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策是一首诗歌，是一个并非诗人的人突获灵感所作的诗歌。俾斯麦就像一个在绳索上跳跃奔逐的人，不会从绳索上跌落正是他备受赞誉的原因。而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给予这样的赞美，将难以符合每个人的雅好。”
——西姆松
1、“铁血宰相”
“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议会，我不得不听着那些稚气和情绪激昂的政客说的一些很怪异的傻话，不过，这倒是让我得到了几分钟的闲暇，尽管这种闲暇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当大使时仅是一个官员，不过我感觉自己算是一个上等人，可是当了内阁大臣以后，我反而觉得自己像做了奴隶。……人们因各不相同的动机聚集在这里，存在争吵自然就不奇怪了。……这种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大家以自相残杀为乐。……普鲁士是不能让这群只会空谈的人来治理的。对于这些缺乏灵气却生活过于舒适的人，我们必须加以抵制。他们生性愚蠢，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却自大狂妄……不过用‘愚’来形容可能略失恰当。因为他们受过德意志大学教育，聪明，也懂些知识，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很了解，这就好像我们还是学生时——我们那时懂的其实比制度还多。他们就像孩子不懂世事一样不了解外国政治。当他们通过议会聚集起来讨论其他事情时，他们也就都成了孩子。”
这封信是俾斯麦写给莫特利的，莫特利是他少年时的朋友。在他开始执政的前几个月，他就怀有这样一种态度。他一方面看不起这群他要与之共同奋斗的理想家，一方面又觉得这群人中还是存在一些有知识的人的。他觉得自己在有关欧洲的事情上比其他人都强。但由于他要和自己顾及体面的感觉不停地斗争，所以他觉得内心非常痛苦。以前倘若碰见看不顺眼的事，他肯定会毫无保留地回击，但现在他收敛了。以前他可以当面和对手争论，把演说台变成战场，这种事在他还是议员时是经常发生的，他当外交官时也可以在书信和报告中论战。但此后他不再这样了，他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和计划都隐藏起来，不让那些代表知道。因为要是不这样做，一旦消息泄露，被外国人知晓，他就不得不重新制订所有的计划。于是一旦他执掌大权，他就又变得独来独往了。
他看到一张柏林的报纸后甚感讶异，上面刊登了一篇恭维他升官的文章：
“他刚出来做事的时候，是个有适当政治知识的乡绅，他的见解和学问都没有比其他受过教育的人更好，1849年和1850年，他在议院的名声达到最高点。他把一些事情看得很淡，他的演说往往暴露出他是一个粗狂并且残暴的人。他有时候喜欢说一些俏皮话，但是常流于粗俗。这样的人怎么能发表政治观念呢？”一些民众确实有点儿看不起他，他在最后10年中为和平所做的重要事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晓。他没有教士的性格特征，但是他的很多行为非常秘密。《边疆报》曾刊登弗莱塔格的撰文：“假如一个人跟议院的强大势力碰撞，哪怕这个人拥有更大的魄力，他还是会触礁沉没。我们可以给俾斯麦一年的时间，让他去这样做。”果然是诗人的预言，俾斯麦掌权的时间长达28年。
此时他身边有个人经常觉得他神经有问题，因为这个人总是留心观察他。他的一个下属在几个星期以后写道：“俾斯麦患了不轻的神经病，有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对自己的行为的结果不太在意。比如，在给报馆发布训条时，他的思维非常活跃，犹如一匹奔腾的野马，以至于记录的人跟不上他口授的速度。由于他不注意休息，所以大部分柏林外交界的人都认为他的寿命不会太长。”
现在俾斯麦会用很科学的方法平和而且迟缓地对所做的每一件事进行仔细考虑。主意定下来以后，他并不是立刻下令执行，而是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实验后才小心地进行。他之前给罗恩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如果他掌握了大权，大众肯定会说：“现在要给魔鬼还债了。”他决定不按照他的对头们的猜想行动，因为这些人认为他的举动将激烈而且糊涂。他刚上任就以取消1863年决算的方式同议院停战。他想从老自由党中选出几个人入阁，于是跟这些人进行了商讨。他提议的内容已经令这些人感到惊愕，但是他提议时的状态更令人震惊。有个议员看不上俾斯麦，但是俾斯麦没表现出惧怕，觉得他就是个君主党，而且没什么意识，反而跟他进行长谈，表现出很了解君主同时又对君主进行批评的样子，这个议员事后会对他的朋友怎么说呢？有个自由党议员叫厄特克，说他第一次见俾斯麦时，觉得他肯定是“一个深具奴性的贵族，一个不做事又喜欢玩乐的赌徒”。“没想到，几分钟后他就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我发现他并不是这种人。……他长得很高大，走到门口非常客气地迎接我。握手时，我感觉他很有力气但是动作很轻柔。握手后，他把椅子顺手拉过来让我坐，面带微笑地说：‘好啊，原来是你，有失远迎，有失远迎。’然后他说，自从他强烈反对民众在街头大闹这件事后，时局改变了很多。他在法兰克福学到很多东西，他对《十字报》的咒骂并不少，而且他骂人的语句是我没有说过也没有听过的。”
因为俾斯麦的很多对手都猜想他是个特没礼貌的人，因此他用客气的接待和开诚布公的态度来对付这种猜想。这个叫厄特克的人不是什么做小生意的，也不是小官吏，也不是那些常在乡村俱乐部对政治高谈阔论的俗人，而是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律师，是黑森的诸多领袖之一。俾斯麦的盛情款待让他觉得很欢喜，不是因为俾斯麦作为宰相来接待他，而是因为这个和气的宰相是一个普鲁士贵族少爷。在那个地主乡绅自大无礼的时代，俾斯麦能这样做是很难能可贵的。大家都认为俾斯麦还会用这种态度对待别人，没想到他并不是这样，他的行为举止都很自然。即使对头们在场，俾斯麦也会批评那些反对自己的党派做得太过，表示自己并不会因为被民众称为“大人”而变得古板，也不会成为只讲理想的贵族公子，他对人情世故很了解，与众不同，却是一个可以被当成典范的普鲁士官员。
施勒策在俾斯麦掌握政权的初期有几次与其同饮，在这个时期他最为关注俾斯麦。施勒策这样写过：“俾斯麦总试着用自己的滑稽戏去吓唬君主和其他党派。任何人都能被他极好地敷衍，这很有意思。在兵役期限问题上，他正在试图让君主做出让步，他把自己提议的问题在上议院进行严重渲染以吓住他们。……他对待下议院议员们的方法有时很毒辣，有时又不是，不过他做这些都是为了让他的提议得到通过。他让德意志的各内阁都相信他新推行的加富尔主义连君主也阻挡不了。他到现在还是靠他天才一样的能力在人们心目中建立了自己伟大的形象，让他们称他为男子汉！”
他到现在为止对人都非常客气，虽然他在尝试过程中尝到了很多苦处。他在掌握政权才一个星期的一次委员会议会中，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坦白。他在辩论时打开了装雪茄的烟盒，把一根橄榄树枝拿出来展示给对头们说：“这是我打算送给民众的党派的，以作为议和的纪念品，是我不久前从亚威农捡来的。不过我现在觉得还不适合这样做。”虽然他神情轻蔑，但是语调很客气，就好似从亚威农也带回了客气。但是一会儿，这个政治老手就换了语调，说报纸上批判他的内容（讲他通过宣战把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了，导致人们对国内的动乱漠不关心）都是假的，他接着说：
