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应看作荣格就弗洛伊德所写过的许多文章的补充。这些文章的最重要者已收入《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另外参见《性格与人格》（1932）第48－55页的《在其历史背景中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巴塞尔主日新闻报》（1939年10月1日）中的《悼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文。
我成了一个心理疗法学家，踏上了探索自己的智力发展的道路。我十分天真地开始从外部和临床角度上观察精神病患者并因而发现了带有显著特色的心理过程。尽管丝毫不明白它们的内容，我还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并加以分类；这些事情人们认为已进行过充分分析与评价，因而便被认为是“病理学上的”而置之不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日趋集中于我体验到了有某种我可以理解的东西的病例里，也就是妄想狂症、狂郁性精神病及心理发生性精神障碍。我自开始执精神治疗业后，便研读了布鲁厄、弗洛伊德及皮埃尔·雅内的著作，这些著作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与教益。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弗洛伊德对梦进行分析与阐释的技巧在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达形式方面使人大开眼界。早在1900年，我便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54。那时候，这本书我读过后便放到了一边，因为我仍然无法把握它。在我二十五岁之时，我仍然缺乏足以欣赏弗洛伊德的理论的经历。直到后来我才有了这种经历。1903年，我再次捡起《梦的解析》读了起来，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殊途同归。主要使我产生了兴趣的是把受压抑机制的概念应用到梦的方面，而这一概念则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导源出来的。这对于我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进行的词语联想测验中经常遇到压抑性机制。病人对某些激发性词语所作出的反应，要么根本不作出联想性回答，要么其反应时间来得不合适地慢。后来才发现，这种障碍每次发生，就在于所使用的激发性词语触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创伤或矛盾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对此并未意识到。当被问及这种障碍的原因时，他便往往以十分做作的方式来进行回答。我所读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向我表明，在这个地方，压抑机制在起着作用，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也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这样，我便得以证实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论点了。
54 在他所写的弗洛伊德的讣告（1939）里，荣格称这一作品是“划时代的”和“也许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胆之作，旨在把握作用于显然坚实的经验性基础的潜意识心灵的种种不解之谜。对于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此书是……使人顿开茅塞的启迪之源，而对我们那些年纪较大的同事来说，它却是供人揶揄的对象。”——原注
但在受压抑的内容方面，情形可就有所不同了。在这方面我无法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认为压抑的原因是一种性方面的损伤。然而，根据我的实践，我熟悉许多精神病方面的病例，在这些病例里，性的问题只起到一种次要的作用，其他因素却占了突出的地位——比如说，社会适应性问题、生活中悲惨的事件所造成的压迫感、声誉的考虑等就占有重要地位。后来，我把这些病例向弗洛伊德作了阐明，但他却认为是性方面的原因而非这些因素才是起因。这使我觉得很不满意。
最初，使弗洛伊德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也难于对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在我逐渐熟悉他的著作的时候，我正就我的学术生涯进行规划并正要动手写一篇论文以求得大学给我晋级。但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学术界却无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因而与他发生任何的联系在学术界都只会有害而无益。“要人们”最多只是暗地里提及他，在各种代表大会上，人们只是在过道的地方讨论他，而在会议室里人们却三缄其口。因此，当我发现我的联想测验竟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时，我是根本不感到有什么可高兴的。
有一次，当我处身实验室并再次咀嚼起这些问题时，魔鬼向我耳语道，把我的实验结果和所得出的结论加以发表，但却避免提及弗洛伊德，那将是合适的。因为说到底，早在我搞懂他的著作之前，我便已得出我的实验结果了。但这时我又听到了我的第二人格说话的声音：“要是假作不知道弗洛伊德而干这样一种事情，那不过是一种诡计而已。你可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啊！”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变成了弗洛伊德的公开支持者并为他进行斗争。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我第一次站出来为弗洛伊德进行辩护，因为一个与会者的发言论及到强迫观念性精神病，但却故意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联系这一事件，我为《慕尼黑医学周报》写了一篇文章55 ，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作了评述，这一文章对于了解强迫观念性精神病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一文章，有两个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说，要是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边并继续为他辩护，便会使我的学术生涯处于危险之中。我复信说道：“要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一边。要是学术必须基于限制探索及取消真理这个前提，对于这种学术我将弃如敝屣。”我继续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进行辩护。但基于我自己的发现，我仍然无法认为一切精神病均由性压抑或性损害所造成。在某些病例中确是这样，但在其他病例中却不是。尽管这样，弗洛伊德却在调查研究方面开辟了一条新径，而对此震惊的人反对他的一片叫嚷当时在我看来实在觉得荒唐56。
