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的学徒时期。左右了我的兴趣和研究工作的是下面这样一个急迫的问题：“精神病人的内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是个我当时并不了解的问题，我的同事们中也没有谁关心这样的问题。精神病学的教师对于病人要说的话并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如何作出诊断或如何去描述其症状和编制出统计数字。从当时流行的临床观点来看，病人的人格即其个性，是毫无关系的。相反，医生带着一长列剪贴好的诊断病历及详尽记录的各种症状来见其病人。病人们被定性分类，诊断书上也盖上了橡皮图章，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至此便算解决了。精神病人的心理，不管怎样，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便变得对我极为重要了，特别是因为他在癔病和梦的心理学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对我来说，他的观点指明了对个别病例进行密切调查和了解的道路。尽管他本人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进了精神病学。
我仍然能十分清楚地回想起那时候引起了我极大兴趣的一个病例。一个年轻妇女由于患“忧郁症”而被收进了这所医院。医生像往常那样对她进行了仔细检查：询问了既往病史，进行了各种检验及体格检查之类。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用人们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
这个妇女恰好在我所在的那个部门里。开始时，我并不敢对这一诊断结果表示疑问。我那时尚是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因而便不敢鲁莽地提出另一种诊断。但是这个病例却使我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不是那种精神分裂症的事儿，而是属于一般性的抑郁症，于是我便决心施用一下我自己的治疗方法。那时候，我正忙于诊断性联想研究，于是我便着手与病人一起进行了一次联想实验。除此之外，我还与她一起讨论她所做的各种梦。我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揭示出了她的过去，而这是既往病史所没有弄清楚的。我直接从潜意识中获取信息，而这种信息则揭示出了一个凄惨的故事。
在这妇女结婚之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一个富有的工业家之子，他是邻近那地区所有姑娘们所感兴趣的对象。由于她长得很漂亮，她便认为自己把他搞到手的机会极大。但他表面上却对她毫无好感，于是她便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五年之后，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访她。他们一起谈起了往事，他对她说道：“在您结婚之时，某个人——您那位某某先生（那个富有的工业家之子）——却吃惊非小。”就是这个时刻！她的抑郁症就开始了，几周之后便导致一场大灾难。她正给她的孩子洗澡，先给她那四岁的女儿洗，然后再给她那两岁的儿子洗。她住在乡下，那个地方的水源并不十分卫生；喝的倒是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却用的是河里的脏水。在她给这小姑娘洗澡时，她看见这孩子啜那海绵，但却没有制止她，她甚至还给她那小儿子一杯这种脏水喝。自然，她这样做全是潜意识的，或且只是半意识到了。因为她的脑海里已受到那刚产生的抑郁症的影响。
很短时间之后，在这病症的孕育期已过去之后，她那女儿得伤寒病病倒并死掉了。那小姑娘是她的掌上明珠，那小儿子却没有受感染。在这个时候，抑郁症到了急性阶段，这女人于是便被送进了医院。
从这一联想试验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谋杀犯，而她那秘密的详情，我也知道得实在太多了。事情马上就大白了，这就是她那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心理发生性扰动，而不是患的精神分裂症。
那么，现在在疗治方面该采取些什么措施呢？直到这时，这个妇女一直被注射麻醉剂以克制她的失眠症，同时还有人监守她以防止她企图自杀。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从体质上说，她的健康情况尚好。
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公开地跟她挑明了呢？我应该负担起这主要的责任吗？我遇到了职责上的矛盾冲突，在我的经历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有一个良心方面的问题需加以回答，而且还得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是要求我的同事们帮忙，他们大概会警告我说：“看在老天的面上，这种事情可千万别跟这个女的去说呀。这只会使她疯癫得更厉害。”但在我看来，其效果却很可能正好相反。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几乎并不存在明确的法则。一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也可以那样回答，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潜意识的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所冒的个人风险：这病人要是病情加重，我便会使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试一试其结果难以逆料的一种疗治。我把我通过联想试验所了解到的一切全告诉了她。我这样做，其困难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断然地指斥一个人是个杀人犯可并非小事。对于必须听取这种指斥并接受它的病人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但结果却是，两周之后，事情却证明可以放她回去了，而她从此也再也没有进过一次精神病院了。
关于这个病例，我之所以对我的同事们守口如瓶还有其他原因。我担心他们会对它加以讨论并有可能引起诉讼问题。当然了，对这位病人不利的证据倒是拿不出来，然而进行这样一种讨论对她来说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命运对她施加的惩罚已是够惨的了！她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并在生活中进行赎罪。这在我看来显得更有意义。在她出院时，她是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而离开的。她是不得不背着这个负担啊。失去孩子对她来说已够可怕的了，而她的赎罪行为则在她患了抑郁症并被监禁在医院里时便已经开始了。
在精神病学里，在许多情况下，病人来就诊时都是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故事的，而这个故事一般来说都是无人知晓的。我觉得，只有对这一完全纯属个人的故事进行过调查之后，对病人的治疗才算真正开始。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他在其上撞了个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这个秘藏的故事，便等于掌握了治疗的关键了。医生的职责就是去找出弄清这个关键的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光是探讨意识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有时候，进行联想试验则可能打通这条道路，对梦境进行阐释或与病人进行长期而耐心的富有同情心的接触也有同样功效。在治疗上，问题则总是从病人的整体而绝不是只从症状入手。我们必须提出深刻触及那整个人格的种种问题。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了精神病学的讲师，同年，我又当上了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这一职位我保持了有四年之久。尔后，在1909年，我却不得不弃了此职，原因是这时候我在工作上获得了越级提升。在这几年期间，我私下里给许多人看过病，日常的工作也就再也忙不过来了。然而我却保住了教授之职，直至1913年为止。我讲授心理病理学，也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课程及蛮族人心理学。这些便是我所主讲的科目。在头两个学期里，我主要讲授催眠术，也讲授雅奈和弗劳内伊45 的理论。到了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问题便变成了我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了。
45 雅奈（1859－1947）：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弗劳内伊：不详。
在讲授催眠术期间，我往往喜欢对给学生进行示范教学的病人的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有一个病例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楚。
有一天，一个显然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年已五十八岁，是拄着拐棍前来的，跟来的还有她的女仆。十七年来，她由于左腿瘫痪而吃尽了苦头。我让她坐到一把舒服的椅子上，然后便要求她讲一下她的病史。她开口给我讲了起来，但这整个病史是多么可怕啊——她把那病的整个很长的故事极详细地讲了出来。最后，我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唔，好吧，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了。我现在就给您进行催眠吧。”
