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乡
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字援庵，1880年（清光绪六年）11月12日出生在广东新会县棠下镇石头乡（今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石头乡位于新会县的北部，距广州市103公里，距江门市只有四公里，距新会县城20公里。它处在珠江三角洲的西南边缘，境内水道纵横，果树繁茂，绿水青山美如画，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关于新会陈氏的祖先，根据《陈氏家谱》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的虞舜时代。舜的第二十八代孙胡公满，受周武王（约前11世纪）册封为陈国的国君（在今河南淮阳），因而以“陈”为姓。胡公满的第三十八代孙为陈寔，他是东汉时代一个很有名气的官员。陈寔的第五代孙名陈登，是三国曹操时代的一名将军。陈登的第二十二代孙陈洪，在北宋初年曾当官。陈洪的后人先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后迁移到福建。陈洪的第五代孙名陈寅，又迁移到广东北部的南雄保昌县珠玑巷。陈寅的第四代孙名陈宣。陈宣有七兄弟，当时保昌县有一名姓黄的珠宝商人，勾引皇妃苏氏潜逃，宋朝发兵要除灭保昌县的百姓，他们又从南雄迁到珠江三角洲的顺德、新会一带。陈宣的次子陈仲义定居于新会石头乡，这时已是南宋。陈仲义就是陈垣先生的直系祖先。
从虞舜到陈洪，只是一些传说，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如：陈寔到陈登，相隔只有二十几年，陈登不可能是陈寔的第五代孙。在《陈氏家谱》中，从陈寅到陈仲义这一段，也有许多传说的成分，如所谓黄姓商人勾引皇妃的故事就是如此，类似的故事在广东其他姓的家谱中也有记载。陈垣先生的祖先，从陈宣以下，在《家谱》中都有明确的生卒年代及葬地，到此才算是真正的历史。
《家谱》也部分地反映了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情况。珠江三角洲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比，开发时间比较晚。它是随着大批中原地区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大迁徙而发展起来的。
根据史书记载，大约在东晋（317—420）时，才在新会设立“县”一级的机构。这说明，此时期，当地人口已大增，经济也相当发展，使得政府认为有必要在此设置常驻机构和官员。到了隋朝（581—618），才正式命名为“新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当代。
从陈宣到陈垣，相隔六百余年，陈垣是陈宣的第二十三代孙（大约三十年为一代）。在封建时代的中国，非常重视家族的辈分，长辈与晚辈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为了家族方便区分辈分，每家族都选一首诗，按诗的字句取名。近代石头乡陈氏宗亲诗为：
世德施光裕，明廷擢茂良。学维宗孔孟，华国以文章。
陈垣先生手书《陈氏家谱》封面。
《陈氏家谱》中记载国垣（陈垣谱名）过继情况。
据说这首诗的作者是陈献章（1428—1500），他是新会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杰出人物，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家乡在新会白沙里，人称他为“白沙先生”。
二、家世
1.祖父海学与祖母
陈垣先生的祖父海学，在结婚时按例取宗亲诗中第一个字“学”字名海学。海学在1836年二十六岁时，在新会开办了一家名叫“松记”的药材商店，主要是在新会采购陈皮，运到广州摆地摊卖。由于经营有方，几年之后就在广州城晏公街租了闽漳会馆旧址，正式开办了“陈信义”药材商行。店门前挂了一副对联：“信人所任，义事之宜。”药店取名为“陈信义”，表示商店宗旨诚信，老幼不欺。