“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战乱我们是很难避免的，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失误，德意志对普鲁士的自由主义置之不理，只关心自己势力的发展。因为南部德意志诸邦很想自由实行自己的自由主义，因此没有人想把普鲁士的地位交到他们手里！好机会已经往返过好几次了，所以普鲁士要把兵力汇集起来，为好机会做好准备。自打数次和维也纳签订条约以来，我们没有很好地划定边界，这对建立强健的政体非常不利。很多重大时局问题演说和多数议案都决定了（这本来是1848年与1849年的大错），它们只能靠铁血政策来解决。”
说这句话时，俾斯麦正站在一张绿色的桌子旁边，在他面前是一二十个议员以及几个阁员，没有人激他说这话，从表面上看这个演说似乎是即兴发挥的，其实这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尽管那个时候没有速记员记录这句话，可是当它传遍整个德意志，被报社及大众以“铁与血”的节奏发表并形成一种或真或假的恐怖氛围时，俾斯麦承认他说过这句话。
可是对于这三个字的使用他却感觉后悔。他当内阁主席后第一次挥拳时的情况和14年前他当议员后第一次挥拳时的情况一样，拳头都落在了空气中。这两次挥拳都把包括朋友和对头在内的全部人得罪了。罗恩是他的朋友和知己，在他们一道归家的途中，罗恩也对他表示了责怪：“它本来是新鲜而且有芳香的题外话。”俾斯麦在面对一个议员就这件事情进行解说时曾说：“我旨在说明君主需要军队。我说的那些话只是对维也纳和慕尼黑提出警告，并不是说要大步推进德意志问题，也不是说要使用武力反对德意志诸邦。‘血’指的是‘军队’。现在我才领悟到这些字眼应该小心选用。”这句话是俾斯麦所说的话中最受人关注的，但是成为他战略上最后的错误。
君主看到这些用词以后也感觉恐慌，在巴登时王后指责俾斯麦，王后过生日时，太子和太子妃也指责了他。这位宰相刚上任，就让君主非常担忧。一个星期前，这位新任宰相才对他誓言效忠，他也对王后做出承诺要严加约束这个人。波林雅克、路易十六与斯德拉福等诸王室成员听到这句话后都非常生气。俾斯麦说那句话的时候正好赶上王后的生日，所有庆贺生日的快乐都被弄得无影无踪。对于自己的演说会在巴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俾斯麦已有预感。他也能预料到君主心里在想什么，即使君主既没有给他发电报，也没有给他写信。他想象过几天威廉从巴登回来时，自己的耳朵里会装满怎样的一些警告和责备。因此俾斯麦开始采取手段应对君主，他秘密出行，事前也没告知君主和内阁，预备在君主回来之前就去半路上见一下威廉。
温鲁是一个认识俾斯麦的自由党成员，俾斯麦在买车票的时候碰到了他。他们在同一节车厢，小心地讨论着时局问题。俾斯麦在车到朱特博时就借口探望亲戚下了车。然后他在一个还没有建好的车站里头坐着，“在黑暗当中，坐在一辆小车上”。他的周围是很多工人，还有其他不相干的人。他向一个驾驶员询问君主所坐的是哪趟火车，结果得到了粗暴的回答。对方不知道他是何种身份的时候，他就是个凡夫俗子。他一贯主张人们应该向他那个高贵的阶级致意，但又好像不要人们向他的官阶致意。那个人人都知道的“铁血政策”的主张者，那个被全世界谈论同时也指责的人，现在正在一辆被推翻的小车上坐等着君主到来。
俾斯麦见到普鲁士君主的时候，他正独自坐在一列普通列车的单间里，灯光昏暗，看起来很沉闷。俾斯麦向君主提出对时局进行解说的请求，却被君主拦住，“这件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很明白。在奥本巴拉兹，就在我的窗下，他们会来砍你的头，再过一些日子，他们也会来砍我的头”。
在君主身后，俾斯麦觉得好像闪烁着奥古斯塔的影子，他答道：“陛下，那再后来是什么呢？”
“再后来，我们都死了！”
“对啊，我们到那时都会死了！我们最终都要死，这样死难道不是最体面的吗？我应该为我的君主和领袖战斗而死。对上帝赐给您的权力，您愿以您的鲜血来祭奠吗？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当作赌注，为了上帝的恩赐，最后死在战场上和死在绞架上都是没有差别的！路易十六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一个懦夫，他不是历史上出色的人物，君主您不必联想到他。查理一世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斗，败北走向绞架时不动声色，就死时显露出一股从容的王者之气，他永远是历史上高贵的人物，陛下不妨想一想他。陛下您除了奋斗已经无路可走了。即便是以您的生命去冒险，您也不能投降，必须坚决抗争！”
“我越说，君主的精神越振奋，越感觉自己是一个军人，为了自己的王位还有国家下定决心奋战。……普鲁士军官若非为了自己，是不会对死亡感到恐惧的，他们会服从所有命令，并且拼命战斗，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模范。若是为自己斗争，因为对在他之上的人们和世界的指责感到畏惧，他反而会变得懦弱。他在巴登为自己的夫人庆祝生日时已经没有了信心，但是我几分钟的鼓动就使他恢复了自信，人也开始显露出高兴的表情。……还没有到达柏林，但是从君主如何接待迎接他的大臣和官吏就可以看出，他很有兴致和干劲。”
事态的变化就好像上演了一出戏剧，让人感到惊讶。俾斯麦在30年后写了这件事，这件事也是他众多杰作中的一个。在这件事情中，俾斯麦只是试图让愤怒的君主改变立场，让君主支持一个他自己认为本不该说的演讲，他不是在逼迫君主主战，也不是在逼迫一个对头投降。俾斯麦良心不安地坐在那辆小车上，上任一星期的宰相无法向君主承认自己不该说“铁血”两字，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对头，他倒是可以认错。因此他鼓励自己努力劝说君主。最终俾斯麦激发了威廉的好战心，从而为以后的局势奠定了基础。
俾斯麦天生的机警和擅长谋划成就了他所有的手段，这也是他内心深处的感觉。俾斯麦自最初几次决斗后便准备好了活到老战到老。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对牺牲生命感到过惧怕。这个宰相有非常真实的勇猛特性，君主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胆量的军人，他可以最真实地理解俾斯麦的勇气和胆量，这也成为俾斯麦激发君主最有效的武器。
只要君主一显露出懦弱，俾斯麦就用这个好办法激励他。
2、君臣之间
俾斯麦曾说：“我跟亲王相处不融洽，对付这个人一定要采取细腻一点儿的方法。”威廉在那时已经做了摄政王，在俾斯麦成为宰相的前四年，君主更换，他也常常对格拉赫谈论各种觉得难做的地方。他对普鲁士来说合不合适是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施勒策既爱他，又恨他，不敢讲他是合适人选。君主是仅有的普鲁士人，能否将普鲁士交给他并允许他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呢？刚开始的时候必须笼络威廉，现在则要把威廉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俾斯麦和威廉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男人在对付他所爱的一个女人，这个男人知道不能完全相信她对自己的爱情，如同一个建造者对付一个资本家，他想要制造新的机器的话还必须靠这个资本家给他提供资本。他们的性格差异很大，他们为了自制而不是权力在无声无息地相互争斗，这种争斗规模浩大而且没有尽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互为所需，各自有各自的责任和功劳。究竟谁的功劳大一点儿并没有定论。这个君主岁数较大而且才智平平，但是得让这个岁数比自己小的人来当宰相，还要在各种事情上做出让步，他天资聪颖，深具才学，而不仅是个出身贵族的公子。他作为政治家有魄力有谋划，但是得迁就这个遇事不果断的君主，作为读者，你想想谁更为难呢？就好像一个老人在骑马，老人不相信自己骑的马，马也常常对老人的羁勒表示不甘。