我这句话几乎还未说完，她就闭上了双眼并进入到深深的沉睡之中——丝毫也没有进行催眠！我对此惊异不已，但却没有搅扰她的安睡。她继续不停地说下去，而且还讲到了最令人惊异的各种梦，讲到了代表着潜意识的极为深刻的体验的各种梦。然而，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认为她是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状态。这种情境逐渐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当时有二十个学生在场，而我却原本准备对她施行催眠呢！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便再次想把这位病人弄醒，可是她就是醒不过来。我震惊了：我忽然想起，有可能我出于无心地深入到她那潜伏的精神病之中了。然后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才把她弄醒了。与此同时，我不敢让我的学生们看出我的神经紧张。当这位女人醒过来后，她觉得头昏和糊糊涂涂。我对她说道：“我是医生，您一切正常。”听到这，她大声喊道：“这下我可治好啦！”然后她便扔掉拐棍并能够行走起来了。我尴尬得面红耳赤，却硬着头皮向学生们说道：“你们现在该看出来催眠术有多大奇效了！”可实际上，我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促使我放弃催眠术的，这就是我的其中一次体会。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女人却确实给治愈了，并且兴高采烈地走了。我请求她让我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因为我估计最迟过了二十四小时之后她就会旧病复发。但她的老毛病却没有重犯，尽管我心里怀疑，却不得不接受她确已被治好了这一事实。
第二年暑期那个学期，在我进行第一次授课时，她又来了。这一回，她抱怨说背部产生了剧痛，而这，据她说，还只是最近才开始有的。很自然，我自问道，这是否与我重新开始讲课有某种关系呢？也许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开设这一讲座的通告吧。我问她这疼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回想不起来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她发生过什么事，也提不出一点儿解释生这病的原因。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这背疼正好发生在那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这则通告的那个时刻。这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我仍然不明白那奇迹般地治愈了她的病的其中原因。我再次对她进行了催眠，也就是说，她再次自动地进入了昏睡状态——然后那背疼便没有了。
这一次，课讲完后，我把她挽留下来，为的是打听一下有关她的生活的更多实情。结果发现，她有一个弱智的儿子，正好在这所医院我所在的那部门里治疗。对此我一无所知，因为她用的是她那第二个丈夫的姓，而她那儿子却是她第一次结婚时所生的。他是她的独子。很自然，她本希望有一个才华出众并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儿子，岂料他却在很小的时候便得了精神病，这对她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打击。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生，并代表着她希望她儿子所成为的一切。她热切地渴望成为一位英雄的母亲，因此便把希望转到了我身上。她把我认作了她的干儿子，并到处宣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响当当的声誉，实际上得归因于她，我有了第一批私人性的病人，这也得归功于她。我的心理疗法竟始自一位让我取其有精神病的儿子的地位而代之的母亲！自然喽，我向她详细地解释了这整个的事情，连细枝末节也讲到了。她很理解地接受了这一点，而她的病也从此没有再复发过。
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疗治上的体验——可以说，这也是我所作的第一次分析。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与这位老太太的谈话。她是个聪明人，对我认真地对待她及我对她及她那儿子的命运的关心则表示极为感激。这的确帮了她的大忙。
开始时，在进行私人诊疗时，我同样也采用催眠的办法，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原因是在使用它时，你实际上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你绝不可能知道病情的改善或疗效能维持多久，而以这种毫无把握的方式进行工作，我总是感到内疚。我也不喜欢自我作出决定说病人应该做些什么。我更为关心的是从病人本人那里知道他天生的倾向会把他引导到何处去。为了找出这一点，对各种梦境进行仔细的分析及对潜意识的其他表现进行研究乃是必要的。在1904－1905年期间，我在精神病诊疗所开设了一个实验性的精神病理学实验室。我找了几个学生来一起工作，一起进行精神性反应（即联想）的调查研究。大弗兰茨·里克林是我的协作者。路德维格·宾斯旺格当时正在写他那论述与精神流电疗法效应46 有关的联想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则在写我的论文《论从心理学角度对事实的确定》47 。在我们的同事中还有几个美国人，如卡尔·彼特森、查尔斯·里克什等。他们的论文是在美国期刊上发表的。正是这些联想研究，才导致后来我在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学的讲学邀请，到那里就我的研究工作举办学术讲座。与此同时而且也与我无关，他们也邀请了弗洛伊德。我们两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头衔。
46 精神流电疗法反射指在皮肤上的电阻有暂时性明显降低的现象，这种情形产生自由于精神兴奋而导致的汗腺活动的加剧。——原注
47 此文发表于《精神病学研究》，1905年第28期，第813～815页。——原注
联想实验和精神流电疗法实验是使我在美国获得了声誉的主要原因。很快，那个国家的许多病人便前来找我治疗了。在这第一批的病人中有一例我仍然记得很清楚。一个美国同行给我介绍来一位病人。随病人带来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性神经衰弱”，预后是“无法治愈”。我的那位同行怕我在疗治上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因此便同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建议患者也到柏林某位神经病权威那里求治。那患者前来求诊了，我与他谈了一阵子之后便发现，这个人患一般性的神经官能症，而对于这病的精神上的起因他却只字不提。我进行了一次联想试验，结果发现，他正受着可怕的恋母情结（mother complex）的各种影响的折磨。他出身自一个富有而有名望的家庭，有个可爱的妻子，生活也无忧无虑——这当然是从外表上来说的。他只是喝酒过多，而喝酒则是他极力想使自己处于麻痹状态，好忘记掉那压抑性的情境。这自然毫无作用。
他母亲是一个大公司的拥有者，而这位智力非凡的儿子则在这公司里占据一领导者的职位。他确实早应挣脱从属于他母亲这种压迫性处境，然而他却鼓不起勇气，下不了决心抛弃掉这一优越的职位。这样，他便使自己一直受制于他母亲了，受制于把他安置在该公司里的她了。每当他和她在一起，或只好屈从于她对他的工作的干涉时，他便开始喝酒以麻痹或消除他的情感。他身上的一部分并不真的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家，这尽管有背他的本能，他却忍不住让自己受到财富和舒适的诱惑。
经过短时间的治疗后，他停止了喝酒，并觉得自己已经被治愈了。但我告诉他：“要是您重新回到您以前的情境，我不敢担保您不会旧病复发。”他并不相信我的话，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国的家。
当他重新处于他母亲的影响之下，他又再次开始喝起酒来了。为此，在他母亲于瑞典停留时，她便前来向我询问治疗办法。她是个头脑精明的女人，但却是个地道的“权欲迷”。我明白了那儿子不得不进行竞争的是什么，而且还认识到，他是没有力量加以反抗的。从体格上说，他也十分柔弱，根本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因此我便采取了一种强迫性的治疗办法。背着他，我给他母亲开列了一张医疗证明，大意是说她儿子的酗酒已使他无法完成他那工作的各种要求，并建议把他加以解雇。我的建议被接受了——而那儿子，当然要对我大发雷霆了。
在这里，我做了一件事，对一个医疗界的人来说，这件事按常理来说是会被认为不合伦理道德的。不过我却知道，为了病人的缘故，我是不得不采取这个步骤的。
他后来的发展情形如何呢？从他母亲那里独立开来以后，他自己的个性便得到了发展。他作出了光辉的成就——尽管，或正因为我给他开出了这一剂烈性的药的缘故。他的妻子为此很感激我，因为她丈夫不但克服了酗酒的老毛病，而且还开拓出了他自己个人的道路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病人我多年来良心上一直有一种犯罪感，原因是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证明，尽管我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解脱出来。而且确实如此，他一旦解脱出来了，他的精神性神经病也就消失了。