55 文章的英译题目为“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病的理论：答阿查芬堡”，收入《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一书。——原注
56 1906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了《诊断性联想研究》后，两人之间的通讯随之开始并保持到1913年。1907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其《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一书——原注
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所表达的看法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赞同。实际上，我的同事还对我加以嘲讽。但通过这本书，我却得以逐渐认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探访他，而我们于1907年终于在维也纳进行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下午一点钟时见面的，然后实际上便一口气进行了十三个小时的交谈。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确实重要的人；在我那时的经历中，没有任何别的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极为聪明、机敏和卓尔不群。然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一直有点不明确；我无法清楚地把他的印象写出来。
他所谈到的有关性的理论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话却无法消除我的犹豫与怀疑。我有好几次尽力把我的保留性意见提了出来，但每次他都把我的看法归因于我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对的，在这个时期，我确实还未拥有足够的经验以支持我的反对性意见。我可以理解，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他那有关性的理论对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无法确定对性加以这样的强调与他主观的偏见的联系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它基之于有据可查的经验又到底到了何种程度。
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态度在我看来却是大可怀疑的。无论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件艺术品上，只要显现出灵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义上），他便对之加以怀疑，并拐弯抹角地认为这是受压抑性欲的表现。任何无法直接从性欲方面来加以阐释的，他便转而认为是“精神性性欲”。我表示不同意，这种假设，要是按其逻辑推论下去，便会导致作出文化寂灭的判断。文化因而便显得只是一种闹剧，只是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的结果。“对呀，”他表示同意说，“情形就是这样，而这正是一种厄运，对此我们无力与之抗争。”我对此根本不想加以同意，或就此罢休，但是我仍然感到无法与他争个水落石出。
在这第一次会面里，出现了某种别的对我有意义的东西。这与只是在我们的友谊结束后我才能想出来并对之理解的事情有关。弗洛伊德已在情感上非同小可地深陷进了他那有关性的理论去了，这是不会有错的。当他提到它时，他的声调便变得急迫起来，甚至几乎达到焦急的程度，而他那正常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一切迹象也就随之不见了。这时他脸上便会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就无从知道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之物。三年后（1910年）我们再次在维也纳进行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是怎么跟我说的：“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他感情激动地跟我说这番话，语气就跟一位父亲的口气那样：“亲爱的孩子，请答应我这一件事，每个星期天您一定上教堂去。”我有点吃惊，禁不住问他道：“一个堡垒——防卫的是什么呢？”对此他回答道：“防的是烂泥沼的黑潮。”说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补了句“关于神秘主义的”。首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字眼儿；因为教条，也就是说，一种不准批驳就加以相信的东西，其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各种怀疑。但这却与科学的判断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这就是插进了我们的友谊的心脏里的东西。我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的含义，实际上是哲学与宗教，其中包括当代正在兴起的灵学，在精神方面所已了解的一切。对我来说，性欲的理论实在玄得很，也就是说，也像许多其他推测性的观点那样是一种未加证明的假设。正如我所知道的，一种科学真理可以是一种假设，在一个时期内存在是可以的，但却不应当作神物而永远加以保留。
尽管我当时对此并不是清楚地理解了，但我却在弗洛伊德身上观察到了潜意识的宗教因素的大量涌现。很明显，他是要我帮助他建立起一道防卫这些威胁性的潜意识的内容的堤坝。
这次谈话留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思想混乱，直到此时我仍不认为性欲是人们所必须遵奉的一种靠不住而又会使人陷入危境之中的观念。显然，性欲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含义要多于对于其他人。对他来说，这是某种要以宗教般的虔诚来对之加以观察的东西。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来说一个人就只好三缄其口了。我支支吾吾地好几次想说说话，但却欲言又止，不久，我们的谈话便结束了。
