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7日，复旦大学西光华楼305教室，新学期第一堂德国古典哲学课。讲义之外，张汝伦带来一本黄色硬皮封面、页面泛黄的《小逻辑》。他翻到某页，开始朗读40年前在淮北农村初遇即为之动容的段落—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
……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
200年前德国哲学家的句子冗长、抽象、晦涩。它们的意思，对应于底下满室的笔记本电脑、iPad、触屏式手机、Hello Kitty文具，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在张汝伦元气充沛、朗声动情的宣读之下，别有一种力量。
30年来，张汝伦一次次在课堂上、演讲中带出他的青春，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参照。
我看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很亲切。上海69届下乡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阳专区太和县，靠近河南省的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种不出东西。许多年后母亲说，你下乡时我们有万箭钻心之痛，是因为你不能受教育了。
父母是1949年前的大学生，父亲在工厂，母亲是教师，家门里认“唯有读书高”。二三十年代，外公送母亲姊妹几个去上学，旁人不理解，女儿是赔钱货，念书做什么。外公以为，女子读点书会不一样，至少不会那么依赖男人。父母平时的言行态度透露着，他们所尊重和推崇的，都是读书人。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父亲说，这是真孝。
下乡时一年的生活费是20块钱，主食是红薯干，每天只能吃个半饱。那东西吃多了，胃酸厉害，回城大概有十多年我一见淀粉就反胃。
下乡之前我基本上是以书店为家的。从吴兴路骑车到市中心，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或者福州路上的四家书店，一晃就是一天。那时候还有一些旧时代的老人——你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可能从前是洋行的高级职员，也可能是北洋军阀的后代——有学问。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来，一支雪茄，一根拐杖，跟我们一样，他不买，只是翻各种书，你愿意聊，他就跟你聊。他对国学，尤其是各种工具书的用法门儿清，我最初的国学知识就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哲学知识也从书店里来——有人告诉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说，有个人比康德还了不起，叫黑格尔……慢慢地就交了一批年长的朋友，他们会介绍书或借书给我看，朋友滚朋友，书滚书。
这些人后来都失踪了，大部分沉在社会底层，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并没有把一代精英打捞起来。他们可能是运气差，也可能不适应考试，总之没有进入体制。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水平不比现在大学里的某些教授差，只不过他们比较纯。
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春节我回上海探亲，看到《参考消息》上说，北京书店里可以买到汉译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开放了，上海一定开放，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南京东路书店（我对那家店特别有感情），果然！那里可以买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有卢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买了好多。虽然当时接受起来还有困难，但跟平常看到的“东风吹战鼓擂”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给你打开了一种文明啊。
我儿子小时候不理解：饭都吃不饱，怎么有心思看这种书？我跟他讲：我在书里看到人类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我就要拥有它。有它们做启蒙老师，还有什么话好讲，你不会只看到个人那点事，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去考虑问题。
1979年，高考不理想，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
