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渠道的结束
从表面上看，尼克松政府任内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会谈没有出现戏剧性场面。会谈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在华沙中国大使馆举行。会谈时我国驻华沙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雷阳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着。这是两年里第一次举行会谈。这种大使级会谈断断续续地举行已有十五个年头。会谈的重大意义似乎就在于，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项重大成就的时间最长的会谈。会谈已进行了一百三十四次，全都毫无结果。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的议程上同样是充满那种徒劳无功的气氛。所不同的是，华盛顿的官僚们放过血[1]以后，斯托塞尔奉命说点新鲜的东西——当时的情况表明，雷阳也是这样。
以往一百三十四次会谈的主题一直是我们同台湾的关系这个难解决的问题：只要中美敌对状态继续存在，要解决问题是不可设想的，而只要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敌对状态也就不会结束。在会谈中不时提出的其他问题是：美国方面要求赔偿被收归国有的财产和偿还未按时偿付的债务；中国方面力求收回一九四九年以后美国按《对敌贸易法案》冻结在美国的资产；我们方面力求使监禁在中国的美国人获释，时而也试图使美国新闻记者能到中国去采访，或探讨贸易前景。这都是些双方纠缠不清的老问题。
所有这些大家熟悉的议题都可能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不厌其烦地旧事重提。我们方面的指示是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司拟定的。该司根本不知道过去一年中传达到中国方面去的信息，还以为没有理由要改变以往一百三十四次华沙会谈中沿用下来的那一套做法。这个做法确实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也没有造成失败或引起争论。尼克松和我一样，虽未漠视那空洞无物的议程，却认为华沙会谈是向中国传达一个新的更有意义的信息的机会。只要北京认为美国是它的主要外部敌人，而华盛顿又把中国看作是包括越南在内的一切亚洲侵略和革命活动的根源，那么议程上的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明确规定，更谈不到解决了。
二十年来，美国决策人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难以理解，不可能左右的阴沉、混乱、狂热和格格不入的国度。他们一直深信，越南战争是中国扩张主义的反映，“文化革命”是迷信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产物。这些对美国人的气质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很吓人的。中国方面则认为，我们在越南所作的努力的规模同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成比例的，因此，他们认为，唯一讲得过去的目的是把印度支那变成最后进攻中国的跳板。这二十年的僵持真正反映了这些看法，它使我们的专家看不见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出现一种还只是隐约可见的共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们无疑也像他们一样。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
苏联在四千英里的共同边界上集结力量所造成的明显威胁，迫使中国谋求减少它的敌人，并获得另一股对抗苏联压力的力量。尼克松政府虽然背上了越南战争创伤的包袱，仍然有决心要缔造一个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它深信，同四分之一的人类接触能使我们再次以新的观点去办外交。双方都必须处处小心谨慎，以意味深长而又微妙的信息和姿态去试探对方，而这些举动一旦遭到拒绝就不必承担责任。那么，中国发出愿意改变方针的讯号所显示的微妙变化为我们的专家们所忽视，也许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在美国的“对华友好”团体所作的好心好意但目的性不明的努力也把问题搞乱了。
他们之中很多人所持的观点都是根据个人“亲善”的抽象概念或甚至历史上的内疚感，而决策人是难以把这些东西同美国国家利益或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调和起来的。中国人想要的不是空洞的恩惠，甚至也不是过去一直成为对话的主要内容的实际步骤，诸如承认、联合国会员籍、各种权利要求、交流等。他们想要的是战略上令人放心的保证，使他们四面受敌的噩梦有所缓和。美国新政府准备提供这种保证。它的不感情用事的态度现在倒成了一笔有用的资产，因为它和中国冷静估计的需要合拍。但是，我们必须克服二十年来先入为主的观念，专家们的种种清规戒律所形成的瘫痪性作用和政府内部互相倾轧的怪现象。我认为，除非我们能够摆脱在华沙起阻滞作用的那种仪式，特别是除非我们安排特别使节在两国首都之一，或许就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否则，这些都办不到。
美国驻华沙大使的人选，通常都没有关于中国事务的专门知识。因此，每次会谈都要有一名中级官员在煞费苦心征得官僚机构和友好国家同意后，带着发言稿乘飞机赶来参加。我们的大使在会上念发言稿；他所得到的回答无疑也是这一类文稿。大使们只有在澄清少数几个问题时才有权自行处理。在下一次会谈里，他们照样宣读在各自的首都重新经过冗长准备的对答。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而且毫无进展。在当时那种不信任的气氛下，哪一方也不能肯定坦率地陈述真实的目的或看法是否会有什么用处。而没有不拘束的讨论就不能消除不信任。我认为很有必要把对话提到这样一个级别，即谈判代表能进行交换条件的谈判，而且很熟悉他们领导人的想法，因此能掌握基本战略思想。我想利用一月二十日的会谈来表示我们愿意派使节到北京去；我向总统指出，只要发言中谈到我们的基本思想，再谈些别的事情都是可以的，这些基本思想是：我们想要有个新的开端；我们不会参加苏美两国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我们将不以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以对共同利益的估计为根据来开始我们的谈判。
到那个时候为止，在制定对华政策的那些人看来，这些想法没有一点是可以接受的。到了要草拟斯托塞尔大使一月二十日会谈的发言稿时，这些想法的每一点都遭到猛烈的抵制。亚洲问题专家不赞成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开端（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当时正通过秘密渠道传达的信息）。苏联事务专家们担心，光是会谈这个事实就会引起苏联的对抗，如果在发言中再保证不参加苏美共同主宰世界那就更会引起对抗。他们认为，只有对方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参加关于武器管制的谈判，或保证在亚洲采取和平行动，才能说是取得了进展。而这些问题除非与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否则北京根本不会考虑。至于派使节去北京，一提这件事就把官员们吓得发抖，因为这样的会谈可能要由白宫亲自掌握，国务院以后再也插不上手了。
这一场官场的争斗是以传统的官场方式妥协解决的：我同意全部接受国务院的得意项目——提到台湾、武器管制、资产、权利要求、扣押人员等问题——以换取他们接受我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想法。最后拟定给斯托塞尔的指示仍然比我所希望的要含蓄些。但是，等到我更加了解中国人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弦外之音，不论从什么动机出发，他们几乎总是会注意到的。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而且不乏成功的经验，他们往往认为，谁要一再坚持一种说法，那就说明这里面大有文章。
恰好中国人的想法同我们的想法并行不悖。在一月二十日的会谈中，斯托塞尔宣读了一篇声明，重申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他加上一句其务实精神使官僚们所流的血[2]不那么显眼的话：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中国临时代办雷阳当然没有对这个惊人的变化作出回答，但是他照着稿子念的发言在台湾问题上显然语气和婉，与往常不同，而且在惯常的词句当中隐藏着两句含蓄的话：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帮助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在相隔一万二千英里的两国首都拟定的两篇正式发言，实际上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是，华沙会谈的性质使我们不得不等候一个月，然后再看看在下一次会谈中能否把这个建议向前推进一步。
快到一月底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报告谈到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巴基斯坦驻北京大使的谈话，很受鼓舞。巴基斯坦大使发现，周恩来首先担心的是苏联，其次是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至于美国，周明确地认为是个次要的威胁；他似乎已准备好，只要我们采取主动，便同美国举行高级会议。据这个报告说，周恩来曾考虑过，我们显然不愿意“采取像柯西金那样的步骤”——换句话说，愿意派一位高级官员到北京去。
在这整个过程中，苏联人的愚蠢是够典型的。华沙会谈举行以后的第二天，多勃雷宁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是想要我介绍情况来了。他倒并未因为莫斯科在任何问题上从未开恩向我们介绍过情况而裹足不前，竟跑来要我帮忙。当我避而不谈他的请求的时候，他便说，他希望我们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他这样说实在太荒唐了。其实，那次会谈的情况很简单，无非是每个大使念了一篇预先写好的发言稿。对于他的说法我一笑置之。苏联大使馆的其他人员同样向其他级别的人打听。显然，北京已成为触发“神经痛”的地方。
我们一面等候举行第一百三十六次华沙会谈，一面加倍努力寻找不那么受限制的渠道。二十年不来往给我们的惩罚之一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接近中国领导人。亨利·卡伯特·洛奇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西欧国家驻北京的代办，他自称能见到中国领导人。经尼克松同意，我把一个信息托付给这位外交官，这个信息指出，在华沙难以进行认真的会谈，建议通过我国驻巴黎武官弗农·沃尔特斯将军（他已证明很善于安排我和黎德寿的秘密会谈）建立另一条渠道。洛奇的朋友拿了那个信息，以后每过几周便忠实地报告说，他还没有机会传递这个信息。终于，在十个月以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那天他通知我们，他很快就可以把信息传递过去。我想象不出他怎么会有这个信心。但是，这时我们已经建立了另一条渠道。
计划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华沙会谈使白宫和国务院再次出现互相扯皮的现象。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看来很可能中国人已接受了我们提的派一位使节去北京或接受他们的使节到华盛顿来的建议，我们应该如何作出反应。我要斯托塞尔表示原则上同意，然后把这个问题提交华盛顿作详细回答。国务院提出这么一个不寻常的建议：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倡议后退，只表示注意到中国的答复而不发表意见。国务院很怕失去控制权，没有什么比维护其受到威胁的特权更能使官僚们肝火上升了。除此以外，国务院还断然表示，不愿意向多疑的盟国、坚持己见的中立国和易怒的苏联作必要的解释，说明为什么会谈要在新的地点进行，更不要说向新闻界解释了。
我的意见占了上风。尼克松命令我指示斯托塞尔作出肯定的答复，当然也不忽略背诵双边问题的那一套官样文章（台湾问题、权利要求、资产问题、囚犯问题，如此等等）。这些是过去那一百三十五次会谈沿袭下来的。为了确保中国人理解我们改变了的态度，我们在总统的对外政策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论中国。总统的这个报告是在二月华沙会谈之前两天公开发表的：“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我们强调我们所崇尚的不是夸夸其谈而是现实的政策。我们关系的关键是彼此对待对方的实际行动。这个报告十分明确地否定在中苏冲突中有任何袒护一方的打算，因而也不打算要搞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谋略。
我们希望改善关系不是想要利用中苏冲突的一种策略手段。我们认为这一冲突的加剧对我们毫无好处，因此，我们不打算袒护任何一方。美国也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只要某些国家把它们自己看作是另一些国家的死敌，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正如我所提到过的，报告中关于国防政策那部分相当强调，我们不再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看作是单独一个敌人。从今以后，我们制订军事计划时将从这样一个设想出发：中苏两国联合起来侵略我国已不再是一种迫在眉睫的紧急事态。我们将根据每个国家对我们的行为分别同它打交道。
对方收到并理解这些信息。在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中，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和婉的发言，表示接受我们派一使节去北京的建议。我们似乎快要突破了。如果说，我们在华沙会谈之前便已示意我们已改变态度，中国人随后也马上作了同样的表示。二月二十二日我们收到巴基斯坦大使希拉利的一个文电，这个文电说，其总统叶海亚·汗认为，我们的主动行动鼓舞了中国人。这种迂回的说法无疑说明，叶海亚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消息，中国人仍然宁可间接和我们打交道。据叶海亚说，中国人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担心美苏勾结了。但是，如果美国使对方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的回答是出于示弱或害怕，那他们会感到很气愤的。循序渐进的前景良好，特别是因为“他们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很小了”。换句话说，周恩来理解我们了。他甚至在一九七〇年初便已了解许多国内批评家们未能承认的事情：我们即将从越南脱身。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无误地暗示，中国无意参加越南战争，也无意因为越南战争而攻击美国的其他切身利益。
我立即答复希拉利大使，对报界的揣测我们无法控制，但是白宫将审慎地避免发表任何可能对中国的动机或实力表示怀疑的评论。我再次建议我们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尼克松在我汇报谈话内容的备忘录上批示：“同意。”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如果我们做好了准备巧妙地走下去的话。
但是，二十年来形成的疑心是不容易克服的。现在，在面临中国接受我们自己的建议的情况下，我们政府内部潜伏着的种种不安再次显现了。在下一次华沙会谈中，我们不能仅仅用大家所喜爱的那些议程项目来回避问题了，哪怕用最巧妙的笔法来拟定给斯托塞尔的指示也不能掩盖我们必须回答中国人邀请我们到北京去这个现实。
国务院东亚司认为，讨论了十五年的那些双边问题还未取得进展就去北京暗含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意思，而且有使我们的盟国发生误解的危险，更不要说引起莫斯科的敌意了。该司主张要中国人对我们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我们同意参加高级会谈的代价。我认为，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问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此前被丑化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真正想要讨论的是全球均势的问题。国务院担心，中国人可能使我们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而不能自拔。我对此毫不在意。他们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际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这表明，我们现在有各种以前认为不存在的选择，表明即便是在越南战争的压力下我们也能够采取大胆的主动行动。