我既迷惑不解而又尴尬狼狈。我觉得，我已经有机会一瞥那个未知的新王国，那里的各种新思想纷纷向我涌来。有一件事很清楚：以往一直对其不敬神性大加利用的弗洛伊德，现在却创造了一种教条；或更确切地说，他失去了一个好妒忌的上帝，在本该是上帝的地方他却代之以另一个咄咄逼人的形象，即性的形象。比起原先的形象来，这个形象也同样固执、苛刻、盛气凌人、险恶和道德上自相矛盾。正像精神上更强大的人被冠之以“神圣的”或“恶魔的”这样的形容词一样，“性本能”便取代了一个躲藏着的或隐蔽了起来的神的作用。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样一种转换的好处显然在于使他能够把这一精神上的新原则看作在科学上是无懈可击的及可消除一切宗教性色彩。然而，在根底处，这种神秘性，亦即两种在合理性上无法互相比较的对立物——耶和华和性欲——的心理特质，却依然是相同的。改变了的只是名称而已，当然了，随着这种改变，观点也随之改变了：那失去的神现在得在下界而不是在天上去寻求了。但是，极而言之，对于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又叫另一个名字的更强大的力来说，这又能有什么差别呢？要是心理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具体的物体，那其中一个便会被另一个所毁灭和取代。但在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心理体验上，却丝毫没有什么是较不紧迫的、较不焦虑的、较不强迫性的等等。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即如何去摆脱或克服我们的焦虑、昧心、内疚、冲动、潜意识和本能性。我们要是无法从光明的、理想主义式的方面来作到这一点，那我们从黑暗的、生物学方面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希望更大。
像火突然熊熊燃烧起来一样，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猛地一闪而过。过了一些时候，当我回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便显现出了其意义。最主要是，他的性格中被一种特色吸引住了：他的痛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它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一直无法加以解释，直到我把它与他对待性欲的态度联系起来看时才恍然大悟。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尽管性欲无疑是一种神秘之物，但他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似乎只是把它看作一种生物学上的功能。他只是谈及它时才带有感情色彩，这时才会显示出在他内心深处激荡并回响着的种种深刻的成分。从根本上说，或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他想要教导人们说，从内心处看，性欲包括了灵性并有着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但是他那具体主义化的术语却过于狭隘，因而无法表达这种观念。他给我的印象是，从本质上说，他所干的是有悖他自己的目标和他本人的；因而毕竟没有什么比得上自己是自己的最大敌人的更大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诽谤的黑潮”的威胁——他尽力想屈从于这种黑潮但却又做不到，这在他要比别人更甚。
弗洛伊德从不反躬自问何以他会不由自主地不停地谈论性，何以他对这种观念如此着迷。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那“单调的阐释”所表达的是一种对自身的逃避，或逃避他身上大概可以叫做神秘性的那另一个方面。只要他拒绝承认有这一方面，他就绝不可能跟自己妥协。他对于潜意识内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是盲目的，而且不知道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一切是有其顶端和底部，有内也有外的。在我们谈及其外时——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干的——我们所考虑的实则只是一个整体的一半而已，结果便造成从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
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我们是无计可施的。也许他本人的某种内心体验会使他睁开眼而明白过来；不过这时候他的智力便会把任何这样的体验归之于“纯性欲”或“心理性性欲”。他始终未能挣脱成为他所能认识到的那一个方面的牺牲品的境地，由于这种原因，我是把他看成一个悲剧性人物的；他是个伟人，此外又是一个被其恶魔所摆布的人。
在维也纳进行过第二次交谈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列·阿德勒的权力假说，我对这一假说直到目前还很少加以注意。像很多当儿子的人一样，阿德勒所干的，不是从其“父亲”的言，而是从其行，来加以仿效。转瞬之间，爱（厄洛斯57 ）和权力像铅那样沉重地压在了我心上。弗洛伊德亲自告诉过我说，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可以说，现在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是向理智的历史的一种巧妙的靠拢，是对尼采的权力原则的神化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得改写为“弗洛伊德对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因此，我觉得，这远非是在精神病理学范畴内的一场国内之争了。我突然恍然大悟，觉得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似同一个父亲的两个意见相左的儿子，或像一个单一的促动性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这一精神力量用相对抗的形式以经验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一如正负电子那样，其中厄洛斯为被动的一方，权力驱动力则为主动的一方，或反过来。厄洛斯对权力驱动力有很大要求，而后者对前者亦然。没有了另一个，哪里还能有那一种驱动力呢？一方面，人屈从于驱动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图驾驭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体如何屈从于这种驱动力，而阿德勒则表明了人又如何利用这种驱动力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便只好给自己创造一个“超人”。我的结论是，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的权力的影响，因而他实际上便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种教条的地步——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的永恒精灵。“查拉图斯特拉”58 是一种福音的宣布者，这已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这里也企图超过教会并把一种理论神圣化。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样干时并不怎么大吹大擂；相反，他倒怀疑我想成为一个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灾难性的要求，但同时却又把它放弃掉。人们对于神秘的东西，其行为往往就是这样，而且有道理这样做，因为它们一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却又是不真实的。神秘的体验可以与崇高和卑微同时并存。弗洛伊德要是对性欲是神秘的这种心理真实——既有神性又有邪恶性——稍为多加考虑，他就不会始终被束缚在生物学观念的范畴了。而尼采要是较为牢固地站在人类的生存基础上，他也就不会因理智的过火而走上极端了。
