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票，但票数仅占选民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在竞选总统的三个候选人中，比仅次于他的候选人多三万九千张选票。奇怪的是，他这次得票的百分比反而比一九六四年那次总统选举有所下降，他那次得票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九，却输给了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但是，一九七〇年，按法律规定，孚众望的弗雷不得连任，而反阿连德的选票尽管增多了（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却分散在两个候选人名下。按照法律规定，如无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即由智利国会投票决定总统人选。按照传统，国会一般都是支持获得较多票数的候选人的。这一次，人们预料它也会这样做，选定萨尔瓦多·阿连德为智利总统。
原先为肯尼迪所任命的官员、一九六七年以来一直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的爱德华·科里报告说：
智利平静地选举产生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地有意识地作出这种选择的国家……他所得到的票数比仅次于他的那个候选人多百分之一左右，而按照智利宪法规定，这就足以使他稳操胜券。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智利的武装部队会发动内战。也没有理由认为会出现什么从中作梗的奇迹，把他的胜利化为乌有。这次智利是在全国选民中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赞成走共产主义道路的情况下作出这个选择的。这个事实令人痛心，但却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件事势必对拉丁美洲以至更大范围产生深远影响。我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其后果既将在国内也将在国际上显露出来。有些国家会立即感受到它的影响，另一些国家过些时候也会感受到它的影响。
当我把科里的报告送交尼克松时，他在报告中的一些异体字句子下面划了线。科里确信，“在西方民主世界里，唯独智利具备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它的独一无二的宪法容许它过渡到阿连德政府统治下的共产党国家。”他引证说，在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党力量雄厚、组织严密；智利总统一职权力很大；国家干预经济部门的趋势已经很普遍，并且还在发展；而智利的民主力量却已陷于一片混乱。
恰好在智利选举揭晓的时候，莫斯科和开罗驳回了我们对中东违反停火协定的行为所提出的抗议；约旦担心伊拉克军队很快就要对约旦国王采取行动；一支苏联海军舰队正开往古巴。九月八日，美国一个部际委员会首次讨论了智利局势的发展情况。也就在这一天，有几架飞机在中东被劫持，苏联舰队已快要开到西恩富戈斯港。六天以后的九月十四日，这个委员会再次考虑智利问题，其时约旦局势已进一步恶化；古巴的米格式喷气飞机截击了企图在西恩富戈斯上空拍照的美国U-2侦察机，这次飞行不得不半途而废。在随后的若干周里，美国政府不是孤立地郑重考虑在智利发生的事件，而是联系叙利亚入侵约旦和我们迫使苏联拆除在加勒比海给核潜艇加油的设施这一背景来考虑问题。必须联系这个总的背景来考虑作何反应。
不管怎么样，阿连德的当选确是对我们国家利益的一种挑战。要我们甘心同意在西半球存在第二个共产党国家，那是不容易的。我们确信，这个共产党国家很快就会煽动别的国家采取反美政策，把西半球的团结一致当作攻击对象，跟古巴志同道合，而且早晚会和苏联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阿连德的当选意味着一下子打破了智利由来已久的民主传统。他竟然可以利用智利政治制度中的缺陷，而不是靠真正的多数票当上了总统。这就更加使人痛心疾首。本来，百分之三十六的选民票根本不应成为一种授命，可以据此不可逆转地改造智利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正是阿连德下定决心要做到的。
前两届美国政府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两届政府都断定，一旦智利由阿连德政府掌权，那是违反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的。我们在一九七〇年也得出了大体上一样的结论。
萨尔瓦多·阿连德
阿连德后来以身殉职，他的政治色彩倒不那么显目了。他虽然自己标榜为社会党人，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和哲理跟欧洲的社会党人毫无共同之处。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智利社会党之所以不同于共产党，在于它的纲领更加激进。他倒很愿意先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然后再进行革命。但是，他后来允诺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没有多大不同。社会党纲领的主要原则是：取消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惯例。这也就是开宗明义地说，从他以后不会再有民主选举了。
阿连德当时是共产党和他自己的社会党联合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的候选人。其他一些激进的小党派也参加了人民团结阵线。人民团结阵线的纲领保证要摧毁现存制度，实现“革命性的”、“深刻的”变革。它谴责“帝国主义剥削”和“美国垄断集团”。它号召全面没收土地、基础产业、商业和银行系统，还号召“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建立“一个提高大众文化的全国制度”。人民团结阵线纲领的大部分内容简直是逐字照抄智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1]。智利共产党是东欧以外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欢迎的极少数共产党之一，可见它对莫斯科路线是俯首听命的。人民团结阵线从共产党人那里搬过来的各条政纲当中，有一条主张实行一院立法制度，主张司法部门从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其目的是根本废除智利宪法所规定的传统制度，即由两院立法、司法独立、彼此权力分开而互相制约的制度。在人民团结阵线纲领中，有些段落是社会党加进去的，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谴责美国“侵略”越南，要求“积极声援”越南北方和宣告“声援已成为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锋的古巴革命”。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是把美洲国家组织斥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工具”。
阿连德在一九六七年时是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的基地在哈瓦那，其政治信条，用那位盲目崇拜历次革命的罗吉斯·德布雷的话来说，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在整个美洲大陆开展反对北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其基本职能是：声援、协调和支持整个美洲大陆的民族解放斗争。会议在闭幕时发表的宣言正面攻击了拉丁美洲一些左翼政党的改良主义立场。宣言指出，‘革命的武装斗争是拉丁美洲革命的根本路线’”[2]。阿连德一九七〇年开展竞选运动的时候曾声明，他本人确信：“在加勒比海地区有了古巴，在南美锥形地区有了社会主义智利，整个拉丁美洲就会出现革命形势。”
的确，要是有人把阿连德称为民主改良主义者，那他准会非常愤怒地加以驳斥，他最痛恨这种人。对于一个献身革命的人，如果硬要污辱他正直的人格，说他是他本人一贯坚决否认的那种人，那实在是大可不必。一九七一年他和罗吉斯·德布雷谈话的时候——当时他事实上是根据宪法当选的智利总统——他坚持说，一九七〇年他同意那些民主保证措施，是为了说服智利国会批准他当选，说服军方同意他就任总统，是“策略上的必要”[3]，那并不影响他为掀起革命运动所承担的基本义务。阿连德指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对政府的控制权”[4]。他说这个策略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后那几年容许私营企业存在的决定差不多，也近似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关塔那摩所采取的克制态度。[5]
人们可以从中得出的唯一推论是：阿连德勉强同意实行的各项民主保证措施，如他自己说的，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一有机会就要把它们撤除的。他十分明确地说，他的政府不同于以前在智利出现过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近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出现过的那种政府）。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包括各民主党派，而阿连德却以轻蔑的口吻把各民主党派称为“资产阶级政党”。[6]他一九七一年对德布雷说：“过去，在人民团结阵线里，一个多数派政党占主导地位，那是资产阶级的激进党。现在，在人民团结阵线里，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有的是两个工人阶级的党、两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同志，智利共和国的总统终于由一个社会党人担任了。这么一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就任总统是为了在智利实现经济和社会改革，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全面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7]
德布雷听了这些话疑信参半，便问道：“那么是谁利用谁呢？谁诈骗谁呢？”阿连德回答道：“那肯定是无产阶级。要不然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了。”[8]阿连德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解释说：“至于目前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正图谋战胜它。把它推翻！”[9]
关于阿连德这个人，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他公开宣告敌视美国，他实际上显然打算建立另一个古巴。他明确提出的纲领和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不可逆转的独裁制，从而对我们在西半球的地位提出永久性的挑战。就在出现西恩富戈斯港口问题的那个月，认真对待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另一个盟国在军事上意味着什么，这不能说是荒谬可笑的。我们对阿连德感到不安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利益。