在我挂牌行医时，人的精神对于潜意识地犯下的罪行所作出的反应的方式不断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到底，那个年轻妇女最初并不意识到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落入了似乎表现得对罪恶极有意识的状态。
我还有与此相似的、使我永志难忘的一个相似的病例。一位夫人来到我的诊所。她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说这没有关系，因为她只想就诊一次。很明显，她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人物。她说，她曾经当过医生。她要告诉我的是一种自白：大约二十年前，她出于妒忌而犯了谋杀罪。她毒死了她的那位至友，原因是她自己想嫁给她这位朋友的丈夫。她原本认为，要是谋杀不被人发现，她是不会感到不安的。她要嫁给这个男的，而最简捷的办法便是除掉她的这位朋友。她认为，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而结果呢？事实上，她确实与这个男的结了婚，但他不久之后便死掉了，年纪还相对地年轻。在尔后几年期间，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婚后所生的女儿一长大，便设法离开了她。这女儿年纪轻轻的就结了婚，然后就搬到别处她见不着的地方去了，越搬越远，直到这母亲失去了与她的一切联系为止。
这位太太是个热情的女骑师，拥有几匹她极为喜爱的乘用马。有一天，她发现，这些马在她乘骑时开始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连她最为宠爱的那匹马也躲着她并要把她摔下马来。最后，她只好放弃了骑马。从此之后，她便转爱起她的狗来。她养有一只她极为喜欢的不同寻常的漂亮的猎狼狗。仿佛像是命里注定了似的，就是这只狗，却不知怎的得了瘫痪症。至此，她可以说是不幸之极了；她感到，她在道德上完全破产了。她要向人坦白，于是她便来到我这里了。她是个杀人犯，但比这还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谋杀了。因为犯这种罪的人也就把自己的灵魂毁灭了。杀人者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某个人犯下了这种罪行并且给捉住了的话，他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要是他是暗中干的，而道德上又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并且一直没被发现的话，惩罚却仍然会如这个病例所表明的那样，迟早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种情形最后终于出现了。有时候，仿佛连动物和植物也“知道”这种罪行一样。
由于谋杀了人，这个女人便落进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之中，甚至连动物也变得对她疏远起来。而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她便让我参与了她这一秘密。她是得有某个不是杀人犯的人来参与她这一深藏心底的秘密的。她要找到某个不带偏见地接受她的坦白的人，因为这样一来，她便会再次取得犹如与人类建立联系的某种结果一样。而这个人应该得是个医生而不是那种职业性的忏悔牧师。由于牧师的职责关系，她对听她自白的牧师是心存疑忌的，担心他不会就事论事而是从道德上来判断她的行为。她看到了人们和动物纷纷疏远她，受到了这种无声的判决，而这种判决又是如此厉害，因此她实在再也无法忍受任何进一步的谴责了。
我一直未能查出她是谁，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故事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不免问自己道，她到底可能落了个什么结果呢。因为她的自白并不是她的旅程的终点啊。也许她最后终于被迫自杀了。我实在无法想象，这种完全孤独的情况，她竟能继续生活下去。
临床诊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能给医生提供某种方向，但对病人来说却没有什么帮助。至关重要的是病人所讲述的往事。因为只有它才揭示了病人的背景及他所受的痛苦，而只有到了这时，医生的治疗才能开始发生作用。有一个病例极为有力地给我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病例与女病室的一位老病人有关。她大约已七十五岁，卧床不起已有四十年了。大约五十年前，她就住进了医院，但医院里余下的人却记不起她是怎么住进了医院的，当时在这医院里工作的人已全都死光了。只有已在这间医院工作了三十五年的一位护士长，才仍然记得点儿有关这个病人的一些往事。这个老太太现已不会说话，只靠流质和半流质食物来维持生命。她用手指进食，沾上了食物后让它慢慢从手指滴进嘴里。有时候，她吃一杯牛奶得花上几乎两小时。不吃东西时，她便用双手和手臂做古怪的律动式动作。我不明自这些动作的用意何在。精神病所造成的毁坏性程度我是有深刻印象的，但对此却仍然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在讲授临床课时，她往往便被用作精神分裂症的一种紧张症形式的病例，但这对我却不表示有什么意思，因为这种话丝毫无助于弄清楚这些古怪的手势的起因和意义。
这一病例留给我的印象体现了这个时期我对精神病学的反应。当我当上了助理医师时，我觉得，对于精神病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一无所知的。每当我站在主治医师和我的同事们身边时，我便感到极不自在，因为他们是满脸胸有成竹的样子，神气活现，而我却是不知所措地在黑暗中摸索。我认为，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楚在病人的头脑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些事情却仍然一无所知。我在这里所从事的这一职业，我却一点不内行！
一天傍晚，时间已经很晚了，当我穿过病房时，我看到那老太太仍然在做着她那神秘的动作，于是我便自己问自己道：“为什么要这样呢？”随后，我便去到那位老护士长那里，问她这位病人是否一向是这样。“不错，”她答道，“但我的前任告诉我，她过去常常做鞋子。”我于是再次翻阅了她那发了黄的病历，确实无疑，上面有一段话，大意是她有做鞋动作的习惯。过去，鞋匠往往把鞋子夹在两膝之间，精确地以这样的动作拉扯出穿过皮革的线。（时至今日，仍可见到乡下鞋匠的这种动作）这位病人不久后去世了，她的哥哥于是前来参加葬礼。“您的妹妹是怎么神经失常的呢？”我问他道。他告诉我说，她本来与一个鞋匠相爱，但后者却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想娶她，而当他最后与她断绝关系后，她便“出事”了。鞋匠的动作实际上是表示她与她那恋人的认同，这一认同一直持续到她的去世。这个病例告诉了我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心理起源的第一点暗示。从这开始，我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精神病中的具有着含义的种种联系。
另一个病人的往事给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学背景，但最主要的是那种种“没有意义”的妄想的背景。从这个病例中，我才得以首次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直到目前还一直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病人名叫巴贝特·某某，她的故事我已在别处发表了48。1908年，我在苏黎世的市政厅作了有关她的病的讲座。
48 参看《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及《精神病的内容》，两文均载于《精神病的心理发生》。——原注
她出身自苏黎世旧城，亦即出生自那些狭窄而肮脏的街道的一个贫困不堪的环境里并在一种卑贱的环境里长大成人。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其父则是个酒鬼。在三十九岁那年，她死于带有典型夸大狂特征的偏执狂式早发性痴呆症。当我见到她时，她已住院二十年。她被当作直观教学课的实例而给好几百个医学院的学生展示过。在她的身上，他们看到了精神分裂的不可思议的过程。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性病例。巴贝特精神完全失常并尽说些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极为疯疯癫癫的话。我尽了最大努力企图弄明白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的含义。比如说，她会说道：“我就是罗累莱。”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们每当想弄清楚她的病况时便总是说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可无从知道。”49或者她会号哭道：“我是苏格拉底的代理人。”这，我发现，其用意是：“我像苏格拉底那样受到不公正的指责。”突然爆发出的荒唐话如“我是双料的不可取代的工艺学校”、“我是玉米面底下的葡萄干蛋糕”、“我是日耳曼和赫尔维提亚的特别甜的奶油”、“那不勒斯和我必须给全世界供应面条”等等则意味着她那增大了的对自己的估价，也就是说，以此来补偿她的自卑感。
49 这是海涅著名诗歌《罗累莱》中的第一行。——原注
我着迷于巴贝特和其他这种病例的研究使我相信，大多数我们至今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却并非像乍听之下那么疯癫。我不止一次看出了，即使就连这种病人，在其背景处依然存在着必须被看作是正常的一种人格。也就是说，这一人格在袖手旁观着。偶尔的时候，这一人格——通常是通过各种声音和梦的方式——也可以作出完全合乎理智的评论和反对意见。在身体生病时，它甚至还能再次进入到前景中来并使病人显得几乎像正常人的样子。
