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德国四年，收获了什么？
张汝伦：明白什么是教授。就是你五年里开的课没有重样的。当年有的同学错过了Bubner的某一门课，但他下次开讲可能是十年后，这些同学宁愿推迟毕业，等他十年。Bubner一辈子都在批评哈贝马斯，但哈贝马斯说（当时跟我一起在图宾根留学的张继武想拜哈贝马斯为师，跟他见了几次面），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就两个人有真学问，一个是Bubner，一个是Manfred Frank。Frank现在是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当年他是系主任。一个法国文学博士可以做到哲学系教授，可以想见他的能力。他本来是日内瓦大学的，转到图宾根时，有些学生因为舍不得他，跟着一起转学。Frank每一次讲课的备课笔记就可以出一本书，当然Bubner反对这样做（他一生的著述就那么几本小册子，百把页，很“干”，但识货的人都懂，灵啊），但他也是一丝不苟用打字机一张张讲义打出来。他们都是名教授，但认认真真备课，没有一门课吃20年，更没有“顺便”把自己手边研究的题目当课程来讲（不用备课了）。原典难读，就帮助学生读原典，而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某某前沿问题研究”。我就想，等到自己退休的时候，开过的课列出一张表来，备过的课拿出讲义来，都是能示人的。
现在每年的中美校长论坛上，大家都同意中美大学的学生差距不大，差距主要在老师。老师差距在哪里，课程质量和敬业精神。
问：近代中国从事西方哲学的前辈中有没有您服气的？
张汝伦：一个陈康，的确厉害；一个研究黑格尔的张颐，做过四川大学校长，水平高的，他是先在美国、后在英国牛津拿的哲学博士，回国后跟张君劢就黑格尔哲学有过一次著名的论战，最后以对学术界的失望收场。1949年后，他以身体不好谢绝出山。中国的黑格尔研究往往要追溯到贺麟先生，张世英先生是他的弟子。贺先生晚年跟弟子宋祖良讲，外界都说我是黑格尔专家，我其实还没搞懂。这是上一辈人的风范。他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另一类人成为哲学界的主流，不客气地说：一知半解。
问：想起有段时间流行的对30年代大学的美好回忆。
张汝伦：有一次我劝一位媒体朋友：不要造神。张庆熊（复旦哲学系教授，因学生缺课去捧梁朝伟的场而发文）专门做过调查，当年留德学文科的，拿到学位的很少。当时留洋的要么是小开，要么是官宦子弟，吃喝玩乐的人多，看书的少。看赵元任、俞大维的回忆录，真正用功的两个人，一个陈寅恪，一个傅斯年。在当时，只要喝过洋墨水，回国就有一个很好的位子等着你。你去看季羡林的回忆录，他当时在清华念书，他说，我上过课的这些老师，基本上是不备课的，大部分人，靠着在国外做博士论文的两本笔记讲一辈子；真正有资格不备课的一个人——陈寅恪，倒是备课的，而且极其认真。再看千家驹《我在北大》，你会发现当时教授多么好做。学术水平的提高，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不做他想，就一心一意把这东西弄通。
日本人是有这点执着的。有次看一部日本电影，里面有一个虚构的情节（中国电影里不太会出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学生都要上前线，这家伙第二天要出发了，头天晚上还在看《兰克全集》，看到某一页，做好记号，说我回来还要接着看。我想这情节一定是真实生活里有的。
问：课上常听您激扬冯契先生。
张汝伦：冯契先生是有哲学家气质的人，而且人格高尚。我至今认为，他的价值未被国人所认识。我佩服他两点：一、打通中西；二、有原创思想。他这条路走得是对的，尽管很难走。
当然冯先生也受他身处的时代和所能接触到的哲学的影响——后世看我们这辈搞哲学的，大概也会有这感觉。譬如人能认识到的是现象还是事物本身，他认为人能认识事物本身，这点跟他的老师金岳霖仍然是一致的。
问：思想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张汝伦：信和疑。像康德和黑格尔，你看他们的书，一上来就是疑，许多的疑。尼采也是有疑有信，有破有立。疑和信相互支撑，才能成就一个学者。没有疑的信，是盲信。中国现在这票朋友，聪明啊，所以他们能做“公知”，只要把流行的意见用自己的话讲一遍，就变成他的“信”。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水平不够，一种是出于某种目的假装信——当然这可能是人类的常态。
学者真要有点自己的东西，我想还是要“独”一点，冷清一点。我有时候跟学生讲，什么时候混到没人理你，好！如果走到东走到西，都是座上客，哪怕有八辈子武功，迟早都会废掉。
18世纪以来，人类的思维水平在不断下降。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大家都没有思考的习惯，人云亦云。媒体尤其如此，有一段时间，什么事情发生了，先找专家说说。有一次电视台打电话给我：张老师，延安中路绿地放了几只天鹅，请您谈谈看法。我也不生气了，跟他讲，地铁里随便找个人，都能讲清楚的。