他们两个人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都是谁有什么意见就直接提出来，但是常常事情还没有得出结论两个人就闹翻了，甚至想立刻就结束这种君臣关系，各走各的路。不过假如两个人都忍无可忍了（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种灵活的手段），为臣者就向君主请辞，君主就会因为害怕而退让。一般文字记述的都是些小争吵，他们俩有时也会愤怒大吵，局面僵持不下。
君主和他都还没掌握大权的时候，俾斯麦还是个大使，他就知道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他现在都是用宏观一点儿的方法处理他跟君主讨论的国事。他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很擅长出入宫廷。他有时是个军人，但是因为担心君主害怕，所以他经常称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君主现在已经72岁了。虽然君主年纪很大了，但是常常发怒，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因为在气头上把公文揉成一团。俾斯麦经常在君主发怒后笑着观察被揉成一团的公文，心里觉得特别有趣，就像一个大画家看见画像上的褶皱会觉得更有意思。君主发脾气时要保持镇定，这个本领是俾斯麦最近才学会的。他了解现在的君主跟口是心非的腓特烈·威廉不一样，腓特烈·威廉会欺骗自己的大臣，而且会利用这个大臣去打压那个大臣，而现在的君主性格直爽，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并且毫无保留地相信他，所以他也不责怪君主。
俾斯麦在刚开始处理国事的时候就知道君主是个怎样的人，因此也觉得君主不是小人，不会乘人之危。不过君主却在俾斯麦都已经在宰相一职上有了很多成绩之后才了解他，消除对他的很多偏见。他本来很不情愿跟俾斯麦共事，因为这个原因，开始那几年他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对他俩的君臣关系起了破坏之心。起初政客们都找亲信去求见君主，让他放弃任俾斯麦为宰相的想法。看着自己的人民对自己没有什么同情，老君主心里很难过。早前他不在乎有些人因为恨他叫他“霰弹亲王”，现在是自由的时代了，他又开始获得这种同情。俾斯麦当宰相四个月以后，有个是君主老朋友的军官致信君主说：“人民对陛下是忠诚的，可是他们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反而会紧紧地抓着……我请求上帝免掉一种可怕的误会造成的很多负面后果！”
这些话让他怒从中来，反抗让他更加坚持己见。他像个少年一样生气地给这个军官写了一封信，在他觉得重要且需强调的句子旁边还加注了两三行的密圈。信中这样说道：“向来我都说因为我的人民信任我，所以对于我的人民我也是绝对相信的！那些希望借由我的手让人民对我失去信任、失去爱戴的低俗行为都应该受到斥责。……人人都知道有人想达到这个目的会不择手段的。……难道我没有让400万吗——我实在太不幸了！……一个人如此使用自己的权力，把决算削减这么多，等于什么国事都不用办，就把他锁在精神病院好了！我想问你，什么事都是政府让步，而议员们决不让步的规矩哪条宪法里提到了？”
这封信是一个君主写给一个无官职的人的，我们相信他能写出这些愤怒的语句肯定是因为他的良心已经被严重扰乱了，虔诚的他同上帝争论正是为了他的宰相。
每次发生紧急状况，俾斯麦都要跟上帝祷告，然后才把写给君主的信件寄出去。君主在耶稣诞辰的时候赠予他一根手杖，他做了个不是很美妙的比喻，管它叫“艾伦的棍子”。俾斯麦会把每个有待做决定的大计划都详细地跟威廉讨论，然后把决定权抢到自己这边，但是如果决策还没有定下来，俾斯麦也会先细细琢磨君主的心思。他在给罗恩的信中写道：“君主的心不在这一边。……君主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动员令到达罗恩手里之前，“一拖再拖，指不定君主的心思在复活节前那个星期天又转变了，所以明天一定要让他发布命令”。几年后他又说道：“我什么想法都没了，老这样跟君主争来争去的，我真是不想干下去了。”
威廉和俾斯麦在开始的时候相互不喜欢对方。俾斯麦自认比君主能干，以至于常常自满，极不谦虚，他本来就是这种人。他年少时就爱对见到的那些人的身体情况还有气色进行细微观察，长大一些之后，为了让自己在各方面都比潜在的对手优秀，他开始研究起别人的学识。从威廉成为储君，然后成为一国之君，再到两人成为共商国是的君主和臣子，俾斯麦渐渐产生了两种感情，正是因为这样的感情，才让他对自己的处境多加忍耐。后来俾斯麦对君主的态度再次转变，开始一方面当他是封建制度的主人，另一方面当他是自己的父亲。俾斯麦在给自己新婚不久的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发誓对他的血统效忠。”现在俾斯麦每天都和威廉见面，看样子好像要成为保护君主的人，他所具有的封建制的忠诚精神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并且一看到年老君主威严庄重的天子容颜，这种精神就会被进一步加深。俾斯麦晚年的时候会和君主谈论他们之间这种君主和臣子的关系就好像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父亲爱发脾气，又很执拗，儿子不要有怨言，要多担待退让。不过俾斯麦说到这些的时候应该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其实对父亲并不是很敬重了。
那些年间，他慢慢让君主接受自己所说的话，他自己也渐渐体恤忍让君主。这种感情在威廉过世以后变得更加强烈，跟他对威廉二世的憎恶截然相反，他说得越发感性，打算给后来的人们看。在前十几年出现过好几次危机，每当这时，俾斯麦都站在他心性顽固的君主这边，并有机会目睹威廉纵横战场和不惧暗杀时的勇猛姿态。
王后对“战略方针”的批评是威廉唯一害怕的事情，俾斯麦很厌恶这种对政事进行干预的女人，最憎恶的就是这个“王后”，这种憎恶是从3月的一天跟奥古斯塔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大厅中谈话时引起的。虽然俾斯麦对王室很敬重，有的时候对女性还是很宽容的，也会说“女人也有女人自己的权利”，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对王后的憎恶少一些。
俾斯麦曾经把他和奥古斯塔之间的争斗称为“我这一生最恶的争战”。奥古斯塔不仅在枕边还在帐里跟君主评议俾斯麦，讲他怎样看不起自己，说了自己些什么坏话。她除了做这些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假如她能对俾斯麦提出异议，不管有什么政治观点或者意识理由，就算她败北了也是虽败犹荣；不过她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俾斯麦，只能讲讲这些空泛的人道主义。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再有一个1848年，她心里觉得俾斯麦会对自己的丈夫造成负面影响。可是她不知道3月时发生的事不是俾斯麦的错误，而是她的。俾斯麦对她的计划置之不理，要把君位留给她的丈夫；她诬蔑俾斯麦动机不纯，不帮助他，也不愿意承认他在保护君主权力上的功劳。