我曾经医治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在背景处十分清楚地给我显现了她那“正常的”人格，这样的病人是无法治愈的，而只能对之表示关怀。说到底，每个医生都会碰上他无法希望能够治愈的病人的，对于这种病人，他只能为他把通向死亡的道路弄得平平整整。她听见了散布于她整个身体各处的声音，而在胸膛中间的那个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我对她说道，话一说出我便对自己的勇气表示吃惊。一般说来，这一声音会说出很有理智的话，而借助于这一声音，我便得以很好地对付这个病人。有一次那声音说道：“让他考验一下您对《圣经》的信念！”她于是便带来一本很旧的、破破烂烂的，翻阅过很多次的《圣经》来了；我每次巡视，便得指定其中一章让她阅读。第二次，我便又得对她进行这种考验。我一连这样做了大约有七年，每隔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开头时，我对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但不久之后，我认识到了给她布置这样的作业的意义。通过这一方式，她的注意力便得以保持活跃状态，于是她便不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到使她精神分裂的梦境中去了。这一结果是，经过约六年后，以前本来周身存在的各种声音，这时便退缩到她身体的左半部了，而右半部的声音则完全消失了。在左半身，这一现象的强度也没有加倍地增强，而是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其结论只能是，病人被治好了——至少是治好了一半了。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记忆练习竟能产生治疗作用。
通过我对病人的工作，我认识到了，妄想狂病人的思想和幻觉是包含有一丁点儿意思的。在精神病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种希望与欲望的形式的。要是我们不了解它们，那么过错在我们身上。我这时忽然第一次明白过来，人格的一般性的心理，是隐蔽地潜藏在精神病之内的，而甚至就在这里，我们仍然遇到了那古已有之的人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病人尽管可能显得麻木不仁和悲怆，或完全像个白痴，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仍然在活跃地活动着，而含有意义的东西，要比乍看之下所具有的要更多。从本质上说，在精神病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和毫不了解的东西，相反，我们遇到的是他们自己的本性的基础。
我向来感到震惊的是，精神病学为了了解精神病所包含的内容，竟然花了如此之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愿费心思去弄清楚幻想的含义，或且想到要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病人有这样一种幻想，而另一个病人的幻想却完全不同；或者，比如说，一个病人幻想自己被耶稣会会士所迫害，另一个则想象犹太人想毒死他，而第三个则确信警察正在追捕他，像这种情形，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医生看来是完全不感兴趣的。这些幻想只是以某种属名如“受迫害幻想”等而被堆到了一起。在我看来显得同样地古怪的是，我那时的调查研究今天却几乎被人所遗忘掉了。在这个世纪之初，我已开始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因此，这一方法并非只是刚刚被发现的某种东西。然而，的确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开始把心理学引入到精神病学中去。
当我还在这个医务所工作时，在处治我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时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否则便难免被人指斥为漠不关心和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向来被人认为是不治之症。要是有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上取得了进展，那么别人就会认为这个病人患的并非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当弗洛伊德于1909年来苏黎世探访我时，我把巴贝特这个病人让他看了一下。后来，他对我说道：“您知道，荣格，您在这个病人身上所发现的东西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但您到底怎么竟愿意对这个其丑无比的女人花上这么多个小时和这么多天呢？”我一定给了他令他很不高兴的一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我甚至有点儿认为这个女人是个令人愉快的老家伙，因为她竟有这么可爱的妄想并说些这么有趣的事情。而不管怎样，甚至在她疯疯癫癫时，人性毕竟还是透过怪诞异常的胡话的浓云中透射了出来。从治疗方面来看，在巴贝特身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她患病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但是我看到过其他病例，在这些病例里，这种深入病人的人格并对其表示关怀的做法是能产生为时长久的疗效的。
从外表上来看，我们从精神病人身上所看到的一切是他们的悲惨的毁灭，心灵的另一方面由于背向我们，因而其活动我们便几乎无法看到。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在一个年轻的紧张症患者的病例中，我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点。她时年十八岁，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十五岁时，她被她哥哥诱奸，后又被她的一个同学凌辱。从十六岁时起，她便自动与他人疏远，退缩进孤独之中。她避不见人，到了最后，她所剩下的惟一感情关系是邻家的一只恶狗，她一直想把这只狗争取过来。她日益变得越来越古怪，到了十七岁时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尔后便在那里呆了一年半。她听到各种声音，拒绝进食，并变得完全缄默起来（就是说不再说话）。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紧张症状态之中。
经过了许多个星期的时间，我才慢慢地说服了她，让她开口说话。克服了许多障碍之后，她告诉我说，她一直住在月亮里。月亮看起来像是有人居住似的，但她在那里首先见到的却只有男人。他们立刻把她带走了，把她送到了月亮下的一个居处，这个地方还居住着这些男人的孩子们和妻子们。因为在月亮的高山上住着一个吸血鬼，专门劫夺并杀死女人和孩子们，因此月亮上的人类便遇到了灭绝的威胁。月亮下面居住着占月球人口半数的女人，原因就在这里。
我这位病人下定决心要为月球人做些事情，并计划消灭这个吸血鬼。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她便等待着这个吸血鬼出现在她为之专门建造的一个高塔的平台上。过了许多个晚上，她终于看见了这个吸血鬼从远处向她飞近，这怪物像一只大黑鸟那样拍着翅膀向她飞来。她拿着藏在她的长袍下面的一把杀牲献祭用的长刀，等着这只吸血鬼的飞临，突然之间，它已站在了她的面前。它有好几双翅膀，脸和整个身体都被这些翅膀遮住了，因此除了它的羽毛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惊奇得很，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便很想看一下它到底长得像个什么样子。她手握刀子走了过去。突然之间，翅膀张开了，一个具有天神般美的男人站在了她的面前。它用它那带翅膀的双臂像铁钳那样紧紧夹住了她，因而她便再也无法挥动她那刀子了。总之，她完全被这吸血鬼的容貌给迷住了，因此总是无法挥刀杀它。它把她从平台上提了起来，夹着她飞走了。
作过这种揭示之后，她便再次能够不受拘束地说起话来了，但这时，她的反抗性又露出来了。看起来好像是我制止了她返回月亮上去似的，她再也无法逃离开地球了。她说，这个世界并不美丽，但月亮却是美丽的，生活在那里也富有意义。不久之后，她的紧张症又旧病复发了，于是我只好把她送到了一所疗养院。好一阵子，她简直疯癫之极。
大约两个月之后，她出院了，也可以再次跟她谈话了。慢慢地，她明白过来了：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她于是拼命地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进行斗争，于是便又再次被送进了疗养院。我再次到她的病室里看望她并对她说道：“这一切对您不会有什么好处；您绝不可能再回到月亮上去了！”她默不作声地接受了这一点，神色极为悲怆。这一次，她在那里呆了不多久就又出院了，从此便乐天安命了。
她在一所疗养院干了一阵子护士。那里的一位助理医生有一次稍为粗暴地责备了她几句话，结果她拿出左轮手枪朝他开了一枪。走运的是，这个人只受了点轻伤。但这件事表明了，她不论走到哪里，身上随时都带着把左轮手枪的。在此之前，有人还看见她带着支子弹上了膛的步枪。在我最后一次会见她时，也就是在那次治疗的结束之时，她把那支枪交给了我。当我吃惊地问她准备用枪干什么时，她答道：“要是您骗了我，我就开枪把您打倒！”
当这次开枪射击的激动平静下来之后，她返回到了她的家乡。她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并在东部地区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而还幸存了下来，旧病也从此再没有复发过。