晚清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但我理解不是向民众灌输思想，而是让民众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我为什么这么卖力讲课，就是希望我的学生里能出一些哲学水准较高的人——这种人多出20个好了——如果他们有公共关怀的话，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时候，可能情况就会改观。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那些最被铭记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类型的，远的不说了，近代哈贝马斯、罗尔斯、以赛亚·伯林、理查德·罗蒂、查尔斯·泰勒……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如果一个国家推向前台尽是些研究斗蟋蟀的、种菊花的、收藏明代家具的文化英雄，我就觉得有点可疑了。
问：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哲学家/思想家？
张汝伦：每个时代都不缺聪明人，但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哲学家。哲学考验智力，更考验心力。承认每个人根器不一样，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有时候要把苛评当成一种动力。伽达默尔当年的硕士论文只有16个注脚，海德格尔看了大摇其头：这个人一点希望都没有。海德格尔的学生都是名留哲学史的精怪人物，像勒维特、汉娜·阿伦特、马尔库塞，按理说被这样的大师下了断语，伽达默尔就该放弃哲学，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但伽达默尔在自传里说，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有毅力、有恒心；我虽然腿脚不灵便（小儿麻痹症），但我要在哲学路上一直走下去。十年后，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让海德格尔的看法大为改观，并指导其完成。1929年经济危机，伽达默尔没有工作，生活有困难，海德格尔还留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聪明人不一定能当哲学家，哲学家不一定聪明，持之以恒才是成就之道。
哲学家还要看境界，好的哲学家应该致力于如何在时代的问题中看到人类永恒的母题。
问：您怎么看知识分子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
张汝伦：是有人说，左派么多跟领导接近接近，自由知识分子多跟老板打打交道。我可能读书中了毒，比较幼稚，就相信知识分子应该始终独立，哪一派都不是，就讲自己的东西，也许他的观点跟某一派相合。他的责任有两个，一是替没办法发声音的人讲话，二是担当社会的良心。
现在“左”“右”都有一个想法，人是阶级利益的代表，现在这些思想阵营已经划好，只要站站队就行了。其实，我认为“左”和“右”都是现代性一根藤上结的瓜，是一币的两面。如果抽象地讲，每一派我都有赞同的东西，但他们的理念，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采取的手段，包括他们的逻辑都是现代性的，我是都不同意的。
冯契先生晚年最恨的，就是那些“做戏的虚无党”（鲁迅语）。有时候我也怀疑，高唱这主义那主义的人，也许什么都不信。所以说中国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领导，但中国就出不了帕斯捷尔纳克，出不了肖斯塔科维奇，出不了茨维塔耶娃。这恐怕跟制度没什么关系，有更深层的原因。张东荪讲过，“五四”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像他老师梁启超那样的人，有“高尚洁白的心胸，昂首天外的气概”。我至今记得1980年央视转播萨特死时的画面，巴黎五六万人给他送葬的壮观场面，总统国王的葬礼也没这么多人。全世界的“左派”“右派”都跑去了，其中一定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场，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够格。他能写出那种东西，背后是有理想支撑的。
问：最近顾彬先生说“中国人都在混日子”，您又光火了。
张汝伦：这家伙自以为能讲流利的汉语，是哲学系毕业的，有独立思想，到了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训中国人像训三孙子一样。他对“德国之声”记者讲，你们不要把这个民族当回事，这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民族，他们就想着怎样活过明天；如果说日本人相当于东亚的普鲁士人，那么中国人就是东亚的奥地利人，他们始终在混日子。话讲得是比较过分，但细想想呢？表示义愤没有用，孔子说“反求诸己”。中国人怎样才能优秀起来、智慧起来？从每个人做起！现在这种样子，人家当然要小看。
问：我们的思想文化产品，看看也蛮繁荣，但总像缺点什么。