祖父海学在陈垣先生出生前两年便去世了。他是从父辈们的讲述和他童年在铺头（陈信义行）生活的经历中，对祖父有所了解的。他深感祖父当年白手起家，赤手空拳在家乡经营陈皮，二十七岁就在广州开办陈信义行，实属不易。海学是陈氏家族药材生意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海学先后有三位妻子。第一位是谢氏（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许多妇女只有姓而无名，或者只有小名）。谢氏比海学小七岁，十二岁时便死了。可能是童养媳，或订婚后未完婚就死了。海学正式娶的第一位妻子钟氏，按当时的说法叫“继配”，也是正妻。她比海学小六岁。在海学富裕起来后，又娶了比他小二十三岁的黄氏为妾。娶妾在旧中国富裕家庭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广东更为盛行。钟氏和黄氏一共生了九个儿子，这九个儿子按宗亲诗的第二个字“维”字取名。九兄弟中，除了老四读过几年书外，其余八子都继承父业经商。
在两位祖母中，陈垣先生只见过黄氏。但因为他很早就离开了家乡，到广州读书，对祖母没有深刻印象。黄氏祖母1921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陈垣先生只保留下她的一张照片，称她为太君。
2.父母
陈垣先生的生父名维启，是海学的第五个儿子，生于清朝咸丰皇帝的第五年即1855年。维启除了经营中药材外，还做过茶叶生意，他曾到过广东北面的湖南湘潭县采办过茶叶，因而陈垣在40年代曾为湘潭宁氏题诗曰：
两世论交话有因，湘潭烟树记前闻。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
维启的号叫“励耘”，他对陈垣先生一生事业的发展、为人的态度，影响很大。陈垣后来把自己的书斋取名“励耘书屋”，一方面是用它来勉励自己要努力在学术上耕耘；另一方面也是表达他对父亲的怀念。
维启的妻子周氏，比丈夫小四岁。在维启二十六岁、周氏二十二岁时，也就是清朝第十一代皇帝——光绪皇帝的六年十月初十，即1880年11月12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诞生了。他就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泰斗——陈垣。按照家谱，陈垣先生的大名为“道宗”。一般人很少知道他的大名，只知道陈垣字援庵。他的弟弟比他小十五岁，大名叫宗强，后来自己改名为陈国键。周氏共生了四个儿子，但其中两个早年就夭折了。另有四个女儿。
祖母黄氏。1920年照，时年87岁。
父亲维启。
母亲周氏。1918年照，时年60岁。
过继母亲李氏。1938年照，时年81岁。
陈垣先生出生之时，陈信义药店已创建了四十四年，家境比较富裕。祖父海学在生前为他的九个儿子买地置产。石头陈氏故居是三排九栋房屋。每个儿子一栋，每栋布局几乎都一样。进入大门是天井，天井两侧各有一间小屋大约十平方米。一边是厨房；一边是堆柴草用的。正厅有六七十平方米。正面是安放祖宗牌位的供桌。正厅两侧各有两间厢房，是卧室。这样的居住环境，在当时当地是比较好的了。房后小山坡种满竹子、果树。整个宅院用石头砌成院墙，总称之为“陈宁远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树立的一块界碑，至今还在原处。
陈垣先生六岁时（实足年龄不到五岁），他的三伯父维举去世了。维举比陈垣的生父维启大两岁，死时不到三十四岁。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个人死时没有儿子，他的灵魂就无人供养，无人为他祭祀、守灵。这就是一件最大憾事。在他们几兄弟中，维举与维启感情最好，于是，维启让儿子陈垣过继给维举，国键尚未出生，按照宗族家法，陈垣要兼祧两房（三房、五房），从此，父母让他搬到三房去居住。在陈垣先生的青年时代，还经常回忆起孩童时期的经历与心情感受。他说在幼童时代，自己虽然与过继母亲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对我百般关爱，但我毕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怀抱中长大，对她还是很依恋的。每次吃饭，他总是先在过继母亲处吃一点，然后又偷偷跑回生母那里去吃饭。生母虽然识字不多，但经常教他唱儿歌。陈垣见到母亲时还会唱上几句，逗母亲开怀大笑，自己也很高兴。三房在第一排，五房在第二排，两房离得很近，很容易就跑过去了，好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样，陈垣先生有了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母，她活到七十六岁。一位是过继母亲，她二十八岁时便守寡，一直活到九十岁。在她们逝世时，陈垣先生无论怎么忙，都回到家乡奔丧。
