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的草婴坐在病床旁边的椅子上，穿件红黑相间的毛衣，气定神闲。华东医院统一的细条纹薄棉袄正搭在他的膝上。
“我也不晓得今朝为啥要换衣裳。”草婴慢慢道。
“不是同你讲过，记者今天要来采访。”妻子盛天民帮他掖掖衣领。
草婴孩子一样笑了，嗯，想起来了。
护工递给他一只小白碗，里面有一些切成小块的苹果。说着话，草婴忘记了苹果，把碗搁在床上。护工指指碗，意思“您还没吃完呐”，草婴立刻将碗抱进怀里，放一小块进嘴。那神态，是顺从、纯净。
说着话，护工又问：“爷爷要不要上厕所？”
“要的要的。”草婴孩子一样报告。
查看草婴在不同年份的影像，不难发现他的语调越来越缓慢，说出的句子越来越短。除了眼前的事情记不大牢，坐着容易打瞌睡，他对很久以前的事情还记得一些。他的思维也相当清晰，如听完某个提问能立即指出：“这个问题太深奥，我要写好几本书才能回答。”
眼前这位看起来已经返老还童的先生，在“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里，不要编制、不要职称、不拿工资，冷冷清清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共400多万字，以及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一张八仙桌不够摊这些译著。那些叠成一卷卷、布满了蓝墨水渍迹的手稿，堆成了“等身”的高度。
在很长时间里，他生了病，只能到街道小医院诊治。即使在市委领导的关照下，也一拖再拖。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怒责下属”，草婴有了“医疗待遇”。也难怪，有关部门领导不会换算“大翻译家”相当于“行政几级”。
问：世博会马上要开了，听说盛家早先做的盛滋记酱油得过1915年万国博览会金奖，那酱油您吃过么？
草婴：没有，那时候我还没有生呢。
盛天民：小时候吃到过的，是得奖你还没有出生。（转向我）他们家还做腐乳、黄酒、醋什么的，1949年后“公私合营”，到60年代厂还在。
宁波镇海盛家是镇海望族，从康熙朝到民国之前，族中考取功名、做官的有408人，近代出国留洋学业有成者、实业家则不计其数。
1923年，草婴在骆驼桥盛家出生，原名盛峻峰。据《镇海志》记载，盛峻峰的曾祖父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创办了盛滋记酿园。1915年，由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拍板，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参加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190万人在耗资9万元的中国陈列馆里参观了4000多件中国货。最后，杭州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和盛滋记酱油获得金奖——这件事，2006年的草婴还记得清清楚楚，也是在华东医院，他亲口告诉家乡来访的记者。
问：听说徐訏是您表哥？
草婴：哎，是的。他比我大好多（15岁），是我母亲堂兄的儿子。
草婴的母亲徐书卷是慈溪县的大家闺秀。徐家出了个比张爱玲出道还早的浪漫派小说家徐訏。他的小说《鬼恋》被宁波镇海人陈逸飞拍成电影《人约黄昏》。
问：能说说您父亲吗？
草婴：我父亲学的是西医。同济大学最早只有一门医科，我父亲是1919年从同济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上海开诊所行医，大概一年多一点。这之后他就回老家去了，在宁波铁路医院当院长。
我父亲一辈子做事是很认真很仔细的，因此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家里的经济状况是蛮好的，因为有祖传的酱园。我爷爷我父亲都行医，酱园有专门的经理打理。
问：听说他后来再回上海时，把你们住的花园洋房捐给了甬江女子中学。
盛天民：那是后来的事了。1937年日本人离宁波越来越近，他父亲就带着全家人，那时候叫逃难，到上海。那个花园洋房在宁波是很好的房子，日本人来了以后，占了，部队驻在里面，抗战胜利还给他们家。1949年以后，他父亲考虑到不大会回宁波住了，就捐给了学堂。
问：宁波人在上海出名的不少，像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画小人儿书的贺友直，还有画家陈逸飞。
草婴：宁波人在上海影响蛮大的，从前上层一点的都住在法租界。
盛天民：草婴他们家那时候住在复兴公园，从前叫法国公园，对面。是租的新式里弄房子，沿马路，有一个小花园。
问：旁边住着柳亚子先生。
草婴：对的。我们家是519号，他就是隔壁，515号，是花园洋房。我经常去他家，他家里是中式摆设。他是名人喽，总有好些人找他。我学俄文的事他也知道的，所以是欢迎我去的。
问：我看一些老人的回忆录，都写“租”什么地方住，当年不兴买房吗？
盛天民：是啊，不像今天，那时候都是租，但是要付一笔比较大的款子，叫订金，相当于买一个租赁权，每个月的租金倒是比较少的。我们1947年结婚，住在锦江饭店后面的幸福公寓，订金就是草婴他们家付的。
问：能讲讲盛家的家风吗？