57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58 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的人物。
什么地方有神秘的体验使精神处于猛烈震荡，那里就会有支撑一个人的重量的绳子可能断掉的危险。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有人会掉进绝对肯定的状态，同样也会有人落入绝对否定的状态。超脱（摆脱对立物）是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解决办法，这我并没有忘记。心灵的指针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摇摆，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摆动。神秘之物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把人引向极端，因而一种适度的真理便被看作就是真理，而一个次要的错误便等同于致命的大错。一切均会流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却是欺骗，而昨天的虚假的推论却可能是明天的启示物。在心理学方面事情更是这样，在这方面，说真的，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仍然远不理解下面这种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除非意识已稍微或极短暂地意识到了它，否则什么都是不存在的。
我与弗洛伊德的谈话向我表明，他担心他对性的顿悟这一神秘之光会被“泥沼的黑潮”所弄灭。因此一种神话性的情境便产生了：光明和黑暗之间展开了斗争。这解释了其神秘性，还解释了弗洛伊德何以立刻借助其教条，以此作为一种宗教性的辩护手段。我的另一著作《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论述了英雄人物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弗洛伊德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是古怪的，这促使我进一步对这一原型性的题材及其神话学方面的背景进行研究。一方面受其教条对性的阐释，另一方面受其权力驱动力的影响，那几年便导致我对象征论进行了考虑。研究一下精神的极性和动力学便有了必要。我还开始了对延续好几十年的“神秘论泥沼的黑潮”的研究——也就是说，我竭力想弄明白作为我们当代心理学基础的意识方面的和潜意识方面的种种历史性假设。
我很想听听弗洛伊德谈论一下他对未卜先知和一般性灵学的看法。我于1909年到维也纳拜访他时，便问他对这些事情有何看法。由于他具有实利主义者式的偏见，他对这一大堆问题进行了诘难，认为是胡说八道，而且还是以如此浅薄的实证主义方式来诘难，因而我好不容易才把溜到嘴边进行尖锐反驳的话咽了回去。直到好几年之后，他才认识到灵学的严肃性并承认“神秘”现象的真实性。
在弗洛伊德这样说着话时，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膈膜这时仿佛变成了铁做的并正在变得赤热，成了一个红光闪闪的拱顶。就在这时，书架突然发出了十分响亮的砰的一声，而这书架就在我们身边，结果我俩被吓得跳了起来，担心这东西兜头倒下来压在我们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性客观现象的例子。”
“哈，”他叫道，“这可是胡说。”
“并非胡说，”我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现在敢预言，过一会儿还会有另一声砰的一响呢！”果不出其然，我的话音刚落，书柜便发出一声同样响亮的声音。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什么使我敢这样确信不疑。但我毫不怀疑地知道，这砰的一声是会再响一次的。弗洛伊德吃惊得目瞪口呆地瞧着我。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或他的眼色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这件事造成了他对我的不信任，而我则觉得我干了一件反对他的事情。自此之后，我便绝不与他就此事进行讨论。
1909年对于我们的关系证明是有决定意义的。这年我被邀请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就联想测验开设讲座。与此无关的是，弗洛伊德也接到了邀请，于是我们便决定一起前往。我们在布来梅会合，弗伦兹也在这里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在布来梅，后来人们大加议论的弗洛伊德晕倒的事件发生了。我对“泥煤沼尸体”的兴趣间接地造成了这事的发生。我知道，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有时会发现这种所谓泥煤沼死尸。这些尸体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在沼泽里淹死的，要么便是被埋葬在那里的。这些尸体所泡浸的泥煤水含有腐殖酸，这种酸腐蚀尸体中的骨质，同时却把皮肤染成棕色，因而皮肤和头发便得到完好的保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自然木乃伊化的过程，在这过程期间，由于泥煤重量的压力，这些尸体被压扁了。在荷尔斯泰因、丹麦和瑞典，这种尸体的残余被泥煤采挖者所掘到。
我们在布来梅时，我在报上读到了有关这种泥煤沼尸体的报道，我便想起了它们，但由于有点搞不清楚，便把它们混同于该市铅棺里的木乃伊了。我的这种兴趣使弗洛伊德感到很不愉快。“何以您对这些尸体竟如此关心呢？”他好几次问我道。他对这一整件事感到非同小可地恼火，并在我们正一起进餐时就这件事交谈交谈着便突然晕了过去。过后，他对我说，他确信，就这些尸体所进行的一切交谈，含有我盼他早日死掉的成分。这样进行阐释实在使我吃惊非小。对他这样强烈的想象我实在震惊——竟然这样强烈，显然便难怪竟使他晕倒了。