张汝伦：就是拿不出让人感动的东西。最近西方出了四个名单：几百年来最伟大的一百个作家，托尔斯泰出现在三个名单中，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在两个名单中。人家还是识货的。这些人，真是“人类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而且超越了个人的际遇、一己的苦难。有个60后文学批评家说起契诃夫激动得吓人，他说，你读过契诃夫，就懂得什么叫教养。我们现在的人，不晓得好糗，他那只胃口好像接受不了崇高的东西了。
问：从80年代的“纯真”“理想”到现在它们贬值，不过短短30年。
张汝伦：现在是缺少做梦的人，缺少理想主义者——这些都是要被嘲笑的。我们常常听说，西方有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真理的人，而中国人没有这种思维习惯，学问实用者居多。但翻翻中国历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朝闻道，夕可死矣”的人是有的啊——南宋时，岳蔍书院的山长叫张栻，当年他跟朱熹关于《中庸》里“已发”“未发”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于是提议二人当面讨论。朱熹骑着马从福建到长沙，走了一个多月。四面八方的读书人也骑马、步行赶去听。一个土台，两把椅子今天还在。除了吃饭、睡觉，两个人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夜，底下的人也听了三天三夜，跟他们同来的马，把前面两口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
问：现在大师没了，大学也变成“教师企业家的松散联盟”。
张汝伦：大学今天的问题在于教的人和学的人大多都没有了神圣感，向道之心没了。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们相聚在这里为了一个东西：道！就是真理。
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首先要想想，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熊十力的文字背后有一种豪杰气概，有天地英雄之气，不是学院里斯斯文文的教授所能有的。这背后，是一种淋漓的生命元气，它在今天的学术工业中越来越萎缩、式微。
张中行晚年回忆老师熊十力，说老师真是很可怜。因为熊先生特别不会照顾自己，而且从来就是一个字：穷。冬天穿的是空心棉袄，里面没有衬的。他在北大的宿舍里，只有一口破箱子，没有镐链，也没有锁，是用麻绳捆在一起的。熊先生要去广州，还非要把这口箱子送给张中行。熊师母要去北京照顾他，他坚决不要，他跟张中行讲，她来照顾我，我总要跟她讲话，总要耗掉一点时间吧，没必要。他有使命感，觉得老天爷就是要他为中国做事情的，所以要把全部的生命押在学问上。
古今中外大哲都是这样。萨特晚年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身体已经很差了，大把大把吃激素，为了保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别人问他，你还要不要命了，他反问，一个人要命是为了什么？福柯查出患艾滋病后，跟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说，你这里查资料方便，也清静，给我留间工作室——拼命在那里写他的《性史》。
有一种西方舶来的论调，一个人的水平跟他这个人没有关系——错！学问在一般的阶段，人格很差的人也能取得小成就，但想攀登顶峰，知、情、意中的情和意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大小逻辑”，虽然它们外在的形式不像诗歌小说那样感性，那样容易接近，语言非常晦涩，思维非常抽象，但如果你有心，会被它感动。我十七八岁就读黑格尔，现在想来，可能读懂的部分很少，但从此一辈子就被它迷住了，因为它内在有一种日常生活中缺少的崇高的气味。你会感觉到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会觉得，做人当如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出那样的丰功伟业来，但至少可以向这种生活靠一靠。
哲学应该对认识生命有所贡献。它不是形上、形下、先验、超验这类抽象概念的游戏，它是一种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是一种道德的事业，是一种生活方式。
问：复旦历史上有“大专辩论赛”的光彩一页，像是跟哲学有关。
张汝伦：我是根本反对搞这种辩论的。为啥？《论语》里所谓的“巧言令色”，古希腊收钱教说辞帮人赢诤讼的智者。抽到正题反题，各拟一套说辞，这不是孔子所谓的乡愿，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跟追求真理一点关系没有，君子怎么可以这样。有人说这是智力游戏，我觉得不对，有些东西就是杀头也不能放弃的，不要说为了赢人家。这培养的是什么能力呢？只要会说，黑的就是白的？
问：有个相关的问题始终没想明白。辛普森案之后，许多人讲，看，这就是程序正义。可是我想，人怎么就赖上了一套程序，是非到哪里去了？