俾斯麦总觉得很多人要反对他，这是因为他生性多疑而且愤世嫉俗，不过在奥古斯塔这件事上，我们确实应该体恤他，因为奥古斯塔让他受了26年的苦。面对对手是一个女人而且是王后这个事实，他除了默默忍受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不管何时，被王后的谗言（奥古斯塔常常在用餐时用带有目的性的信件刺激君主）蛊惑的君主的心思，俾斯麦一眼就能洞穿。刚开始的时候俾斯麦如果向君主询问事情是不是王后主导的，回答只有一个，“君主会讲一句很严厉的加以否认的话。他哪怕真受了蛊惑也是不会承认的”。
俾斯麦会用很多很奇怪的恭维话来促使君主反对王后。1865年，他们在加斯泰因商讨奥地利条约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俾斯麦提出的方针。于是君主告知俾斯麦他刚刚把这件事秘密讲给了王后。回到家以后，面对君主应对国家大事的这种方法，俾斯麦失去了信心，他知道君主会这样做，以后也肯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他坐下来亲笔写了一封要求信（因为对这种需要谨慎的事情他不放心让别人做），这封信比较长，里面是这样写的：
“如果陛下觉得要特别谨慎地办这种国家大事，那么我想提及适才陛下对我所说的话，如果有冒犯您的地方，恳请饶恕。……王后陛下会严守您讲给她的秘密这一点，陛下相信，我也相信，可是因为对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过于相信，很多信息会从科布伦茨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者太子及太子妃耳朵里，或传到魏玛、巴登，我保守的秘密就会被众人知道。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足以因为这一件事就对我们永远失去信任，最后把整个局面都毁掉。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得不和奥地利交战。
“如果一定要宣战的话，也不是由隐藏的不轨之心决定的，奥地利也不会把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力给陛下，而是应该取决于事情原本的情况以及君主的责任。我会因为陛下出于后者的原因宣战而感到有所不一样并且觉得自由。我恳请陛下相信我这样想是为了帮助陛下的事业和陛下高贵的人格。可能是我多虑了，即便如此，倘若陛下真的觉得我的思虑无关紧要，那么我想陛下的心可能是受到了上帝的指引，但是我是不会就此忽视我的职责所在的。我恳请陛下允许我发一封电报，让信差传回萨尔茨堡，以让我的良心得到安慰。要传他回来的话只需用有重要的内阁公事做借口就行。明天早上可以用另外的信差，或者用追回来的那个信差。……陛下一直对人宽容，这一点我深深地知道，我也深信如果陛下不认同我的提议，您也会赦免我。为了尽责，更为了陛下您高贵的人格，我才如此忠心虔诚地为君主谋划。”
50年前，一个政治家觉得给君主写这么一封信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政治家，那么这个君主就只能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一个人。读这封信时我们不禁想象，一个搞政治的人要不就是求君主宽恕，要不就是求富贵荣华吗？因为当时加斯泰因发生了一些事，这封信的作者想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因此思虑了很长时间。在经过许久的奋斗之后，君主最终同意了他的提议。这么多的国事都跟上帝、责任、良心、国事的需要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擅长下棋的人，几步让人费解的棋就把他的对头逼入绝地并且要把其吃掉。他的主人正在和他讨论条款中几个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样与君主争来争去让他觉得非常疲惫，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泄露了，所以他的计划看来也将被摧毁。他想象自己的计划怎样借助闲言在国家之间传来传去。如果奥古斯塔告知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这个秘密，王妃在英国的母亲（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就会知道这个消息，女王就可以给德累斯顿或维也纳写信，利用外交和仇敌将整个计划毁掉。我们不能因为俾斯麦愈发看不起君主而责备他，他还是一个君主党反而让我们觉得讶异。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亲贵帮助俾斯麦。腓特烈受自己的夫人（他的知识没有夫人多）的压制，她经常对君主的谨慎加以反对。很多很好的英国观念都是他引进普鲁士的，但是他自己缺乏和国人争斗并使他们接受这些观念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俾斯麦颁布法令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以后，他表现得特别凶狠，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发威。那个时候太子和太子妃出巡到达但泽，公众非常欢迎他们。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腓特烈壮胆说：“我到这里时政府和人民之间不和，我觉得很惊讶。因此我不明白现在的法律，之前对这种事情也是闻所未闻。”
君主看到腓特烈的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后非常生气，不是因为太子做了回民主党演说家，而是因为太子是军人，接受过纪律约束，发表这种演说意味着陆军服从命令的基础已经面临质疑。10年前他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他很好地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同样是对命令只服从不反抗，他更加生气的是太子竟然当着这么多人发表异议。俾斯麦是干什么的！宰相很轻易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君主重罚太子。俾斯麦知道君主有权力把太子叫回来，或把他贬黜，或在炮台软禁他，以示惩罚。可是俾斯麦反倒让君主赦免太子，难道他想讨好太子？不是这样的！俾斯麦可能有这种想法，觉得要是让太子获罪，可能倒让他得了一份荣誉！由于君主很喜欢引用《圣经》中的典故，于是俾斯麦就跟他说：“您要谨慎地对待这个少年。您正在气头上，但是应该从国家大事出发，不要轻易做决定。如果少年弗里兹和自己的父亲有争执，儿子往往会得到更多人的同情。我自己觉得，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太子在内。”君主和太子之间的矛盾就这样被他这些谨慎的言语消除了。
腓特烈现在最恨的人非俾斯麦莫属，他经常斥责俾斯麦反对民主党的政策的言论，因为他对俾斯麦总是毫无保留地抗议，所以他也不愿意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声音。一些日子以后，当他们再次见面时，俾斯麦向腓特烈询问他这么久不入内阁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内阁过些时日就会属于太子，太子来发表一些看法对这个过渡有益。