在另一次与此相似的事情中，弗洛伊德再次在我面前晕了过去。这次发生于1912年在慕尼黑所举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会期间。会上有人把谈话转到了阿曼诺菲斯四世（依克纳顿）方面去了。谈话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由于阿曼诺菲斯对其父亲抱一种否定的态度，因而便毁掉了他父亲所竖立的石柱上象形文字花框，而在他创立一神教的伟大行为的背后则隐隐约约有一种仇父情结在游荡。这种看法激怒了我，于是我便企图说明，阿曼诺菲斯是个有着深刻宗教信仰的人和富有创造性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是不能通过他反对他父亲的行为来加以解释的。相反，我说道，他一直尊敬地保留着对其父亲的纪念，而他所热衷的破坏只是针对阿曼这个神的名字的，什么地方有这个名字，他就把它销毁掉在那儿；他还凿去了他父亲阿曼霍特普石柱上象形文字花框上的“阿曼”两个字。此外，其他法老也有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取代纪念碑和雕像上他们真正的或神话性祖先的名字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同一个神的化身，便有权去这样做。但是我指出，他们既没有开创一种新风格，也没有开创一种新宗教。
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晕了过去，软绵绵地从椅子上滑落了下来。大家手足无措地把他团团围了起来。我把他扶起来背进了隔壁的房间，把他安放在一把沙发上。就在我背着他的时候，他的知觉恢复了一半，而我则永远忘不了他投向我的眼神。在他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时，他瞧着我，仿佛我是他父亲似的。造成他晕过去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这两次晕倒的共同原因却显然是父杀子的幻觉所造成的。
那时候，弗洛伊德经常作出种种暗示，表示他把我看作是他的继承者。这些暗示使我下不了台，因为我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恰如其分地，就是说像他所希望应该的那样，坚持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所作出的批评仍未成功到使他觉得有什么分量的地步，而我对他又十分尊敬，因而便不想强迫他最终认真地对待我自己的看法。在我脑海里，实际上我对于当某个党派的领袖毫无兴趣，也不想使思想背上这个包袱。第一，这种事情不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牺牲我的思想的独立性；第三，这样的荣耀是很不为我所欢迎的，因为这只会使我偏离开我的真正目的。我关心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个人威望的问题。
1909年始于布来梅的美国之行持续了七个星期。我俩每天都聚在一起并对互相的梦进行分析。那时候，我做了好些重要的梦，但弗洛伊德却根本无法加以解释。我并不认为这对他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有时候也会有最好的分析者也无法揭破一个梦的谜底的情形。这是一种凡人皆会有的失败，而我也绝不想因此便停止我们对梦的分析。相反，这种分析对我意义重大，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关系极为宝贵。我把弗洛伊德看作是自己的长辈，更成熟也更历练的一个人，在这方面我是以晚辈自居的。但然后便发生了某件事，这件事对于这整个的关系，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所包含的问题，我认为公之于众是不合适的。我尽我的最大能力加以了阐释，不过我补了一句说，要是他能给我提供有关他私人生活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细节，我还可以作出更多的解释。听了我这句话后，弗洛伊德的反应是古怪地瞧了我一眼——十分怀疑的一眼。然后，他便说道：“这我可不想拿我的权威性来冒险！”这时刻，他便完全失掉其权威性了。这句话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关系的结束便已可预见了。弗洛伊德已把权威性置于真理之上了。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弗洛伊德要么能够阐释我那时所做的不连贯的梦，要么便根本不能够。这是些含有集体性内容的梦，带有大量象征性材料。有一个梦对我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第一次把我引导到“集体潜意识”的观念上来，并因而形成了我后来那本书《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的一种序曲。
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处身在一所我所不认识的两层楼的屋子里。它是“我的家”。我发现自己走到了二楼上，这里有点像个客厅，配备有洛可可风格的好些做工精致的老式家具。墙上悬挂着一些古老的珍贵名画。我奇怪这竟会是我的家，于是便想道：“真不错。”但我然后便想起来了，我并不知道一楼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便沿着楼梯走到了一楼。在这里，一切东西显得更加古老，我于是便认识到，房子的这一部分一定可以追溯到15或16世纪。这里的陈设是中世纪式的，地板是红砖铺就的。这里到处相当阴暗。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心里想道：“唔，我实在得探究一下这整座屋子。”我走到一道厚重的门前，用力打开了它。在门那边，我发现了一道向下通到地下室的石砌梯级。我再次走下去，结果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有拱顶的美丽的房间之内，而这房间则显得极为古老。在仔细察看四壁时，我发现在普通的大石块上砌有一层层的砖，而且在灰浆里也有砖头的碎块。我一看到这个，我便知道这墙壁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至此我的兴趣便高涨起来了。我更仔细地观察起地板来。它是用石片铺成的，在这些石片之一内我发现有一个环。我拉动这个环，石片便抬了起来，我再次看到了一道窄窄的石级通往地下更深处。我顺着这些石级走了下去，最后便走进了一个从岩石里凿成的低矮的洞穴。石洞的地面上盖有一层厚厚的灰土，灰土中散布着些骨头和陶片，像是一种原始文化的遗物似的。我找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显然属于年代久远的和快要裂成碎块了。这时，我便醒了。
在这个梦中主要使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那两个头盖骨。他翻来覆去绕回到这方面并怂恿我去找出与此有关的一种愿望。对这两个头盖骨我是怎么想的？是谁的头盖骨？当然了，我十分清楚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掩蔽在梦中的秘而不露的死亡愿望。“他到底想从我这里搞出点什么呢？”我心里想道。我对谁抱有死亡愿望呢？我对任何这样的阐释极为反感。这个梦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也有点隐约的预见。但那时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想听听弗洛伊德的看法，想向他学习。因此，我对他的意图作了屈服，说道：“我的妻子和妻妹——”不管怎样，我是得提提其死值得我祝愿的某个人的名字啊！