说到心高气傲，张汝伦说自己还是小学生时就有睥睨纵横的气概，觉得天底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青年时代，“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一言不发，以至于90年代与王先生真正交往后，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前不久学生问他，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59岁的张汝伦半开玩笑半认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1981年，张汝伦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师从刘放桐先生。两年后攻读博士，导师本应是清代大儒全谢山的后人全增嘏。但张汝伦只在入学时见过全老一面，再见已是追悼会上。于是，社科院哲学所王玖兴先生（冯友兰弟子，德语译著尤见功力）成为他的导师。张汝伦每年北上一次求教交流，大部分靠自己学。偶尔跟师兄们一起论学，导师说，就你话最多。
“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在哲学里，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像文学、音乐、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哲学最能满足我，而且它比较难，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
用上海话讲，张汝伦的眼睛好比生在额角上，他自设的各项起点颇高。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他都有兴趣进入，作为一种修炼，而非娱乐。
“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接触西方文化越久，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
研究生时代他就声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狂者进取》，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狂”。彼时，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渐渐有了名号：复旦的尼采。
那时候，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问：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张汝伦答：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他那时常常跑到11号楼，跟陆谷孙先生的学生、英语系的汪跃进（现在哈佛任教）一聊一个小时。在《读书》上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他跑到北京，叩门求教。金先生站在门口，拿手一拦：“从哪里来？”“从上海来，是复旦大学研究生。”
金先生又问：“搞什么专业的？”答：“西方哲学。”
“那问你一个问题，答得出进来，答不出你就请回。”
金先生问的是：康德哲学中的形式是什么意思？张汝伦侃侃而谈。金先生说：“对啦，形式就是内容。”从此，张汝伦成为金先生可以对谈的后辈晚生。“当然，主要是金先生讲，我听，老先生一讲一两个钟头，不容人插嘴。”
张汝伦学生时代的演讲场面就很可观，朋友笑他“煽动力这么强，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求知欲、批判力和理想主义，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
1988年，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受教于两位导师：一位是Bubner教授，伽达默尔的弟子；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撰者。
张汝伦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描述Bubner教授开讲《存在与时间》的景象：教室里坐满，地板上坐满，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挪动都有困难。
1989年海德格尔诞辰一百周年时，德国出版其著作《哲学贡献》（全集第65卷），被认为是仅次于《存在与时间》的重要著作。此书极难读，赫尔曼教授开了一个研究生讨论班，每晚5点到8点上课。有一位老太太，驼背，拄双拐，风雨无阻来听课。“因为上完课我跟她搭同一路电车回家，所以印象深刻。她不要学位，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求知。”
德国人严肃古板、不苟言笑，但这个民族对思想的热爱，对问题的穷尽，令他喟叹。康德的先验方法论、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一战后德国思想界生成的所谓“1918年人”，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气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一次走进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他的眼泪流下来——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文革”期间，在亲戚家第一次听到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整个人如遭电击。第一次听到摩门教合唱团演唱的歌剧片断，简直昏倒——跟“向前向前向前”相比，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听瓦格纳的歌剧《尼格龙根的指环》，看伯格曼的电影《魔笛》，他感动的不是技术，是思想——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旁人眼里，谈起理想、道德、人等等与哲学有关的命题，张汝伦“凛然不可侵犯”；谈起周遭丑恶，他每作狮吼。“作狮子吼”，这是他的词汇，用在他欣赏的一类人身上：熊十力、梁潄溟、苏姗·桑塔格、费希特……他欣赏传说中为论学打到桌子底下的熊十力和废名，赞成“我批评你不留情面，就像你批评我不留情面”，压根儿没想过要做一个斯斯文文、虚心谨慎、四平八稳、看眼色行事的学院中人。他得罪不少人。当他将开《论语》课时，有同学私下议论：且看老张怎样讲解“温良恭俭让”。