通过解释这种种幻想，我们可以得出些什么结论呢？在她还是个姑娘时她便有了乱伦关系，这种情形造成她在世上其他人的面前自感耻辱，但在幻想的王国里她却感到变得高尚了。她转而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王国，因为乱伦从传统观念来看是只有王室和神才拥有的特权。这种事情的结果便造成她与世界完全疏远起来而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结果，她便变得“超尘绝俗”，她与他人联系的纽带也就折断了。她一头扎到了千万里之遥的世界里，进入到了外层空间，并在那里遇到了带翅膀的魔鬼。就像这种事情所常有的那样，在治疗期间，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了我的身上。因此，我也就自然会像劝她回复到人的正常生活的任何人那样，便受到了要被置之死地的威胁。她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她便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那魔鬼并把自己依附在了一个尘世的人的身上。这样，她便能重归人世并甚至可以结婚了。
从此之后，我便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精神病人所受到的痛苦了，因为我已洞察到，他们的内心体验是丰富的和重要的。
我经常对我的心理疗法或分析疗法提出疑问。对于这种问题我是无法作出明确回答的。病例不同，疗法便也不同。当有个医生告诉我说，他是严格坚持这一或那一疗法时，我对他的疗效是抱有怀疑的。有个资料，对病人的抵制性反抗谈得很多，原因就在于其疗法几乎使人觉得医生是在千方百计把某种东西强加到病人身上，而实际上，疗法本应根据病人的情况而自然地生发出来才是。心理疗法和心理分析是因人而异的。我处治每个病人都是尽可能地把他加以分别对待，因为问题的解决办法从来就是独特的。即使有普遍的法则，其适用性也是有保留的。心理学上的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因为它可以给颠倒过来。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解决办法，对某个别的人却可能正好合适。
很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其所谓的种种“方法”。但他必须警惕，谨防落进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之中。总的说来，一个人对理论上的各种假设必须小心。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而明天，却可能变成其他假设的反面了。在我的分析过程中，它们根本不会起什么作用。我是有意地这样不从属于任何体系的。在我看来，在与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人打交道，只有了解这一个个人才会有用。对于每一个病人，我们都需要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在进行这次分析时，我可能用阿德勒50 的语言说话，在另一次分析时，我可能又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话了。
50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体系的建立者。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每逢我面对病人，总是以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态度来对待。分析是一种要有两个参加者才能进行的对话。分析者和病人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固然有话要说，但病人同样也有话要说。
心理疗法的本质既然不是一种方法的应用，因而光进行精神病学方面的剖析是并不足够的。我自己本人就是工作了很久之后，才掌握了心理疗法的手段的。早在1909年，我就认识到，要是不弄懂了他们的象征的含义，我是无法处治隐性的精神病者的。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了对神学的研究。
对于有教养的和智力高的病人来说，精神病学家要有比专业知识更广博的知识。除了所有的理论假设外，他还必须弄明白，促使病人发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医生就只能引起病人的不必要的反感。说到底，重要的并不是一种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而是病人是否领会到了自己是一个个人。然而这一点要是不参照集体性的看法是无法做到的，对于这一点，医生是应该有所知才行。因此，光有医疗性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人的心灵的视野，其包容是无限的，而并不仅限于医生诊室的有限的范围。
心灵显然要比躯体更为复杂和更不容易接近。也就是说，它就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了它才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的一半。由于这种缘故，心灵并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精神病学家所要与之打交道的则是整个世界。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前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威胁着我们所有人的那种灾难，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来自那个人的和大众的心灵。人的精神的失常就是这一危险的所在。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精神是否能正常地起作用了。今天，要是某些人失去了理智，氢弹就会爆炸起来。
然而，心理疗法学家必须不但了解病人，而同样重要的是他还必须了解自己。对于这一原因，分析者的分析对象就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训练性分析。也就是说，病人的治疗始于医生。只有当医生懂得了如何处置他自己和他本人的问题之后，他才有可能去教导病人也这样做。只有到了这时才行。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精神并严肃地加以对待。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那病人便不会跟着去学，病人就会丢失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其情形就跟医生丢失掉了他并没有学会去加以理解的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一样。因此，对于训练分析来说，只包括掌握一系列概念是不够的。精神分析对象必须认识到，这种分析是与他本人有关的，训练性分析是现实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并不是可以通过死记硬背就能学会的一种方法。学习者在其本身的训练性分析中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一定要为未来的失败付出重大的代价。
虽然有那叫做“附属心理疗法”的处治方式，但在任何全面性的分析里，病人和医生二者的整个人格都是要调动起来发挥作用的。有许多病例，医生要是并不介入是无法治愈的。事关重大之时，医生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一出戏的一部分，抑或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结果就会大不相同。在生命处于重大危险之时，在生死存亡的问题刻不容缓之时，拐弯抹角地进行一点儿暗示是没有什么用的。在这种时刻，医生的整个为人便受到了挑战。
施治者在任何时候均必须对自己，对自己对病人所作出反应的方式加以密切注意，因为我们并不只对我们的意识作出反应。我们还必须总是不断地自问道：“我们的潜意识是如何正经历到了这种情境的呢？”因此，我们必须就像我们小心谨慎地对待病人那样观察我们的梦境，对我们自己加以最密切的注意与研究。要不然，整个的治疗就会出现问题。关于这个，我在下面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有过一个病人，是个智力很高的女人，由于种种原因，她引起了我的各种怀疑。开始时，心理分析进行得很顺利，但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开始感到，对于她的梦境，我无法加以正确的阐释了，而且我还觉得，我们的谈话变得越来越空洞了。因此我便决定把这一点跟我的病人谈一谈，因为出了点什么差错的情形也自然没能逃出她的注意。在我准备跟她谈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下面的这个梦。
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我正顺着穿过一个山谷的一条公路走着。我的右方是一座很陡的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城堡，在最高的塔楼上有个女人正坐在某种栏杆上。为了好好地看清楚她，我只好把头拼命向后仰着。梦醒过来后，我的脖子的后部便产生了痛痉。甚至就在梦里，我已认出了那个女人就是我那病人。
对于阐释，我于是顿然大悟。要是在梦中我就得以这种方式抬起头来看这位病人，在实际中我可能是垂着眼看她的。梦境，说到底，就是对意识态度的补偿。我把这个梦和对梦的阐释的情形告诉了她。她立刻在情境上便发生了变化，于是治疗再次开始取得了进展。
作为医生，我常常自问，病人正传递给我的是一种什么信息。他对我又意味着什么？要是他对我什么也不意味着，那我便没有打开缺口的攻击点，对他的病也就无从入手了。医生是只有在他本人感情上受到感染之时才能起作用。“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会医伤。”但要是医生的个性之强犹如一身盔甲之硬时，他是起不了作用的。我对我的病人是认真加以对待的。我也许也会遇到像他们所遇到的那样棘手的问题。往往有这种情形，病人正好是医治医生的痛处的一帖良药。由于有这种情形，医生便也会遇到困难的情境——或更准确地说，这种情境是专门为医生而产生的。