这句话让太子非常震惊，俾斯麦说：“太子觉得（我认为是如此）我是想铺好路以让自己过渡为他的臣子。他说话时显露出来的骄傲，我好几年都忘不了。当时他微向后倾着自己的脖子，脸从左边斜着看我，涨得通红（俾斯麦在30年后提及这事）。我联想到阿尔巴和卡罗斯，努力平息自己的愤怒，跟他说我指的是朝代的过渡……我从来不想哪天成为他的臣子，也盼着他不要有这个幻想。他虽然易怒，但是也很快就平息了。他倒也很平和地说了最后那几句话。”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这两个带着佩刀穿着军装的人站在一间大厅里，里面阴冷，俾斯麦感觉被人重重地羞辱了一番，他的傲骨遭到了践踏！无论任何人都不曾这般对他表示轻蔑。他异常愤怒，有那么一瞬间甚至想挥起佩刀，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将羞辱慢慢自我消化。他猜想着对头在想些什么，逼迫自己以卑微的语气表示：“这种想法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曾有过。”
3、持不同政见者
除去一部分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俾斯麦的对手，许多人是因为志向和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与他不和，此外，理念的不同也使很多人成了俾斯麦的对手。俾斯麦正是根据这三种不同原因而将这些敌人划分为一、二、三等仇人的。
只有罗恩一个人是与他完全和谐的，除此之外，不论是阁臣、军长，还是其他出入宫廷的人，抑或是各党派的领袖都难以取得俾斯麦的完全信任。在俾斯麦的眼里，《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过于偏激，而在自由党看来，俾斯麦才更易走极端。唯有面对罗恩一人，俾斯麦才会流露出大丈夫应有的宽容与友情，不为某些相左的意见所干扰。曾经有一次，他极不情愿地批准了罗恩长达六个月的假期，他说：“假如失去了你的政治法权的辅佐，我将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因为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
俾斯麦曾经找到乔特尔来帮助自己。乔特尔是一位音乐家，同时也与乔安娜交好，因此俾斯麦非常信任他。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乔特尔曾经通过书信来劝诫俾斯麦，他认为在丹麦问题上，俾斯麦务必要争取舆论的支持。此外，他还强调，假如俾斯麦与他政见不合，他宁愿保持二人之间的友情，回去做一位音乐家。俾斯麦收到信的第二天就召见乔特尔，“轻声细语，显然是受到了很大触动”地问道：“麻烦你告诉我写这样一封信的理由，假如你妄想能够不动声色地改变我的决定，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对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你对我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在很早的时候就知晓我的为人，难道你以为我会像一个小军官一般性情急躁、粗心大意地办这样的大事？难道你不知道在上帝面前我要对我的行为负责吗？对此，我实在难以忍受，只要一想到就会连续失眠、辗转难安。你的辞职毫无原因可查……我要你切身体会你给我带来的伤心和愤怒！”乔特尔当即请求俾斯麦的原谅，表示要收回自己的信。俾斯麦说：“如此一来，我们之间冰释前嫌，再没有任何芥蒂。……如果你再与我意见相左，不要写信，要与我当面商讨……”
俾斯麦就是这般孤立无助，这个与他已有15年的交情、与他夫人相识远不止15年的朋友，如今却成了俾斯麦的下属，要毕恭毕敬地呈上他的奏折。他对事物的见解与普通观念一致，使俾斯麦这位政治家寝食难安。然而，面对媒体的批驳他并不为所动，他愤恨地想：“布鲁图，连你也与我对抗！”尽管这件事最终被遮掩，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如同破镜难圆一般不复以往。对俾斯麦来说，乔特尔只是一个才干卓越的帮手，是一个擅长音乐的人，他无法做到像施勒策那样赢得自己的尊敬。
对俾斯麦而言，外交部内所有成员的反对实在是一件“不必烦心”的小事。他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通过自卫的办法来应对驻扎国外的使臣对自己的反对。派驻佛罗伦萨的使臣乌泽多姆以及出使巴黎的戈尔茨为了成功当上外交总长，曾直接给君主写信，毁谤外交总长的政策、命令。然而，对自己的外交总长深信不疑的君主却将这些信件直接交给了俾斯麦，由他自己答复。这在腓特烈·威廉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俾斯麦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给君主和格拉赫写私人信件弹劾自己的领导，但如今他身在相位，绝不容许历史重演。这位带着特有自信的天才人物，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道德的基础，而戈尔茨与乌泽多姆的行径是不能与他之前的行为相提并论的，他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发生。戈尔茨伯爵原本是被他派驻巴黎的。俾斯麦给戈尔茨写了一封可以作为同类信中的独特范本的信函，在这封信里，公事与私人的问候相互交融，天衣无缝。他这样写道：
“不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反对总长的命令和政策，不过你的报告并不是习惯意义上的报告，而更类似于总长的奏折，来劝诫君主采取一种反对的政策。……这样相左的政见除了耽误正事之外，毫无用处。因为，这样的矛盾只会导致决策者更加优柔寡断。在我眼里，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要胜过多变的政策。……我很重视你的政治意见。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愚蠢透顶。我已经为接受你的指责——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做好了准备！让我告诉你，最后的两个星期，我所努力做的事情正是你报告中的提议，你听好了，你将会被我的爱国精神与见解所折服！