三月十日罗杰斯在向总统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概述了国务院的意见，建议三月十九日为举行下一次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日期。如果我们除去总统考虑问题所需的四十八小时，那么这个备忘录显然是存心在开会日期上造成拖延。中国人不可能在接到通知后那么短时间内准备好去参加会谈。所建议的议程也使会谈不可能有成果，议程是：原则上同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扩大贸易和彼此间的接触；中国人单方面作些善意的姿态，例如释放美国人或扩大旅游范围。只有中国人在这几点上让步以后才可以万无一失地去讨论仅仅是派更高级的使节去北京的方式问题，而罗杰斯乐观地预期需要再举行“几次”华沙会谈中国人才会作这些让步。
三月十七日，我花了很长时间在战情室和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共进午餐，在进餐的时候他再度极力主张要中国人表示愿意满足我们在双边问题上的要求。他后来亲自写了一封短信给我，概述他的不安心情：
在没有这种澄清的情况下到北京去就有这样一种严重危险：北京利用我们去达到它在对苏关系上的目的，而我们不论在同中国人的双边关系方面还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东南亚谋求缓和紧张局势取得进展方面，都得不到任何补偿。由于同样的理由，我认为，除非我们已坚决地最后决定同中国人举行会议讨论像通讯联系、人员来往、会谈的时机、安全等问题，否则我们不应表示愿意讨论这类问题。北京会把我们讨论这类问题解释为十分肯定地承担了举行更高级会谈的义务，并会使中国人更加相信，在举行这种会谈之前，他们用不着和我们讨论“实质”问题。在这个时候承担这种义务会削弱我们力促中国人就他们自己的意图和在更高级会议中的谈判立场进一步表态的能力。
我不同意这些看法。一个美国使节访问北京必定会触发一场地缘政治革命；光是对河内就会造成创伤。这些就是压倒一切的“补偿”。同时，中国人若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整个做法就在华沙公开承认与他们的整个亚洲政策相反的原则，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同我们的亚洲朋友的关系上肯定会碰到严重的复杂情况。但是，中国最终必定会摆脱它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到那时我们总是要碰到这种情况的。美国不应甘愿做无能为力的旁观者，而应有目的地去造时势。
尼克松和我持同样的看法。他在几次谈话中都强调他希望把会谈地点迁到北京去，派一个总统特使而不是普通的大使去参加会谈。当然，这也正是国务院对这件事那么缩手缩脚的原因。尼克松提议要我绕过官僚机构，让洛奇的朋友、那位驻北京的欧洲国家的代办通知中国领导人，我们原则上同意派一个总统特使参加会谈。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位一厢情愿的媒人说他能见到中国领导人是信口开河说大话，但既然原先托他的信息都没有传递过去，我看还是不托他办这么惊人的事情为好。
这次内部扯皮扯了一个星期，把原先打算举行华沙会谈的日期给耽误了。为了把事情弄出个眉目来，我在三月二十日给国务院发了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的指示要反映出一种对举行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我们还应接受雷阳的那个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答说，最早也要到四月八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这倒令我想起了一个问题：要是我们同意三月十九日举行会谈，那么提出的发言稿是不是未经审批的呢）。我同意了这一点。北京在答复中建议四月十五日开会，这是由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官僚主义，没有透露。[3]这一拖延使国务院想出了推迟的另一个理由。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四月二十二日访问华盛顿。东亚司认为，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后十天内举行华沙会谈是不明智的（他们始终不肯告诉我这些天数是怎么样算出来的）。因此，美国于四月一日向中国人建议四月三十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会谈。至此，显然中国人被激怒了，他们也决定玩弄拖延的策略了。他们过了四个星期才回答。四月二十八日，他们提议五月二十日举行会谈，我们同意了。
我们能够得到答复就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到四月二十八日，西哈努克已在北京建立了他的流亡政府和解放军。周恩来一直热情地支持他的事业。南越军队当时正开进鹦鹉嘴。我们的军队已部署好要开进庇护区。在这一切面前，中国同意进一步会谈，其目的是安排一个帝国主义敌人的代表到北京去访问。直到五月十八日，我们在柬埔寨的作战行动开始已有将近三个星期的时候，中国人才通过新华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扼要的声明说，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五月二十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这样反而好些。如果中国参加了这样一次会谈，那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是非严厉谴责我们不可的。这样就免不了要对骂起来。取消会谈的方式方法倒是极其克制的。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中国明确表示愿意继续会谈，甚至提出了继续会谈的程序。以后还有因双方无法控制的事件而使会谈中断的情况，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和美国从未长时间互不接触。
取消五月二十日的会谈凑巧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做单方面发言。诚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成功地修改了五月二十日的安排，把讨论特使访问的技术上的问题包括进去，并授权斯托塞尔谈更广泛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远东方面的关系问题。但是，所做的这些修改是很勉强的，措辞又是华而不实的老生常谈，显然华沙就不是个适于进行严肃讨论的好地点。白宫很想同北京谈地缘政治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在华沙根本不可能讨论，也许连理解都不可能。华沙会谈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在这一年里我们以后重新建立联系的时候，那是通过另一条不同的渠道，要讨论的问题的焦点也更加鲜明了。
三角关系
我国政府内部，在对待华沙会谈的战略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于继续向北京表示我们的和解态度总的来说是可取的这一点，却没有分歧。国务院巧妙地清除了在朝鲜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对华贸易和联系的各种障碍。三月十六日，对前往北越、古巴、朝鲜和当时称为大陆中国的旅行限制又正式延长了六个月。但实际上，对到中国去旅行作了局部的例外规定。美国政府宣布，从今以后，凡是抱有“正当的”目的持美国护照到中国去旅行的，都可以办理批准手续。四月二十九日宣布，在其他国家制造的非战略货物所用的美国造的部件和零件都可以向中国出口。实际的目的是缓和一下由于我们的管制扩大到自己的领土以外而引起的与友好国家的争端，而根本的目的是做一个北京不可能误解的政治姿态。
我仍然确信，中国向我们表态时谨慎小心，是出于苏联在远东迅速地无所不用其极地集结军事力量。沿着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景使我们面临着各种噩梦一般的选择。对这样一种极其不幸的事件临时作出反应必定是游移不定的，而且很可能是不适当的。在一九六九年这一年里，我一直想方设法使部际机构制订一些应变计划。但是，各个部门和机构都认为可供我们选择的方案都可怕得难以想象，因此，他们只是制定了谨慎回避的方案。他们所开列的巧妙的应变办法似乎更多的是想保险不会被指责为缺乏远见，而不是向总统提出一套实用的选择办法。一九七〇年初，我决定要求我自己的工作人员制订我们自己的计划，结果写成了一个深思熟虑的长篇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几年时间作为我们的基本计划文件用。若干年后，有人在一本书里贬低这个文件，说它是“瞒着政府其他部门偷偷地”采取步骤的又一个事例。这本书的作者写书的时候已不再是我的工作人员，他竟谦虚得出奇，略而不提那篇研究报告是他写的！[4]
与此同时，我们密切注视中苏关系。一九七〇年四月间有一个报道说，中苏边界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尼克松是在他上午的新闻简报上看到这个报道的。这个新闻简报是由白宫的助手们组成的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小组在前一天晚上综合新闻报道写成的。尼克松常在页边上加些评语，然后传到有关工作人员那里，由霍尔德曼的一个小助手用被动语态写成措辞华丽的备忘录，好像尼克松写的评语是从天而降的雷声似的（“要求你们注意已出现的报道……”）。这一次我回答说，在边界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这在当时并未证实）固然可能使中国人希望同我们举行更高级会谈的紧迫性减少一些，但不会改变基本现实：
我们知道，苏联人对中国的政策和意图的疑心极大，而中国人已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就是不买他们现在称为“新沙皇”的苏联人的账……因此，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战略似乎没有必要作重大的改变。中国人很可能仍然希望继续发展同我们的联系作为抗衡苏联人的措施。他们似乎对和我们开展贸易也颇感兴趣。他们倒可能认为，在北京举行更高级会谈的迫切性不那么大了；我们可能发现，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以来我们在华沙同中国人发展联系的迅速步伐将会放慢。
尼克松在上文中提到在北京会谈的地方划了圈，并用正规的书法写道：“我们务必使国务院不至于在这件事情上拖延。”
所有这些努力和揣测都因为柬埔寨的事件而暂时停顿下来。当我们宣布进入庇护所的时候，政府内外都有人指责我们既破坏了同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希望，也破坏了和北京改善关系的任何希望。的确有人甚至说，这两个国家现在会被迫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但是，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出现的只不过是道义上的口头指责，没有任何行动。
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看到，中国人在五月四日和五月五日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的“明目张胆的挑衅”。他们安慰河内的办法不是答应增加援助，而是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说美国是“纸老虎”，还说“辽阔的中国领土是他们的可靠后方”。我对总统说：“中国人已发表声明，实际上是说，他们不会采取什么行动。”
在柬埔寨的事件并没有把两个共产党巨人赶到一块去，倒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争取影响在印度支那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西哈努克仍然安然流亡在北京，这使莫斯科和河内都感到很不舒服。从更广义上来说，中国和苏联对我们军事行动的有节制的反应再一次清楚地说明，借助于三角外交来解决战争是有可能的。这两个共产党强国，都因为害怕我们可能全力以赴地支持其中一个，而不能在越南问题上冒和我们决裂的风险，这一点已经是明确无疑的了。
五月十八日《真理报》登载了一篇猛烈地攻击中国的文章，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受苏联提出的在柬埔寨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对这样一种指责非常敏感的中国人以最重的炮火还击，他们五月二十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这个声明，如果把其中华而不实的词藻去掉，也露出非常谨慎的真面目。我给总统所做的分析指出：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只提出要“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甚至关于中国是斗争的“后方”这种常用的词句都没有。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从策略上来说，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锐地指出，已有二十个（别的）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
第二天河内公开感谢毛，但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河内的观点和北京的观点有许多微妙的差异。中国大谈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需要结成一条统一战线（这一提法特别是指越南共产党人和柬埔寨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而河内则要求务必注意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一致，实际上是要求毛弥合他和莫斯科的分歧。
华盛顿收到毛的声明的时候尼克松的脾气特别坏。他没有等我的分析就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我不想要什么长篇大论的文件。不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5]我要你打电话告诉穆勒，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诉莱尔德，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到达那里。”尼克松的亲信们早已认识到，像这类命令如果不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是会更有利于公共福利的。我在前面指出过，当尼克松说“无可挽回”时，这正突出地表明他把握不定。等到我们有机会讨论毛的声明的真意以后，尼克松才省悟到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把柬埔寨同中国的安全连在一起不可能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毛还是留着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因此，到六月中，当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愤激情绪平息下来的时候，我们便再次想办法重新开始联系。六月十五日，沃尔特斯将军奉命去接近中国驻巴黎武官方文，对他说，有个信息要向他传递。交给了沃尔特斯一份文稿去念，文稿的内容是我们现在都已熟悉的想法：由于华沙这个论坛太公开，也太拘谨，我们希望打开另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我们的秘密渠道系统苏联人是很感兴趣的，但对中国人还没有什么吸引力。也许他们不理解，一个严肃的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办事。如果确是这样的话，有这种看法的不光是他们。（后来他们也变得精于此道了。）精明能干的沃尔特斯两次试图把交给他的信息传过去，一次是在夏天，还有一次是在九月初，两次都没有成功。这两次沃尔特斯都找到了方文并且谈了华盛顿的信息，方文含糊地说，他将转告他的政府，然后很快开车走了。以后没有回音。
也许中国要实行新政策在内部也有困难。我们很可以设想一下，共产党国家的人同样对革新有抵触情绪；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在北京有人同时发表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政策观点，以林彪为首的军方特别主张奉行强硬路线。（我秘密去北京之后不久许多高级军事领导人都更换了，这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据报道，周恩来在六月初曾对一些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由于柬埔寨危机同美国在华沙的接触“暂时”中断以后，中国盼望恢复接触。周主动向几个客人谈这些意见，是联系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地的一切国家改善关系谈的。[6]中国人再次要求推迟六月二十日的华沙会谈时态度温和，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强调说，恢复会谈的事将“在以后适当时间讨论”。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政策中也有一种好战的倾向。六月二十七日，中国人“纪念”杜鲁门总统决定把第七舰队安插在台湾海峡二十周年，他们谴责这是“美国派军队占领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北京指责美国一再派军队“侵犯”属中国主权的领土，尼克松就任总统以来即已发生了十三次入侵事件。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七月二日，中国人派了两架米格19飞机起飞，显然是预谋要拦截并可能要击落一架在中国海岸外一百海里上空执行收集情报任务的C-130飞机。这是一九六五年以来中国头一次图谋拦截惯常的侦察飞行。我送交总统一份备忘录，谈论这一事件的“令人迷惑不解，甚至不安的”方面。我强调说，如果我们放弃在离中国海岸很远的海上侦察飞行，必然会被中国那些主张奉行强硬路线的人所利用。但是，我尤其担心这个事件引起中国内部的斗争：