张汝伦：程序正义是一种知性的思维方式，它的前提是：肯定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的。程序正义是不问是非，只问多少。是非好坏属于价值问题，票数多少是事实（数量）问题，它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范畴。按程序正义行事，可以推导出极其荒谬、恶劣、无法无天的结果来——别忘了苏格拉底就是依据表决被处死的，纳粹就是靠选票上台的——这是现代性结的果。
问：社会矛盾丛生、乱象迭出之时，哲学应该站出来讲话。您觉得贫富差距大、教育不公平等等，它们产生的根源，从哲学的角度怎么分析？
张汝伦：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有几条是不容讨论必须确立的。比方说：人人平等，强者对弱者关爱，人与人相互依存。这相当于哲学中的“第一原理”“绝对命令”。但是，在全人类都以利为第一原理的现代性轨道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关爱和相互依存，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所以儒家首先要讲清楚义和利。儒家道理千条万条，这是首要一条。读书也好，做官也好，先懂这个。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掌教的时候，请陆象山去讲学，陆就讲义利之辩。那是初冬，史书记载，朱熹在旁边听得汗流浃背，不停地在扇扇子——内心震动啊。但现在人们对历史上出现的宗教圣人也好，舍生取义也好，都觉得没有必要。
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这是无法消除的事实，否则也不用追求平等了。庄子有个命题，“以不齐为齐”，不是说取消个体的差异性，把大家拉齐，而是在承认这个自然的不平等前提下，如何照顾到平等。这就跟制度有关了。梁漱溟厉害，30年代他就看出，穷人的孩子不能出头了，教育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过去科举制度能把穷人的孩子选拔出来，像范仲淹这种家里穷得不得了，干饭都吃不起只能喝粥的，最后能当上“副总理”。但到近现代却不可能了，因为教育已经变异为一种产业，一种需要购买的商品，优质教育资源要求付出的也多；而优质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多半在社会上占据要津，长此以往，一定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哈佛大学的许多专业都有奖学金，唯独出路最好的商学院和法学院是不设奖学金的，意思是回报高，所以投入也要高。以知性的逻辑看，这个制度是合理的。所以福山会说，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早已不存在，阶级一旦形成就是铁板一块至少有60年以上了。不独美国、中国，全世界都如此，而且变成大家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制度。
问：所以现在有“拼爹”一说。
张汝伦：要么怪你老爹没本事，要么怪自己投胎投错了。现在跟制度决定论相配套的，是什么事情最后都归过于执政党。要看到，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也是现代性的产物——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目标，使用各种手段。譬如救国、反压迫，譬如维护正义，只要动机是美好的，意图是正确的，目标是正义的，那么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要求大家都容忍由此而来的各种手段，这就是所谓的意图伦理。
问：好比捉到一个嫌疑犯，刑讯逼供。
张汝伦：对，这就是现代性。全世界如此，只不过不同政体之下的执政党有的做得遮蔽一些，有的做得赤裸裸或者更猛一些。看人类，为了过上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目标、意向），把地球破坏到今天这个样子（不对后果负责），而且，我们能说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这个目标是正确的吗？我们今天所谓的舒适生活中，有许多是不必要的，代价却是把本属于后代的资源提前消耗掉了，但每个人都安之若素，因为背后有一整套制度的支持。
问：为什么说现代性是野蛮的？
张汝伦：现代性这三个字，不等于合理、正确、文明，很有可能指向野蛮。荀子说，春天不要砍柴，因为树木正发芽，春天也不要打猎，因为动物正孕育生命，猎一物很可能害两条命；夫子也说，“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这是前现代的文明。
而我们今天，水、空气、鱼、熊胆，没有一样是不能下手的。我看电视上的辩论，围绕的是熊疼不疼的问题，不疼，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取胆汁——这实在是低层次的讨论，如果康德在世，他会说，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相互依存是超越功利的。