把美国人所拥有的财产收归国有并非问题所在。我们从未反对容许为公共目的实行国有化这条国际法原则，虽然我们确实强调我们希望得到立即、适当和有效的赔偿（这也是国际法所要求的）。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都曾设法劝阻发展中国家不要没收外国公司，如果非实行国有化不可，则鼓励它们在做法上要设法限制它对总的投资气氛的不利影响。而且美国国会根据一九六一年的对外援助法（希肯卢珀修正案）规定，一旦美国人的财产被无偿没收，即停止经济援助。
但是，我们曾煞费苦心不让没收问题妨碍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因此，一九六九年阿连德上台以前，科里大使曾经给予合作，实际上等于协商同意了对安纳康达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尼克松政府在对秘鲁关系上，为了使国际石油公司的开采业务实行国有化这个问题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避免援用限制性立法条款，曾把我们的立法故意加以引申，几乎到了破坏法律的地步。我们一再找借口暂不使用希肯卢珀修正案，并表明我们准备接受低于国际石油公司实际产值的补偿，以便维护同一个重要国家的友好关系——虽然当时统治秘鲁的是一个左翼军政府，它的民族主义倾向很严重，并且正倾向于第三世界中更加激进的分子。我们坚持耐心地做工作，终于同秘鲁政府订了临时协定。
阿连德向我们的政策和利益提出的挑战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不仅仅是把财产收归国有；他宣告效忠于马列主义。他十分钦佩古巴的独裁制度，并且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公开宣布的目标一直是在必要时用暴力破坏我们在整个西半球的地位。因为智利是个大陆国家，它这样做的能力比古巴大得多。而古巴本身已经是个不小的挑战。事实上，阿连德当选的时候，美国正在同古巴在西恩富戈斯一带对峙着。智利和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接壤，这三个国家又都大受激进运动的折磨。阿连德的成功也会对西欧的各共产主义政党的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不管这些政党的社会地位是多么起伏不定，它们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西方同盟。任何一位负责的美国总统都不能对阿连德上台执政泰然处之。
在我们政府中，对阿连德象征着什么没有争论。谁也没有对科里预测阿连德当选的后果的第一封电报提出异议。唯一的不同意见是，阿连德在面对着国内抵抗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达到他的目的，以及如果科里的预测证明是对的，美国能采取什么对应措施。
施加影响和干涉：第四十号委员会
美国是否应当图谋影响别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人们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在整个战后时期，两党所选出的历届总统都感到有必要在灰色区域采取介乎正式外交与军事干涉之间的隐蔽的活动。我很反感把讨论隐蔽活动的内容印成文字。但是，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工作委员会（即所谓的丘奇委员会）发表的一个关于一九七五年智利发展趋势的报告已经公布了这个材料。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报告的作者曾认真考虑过阿连德胜利的问题，而这一点我们当时已经很敏锐地感觉到了。
有些人过去曾厉声谴责他们所谓的对智利的“干涉”，然而，正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却最坚决地要求政府对阿连德以后的执政者施加压力，这岂非咄咄怪事。美国对阿连德倒台以后的政府给予援助所施加的限制，要比阿连德执政时期严厉得多。这些措施虽说是公开的，但并不因为它是公开的就能改变它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符这一事实，而过去对隐蔽活动的抨击，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这一原则提出来的。说也奇怪，自从中央情报局的隐蔽活动受到抨击以来，美国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反而增加了许多倍，而且也不那么区别对待了。早先在“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的活动遵守一定的限制。它所遵守的标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而这种受威胁的情况不是很多的。新的理论为无限的干涉辩解，而干涉的目的是，不分敌国还是友好国家，都要促使它们的内部发生变化。有些受到干涉的国家并没有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甚至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国。
当然，隐蔽活动在哲理上和实践上都有其难言之隐，特别在美国是这样。我们民族的气质和传统都不适于开展这种活动。我们的政府制度也不是能自发地做到像隐蔽活动所要求的那样保守机密或不露声色。我们缺乏我们敌人所拥有的那一套精心策划阴谋活动的机构。那些热衷于把我们的情报机构搞掉的人要找出外行的或让人一眼看穿的行动的例子并不困难。但是，那些受过训练去执行秘密任务的男男女女，他们所能利用的物质条件通常比我们敌人的条件差得太多，而且活动受到种种严格的限制，他们是应当受到国家的尊崇的，而不应像现在这样受到无情的攻击。这种攻击势必使我们在有关国家安全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领域里陷于无法保护自己的境地。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生活在意识形态对峙着的世纪里。苏联领导人在和平共处的每一个阶段都坚持说，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斗争有所缓和。世界各地执行苏联路线的共产党在国内的政策问题上偶尔和在莫斯科的大伙伴有分歧——经过无情的政治角逐才达到显赫地位的那些具有坚强意志、一心要掌权的人有不同看法是可想而知的。但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分歧。甚至西欧和拉丁美洲最明显的“独立的”共产党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对外政策上追随苏联。一些例外的情况也往往是一些共产党过于激进，以至克里姆林宫认为太缺乏策略了。
问题也不仅仅是各国共产党造成的。当今世界上激进的政治势力还包括遍布全球的许许多多同情它们的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进行恐怖活动或资助这类活动，运送武器，打进宣传部门，图谋左右政局的演变过程。资金怎样从正式的共产党渠道转到那些外围组织手里是难以跟踪的。例如，我们驻智利的大使一九七〇年九月间便报告说，他之所以确信阿连德会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原因之一是，“在圣地亚哥这个仍然自由的社会里有三个电视频道，一个完全由智利大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控制，第二个由天主教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极左翼联合控制，第三个归国家控制”（所谓国家控制，在阿连德上台执政以后，当然也会成为由激进分子控制）。一九七〇年全年我们都接到可靠的报告说，来自古巴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大量隐蔽的资金和援助正源源不断地运送给阿连德。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支持智利内部那些力图与激进派的控制相抗衡的民主力量，不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说得过去的。任何一个负责的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有与此相反的做法。美国想使各民主党派能够维持可进行竞争的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或报纸并非坏事。这些考虑曾诱使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为阿连德的对手、改良主义的有才干的爱德华多·弗雷竞选而提供了三百万美元（显然弗雷并不知道此事）。鉴于阿连德就职以后无所不用其极地开展威逼、恫吓和施加经济压力的运动以图迫使反对他的宣传工具和民主党派倒闭、解散，这些考虑就更加紧迫了。在本书下一卷中我将更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
不过，读者有权简要地了解，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是怎样保持对隐蔽活动的监督以保证这种活动继续与我们国家的伦理和目的相符。
我们就职的时候，隐蔽活动是由所谓第三百〇三号委员会负责监督的。该委员会是以一九六四年六月总统发布的一个指示编号（第三百〇三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命名的。这个指示申明了它的组成、职能和责任。自从一九四七年通过国家安全法、创立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来，这种部门间的协调机构一直是以不同名义存在下来。在尼克松政府早期，有一篇新闻报道提到了第三百〇三号委员会这个名称。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想法都很简单，既然泄了密便有必要更换名称。第四十号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七日重申了这个委员会的职能，给它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以这个指示的编号命名[10]。
当时，第四十号委员会的成员有司法部长、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全事务助理任委员会主席。凡是准备进行隐蔽活动的地区，负责该地区的助理国务卿几乎毫无例外地出席委员会会议。换句话说，除司法部长外[11]，第四十号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跟高级研究小组及白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组一样，是由负责处理我们国家安全的日常事务的高级官员组成。正是这些人对我们对外政策的全部细节都一清二楚。（它和高级研究小组不同之处主要是它的工作人员不出席会议。）
会议的议程一般由中央情报局和我的办公室协商提出。中央情报局通常总是非正式地把议程送国务院审阅通过，它往往把一些议程项目推迟到国务院的反对意见消失了为止。例如，这次在智利问题上就是这样。（因为在现场的大使严格来说是中央情报局站长的监督者；中央情报局懂得，要有效地开展活动，它需要有国务院的支持。）熟悉正在讨论的项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向委员会汇报情况。除了所讨论的地区的国务院的专家外，再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出席会议。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作记录的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负责保管会议记录。
绝大多数隐蔽活动都是中央情报局或我国驻外使节建议开展的。在我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期间，白宫很少提出这类议程项目。智利问题是白宫提出的项目之一，但总统只不过是催促一下第四十号委员会早已在进行的工作。我对沿袭下来的那一套程序所作的唯一改变是，要求第四十号委员会每年至少审查一次每项批准进行的隐蔽活动或侦察行动。这是为了防止由于官僚主义办事不力，在事过境迁之后，这种行动还在继续进行。