也许最合理的假设是：在政府的当权派中确实有人想破坏中美关系。大约有两年时间，中国人降低了通常很刺耳的宣传调子，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试探我们，看看我们为改善关系愿意做什么。这个政策通常是和周恩来及在同一时期左右国内政策的温和派相联系的。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有迹象表明一些狂热分子正在东山再起，还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由于相对地被排除在经过整顿的党之外而抗争。在三军中，空军是在“文化革命”中最激进的。企图击落飞机可能同政策与权力的斗争有关，其目的是制止对外政策的温和的倾向。这些罪魁祸首也许还希望挑动我们作出反应或发表愤怒的声明，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诋毁主张和美国实现有限和解的任何人。
忽然间，七月十日那天，开始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中国人似乎已解决了他们内部的争执。北京宣布释放詹姆斯·华理柱主教。华理柱是一九五八年被捕，一九六〇年以间谍罪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同时宣布，一九五四年在上海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美国商人休斯·雷蒙德已于三个月以前自杀。这是扫兴的事。但是，释放华理柱主教的时机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好在这个时候，北京也宣布重开同苏联的边界河流航行谈判，这又起了相互抵消的作用。
在我们方面，我们继续做些不可能被驳回，也不需要对方首肯的姿态。例如，六月下旬，通用汽车公司申请准许把美国制造的柴油发动机和零件与意大利罗伯托·佩里尼公司生产的八辆大型自动卸货卡车一同运往中国。国防部对这首次把零件卖给中国提出反对。国务院和商务部建议批准。我在（七月十三日）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支持国务院和商务部的意见。中国人坚持要美国造的发动机作为售货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自称对和美国的贸易毫不在乎，尽管他们可以买到其他发动机。他们可能是以此来试探一下我们的意图。七月二十四日，尼克松批准了这笔交易。七月二十八日，商务部宣布了这个决定。八月二十六日，美国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虽然中国人继续保持沉默，我们毫不讳言地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的初衷公布出去。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我在芝加哥对一群美国中西部的编辑和发行人说：
当今世界上最深刻不过的斗争也许是……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斗争。沿着四千英里长的边界，在一边有领土要求问题，在另一边大量集结了军事力量。由于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还有谁是正统的共产主义中心之争，使他们的冲突具有准宗教的含义，因而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更加严重。
这就是使我们同北京和解具有紧迫感的因素。这就是——尽管有暂时中断的情况——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坚持不懈地互相靠拢的原因。
巴基斯坦渠道
这些信号全都很好。不过，我和尼克松都确信，首要的事情是建立起一条保密的通信联络途径，一条不受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和传统仪式的阻碍、双方都信得过的途径。九月二十七日，我在巴黎的时候，我的朋友让·圣特尼告诉我，他偶尔在社交场合见到过中国大使黄镇。我托他提一下我们希望直接联系。圣特尼在十二月间照办了。
周恩来和毛泽东作出决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该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队伍，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7]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如果说毛拿的是一把轻剑，尼克松却举着个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号。几乎就在斯诺看国庆节游行的那个时间，尼克松向《时代》杂志记者发表了谈话，重点谈了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尼克松的谈话中插进了一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这里面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话：
也许在五年时间里，或甚至十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二十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8]
后来在十月间尼克松又亲自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去促成这件事。有几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到联合国来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尼克松在华盛顿接见他们中的好些人，并借此机会指出他很希望中美和解。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晤是关键性的一次会晤。叶海亚即将访问北京。总统向叶海亚说明了我们力图列入华沙会谈议程但未获成功的各点。他要求叶海亚传话说，我们认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我们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我们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尼克松提到罗伯特·墨菲、汤姆斯·E·杜威，或我自己作为使节的可能人选。
第二天，尼克松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谈的也还是这些内容，他是从一九六九年他访问布加勒斯特时的会谈情况谈起的。尼克松滔滔不绝地说既希望和中国也希望和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以防万一这次谈话传到苏联人的耳朵里去——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同一天过些时候，尼克松利用齐奥塞斯库的访问公开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尼克松在国宴上致祝酒词时谈到美国和罗马尼亚的许多共同利益，其中突出地列举了罗马尼亚和美国一样都希望和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良好的关系。一位美国总统用中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为了确保罗马尼亚人领会了这个信息，十月二十七日在布莱尔大厦我和齐奥塞斯库私下会谈时，又一再用同样的语言谈了尼克松所谈过的事。
现在我们只好等待了。十一月不是一个吉利的月份，因为联合国又一次成功地阻止北京进入，促使《人民日报》的作者们选用最尖锐的词句进行抨击。十一月十九日，联合国投票表决的前一天，我提议就两个问题进行部际联合研究。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政策；另一个是鉴于在联合国支持我们的立场的会员国不断减少，探讨一下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注解：事情真巧，尼克松十一月二十二日写了个条子给我，敦促我开始研究联合国方面的问题。[9]当时这一研究已在进行中。］
十一月下旬有一篇报道说，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贸易协定，因而又引起了尼克松的疑虑。我认为贸易量不很大。我还认为，中苏分歧不是那么简单就解决得了的。商务上的姿态决不能改变四十个师的苏联军队部署在中国未予承认的四千英里长的边界上这一事实。商务上的来往交易也并不能平息苏联领导人对南面那八亿一心要收复失地的人窥伺辽阔、富饶的西伯利亚所必然要产生的不安。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对俄国人倒是没有什么吸引力，不管什么人在俄国首都执政，都是一些被放逐的人到那里去开拓。我给总统写了这么两段话：
在西方，人们普遍揣测，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那样忙于继续争吵，因而感觉不到要跟我们及西欧达成某种重大和解的压力。为了抵消这种揣测，苏联和中国都很需要表面上有较为正常的关系。因此，关系改善的迹象对北京和莫斯科都有用处。
虽然如此，这多半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改善。没有迹象表明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得到的情报确实表明，沿着中苏边界的军事能力在继续不断地增强；这一事实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促使中国人愿意接受使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各种表示。这一主张他们在两年前是断然拒绝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人在叶海亚·汗总统十一月十日到十五日访问中国以前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与过去的一切信息大不相同的信息，我们还以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叶海亚访华三星期以后，十二月八日，希拉利大使同我的工作人员哈尔·桑德斯联系说，他有一个关于叶海亚中国之行的“信息”向我传递。我们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为什么叶海亚回到巴基斯坦以后等了三个星期才发出这个信息。也许中国人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确定了一个日期，要过了这个日期才可以发出信息；也许是由于叶海亚谨慎，预防万一。不管怎么样，第二天我就把希拉利请到白宫来。在我的办公室里，下午六点多钟，他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用有蓝道的白色信纸手写的函件，这个函件是有人亲手交给他的。叶海亚就是不相信用电报通信联络是安全可靠的。（以后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的一切信息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希拉利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给我留下来。因此，他不得不读给我听，他慢慢念，我把它记下来。我们当时忙于干这种刻板的事，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以古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而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也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信息随发随收的时代，我们竟回到前一世纪那种外交方法——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的方法。一件带有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了，其方式是学究式的，几乎是平淡无奇的。
不管怎么样，我当时实在太忙，无法表达我所感到的激动心情。通常在外交上，个别的事件乃是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一系列事件合成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其最终的意义只有事过境迁以后才能看得清楚。通常转折点也只有在回顾的时候才能看清楚。但是，希拉利带来的信息显然是个重大事件。这不是一个一遇到困难阻力就应予以拒绝的间接的深奥难懂的信号。这是周恩来发给理查德·尼克松的权威性的个人信息。周恩来宣告，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周恩来很有风度地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总而言之，中国正邀请总统的个人代表前往北京。诚然，会谈的目的据说是“撤出中国领土台湾”。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准的公式，也许是为了保证不至于泄露出去，或提防华盛顿失信。用这样的措辞向头号敌人发出邀请不那么有损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是不会发出那种对方显然不可能接受的邀请的。他们恳请一个美国使节去访问必定不单是为了中国的一个省的前途，而是受到比这更深刻的当务之急的驱使，必定涉及到中国安全问题本身。
希拉利一离开，我就穿过大厅走到椭圆形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尼克松谈了很长时间。我们一致欣然接受邀请。我们都认为，不能只把台湾问题列入议程。我们确信，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意愿，尽管他们很不愿意把这个意愿写进信件中。因此，我草拟了一封回信，于十二月十六日把它交给希拉利。这个回信也在我们方面确立了一种程序。中国人通过巴基斯坦提交的信件是手写的，与此相对应，我们以后的信件都是用打字机打的，用的是静电印刷术复制的信笺，上端不印什么字样，也没有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信件上没有人签名（没有把这件事通知我们的官僚机构）。
我们的回信表明，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
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北京的会谈将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是将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至于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东亚和太平洋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该地区的驻军。
（最后一句话的用意是，把从台湾撤军与结束印度支那的冲突联系起来，以引起中国人对结束越南战争的关注。这是我国政府的许多部际研究报告一直沿用的一个公式。尼克松十四个月以后访华结束时发表的《上海公报》一字不改地把这句话写了进去。）我们的信息建议较低级的官员先举行会谈，为使节的访问作出安排。双方实际上已同意在北京举行会谈。
中国人一旦走上了这个轨道便连续发出他们的信号。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可是这个举动又一次把我们的敏锐性和我们的情报机构的能力估计过高。尼克松是在十月间在和《时代》周刊记者的谈话中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而毛泽东则在后来由《生活》杂志刊载的他的谈话中第一次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这两次谈话无疑使亨利·卢斯[10]心神十分不安）。毛泽东干巴巴地对斯诺说：“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解决。”因此，毛泽东“高兴和他谈，不论作为旅游者还是作为总统都行”。当时把翻译唐闻生所作的谈话记录给了斯诺，但是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这个做法是够巧妙的。中国人必定估量我们会知道这个谈话的内容，他们估量，既把手写的逐字记录交给了斯诺而又不容许他发表就会增加这个谈话的可靠性。如果他们是这样估量，那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我们过了几个月以后才得悉这个谈话的内容，而到这个时候，我们已接到周恩来的信息，其内容十分明确，我们这些不那么细心的人也能理解。[11]