十几年前我去浙江余姚拜祭阳明先生墓，往前一百米就是一个小村庄，浙江山水好，村子里有小河，人们在里面淘米洗衣服，水还是干净的。后来我偶然看到网上贴了三十几张那里的照片，河里布满了生活垃圾，几乎看不到水了。我心里一整天都不好过，想想阳明先生九泉下有知，会对他的乡亲说什么。
现代性的野蛮是从人类为自己谋利这个角度来讲的。现代性所有的义，是用利来解释的，义是相对的，利是绝对的，是最高原则，毛病就出在这里。黑格尔伟大，他讲现代性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普罗塔戈拉那句“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开始了。现代性“以人为本”，忘记了要对世界上有生命没生命的其他东西做出让步，这就很可怕了。技术无止境的滥用，对环境无止境的攫取、破坏……看看虚伪的哥本哈根会议，1600辆大排量轿车里走下替地球操心、呼吁减少环境污染的大人物，会务费不算，还得用掉1亿美元的保安费。熊十力先生很早就看到科学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将贻害人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
问：据我所知，哈贝马斯这十年也写了不少批判现代性的东西。
张汝伦：当然，否则他在欧洲混不下去。但在根本上，他相信现代性是不错的；不错的，也就是“五四”倡导的两条之一：民主和人权，科学他也是有保留的。但人在争夺资源、利益的关头，从来就没能超越利。比方欧洲对待移民的立场——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跟我讲，想在德国政府机构当公务员，必须三代都是日耳曼人。战后德国男人少，从土耳其引进大量劳工，这些人定居德国，他们的后代可以当选议员，但不能申请公务员。所以，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在许多关节点上不能贯彻始终，暴露出很多问题来。人类要超越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按：2001年4月25日晚，满头银发的哈贝马斯抵达上海，与包括张汝伦在内的六七位学者举行小规模座谈。哈贝马斯向中国学者提出的唯一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接受欧洲的后现代理论，对尼采、海德格尔感兴趣？难道后现代理论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
张汝伦从经验的角度作答：中国虽然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但现代性的许多弊病在中国同样出现了，甚至比在西方更甚，因此后现代思想并非与中国不相干，而是有着相当的相关性。]
问：您怎么看“最不坏的”民主制度。
张汝伦：我们初识民主制度，猛然一震，觉得先进，觉得它好，都是情理中事。但能否站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里来思考它？民主制度最不坏的一点可能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坏事，我们可以惩治他。但一个好的社会不能永远停留在制止坏事上。如果今天孔子和苏格拉底活着，他们会觉得今天的人怎么会这样想问题，怎么这样愚蠢。
问：张灏先生大概要讲，东西方对人的预设不同，西方是“人性幽暗”，中国是“人之初，性本善”。
张汝伦：《论语》一万六千字，有一句话出现两次：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你说孔子对人性是乐观还是悲观？孟子更悲观：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荀子说：人性本恶，其善伪也。这个伪不是虚伪，是人为的、后天努力的意思。朱熹也说，天人交战。如果性善，还要交什么战。但苏格拉底相信，除了知性的世界，还有一个崇高的理性世界存在。康德不是一样吗？作为人，我们是要服从自然规律，七情六欲皆有，但我们同时还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公民，精神世界是有的啊。当然，他用绝对命令把道德框住，就是说，这东西是不容讨论的。
问：那么，怎样才能做个有道德的人呢？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常年学雷锋，并设道德奖。
张汝伦：开什么国际玩笑。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一定是道德；启蒙运动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从此不能信任任何人。15—16世纪，从热那亚开往英国的商船，十船染料九船是假的。罗马帝国晚期，欧亚大陆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处于腐败、糜烂之中。基督教像一阵清风吹来，不过一个世纪左右，风气丕变，那是因为人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观给改变了，它靠的是“觉悟”。
问：现在皈依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了。