陈垣先生的生父维启，是位很开明的商人，他自己没有读多少书，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期望他将来有所作为。陈垣的读书，得到了父亲全力的支持和鼓励。陈垣最喜欢博览群书，而并不是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去读书。在陈氏家族中，不少长辈认为，他既不经商，又不好好准备科举考试，对他有不少指责。他的父亲则不然，不惜花费重金，供他买书，不加任何限制，要多少钱买书就给多少钱。1941年陈垣先生在家书中深情地回忆道：“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长者许之者夸为能读大书，而非之者诃为好读杂书，余不顾也。幸先君子（指父亲）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他十六岁时开始购买大部头的书，花八两银子买《四库全书总目》；花七两银子买《十三经注疏》；花十三两银子买《皇清经解》；花一百多两银子买《二十四史》等等，他父亲从未对他花钱买书皱过眉头。
十七岁时，陈垣自觉学有所成，只身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但因为作文没有按照八股文程式，名落孙山。他发愤学做八股文，但是“等八股文学好，科举也废除了，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方法……就是苦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刻苦钻研，专心致志。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这就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可以说，陈垣先生一生光辉的成就，与他父亲的大力支持、培养分不开。当然，他天赋很高，记忆力超人，是一代奇才，加上他勤奋苦读，是他青少年时期的特点。
他父亲于1909年病逝，享年只有五十五岁。
他的两位母亲长期住在乡下。陈垣六岁就离家乡到广州求学，1913年定居北京后，除了有限的几次回家省亲外，没有与母亲见面的机会，因此，他每次给广东的儿子约之写信，必定要他向两位祖母请安，并告知自己的近况，要她们不要过分担心，他常因不能亲身侍奉母亲而内疚。抗战期间，常挂念母亲的消息，“企想不可言喻”，得到平安消息时，为之“慰极”。
新会故居外景。
陈宁远堂族人团聚图。前排左二为陈垣，左三为九叔维镳。
三、家庭
1.妻子
陈垣先生先后有三位妻子。
结发妻子邓照圆，新会篁边人。1896年，陈垣十六岁了，正在广州读书，由父母做主，媒妁之言，要他回家完婚。小小年纪的他，不懂得如何面对。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默默地接受。因为他孝顺父母，违抗父母之命是大逆不道的。邓照圆比他小两岁，婚前他们从未见过面。她原名叫邓珍安，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大姐金安，二姐银安。父亲名邓学桥，他是邓家的独子，一直在家务农。由于辛勤耕种，家境还算殷实，在他有了三个女儿后，其母十分焦急，盼望有个孙子，于是又为邓学桥娶了二房，希望能为邓家传宗接代。果然二房连生二子二女，但后来的元配也连生了两个儿子。这样，邓珍安便有四个弟弟，这四个弟弟后来都随堂叔、老同盟会员邓泽如到南洋、新加坡做药材生意去了。
小小年纪的陈垣，对这桩婚姻虽不满意，但在当时，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无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好在邓珍安是个本分、纯朴的妇道人家，她对小丈夫是尽心照料的。为了让自己随时陪伴在丈夫身边，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邓照圆。因为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照圆”就像月亮照太阳一样，映照着陈圆庵之意。她自小没有读过书，缠小脚。只要她知道陈垣什么时候回来，她就会跑到村口路边去等，一直等到丈夫回到她身边。有段时间，陈垣让妻子跟自己的两个妹妹一同到广州去读书、识字。
结婚三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儿，因为是八月桂花开时生的，取名桂辛。四年后的1902年，长子博出世（后来改名乐素）。1909年，三子约之出世。陈垣先生1913年到北京定居，邓照圆一直随小儿子、女儿在乡下、广州、香港、韶关各地居住，没有到过北京。她于1966年在广州病逝，享年八十四岁。