虽然如此，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还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中国领导人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间的心理状态。它表明，他早在那个时候已在考虑总统访华的问题，而当时在我们的来往信息中都还没有正式提到这个问题。它表明，美国单方采取的一切步骤中国都已注意到了。斯诺引用了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员的话说：“尼克松正在从越南脱身。”看来天安门广场对我们对越南政策的方向比哈佛广场还理解得更透彻一些。诚然，斯诺的确暗示说，是我们方面要求派个使节到北京去的。实际记录有些不一样。在一月二十日的那一次华沙会谈中，双方都建议举行更高级的会谈。直到我们接到北京的正式邀请之前，我们始终没有排除以华盛顿为会谈地点的可能性。斯诺的文章还暗示说，是总统自己请求到北京去的。事实上，尼克松在他一九七〇年十月和《时代》周刊记者的谈话中只是泛泛地表示希望访华，而在我们所交换的信件中，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传达的周恩来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也许中国人仍然保持着他们自命为中央王国这个传统的形象，周围的野蛮人都要向它朝贡。事实上，在各大国中，不只是中国，其他国家也都不愿意显得有求于人的样子。
十二月二十三日，让·圣特尼在巴黎见到中国大使黄镇，这位大使说，他已把我的信息呈送他的领导人（指我于九月间给圣特尼的信息），在这个信息里我表示我们希望开设一条安全的渠道。北京就是这样使其他途径开始生效的。
一九七一年初，中国人又发出另一个重要信息，这一次是通过罗马尼亚发出的。显然，中国人和我们一样没有把握，不知道应该怎样和我们通信联络。罗马尼亚大使科梅利·博丹一月十一日在白宫面见了我，他带来了一个信息，那是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在十一月下旬访问北京的时候交给他的。（这次对为什么拖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信件传递过来，也还是没有作什么解释。）这位大使向我们宣读了周恩来的一个书面信件，这个信息和通过叶海亚传过来的那个信息大部分内容是一样的，它也向我们说明，这个信件是“经毛主席和林彪审阅的”，还说明，台湾问题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美国准备解决这个问题，欢迎派一位美国特别使节到北京来。不过，周恩来有一个全新的惊人的提法。他说，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他的这个提法消除了一切顾虑。
总统访华就是这样第一次提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访问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正是由于它们独立于莫斯科，现在周恩来把这两个首都和北京放在一块儿提，说明不论在台湾问题上发表过什么正式的言论，他首先最关心的还是苏联的挑战。中国人的这两个信息都没有提到印度支那问题。越南战争可以使美国国内得不到安宁，但却不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的障碍；而越南战争就在这个信誓旦旦的革命国家的边界上激烈地进行，而且在四年前它还被看作是挑起这场冲突的挑拨者。我在向尼克松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了这几点。他在备忘录上批注说，我们不应显得太急于回答。
按照尼克松的这个指示，我一直等到一月二十九日才给罗马尼亚大使作了答复。他行将回布加勒斯特述职，如果我放过这个机会根本不提周恩来的信息，那他会认为这太奇怪了。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或对两个信件的意义作不同的解释，我给博丹的那个信息和一个多月以前给希拉利的那个信息字句完全一样。我们准备谈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国际问题。唯一的不同是，这个信息是口头的而不是用打字机打的，这表示我们对巴基斯坦渠道更喜爱一些；我们考虑巴基斯坦对中国和对苏联的地位不像罗马尼亚那么复杂。（要罗马尼亚不向莫斯科透露情况是困难的。）我没有提总统访问的事。在我们先前关于议程的信息未获回音之前提这件事为时过早，而且可能使对方感到尴尬。
我们又一次处在只好等待的地位。我利用这个间隙努力学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中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初，我和来自各个不同的最高学术机关很有学问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晤谈了三次。应该说，我的一些老同事传授给我一些很有启发意义的真知灼见，这是很令人快慰的。根据我的记忆，局外的顾问们虽然很有学问，但是，他们进行工作是有困难的。一个决策人最需要外界的咨询意见的地方是介乎策略和目标之间的那个中间领域。策略通常完全取决于当前的形势，看不到电报的局外人很少能够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在另一头，最终目的反映哲学观点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一个顾问在这里固然可以提供某些真知灼见，但是，他的这些见解要起作用的话，那他就必须熟悉决策人的观点——改变方针更多地要求有自信，这比专门知识更重要。局外人的咨询意见对于介乎中间的一个时期最有用，它使决策人能越过紧急时期而又未到最终时期这一段时间内去看问题，即能看到两年到五年的形势。令人遗憾的是，研究中期问题按理说原本是这些有志于政治问题的院士们的本行工作，但是如果把他们召到华盛顿来要他们做的事无非是他们在家里也能完成的，他们就似乎觉得受骗上当，就失掉了那股因接近政权而兴高采烈的劲头。因此，他们不去集中精力提中期的咨询意见，而是往往向决策人提一大堆细枝末节的策略性的意见，或竭力提些属于宏图大略一类的战略上的意见，直到弄得无精打采，开始对官僚主义那一套感到有了新的、还不那么习惯的爱好。
一九七一年初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学院式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深信，对中国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越南问题和台湾问题。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我同意，军备控制是另一个优先事项；而中国人从来连提都不提这个问题，每当我们提这个问题他们立即反对。他们一贯的观点和戴高乐的观点是一样的，认为这无非是美苏勾结的另一种形式而已。专家们另一个几乎是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唯一政府或至少容许北京进入联合国，然后才能改善中美关系。这个看法也是错误的。突破发生在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前几个月，而七年之后卡特总统才承认了北京政府。双边贸易和交流是教授们提出的另一个优先项目（交流意味着教授们可以访问中国）；事实证明，中国人对这些东西兴趣并不大，必要时搞一些以达到象征性的目的。他们还普遍认为，中国会坚持要我们保证撤离亚洲。实际情况正相反。中国非常希望我们留在亚洲作为抗衡苏联的力量。我恭敬地听取了我的同事们所提的各种建议，不敢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示，因为我意识到，由于我担任过前两届政府的学术顾问，我对他们的情况最熟悉不过了。
我们在等待着中国答复的时候，第二个学习机会是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要求部际机构作的三个研究报告。[12]这三个研究报告是：对华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会员籍问题和我们在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为我们现在进行的秘密外交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它使总统和我能够在不透露我们的战术计划的情况下了解到各政府部门的观点和主张。因此，我要求分类详细说明，在我们的台湾驻军中，哪些是在印度支那的作战行动需要的，哪些是作为和台北的共同安全条约的一部分需要的，把这些问题作为我们对亚洲的军事态势的研究的一部分。这样，我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如果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我们要撤掉一些军队的话，我们可能要作什么让步。我是这样对高级研究小组说的：“我们反正即将要改变军事部署，却可以借此机会作些让步，这样做再好没有了，这是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把这种消息告诉台湾，倒也不错。”
官僚机构和知识界都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花了很大的力气。这一点我在后面再谈。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和三月初，另一件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的事情是，南越军队在我们的后勤和空军的支援下为切断在老挝境内狭长地带的胡志明小道而进行的战役。在国会和新闻界批评我们的人公开宣称，他们认为这个有限的作战行动——作战行动的地点在老挝的最南端，老挝政府对该地区已将近有十年时间未行使主权——是对北京的挑衅，其规模相当于麦克阿瑟一九五〇年向鸭绿江挺进的那一次。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南越军队发动这次未敢大力进行的战役，受到很多人的谴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北越本身进攻的前奏。他们说，为了防止进攻北越，北京可能进行干预。（要是南越人果真有这么大的能力，越南战争的结局就很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确信，中国下的这局棋是从大处着眼的；它不会自愿地使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噩梦般的逆境——美苏勾结的局面——之中，不会为了河内而在老挝南部无人居住的丛林中向我们发动战争。
事情的结局证实了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诚然，《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振振有词地谴责了在老挝的作战行动。但是，和前一年对待柬埔寨问题一样，它谨慎小心地避免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它只在一个地方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取得完全的胜利。”换句话说，越南完全有能力去赢得它自己的战争；中国不会在军事上把自己卷进去。
中国领导人还怕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因而特别选了《人民日报》发表谴责文章的那一天向我们发出另一个信号。周恩来的一个老朋友和亲信、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挪威驻北京大使奥利·艾尔格德说，中国了解美国政策的新动向。乔说，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不可能恢复华沙会谈，但是中国人迟早要和我们坐下来谈。他表示特别希望和我会晤，并要求提请我们注意这段谈话。我们注意了这个信息，并且加倍努力注意使中国理解我们在老挝的有限目的。尼克松二月十七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这个行动的矛头不是指向共产党中国，而是指向以南越和柬埔寨为其目标的北越人的。因此，我不相信中国人有任何理由可以把这个行动理解为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此也没有理由对此作出反应”。周恩来三月五日到八日访问河内时所表现的克制态度也很值得注意。他提出要给北越人道义和物质支持，但丝毫没有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或威胁说中国要进行干涉。
与此同时，我们在总统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第二个对外政策报告中重申我们希望改善关系。在美国的一个官方文件中用中国的正式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还是第一次。我们还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三月十五日，国务院宣布总统决定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此后只要有正当目的，许可到中国去访问。（中国人在办理入境签证上没有放宽多少，在十八个月内才给三个美国人办了入境签证。）龙·齐格勒按照我的指示在白宫的一次介绍情况的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他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
三月十七日中国人表明，当他们认真的时候，他们尖刻地进行抨击的本事是很不小的。他们在言论上对苏联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攻击。三家中国大报纸[13]联合发表社论纪念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诞生一百周年，社论强调要有“革命的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社论谴责勃列日涅夫是“叛徒”，只是随随便便地谈到美国，两者成为鲜明的对照。苏联已取代我们成为北京的主要敌人。
虽然如果莫斯科让人们看到它经不起一击，那对它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已能清楚地看到，中国是那么不畏强暴，以至苏联连言论上的攻击也不能采取毫不在乎的态度了。三月二十六日，苏联外事周刊《新时代》拼命攻击美国对中国开展“微笑外交”，希望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该周刊说，连美国“极反动的”集团为了这个罪恶的目的也赞成和北京建立关系。
三月份快结束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三月三十日在会上作了正式报告，哀叹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继续处于僵持状态，但是“坚决地”驳斥“正在从北京散布出去并已渗入中国人民思想中”的关于苏联的“莫须有的毁谤”。
帝国主义者正加紧对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采取侵略行动。考虑到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散布不和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进行的，那就更加荒谬和有害。这种情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团结一致，采取联合行动，而不是煽动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
但是，勃列日涅夫在报告执行部分提出的建议证明，莫斯科没有能力去防止它所害怕的事情发生。他建议召开核大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的五国会议，“在会上应审议整个核裁军的各种问题”。由于可以预断北京必定拒绝这种建议，这显然又是企图孤立中国。美国如果懂得它自己的利益所在，就不可能有任何参加这种企图的动机。
到三月底，发展趋势就明朗化了。我们漫长而艰难的行程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乒乓外交
中国在“文化革命”中自己造成了瘫痪状态以后，有条不紊地恢复它的全球外交，这预示着我们即将目睹戏剧性事件的发生。一九六九年五月间，北京开始在这场大动乱中除一人外把全部大使召回国内进行了更换。一九七〇年，它谋求跟以前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新的关系。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初的时候，国务卿罗杰斯向总统报告说，在过去六个月，又有七个国家承认了北京，比过去七年还多。罗杰斯报告说，中国正在同各种国家，如奥地利、黎巴嫩、秘鲁和喀麦隆讨论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已向几个非洲国家建议恢复关系和派驻新的经济援助使团；它还谋求和英国、日本改善关系，甚至试探了苏联集团中的东欧国家。据罗杰斯说，北京所作的努力很大一部分目的在于争取别的国家赞成它进入联合国。周恩来三月三日向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表明，中英关系升级的条件是：英国改变它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态度，撤销英国驻台北领事馆。
