你指的是可以推行法兰西与它的正统主义的宗旨，我肯定会表示赞同，我完全可以把它置于我的普鲁士爱国主义之下。我之所以会注意法国，只是因为它会牵动我的祖国。在我看来，法国仅仅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比较重要的棋子，我们只能与它发生政治上的关系。我在下这盘棋时，心中想到的唯一使命就是为了国家和君主。我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是我的祖国的利益，我认为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其他人，对于外国人都不可以心怀个人的喜、怒、恩、怨，一旦有了这样的联系就不是忠君也不是忠国了。……在我个人看来，即便是君主也不能让国家利益受制于这种喜、怒、恩、怨之下……
“我想问你，在欧洲哪一个内阁会比奥地利的内阁更能阻碍普鲁士的发展，有哪一个内阁会比奥地利的内阁更能削减我们在德意志的势力？……从外国来说，除了英国和英国仆人，我永远都无法对他们表示同情，我至今都无法摆脱这种情感。但是我们的友谊并不被他人所接受，需要有人证明给我看，是不是能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可靠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看见我们的军队将炮弹投向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或是奥地利人，我同样会感到满意。
“在这几个国家中，从没有哪一国表示过什么，即使有所暗示，但是他们暗示的是什么？是停止革命？我们的办法，就好像如果他们不危及我们，我们就会饶恕他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他们不悔过，甚至还引以为荣，那么在宗旨上，我们也就不必提出过高的要求了。……如果我们想找革命的发源地，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英国而不是法国，除非想在罗马或德意志寻找更早的发源地。……试问在近代的政治世界中，有几个朝代不是由革命兴起的？试考虑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希腊、英国、美洲的全部共和国、巴西……就今天的德意志诸邦侯王所取得的土地来说，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皇帝和帝国……当然，还有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的产业，不过这些都无法证明来历是完全正统的。就拿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吧，我们也不能说它根本不是靠革命取得的。……即便过去的革命也不能说明这一切，只是使人像《浮士德》里的女巫一样，对于这些现象，说道：‘这里有一个瓶子，现在什么恶气味也没了，因为我有时也自己吃几口。’——可是我们还总是不够贞洁，会禁不住因为相爱而拥抱。”
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俾斯麦，就是在这里。从他写给格拉赫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他的政治生活的情况。他在82岁时所持的见解与他在42岁时所持的见解一模一样。比如自由党的侦探局如同政府的侦探局一样，办事很得力。一位议员记得这位贵族公子在几年前曾诟骂过那些在巷战革命中获得王公侯伯之位的人。他在那封信中说了些什么？他说：“原来是这样的！”“既然如此，我们都是最初革命的。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却不是革命不革命，只是以前是什么时候革命的！所谓上帝惠赐的王冕，却并非从上帝手中得来。古时候，阶级斗争与诸侯之间的竞争，人民反抗王公贵族，都会使用武力决定谁能够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今天他们仍然准备这么做！如果这样的话，一个霍亨索伦难道就能比一个拿破仑更加正统吗？一个罗曼诺夫朝的沙皇难道比一个萨伏依氏的公侯更配做帝王吗？有什么能够证明只有贵族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些权利？这是否就是一个实行阶级对抗的人首次宣布的关于帝王和贵族的真实情况？”
事实并非如此，早在七年前俾斯麦就已知道，就像今天一样。明天他会正式对此予以否认，就像七年前所做的那样，那时他想方设法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巩固自己的阶级特权。在本国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做的。在外国却不然，只要觉得有利于本国，觉得可以自由行动，就可以这样做，他对于外交事务毫无成见。在本国已断定的事在外国人看来就是感情用事；在本国被当作国家理由的事被外国人耻笑为“浪漫主义”。度量本国政策与外交政策是俾斯麦的基本观念，这需要用不同的标准来度量，我们可以说他向黎塞留学习，将这两种标准介绍给德意志。以这样的标准进行划分，会造成全部的错误，在本国的德意志人会因此而久受痛苦。不过在外国不是这样，国家的势力会随着俾斯麦自己所谓的势力的增长而增长。
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对俾斯麦的势力有个大致的概念了，感情或宗教是不会动摇他的，他的意志是专门用于增强本国势力，对许多促使19世纪欧洲前进的观念进行耻笑的。在国外，当他的意志赢得许多胜利时，在本国却正在侵犯国人的许多权利——无论什么政治家都不可以强行夺取这些权利。俾斯麦不但爱看军队炮击外国人，而且爱看军队炮击德意志人，唯一的前提就是他认为这一切有利于普鲁士。后来，就因为普鲁士的一些反叛者在管理自己的土地时不采用他的方法，他就想动用军队对其进行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