一旦第四十号委员会同意批准某一项隐蔽活动——通常是同时授权拨给一定数量的经费——该项活动由中央情报局负责进行，但须经总统批准。第四十号委员会并不监督它所批准的每项活动的日常事务工作。通常只是某一个计划已经完成或在一年一次的审议会上或要求增加拨款的时候才向它汇报情况。在像阿连德得胜后第一个月那样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定期汇报倒是比较多。事实上，我们开展隐蔽活动程序上的主要弱点是，尽管这类活动是经过全面审查对外政策后才采取的，但此后政府最高级官员即不再以同样关注的心情去加以控制，委员会下面也没有小组负责监督这些活动。第四十号委员会只管授权不管监督。在理论上，凡是在其驻在国开展隐蔽活动的美国大使都应负责进行监督。但是，大使们很少有那个时间，也缺乏这种专门知识[12]。就智利问题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智利阿连德政府上台执政是否确实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因而第四十号委员会参与其事是理所当然的。
一九七〇年的智利大选
前已指出，前两任政府已得出结论，认为萨尔瓦多·阿连德和他所凭借的力量对我们的利益确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一九六四年的大选中，我们为了反对他竟花了将近三百万美元。近在一九六八年，我们的前任还曾偷偷地拨了几十万美元，为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举行的智利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阿连德那一派的势力助一臂之力。在弗雷政府执政期间，我国政府给智利的对外援助总数远远超过十亿美元，这在拉丁美洲按人口平均计算是最高的，比任何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都高得多。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加强反对阿连德的民主力量。因此，阿连德政府的出现威胁到我们国家利益，这在尼克松就任总统的时候已经是大家都懂得的常识了。
十分奇怪的是，尼克松政府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像它的民主党前任那么积极反对阿连德；一部分原因是它忙于应付许多其他危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错误地估计智利大选的可能结果。当时还欣然同意了错误的估计，因为它得出一个十分令人欣慰的结论；这么一来就用不着硬着头皮去作出棘手的抉择，而这恰好是在一九七〇年的条件下，我们非作不可的。
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支持弗雷，因为他是智利最孚众望而又有才干的人。这个决定在道义上说是简单明了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既反对共产党同时又站在绝大多数智利人所支持的改良主义派和进步力量一边。但是，到了一九七〇年，我们就不那么顺利了，我们不得不有所抉择了。智利宪法规定弗雷总统不得连选连任。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在一九六九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失利，所得票数减少了百分之十一。保守的国民党相应地多得了选票。基督教民主党发生了分裂，当它拒绝接受极左的那部分党员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结成“人民团结阵线”的要求的时候，这些人便宣布退党，党的机关落入反弗雷一派势力手中。这一派势力更加喜欢大喊大叫，不那么愿意忠于开放社会和民主传统，不是真心实意的改良主义派。它更加敌视美国。
弗雷尽管有美国慷慨援助计划的支持，一九六九年初，在左派压力下还是被迫采取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这一迹象表明了智利政局的两极分化。弗雷在面对着激进派学生抗议的情况下取消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的访问，而洛克菲勒州长这一次是尼克松派到拉丁美洲访问以协助制订对西半球的新方针的。弗雷几乎同时坚持要重新谈判和几家美国铜公司签订的一项协定。这个协定是他自己的政府在仅仅两年前缔结和实施的。根据这个协定，智利获得数量很大的铜矿所有权的股份，但并不都具有控制权。他现在要求立即得到多数股票，剩下的美国人的股票也要逐步归智利所有。然而，由于我们及我们的前任对智利温和的民主派寄予最大希望，并且非常愿意加强它的力量，因此指示科里大使从中协助，设法安排双方都满意的条件。这里所谓“满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公司方面已知道，如果不同意这些条件，那就是干脆没收。（和许多一般都缺乏政治远见的跨国公司一样，安纳康达铜公司因早已签有协定觉得有恃无恐，也是为了省得交保险费，便允许其没收保险到期作废，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它讨价还价的地位。）
可见一九六九年间将要发生风暴的讯号很不少。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愈来愈左倾，它的群众基础日益薄弱，因此，各个非革命党派已不大可能像在一九六四年那样联合起来只提出一个候选人。明摆着的前景是：一个保守派的候选人、一个软弱无力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和激进左派的阿连德这三方面进行票数接近的竞选，最后由国会决定。在国会中，阿连德这一派比较接近于多数。但是，一九六九年间白宫忙于处理越南问题及由此引起的国内动乱、对苏联的关系、西欧问题、同日本的冲绳谈判以及对华关系开始采取的各种行动。我对智利的情况很不了解，对专家们的主张提不出什么意见。
政府中没有一个部门提醒我们注意局势已很严重。有些人本来也许会主张美国起更积极的作用，但因国务院早已明言反对积极进行隐蔽活动，他们也就不愿意再提相反的意见了。智利问题确实是个典型例子，它说明，重大事件在一件件发生而白宫却毫不知情，原因是决定方针路线的政府部门未能就这些事件的意义取得一致意见。各部门遵守所谓“互不侵犯条约”，避免相互竞争，以免作出不利于它们的决定，这样就使智利问题在一九六九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提不到白宫这一级来考虑。中央情报局确实在若干场合指出过，如果要在一九七〇年认真努力办事的话，那就必须在一九六九年开始做准备工作。一九六九年四月该局曾估计，激进的左派在竞选总统中胜负的可能各半。但是，当时并没有作出决定要像一九六四年那样进行干预，这个切合实际的判断也只是表明有必要做些什么，而并不是一个采取行动的建议。而且，任何这类的建议肯定会遭到国务院拉丁美洲司的坚决反对，该司就是不肯正视智利的政治现实。一九七〇年已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改良派了。这个党已分裂，它的候选人软弱无力，并且 和激进的左派相互利用。要想制止阿连德当选，那只有保守派的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才能做得到。虽然他的民主政纲是无懈可击的——他确实在弗雷以前当过总统——但是，拉丁美洲司不喜欢他，口头上说他太老了，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不够进步。拉丁美洲司里有些人把社会改革和地缘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并不认为阿连德当选总统有那么大的危险，因而必须克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亚历山德里的偏见。
说也奇怪，美国人把政治和技术性的经济发展混为一谈的倾向在约翰逊政府执政的后几年竟然无意中起到了削弱改良主义那一派政治力量的作用，而这一派正是我们的官员真正喜欢的，也是抵抗各革命政党所必不可少的。一九六八年——阿连德得以上台执政的那次总统选举之前两年——美国终止了对智利的无偿经济援助，理由是智利的经济已大体上可以自己维持了。这在技术上可能是正确的，但这正是错误地根据经济上的理由作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决定的一个明显例子。骤然断绝了美国的援助在智利是不得人心的，它削弱了弗雷所代表的温和派，为执政党中比较激进的反对美国的那一派所利用。这一派所提倡的经济纲领与各激进政党的经济纲领大同小异。这就使选举的形势更加混乱。
正当从技术的角度看待事态发展的观点十分盛行的时候，又出现了反军国主义的教条主义观点。一九六七年间，美国的政策变得对智利军方（以及本半球其他友好国家的军方）愈来愈不友好。当时的理论是：应当鼓励这些国家把用作军事费用的资金转到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这一理论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无需设立国防机构。对我国出售给这些国家的武器也规定了不得超过的最高限额。无偿赠与的军事援助计划已经停止。弗雷受到鼓动，提出拉丁美洲的各种非军事化和裁军计划。到一九六九年十月间，智利军方对于迟迟不实行专业化和军饷过低的不满突然爆发成为一次要推翻政府的未遂政变。弗雷当即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军方不稳的谣言继续传开。尼克松政府在智利继承下来的既有一个激进化了的基督教民主党，又有智利军方对美国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极大的反感。这几乎肯定助长了阿连德在他任期的头几年“收买”军方或使之中立的能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对智利的政策最清楚不过地——甚至最可悲地——表明，把我们高级研究院里的抽象理论用于外国社会内部的复杂情况是多么危险。认为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会自动地产生政治稳定的想法——所根据的是美国新政[13]的经验——在两个激进党都下定决心不要改革而要根本推翻现存制度的一个国家里，其适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正在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之间的一场辩论。由于我们不肯正视这个现实，致使我们从一九六四年是左右政局的因素到一九七〇年变成了只能站在旁边急得咯咯乱叫的老母鸡。
好像这样大出洋相还不够似的，拉丁美洲司竟然在这个时候大肆攻击说，根本就不应该暗中支持外国的民主党派，而这一做法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在智利工作的中心内容。他们竟振振有词地说，从今以后，阻挡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上台执政的资金可以而且应该完全由智利内部提供。拿这个题目真可以写篇很好的大学期终论文，但在一九七〇年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来，所冒的那种风险使人无法接受，而避免这种风险也正是决策者的本分。这样一种政策必然使我们正要给它打气的那些力量泄气。那些受到美国支持的人会由此推度出一种新的冷漠态度。在得票接近的选举中，由此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微妙变化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