盛天民：宁波很早就有开放风气，在草婴父亲这辈人里就有许多人留洋，所以他们家里既有传统、也有西式的影响。家里摆设也是中西合璧的，有条幅字画，也有沙发。草婴的父亲留学日本，受的是德国式的教育，所以做事非常严谨，一丝不苟，这一点好像传给了草婴。最大的一个姑妈留学法国，大姑父也留法，回来之后到杭州当市长，叫赵什么……还有一个姑妈留学美国。
草婴：（冷不丁缓缓道出）赵、志、游（1931年6月—1934年2月任杭州市长）。他是中国第一个会开飞机的人（做驾驶方向盘动作）。
老两口核对着人名、事迹，翻检着记忆中压箱底的部分，场面很有些温暖。此时若有画外音，该是孙道临先生的声音：他们一起走过60多年。
孙道临是草婴的老朋友，曾为他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的翻译手稿，草婴据此做音韵上的调整。在华东医院，他们也曾经是邻居，两人的病房挨着。
问：小时候，您挨过打吗？
草婴：从来不打的。家里小人儿有许多，我父亲最最宠爱、最最宝贝的就是我。
问：为啥呢？
草婴：因为我比较听话，功课也比较好。
盛天民：（悄悄地）上面几个都是女小孩。
后来，盛峻峰有了小他8岁的弟弟盛晓峰。盛晓峰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编辑。
问：那时候您一个月有五块银洋零花钱，蛮多的哦。
草婴：哎，好像是的。
问：呵呵，您不是花四块钱去学俄语么？
草婴：对的对的，你不讲我也有点忘记了。那时候五块大洋是蛮大的一笔钱呢。四块么，学俄语，剩下一块么，买参考书。我从来不乱用钱的，没有看过一场电影。
盛天民：家教很严的。
1931年10月21日，宁波地区的《时事公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小学生盛峻峰独捐30金》，说的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宁波各界抗日救国的募捐活动中，8岁的盛峻峰在校捐出30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可买100斤猪肉或150斤麻油。这是父亲盛济舲嘱咐儿子以自己名义捐的——父亲用这种方式，把“爱国”两个字交代给儿子。
抗战初期，国内首次出版《鲁迅全集》20卷，定价20元，但预订只收8元。盛峻峰用积攒的零花钱订了一套，从此“反复读”，并借给同学传阅。全集的后10卷，都是鲁迅的译作，草婴说他后来走上翻译之路，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盛峻峰在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工学院学的是英文，那时候进步书刊和俄罗斯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他起意学习俄文。循着报上一条广告，他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俄国中年妇女，问明来由后告诉他学费是每小时一元银洋。盛峻峰算了算，要求每周上一次课，并按俄妇指点去霞飞路一家俄侨开的书店买了教材：《俄文津梁》第一册。
问：那时候上海俄国人多吗？
草婴：很多的。有一些流亡贵族，先是到哈尔滨，然后慢慢进入内地。当时哈尔滨大概有十万白俄，上海大概有两万。
盛天民：我们小时候，“老大昌”边上有一排俄国人开的餐馆、西点房、食品店。哈尔滨食品厂就在淮海路上，卖那种很大的面包，还有像实心球一样大的奶酪，外面包着红红的蜡。我们常在那里买棒头糖吃。
问：您那时候工作过的塔斯社，是什么背景？
草婴：就是苏商，叫匝开莫。
盛天民：其实背后就是苏联，名义上是商人匝开莫，相当于今天的法人代表。那时候各个国家的新闻社都在上海有分社，像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用的大多是通外文的中国人。我记得1949年前草婴在塔斯社工资蛮高的，像今天白领一样。
问：怎么还有电台？
草婴：塔斯社办了好几样，一份中文刊物叫《时代》、一张英文报纸叫《每日战讯》，有人开玩笑叫它“淡来黄牛丝”（Daily War News谐音），还有一个就是“呼声电台”。我记得有一位苏联的女广播员，可以对着英文稿直接念出俄文来。负责音乐节目的是一个中国人，叫李德伦，年纪很轻，每天早上看到他咬着大饼油条来上班，一边吃，一边拿唱片出来放。1949年后，他去苏联学了指挥，后来做到中央交响乐团团长。
盛天民：草婴翻译好的稿子就拿给桂碧清去读，她是王元化的姐姐，在电台当播音员，是草婴介绍给姜椿芳的。
问：那时候也跟傅雷先生打过交道吧？
草婴：主要是姜椿芳，叫我到傅雷家拿稿子。
盛天民：那时候国民党是封锁战争消息的，只报胜仗不报败仗，所以要“偷听敌台”才能知道比较全面的情况。傅雷是通法语的，他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记下来，然后译成中文。姜椿芳先生请傅雷翻译，他答应了，草婴就常常去石门路巴黎新村傅雷先生家里拿翻译稿。傅雷比他大15岁，大概没有什么深谈，印象就是人很和气。
姜椿芳先生当时是地下党负责人，发展了很多党员，像满涛、张可，他是先认识张可然后才认识王元化的。那个时候草婴大概18岁，经人介绍认识了姜椿芳——他早年在哈尔滨学俄文的，水平很高。上海那时候没几个人懂俄文，姜椿芳就看中草婴，让他帮忙翻译。草婴的第一部译作就发在时代社办的《苏联文艺》上，是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