他又是天真的。有一年教授《论语》，期末布置写论文，收上来一看，许多答卷通篇四平八稳，挑不出毛病，却也没有一句个人的心得。张汝伦给了低分。有位女生写来邮件，话语诚恳：“张老师啊，我这次考得不理想，请指出我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便于今后进一步学习。”张汝伦吭哧吭哧从几百份考卷里翻出这学生的卷子，再看一遍，一点一点给她讲，审题不好在哪里，论证不好在哪里。结果女生一封回信否绝：“你讲的一点也不是事实。我一点也不承认。我认为我写得很好。”然后：“我从小到大没得过C，你给我个C，我将来怎么找工作，怎样免试直升研究生，你负不负责啊。”张汝伦这才明白学生的真正意图：“我50多岁的人弄不过20岁的人。”
张汝伦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有时候一句话讲得不对他就翻脸——有学生说，他其实是孩子脾气，阴晴圆缺都在脸上，直来直去。如果上课铃响过已久，有学生不打招呼破门直入，他会厉声道：“出去！”学生私下也交流：去请教张老师，千万不能谦虚，起首就讲“我书读得不多”之类——张老师多半眼睛一瞪，没好气地请你先回去读书。
他也全然不像是花甲将至。同事看不懂，“一把年纪了，上课还那么激动”。他上课中气之足、身心之投入，实不多见。有一次，收上来的作业表明同学们对“观念”的理解不过关，他半夜醒来仍在苦想，第二天把咀嚼后的“观念就是事物向我们呈现的形式”写在黑板上。一不小心，他也会在讲台上流露一句：“我是爱你们的。”
这种爱，表现在他的备课讲义里，表现在针砭时弊的淋漓中，表现在对北校门卖螃蟹的博士生、热衷于炒股的数学系高才生、忙着找工作而无心上课的实用主义的痛骂里。
痛骂，是与时代潮流相反的牵引之力，蕴含一种奇特的磁场。他的课常常人满为患：教室后排和两侧总有人站着，或者席地而坐；有从外校来的，也有中年面孔。2002年应赵敦华之邀，他去北大开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有研究生从郊区骑自行车来听，有商务印书馆退休的老编辑来听，走廊里都站满了人。2012春季他开的《德国古典哲学》，正式选修的是8位，来听课的却总有130多位，不得已，换到大教室。
上海爆发甲肝那年，板蓝根紧俏。有一天，一位男同学敲开他宿舍的门，鞠一躬说，“张老师，我听过您的课。您多保重。”递上一包板蓝根，没待他反应过来就跑了。他的学生中有毕业后也当了老师的，在课堂上告诉自己的学生，张汝伦不仅是师长，也是父亲。2011年，他被选为最受喜爱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得票数名列前三。
他也是高校学生团体最喜欢邀请的演讲者。“不喜欢扮演青年导师”，但总有推不掉的人情架不住的热情，他又站在演讲台上。演讲往往占用晚上私人时间，他舍得，他喜欢现场那种心灵间的互动。他说，接触学生，对他们有帮助，那种成就感不亚于撰文著书。中西书局的编辑找上门说可以出本演讲集了，他说我电脑里只有5篇讲稿，编辑说，不要紧，网上有人整理了，我们都攒着呢。
康德、蒙田，以及斯多亚学派的哲人说：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和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科学是硬心肠的、技术是冷冰冰的，这世界需要一点人文精神。张汝伦嬉笑怒骂、苦口婆心、翻来覆去讲的，也就是这些。他试图把已被时代抛弃的旧词语：理想、道义、崇高、生命的意义……重新植入人心。
他反复告诉学生：生命不等于生计，生命的本质是自由。至少有两处说明他不是在唱高调。20年前，在中国式教育之下，他也面临要不要给孩子请家教、上兴趣班的问题。有个朋友正告他：必须！因为现在一个孩子面对的不仅是他的同辈，而且是其背后的六七个成人，你教一个孩子怎么去跟六七个大人拼？张汝伦想了想，一个家教也没请，一个兴趣班也没报，倒是给儿子讲了不少故事，有关英雄，有关礼义廉耻，有关“一个人在这世上不能为所欲为”；他引导儿子不迷恋电视、游戏，而是纸质的书。
他的儿子在北大法律系念了四年，始终提不起兴趣，转学经济，在学经济的过程中接触到数学，被激活，于是转向数论研究，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攻读博士。从热门转向冷门，张汝伦给了儿子有力的支持。
每每在课堂上观察“九○后”对他借先哲展示的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反应，我就觉得时代亏欠了他们——这些话，他们原来要听。确实有不少人听进了他的话，改变了人生之路。
学院知识分子这些年名声并不太好。作家刘恒在一次受访时捎带漏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基本上是附庸着什么存在；他们的知识并不是发明，有发明的知识分子非常少，基本上是知道了别人发明的东西，然后拿过来帮忙或者帮闲。他们互相吹捧，然后抱团儿，形成山头，引得后辈们来拜；同时，在教育产业化、管理行政化的框架之下尽可能地占有资源——难怪美国密歇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达斯说：我们可视大学为教师企业家的松散联盟。