“不过既然你已经毫无保留地宣布你想反对当前的政策，你说，如果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又怎么可能放心地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告诉你呢？……假如要保证国家的利益不受侵害，那么我作为一位外交部长，就要绝对地开诚布公，即使是我的政令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对派驻巴黎的使臣交代得清清楚楚。我要扫除与其他阁臣、参政之间的所有障碍，包括那些活动于暗处以及与两院、报馆、外国宫廷的障碍。绝对不可以因为阁臣与使臣的争斗，通过一宗诬陷我管辖范围内的机构的纲纪而增加障碍。……今晚正是圣诞夜，下属都已经告假离开。我很少写如此长的信函，不管是给谁的信，都没有超过这封信的四分之一长的。而今天，我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我对是否应该用你在报告中所用的疏远冷漠的腔调给你写公事信踌躇不决……假如你要推翻内阁，你不能以你现在的地位推翻，你必定要成为反对党的领导者，在这里和报章内推翻。既然你已经决定要推翻这一切，望你以你自己的格言作为指导。当爱国主义与朋友交情难以两全时，务必以爱国主义为重。我会让你相信，我的爱国主义是坚定而纯粹的，虽然朋友交情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封信足以使写信人偃旗息鼓！俾斯麦尽管真的动怒了，却仍然通过高明的手段，以敬辞与恐吓的完美结合，使这封信威力倍增，同时也明确表露了他作为朋友的伤心。虽然他的恐吓并不是非常明显，但足以警告戈尔茨，倘若戈尔茨真的企图推翻他，恐怕从今往后将要麻烦不断。俾斯麦知道君主喜欢戈尔茨，因此才用官话来拒绝他。在“糖衣炮弹”的围攻之下，戈尔茨误认为他的长官对他赞誉有加。这位使臣向来喜欢他人的恭维，因此这种方法能投其所好，使他满心欢喜。尽管我们只引用了其中的四分之一，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这封信颇具美学艺术，假如再仔细地观察揣摩，就会发现我们好像在仔细察看一座古代石像。不得不说，仅仅是这样一封信函，就足以表现出俾斯麦卓越的外交才能。
曾经有人通过辞职来挑战这位犀利的长官，这个人就是什列斯维希的总督，他不仅是君主的朋友，也与俾斯麦交情颇深，因为难以忍受外交部对琐事的干预，他愤而辞职。俾斯麦在回信中写道：“我非常愿意批准你的辞职请求，并将其呈给君主，但是请你注意一点，如果君主任命你当外交总长，而我是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我提前声明，我一定会严谨奉行你的政令。……并且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事情使部里感到为难的事情。……如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经常说自己殚精竭虑，或许我早就应该隐退了，虽然赢得了表面上的安闲，但是由于听令于君主和为国效忠而获得的心安理得都丧失殆尽了。……因此，我希望你知道，我的这封信是在与你进行友好而秘密的交流，当然，我原本是更希望与你当面交流的。”
这样的俾斯麦还是一位主张“铁血政策”的宰相吗？这就是循循善诱的俾斯麦。
不过，对待他的敌人——自由党时，俾斯麦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有时他会对他们说些轻视的话，有时又会说些挖苦的话。与19世纪的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俾斯麦认为他自己的立场是公道而合法的。当他想要背离宪法从而使陆军获利时，就开始对宪法重新做出解释。他特意做了各种毫无意义的细致入微的区别。私下里，俾斯麦一定也觉得很可笑。曾经有一件事，因为涉及宪法中相互矛盾的三项内容，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在其中找到漏洞。1848年，俾斯麦怀着愤怒的心情目睹专制国家被推翻，如今它又被重建。在议会上，俾斯麦坦白道：“国家机器不可能停止运作，法律的冲突最终会演变为权力的争斗，不管是谁，只要他掌握了政权，那么他就可以随心所欲。”
换言之，俾斯麦的意思就是“强权胜于公理”——在面对疑难问题时，俾斯麦对这句话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聪明如他，自然不会让这句话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他在为自己狡辩时称：“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除此之外，我什么事都没有做。”
这是干脆而大胆的一步，它使俾斯麦身临峭壁，毫无退路。随后，他马上为上院通过了毫无更改可能的预算，并在下院宣称这个议案不合宪法时直接站了出来，要求议员在下午3点的时候到宫里来。俾斯麦在宫里宣布，君主已经做出实施改革的决定，因此议会被解散。消息一出，普鲁士媒体一片哗然。有人要求对宰相的权力加以限制，而保守党则希望罢免俾斯麦的职务。柏林人戏称，议会被解散后，剩余的少得可怜的11个人真可以被装在一辆街车里头。
不仅如此，俾斯麦在六个月之后的会议上采取了更加毒辣的手段，一时间，报馆的声讨与演讲的矛盾更加激烈。路西亚在一段文章里是如此形容俾斯麦的：“他的大胡子是棕褐色的，正如他头上的几绺短发一般。站在阁臣的桌子旁，他形容威武，身材魁梧，愈发显得精力充沛。即使在闲暇时，他的态度、举止及言辞也都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他的右手放在裤袋里，这样的情形使我联想起在学生们奋战时那些性格急躁的见证人。”他的言谈举止时时刻刻都带有挑战的意味。现在，他话讲得比第一个星期——也就是他还未在利用议会还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更加流利。施勒策也曾经这样描写：“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星期），他讲话时还略微口吃，没有两句话是连贯流利的，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一个人需要同时骑两匹马！”
但是现在，俾斯麦意气风发地宣告：“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宣战，议院没有权力做出任何决定。”他曾在1月27日说过：“普鲁士国（四年前的这个日子，普鲁士国的一位储君出生，这是一个吸引注意力的巧合）并没有奉行它的使命，并不打算只作为议院的装饰品而行事。”俾斯麦所说的储君指的是君主的长孙，即后来的威廉二世。
若干年后，俾斯麦表示，在议院中与他对抗的那些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无法超越他。这句话的凭据要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去寻找——正如回眸过去50年的历史，一切皆成云烟。从前欧洲所致力建立的功业不过就是“以君主为元首的共和制”，即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欧洲战事前后，在各国发生的诸多事情，大部分都被普鲁士的少年进步党的计划所记载。正像俾斯麦写给莫特利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进步党与他们的同盟，也就是最早的社会民主党“空有才干，缺乏从事外交的本领”。昨天自由党还受制于一个专制君主，而且专制和知识的增长是分道扬镳的，因此在一开始缺少历练是必然的。自由党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才能卓越，但是并不是实干家，并且创造性不足。因此，这些理想家习惯于闭门造车。而现在一位真正的实干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拥有更加深邃的眼光，可以对现在进行细致的观察，同时可以运用以往的策略来应对当前的一切。