我对一九六九年的这些倾向不大了解。事实上，在阿连德九月四日获胜之前，第四十号委员会在整整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里只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四次。一九六九年四月它对可能需要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未作任何决定。一九七〇年三月，在距离选举只有五个月的时候，它为支持民主党派的候选人拨了一笔微不足道的宣传费。一九七〇年六月下旬，为了同样的目的拨了稍微多一点的款项。但是，合计拨款总数仍然只有美国在一九六四年为进行隐蔽活动所花的钱数的百分之十五。所拨的款到达智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距离选举日期只有四个星期。一九七〇年八月，第四十号委员会决定，现在在选举之前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换句话说，在四次会议中有两次会议没有采取行动。另外两次同意作一种象征性的努力［注解：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根据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所开的四次会的情况——其中只有两次会议作了决定——隐晦地指责说，智利问题列在“第四十号委员会的议程上的时间超过一年……”[14]］。开初还说明了一下无所作为的理由，因为还没有提出候选人。因此，他们便说还没有可以据以作出判断或施展战略的基础。但是，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的时候，这种借口已经根本不能成立了。保守党派提名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为候选人，他年过七十，很有声望。基督教民主党人提名他们左翼的代表拉多米罗·托米奇为他们的候选人。托米奇的纲领和阿连德的纲领比较，主要在程序问题上有所不同，还在于托米奇真诚地致力于维护民主程序。共产党人和阿连德的社会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推选阿连德为这个联盟的候选人。我已叙述过，阿连德在一九七〇年的纲领是激进的，是恶毒地反对美国的。现在出现了一个三人竞选的局面。民意测验表明，亚历山德里遥遥领先，美国政府部门为此感到自慰。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必要插一手。
主要由于负责执行政策的部门像跳复杂的三角小步舞一样，相互扯皮，贻误时机，使问题提不到高级机构中来审议，因而一九七〇年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我才集中注意危险的局势。科里大使认为，如果阿连德获胜无异于共产党接管政府；如果我们不把阿连德政府当作另一个卡斯特罗政府来看待，那就不是慎重的态度。而事实上，阿连德政府可能比卡斯特罗政府更坏。但是，国务院的拉丁美洲司不同意这个看法；它不认为存在阿连德取胜的可能和危险。它不想设法帮助保守的亚历山德里。中央情报局倾向于赞同科里的看法，但没有达到要求白宫出面解决分歧的程度。它知道，没有国务院的强有力的支持，它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就这样，几个部门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使我有四个月的时间根本不知道原来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间驻圣地亚哥的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曾联名提出过发动一个制止阿连德上台的运动的建议。我也不知道为考虑这个建议而召开的部际会议，结果是同意把各种矛盾的观点都写进一个说明现状的报告里去，然后提交给第四十号委员会。而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又没有抓紧时间办这件事。又过了两个月它们才对一项报告取得了一致意见。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它们终于设法联名向第四十号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对阿连德采取“破坏性”行动的计划。计划的内容是：由美国援助制定反对阿连德的标语、传单和广告，但不同时支持亚历山德里。所建议并获得批准的拨款总数为十三万五千美元[15]。但是，国务院明令禁止各项隐蔽活动有赞助亚历山德里的倾向，如有此倾向国务院立即停止支持，这就进一步限制了这笔钱的用途。既要击败一个候选人而又不帮助他的主要对手，这个想法倒是蛮新颖。但是，怎么能够做到既击败阿连德而又不让亚历山德里从中得到好处，那就不明确了。这笔拨款和这个禁令互相抵销了。
现在回想起来，显然我当时的警惕性太不够了。一个真正尽忠职守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决不能只是圈阅、核准一下官僚机构协商一致的意见。他应该是个吹毛求疵的人，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一个对不言自明的事也要反复推敲的人。可惜我自己当时对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缺乏专门知识。民意测验的结果预言亚历山德里会取胜以及几个政府部门协商一致的意见使我麻痹大意了。而拿几个部门的一致意见来说，要是在我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地区，我是不那么轻易听信它的。此外，在那年春天和夏天，柬埔寨问题占去了我绝大部分的注意力。
待到智利问题再次提到第四十号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那已经是六月二十七日，离投票选举只有两个月时间，要想在智利的总统选举中起有效作用已经来不及了。科里大使担心阿连德获胜的不安心情更加严重了，因为我们现在又面临着另一种危险：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专家们都突然出其不意地下断语说，除非亚历山德里在选举中取胜的票数——当时仍确信他能取胜——比阿连德的多百分之五以上，否则，即使阿连德输了，他在智利国会中的支持者仍然可能占上风。因此，科里提出一个分两阶段进行的计划：增加业已批准进行的破坏性活动的费用，然后花钱去影响国会的投票。
国务院对这两个建议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它认为唯一还有些道理的论点是科里提的这么一个问题：“假如阿连德掌了权，有人问起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怎么回答？”在竞选活动还剩下的很短的时间批准的一些费用，如前所述，按一九六四年标准是很少的。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官僚主义那一套的人来说，应当指出所投的票都是全体一致的；拉丁美洲司宁可不把它当时所鼓吹的观点记录在案，从而保持它不论结果如何都能加以应付的伸缩性，并在一旦有人在阿连德获胜后再度提出科里的那个问题时可以保护它自己。关于第二阶段——谋求影响国会的阶段——的决定推迟到选举以后再作。拉丁美洲司特别注意保证科里不至于因为批准了费用而发生误解。它通过秘密的渠道通知他，它既反对选举前（第一阶段）的计划，也反对选举后（第二阶段）的计划。反对是有理论根据的，它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重申它反对把批准使用的钱中的任何一部分用来帮助亚历山德里。我们由于过度热情或提出了很明确的战略计划而在智利自找麻烦的危险根本不存在。反对阿连德而又不帮助亚历山德里意味着加强软弱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托米奇，这么一来就减少了唯一有可能取代阿连德的人的选票。因此，可以蛮有道理地说，我们官僚机构对亚历山德里的偏见保证了阿连德的胜利。
如果说三月份批准的款项实在太少了，那么六月底勉强同意拨的款已经是为时太晚了。（钱数也是太少。）六月二十七日的会议离选举投票只有两个月。由于须经总统批准，其后还有文书手续要办，这些款子要想在七月下半月以前送到智利是不可能的。况且已给大使馆发了禁令，使这些款子几乎无法有效使用[16]。
尽管民意测验的结果很乐观——在六月二十七日开会的时候，民意测验仍然预示亚历山德里会得到超过其他候选人相当多的选票——我是愈来愈不安了。因此，我在七月下旬发了个指示，要求分析一下一旦和各种预测相反，阿连德赢了，我们能有几种选择。我要求紧急回答下列问题：
一、阿连德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其政策目标是什么？在阿连德政府统治下，智利局势发展的可能途径有哪几种？
二、这些发展途径，不论从眼前还是从对我们的长远目标和地位的影响来说，其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属何性质，程度有多大？
三、针对这些问题，可供美国选择的办法有哪些？
与此同时，第四十号委员会八月七日再次开会研究讨论智利局势，并重申了它六月二十七日的决定。现在距离投票选举的时间很短了，不论作什么决定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一旦要求执行第二阶段计划，是否应授权同智利国会进行试探性的联系。看来事情暴露的风险很大，而好处不大，因此，会议暂不作决定。
由于我提的政策问题不涉及隐蔽活动，这些问题就由高级研究小组来审议。我已指出过，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和第四十号委员会相同，只是少一个司法部长。研究小组容许工作人员出席会议，会议文件分发的范围也广得多。我所提的问题，由国务院担任主席的一个部际小组拟好文件来回答。这个文件所下的结论含糊得出奇。它一方面说，美国在智利境内没有重大的国家利益。但是，“智利境内”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另加解释，后面的分析也没有为所下的结论提供佐证。我提的一个问题是，阿连德上台对于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形成何种威胁，部际小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所提出的结论令人难以理解，怎么能说我们的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影响。我的工作人员把那个结论概括如下：
地位稳固的阿连德政府会给美国造成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损失：
（一）西半球的团结一致将受到威胁。
（二）反美政策的一个根源将在西半球巩固下来。
（三）美国的威信和影响将受到挫折，而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和影响则相应提高[17]。
高级研究小组八月十九日开会，但在九月四日举行选举投票之前没有作结论，也不可能作结论。我们只能在智利选民将如何投票的预兆纷纷出现的情况下等待。
我这样详尽地论述了我国政府讨论的情况，那是因为我们以前调查这个问题时这些情况基本上被忽略了——也许是由于这些情况和先入为主的结论大相径庭吧。毫无疑问，在智利举行投票选举之前，美国只是以非常谨小慎微和无效的方式采取行动。不仅所拨的款子不足以产生任何显著影响，而且由于我们坚决不支持唯一有可能击败阿连德的候选人，因而分散了资金，这样也就很可能使反对阿连德的选票更加分散。美国参加进去本来就很勉强，更不愿意被说成是站在一个德高望重的民主派前辈的候选人一边。在我们的官僚机构看来，这个候选人的主要缺点是，他是保守派。（尼克松政府内部竟有人持这样的看法——更不要说这种看法占了上风——这再一次表明，哪怕是总统也很难把他的观点强加于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
到举行投票的时候，我终于认识到我已被人作弄到与自己的信念不符的地步——而尤其重要的是也不符合尼克松的信念。若是我在一九七〇年的春天和夏天就认为阿连德很可能获胜的话，我就有义务让总统有机会考虑开展像一九六四年那种规模的隐蔽活动，这就包括支持一个候选人。我感到愤慨的是，这个选择甚至未经讨论就被否定了。先是有人争辩说，没有必要搞大规模的计划；后来是因为要搞也来不及了。八月十九日提交高级研究小组审议的那个一致的分析说明了阿连德胜利所引起的种种问题，但如果那个分析哪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话，那么不及早研究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也是不可原谅的。那个分析是我们官僚机构的哲理上的偏见，再加上把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目标混为一谈，就把事情搞糟了。当时我国政府中风行一时的看法显然是：激进派的候选人接受古巴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提供的经费是可以的，但美国却不应该去援助一个最有希望成功的民主派候选人，尽管他的纲领不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向总统概述如下：