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国务院报告了其他意味深长的发展情况。例如，周恩来在三月间接见了日本前外相藤山爱一郎，并对他说，和美国的关系“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引人注目地有所改善”。周说，他“十分仔细地”阅读了总统的对外政策报告，“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第一次用中国的正式名称称呼它”。同一份国务院备忘录中有一个关于埃德加·斯诺前不久跟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的印象的报告，国务院不可能收入谈话的全文，因为它忽略了邀请尼克松这一重要因素；它反而报告说，斯诺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以后得出的印象是：“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中美关系没有立即改善的前景”。这个备忘录说，毛泽东预期中美关系在一九七二年以前不会有什么进展。在同一个报告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暧昧关系的段落中有另一句从表面上看无足轻重的话，如果我们当时懂得它的重要意义的话，倒是足以证明这个令人丧气的结论是不对的。国务院指出，中日两国都有困难，但是，还是有些有积极意义的迹象，例如：“北京已派了它的乒乓球队到日本去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它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是第一次。”我们过了五天以后才全部了解这句话的重大意义。
美国乒乓球队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们乒乓球队的那九名美国青年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也将成为一场复杂的围棋赛的选手。四月四日，比赛暂停，休息一天，洛杉矶附近圣莫尼卡市立学院十九岁的学生格伦·科恩主动接近中国球队领队、三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庄则栋，捞到一次和中国选手们一道乘大巴车去参观三重半岛上珍珠农场的机会。（用“捞”这个词几乎可以肯定是用词不当；中国人到名古屋去如果不是带有和美国人交朋友的明确指示，那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中国人最了不起的才能之一是使经过精心策划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临时决定的。）第二天，科恩等候庄则栋打完一场比赛，把一件T恤衫送给他作礼物。科恩是学历史和政治学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后来他说，他想要“增进同每一个人，包括同中国人的友谊”。使他感到又惊又喜的是，庄则栋接受了，而且回赠科恩一块上面印有中国风景画的手帕。[14]
四月六日，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大家都惊呆了。担任美国乒乓球队领队的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梅·B·斯廷霍文打电话向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请示。驻日使馆的中国问题专家威廉·坎宁安毫不犹豫地建议斯廷霍文接受邀请。[15]坎宁安只知道我们总的希望改善关系；而对我们向北京提出的建议是一无所知的；他的洞察力和主动精神很值得称赞。华盛顿的官僚们却没有那么大的胆略。四月七日，国务院为确保不至于被指责为冒失，便向白宫打报告说：“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这次访问在国际上轰动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周恩来缜密的舞台监督在这里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北京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广播了美国乒乓球队到达的消息，虽然被邀请的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球队。
在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后的第二天，尼克松发表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尼克松在演说中宣布从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再撤出十万名美国军人，同时也振振有词地为他的印度支那政策，包括在老挝的作战行动辩护。这对北京没有产生任何不良效果。美国乒乓球队的选手们在中国受到了盛大欢迎。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他们。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未能实现这个宏愿。这位非凡的中国总理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运动员们当时有点发愣，没有答话，这位总理继续谈这个问题：“你们同意我这个意见吗？”这些美国人立刻鼓掌欢迎。他们很快就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这个邀请立即被接受了。
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这是向白宫发出的一个信号，表示他们已注意到我们的主动行动。从中国的观点看，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一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来也懂得怎样做才不会遭到拒绝。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不过，这也暗含有对我们的警告：如果中国的建议遭到拒绝，北京可以积极开展人民对人民的来往接触，很像河内当时所做的那样，设法发动一场公众的运动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们预期多勃雷宁随时都可能从莫斯科带来要我们去参加最高级会谈的邀请，这样就使当时的情况变得很棘手。如果宣布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那么中国的建议就可能实现不了；如果我们的对华外交过于活跃，又可能使我们的对苏政策受挫。结果，苏联人爱占小便宜的老毛病使得多勃雷宁回来的时候带来的又是一个拖延时日的答复。他的主子们仍然没有放弃利用最高级会谈作为诱饵来令我们在柏林问题上让步的打算。这真是弄巧成拙。这一次我们手里拿着苏联政治局根本不知道的牌。莫斯科倒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它的高压政策使我们得以顺利地着手建立起中美苏三角关系。
紧接着乒乓外交之后，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整个事情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坐立不安的。只有总统和我才理解周恩来的举动的全部含义，因为只有我们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来往信息。我们知道，某种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但是，我们对于事件将通过什么渠道表露出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却是感到捉摸不定。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的，他既有事情变糟的预感，又满怀希望，既抱有为国家着想的崇高目标，又夹杂着一些政治上和个人的考虑。他担心中国会在最后时刻后退；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同时，他对已决定了的事情——在总统出访之前，先派一个下级使节访问北京——另有考虑。他不顾我们根本没有答复过中国请总统去访问的建议这一事实，现在想省掉先派使节这个阶段，以免使节的出使使他自己的中国之行为之失色。我提醒他，关于这两件事，我们已有三个月时间都没有直接从中国人那里听到什么消息，总统毫无准备地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尼克松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欣喜若狂；但是，也因为老是担心他的事业得不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结局而忐忑不安。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自然也有和尼克松一样的感觉。我倒不像他那么样怀疑中国人会后退，或仿效河内进行心理战。毕竟北京的目标和河内的目标很不一样。河内是想使我们丧失斗志；而北京需要我们作为抗衡莫斯科的力量。河内没完没了地攻击我国政府的权威；中国所关心的是，华盛顿能拥有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权威和决心。我倒比较担心北京对我国政府处事的方法是否理解得很透彻，懂得通过什么渠道来接近我们。
我们还是镇静下来了。尼克松同意，我们应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向北京示意，然后等待在地球另一边的高深莫测的对方官员们回话。我们进一步发出信号，表示我们是稳步前进的。在一九七〇年间，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属的副部长委员会曾奉命拟订一个增加同中国的旅游和贸易的计划。到一九七一年三月中的时候，已拟定了一个很长的单子，列举在总统行政权限内可以设想的每一个步骤，这些步骤不需要中国表示接受或采取互惠行动。被进取精神冲昏了头脑的这个副部长委员会建议立即批准这个一揽子计划。我抱怀疑态度。虽然我是“无法拒绝的步骤”这种政策的创始人之一，我不赞成在没有互惠条件和我们还不了解中国答复的性质之前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行动。我在三月二十五日向总统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早在向乒乓球队发出邀请之前——把这个单子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阶段把对华贸易保持在略低于对苏贸易的水平上；第二阶段把对华贸易置于和美苏贸易平等的地位；第三阶段超过对苏贸易的水平。我建议第一阶段在近期由单方执行；第二、第三阶段的执行则应等待我们对华关系有了发展以后，而且是以互惠为条件的。
当邀请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我们那里的时候，这个备忘录正放在尼克松桌上。我对他说，这是总统作决定最合适不过的时候了。尼克松在四月十二日批准了这个基本战略，并下令立即执行第一阶段的措施。四月十三日，我把这个决定通知各政府部门。四月十四日，白宫通过龙·齐格勒宣布第一次大幅度取消存在已有几十年的对华贸易禁运。他是联系一九六九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来谈这些新措施的。但谈到背景，他承认乒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在同一天，我把总统批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内有美国制造的发动机和变速器的法国自动卸货卡车的另一项决定通知各政府部门。
要使三角外交有效，那就要靠参加角逐的人本来的动机和倾向去发挥作用。这种外交必须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你正在“利用”竞争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否则的话，你就有遭到报复或讹诈的危险。我们要同中苏双方都保持较密切的关系，要比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更密切些，只有这样，中苏之间互相敌视的关系才能最好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其余的事就只有让事件本身产生的动力去决定了。
四月十三日，我又一次召见了苏联临时代办尤里·伏龙索夫——他好像命中注定要接收不愉快的消息似的——以便提前一天把我们和中国开展贸易的决定通知他。我强调说，这并不反映有什么反苏意图。这在外交上是惯用的抚慰对方的手段，向被施予这种手段的对象提出正式保证，其用意是既吓唬他一下又叫他清醒清醒。如果对方确实信以为真，那就反而达不到玩弄这种手段的目的。一般来说，苏联外交官不是那么好愚弄的；但是，我认为事情的含义本身已说明了问题。我还敦促齐格勒在白宫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同样否认有反苏意图。他照办了。同时，为平衡起见，他也按照指示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毫无疑义，尼克松总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已打开了我们和中国关系上新的一页。”
在北京“注视着华盛顿的人们”看到在华盛顿的“不同意见的纷争”必定觉得很可笑。一方面，总统处处表现得欣喜若狂。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的一次常会上，尼克松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他追述了他所采取的各种不同步骤，并指出，他的政策已开始有了成果。他一向有不到悬崖边上不回头的习惯，这次也是这样，他的顾问们急得直打转。他说，他已向他女儿特里西娅和她的未婚夫（他们准备在六月份结婚）说，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尼克松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看看中国。“事实上，我希望我在某个时候也这样做。”
另一方面，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他说，在出现乒乓外交之前的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他提出过反对意见。这个谈话本来不是供正式发表的，但是记者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那么好处的；在一个人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其毕生的宏愿只有等他死了之后才能实现，这毕竟是使人感到别扭的事。尼克松本已感到他周围都是潜在的敌手，听了这种话真是火上加油。他认定，这次失言再次证明阿格纽不适于作他的继承人——他对大多数潜在的候选人都有这个看法——并命令霍尔德曼要求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
我们等待的时候焦虑的心情有增无减。尼克松怕整个事情告吹而烦躁不安。我们终于在四月二十七日决定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我们派了一名信使到巴黎去，带一封信给让·圣特尼，要求他尽快把我们想在巴黎开辟一条渠道的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大使。我们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长时间保持缄默，至少有可能是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但是，这封信根本没有递交。这封信正在途中的时候，巴基斯坦这条渠道终于活跃起来，我们叫信使不要投递了。
第一个表示是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到达的——传话说，希拉利需要和我紧急晤谈五分钟。哈尔·桑德斯对他说，我第二天便要动身去休假。希拉利坚持说，他的信息不能等。因此，我在下午六点十二分接见了他。他交给我两页手写的备忘录，传达周恩来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回答尼克松总统十二月十六日发出的一个信息（我们这时才知道，中国人在一月五日收到这个信息）。这份信息书法很漂亮，原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的信
周恩来总理感谢叶海亚总统于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信息。周恩来总理十分感谢叶海亚总统；如果叶海亚总统能把下列信件的全文转达给尼克松总统，他当不胜感谢：
“由于当时的形势，未能及早回答美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信。