还有，层出不穷的文抄公事件。最初只露冰山一角，近年来，随着陈年旧账不断被翻出，哗：原来是座大山脉。而且，越是优秀的学者，早年著述中的问题可能越多。这是某种“还债”——不是饿极了的时代，不会如此急迫，急于进食，急于凸显。
1995年，张汝伦的著作《历史与实践》出版，荣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当时读过此书的一众学者都认定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学者汪丁丁说：“这本书给我的震动很大，所以专门写文章介绍它。”专门写文章的还有同攻德国哲学的孙周兴教授。但一些懂德文的老辈人看出：它的某些部分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似曾相识。
2000年，孙周兴到了德国，“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了洋洋十大卷的《哲学历史词典》，就联想起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一方面是学术良心的驱使，另一方面，老实说，也是出于某种好奇，我决意花一点时间来澄清这件事情”。澄清的主要结论是：书中有7页文字、32个注释、6750个汉字译自《词典》，但未注明出处，具有抄袭性质。因此，“这是一部伪书”。同时，“我仍然愿意说：就书本身而言，这是一本蛮不错的书，至少，是一本很有资料参考价值的书”。
孙周兴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张汝伦回应了一篇，之后不再作声。相比于那些做了类似的事情却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学者相比，张汝伦没有那种消与化的能力，他受到复旦学术委员会的处分，同时被西方哲学委员会请出。连不怎么喜欢他的同行都说：这个处分过重了。有人说，谁叫张先生平时那么狂，得罪那么多人。也有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采访最后，我小心翼翼重提往事，想听听张老师的反思。但见他手中的水杯被推向桌面，发出“叮”一声响，接着脸色沉下来。我做好了被骂的准备，继续说。也许是话语中有“同情的理解”，也许张汝伦不仅仅认为我是个爱打探的记者，他渐渐收起敌意，流露出一些东西。他喃喃说着“历史自有公论”之类，手指在那只破旧的、别人用剩下给他的翻盖式小手机上来回摩挲。那一刻，我很自责。
人生有些问题，是不能靠答记者问来完成的，是只有当独自面对自己或灵魂时才有可能打开的。张汝伦讲过，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必须拥有“永远朝向自己的怀疑和批判”。他会在独处时完成这种“反求诸己”么？翻阅张汝伦的演讲录，找到这样的句子：“每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一想到老师会觉得惭愧，觉得老师在盯着我看。”
张汝伦的脾气恐怕是改不了的。渐渐地，他变得独来独往，跟学术圈来往稀少。这也是90年代以来学术圈的真实气息：彼此缺乏共识，彼此不佩服。那么独善其身，或者是个人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他跟学生讲：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怕被同学“抛弃”，如果一寝室的人出去吃饭，唯独不带你，可能想死的心都有了——心想自己怎么混到这个份上，连吃饭都不带我。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现代人“独”的时间太少，只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从己”，才能“独自站立”。
在学术上，王元化称熊十力有“孤往”精神，张汝伦在交往中体会到王元化先生的“孤往”，不管主动被动，他似乎最终也走上了另一种“孤往”之路。这三位，脾气都相当可观。
汉娜·阿伦特常引一句话：“他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象。”通常被认为是她对海德格尔的看法。在这个思想纷乱而芜杂的年代，张汝伦以对真理的激情却好像抓不住真理的存在。他所受的教育、个人的经历、从西哲向中哲的返身，令他选择了“什么主义都不是”。而这些主义所指向的那个对美好人间的设计本身，尚处在变动中。所以，像上一辈知识分子一样，张汝化身上带着一些矛盾的、胎记般的东西。
以俗世眼光，张汝伦“混得好不好”？听他应答：“什么叫混得好，不就是在现在的体制里如鱼得水？我的标准跟别人不大一样：不管喜欢你的人还是不喜欢你的人，所有人都能在心里承认，你是有水平的。这是搞关系、拉帮结派、出卖灵魂都不能实现的。我对自己能保持现在的‘格’，挺满意的。”
4月初，张汝伦的新著《〈存在与时间〉释义》正在印刷厂印制，100多万字，1200页，写了8年。这是一部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释义加导读，将海德格尔的思想放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也有批评性阐发。它很可能是张汝伦迄今分量最重的著作。这一次，注脚做得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