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

2008年3月19日,本人应林建法和王尧二兄邀请,赴苏州大学文学院“小说家讲堂”与年轻学子作了题为《作家·博尔赫斯·军事特情小说》的交流,全文共三部分,此为第一部分。

我已经二十年没有来苏州了,二十年前,我曾经两次到过苏州,两次都跟女人有关。说真的,我差一点成为苏州女婿。但是命中注定我成不了苏州女婿,虽然给了我两次机会,都失之交臂。这就是命,数量篡改不了命运,正如海水不能解渴一样。

时间会改变一切。二十年是一个可以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的时间长度,我相信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我过去的两位女友都不可能认出我来,我也不可能认得她们。我们不过是泛泛之交,没有锥骨铭心的关系,更没有藕断丝连。我至今没有她们一点消息,只有想象和期待。我有理由想象——我相信,她们一定生活得不错,因为她们至少没有嫁给我。我不是个坏人,但我是个作家——也许该确切地说是个一般的作家,并不优秀。优秀与否,终归是个作家,靠阅读和写作文学作品为业,为生,为苦,为乐。不是我自贬,或假装谦虚,我一直认为作家是不合适当丈夫的,或者妻子。这两个头衔需要世俗,务实,贤慧,具体地说,是心思平安,手脚勤快,走在大街上目不斜视,下了班要尽快回家,回了家要笑嘻嘻的,兜里有钱要交出来,心里有气要藏起来,不要莫名其妙地生气、发火。这些作家常常是做不到的,他们总是在莫名其妙地东张西望,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莫名其妙地沉默发呆,时而为一朵凋谢的花感伤,时而为一个纸中人的死亡而愁容满面,甚至经常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古怪念头。我知道,有一位作家,一位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大师级作家,他好不容易与相爱多年的女友结了婚,结果不到半年又离了,理由是因为他妻子睡觉时从来不做梦。

不做梦就要离婚,这个理由确实荒唐透顶,有点神经病。但这位作家的神志绝无问题,他甚至一向以睿智面世,被世人尊为用智慧写作的代表。他精通五种外语,六岁便用外语写诗,终身泡在图书馆里,读过成千上万的古籍名著。生活中的他是谦谦君子一个,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他利用哲学问题进行文学创作,诗歌,小说,随笔,文论,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闪闪发光的名篇佳作。总之,他古怪不是因为弱智和无知,也许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他为自己荒唐的离婚曾经这样对人狡辩过:每天做噩梦是可怕的,但每天不做梦也是可怕的,两者可怕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现在,我也许可以套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作家,他优秀的程度和他古怪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难怪有人说,作家都是可怜的,与作家一起生活的人也是可怜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还是让这位古怪又智慧的作家来告诉我们吧——他说:那是因为作家要写作,要探究人心灵的深渊,所以时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和孤独中。

“宽大”到什么程度?

无法用数字来体现,但有形象。和这位作家几乎是同时代的另一位世界级大作家,海明威,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乞力马扎罗山顶的雪》,小说有个题记是这样说的:“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作出过解释。”

有人解释说,这只豹子就是作家。

我认为,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者的象征,当然也包括作家在内。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边无际的宽大,深不见底的深渊,是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为了说清楚问题,我们不妨牵强一点地说,刘翔挑战了人类跨栏的速度,爱因斯坦挑战了人类理解物质世界的高度和宽度,曹雪芹挑战了人类开掘情感世界的深度和亮度。刘翔和爱因斯坦的“功劳”不言而喻,曹雪芹有那么伟大吗?我认为有的,他的伟大在于无形地改变了我们无形的内部,看不见的精神深处。比如,秋天来了,各种花朵开始在寒风中凋谢,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司空见惯,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去理会它,熟视无睹。但是,对一个看过《红楼梦》的人来说,他可能会因此想到林妹妹凄婉的葬花,进而想到你的某年某月,恋人的远去,爱情的离散,或者相似和一些物是人非的凄凉景象。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要下个结论:科学家让我们对身体之外的世界——物质世界——越来越了解,占有的也是越来越多,辽阔的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村庄,我们在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去太空旅行——几十年后,我们去太空观光旅行也许并不比今天我从成都到苏州复杂多少;那么是谁让我们对身体内部——精神世界——越来越了解,进入得越来越深,占有得越来越多?