每个治疗医生都应该拥有由某个第三者来支配的控制力，为的是使自己乐于接受另一种观点。甚至教皇保罗，不是也有个忏悔师么。我总是对心理分析者建议道：“找个年长的男忏悔师，或找个年长的女忏悔师吧！”对于扮演这种角色，妇女是具有特别天赋的。她们往往具有极好的直觉及犀利的批判性洞察力，可以看出男人暗地里的心思，有时甚至还能看透男人们本能性的种种诡计。她们能看出男人们所看不到的某些方面。没有什么女人会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超人，原因就在这里了！
不难明白，一个人要是有了精神病，那他是应该经历一下心理分析的；但要是他感到自己正常，那就没有必要逼迫他去这样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对于所谓的“正常”，我是有过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体验的。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完全“正常”的学者。他是个医生，被我一位老同事介绍到我这里，随身还带着这位老同事写的评价极高的推荐信。他曾是我这位同事的助理，后来便接替了他的诊所的工作。现在，他拥有人数正常的病人，取得了正常的成就，有一个正常的妻子和几个正常的孩子，住在一个正常的小镇子里的一幢正常的小房子，他收入正常，大概饮食也正常。他想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我对他说道：“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它意味着您首先得学会懂得您自己。您本人就是这一工具。要是您不对，您怎么可能使病人纠正过来呢？要是您说服不了您自己，您怎么能说服病人呢？您本人必须就是这真正的材料。您要是不是，那就请上帝帮您的忙吧！不然，您就会把病人引入歧途。所以，您本人必须首先接受心理分析。”“这很好。”那人说道，但几乎马上接着又说道，“我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您说的。”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警告信号了。我说道：“好得很，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您的梦吧。”“我不做梦。”他说道。“您很快就会有梦好做的。”我回答道。任何别的人就在那天晚上大概都是会做梦的，但是他却无法回想起任何梦。于是便这样继续进行下去了约两个星期，而我则开始对这整个的一件事感到相当不自在。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我准备把这个梦说一下，因为它表明了，在实践性精神病学中，对梦加以了解是多么的重要了。他梦到自己坐火车去旅行。这火车行驶两个小时后在某市的一个车站将停一阵。他因为不知这是什么城市并想浏览浏览，于是便动身向市中心走去。在市中心，他发现有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大概就是市政厅吧，于是便走了进去。他顺着长长的走廊随意乱逛，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房子，房子的四壁悬挂着些古画和精美的壁毯，到处摆放着贵重的古董。突然间，他意识到，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太阳也早已落山了。他心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车站去。就在这时刻，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再也不知道门口在哪里了。他吃惊得跳了起来，同时他还认识到，在这座建筑物里他一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碰到过。他开始觉得不安起来，于是便加快了脚步，希望能碰见某个人。但他却还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这时，他来到了一个大门处，于是便松了口气，想道：这就是出口了。他把门打开，这才发现自己原来又撞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这个房间又大又黑，使他甚至无法看到对面的墙。这位做梦的人吃惊极了，于是便跑着横穿过这间又大又空无一物的房间，一心希望在另一边能找到出口。这时，就在这房间的正中处，他看见地板上有个白色的东西。待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这是个约两岁大的一个白痴小孩。这小孩坐在一个尿壶上，并把尿壶弄得粘满了屎尿。就在这时，他大喊一声醒过来了，恐惧得心里怦怦直跳。
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现在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我得承认，当我竭力把他引出这一梦境时我周身都冒汗了。我只得把这向他解释为某种没什么害处的东西，并对所有有害的细节极力掩饰。
其实这个梦的意思大致是这样：他动身出发的旅行是一次苏黎世之行。然而他在那里只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那房间中央的那个小孩就是他自己两岁时的那个样子。在小孩子方面，这种不讲卫生的行为是有点不同寻常，但却仍然是可能的。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屎尿有兴趣，因为屎尿有颜色并有一种古怪的气味。一个在城市里长大并可能管教严厉的孩子是很容易犯这种过错的。
但是做梦者即那位医生却根本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了。因此，在房间中央的梦的意象是一种恶毒的象征。当他把这梦告诉我时，我便认识到，他的正常其实就是这种情形的补偿。我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他，因为这位隐性的精神病患者只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要发病而使精神病变得明显化。这是必须加以阻止的。最后，在他的其他一个梦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结束这种训练性分析的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借口。我们两人都十分高兴结束此事。我没有把我的诊断结果告诉他，不过他大概意识到了，他已处身于产生极大的恐慌的边缘，因为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可怕的疯子所追赶。在这之后他便立刻回了家。他从此再也不敢去搅扰刺激他那潜意识了。他那显著的正常性反映了一种不再会发展而只会在与潜意识的对抗中被击得粉碎的人格。这些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是心理疗法家们所不喜欢的人，因为他们往往很难加以确认。
由于有这种情形，我们便得谈谈由门外汉进行心理分析的问题了。我是赞同由非学医的人来研究心理疗法并施行这种疗法的，但对于隐性精神病人，却存在着他们会犯重大错误的风险。因此，我是赞成让外行者来完成分析者的工作的，但却要有职业性医师作指导。只要外行者一旦觉察到最轻微的一点儿不确定，他就应该与其指导者进行磋商。即使甚至就是医生，要确认并处治一个隐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困难的；对于外行者来说就更是这样了。但我曾经反复地发现过，有些多年从事心理分析治疗并曾对自己进行过心理分析的外行者，却都是精明能干的。此外，也不可能让这样多医生从事心理疗法。从事这种工作，进行长期而彻底的训练乃是必要的，此外还要这种人有广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还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特别是当病人方面发生移情，或医生与病人的或多或少的潜意识的认同，这时便会导致灵学现象。我曾经频繁地遇到过这种情形。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病例，这位患者，我后来帮助他摆脱了心理发生性沮丧。他回家后结了婚，但我对他的那位妻子却没有好感。我第一次看到她，便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她丈夫对我很感激，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却成了她的眼中钉，原因是我对她丈夫有很大的影响。往往有这种情形，并不真心实意地爱自己丈夫的女人们是心存妒忌的并且还要破坏其丈夫与他人的友谊。她们要丈夫完全属于自己，原因是她们自己并不属于自己的丈夫。所有这一切妒忌的症结所在，乃是缺乏爱情之故。
这位妻子的态度给这位病人造成了他无法承受得起的巨大重负。在这种压力下，结婚才一年，他便又旧病复发，重新落进了一种新的沮丧状态里。由于我早已预见到了这个，于是事先便作好了安排，让他一旦觉得精神不振，便立刻与我联系。部分是因为其妻子之故——她拿他这种萎靡不振寻开心——结果便使他忘了这样做。我对他的情况便也一无所知。
就在那时候，我在某市举行了一次讲座。我回到旅馆时已时近午夜。讲座结束后我与几位朋友坐着聊了一小会儿，然后便上床睡觉去了，但不知怎的却久久不能入睡。大约就在两点钟时——那时我一定是刚刚睡着了——却不知怎的心里一惊，醒了过来，并感到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我甚至还有门是被急急忙忙打开的这种印象。我立刻开亮了灯，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可能是有人走错了门，于是我便向走廊望了一眼，可那里也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怪了，”我想道，“确实是有人进过房间里来过的呀！”然后我便设法仔细地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我是被一阵子不那么剧烈的疼痛弄醒的，仿佛某种东西敲了一下我的前额，然后又敲了一下我的后脑勺一般。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报，说我那位病人已经自杀了。他是开枪自杀的。后来，我获悉，那颗子弹穿过前额后便留在了他那后脑勺里没有射穿出来。