陈垣的第二位妻子名吴淑媛，当年陈垣过继给三伯父维举时，生父维启也只有陈垣一个儿子。直到1895年，生母才生了第二个儿子国键。故陈垣过继时是“兼祧两房”，因此，在与邓照圆结婚以后，家族又让他娶了第二房吴淑媛。当时的社会，比较富裕的家庭，男人有个三妻四妾是比较平常的现象，在广东比较常见。这是一种重男轻女的不平等的怪现象，当时的纳妾，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陈垣的第二位妻子人进家门，有她特殊的原因。三房五房都要为他娶妻，当时陈垣在广州读书，很少回家，有一种说法是发妻邓照圆也想趁此机会把自己认识的朋友吴淑媛介绍过来，作为五房为陈垣娶的老婆。吴比陈垣小四岁，也是新会人。
这两次婚姻可以说是没有爱情的结合，为以后的家庭悲剧留下隐患。陈垣当时正在专心读书，他的翅膀还没长硬，只得顺从长辈们的安排。像例行公事一样，生儿育女。吴淑媛嫁到陈家后，育有二子二女：1904年生子仲益，1908年生女利贞，1910年生子让，1912年生女潜。
吴淑媛也没有随陈垣到过北京。不久就因送朋友上船，返回岸上时，在跳板上失足落水身亡，时年只有二十八岁。
陈垣与这两位夫人反差很大。她们既不识字，又缠足，彼此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特别是发妻邓照圆，她对丈夫一往情深，她自认命苦，不能很好照顾陈垣，她把哀愁与思念深深埋在心底。她知道陈垣喜欢吃家乡的鲮鱼，经常让儿女们去买些鲮鱼来，晒干后寄到北京。
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传播、影响，陈垣在广州眼界开阔。他读书很多，又学习西方的医学科学。他很聪明，又长得一表人才，人们常称他为“靓仔垣”。他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演讲，能说善写，是个活跃的先进青年。他名气与日俱增，招来了不少开放女性的追求。陈垣有段时间，凡是发表文章都用笔名，其中一个笔名是“豔”。有朋友曾问他，“豔”是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女朋友的名字。
陈垣先生的第三位妻子徐蕙龄，毕业于广州光华医学校。陈垣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而徐则是第五届毕业生，因此，两人既是校友，又是师生，他们应该是自由恋爱的。陈垣1913年就任众议员，到北京定居，徐也从广州来到北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陈垣到北京后，徐追随其后，从广州追到北京。这种说法比较可靠，因陈垣到北京开会，不可能带家眷来。一种说法是陈垣把她带到北京的。她与陈垣育有一子三女：1914年女儿善生于北京，1916年生子容，1918年生女慈，1921年生女冬。
陈垣先生与徐蕙龄共同生活时间最长，将近四十年。但到了晚年，两人的感情出了问题。1948年两人分居，徐一人离开兴化寺街五号，独自搬到毛家湾居住。新中国成立后，又由她天津的儿子陈容接到天津，同儿子生活在一起。徐女士到北京后一直没有工作，虽学过医，没派上用场。她不懂历史，喜欢做自己的事，身体也不很好，抽烟、喝酒。随着年龄的老化，家务不管，经常一人外出游玩，家里总是乱糟糟的。陈垣先生在家经常吃不上一口热饭，只得从辅仁女校（住房后街很近）买面包，涂上点黄油，就是一顿。陈和徐生的子女，长大后都没有留在身边。大女儿在广州教书，儿子和两个小女儿到美国留学。陈垣先生整天忙于教学，著书立说，生活上不会自己料理，他去上课时，扣子掉了，袖口开线了，都没有人钉一下。当然，有时学生看不过去，也会帮帮忙。徐女士后来精神有些不正常，弄得陈垣先生也很烦恼。
对天津、广州的两位妻子，陈垣先生一直寄生活费。一直到1966年5月，邓、徐两人相隔不到一周，先后在广州、天津病逝。
邓享年八十四岁，徐七十四岁。亲朋在料理徐的后事时，发现她的衣橱里装满了两大袋香烟头，可见晚年心境的抑郁、苦闷。
陈垣先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内心情感也很少外露，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他的夫妻生活并不融洽。
1932年，他在给广州的儿子约之写信时说：“我近日处境，亦极困难。上不得两母欢心，下不得妻子满意，中不得弟妹怡悦。时时抚心自问，只觉读书一世，不晓做人。望我儿好自为之，勿效乃父也。”“不得两母欢心”，是指远隔平粤，不能亲身服侍母亲，深感愧疚。“不得弟妹怡悦”，也是因为分处南北，不能叙首。重点是“不得妻子满意”，是指同徐的关系，已出现了裂痕。
40年代末，陈垣先生在给外孙罗永昌的复信中说：“你知道久不复你信的缘故否？因你每次来信，都有三个刺眼的字，常常惹起此间家庭的不快，所以一见到你来信，不敢拆，即焚毁。你系好意，但系累人，请以后信内不可提及这三个字。不告你，你永远不明白，忍不住，乃告你。”罗永昌是长女桂辛之子，当时在香港，“三个刺眼的字”，应该是“外祖母”，指陈垣先生的结发妻邓照圆。“惹起此间家庭不快”，应指徐蕙龄之不快。看来，外孙的信，使陈垣先生处于两难之地。