“目前，我们正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联系的情况。但是，如果要使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恢复的话，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全部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直接讨论才能找到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便进行直接会谈讨论。当然，如果美国总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进行。至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细节，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叶海亚·汗总统的斡旋作出适当安排。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我问希拉利巴基斯坦是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的。他回到他的办公室以后打电话告诉我，这封信是四月二十三日到达巴基斯坦的。拖延的原因是，它是由信使送到华盛顿的。
周为什么等了那么长时间才和我们联系，那只有揣测了。由于在老挝的作战行动，更早联系会是不慎重的。也许中国人和我们一样，对于最好用哪个渠道有点举棋不定。关于罗马尼亚渠道我们两国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它就是太暴露了，利用这条渠道所必须做到的事情太多了，它的地理位置也太不好了，不适于在最后阶段办理联系事宜，尽管它在前一些阶段帮了很大的忙。中国人还试用过挪威渠道，我们则试图开辟巴黎渠道。要能知道为什么北京不想开辟巴黎渠道那会是很有趣的。也许它高度估计了法国情报工作的效能；也许它担心苏联的渗透；也许它和巴黎的通讯联系不是那么好。也许按古典的中国方式，周恩来等着看在乒乓外交已给对方明显示意以后，他能否促使野蛮人去请求他发出邀请。我们保持沉默可能使他感到大惑不解，这和他的沉默把我们弄得大惑不解是一样的道理。差一点儿把事情搞僵了，只是我们外表上的稳重才促使中国人作了不得不先迈出一步的姿态；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我们就这样终于到了一条道路的终点和另一条道路的开端。周恩来的语气热情，表明我们用不着担心受屈辱；以前发来的信息的那种高傲的语气已经弃而不用了。建议举行的会谈的题目仍然是台湾问题，但是重点在于撤走我们的军队而不是放弃我们和台湾的关系。中国人谋求举行高级会谈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恢复和美国的关系。他们特别向总统发出了邀请，不是随随便便口头提出事后可以否认的，而是在正式的信件中提出的。周恩来也不想冒险让下级人员在“形式”问题上争论不休，因而妨害我们的共同设计。他决定把技术上的安排保留在巴基斯坦渠道内，这就保证了有取舍之权，可以进行高级审议并且可以迅速作出决定。
希拉利只待了不到二十分钟便离开了我的办公室。我立即去看总统。我在林肯厅找到了他，把信念给他听。没有必要交谈。信本身说明了问题。
还没有过一小时尼克松就打电话把我叫了回去。即使是重大事件最终也要归结为执行问题。我们第一个执行问题是派谁到中国去。本来并没有考虑派我去。我们一致认为派戴维·布鲁斯当这个使节最理想。我在五月下旬确曾同布鲁斯谈过以后可能派他出去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意识到，由于布鲁斯担任在巴黎举行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的代表团团长，选他当特使中国人可能认为是明摆着的阴谋。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搭桥阶段出纰漏。（这个判断证明是正确的。我在十月份第二次到中国去时北京不同意布鲁斯参加我的代表团。他们后来改变了主意，欢迎他出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第一个主任。）我们讨论了一长串的其他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乔治·布什和埃利奥特·理查森。还反复考虑过派纳尔逊·洛克菲勒，可以让艾尔·黑格陪他去。我们发现，在安排秘密出访时，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对尼克松的思想了解得不够细致，就是由于他们可能过于引人注目，以致影响人们对尼克松自己出访的注意。尼克松几次提了汤姆·杜威的名字，还大谈特谈杜威怎么能干。不幸杜威再也不能担任公职；他已于几个月以前去世。没有提起过罗杰斯的名字；尼克松决心让人们理所当然地把他看成是对华政策的创始人，而不是国务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提罗杰斯。
我们克制住我们的激动情绪，谈论了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尼克松认为，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坚定性为我们在战略上铺平了道路，虽然在有些场合造成了暂时的拖延。美国只有在亚洲显得强大，中国人才会认真对待。我对总统说，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开始见到国际新秩序的轮廓了。我们事实上已按照我们的意图把我们政策的几个不同部分连接起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把各部分全都连接在一起了。”我们把对欧洲、对柏林的政策，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在中东的政策全都连接起来了。尼克松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即将宣布限制武器谈判的结果（五月二十日达成协议，同时考虑进攻和防御方面的限制）会不会使中国人感到不快。我认为不会；他们是从大处着眼看问题的。尼克松问，如果宣布九月份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当时仍然认为这是可能的——会不会损害我们对华方面的主动行动。我相信苏联领导人不可能行动这么迅速；他们还在等美国国内在越南问题上的抗议把我们进一步削弱；他们还在力图逼迫我们作更多的让步，作为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代价。我认为，周恩来作了“一个更加精辟的分析”。如果我的这个看法证明是错的，我们无非是决定一下这两个最高级会谈哪个先举行罢了。好事太多也会使人尴尬。这是好事情——两年来我们错过了不少好事。
职位高的人常免不了烦恼，失望，打点小算盘。事情并不像公众所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达到了戏剧化的顶峰，而往往是由似乎没完没了的压力、紧张局势积累而成，这期间，每一次问题显然得到解决，到头来却不过是一系列新问题的先导。对领导人性格的考验是看他们在面对着捉摸不定的形势时是否愿意坚持下去，是否愿意为他们既不能说明也不能完全看到的未来有所建树。偶尔有少数幸运的领导人能参加他们认为将是有意义的大事。那天晚上我回家比平常晚一些，到家后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思绪万千。有两年多时间，我特别担心的一直是，越南问题使我们举国上下失去了信心，使我们国家逐渐失去维护自由国家和支持争取进步的巨大能力。正当战后世界分崩离析，迫切需要我们作出创造性贡献的时候，我们却有因为东南亚一角的问题在国内闹到不可开交而大伤国家元气的危险。不管在印度支那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在国际关系上揭开一个新的纪元——这个目标，没有举国一致、努力献身的精神是达不到的。来自北京的信息首先告诉我们，尽管有印度支那问题，我们还是有可能使美国人民高瞻远瞩，看到充满机会的未来。现在，再度出现了美国人终于能够由于憧憬着一个更富于建设性的和平世界而开始团结起来的前景。而且事实证明，美国纵然是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办大事的内在力量。两年来，我第一次在激动之余感到悠然自得，内心平静。
第二天上午我和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再度晤谈。尼克松要我把中国的照会念给霍尔德曼听，并说明这个照会的重大意义。尼克松不是不理解照会的意义，他是想一面听我念照会，向这位当年在离乡背井的孤独的日子里一直和他在一起的老亲信谈事情的经过，一面玩味这一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刻。这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没有虚度那些孤单、劳累的岁月。
我们又一次讨论了派谁任使节的事，但是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在霍尔德曼跟前讨论的。尼克松仍然担心中国人可能用河内用过的那种策略，邀请反对我们的其他美国政治人物去访问，以此向我们施加压力（这一疑虑他始终没有克服）。我认为他们不会，北京的战略要求和河内的不一样。北京不希望开始同中国搞关系显得是强求；如果美国政府表现得勉强应付，那就满足不了中国要求得到应急保险的需要。中国人认为，华盛顿能对苏联的压力起抗衡作用，中国人希望这个抗衡力量分量很重，而且是自发的。虽然如此，尼克松还是要我设法劝阻北京，不要跃跃欲试地去和他的政治反对派打交道。表示同意照办并不难，而懂得怎么样去办这件事那就难多了。
当天上午过些时候尼克松告诉我，他已决定派我去当使节，要我立即开始做准备工作。他的动机是复杂的。政治领导人对待这种事情总是这样的。只有浪漫主义的局外人才会相信一个在艰苦的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的人会仅凭理性的分析作出决定。尼克松的压倒一切的动机无疑是，我最了解我们的政策；我熟悉我的思想复杂的首长，因而能给他安排好到北京去的访问，使他感到非常舒适。他可以随便地要我制止他的过于热心的先遣人员提出的关于对外联络的要求。另一个因素无疑是，在所有使节人选中，我最受他的管束。我是白宫工作人员，除了通过白宫新闻处外，我无法公开宣传我的活动。我的成功也就是总统的成功。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
当时，我不能说，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倒感到如释重负，为设计此行忙了那么长的时间，现在我可以善始善终地去办这件事情了。至于尼克松，不管他的动机有多么复杂，而且他明知道他的传统的支持者会感到十分震惊，却敢于使我国战后时期的对外政策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是值得称赞的。尼克松当时只有他的安全事务顾问从旁协助，没有经过官僚机构审批的正常手续提供的证件，便授权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会给他的国家造成一场国际灾难。尽管当时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并不能因此减轻他独自作此决定的责任。尽管尼克松通常有信不过别人的习惯，但并不能因此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一个刚毅的人才敢于在只有孤零零一个人的陪同下沿着悬崖边行进。
计划和失算
我们等了四个月，不打算立即正式作答，以免显得过于心急。但是，必须很快把决定付诸行动，特别是因为我和尼克松即将要去休假，他到圣克利门蒂，我到棕榈泉去。
我在四月二十八日召见了阿格哈·希拉利，给了他一个临时的答复。我们给中国人的信件在和总统讨论了以后，第一稿由我执笔写成，然后从头到尾地改了几稿，把艾尔·黑格、温斯顿·洛德的意见和我自己重新考虑的意见吸收进去，最后用打字机打下来再送给尼克松审阅。我所作的记录表明，他没有改动便批准了信件。
我们的临时答复表示感谢叶海亚·汗总统办事仔细，考虑周到；感谢周恩来给我们发来的信。我们评价他的信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向前看的。我们将本着同样的精神作答。北京可能期待在五月十日那一个星期得到正式答复。为了把总统担心中国人可能去接近其他的美国政治人物这一点写进去，为了防止中国人因神经紧张而着手开辟新的复杂的渠道，我加上了一些个人的——因此也是可以不承担责任的——意见。我建议叶海亚把这样一个意见作为他个人的意见向周恩来转达：在官方的联系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以前，务必只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交换意见。我们希望中国人在我们正式回答他们并且任命一个特使之前不会再提出其他倡议。这并不妨碍加紧进行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学生、记者、学者的交往——这些是我们十分欢迎的。我强调说，不要把这个意见作为美国官方的主张，而是作为叶海亚对我们态度的个人估计来转达。我毫不怀疑周恩来会理解其中真意。五月五日，巴基斯坦人通知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已于五月一日传递给了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一天，破坏性的示威游行力图使华盛顿陷于瘫痪，据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宣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说服政府必须为争取和平而努力。
但是，在这个信息能够到达北京之前，我们奇怪的政府制度却造成了一个使整个事情复杂化的失算；这个失算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害确实证明中国领导集团谋求同我们和解的决心有多大。国务院当然不知道当时正在传递的信息——虽然很可能已经感觉到，从乒乓外交和我们要求国家安全系统所作的许多关于对华政策的备忘录看，即将发生某种大事。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以政治特权受到伤害的心情狠抓了这个问题。
国务院正确地估计到，我们一贯的主张在联合国中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它急于设计出某种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又不驱逐台湾的方式。它图谋既讨好当时正在折磨我们的国会中的自由派，而又不得罪保守派，更不要说早先得到“援华院外集团”很大支持的总统了。因此，它提出了若干方案，这些方案的共同特点是：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表示反对；只有为数不多的新闻记者和国会议员表示赞成。一个是“普遍派代表”方案，即一切分裂的国家的两部分都应由联合国分别接纳。这和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差不多，而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是台北和北京都坚决反对的。这个方案当时也会引起韩国和西德的反对。另一个方案是：只要有多数票，即可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安全理事会的席位给它，台湾则在大会中保留某种不作明确规定的地位（在程序上规定，驱逐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对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也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我们的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它能使我们在大会里再混过一两年。国务院已有好多个月一直在力促总统就采取什么做法作出决定，因为争取别国支持我们选定的方案需要时间。我在总统的同意下采取了延期作决定的办法，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挑衅性的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我们新的对华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而且这类问题反正会被我们同北京的关系的演进甩到后面去。
从我们对华政策问题辩论的理论性质所反映的情况看，许多专家还是那老一套的想法，认为联合国问题的“解决”是改善我们同北京的关系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中国通过哪个渠道也没有提出过这么一个论点；中国人发来的信息，连提都没有提出过联合国问题。国务院在得不到总统的裁决的情况下，公开提出了它的理论主张，以便插足于官僚们的辩论之中。四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宣布说，我们认为，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这一论点，中国争论的双方都拒绝接受，因为双方都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使我们能为联合国接纳北京，同时保留台湾在大会里的席位这一主张奠定法律基础。四月二十九日，国务卿罗杰斯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罗杰斯还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一直“相当偏执”；如果我们努力改善和苏联以及和中国的关系刺激了它们永世结仇，那是一种“红利”。不过，他又说，这不是我们的目标。罗杰斯又说，要是尼克松按照东亚司一直力促他遵循的路线前往中国，那有可能是“殊途同归”，但有一个条件：中国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国际社会，并遵守“国际法规”。