国务院主张的真意是，为了加强亚历山德里力量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阻挡不住阿连德。智利这次竞选的情况是，阿连德和亚历山德里所得票数一直十分接近，基督教民主党人托米奇一直落后很多，因此国务院反对加强亚历山德里，就使我们的工作毫无效果。虽然不能肯定，推行一个不那么受限制的隐蔽计划会使亚历山德里得到取胜所需要的较多票数，但赫尔姆斯还是认为，推行一个扩大的计划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若是亚历山德里获胜，也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问题，但是显然不会像阿连德的胜利那样威胁到我们的利益。我们现在同一个智利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打交道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至少有可能拖延六年的时间。
要公平合理地估计我们后来对待智利的行动，那就必须以这个序言作为出发点。
绝非政变
前已指出，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的选举中，阿连德所获得的票数的百分比和一九六四年比下降了。在一九六四年的选举中他输给了弗雷。但是，一九七〇年，反对阿连德的票数的百分比尽管较高，却是无可救药地分散了。按照智利宪法，既然哪一个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多数票，那么由国会联席会议于十月二十四日，即过了五十天之后在两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中选定。
争取国会决定性投票的活动接着马上开始。九月五日，阿连德在记者招待会上为他的胜利欢呼，并保证执行他在竞选中提出的激进的人民团结阵线的纲领。但是，为了减轻国会议员的担心，他开始去掉一些他的保证。他宣称，他“永远不会”赞成在智利实行一党制。他说，他会保留智利在美洲国家组织中的成员国资格（尽管他在人民团结阵线的纲领中“谴责”这个组织）。他还宣布说，他将要求重新安排智利欠美国的八亿美元债务的偿还期。（他后来跟罗吉斯·德布雷解析说，他留在美洲国家组织内是为了缓和一下美国的反应，而他真正信赖的是他参与发起的以哈瓦那为基地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18]第二天亚历山德里的支持者表示他们不会承认阿连德的胜利。但是亚历山德里没有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字，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宣布过，他将承认赢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九月七日阿连德会见了弗雷总统，弗雷同意安排与阿连德商谈经济问题（他也为亚历山德里作了这种安排）。弗雷虽然拒绝阿连德在政治问题上建立类似联络的要求，但确实同意采取措施防止智利出现经济恐慌。
至于人们在华盛顿的反应，夏天的时候听到民意测验的结果聊以自慰，现在简直是目瞪口呆。官员们对不愉快的前景的反应往往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总希望这种前景会自行消失。不愉快的前景往往是自行消失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性预言都会应验。只是当人们凭借一般常识宁可不采取行动的时候却不曾想到如何应付无可挽回的局势。而一九七〇年九月那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种无可挽回的局势。
尼克松大发雷霆。十多年来他一直抨击民主党政府容许在古巴建立共产党政权。而现在他所认定的——并没有弄错——另一个古巴却在他没有得到机会去作决定的情况下在他自己执政期内出现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反应特别强烈，他坚持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无论什么措施来纠正以前玩忽职守的弊端。他责备国务院和科里大使（责备科里大使是不对的）应对所造成的事态负责。因此，他千方百计设法限制官僚们的权力。其实，他大可不必采取这种态度。因为现在要做什么也来不及了，而且各政府部门正一个劲地重新估计形势。有些人为早先作了乐观的估计或因循拖延而忸怩作态。全都感到灰心丧气。现在终于一致认为应当采取某种行动——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总统已下定决心这样做。不幸现在为时已晚。要是在九月四日以前花点力气去支持一个候选人，也许可以防止现在这个新局面的出现。现在我们却被迫在时间十分紧迫而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临时凑合。时间是那么紧迫，我们手忙脚乱在所难免[19]。
九月八日第四十号委员会开会审议智利问题，智利国会在这个时候显然已不大可能作出反对阿连德的决定。毕竟，这时离国会表决只有四个星期的时间了，即使亚历山德里获得较多的票数，国会也仍然可能投票选阿连德。希望智利国会在智利的温和派仍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会行使其独立选择的权力，不让一个少数派的候选人，一个提出激进的、几乎肯定反民主的纲领的人当总统，这种想法不能说是荒谬可笑的。不过，我们知道这是不大可能的。由于事态捉摸不定，我们决定指示科里大使写一个报告，“冷静地估计”一下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估计一下“将来在智利组织一支有效地反对阿连德的力量”时有多少人赞成和反对。
九月九日亚历山德里宣布，他怎么也不会退出在国会中的竞选。于是，制止阿连德上台的一线新的希望油然而生。亚历山德里还宣布，如果他在国会中当选为总统，他就辞职。这样就不得不重新选举。在新的大选中一九六四年弗雷和阿连德竞争的那种局面可能再度出现。另一个人插进来任总统，尽管时间很短，弗雷再参加竞选也就符合宪法的规定了。他几乎肯定会赢。至于军方，据报道，九月十日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将军对一群军官说，陆军不介入选举过程。但是，陆军将要求阿连德“保证”，以后陆军仍然保持职业军人建制，不得政治化。科里大使报告了他自己的信念，他认为这种保证简直是一钱不值。
我本来已决定九月十四日召开第四十号委员会会议。九月十二日，应总统要求，我通过秘密渠道请科里坦率地提出“美国在目前形势下应采取何种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的建议。尼克松对他所认为的官僚机构办事拖沓和国务院四平八稳地照常规办事的作风愈来愈不安，因为这使他想起我们早先对卡斯特罗麻痹大意的情景，他一直认为那是个教训。（这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在智利大选之前，不论国务院怎么因循拖拉，它还是大力支持和积极执行第四十号委员会作出的每一项决定的。）科里作了满怀希望的答复。据报道，弗雷已对阿连德接管政权的前景警觉起来，正想方设法避免出现那种局面[20]。科里大使向我建议找个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把有关智利问题的深刻背景事实公之于美国大众，也把我们深为关切的心情传达给迟疑不定的智利人。
九月十四日第四十号委员会审议了我们当时以“鲁布·戈德堡”为代号的精心策划的一着：先使亚历山德里当选然后辞职；这么一来，按照宪法规定，弗雷就可以在随即举行的特别选举中再次参加竞选。第四十号委员会同意授权科里去探讨这个可能性，并为支持这一着的各个项目拨了二十五万美元。九月十五日，由国务院的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将这个决定用电报通知科里，还要求他让他大使馆中的全部适当成员加紧进行和智利军方联系的工作，“其目的是保证我们获得必要的情报，以便我们能够独立估计军方支持弗雷再次当选的决心有多大”。
九月十六日我们得知侯赛因国王即将着手和巴勒斯坦突击队摊牌；西恩富戈斯正被建成一个潜艇基地也在这一天变得明显起来。也就在这一天，我在芝加哥向一部分美国中西部的编辑和广播人员介绍供正式发表的背景情况，其中除谈到其他问题外，还特别按科里的要求，谈到我们对阿连德上台执政的看法：
智利选举已揭晓，共产党支持的人选（而且很可能他本人就是共产党员）获得的票数最多，比仅次于他的那个保守派的候选人还多了三万张。他获得了约百分之三十六的选票。这样，他就得到了较多的票数。
两个非共产党派，共获得了约百分之六十四的选票，可见非共产党派的票数仍占多数，而共产党只是比其他候选人得到较多的票。我这样说只是为了把情况弄清楚……
现在谁要预言，如果阿连德得胜，他就可能会在今后若干年内建立起某种共产党政府，那是相当容易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建立起来的那个共产党政府，不是在我们海岸外面一个岛屿上和拉丁美洲没有传统联系、也没有影响的政府，而是一个拉丁美洲大国。而且这个国家的邻邦，比如，和智利有很长的共同边界的阿根廷，已处于四分五裂；秘鲁，本已出现了难以对付的倾向；另一个邻邦玻利维亚，即便没有出现这种种事态，也已经是更加左倾，更加反美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说，一旦阿连德在智利接管政权，对我们、对各民主派和在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以至整个西半球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这时候尼克松已经亲自处理智利问题。在九月十四日，他采取的行动是听信了很有威望的智利日报《信使报》的发行人奥古斯丁·爱德华兹的意见后当机立断采取的。爱德华兹特地到华盛顿来要我们注意一旦阿连德接管政权后所造成的后果。他当时住在百事可乐饮料公司总经理唐·肯德尔家里，肯德尔正好那天和他父亲一起去见尼克松。（我和爱德华兹，还有米切尔一起吃早饭。我还要求赫尔姆斯会见爱德华兹以了解他所掌握的内幕情况。）
尼克松见了肯德尔以后于九月十五日下午一两点钟要求赫尔姆斯、米切尔和我去会谈。他和我们谈了不到十五分钟，在谈话中，他告诉赫尔姆斯，他想下大力气，看能否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阿连德上台执政，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把阿连德搞掉，我们也应当试一下。如果赫尔姆斯要一千万美元，他亦会批准。对智利的援助计划应予以削减，应对智利在经济上施加压力，直到它“受不了”为止。他叫赫尔姆斯绕过科里，直接向白宫报告工作，由白宫作最后决定。当时的执行目标仍然是代号“鲁布·戈德堡”的计划。尼克松事实上没有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他只是在灰心丧气之余，毫无重点、满腔热情地希望有所“作为”而已。
现在人们已把这次谈话看作是后来称为第二轨道的开端。而第四十号委员会的正式决定，为区别起见后来就成为第一轨道。关于第二轨道的情况，国会委员会津津乐道地加以揭露，但是，能公之于众的东西并不太多。我已在本书中多次阐明，尼克松老是喜欢发表夸大其词的言论，但一旦当他看清了这些言论的影响，他并不坚持己见。霍尔德曼担心一些粗心大意的来访客人会以为这些言论当真是代表总统的政策，他之所以那么小心翼翼地不让人们随便去见总统，这确实是原因之一。比如，就拿第二轨道来说，不但没有一千万美元的开支，而且根本也没有拨出什么专款。如果说有过什么开支，那不过只是区区几千美元而已。即便以赫尔姆斯所能见到的来说，所做过的事无非是试探一下，探讨探讨各种可能性罢了。