夫人邓照圆。
夫人徐蕙龄。
2.子女
陈垣子女共十一人。邓照圆、吴淑媛所生四女三子都出生在广东，除约之外，陈垣先生都让他们在北京上中小学，学北京话。约之则到1950年才第一次实现了到北京看望父亲的心愿。
吴淑媛所生的四个孩子中，让、利、潜都死于肺结核。利死时二十四岁，未婚。潜三十五岁。让死时才二十一岁。长子仲益1970也死于肺癌，享年六十六岁，在吴所生四个子女中，算是最长寿的了。
陈让聪颖早熟，深受陈垣疼爱。他的早逝，令陈垣痛惜不已，在家书中屡屡提到他。1932年11月16日，是让逝世周年，陈垣写道：“今日为让儿卒日，思之为之泫然酸鼻也。”同年2月24日家书：“让篆似是十七岁时所书，可惜、可惜！”陈垣先生一直保存着让于十九岁时所作《清代学者之地理分配》文稿，从中也可以看到陈垣对他的指导与帮助。陈垣先生用三页纸列出两地或两地以上的同名名单。如新城，吉、直、鲁、赣、浙、黔都有此县名，提醒让在撰述清代学者的地理分配时，避免张冠李戴的错误。可以说，让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
长子乐素，原名博，是陈垣十一位子女中唯一继承父业，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人。乐素在广州小学毕业后，1916年十四岁时到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就读汇文中学。十六岁时，陈垣让他和小两岁的弟弟仲益赴日本留学。当时，他学的是经济学，在东京明治大学就读。陈垣先生对子女的教育一向遵循“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方针，着重诱导、启发。开始他并没有强迫乐素一定要从事历史学，只是让他在日本的著名图书馆帮他查找、抄录宗教史的资料。待到乐素留学回国，并且表现出对史学的兴趣，转而从事史学时，陈垣欣喜异常。他从论文的选题、寻找资料，组织成文，以致推荐在合适的刊物上发表，无不倾注心血。他对乐素的每一步成长，为之欣慰。现存的1946年3月至4月连续多封信中，对乐素所作《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一文，巨细无遗，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甚至考虑到“此文引号多，传写排印，易于脱落，故需预备其有脱落时，亦不至令人误会乃可”。同年6月至7月的几封长信，又详细介绍自己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的经验和办法，为他在浙江大学开设相类似的课程提供非常详尽的指导。抗战期间，父子分隔南北，通信不畅，“等汝信等到疲了”，“得到平安家报，欣喜之至”。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知道乐素经济困难，家书中说：“汝有儿女多人，家中应帮助汝，汝所业是教读，家中尤须帮助汝。家中无钱则已，如有，任汝花消也……免得时时要兼顾生活，何能读书耶？不够用，向三叔处汇可也，或由我转知亦可。”还在1936年，乐素的《毛诗六帖》等两篇文章发表，陈垣先生在给约之信中谈到乐素说：“名誉渐起，可慰也。”1947年家书中又说乐素：“学问日进，声望日起，地位日高，慰甚。”他对儿子的进步由衷的高兴。
约之是陈垣先生唯一留在南方的儿子，父子间的通信特多。约之有时流露出不能到北京的埋怨情绪，陈垣先生总是这样开导他：“远有远的好处，他们在平的，一年不能得我一字也。”“彼（指四子容之）喜欢物理工程一路，不甚好文科也。我与你讲话时候，比与他讲话时候多得多。你每星期一函，他每星期不一定回家，回家未必细谈能如通信也。故汝受教训时比他多，所谓数见不鲜也。细察自觉。”果然，现在保留下来的陈垣与约之自1928年（约之十九岁）至1966年近四十年间的两百多封信，详细记录了陈垣先生如何教子为人、处世、教书、写字，是一部多方面的函授教材。陈垣先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通过这些书信，也是了解他感情生活的重要资料。
1918年赴香港省亲，与母亲胞妹、胞弟合影。
1924年九叔、胞弟来北京时合影。
1946年10月，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与乐素父子、善全家、婿张遵俭合影。
1950年与乐素、仲益、约之合影。