罗杰斯并不知道我们和中国交换意见的情况，因而造成了混乱，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并不能因此减轻他的谈话的影响。他的谈话对我和尼克松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担心北京可能把罗杰斯的谈话理解为对它的信息的答复，或得出结论，尽管它在许多个月以前便告诫美国不要把它向我们开放当作软弱的表现——事实上那些感到自己是强大的国家是很少说这种话的——我们还是认为中国对压力是敏感的。中国人显然担心我们的要求会层层加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可能故态复萌，再次陷于阴郁的孤独状态，或发表好战的长篇大论的声明以表明他们是不怕压力的。我们需要发出一个使他们放心的信息。但是，使巴基斯坦渠道超过其负荷是不明智的。况且，拟定一个否认国务卿的谈话的文稿是不容易的，那样做将会害多利少。尼克松在四月二十九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尽可能地作一些纠正工作。他表明，在我们对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的态度上，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他列举了人们向他提出的各种建议，其中既有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也有只承认一个代表的解决办法。这是他在不公开否定他的国务卿的讲话的前提下所能说到的程度。尼克松的谈话中用和解的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这段话在北京听来比在华盛顿听来更有意义：“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尼克松的这个做法是很巧妙的。
中国五月四日的一个广播说明中国人对我们官僚们的鬼把戏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国务院所说的台湾地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被谴责为对中国内政的“无耻干涉”，是一种“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行动。北京着重地宣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又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但又说，尼克松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行动是个“大骗局”，是企图“捞取政治资本，摆脱它的孤立地位”。这个广播警告我们不要逼人太甚；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打断我们的信息来往。
这是由于中国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我们双方的官方也许动不动就打嗝，但是在中国边界上那几十个师的军队是苏联的军队。苏联人又调了新的部队到蒙古边界，使总兵力达到四十四个师。中国人也大量增加了他们的地面部队。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谈判陷于僵局。勃列日涅夫在和一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对中美关系所取得的进展表示十分关注。一个苏联电视评论员在四月二十五日评论中美关系时说：“压力对苏联不起作用；这样一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凡是自称不为压力所动的国家，要不是吹牛就是很走运，它从未受到过压力。
我继续着手计划到中国去访问的工作。我到棕榈泉去休假时带了一大包关于中国哲学、历史和艺术的书去。温斯顿·洛德负责准备介绍情况的材料。他的美丽、媚人又聪明的中美混血妻子贝蒂生在上海，她父母原来在大陆，但和台湾有密切的关系。温斯顿为了执行任务必须向贝蒂保密，这对他来说是件十分苦恼的事。温斯顿到处张罗，对每一个他设想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作了一大本一大本的记录。
为了开始作技术上的安排，我在五月三日通过秘密渠道向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发了个信息：
为了只有总统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总统希望你找点个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国，以便你能和我会谈。我们的会谈必须完全保密；会谈的性质，除总统、你和我自己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意识到这个信息会给你带来困难。但是，我确信你会认识到，总统重视我们的会谈，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我们会谈的题目不要求你作任何准备。
感到迷惑不解但为人忠诚可靠的法兰乘飞机到洛杉矶，他对他的上级说，是为了办点“私事”；我派了一架朋友的私人飞机把他从那里接到棕榈泉。五月七日，他和我在我当时住的那所私人住宅里举行秘密会谈。我们在一起谈了三个小时，然后法兰返回洛杉矶飞机场；法兰曾到棕榈泉来过是根本无案可查的事。
在那个时候我们幸亏有这么一位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政府外交官员。如果他是个老牌外交官员的话，他决不会未经“亲自”向华盛顿他所属的部长们发信请示，保证自己不出问题便响应我们的要求。而且法兰这个人办事扎实而能干，也很认真。他是那么巧妙那么慎重地为我这次出使作好复杂的安排。五月七日，我在棕榈泉和他一起回顾了我们和北京的一切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来往信息。我告诉他，此行的技术安排应通过他作，以避免由于这么复杂的材料经过太多人手所可能造成的误解。法兰可以利用他使馆的工作人员去深入考察一下一些安排是否切实可行，只要他不告诉他们这些安排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是在巴基斯坦或在中国华南的一个方便的飞机场和中国代表会晤。我对法兰说，凡是我通过希拉利发给叶海亚的信息我都让他知道。我指望他在我待在巴基斯坦的时候管束住他使馆的人员，并使人觉得我“为掩人耳目”而编的那一套是真的。
法兰建议在中国举行会谈，让中国人偷听比让巴基斯坦人偷听要好一些，因为中国人反正要做记录。我对法兰说，我准备通过我国驻卡拉奇海军武官设立一条海军秘密渠道；在柏林谈判期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小埃尔莫·R·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曾为我设立过一条类似的渠道，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我们发现海军的渠道太不方便了。在赫尔姆斯的合作下，我们通过中央情报局订立了一个有效的制度。）
在那些日子里，搞秘密渠道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秘密渠道把每一个官僚机构都排除在外，可它却把使用它的人变成了另一个官僚机构的人质——直到我们终于能够建立起直接以白宫为起点、不通过其他机构的渠道为止。秘密渠道基本上是一种通信系统，它设法绕过正常的程序；不过总得有人提供方便才行。通常被排除在外的对象就是国务院，因为国务院自己甘当技术和习惯的牺牲品。从技术方面来说，那是因为它的电子计算机组按照预定的程序自动地把哪怕是最敏感的电报也分发到整个国务院大楼；从习惯方面来说，那是因为外交官们是靠互通情报过活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巧妙办法来摆脱那些限制性的规定。因此，连国务院都设立了它自己内部的秘密通信渠道，而且几乎每一个现代的总统都想办法避开国务院正式的通信联络系统。赫尔姆斯懂得如何限制电报的来往；他对秘密渠道的掌握是慎重的，也是胜任愉快的。
我把我已计划好了的出访路线概括地告诉了法兰。我将从华盛顿出发作一次“了解情况”的出访，我将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我预定在每一个停留的地方都举行多个解情况的会议，但不举行新闻发布会。我的飞机上不载新闻记者。我希望，等到一个星期以后我到达伊斯兰堡的时候，记者们从我身上采访新闻的兴趣已经不大了，因为当地的记者对我的这一套已十分厌烦，而且也没有发多少消息。法兰告诉我常驻伊斯兰堡的只有一名美国记者。
我和法兰商定，最有效的计划是：我将于星期五上午到达巴基斯坦。法兰将安排我一整天的活动，既在大使馆又在巴基斯坦政府那里进行。如果叶海亚总统同意，他可以请我到某一个合适的幽静的地方度周末，比如说开伯尔山口或某一个山站。我将让我的飞机停在飞机场一个醒目的地方。我将乘一架预先停放在巴基斯坦的美国、巴基斯坦或中国的飞机到中国去。等我们知道会谈地点并对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我们就会作出最后决定。在我不露面不超过三十六小时以后，我将引人注目地重新露面，然后往西行进，到巴黎去。法兰认为这一切都是办得到的；他答应一回到驻地便马上和叶海亚联系。我对他说，我会把法兰所担负的任务通知希拉利。
五月份和六月份有好些机会使我们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可以再向前迈进一步，并发出令人鼓舞的信号。五月七日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和交通部公布了执行白宫于四月十四日所宣布的放宽对华经济限制的规定。财政部取消了在对北京的交易中使用美元或美元票据（在限制性账目中使用的票据除外）的管制。这么一来，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现在可以把美元汇给在大陆的亲戚了。挂着外国旗的美国船只也可以在大陆中国的港口停泊了。挂美国旗的船只从此以后可以把从美国启运的货物经非中国港口运到大陆去了，也可以从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港口启运到另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港口去。
五月九日，我在棕榈泉休假后回到华盛顿，我已把给周恩来的上一封信的回信拟好。尼克松第二天上午批准照发，我在中午把这个没有签字的信交给希拉利：
尼克松总统仔细地研究了周恩来总理委托叶海亚·汗总统转来的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件。尼克松总统同意，为了解决把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隔开的问题，有必要举行直接高级谈判。因为尼克松总统十分重视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准备接受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请他访问北京以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直接会谈的建议。在这样一种会谈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基辛格博士将被授权讨论使尼克松总统的访问成为最有益之举的环境条件、这样一次会谈的议程、进行这种访问的时间，并开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如果认为，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克松总统到达之间这段时间公开派一特使到北京是可取的，基辛格博士被授权作此安排。预期，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在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秘密会谈后不久即可宣布。基辛格博士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来。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后来，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我们希望保密这一点疑心很大；也许他们以为这是一种使我们可以很快根本改变方针的计谋。中国人既谨慎小心又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保守机密。［注解：埃德加·斯诺后来写道：“只有一件事使中国人感到惊奇：基辛格先生成功地保守了他访问的机密。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和美国外交官相处的经验，这使中国领导人确信，美国人是保守不住机密的。”[16]］现在要清楚地追忆美国和中国在那些日子里互不理解的感觉已很困难。除了在华沙会谈中作一些形式主义的发言以外，我们一直和中国领导机关没有任何一种联系。本书中所引述的信息不折不扣地是我们唯一的来往信息。因为中国领导人不喜欢闲谈，大多数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往往好些个月都见不到任何重要的中国官员；除了在纯粹为了庆祝的场合，这些西方外交官很少有人能遇见一个高级的中国领导人。因此，连友好国家政府之间偶尔互相交换的珍闻都没有传到我们耳里；我们对于在北京会碰到什么心中无数。
此外，我们知道，如果在访问之前先发表公告，那些想要得到一系列让步的人和那些要我们保证寸步不让的人就会对我们两面夹攻。别的国家会要求向它们说明会谈情况并作出保证，而会谈的议程不过是容许各方提出它认为重要的问题而已。所有这一切就都会成为公开的了，而且这些情况又会回报到一个我们只能通过第三方才能进行通信联络的首都。一些国家可能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阻止我们去访问；另一些国家则可能设法破坏它。这样，两年多来煞费苦心培养的这棵嫩苗就很可能被掐死。中国人还是及时地理解了我们的情由；我现在毫不怀疑，第一次出访的保密成了踏踏实实、按部就班地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种保证。
照会的最重要部分是我们正式接受总统访问北京的邀请。我们强调要保密，但也设法使中国人放心，同意访问过后可以立即宣布，还同意在尼克松访问之前派一特使第二次公开地进行访问。我们强调说，我们不能同意只讨论台湾问题；应规定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北京在五月十七日收到了这个信息。
五月二十日，经过好些个月的讨价还价以后，美国和苏联宣布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在程序上有了突破。在这以前，苏联人一直坚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只讨论限制反弹道导弹；现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同意，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同时讨论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尼克松一直担心这可能会使中国人感到不安。我倒不那么担心——显示我们左右逢源往往是一种本钱——我倒认为这是向北京表明同美国联系有好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直接向中国人保证，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果并不含有美苏合谋主宰世界之意。经总统批准，我把这个正式发表的一份预发副本发给法兰，由他交给叶海亚转给中国人。同时附有一个信息向中国人保证，我们“不会缔结把矛头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协定”，保证在我即将进行的秘密访问中我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和有关的问题”。
正当我们等待北京答复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只是我们才有这种冒冒失失的官僚。五月二十六日，哈佛大学的一个老同事给我打电话，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前一天到过渥太华；那里的新建立的中国使团的成员抱怨说，尼克松曾被邀请去访问中国，但是他不愿意去。这是一个奇怪的信号——令人疑信参半的信号；了解事情的整个经过的一个中国官员必定知道，美国已经对邀请作了肯定接受的答复。这也是一种警告——不论是有意或无意——它表明，如果这个主动行动告吹，中国人能公开地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处于未能利用机会改善中美关系的守势地位。我决定把总统可能去访问的事，说得无关紧要，并建议这位哈佛大学教授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到达任所时安排一次我和他的会谈，以此来说服这位教授。