这一体验是一次真正的同时发生性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可以在与一种重大的情境——在这一次是死亡——有联系的情况下观察得到。通过潜意识中的这种时空的相关化，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我已觉察出了实际上正在别处发生着的事情。集体潜意识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谓的“一切事物皆有的同情心”的基础。在上述这一情况里，我的潜意识是知道我那位病人的状况的。实际上，整个那天晚上，我一直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与神经紧张，这种情绪与我平日的情形是恰好相反的。
我从不试图让病人改信别的什么宗教，也绝不施加什么压力或强迫命令之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病人应该获得他自己的对事物的看法。在我的处治下，异教徒还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也仍然是犹太教徒，一切顺乎其命运为其所作出的安排。
我对一个犹太妇女的一个病例仍然记得很清楚，这是个失掉了其宗教信仰的病人。开始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成了一个前来向我求医的病人。她把她的病情向我作了大概的介绍，在她正谈着话的时候，我心里想道：“我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突然之间，我恍然大悟，她一定是患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father complex）。这个梦果然应验了。
第二天，我忙于一次预约门诊，一直忙乎到四点钟。一个年轻妇女出现了，她是个犹太人，是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长得漂亮，穿着入时，智商很高。她已作过一次心理分析，但是那位医生却发生了移情于她的情形，最后只好恳求她千万别到他那儿看病了，因为如果她还来，那便意味着破坏他的婚姻了。
这姑娘多年来一直受着一种严重的忧虑性神经病的折磨，由于遇到了这种情况，便自然使得其病情加重了。我从查看以往病史入手，但未发现什么特殊性的东西。她是个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的、西方化的犹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开明人。开头，我并不知道她有什么麻烦。我忽然想起了做过的梦，于是便想道：“天啊，原来这就是我梦中见到过的那位姑娘。”但我既然无法在她身上看出恋父情结的丝毫痕迹，因而便问她有关她祖父的情况，这是我在处理这类病人时的习惯。这时，她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于是我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因此我便要求她告诉我有关她这位祖父的情况，进而了解到她祖父是个拉比51并且是属于犹太教中的一个小教派的。“您是说是‘虔敬派’吗？”我问道。她说对。我继续就此提出问题。“要是他是个拉比，那他曾有机会当过圣徒吗？”“对，”她回答道，“据说他是某种圣人并拥有第二视力。不过这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51 拉比：犹太法学博士。
听到这里，我便从既往病史中得到结论并明白了她的精神病史了。我对她解释说：“现在，我要跟您说点儿您可能无法接受的事情。您爷爷是个圣徒。您父亲却变成了个犹太教的叛教者，他背叛了那种秘密并背弃了上帝。于是您便有了精神病，原因是对上帝的惧怕已钻进了您的心里。”这句话给了她犹如晴天霹雳那样厉害的一击。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家里正举行招待会，天啊，这个姑娘也在场呢！她走到我跟前问道：“您有雨伞吗？外边正下着大雨呢。”我真的找来把雨伞，东按西摸地想把它打开。就在我正要把它递给她时，这时却发生了怎么样的事啊！我竟跪下来把它递给她，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她，过了一周后，她的精神病便全好了52 。这个梦告诉我，她并非是个浅薄的小姑娘，而是在这种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圣人的素质。她没有什么神学的观念，因此她天性中的这一最根本的特质便无法找到表现自己的方式。一切她所意识到的活动因而便被引向到卖弄风情、衣饰和性的方面去了，因为除此之外她别无所知。她只懂得理智并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但在实质上，她却是个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了得完成他那秘密的意旨。我所需要的是唤醒她身上那种神学的和宗教的意识，因为她属于那种精神性活动不可或缺的那一类人。这样，她的生活便会呈现出意义，而精神病的痕迹也因此便会消失殆尽。
在这个病例里，我没有应用任何“方法”，而只是觉察到了一种“引导性力量”的出现。我把这个向她进行了解释，她的病便完全好了。方法在此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
52 这一病例与荣格处治过的大多数病例的区别在于其治疗时间很短。——原注
我常常看到有人由于满足于对人生问题作出片面或错误的回答而成了精神病患者的。他们寻求地位、高攀的婚姻、名誉、外表的成功和金钱，这些人甚至即使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一切，可却仍然不幸福并患上了精神病。这种人通常局限于一个极为狭窄的精神生活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和充实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眼界更为宽阔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由于这种原因，发展的观念对我来说便向来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掉了信仰的人。来找我诊治的人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和在这个时代，信徒仍可以有机会在其教堂里过那“象征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弥撒、洗礼、效法基督，及宗教上的许多其他的方面的体验就可以知道了。但要体验和生活在这些象征里却要求以信徒方面的积极参与为先决条件，这在今天的人们却往往缺乏得厉害。在精神病人方面，实际上就更总是这样了。在这种病例里，我们就得观察一下潜意识是否会自发地引出取代所缺乏的东西的各种象征。但即使到了这时，一个在梦中见到各种象征或有过幻觉的人是否也能够理解这些象征的意义并承担起这种种后果的问题仍然没法解决。
比如说，有过我曾在《集体潜意识的各种原型》里描述过的一位神学家的病例。他做过某个梦，这个梦反反复复地做了好多次。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山坡上，在这里向下看，一个长满了茂密树林的山谷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在梦里还知道，在这树林的中央处有个湖；他还知道，直到目前，某种东西一直总在阻止他走到那里去。但这一回他却想把走到那里的打算付之实现。当他走近湖边时，气氛变得神秘莫测起来；突然之间，一阵轻风掠过这个湖的水面，湖水便泛起了阴暗的涟漪。他吓得惊叫一声醒了过来。
最初，这个梦显得无法理解。但作为一个神学家，这位做梦者本应记得这个被阵风吹起了水面上的碎浪的“水塘”，而这个水塘就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贝提斯塔水塘。一个天使下凡来触了一下水面，这个水塘的水便因之而能够治病。那阵轻风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吹的圣灵。而这却吓坏了这个做梦者。这暗示了有一位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守护神，他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一旦现身人却被吓得发抖。这位做梦者却难以接受“贝提斯塔水塘”这一联想。这种联想他根本不想接受，因为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圣经》里才可能遇到，或最多只是作为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题目而谈到，但跟心理学却毫无关系。在有些场合里提到圣灵那当然是很好的——但这却不可能是一种可以体验得到的现象！
我知道，这位做梦者应该克服其惊恐才是办法，而他也果真克服了他的恐慌。如果病人不愿意走已经给他指明的道路并承担后果，那我也绝不去把问题的结果强加给他们。我并不赞同病人只是由于一般人所共有的那种反抗性才拒绝这样做的那种敷衍了事的假设。反抗性，特别是在其显得是顽强的反抗时，是值得加以注意的，因为它们往往是不能加以小看的警告。治疗所用之法，可以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服用的毒药，也可以是如果遇上了禁忌症便可能致命的手术。