我那时刚结婚不久，因此心里十分清楚，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我要是把我自己对这个梦的看法告诉弗洛伊德，要不引起误解和激烈的反对，那是不可能的，我还犯不上和他争吵，此外，我要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也担心会因此而失去他的友谊。另一方面，我很想知道他会将我的回答派何种用场，要是我说某种适合他理论的东西来骗骗他，他又将作出何种反应。于是我便对他撒了一次谎。
我很清楚，我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只不过是随机应变就是了！要让他洞悉我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实在太大了。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我的回答似乎感到大为松了一口气。从这件事上，我明白他在阐释某些种类的梦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转而便只好在其教条中寻求文饰的理由。我认识到，这该由我自己来找出这个梦的真正意义了。
对我来说，很明显，屋子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我那时的意识状态及直至此时的潜意识的附加物。大厅代表的是意识，尽管其建筑风格是古代的，它却有有人居住的气氛。
地板代表的是潜意识的第一层，我越深入，景象便变得越生疏和越黑暗。在那洞穴里，我发现的是一种原始文化的残存物，亦即我身上的原始人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意识所几乎无法接近的和照亮的。人的原始性精神近乎动物灵魂的生命，恰如史前时代的洞穴在为人所占有之前通常是由野兽所占据的一样。
在这期间，我慢慢认识到，弗洛伊德和我对于理智的态度，其差异是多么深刻了。我是在19世纪末于巴塞尔那甚富历史气氛的环境中长大的，并因读了些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而获得了某些心理学史的知识。每当我想到梦及潜意识的内容时，我就总免不了要作点历史性比较；在上大学时也一直在使用克鲁格那本老哲学词典。我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作家特别熟悉。他们的世界便是形成我那二楼的大厅的气氛的那个世界。通过对比，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弗洛伊德的知识史始自毕希纳、莫勒斯霍特、杜波依斯、莱蒙德和达尔文。
这个梦指出，在我刚才所描写的意识状态有着更进一步的范畴之意：具有中世纪风格的无人居住的那长长的地板，还有那罗马人的地下室及最后那史前的洞穴。它们意味着意识过去的各个时代及阶段。
在做这个梦之前的好几天，好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些问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建立在什么前提的基础上的？它那几乎是排他性的个人人格至上论与一般性的历史假定有何关系？我的这个梦正在给我作出回答。它所指明的显然是有关文化史的基础的问题——一种意识的层次具有相继性的历史。我的梦因而便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一种结构图；它假定有某种完全非人化的本性潜藏在这一精神之下。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它“咔嗒”地响了一声，于是这个梦便变成了我的指导性形象，这一形象在将来将得到证实，证实的程度则达到我一开始就无法加以怀疑的地步。
这就是我对先验地潜藏在个人的精神之下的一种集体性的潜意识的最初一点模糊的想法。我最初把它看作是较早期的各种功能方式的迹象。后来，由于经验的增加和基于更可靠的知识，我才认识到它们是各种本能的形式，也就是种种原型。
我一直无法同意弗洛伊德这样的看法：梦是一个“表面”，梦的含义便隐藏在其后面——这种含义虽已为意识所知晓，但却可以说却被意识恶毒地扣留住了。对于我来说，梦是天性的一个部分，它根本不怀有欺骗人的意图，而是尽其最大能力来表达某种东西。生命的这些形式也没有欺骗我们的观察力的愿望，我们之所以可能欺骗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患上了近视症的缘故。或许是我们听错了的缘故，因为我们的两耳耳聋不轻——但却不是我们的耳朵愿意欺骗我们。早在我与弗洛伊德见面以前，我便认为潜意识及潜意识的直接阐述者——梦，均是自然的过程，任何武断的说法，特别是诡计花招的存在，是不能归咎于这样的过程的。我不明白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意识的种种花招是可以推及于潜意识的这种自然过程的。恰恰相反，日常经验告诉我，潜意识对于有意识的头脑的种种倾向，向来是给以激烈的反对的。
有关这座屋子的梦对我产生了一种古怪的作用：它重新激起了我旧日对考古学的兴趣。在我返回苏黎世后，我便拿起一本有关巴比伦考古发掘品的书读了起来，此外还读了各种有关种种神话的著作。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了弗里伊德里希·克鲁泽59 的《古代各民族的象征主义与神话》——这使我大开了眼界！我像发了疯似的读了起来，并以极大的兴趣费力地读完了堆积如山的一大批神学的资料，然后又读了诺斯替派60 的著作，最后却掉进了一片混乱之中理不出个头绪。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片迷茫之中，一似我在医院里所经历过的那次那样，当时我极力想弄清楚精神病患者心理状态的含义。我仿佛处身在一所想象中的疯人院里并着手像对待我的病人那样处治和分析克鲁泽著作中的所有马人、林神和男女神。就在我这样忙着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在古代神话和原始人的心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便导致我深入地研究起后者来了。
59 克鲁泽（1771－1858）：德意志古典学者。
60 诺斯替派：相信神秘直觉说的早期基督教。
在这些研究期间，我无意中看到了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米勒小姐的幻想的报道。这一材料登载在《心理学档案》（日内瓦版）上，作者是我所敬重和为人慈祥的我那朋友西奥多·弗劳内伊。这些幻想所具有的神话性特色立刻使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它们像催化剂那样对我大量存贮了起来但仍然毫无条理的种种想法发生了作用。慢慢地，我的书《潜意识心理学》便从这些想法及我现已获得的神话知识中形成了。
就在我写着上述这本书时，我又做了一些别的梦，其梦境预示了我即将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最重要的一个梦的梦境中出现了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一个山区的景象。梦中时近黄昏，我看见了一位穿着奥地利帝国海关官员制服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背有点驼，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理也不理。他表情乖僻，心事重重，满脸苦相。梦中还出现了其他人，其中有个人告诉我，说这个老人并不是活人，而是那死去多年的一位海关官员的鬼魂。“他是仍然不愿死去的人之一”。这就是我那梦的第一部分。