反胡风时，满涛成为批斗对象，“反右”时，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请草婴写批判文章，草婴一个字也不写，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批判他们呀。”
90年代初，草婴讲，知识分子要有五样东西：良心、头脑、眼光、脊梁、胆识。
“人活着，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不论什么事，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不能弯腰曲背，随风摇摆。”
从40年代到50年代，在“以苏为师”的大背景下，草婴翻译过大量介绍苏联国家制度、企业中的党管理、婚姻家庭、儿童教育的著作，以及俄语文法读物，他的翻译功力已现峥嵘。同时，他继续向中国读者引介文艺作品，像理定的《清风》，巴夫连科的《母亲》《幸福》，波列伏依的《胜利》，乔治·古里亚的《复仇者》，班台莱耶夫的《诺言》《翘尾巴的火鸡》，不少篇目入选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
20世纪80年代草婴在厦门大学讲课
1955年，草婴翻译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尼古拉耶娃等著）发表后，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读了这篇小说，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学习“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一年后，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草婴的学生、俄苏文学研究者章海陵说：“胡耀邦注意到《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很可能是文学浏览的‘偶然’，但其中也有很多‘必然’，其中之一就是草婴优秀的译笔，令原作大为生色。”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1956年的最后一天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卫国战争期间，“不是阵亡就是叛徒”，许多幸存的苏联官兵归来后都承受过巨大苦难。据华东师范大学徐振亚教授说，那年除夕，莫斯科广播这篇小说时，真是万人空巷，许多苏联人站着听，在寒风中流下眼泪。“草婴是思想家，他很敏感，马上感觉到其中的内涵意义，立刻动手翻译。”
草婴后来写道：“我在翻译时心情激动，常常停下笔来擦眼泪……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损失大约4000万人，因此战后几乎家家餐桌都留有空位，摆着没人动用的餐具……”
草婴对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都感兴趣，1949年前译过《学会仇恨》，之后又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重译时改名《新垦地》）、《顿河故事》，甚至苏联作家克鲁宾的访谈《访问肖洛霍夫》发表后，草婴也很快译介到《解放日报》上。
在草婴心目中，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的巨人，他用一生的作品向人们宣示博爱、自由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肖洛霍夫是继承托氏精神及技艺最成功的一位，所以，草婴在50年代倾力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
问：俄罗斯出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家，像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像写出《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写出《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您为什么对托尔斯泰情有独钟？
《顿河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
《幸福》 上海时代出版社（1950年）
《一个人的遭遇》 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草婴：通过70年代发生的事，我越来越清楚，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用自己的意志决定他们的命运，是人类苦难的根源。要让这种悲剧不再上演，就要培养人和人之间美好的感情，建立平等关系，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盛天民：你说的好些作品，是后来引进中国的，对我们这辈人来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最早接触到的。