张汝伦：假的呀。一个星期六天半做坏事，半天吃斋念佛。我认识一些富婆，给庙里捐很多钱，跑得来得个起劲，叫她把房子换小一点，别开车了，肯吗？我有个德国朋友，刚好住在教堂边上，每周六来做礼拜的人都把车停在他楼下，极吵。他跟我讲，如果我是上帝，只要他们不开车、不给世界制造噪音，不来做礼拜都行。
问：树几个典型看样子不行，那么，请您设计一套制度来帮大家做有德之人。
张汝伦：现在的人都得了制度依赖症。这不是能靠制度设计出来的，我向来认为这事要靠人的自觉，而人的自觉又是最没把握的事。但康德相信：只要是一个人，都会觉得做一个有德的人比做邪恶的人要好。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比方看到一个小孩很饿，自己肚子也饿，只有十块钱，宁愿买东西让小孩先吃自己饿着。康德最后就说，不要来问我为什么，因为你是人不是动物，人是自由的、自律的！但是今天的人很轻易地把康德丢在一边，用经验的事实（我看到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所以这是合理的）来驳康德所谓的先验自由（我必须悬置知识，为信念留出地盘）。
问：那怎么办呢，靠知识精英批评呐喊？
张汝伦：我也很不喜欢“启蒙”这个词，我不相信几个人登高一呼，大家就会照做。朱子、阳明都曾流露过深深的悲观，认为天理永远战胜不了人欲。但康德晚年还在说，有德者才配有幸福，历史终究要进步。这也是康德哲学的动人之处。
问：苏珊·桑塔格谈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下子点到它的虚无主义价值观。现代人的精神状态、道德表情多少跟虚无接轨了。
张汝伦：在桑塔格看来，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社会思潮，它摧毁过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简单化。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理性，卢梭是近代第一个指出理性内在吊诡的人。他说，理性产生了科学、艺术等等，把地球变得一片荒芜——激进程度不亚于尼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理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失去了其目的，沦为工具理性，成了满足人欲望的工具，跟意义、价值无关了。但工具理性解决不了生命意义、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近代虚无主义的根源。近代以来人类道德的堕落、社会的邪恶和苦难、社会的机巧，人被欲望（七情六欲和工具理性）所把持，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卢梭在《爱弥尔》里讲，重要的是恢复完整的人性。
问：说到荒芜——有时候想想，物质虽然丰富了，但“我想怎样生活”的路反而好像越走越窄了。
张汝伦：伯林老早讲过，20世纪的人的自由一定比18世纪的人来得少。因为解释生活的意义、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套方法被规定了，它一定会收窄思想的广度，就像都在给孩子请家教、报这个班那个班，不随这个大流，倒显得另类。号称自由的时代，其实最没有自由，号称个人主义，其实没有了个人。这就使得社会朝着一个很奇怪的方向发展，就是平均化、同质化、平面化、娱乐化。
问：您怎么看常识？
张汝伦：常识（common sense），在古典哲学里译为公感，放在日常的、平均的生活里没有问题，但把它当作普遍真理使用就有问题。常识往往是对一时一物的认识，它是片面的、相对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有些人会把常识等同于真理，迷信常识只能说明他的肤浅和短视。接触过德国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就是在追问中得出超越常识的重要思想，它代表人类超越有限性和习惯性的努力，就是要揭露似是而非的问题。宋儒所谓“于无疑处有疑”也是这个意思，冯契先生的哲学性格就是这样。但凡有点头脑的人应该对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保持警惕。超越常识会带给人一种新的感受力，是对生活的拓展而不是脱离。
问：您怎么看微博？
张汝伦：吃饱饭没事干。这世上值得花时间的事情太多了，比方每天都有新知识的产生、旧知识的沉淀，一个人穷一生之力也只能得其万一。大好时间花在140个字的游戏里？发表一些随性的、不成熟的意见？我是没工夫。有时候在地铁里看到一车厢的人都盯着手上那只小玩意儿，都在滑动或者按键，好像一车厢的人都成了终端、接收器，变成一车厢的塑料心。微博是什么？是现代人虚荣心、表现欲、孤独感等等东西的集中之地——当然也有重要信息，但被大量的七嘴八舌淹没了。我向来不想当意见领袖，那种被粉丝簇拥的感觉说实在的，会让我起鸡皮疙瘩。
问：大众又是什么呢？
张汝伦：很容易被欺骗被操纵的一群人。这也不用我说，从19世纪克尔凯郭尔开始就有人说明了。现代传媒工具发明之后更是如此，乔姆斯基对“宣传”的揭示够深刻了。所以当年金克木先生跟我讲：不要太在意舆论，我是办过报纸的。
采于上海 写于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