对于孙子、外孙一辈人，陈垣先生也是不分内外、不分彼此，关怀备至，有来信必复（包括批复），循循善诱。外孙罗永昌，是长女桂辛的小儿子。少年丧父，青年丧兄，十几岁就辍学工作，养活寡母。抗战后期在贵阳，胜利后至台湾，后又回到香港。十余年间常与外祖父通信。陈垣有时回信语气很尖锐，但内心其实很疼爱他。对比大约同时写给永昌和约之的信，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引陈垣因永昌信中常有“外祖母”三个字，何等不快。但同对给约之的信中却说：“今日适接永昌来信，此子真可教，我见他进步得多，虽暂时失职，殊可爱。予常常去信责之，其实余心甚爱之。责之欲其警醒，且防其犯罪也。他不过暂时失职，不闻犯法，又不闻被人陷害，余心慰极矣！”在此之前，陈垣曾复信永昌：“你如果要去台湾，我有几句话送汝：存心要忠厚，做事要谨慎，对人要谦和，不可贪不义之财，不可为犯法之事。要想长远，不可徒顾目前。要顾名誉，不可徒想富贵。孔子曰：‘君子怀刑，小人怀利。’恕不多写，多写怕你记不得。”
可以说，陈垣先生是位好父亲，好祖父，在学校里是位好老师、好校长。
四、故居
西城区兴华胡同13号（原为兴化寺街5号，20世纪60年代改今名），是一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从这座院往西几步，穿过一条狭长的甬道北行，就是定阜大街的辅仁大学的旧址（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之一部）。它东临什刹海，西距嘉兴寺不远，南行马路对面就是北海后门。它坐北朝南，灰砖灰瓦。门前有四级台阶，两扇大门油漆已斑驳，但两边的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仍清晰可读。门前原有一对石狮。进入大门，影壁迎面而立。向左行，就步入这两进院落的前院。前院不大，长约六七米，宽约十六七米。南房是套间，比较宽敞，原主人在世时，是他会客的地方。西厢是厨房和保姆住的地方。老保姆有时在这小小的院子里放养几只小鸡，给院子增添了几许生气。房子外面有两株有几十年树龄的海棠树，春天繁花似锦，秋天红果累累。穿过垂花门，就进入后院。它比前院大两三倍。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厢房是亲友来时住的客房和抄书先生的工作间，西厢房则是主人的书库。他四万多册藏书，大都是线装书，整齐地码在书箱上，书箱则放在书架上，书架一排又一排，因为书太多，两排书架之间的空间很窄，主人戏称之为“胡同”。他对自己的藏书非常熟悉，有时要查某书，会让助手到第几胡同第几架第几箱去取，从来没有出错过。北屋5间，西边是主人的卧室和卫生间，东边是助手的工作室。正中的堂屋，是主人的工作室，有时也作为会见客人的地方。室中经常轮换悬挂主人珍藏的清代著名学者的墨迹，还有一块匾额高悬室中，题字者是著名爱国人士英华（字敛之），匾上四个大字为“励耘书屋”。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居住在这里的就是书屋的主人陈垣先生。
从1913年来京至1971年去世，他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八年，他一直租赁房子，这五十八年中，他一共换过八处住所。头八年住在宣武门内象来街，以后六年住在西安门大街，有三年住翊教寺（今育教胡同），又住过丰盛胡同，1932年至1937年住米粮库，与胡适做了多年邻居。抗战爆发当天搬至南官坊口，一年零两个月后又搬李广桥西街（今名柳荫街）。十个月后的1939年7月16日，搬到兴化寺街5号，从此才安定下来，整整住了三十二年，直到去世。兴化寺街5号是陈垣先生住在北京，也是他一生，住得最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光。
北京兴化寺街5号（今兴华胡同13号）故居外景。1939年至1971年居此。
1960年照，自题“书库生活”。
书库生活。
20世纪60年代在兴化寺街5号励耘书屋。
陈垣先生逝世一周后，北师大宣传队收回了这座四合院，七八户人家陆续搬进来，成了大杂院。北屋5间住的是白寿彝。他是陈垣先生在燕京大学任国学研究所所长时的学生，后来任北师大历史系主任。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原住院内的各家，除了前院的两户外，都分配了房子，搬出了这个院子。北师大近年对这个院子进行了整修，北院现在是辅仁大学校友会办公室，院内安置着一座由校友捐赠的陈垣塑像。正屋现在悬挂着启功题的“励耘书屋”牌匾。四周挂的是陈垣先生一生不同时期的照片。每年辅仁大学的返校节，包括台湾辅仁大学在内的校友会来聚会，也有一些国内外的学者、学生来参观。
故居现正申请为西城区的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