问：如果还有精力，您会选些别的俄罗斯大家的作品来译么？
草婴：还是（想译）托尔斯泰。
草婴曾撰文介绍过苏联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他对俄国诗人也很熟悉，翻译过叶塞宁、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的部分诗作。
1985年，草婴第一次随代表团去了苏联，并踏上了托尔斯泰故园的土地。这是图拉市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占地380公顷，有白桦树林和湖泊，“好像风景区”。草婴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贵族、大地主，却那么关心穷苦农民，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他觉得托尔斯泰是爱与善的化身，是真理和幸福追寻者；其作品中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是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中国特别需要唤醒的。
问：在您之前，《安娜·卡列尼娜》有周扬的译本；《复活》有汝龙、力冈的译本；《战争与和平》有郭沫若、高植的译本，您在翻译时会不会对照着看一看？
草婴：没有时间这样做。
草婴有句名言：我像犹太人吝啬他们的每一块钱那样，吝啬自己的每一分钟。
一年365天，他坐在自家书房里，像上班一样跟那些细小的俄国文字做伴。有一次一个朋友借住他家，早上聊了几句，草婴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盛天民告诉记者，他工作的时候，子女们都知道不能打搅。
草婴认为，好的翻译应该是让异国读者读译文的感受与本国读者读原文的感受相当。
他曾经向朋友透露过他翻译的几道程序：先通读几遍，使人物在头脑中形象清晰；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接下来从中文角度审阅译稿，常请演员朋友朗读，改正拗口之处；最后根据编辑意见做必要的调整。
《战争与和平》中，有559个人物，草婴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他才开始动笔。此外，托翁展开如此浩瀚的历史画卷，迫使他广泛涉猎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以及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这四卷作品，他整整译了六年，成稿116万字。
今天，559张卡片和4本已经翻烂了的原著都在他的书橱里。
盛天民：我记得大概是汪道涵讲过，草婴翻的《安娜》比周扬的好。
草婴：讲过这话的么，也不止一个喽。
徐振亚教授在《复活》的三种译本中，首推草婴的译本。一位研究者李蟠曾经比较过汝龙和草婴的译本，汝龙译本43.4万字，草婴译本36.5万字。徐振亚说，草婴吃透了原著，所以用词准确、传神，也更简练。
问：您翻译了那么多苏俄小说，在那么多女性形象里，您最喜欢谁？
草婴：安娜·卡列尼娜喽。翻译的时候，我常常哭的，一个人偷偷哭。
学生章海陵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有天上门拜访，发现老师有些异样，思想不集中，又有些激动。他起身告辞，草婴一再挽留。过了一会儿，草婴动容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
草婴曾写过，在阅读安娜命运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陷入深思，“通过这样的深思，人的精神会变得高些，心灵不知不觉会渐渐得到净化。”
问：陈村先生讲他不到20岁的时候读安娜，嫌托尔斯泰太烦，节奏太慢，读不进去。
2006年5月31日草婴在俄罗斯驻沪领事馆领奖
草婴：巴金先生讲过，托尔斯泰是19世纪文学的高峰，代表19世纪的良心。他的小说是炉火纯青的。
90年代中期，陈村领了缩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差使，发觉原著很难删，于是写道：“他的手笔是很难学会、更难超越的……托尔斯泰所营造的艺术空间，使得他的小说永远不可能被替代。电视也罢，电影也罢，都不能传递原著的神韵。这样的作品是永生的。”
问：几年前我采访过赫鲁晓夫的孙女，她说起美国人是不大懂得“俄罗斯心灵”的。您读了那么多原著，对“俄罗斯心灵”有什么认识？
草婴：这个民族的人比较深沉，比较含蓄，也比较忧郁。
1987年，草婴获得苏联作家协会授予的“高尔基文学奖”。颁奖辞中有这样两句话：“（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问：我看到您晚年的一些文字，对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有了一些重新认识。