再说，总统的热情迸发，虽然无疑对于接近军方和执行“鲁布·戈德堡”计划起了推动作用，使事情更加迫切，但对各部来说，只不过促使它们得出相同的结论而已。驻智利大使馆通过第四十号委员会（第一轨道）的正常系统所接到的指示，与赫尔姆斯跟总统会谈后命令中央情报局进行的活动极为相似。第二轨道的出现，表明尼克松对国务院系统很不信任，他怀疑国务院不会考虑他的愿望。拿这件事来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之后，各部门的意见并没有多大分歧。
中央情报局秘密活动的头子托姆·卡拉梅西尼斯多次就第二轨道向尼克松汇报过情况，每次汇报都是悲观的。中央情报局向黑格和我提出的报告同样也是消极的。我在后面还要阐述，一个月以后，十月十五日那天，我下令停止这种活动。这是经尼克松批准的。得到国务院全力支持的第一轨道，图谋鼓励军方采取行动，以便按照类似总统所希望采取的路线，在智利再举行一次大选。这一轨道同样未获成功，在同一时间被弃而不用。这次是第四十号委员会放弃的。
不论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第一轨道（第四十号委员会的正式方案）还是放在第二轨道（中央情报局单独提出的方案），讨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智利军方的作用上面。到九月二十一日，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弗雷并没有推行能使他重新当选的任何行动计划。科里枉费心机地转而采取另一套手法——显然是经弗雷的密友同意的——令内阁主要成员辞职，并诱使他们的同事们也辞职。假如弗雷愿意的话，这就可能使他有了让军官们去接替这些阁员的借口。换句话说，这么一来，弗雷就有办法可以造成一次宪政危机，和其他各项计划一样，其目的是再来一次选举，使智利能在弗雷和阿连德之间任择其一，能在民主制度和潜在的独裁制度之间任择其一。弗雷是否愿意这样做当时是有疑问的。而当时有目共睹的主要障碍是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他认为，是政客们把智利弄得一团糟的，他们有责任解救智利。据报告，另一个障碍是：军方担心，如果他们行动起来，他们亦会遇到希腊军政府所受到过的那种对待——那就是说，美国立即停止军事援助，世界各地的左派也会大肆攻击它。
因此，第四十号委员会授权科里同选定的一些军方领导人接洽。科里可以向他们说清楚，不因为他们的介入而有失掉美国军事援助的危险。我不能根据我的记录断定这些信息是否已传了过去，是什么时候传过去的，传给了谁。
从九月二十六日到十月五日，我不在华盛顿，我先到巴黎去和南越副总统阮高其会谈，还同北越人举行了秘密会谈，然后于九月二十七日晚又到罗马去和尼克松会合，出访地中海各国。尼克松一有机会就鼓励友好国家政府利用它们在智利的影响阻止阿连德上台，或至少不过早地认为阿连德的胜利已成定局。他发现，和他一样关心智利前途的大有人在。
九月二十九日，第四十号委员会在我未能出席的情况下开会。主持会议的是副国务卿约翰逊。会议得出结论，智利军方只有在害怕发生经济危机和如不采取行动美国就会停止军事援助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行动，要求重新选举。美国已通知智利军方，确有这种危险；为了强调这一点，美国中断了运送军事援助的工作。这些步骤是我不在的时候批准的。总统回来后，第四十号委员会又于十月六日开了一次会。会后，我们和出国访问前一样还是迷惑不解。弗雷不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而且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基督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于十月五日有条件地赞成智利国会选举阿连德为总统。代号为“鲁布·戈德堡”的那一着，现在肯定是寿终正寝了。智利国会肯定会选阿连德当总统。用内阁辞职的办法来造成宪政危机也来不及了。剩下的唯一可能是，军方接管政权作为重新选举的前奏，以此来阻止阿连德上台。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我按照全体一致意见通过秘密渠道联名通知科里——按第一轨道——要求他再向军方强调阿连德就任总统的严重后果，并授权他重申：如果军方行动起来，美国保证继续提供军事援助。
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事实上行将合而为一。十月十日中央情报局向黑格将军报告——作为第二轨道的一部分——发生军事政变的前景比以前更加渺茫了。十月十四日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托姆·卡拉梅西尼斯向第四十号委员会报告——作为第一轨道的一部分——“目前不存在政变的气候”。我向这个委员会指出，看来我们几乎毫无办法去这样或那样影响智利局势。十月十五日，我接到卡拉梅西尼斯的一份类似的情况汇报。这是第二轨道的一部分。现在唯一还存在的可能性是由罗伯特·维奥将军阴谋绑架施奈德将军，把他送到阿根廷去。但是，维奥将军对这种绑架的事很不在行。我向尼克松报告说：“今天我看见了卡拉梅西尼斯。看来那一着毫无希望。我让他们停下来了。搞一次流产的政变比什么都更糟。”尼克松表示同意。他现在觉得也只好任由阿连德去当总统了。他主要关切的事是不让国务院在阿连德执政的情况下，硬要他同意恢复援助关系。他下令，如果阿连德没收美国财产，就立即按希肯卢珀修正案行事。
卡拉梅西尼斯在十月十五日和我会面时，即奉命要维奥将军的政变阴谋立即停下来，同时还交给他一个一般性的任务，只要将来出现其他机会（显然很渺茫），就要“维护我们在智利的资产”。中央情报局十月十七日把这个指示传达给了维奥集团；我们派驻圣地亚哥的情报站劝告他们，他们的计划会失败，因而反受其害，所以不要执行了。
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以调查所谓美国政府的暗杀阴谋的名义，在它的一九七五年的报告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吹毛求疵地论述，是不是艾尔·黑格或我作证时向委员会提供了错误的情报；是不是中央情报局擅自轻举妄动。我和黑格作证时说，策划政变的工作已于十月十五日结束。实际情况是这样。除维奥集团外，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还发现了另一个阴谋集团。中央情报局和这个集团有联系，这个集团也计划要绑架施奈德将军。我和黑格从来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阴谋集团，理由很简单，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干。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我下令立即停止政变的策划工作时，尼克松、黑格和我都认为，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都从此结束了。在智利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显然以为这道命令只对维奥集团适用。他们觉得，他们仍然可以放手和第二个阴谋集团继续干，而白宫对这个阴谋集团毫不知情。他们于十月十九日甚至没有通知白宫的任何人，便给了他们三挺轻机枪。对于需要外国武器来搞军事阴谋的人，这样做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这些人确实是这样的。在一出《台柱子警察部队》[21]似的错误百出的喜剧中，阴谋者准备要在十月十九日晚宴后，在施奈德的汽车里绑架他。但他们没有抓住他，因为施奈德乘了另一辆小汽车跑了。第二天，他们再次想抓住他，但是，施奈德的小汽车在圣地亚哥来来往往的汽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三挺轻机枪没有用过就还给了我们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这些阴谋者也就心安理得地不再露面，他们的英勇行为后来才由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出面把它弄得臭名昭著。
随后，十月二十二日，中央情报局于十月十七日曾明确地通知维奥集团停止活动，但它却违反中央情报局的指令，背着我们自行活动。它试图劫持施奈德将军，但由于行动鲁莽，施奈德立即拔出手枪自卫，中弹受重伤。施奈德将军之死，是他们鲁莽地搞绑架阴谋所造成的。对此我们曾下令停止，我们既不支持又不赞成，既不援助又不同意。而这却是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调查美国政府阴谋暗杀外国领导人的特别事件之一。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进行了各种影射攻击，却反而证实了美国没有阴谋暗杀施奈德将军。确实没有谁有意要暗杀他，连维奥将军也无此意图。在我因公出访期间，第四十号委员会的任何一次会议都从未讨论过暗杀或在这类问题上有所暗示，也从未把它当作第二轨道的一部分审议过。绑架是维奥策划的。我们曾劝他不要这样干。第二个阴谋集团什么事也没有干。不论是第一轨道还是第二轨道的一切计谋，哪怕是涉及军方的复杂计谋，其用意都是要重新举行大选，考验智利人民在两个人的竞选中是想选一个民主总统还是选一个标榜马列主义的总统。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两个人的竞选中，智利人民是会选择改良主义民主派爱德华多·弗雷的。
十月十五日以后，我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阿连德上台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十月十七日，我召开了高级研究小组会议，讨论阿连德就职后可供选择的方案。十月十八日——在上述各种阴谋活动之前——我送交总统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在美国政府最高一级的官员中都已放弃一切搞政变的想法。备忘录说：“现在看起来，阿连德肯定将在十月二十四日国会决定性的选举中当选为智利总统。”
我们估计了阿连德当选总统对我们的利益以及对西半球所造成的危险。我们的估计是对的。我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是促使人民有机会在民主力量和集权力量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为努力实现上述这一解决办法助一臂之力是对的。有人说，美国被排除在灰色区域之外，未能采取介乎外交和军事干涉之间的行动；而在这个灰暗的世界里，我们的敌人却以政党为工具，所拥有的外国资金也不知多多少倍，还有难以胜数的外围组织为他们打掩护。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我们所想的办法很不在行，是慌里慌张地临时凑合应付，执行时也是一片慌乱。所策划的“隐蔽活动”根本没有开展起来。和一九六四年的情况相反，我们做得太少，行动也太迟缓，这样阿连德就任了总统。没有发生政变。一九七〇年十月以后（尽管参议院的报告中有些无中生有的含沙射影的错误说法），我们已不再去联系以图组织什么政变。后来阿连德终于被推翻，那是由于他太无能、太固执的缘故。军方领导人没有和我们商量就主动地对他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确信阿连德蓄意夺取全部权力，并将为此组织自己的政变。他们这么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我将在第二卷中谈这个问题。
阿连德就任总统
十月十五日以后，大家已公认不可能阻止阿连德就任总统，高级官员们越来越转而注意我们同阿连德政府的关系问题。科里大使以前认为，要想和阿连德达成临时协议，那是幻想。但是，他现在改变了这种看法，建议立即同新当选的总统开始谈判。现在科里提出这么一个论点：既然阿连德想要在国际上获得威望，显得他的政府是合法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默认，所以我们就应主动表示我们对他毫无敌意，以换取智利方面的克制态度。在没收问题上尤其应该这样。十月十五日，我给科里安排了向尼克松陈述他的意见的机会。尼克松已不再反对阿连德任总统，但不主张同他合作。他的回答有些含糊其词，从那以后，不公平地把科里当作一个“软弱的人”。
科里的建议具体分析了我们在政策上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十月十七日，我向高级研究小组介绍了建议的主要内容：