我着手对这个梦进行分析。与“海关”相联系时，我立刻想到了“检查”这个词。对于“交界”，我则想到了一方面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交界，另一方面则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之间的界限。边境上极为严格的海关检查在我看来是对分析的暗喻。在边境海关，提包得打开以供检查有无违禁品。在这种检查的过程中，潜意识的假设便被揭示出来了。至于对那位年老的海关官员来说，他的工作显然极少给他带来快乐和满意，因而他便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尖酸刻薄的看法。对此我无法不认为与弗洛伊德相类似。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对我来说已失去其不少的权威性。不过他对我来说依然是个更优越的人，对于他我是得投射上父亲的形象的，而在做这个梦时，我的这种形象投射仍然远未失效。只要有这种投射发生，我们便无法是客观的；我们便会一直处于一种判断无法一致的状态。一方面，我们有依赖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抵制性。在这个梦发生之时，我依然高度评价弗洛伊德，但与此同时我对他又持批评态度。这种不一致的态度是一种迹象，说明我仍未意识到这种局势和未下任何决心。这是所有形象投射所共有的特色。这个梦促使我不得不弄清这种局势了。
在弗洛伊德的个性影响下，我便尽可能地把我自己的判断抛到一边，把我的批评性看法也束之高阁。这可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条件啊。我跟自己说道：“弗洛伊德可比你聪明和练达多了。在目前，你就只有听从他并向他学习的份儿。”然后，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梦中竟把他看作是奥地利王国的一位性格乖僻的官员，一位虽已去世但其鬼魂仍在到处游荡的海关检查员。这会是弗洛伊德暗示说我对他所抱有的想他死掉的愿望吗？但我却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地方不正常并抱有这种愿望，因为我确实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地来获得与弗洛伊德合作的机会。坦白地说，如果说有私心杂念的话，那便是想分享他那丰富的经验而已。他的友谊对我关系重大，我实在没有理由希望他死掉。但也有可能把这个梦看作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反映，是我意识中高度评价他和钦佩他的一种补偿或矫枉药。因此，这个梦其实是建议我对弗洛伊德相反应取一种较富批评性的态度。虽然梦里的最后一个句子在我看来暗示了弗洛伊德有可能变得不朽，但我对这个梦仍然明显感到震惊。
这个梦并没有到那海关官员的插曲的地方便结束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而且这个梦显得更为重要。我梦见自己处身在一个意大利城市，时在正午左右，约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灼人的阳光猛烈地照射在狭窄的街道上。这个城市依山而建，使我不禁想起巴塞尔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科伦堡。窄窄的街道向下通到山谷区伯西格塔尔，这山谷横贯这个城市，而街道有些部分则是一道道台阶。梦中有一道台阶向下通到巴弗塞普拉茨。这个城市就是巴塞尔，但也是一个意大利城市，有点儿像贝加莫市。时值夏季，烈日当空，万物均暴晒在骄阳之下。一群人川流不息地向我涌来；我知道，商店正在关门，人们在路上行色匆匆，赶着回家吃饭。在这人流中间，一位骑士全身顶盔贯甲地走着。他从台阶下方向上朝我走来。他头戴那种叫做轻型钢盔的头盔，眼睛处有缝隙，身穿锁子甲。锁子甲上罩有一件法衣，法衣的前后面均织有一个大红十字。
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我是怎么想的：在一个现代城市正午的下班时刻，突然看见一个古代的十字军向我走来。使我觉得特别古怪的是，那许多向四面八方走动的人们中好像没有一个注意到他。没有人掉过头来瞧他或在后面盯着他。他仿佛是个隐身人，除我之外谁也看不见。我自己问自己道，这个鬼魂到底意味些什么呢？然后仿佛有人回答我的问题似的——但却又没有人在场说话——说道：“不错，这是一个准时出现的鬼魂。这个骑士总是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的时刻经过这里，而且长期以来（我想是好几个世纪了吧）一直这样，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这位骑士和那位海关官员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海关官员是影影绰绰的，是个“仍然不能算是彻底死掉了的人”——一个正在消逝的鬼魂。另一方面，那位骑士却是生气勃勃和完全真实的。这个梦的第二部分极而言之是神秘的，而在边界上的那个景象却是平凡的，本身也并非是使人印象深刻的；我只是后来品味它时才忽有所感。
做过这两个梦后的一段时间里，对骑士这个神秘的人物我想得很多。但我只是对这个梦一直冥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获得了有关其含义的某种想法。甚至就在梦里，我便已知道这个骑士属于12世纪。这也就是炼金术开始出现的时期，也是寻找圣杯61的时期。我自从在十五岁时第一次读到这些故事之后，圣杯的故事对我便有着最大的重要性。我多少知道点儿，在这些故事的后面仍然掩藏着一种巨大秘密。因此，这个梦召唤出来的圣杯骑士团及他们追索圣杯过程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便显得是很自然的了——因为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是我的天地，而这个天地与弗洛伊德的那个天地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整个生命一直在寻找着某种仍然不得而知的东西，而这东西是可能会给生活的平庸赋予意义的。
61 圣杯：相传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用过的杯盘，也是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原因”之一。
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失望，因为喜欢探索的头脑的一切努力成功地在心灵的深处所发现的显然只不过是人所极为熟悉的和“极富人性的”种种局限性。我是在乡下的农民中长大的，而我所无法从马厩中学到的，我却从拉伯雷式的智慧及我们那些农民的民间传说的种种不受限制的幻想中发现了。乱伦和性反常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明，也无须要有什么特别的解释。它们与犯罪行为一起构成了阴暗面的一部分，并由于极为明白清楚地显示给我看人的存在的种种丑恶和没有意义而破坏了生活的意趣。蔬菜在粪堆上才会生长茂盛，这我向来是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毫不作假地说，在这样的知识中我是发现不了什么能给人以启示的洞察力的。“只有那些城里人，才会对大自然和人的肮脏一无所知。”我想道，心里对这些丑恶的事情实在感到厌烦。