每当触及到最深处的体验，触及到人格的核心时，大多数人便会为惊恐所吓坏，而许多人则赶忙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当然知道，神学家们比起其他人来，其处境要更为麻烦得多。一方面，他们更为接近宗教，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受教会和教规的束缚却更大。探究内心体验，探究精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接受的。这种体验有可能具有心灵的真实性，这更是他们甚为厌恶的事。要是这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或至少有一种“历史性的”根基，那一切均会变得十分顺利。但至于心灵的东西呢？病人要是面对面地遇到这个问题，他便往往会对心灵表示出一种毫不怀疑的浅薄的藐视态度来。
在当代的心理疗法中，往往要求医生或心理疗法者应该“顺着”病人及其情感。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总是对的。有时候，医生方面进行积极的干预却是需要的。
曾经有一次，一位贵族夫人来到我这里诊治，此人有用巴掌扇其仆人——甚至连其医生也扇的习惯。她患了强制性精神病，一直在一所疗养院里疗养治疗。自然了，她很快就给了主治医生她那义务性的一记耳光。不管怎样，在她看来，他不就是个高级跟班而已么。她不是为他付了工资吗？这位医生把她送到了另一所医院，而到了那里，这同样的情景也发生了。因为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疯，而是显然需要灵活而温和地加以处治，于是那位不走运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
她是个高大威严而又仪表堂堂的女人，足有六英尺之高——我敢跟您说，她那巴掌扇起人来，可真是够有力的！然后，她来了，我们谈得很投机。然而，该我对她说点令她不快的事的时刻终于来了。她听了怒气冲天，一蹦跳了起来，举起手威胁说要给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来，对她说道：“太好了，您是位夫人啊。您先打——女的优先嘛！不过等会儿我是要还手打的！”我是真的要那样干的。她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在我面前火气一下子泄光了。“以前可谁也不敢对我这样说啊！”她抗议地对我说道。从那一时刻起，我的治疗便开始取得了成功。
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种男子汉式的反应。在这一病例，要是“顺着”病人，那可就完全错了。那可要比不起作用还要坏。她之所以有强制性精神病，原因就在于她无法给自己施加上道德的约束力。这种人因而就得给其施加某种别的约束力——于是随之便能产生强制性的、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征象。
好些年前，我曾对我所处治过的病人的结果作过统计。这些统计数字我无法再准确地回想起来了，但保守地估计一下，我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确实治愈了，三分之一症状大有好转，还有三分之一根本上没什么效果。但正是这些毫无好转的病例才是最难于判断的，因为好多事情是好些年之后病人才能认识到和有所理解的，而只有到了那时候，这些东西才能发生作用。我以前的一些病人经常写信告诉我说：“我到您那里诊治，结果过了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曾有过几个从我这里走开的病人，但我不得不让一个病人走开到别处求治的情况确实罕见。但就是在这些病人之中仍有一些人后来写信告诉我说处治结果后来还是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对处治是否成功作结论往往是如此之难的原因。
很明显，在其行医过程中，一个医生是会遇到对其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人的。他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是好是坏，是绝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的，然而这些人正由于这一原因，或具有非同寻常的资质，或命中注定得经受些史无前例的发展与灾难。有时候，他们是些具有非凡才华的人，很有可能会激起另一个人愿意为他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这些有才华的人，却可能天生具有这样古怪的不利的精神气质，使得我们分不出来这到底是个天才的问题呢抑或是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在这片收获难有保障的土地上，罕见的心灵之花时见怒放，在社会的平原上，这样的花是我们绝对难以设想能找得到的。心理疗法要有效，是需要建立密切的关系的，密切到要求医生对人的各种痛苦无论是惨烈或深切，均不应视而不见。这种关系，说到底，就在于不断地比较和相互的理解中，在于辨证地正视两种相对立的心灵上的现实。要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相互产生的印象无法互相撞击，那么心理疗治的整个过程就会始终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状就只会依然如故。除非医生和病人变成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关系的问题，否则解决办法是无法找到的。
在我们今天的所谓精神病人中，要是在别的时代，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本来不会成为精神病人的；这些人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人，就因为产生了人格的分裂之故。要是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通过神话而得以仍然与他们祖先的那个世界联系了起来，因而也就是与真正体验到了的而不是只是从外部所看到的本质联系了起来——他们本可消除掉自身的这种人格分裂的。我这里所指的是无法忍受神话的失落的那些人，还有就是下面所说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既无法找到通向一个只是外表性的世界、一个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世界的道路，同时又不满足于聪明地玩弄字句以自欺欺人，因为这样做跟智慧无论如何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时代所造成的这些精神分裂的牺牲者均只是些非强制性的精神病患者。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一旦弥合，他们那明显的病症便跟着消失了。对于这种分裂本身深有所感的医生，也就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并得以可能避免心理学家所易犯的那种沾沾自喜的危险。医生如果不从自身的体验中懂得各种原型的神圣性，在其医治病人之时如果遇上了这种情形，那他便几乎无法避免在疗治这些原型性病人时只获得消极性的疗效。他之所以往往过高或过低地估计它，原因就在于他只从理智的观点而不是按经验性的尺度来看待问题。危险的心理失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种失常的第一种表现，就是企图让理智来主宰一切。这暗地里便起着把医生和病人远远地与本源性作用——因而也就是与实际经验——隔开了；此外，它还把心理现实代之以一个显然稳妥的、人为的但只是两维性的观念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的真实性被所谓条理清晰的各种观念所完全掩盖住了。经验的本质被剥夺殆尽，取而代之的却只是些名称，而这些名称进而便又取代了现实。对于一种观念，谁也不必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这就是观念性如此令人乐于接受的缘故——它答应保护您免致经验的侵犯。经验并不是居住在观念里，而是栖身于行为和事实里。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但尽管这样，这种无用的做法却一再重复，直到无穷。
因此，在我的经验里，除了说谎成癖者外，最为忘恩负义和最难对付的病人就是那所谓的知识界人士。对于他们，可以有一只手不知另一只手在干什么的情况。他们养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感情的控制，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靠它来解决——然而要是感情不够发达，知识界人士仍然免不了要受精神病的折磨。
从我与病人的接触中，从我与各种心灵现象的接触中——这些现象以无穷的形象之流的形式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学到了极大量的东西——不但是知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洞悉自己的本性的能力。而从我的错误和失败之中，我所学到的确实也不算少。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这些人往往以非同寻常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而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出种种新途径。
我的一些病人变成了我的真心实意的弟子，并把我的想法传播到了全世界。我跟这些人所建立的友谊可以说山高水长，经受了几十年的考验。
我的病人使我得以深入人生的现实并进而得以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不少带根本性的东西。对我来说，遇见过如许之多的各色人且这些人的心理状况又是如许不同，比起与名人们所进行过的片言只语的交谈来，其重要性实在无法比拟。我一生中所进行过的最美好和最有意义的谈话，都是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所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