要是我们过早地公开表示敌对的态度，那就可能促使智利的民族主义分子团结一致支持阿连德。另一方面，要是我们表示愿意和解，那就是甘冒表现软弱或对在西半球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府无动于衷的风险。
我离开会场的那一天，谁也不相信可以长期采取和解的态度。我们所面临的唯一抉择是采取什么策略。问题是：让人们看到是阿连德先采取行动而造成对峙局面好呢，还是美国立即采取敌对军事行动好。
第二天，我向总统概述了事态发展的情况。我在给他的报告中写道，如前所述，现在阿连德肯定要就任总统了[22]。美国政府内部一致认为，阿连德是一个有强烈的反美偏见、强硬、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谋求与古巴和苏联建立密切的关系，领导西半球反对美国影响的一派力量，并有计划地鼓动与我们相敌对的政策。他几乎肯定将没收美国人的投资，而且很可能不付出适当的赔偿。这样一个政府存在的本身，必定会助长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那些敌视我们的人的气焰。可以断言，阿连德开始的时候地位并不牢固，支持他的那个联合内部派别很多。智利经济情况在恶化。智利的民主传统在一段时间内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去建立一个极权国家。军方亦不信任他。我写给尼克松的报告说：“为了克服这些弱点，阿连德的‘行动方案’几乎肯定会谋求合法性和威望；使那些心存疑虑的人放心，并且十分谨慎地避免反对派很快联合起来反对他；分散反对他的势力，然后在他力所能及时逐一地各个击破。如果让他顺利地执行他的行动方针，他便很有可能有能力有办法在一两年内巩固他的政权，使他的反对派不起作用。”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和解政策不起作用的困境：“阿连德不会自动改变他的目标；他也不大可能仅仅为了能够同我们相处下去而愿意谈判修改他的目标。因此，美国想要同他和解的政策，在他想要而且能够采取反美方针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使他改弦更张的。”换句话说，我们实际存在的选择就是高级研究小组所已指明的：我们究竟应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呢，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正确”而“冷淡”的态度，从而由阿连德去强行造成对峙的局面呢。我促请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表明，我宁可避免对峙，建议采取“冷淡而正确”的态度。
不过，有若干礼仪上的问题必须立即作决定，那就是关于我们对阿连德很快就要就职应如何正式表态的问题。我建议由龙·齐格勒宣布我们已注意到阿连德当选，我们未来的关系要由智利决定；我们派遣一个小的、规格低的代表团由助理国务卿查尔斯·迈耶率领去参加就职典礼；恢复给智利军方的军援输送。我建议，关闭我们设在智利的空军大气层试验站（因为阿连德必定会关闭）；我们和各主要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协商，设法协调西半球各国对智利新总统的政策。
尼克松批准了我的全部建议。这些建议于十月二十一日传达给各政府机构。智利国会十月二十四日投票选举阿连德为总统。十月三十日我支持国务院的建议，即授权助理国务卿迈耶向阿连德致贺词，说尼克松总统得知，智利人民给予了阿连德巨大的荣誉和责任。这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贺词。我主张这个贺词用口头转达，不要写成书面的，但在礼貌上要做到得体，以便让阿连德选择和解道路，如果他愿意这样的话。
十月三十日，阿连德宣布组成他的十五名阁员的新内阁。重大的经济和亲信职务全部交给了共产党（财政、公共工程和劳工）；经济部长由一名很亲近共产党的无党派人士担任；四个职务由阿连德自己的社会党员担任（内政、外交、住房和总统秘书）；其余七个职务由其他几个激进的小党派人士担任。新外交部长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在过去由于钦佩中国共产党人和古巴人曾采取过反苏立场，可见他左到什么程度了。
卸任总统弗雷于十月三十一日向智利国会发表了告别演说，他在演说中声明，他打算作为阿连德政府的建设性的反对派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敦促智利人维护民主制度，要人们警惕不要把大学变成政治战场。看来，他的演说反映了人们对阿连德统治下政治民主权利前途的普遍关注。
阿连德于十一月三日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宣誓就职。他保证“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独立，维护和遵守宪法”。他还号召智利人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工作”，并作出必要的“牺牲”。有六十多个外国代表参加这次就职典礼，包括北越、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德和古巴的非官方代表团（古巴代表团由长期任共产党领导人的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率领）。波多黎各独立党的领袖们也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这使人先尝到了一点阿连德的反美偏见的滋味。有人在公开谈到就职典礼盛况时，引用了阿连德的话说，他计划，如果国会（在两百个议席中，他们人民团结阵线只控制了九十个席位）拒绝接受他所倡议的政府“新形式”，便举行全国公民投票。[23]十一月五日举行群众大会，三天的庆祝活动至此达到了高潮。阿连德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保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共和国”，他指责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平等。他暗示要大搞国有化计划。
阿连德接见了查尔斯·迈耶。迈耶向他转达了尼克松的贺词。阿连德没有表示他会采取和解的态度。他的政府的主旨已定。例如，过了几天，切·格瓦拉的雕像在圣·米格尔工人阶级区揭幕。拉丁美洲的一些革命斗士，其中包括古巴工人联合会的总书记出席了揭幕典礼，参加典礼会的群众高唱智利和古巴的国歌。[24]
十一月六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开会来审议我们对智利的政策的。也就在这一天，一则可靠的报道说，阿连德和智利民族解放军这个为在玻利维亚推进革命而成立的激进团体的成员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个报道自然无助于改善会议的气氛。据说，阿连德在那个秘密会议上保证，一旦他的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政权，智利将成为谋求通过武装斗争“解放”自己国家的拉丁美洲各革命组织的援助和训练中心。
虽然如此，尼克松还是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赞成采取“冷淡而正确的”态度。他表示担心，阿连德成功地巩固了政权会助长整个拉丁美洲所有我们的敌人的气焰，还可能使许多骑墙派转而反对我们。不过，他同意，如果我们采取公开敌对态度，反而可能对阿连德有利。因此，他决定采取体现在十一月九日发布的指示中的政策。指示申明，美国公开的表态应“冷淡而正确，避免给阿连德政府以口实来唤起国内和国际上的支持以巩固他的政权”。但是，指示也要求联合起来施加压力，免得“在智利建立的敌视美国利益和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共产党国家”得以巩固。总统下令，不得给新的私人投资颁发保证书，已经发了的也应在可能的条件下停止生效，总统还下令，运用我们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限制给智利的信贷或其他财政援助。暂时不再承担新的双边经济援助义务，但是，人道主义计划作为例外情况处理。现有的义务应予以履行。
这个指示是严峻的，但在执行上不像措辞所说的那么激烈、果断（比如，在执行上，远不及后来对智利的奥克斯托·皮诺切特或对尼加拉瓜的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政策严厉）。智利政府无偿没收的新政策是为了打击私人投资。政府火上加油造成的通货膨胀（在阿连德死亡的那一天）达到了百分之三百五十的水平。中产阶级受到摧残。智利已无力偿还一九七一年的国际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不论美国在国际信贷机构中推行什么样的政策，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智利的信用都会一落千丈。阿连德在他的一九七〇年竞选宣言中（“人民政府的头四十项措施”），曾保证“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承担的义务作废”，在他一九七〇年提出的人民团结阵线纲领中曾宣称，打算“没收帝国主义资本……增加为我们的活动自筹资金的能力”。“对于含有限制我们主权义务的条约和协定，特别是智利和美国签订的互惠援助条约、共同援助条约或其他条约”，他认为“酌情复查、谴责或废除是绝对必要的”。对他这样一个人，任何国家的或国际的金融机构要是提供大量的信贷，都是不慎重的。
至于美国的互惠援助计划，如前所述，赠与的援助已于一九六八年弗雷任总统时就终止。贷款计划在一九六九年即已减到四千万美元左右，到一九七〇年为七千万美元。即便是在阿连德统治时期，作为例外的人道主义计划也还为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拨款一千六百八十万美元，为救济特别灾害拨款二十五万美元，还有美国赞成泛美开发银行一九七一年一月贷款给智利的两所大学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和平队留了下来。阿连德在职期间，美国还批准提供四千两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意重新安排智利所负的约两亿五千万美元债务的偿还期，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智利提供八千两百三十万美元贷款的计划，并确认以前承担的为数约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义务继续有效。阿连德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新的信贷加在一起将近九亿五千万美元，其中六亿多美元是从共产党国家借到的。[25]对于那些总想找点外部原因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营管理的经济造成了灾难的人来说，承认事实也许是痛苦的事；但是，使阿连德倒台的不是美国的经济压力，而是他的政策。
阿连德迫不及待地执行他的纲领。十一月十二日，他宣布和古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重新建交的新协定是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参加阿连德的就职典礼时签订的。这个新协定违反了美洲国家组织一九六四年通过的决议，该决议被阿连德指责为缺乏“法理和道义基础”。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作出了反应，发表了声明，对智利未与美洲国家组织的协商机构打招呼便采取了行动“表示遗憾”。阿连德政府还迅速地和朝鲜代表团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虽然没有提及外交关系，但还是构成了事实上的承认。智利随即退出了联合国朝鲜委员会。