毫无疑问,是作家,诗人,艺术家——这些人。

据说一个人的心只有四两重,肥大一点的大概也不会有一斤吧,但它构成的世界就像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一样,也是无垠的。这些人——作家,诗人,艺术家,就像那只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顶的豹子一样,想探究“无垠的心”到底有多远、多深、多宽、多大。这是一件有点儿荒唐的事情,因为它对我们生存没有实际意义。白雪皑皑的山顶,没有食物和温暖,豹子去那儿干什么?豹子肯定不会去的,即使去了,当发现那儿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温暖后,也会马上掉头下山。所以,这不是一只真正的豹子,它是象征,是有些人的象征。这些人不甘现状,向远方走去,世界因为他们的“不甘”而变得更加迷人,精彩,辽阔,宽广,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他们自己却因此可能变得更加孤独、苦难,甚至付出生命。因为他们走在了雪线之上,走在了天寒地冻和饥寒交迫中,看不到人影,听不见市声,寂寞,孤独,恐惧,期待,都是超常的。

问题是没人强迫他们过这种日子,这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他们被一个梦想迷惑、吸引,他们跟着梦想走,跟影子说话,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找激情,追求乐处。跟这种人一起生活当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他们是“神经病”,喜欢自作多情,自找麻烦。所以,如果我们理智,我们应该远离他们,不要跟他们结婚、生子,相濡以沫。但我也在想,如果一个人仅仅只有理智,而没有情感,这种人我也是不愿跟她生活一辈子的,哪怕她能带我上天堂的天堂。从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情感,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天堂,但那可能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地洞,幸福的生活可能也不过是粗糙的存在而已。那么如果从情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作家、诗人、艺术家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爱,因为正是他们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丰富、细腻、生动、多彩。要知道,我们的情感不是天生就那么丰富多彩的,今天的丰富多彩是因为有无数的“他们”做了无数的梦,登上了无数冰雪肆掠的无人之地,跟无数的风影一般的“影子”喋喋不休过。

毫无疑问,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正如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一样,阅读文学作品也会让我们变得感情更加丰富,心灵的感觉敏感起来,细腻起来,生动起来,因为花谢而忧伤。学会忧伤,从某种角度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所谓忧从识字起。但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无忧吗?要无忧其实很容易的,就像死是容易的一样。对我们来说,难的是生,是活着,是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有思想,有尊严,有情感,有追求,有意义,有忧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作家、诗人、艺术家,他们代代相传、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地照亮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个死角,拓宽了我们内心四面八方的边沿。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多吃一口饭,我们追求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披金戴银,而是像贾宝玉一样有声有色地活着——而说到底,你的这个并不高贵和高明的追求和愿望也是作家们给予的。

我深感现代的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觉,也正在失去做梦的权利。现在的年代太喧闹,太生硬,太虚假,太暗淡,太沉重,太粗糙……我们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我们追求物质和更多的物质。我经常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轻盈一点,干净一点,简单一点,明朗一点,真实一点?而文学的存在,正是为了提醒大家:梦想比现实更永久,轻盈的内心比沉重的肉身更重要。当你和林黛玉与贾宝玉们一起相处一阵后,你也许不禁会自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有时候我想,今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就是去结识一位作家,去打开一本书,那里也许有比飞翔还轻的东西,有比钞票还要值钱的纸张,有比爱情更真切的爱,比生命更宝贵的情和理。

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位作家,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妻子不会做梦而离婚的“古怪”作家,他曾经生活在我们的万里之外,在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现在也许就在我们身边——他去世了,尸骨埋在瑞士日内瓦的墓土里,灵气也许会随风飘荡,漂洋过海,飘到我们身边,他就是被世人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说,他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是个诗人,然后才是散文和小说家。现在我们来看他一首诗,这一首题名叫《一个萨克森人》,是这样写的: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我认为,这几句诗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词语创造了一个神奇、伟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深信你们一定会发现——找到——一个形象,一个故事,一种意味,甚至是一句话,能让你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暂时停下自己匆忙的脚步,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重新找回自己做梦的权利。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最终它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非虚构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