对大自然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便患有神经病，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现实。他们像小孩子那样太天真了，因而便有必要告诉他们生活中的种种实情，比如说，使他们明白，他们也是像别的其他人那样的人。这样的启蒙当然治不好精神病人，他们只有从平庸这个泥沼中爬出来，才有可能重新恢复健康。但他们却过于眷恋他们先前的受压抑的状态，甚至当理论能说服他们并向他们提供只不过是要他们放弃这种幼稚性的有合理的或“有道理的”命令时，要是分析无法使他们认识到某种不同的和更好的东西，他们又怎么会跳出这种状态呢？这正是他们所无法做得到的，而要是他们找不到立脚的地方，他们又怎么会应该这样呢？一种生活方式是不能简单地加以放弃的，除非它可以改换成另一种。至于完全合理的生活方式，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是不可能有的，特别当一个人从本质上说犹如精神病人那样是不可理喻的时候。
现在，我终于认识到了何以弗洛伊德涉及个人的心理学对我产生了如此炽热的吸引力了。我是急于知道有关他那“合情理的解决”的真谛，而且为了获得这个答案我还准备好了作出重大的牺牲呢。现在，我觉得我仍在追寻着这一目标。弗洛伊德本人也有一种精神病，这病无疑是可诊断出来的并有着十分令人担心的症状，我在我们那次美国之行中便已发觉了。当然了，他曾教导过我说每个人都是有点儿精神病的，因此我们必须养成善于容忍。不过我却根本并不以此为满足，相反，我还想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避免不得精神病，很明显，要是甚至连导师也无法对付自己的精神病，那么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其门人均无法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弗洛伊德宣布他意图把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并使之变成某种教条时，我便再也无法与他合作了；对于这种情形，我别无选择而只能与之脱离关系。
在我写着我那本有关里比多的书并接近写完“献祭”这一章时，我便事先知道，这本书的出版问世必将使我失去与弗洛伊德的友谊。因为我计划在这一章中写进在里比多的观念上具有重大变革性的我自己对乱伦的看法，及其他许多我与弗洛伊德相左的看法。在我看来，只有在极罕有的情况下，乱伦才意味着个人的精神错乱。通常说来，乱伦具有一种高度宗教性的外表。由于这种原因，乱伦的题材便在几乎所有的宇宙起源说和神话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弗洛伊德却对其坚持进行就事论事的阐释，而不能把握作为一种象征的乱伦在精神方面的意义。我知道，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我在这方面的任何看法的。
我和妻子谈到了此事，并告诉了她我的担心。她试图消除我的疑虑，因为她觉得弗洛伊德会宽宏大量，不会提出什么反对意见的，但他却有可能接受我的观点。我本人也相信他不会那样干。一连两个月，我一直为这种内心冲突所苦，以至无法执笔写作。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秘而不宣呢，还是冒一下失去如此重要一位朋友的危险呢？最后，我决心继续写下去——而这的确使我失去了弗洛伊德的友谊。
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所有我的那些朋友和熟人一个个相继离我而去。我的这本书被宣布为一派胡言。我是个神秘主义者，于是事情就无法挽回了。只有里克林与梅达受了我的影响。不过我早已预见到会受孤立，对我的所谓朋友们的反应也早就不抱什么幻想。这是我事前就彻底考虑过了的。我早已知道，一切事情都得冒点风险，而且也得为自己的信念表明立场。我认识到，“献祭”那一章意味着我得牺牲自己当祭品。由于洞察到了这个，我便又果断地写了下去，尽管我知道我的想法会不为世人所理解。
回想起来，我敢说只有我才注定了会继续研究弗洛伊德所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古代遗迹”的问题与性欲问题。一种广泛的错误在于把我想象成看不到性欲价值的人。其实相反，在我的心理学中，作为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种本质上的——但不是惟一的——表达，性欲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所主要关心的是越过其个人性的意义和生物学上的功能，去探究其精神性方面的内容及其神秘的含义，从而达到解释弗洛伊德所如此醉心但又未能把握住的东西。我把这方面的想法写进了《感情转移心理学》一文和《神秘的联系》里。作为神秘精神的表达，性欲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一精神就是“上帝的另一面”，即上帝形象的阴暗面。自从我一开始沉溺于炼金术的世界以来，神秘精神的疑问便一直在我身上萦绕不去。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兴趣由于与弗洛伊德进行了最初的一次谈话而又活跃了起来；当时我觉得他为性欲现象所深深打动，这使我实在不解。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大概包括他把精神病人加以严肃的对待，并深入他们怪僻的各别的心理之中。他有勇气让病例说话，而这样做时他便得以深入其病人的真实心理之中。比如说，他用病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从而得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来理解精神病。在这方面，他确是不为偏见所左右，有勇气并成功地纠正了大量偏见。他像《圣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动手推翻了虚假的神祇，撕去了掩盖种种不诚实与虚伪的幕布，从而无情地揭露了当代精神的腐朽性。在面对这样一种工作所引起的人们的冷落时他并不畏缩踌躇。他对我们文明的推动产生自他发现了一条通向潜意识的坦途。由于肯定了梦是有关潜意识的种种过程的最重要的信息之源的价值，他把一种看来不可挽回地已丢失了的工具重新交回到了人类的手里。他从经验上论证了潜意识的精神的存在，而这种精神直到那时候仍认为只是作为一种哲学上的假设才存在，特别是只存在于C. G. 卡鲁斯和爱德华·冯·哈特曼的哲学之中。可以说，尽管现代人面对潜意识的观念已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当代的文化意识仍未把潜意识的观念及其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吸收进其一般的哲学中。把精神生活有两种极性的基本思想加以吸收消化仍然是未来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