十一月二十日，阿连德对美国产业采取了第一个行动，他根据一九四五年劳工法下令接管了北印第安纳黄铜和罗森·普瑞纳公司控制的两家智利公司的行政管理权。阿连德指责这两家公司蓄意剥夺智利人的工作权利。他接着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共产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宣告，他的政府很快就要提出把美国公司、智利人和外国人的银行与保险公司以及未指明的产业财产收归国有的立法。据报道，他在提出这类立法的同时，很可能也提出提案，修改宪法中保证私有财产的条款，使政府可以接管厂房设备（如工厂、矿山）以及私人所有的土地（业已授权没收）。在他发表了这篇演说后，又公布了把大量基础产业收归国有的计划，对产业、银行业、商业和农业实行由中央计划管理的措施。这些正是他一九七〇年的纲领保证要做到的。阿连德的财政部长向智利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经济计划提纲，他把智利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归咎于外国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商。
阿连德在一个月内就赦免了属于战斗工人团的数以百计的革命恐怖分子。战斗工人团是一个比共产党还要左的决意用暴力夺取政权的组织。在一九七一年一年内，特别突出地标志着西半球团结破裂的一件事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智利作了一次长达近一个月的访问。访问结束时，还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申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对世界形势的共同观点”，谴责“帝国主义”对越南的“干涉”，为“资本主义货币危机”和“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力量的日益壮大”而欢呼。
阿连德的女婿、古巴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奥那，曾积极参与策划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远征，很快就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担任了要职。阿连德在现有的军队和警察系统外还组织了他私人的安全部队，其成员基本上是战斗工人团的极端分子。他秘密进口了大量的古巴武器，把他的支持者武装起来，为巷战作准备。一个“按照宪法产生的”总统竟采取这种手法真是太有趣了。一万到一万五千名无需签证的外国人前来帮助组织智利境内的游击队左派，并在邻近国家进行恐怖活动。他们企图推翻军事机构，一九七一年，一群士官在总统默许下曾发动一次兵变，要接管海军。
有人说阿连德是民主人士，这种话不管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不能叫人信以为真。智利最高法院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审计长于一九七三年七月二日、众议院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后宣告，阿连德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违反了宪法，超越了法律的范围。促成一九七三年军事政变的是在智利国内人们对他的不满。这一政变的酝酿、策划和执行我们都没有插手。
在一九七〇年九月，这一切都还是难以逆料的事。那时我们未能阻止阿连德上台执政。我们准备同他和解，如果阿连德出乎意料想要和解的话。但是，我们也认为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阿连德说话算数，履行自己的诺言，因而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智利在我们那个危机四伏的秋天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在约旦和西恩富戈斯都已得手，但是，在西半球，我们还要去面对继续出现的挑战。我们的讨论磨炼了我们自己去对付将来其他危机的能力。我们所经受的各种考验，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而且是紧接着我们在柬埔寨问题上惨痛的经验之后出现的，因而更加错综复杂。我们既已挡住了别人强加于我们的挑战，现在可以设法按照我们自己的目的去左右局势的发展了。
[1] 见保罗·E·西格蒙德著《阿连德的倒台和智利政局，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六年》（美国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八九页。人民团结阵线纲领全文见乔丹·赞米特编《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二五五至二八四页。
[2] 见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纽约，兰多姆出版社，普及本，一九七一年），第一五九页。
[3] 见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纽约，兰多姆出版社，普及本，一九七一年），第一一九页。
[4] 见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第一二〇页。
[5] 见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第一一八页。
[6] 见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第一一七页。
[7] 见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第一一八页。
[8] 见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页。
[9] 见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第八二页。
[10] 按照福特总统一九七六年改组情报系统的命令，第四十号委员会改名为行动顾问组。按照卡特总统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发布的第一二〇三六号行政命令，一个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协调委员会的类似委员会行使同样职能。
[11] 至少从肯尼迪政府以来，司法部长就一直参加该委员会监督隐蔽的行动。现在他已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12] 我看了一些由丘奇委员会公开发表的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文电，特别是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以后发表的那些文电。看过以后我确信，我们本应坚持这些文电须经总统国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审阅，这和国务院的重要文电须经此办公室审阅是一样的。
[13] 新政是美国罗斯福政府为挽救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而采取的政策。——译注
[14] 见美国国会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关于暗杀外国领导人阴谋案的特别报告》，第九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第二二九页。
[15] 所有这些数字都已经由国会的一些委员会公开发表。
[16] 我后来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在七月下旬和八月间曾非正式地通知一些美国企业公司在选举期间向什么地方送钱。在白宫和国务院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不管怎么说，这也同样太晚了。我自己的态度是：在智利的隐蔽活动统统应由我国政府进行。这不是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基于这个理由，我拒绝接受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为帮助影响智利选举而提供的一百万美元。我也许会同意这个目标，但肯定不会同意用这个手段。
[17] 科里大使对阿连德胜利的后果不抱幻想。他在回答是否有可能达成某种临时协议这一问题时说：“有意识地努力达成临时协议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理论假设。阿连德政府在开始的时候在国内会慎重行事以图维持一种按宪法和法律办事的外表。但是，正如阿连德所说过的，他将坚决执行把美帝国主义当作西半球‘头号公敌’的政策。有些具体行动，包括把美国产业公司收归国有，承认古巴、北越等等，使美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同阿连德订立临时协议。除此之外，由于智利国家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可能需要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证明加快进行革命是对的……阿连德这一派势力必然作这样的结论：一旦他就任总统，美国只好承认它自己无能为力。”
[18] 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第一二三至一二五页。
[19] 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是：白宫是否知情，采取什么态度，作出什么决定并参与其事，而不是完整地阐述中央情报局的全部文电。我认为公布第四十号委员会的讨论情况是违反公共利益的。不幸，这里所提的第四十号委员会文件早已由丘奇委员会公开发表。
[20] 弗雷后来坚决否认他会做任何违反智利宪法的事。科里的消息是从弗雷的助手那里得来的。这些助手很可能是未经授权擅自提供消息的。我们不管怎么样必须根据我国大使馆所确认的事实办事。
[21] 《台柱子警察部队》是二十世纪十到二十年代在美国流行一时的一部无声影片。这支台柱子警察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大打出手，错误百出，大闹笑话。——译注
[22] 这毫无疑问证明，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维奥十月二十二日的阴谋。
[23] 与墨西哥城报纸《至上报》记者的谈话，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四日发表。
[24] 见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
[25] 在阿连德任总统期间，智利从共产党国家和西方国家共得到九亿四千七百九十万美元的新贷款，其中六亿二千万美元是苏联和其他共产党集团国家提供的。这些数字不包括根据以前允诺继续提供的贷款。比如，泛美开发银行在阿连德时期便继续向智利提供四千六百二十万美元的贷款，事实上，这一时期该银行每年提供贷款的平均数比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任何一年所提供的贷款都大。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三年阿连德时期美国和智利的关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泛美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记录》，一九七五年出版，第三二四、第四四七页；美国国会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三年在智利的隐蔽活动》，第九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一九七五年出版，第三二页；美洲国家间争取进步联盟委员会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提出的关于智利国内形势和需要从外面筹款情况的报告（美洲国家组织丛书H/XIV，美洲争取进步联盟委员会/650号）V14至V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