盛天民：抗日战争以前，受鲁迅影响，他对苏联很向往。我们当时都年轻，满腔热情，希望国强民富，人人平等，都有饭吃；崇尚自由、平等、博爱……斯大林到底打败了希特勒，攻占柏林，消息传来我们都很振奋……（转向草婴）后来对斯大林也不崇拜了。
草婴：嗯嗯。
草婴在给蓝英年的两封信中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因此对苏联文学也换着同样单纯的态度。……近年来，我读了高尔基以前没有公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封存50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读了您写的一系列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
正是为了除掉这种历史的包装，“文革”过后，草婴与巴金先生一道，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奔走斡旋，终未如愿。当杰出摄影人杨克林编著了上下两卷《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画册之后，两位老人的文字出现在画册最前面。草婴在序言中说：“凡有良知的人都会从心底发出呼声：再也不能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比较草婴与妻子在40年代和70年代的照片可以明显看出：身高差距不见了。这场浩劫令他的身体有了短缺：1965年下放劳动，他因大出血失去了四分之三的胃；1975年，100斤的水泥包生生压断了90斤身躯下的胸椎骨。草婴说：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有断。
问：当年完全靠稿费养家么？是不是稿费蛮高的？
盛天民：1949年前还可以的，后来不高。以后他们这些搞翻译的等于开始自谋生路。1954年成立了华东作家协会，专业会员就八个人，巴金是会长，专职翻译就是罗稷南、傅雷、满涛、梦海和草婴。虽说挂靠文联，但是没有编制，也不拿工资，就是靠稿费；但50年代有印数稿费的，每次加印还有稿酬可拿。“反右”的时候姚文元说要取消稿费，后来就没有了。“文革”以后千字50元，几十年没变过。
问：据说1982年，盛姗姗是用父亲三年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费2000块，换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盛天民：是的，一次性付给2000元。
从1990年8月到1995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加印了14次，总印数为77.5万册。这只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数据。而千字50元的译稿标准，五六年没有变过。
1996年，草婴写下这样的话：“一些大学生，学好了外语到中外合资企业去赚大钱，真正甘于寂寞从事翻译的凤毛麟角。有些大学生中外文基础都很好，但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落实，无法从事他们心爱的工作。”
问：“文革”后，领导出面请您当上海译文社社长，为啥不当呢？
草婴：我就是想把托尔斯泰全部翻出来，这是我更想做的事情。
问：有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讲过这么一个看法：真正的世家子弟，在紧要关头都是蛮舍得的，钱财舍得，乌纱帽也舍得。
盛天民：结婚60多年，我觉得草婴是一个骨头蛮硬的人—1975年那次胸椎断了，他没有资格看病，医生叫他一动不动躺在木板上半年，让腰骨自然愈合。他就那样躺了一年，稍微动一动都痛得钻心，但他挺过来了。他碰到事情也很冷静，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不肯趋炎附势，还有就是耐力非常之好。我们家里的人都很尊敬他、支持他。
草婴：人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到最应该用的地方，这就是胜利。
盛天民：他们当年许多一起搞翻译的人，后来许多到北京去了，当官了。这些年碰到草婴，他们会讲，“还是你好，有这么多作品留下来。”是呀，当官这种，过去了就过去了。
问：现在有没有什么现象是让您比较担心的？
草婴：比较担心的就是，现在的人比较浅薄。（盛天民问：还有呢？）呒没啥了。
盛天民：还有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比较厉害，他以前讲起过。
草婴：唔唔，对咯。
问：女儿有作品在世博园里，阿要去看看啊？
盛天民：会的会的，等天气暖和一点，我要推他去的。
采于上海 写于2010年5月
小女儿盛姗姗早年学国画，后赴美习油画，她以大型油画及玻璃雕塑闻名。世博园内，有一组她的大型室外玻璃装置《开放长城》。这组作品，曾在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