在进步党中，菲尔绍最为出色，他在持人道主义的中下层社会中成长，外表文弱，仅仅比俾斯麦年轻几岁。菲尔绍勤奋好学，少有大志，比俾斯麦更甚，与俾斯麦一般，精于分析问题。但是，通过对比30岁的菲尔绍写的信与俾斯麦在相同年龄时所写的问题大致相同的信件，不难发现，这位少年即名声大振的大博士、颇具盛名的科学研究家却落后于那位懒散虚无、无所事事的贵族公子。菲尔绍的思想空洞而泛滥，多有妄想，颇为鲁莽；俾斯麦的思想却无一不是历经细致的思索而获得的。菲尔绍不止一次对他的父亲形容，他有一种感觉，却将其隐藏颇深——由此可见，菲尔绍所渴求的唯有感觉而已。而他自以为的强烈的感觉以及那些无法付诸实践的观念，却连续地被外部力量扫荡一空，被潮流冲击而去。“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当然从属于共和党，只有在共和制度的国家里，按自然规律和人性的要求做事才有实施的可能性。”少年时代的俾斯麦所写的信却是言之有物，且经过慎重的鉴别的，在他的信中时常流露出一种傲慢的意味，他的文笔也带有很深的感触。菲尔绍的信件惯用口语，鉴于他的官职，他承诺不在政治上制造事端，这就好像在1849年3月，俾斯麦剃去胡须，改变装束一样的合情合理。他们二人在30岁时都半路出家成了政治家，那时的俾斯麦只是一个二等的地主，但菲尔绍已经成为一个病理解剖学的巨擘，更何况，在少年时，菲尔绍就因为发表多篇有影响的社会评论而声名鹊起。但是此后的15年内，俾斯麦从国家内部状况入手潜心钻研政治，菲尔绍则致力于纤维病理学的研究。于是，一个对欧洲国情相当了解的人打败了空有政治天赋的人，其实说起来不足为怪。
俾斯麦和菲尔绍经常在议会里争辩不休，彼此都认为对方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某些毫无关联的事情，两位天才竭尽全力地对自己与国人进行糟践，这种行为真令人难以理解。
俾斯麦认为：“一个略微知晓解剖学的人，正在听众面前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讲。在政治上，他同情之前发表演说的那个成员，在私下也与其交好。但是对于解剖学，那位议员比他知晓得更多。在听众面前，这位言辞不如方才那位议员的演说家能够自信地说出几句与解剖学有关的话。而作为解剖学方面专家的议员，自然能够发现这个演说家的破绽，但是他是不是只有在面对那些同样对解剖学深有研究的听众时对这些破绽进行批驳，才能将其驳倒？”
菲尔绍则说：“但愿欧洲的许多外交家都极为看重的高贵地位被宰相获得，就像我在我所研究的专业中所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一样。他的政令缺乏固定的规范，也有人指责他实际上毫无政策……在民族政治方面，他可谓是一无所知。”
俾斯麦讥笑道：“我对这位议员在他所擅长的领域中获得的成绩表示认可，在此方面，我的确无法与其匹敌。但是当这位议员背离自己的专业，在缺乏任何历练的情况下对我的领域进行侵犯时，我就会让他知道，就政治而言，我并不看重他的观点。诸位，我在想假如一定要让我说出口的话，那么我只好承认，我的政治知识要远胜于他，这并非是我自夸。这位议员曾批评我对民族政治一无所知，那么我就去掉‘民族’二字，反过来评断他根本不懂政治为何物。在我眼里，这位议员对政治知识是一窍不通的。”
用化妆间里戏子的争吵来形容这两人的唇枪舌剑再合适不过，他们两个各夸各的重要性和受欢迎程度。难道还有其他的事情比俾斯麦与菲尔绍的争吵更让人感到他俩的小肚鸡肠和斤斤计较吗？菲尔绍曾经对他人说过，在他看来，宰相的话是缺乏可信度的，俾斯麦知道后大发雷霆，一定要与菲尔绍决斗，但菲尔绍写信拒绝了决斗。这时的俾斯麦已年届半百，这次的主动挑战是他少年时期血气方刚的最后一次再现。
在俾斯麦大权在握、做事得心应手之际，他所建立的功业就更加为人称颂。西姆松曾经赞颂俾斯麦说：“这种政策是一首诗歌，是一个并非诗人的人突获灵感所作的诗歌。俾斯麦就像一个在绳索上跳跃奔逐的人，不会从绳索上跌落正是他备受赞誉的原因。而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给予这样的赞美，将难以符合每个人的雅好。”俾斯麦则骄傲地表示：“雅好和正当这两个问题，我大可不必对其进行讨论。”
这就是他用来对付他的对手的常用手段和方法，但是当他运用国家这个利器的时候，就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丰富阅历，一些势力的因素是可以被用来解决某些国家大事的。实际上正是由于俾斯麦不想，或者说不再去想25年前所希求的皮尔或奥康尼的地位，现在的他认为运用独裁制的可能就是冲突的最好结果。他的自信以及他把持朝政的方式，实际上都体现了一个专制者的属性。因此，他反而觉得在那冲突不断的四年里做事要比在几十年的立宪政府里做起事来更加得心应手。只要与人民权利有关的事情，他都毫无顾忌，正如从前猎熊一样，他似乎不知道危险为何物。他时常暗自庆幸在“这样沉闷的如同普鲁士一般的国家中”还能有这样冒险的事情存在。
现在是参政们的仇人报仇的时候了，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用人上如此劳心的政府元首。不管何人，俾斯麦只要认为其思路不够规矩，都难逃被罢免的命运。那些在司法领域和行政领域有或者是被怀疑为有自由观点的人在他到任之初就立即被清除了，仅仅在最开始的四年里，被免职的官吏就达1000多名。下一步则轮到替那些被免职的官员求情的进步党的议员头上，连乡团的自由党军官也难逃被罢免的厄运。市长、市政厅的参议员、彩票员、银行的办事人员以及公用的种痘人的薪水都被扣除了二分之一。司法领域的官员也在此列，有的被惩罚，有的被扣减薪水，有的则被取消了养老金。
而报界则成了他集中火力、全力应付的最后一个目标。俾斯麦通过借鉴俄国的律法，颁布了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的报馆条律。曾有一家报馆仅仅因为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就被俾斯麦一怒之下列出种种罪状，责令永远禁止出版，而实际上，这家报馆本只需受到停版几天的处罚。俾斯麦的这些行为，都打着所谓的道德的幌子，并且援引一些宪法条文作为依据，以至于“近几年来因为党派或感情的深入人心且并非出自于自然的激动心境，将让位于安静平和与较为和谐的心境”。俾斯麦往往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出于上帝的教化和道德的感召，从而获得了君主对他的行为的公道性的认可，这是他最后的一招。而且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满意，因为乔安娜的母亲还健在，这位老太太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并未改变，俾斯麦没有忘记这位老太太对写给她的女儿的信中所表达的对匈牙利革命的看法，也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给她的回复。但是，他自己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借口来宽慰自己的良心，对这些人，他怀着蔑视的态度，只要他掌握政权，用武力驯服他们，这就足以让他感到满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俾斯麦是一个德意志人，因为，相对于自由来说，他更热衷于权势。
4、奥地利受挫
虽然普鲁士国内的激烈冲突使整个德意志都欢喜异常，但是这种冲突也日益巩固着普鲁士政府的权力。让议员对预算进行批驳是一些反动派的小邦的主要做法。在萨克森，博斯特任由百姓庆祝民族之战，并且任由年少的特赖奇克发表激烈的演讲去鼓吹德意志自由主义，来使他在柏林的同事感到愤怒；维也纳则格外开心；西摩林对一个立宪计划进行赞助；勒克堡发现了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办法；一个之前当过革命党的“平民”受到了绞刑，因为他实施了一个为自由与正统主义而制订的计划，而正是这个计划可以使奥地利与德意志迅速握手言欢。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而俄国与普鲁士正在订立同盟，这对正在革命中的波兰人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在1863年的春天，波兰之所以可以成功地反对俄国，一方面是因为戈尔恰科夫在俄国的首都争取到了一批亲波兰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民族自由的旗帜下，那些顺应西方自由趋势的使徒，将他们反对俄国的真实意图掩盖了。由于法兰西的妇女都痴迷于肖邦那震颤人心而令人沉醉的爱情音乐，甚至连拿破仑三世也对自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随即事态变得紧张，就像1854年那样，甚至还有下最后通牒的消息。也许最后的决定权就掌握在普鲁士的手中。这个时候的俾斯麦又有哪些行动呢？此时的他果断地与俄国皇帝签订了陆军条约，希望把握住机会，将沙皇紧紧地抓牢。
英国派驻的使臣郑重表态：“欧洲绝对不会给普鲁士帮助俄国的机会。”
而俾斯麦则一脸平静地发问：“欧洲是谁？”
“各个大邦。”
俾斯麦继续说道：“难道各个大邦还会联合吗？”英国大使沉默了！俾斯麦耗时12年才想出当前这种在三次重大的危机中会导致相同或相似的联合的局势。俾斯麦会在晚上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他所写的100多篇提要、报告和书信进行仔细的斟酌，从而判断这种局势会出现的各种可能。现在的他正如一个象棋手一般，伶俐、干脆、自信地布局，掌控全局。
在议会中，自由党大声呼喊：“俄国宣战，我国四五千万平方英里的面积难以逃脱战事摧残，而我国政府对此不管不顾……因为这样一种政策而使国人流血，这是多么罕见的情况！……我们被牵连到了以人为猎物的惨事当中，这种牵累多么无辜，这会被全欧洲所厌恶！”一旦特韦斯腾、沃尔德克和菲尔绍等发表这类演说，俾斯麦就会彬彬有礼地问：“一个独立的波兰肯将但泽与杜伦让与它的邻国普鲁士吗……将国家利益让与别国而不顾，这是一种德意志所独有的政治上的恶疾。”
这两件事因为这两句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就外交方面而言，俾斯麦是正确的。他的目的主要是亲近俄国，反对波兰则是次要。一个中兴的波兰与俄国以及法国组成联盟来攻打普鲁士是极其可能的。但是如果普鲁士给予俄国一定的帮助，不让俄国因为波兰而担忧，那么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交战时，亚历山大就不会选择帮助奥地利。俾斯麦仅仅以签一个字引起波兰商人仇恨的极小的代价收获了俄国的友谊，而非付出一场残酷的战争的代价，或者是发生任何流血事件的代价。俾斯麦曾接到过两封宣布他死刑的信，一封来自华沙，装在黑白带子捆着的盒子里，另一封则来自巴塞罗那，信上写道：“革命宣传委员会已经传召你到堂接受审判。委员们经过表决，一致同意定你死罪，并于下月第一个星期内执行。”
俾斯麦颇具武士精神，最好的体现就是他从来不会畏惧。正是这种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进发的精神，使他对一切障碍和阻挠，不论是两院的恐吓、君主的怀疑、王后的反对、朝廷的恶意攻击，还是大使的阴谋、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罪，抑或是不久之后发生的狂妄理想派的手枪事件都置之不理。即使他的根基尚未牢固，做的事都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胆识也是德意志文官和诸多有胆量的人的楷模。自他之后，许多领袖及诸王侯之所以悄无声息，皆因缺乏这种胆量。
维也纳善用阴谋，波茨坦则讲究胆量，目前，维也纳人更倾向于虚张声势的威胁，当日耳曼兄弟雷霆震怒时，奥地利的大臣却决定付之一笑。当他们知悉俾斯麦的计划时，他们已经开始微笑了。俾斯麦上任伊始就曾对克罗来伊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或者更好或者更坏，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更愿意两国交好，不过假如贵国的内阁并无迁就我们的意思，我们只能另做考量，并为之做好准备。……或者废除所谓的反对普鲁士的政策，或者废除一条名义上的条约。请相信我们更愿意为你们提供保护。当然若是你们对我们视而不见，忽视我们的想法与期待，那么我们将会用事实使你们明白，你们的选择有多么愚蠢和错误。”这是自腓特烈少年时代以来，第一个用这样的语气和态度对奥地利大使说这样的话的普鲁士人。即便如此，克罗来伊骨子里还是对这位“铁血宰相”极为赞赏，而且作为匈牙利人，他没有任何必要进行无谓的争吵，于是他很绅士地反问俾斯麦：“我们在哪里得到赔偿？”
俾斯麦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复：“将重心转移到布达佩斯是最好的办法。”这句极为聪明的话堵住了这位伯爵的嘴，实际上作为匈牙利人，克罗来伊虽然不好用自己的嘴说出来，但心中必然存着这种想法。不久，对另一位维也纳的使臣，俾斯麦则强调：“兄弟们‘自相残杀’这个字眼我是绝对反对用的，我所承认的唯一政策是一种不调解的政策，拳脚相向，拼命打击。”这种话传到维也纳产生的效果，就是维也纳的大臣们都微笑着认为俾斯麦得了很重的精神病。
对德意志联盟的形式进行更换就是奥地利的策略。以奥地利为正主席，普鲁士为副主席，设立五个总理，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个没有权力的、由德意志诸议院选派代表的代表议会。当俾斯麦用退席相威胁时，奥地利毫无优势可言。现在奥地利提议宣召所有王侯，在法兰克福召开议会，从而使他们自我感觉威风八面、高人一等。弗兰茨·约瑟夫在突然拜访威廉时曾说：“一切都将由我们这些上帝恩赐的王侯来商讨决定。”他提出成立帝国议院，不仅有王侯的议院，还有人民的议院。奥地利皇帝邀请普鲁士王与他同赴即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王侯议会，其他王侯都应邀赴约，威廉老王也深有此意，这使弗兰茨·约瑟夫非常高兴。
可惜俾斯麦这位深受普鲁士王痛恨的宰相常伴威廉老王身旁，哪怕是在奥地利的山中。俾斯麦在晚年时回忆：“1863年的8月2日，我正在加斯泰因。那时我正坐在一棵有长尾白头翁鸟巢的松树下，拿着一块表，计算着这两只白头翁在一分钟内会捉几次虫子给小鸟吃。正当我冥思苦想这种鸟的用处时，突然看见威廉正独坐在山溪对面的板凳上。”他回家后就看到君主的来信，让他去就奥帝来访一事进行商讨。“这实在是太迟了，如果我在研究那些自然景物上少浪费些时间，能够早些看见君主，那么奥帝的提议给他的印象自然会有不同。
“第一，他从未见过这样突然的毫无礼貌的邀请。不过威廉老王之所以觉得很高兴，大概是因为奥帝的提议意味着诸王侯的一致赞同……我也曾被伊丽莎白皇后逼迫去法兰克福，但我回答说：‘如果君主决定要去，我自当同行，替他分忧，但是这就意味着我将不再回来担任宰相。’这位对前途毫无信心的王后，见此不再劝君主与我对立，我费尽心力才成功地劝说君主不去法兰克福。到达巴登之时，我还认为君主已经同意了我的见解，未曾想到，萨克森王在我们刚到巴登之时，就以所有王侯的名义再次对君主发出邀请。我的君主多次提及，有30多位在位的王侯邀请，同时信差又是一位国王，这让他觉得无法推托……我绞尽脑汁，急得大汗淋漓才劝住我的君主。君主躺在榻上，不由得涕泗横流。我使出浑身解数才使君主拒绝了萨克森王的邀请，此时我已经精疲力竭，恍惚中几乎站不住身子。我走出君主的屋子，身形摇晃、步伐紊乱，精神状态非常差。当我从外面开门时，竟弄断了门把手！”俾斯麦将这封信交人送走之时，为了释放自己，故意摔碎了一个盛有玻璃盅的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