五月三十一日，我们从希拉利那里收到一个激动人心但又很含蓄的信息：由北京发出的一个很长的信息正在由一名巴基斯坦的信使传送过来；希拉利只是简略地被告知这个信息内容。这个信息显然是很鼓舞人的；希拉利相当肯定，中国人接受了我们建议的主要内容。我们焦急地等了那位巴基斯坦信使两天。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图谋的国务院急于开始在联合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争取选票，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可它偏偏在这个时候力促总统对它修改过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作出决定。所建议的办法是，国务卿在快到六月底的时候发表一篇演说。这是最糟不过的时机了；这也表明，我们政府的两个渠道这种制度是漏洞不少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尼克松本来是非作解释不可的，但是他决计不正面应付他的国务卿。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在六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七月十五日以前他不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日期的选定不是偶然的。从伊斯兰堡来的那个信使终于到达了。希拉利于六月二日下午八点十分带着周恩来的答复急急忙忙地进来找我：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武装部队如何具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全部撤走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最好由基辛格博士在六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选定一个到达中国的日期，他可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至于飞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我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周恩来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即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最关心的问题；这就保证可以讨论我们最感兴趣的全球性的问题。周恩来再次以最容易获得解决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轮廓：撤走美国军队。如果中国领导人不是很愿意，甚至急于从根本上重新估价中美关系的话，那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程度的。
我从我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走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我告诉站在国宴厅外面的那个随从武官，务必请总统尽快出来见我一会儿。我一面等候一面在大厅里来回走了几分钟。总统大约在九点半出来。我把信息的内容告诉了他；他兴高采烈地把我领到林肯厅，找到了一种白兰地酒和两个玻璃杯，然后举杯祝贺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尚待取得的成就。我记得尼克松的祝酒词是这样的：“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17]我想起来的这个祝酒词不是十分精确的；也许这么兴高采烈地祝酒未免太早了一点。但是，我所引的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这么一种情绪和重新点燃起来的这样一种希望：在摆脱了令人沮丧的战争所造成的怨恨和分裂之后，我们举国上下对国家的前途又有了新的信心。
两天以后，在六月四日下午，我把我们给北京的回信——由我和温斯顿·洛德改了许多稿以后写成的——交给希拉利。在这个信件里尼克松总统表示感谢他们对我去访问所表示的热烈欢迎。“由于时间短，以及基辛格博士需要为他的旅行找个合适的借口，他现在发现在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以前不可能离开华盛顿。因此，尼克松总统建议基辛格博士于七月九日到达中国，于七月十一日离开，他将乘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飞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北京。”（后来是按照这个日程到达的。）我们的信件对中国人愿意保守秘密表示感谢，并再一次提出授权我就不久以后发表新闻公报事宜作出决定，“如果有此共同希望的话”。我们之所以选定七月九日这个周末是因为罗杰斯计划七月份再过些时候到伦敦去；我们不能在国务卿正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宣布总统将访问北京。
六月十一日，周恩来写了一个简短的通知，同意接受七月九日这个日期；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对他来说是相当不便和尴尬的，因为朝鲜总理金日成原定在这几天访问北京。叶海亚·汗当时正为处理东巴基斯坦的问题日夜操劳，本来很不开心，但执行这个使命的精神却使他兴高采烈。六月十九日，希拉利带来了叶海亚的一份书面照会：“北京的上次那个信件似乎已最后把事情确定了。请我们的朋友放心，我们一定作好绝对可靠的安排，他在这方面不必有任何顾虑。”
我们现在是大局已定，剩下的问题是落实到行动上了。第一个问题是使国务卿相信，我确实需要到亚洲各地去进行一次漫长的“了解情况的访问”。这是我作为安全事务助理自己安排的第一次到国外去访问。他不大愿意，这是可以理解的。眼巴巴看着我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左右华盛顿制定政策的过程已经够痛苦的了；要同意让我开始插进来，掌管对外政策在海外的执行，那就更痛苦了。事实上，我完全谅解他的反对态度。国务院本应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对外政策中心；如果总统不信任他的国务卿，他可以撤换他，而不应当让他的安全事务助理去代替他。如果总统不信任国务院，他应当用行政命令强使它照办，而不应当利用国家安全机构对它处处设防。从理论上说，这些基本道理固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但付诸实施就不那么容易了。要使政策基本上做到前后连贯，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务卿，这个国务卿不仅要在正式场合，而且要在一切细节上都愿按照总统的意图去做。这两者兼而有之的国务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近代，往往缺少这种或那种品德。
一九七一年六月间，我不是以那么超然的观点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不管怎么说，这种高明的见解总解决不了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因为在中国人接受了七月九日这个日期以后，我们就只好这样干了。尽管国务院抗议说，鉴于东巴基斯坦的动乱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我去访问印度次大陆的时机很不好，而且可能会引起误解，那也没有关系。我曾短暂地探索过从冲绳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进入中国是否可行，但是很快就决定，这对北京来说会是个令人不愉快的象征，而且也犯不着未经征询日本政府的意见便擅自从我们已承认的日本领土秘密出访，因而使日本政府受屈辱。尼克松不愿意直接下命令；他委派霍尔德曼去说服罗杰斯。国务院终于勉强地收回了它对此行的反对意见。至于怎样把我的最后目的地通知罗杰斯，总统想了个很好的主意，他把罗杰斯请到圣克利门蒂去，在我出访亚洲的大部分时间都把他留在那里。这样，他就能够在最理想或至少控制得最好的环境下把消息透露给他。
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就在我预定要到北京去这个时间，美国政府的全部高级官员似乎都迫不及待地要去漫游台湾。首先，我们不得不劝阻副总统阿格纽，请他不要去作等待已久的对蒋介石的访问；我们安慰他，请他周游世界，把重点放在中东和非洲。还有梅尔·莱尔德也打算于我在北京那几天去视察在台湾的防务设施；他已经作好了计划要到日本和韩国去同盟国的国防部长会谈。莱尔德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军人；他没有询问我要求他改变日程的原因，便主动重新安排了他的日程。
而由于安排这种种公费旅行的事，没有为我出访留下一架总统座机。总统到圣克利门蒂去要用两架飞机；阿格纽又要了一架；还有一架政府要员的座机又给莱尔德要了去。我们终于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架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指挥飞机，飞机上装满了电子设备，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那架飞机引擎太旧了，它要求很长的跑道。在起飞的时候，它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它宁可取道陆路到达目的地似的。
正当各种技术性的和官场里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时，发生了一件事，这在我启程去执行任务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那就是公布了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在我们奋斗了好几个月建立起一条通往北京的秘密渠道，又克服了许多障碍和疑心之后，突然公布了七千多页的秘密文件，使政府受到很大震动。当然，这些文件丝毫无损于尼克松的总统地位。的确，在白宫的政治工作人员中存在着一种情绪，想利用这些文件来说明我们的前几任总统所搞的阴谋诡计，以及我们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的困难。但是，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态度似乎违背了公众的利益。如果每一位总统都利用他对于取消保密所掌握的权利来诽谤他的前任，或者他对于维护保密制度的取舍之权竟成为一个党争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永远不可能有其他国家必须信赖的连续性，我们的政府制度肯定会完全失去信誉。这些文件的公布是经过选择的，是片面的，显然是想把它们当作政治战的武器使用。它不公平地损害了像约翰·麦克诺顿这样的人的个人名誉。麦克诺顿是一个杰出的公仆，据我了解，他基本上是反对战争的，但却在五角大楼的文件中被描绘成了一个罪恶的战争贩子。在一九七一年的时候他已不能活着为他自己辩护了，他已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和他的家人一同遇难了。
我们当时感到十分担忧的是，北京可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政府太不稳定，太容易受干扰，太不可靠，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大量地泄露政府机密，必然会引起其他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的政府对我们的可靠性的怀疑，甚至对我们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怀疑。刚好在这时候，我们正在和北越人进行秘密会谈，我们还以为会谈快要有所突破——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中正处在重要的节骨眼上。我们还处在微妙的柏林谈判的最后阶段，其最后结果如何也要看能否保密。
我不仅支持尼克松反对这种大规模盗窃机密和未经批准擅自公布机密的行为，而且还鼓励他这样做。我们曾向法院提起公诉，以便根据民法下令禁止公布这些文件，但未获成功。（这个主意不是我出的，但是，我并不反对这样做。）我不知道后来所采取的步骤，那些卑鄙、幼稚和无益的举动终于导致尼克松政府的垮台。我认为那些做法是不可宽恕的，但我仍然认为盗窃和公布政府文件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公布五角大楼文件这件事并没有阻碍我们向北京表示我们的意愿。但并不因此改变这个原则。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一点。那些盗窃文件的人也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甚至没有注意这一点——他们的目的毕竟是破坏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我们只能揣测我们那样大力维护保密的原则到底是使北京放心还是它认为这无关紧要。
经过情绪激动的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秘密出访的日期快到了。我选择了我的伙伴：约翰·霍尔德里奇，他是职业外交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中分管东亚问题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斯迈泽，也是职业外交官，在我的工作人员中分管越南问题的专家；温斯顿·洛德，以前曾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现任我的特别助理，主管最敏感的问题，他是我信得过的亲信和密友。
我一向相信，谈判的秘诀是做好过细的准备工作。谈判代表不仅应当知道所谈的问题的技术方面，而且应当知道其中的细枝末节。首先，他必须对他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必须研究他的谈判对手的心理和目的，并决定是否及如何把对方的目的和他自己的目的调和一致起来。他必须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因为迟疑不定的印象会招致对方的含糊其词或寸步不让；在谈判桌旁如果还需要经常去查阅文件就有损谈判的权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和我的伙伴们六月十九日到二十日跑到比斯坎岛去度周末，以便熟悉介绍情况的文件，这些文件已经重写过许多次——在我们出发之前还要重写几次。（我常常跟人谈起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的一件轶事。这位教授要求一个学生写一篇期终论文，要他连着写了十稿，每写一稿他都退还给那个学生，在上面写上这么一个问句：“你不能比这个写得更好了吗？”这个学生写完了第十稿以后气愤得感叹道：“不，我不能够比这个写得更好了。”那位教授说：“既然是这样，我现在可以看看这篇论文了。”虽然这不过是一段轶事，我的工作人员还是相信，他们是本着这种精神干的。）在一大本一大本的介绍情况的文件中，包括有关我预料要和周恩来讨论的题目的资料。这些题目是：印度支那问题、和苏联的关系、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贸易和交流、台湾问题和被监禁在中国的美国人问题。这些文件论述了已知道的北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并概括地提出我应采取的立场。（这些材料大部分取自我下令在国家安全系统内所作的那几个部际研究报告。）有一篇稿子是会谈的开场白，还有一篇是关于此行的目的和要采取的战略的概论性的文件。多次写这些文件使我自己的思路更鲜明了。这些文件可供总统审阅，使他有机会批准这一做法并使之定型。
在集中精力作准备的那个月里，我们也还要照顾到三角的另一边。六月八日，我把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领到戴维营漫谈美苏关系问题。多勃雷宁心平气和地对我说，苏联并不反对我们逐步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甚至告诉我苏联是怎样估计各个中国领导人的。至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他继续玩弄他那套捉迷藏的游戏。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本来暂定于一九七一年九月举行，现在由于苏联图谋在其他谈判中，特别是在柏林谈判和欧洲安全会议的谈判中索取更多的让步，以种种借口顺延。不过，手里拿着对方根本不知道的牌是很值得欣慰的。我对多勃雷宁说，我们已经探索了十四个月时间，看来确定召开最高级会谈日期的时间已经到来。他当时必定又一次断定，跟他打交道的这个人缺乏耐心，很可以利用。事实上，我才不忙于要举行最高级会谈呢。我只不过是想确定一下即将举行的这两次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而已。我稍为倾向于先举行北京最高级会谈。要是他当时回答说，赞成早日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话，那倒是给我们造成一个棘手的问题，难以确定先举行哪一个最高级会谈了。苏联人无意中又为我们解决了问题。我曾经设想，如果我突然告诉他，一个月以后我打算到什么地方，多勃雷宁会作何反应。
六月十日，白宫公布了按照总统四月十四日的决定从对华贸易出口管制项目单上撤销管制的项目单子。龙·齐格勒所发布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正在使种类繁多的非战略货物从此以后可以向中国出口；二十年来，也是第一次许可中国商品向美国进口。这项公报指出，在对华关系上，我们“以后会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所施加的单方面的限制现在已经大部分解除了。发信号的时期正在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谈判了。
六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登了一条马路新闻，把我列为将来出任美国驻北京大使的可能人选。比尔·罗杰斯认为这条新闻很可笑。我跟他开玩笑说，也许是国务院故意泄露机密，以便把我弄到远离华盛顿的地方，愈远愈好。罗杰斯也拿我逗趣说，如果你真愿摆脱在华盛顿的种种烦琐事务，到那里去倒是个好差事。我表示同意。我说，我喜欢吃中国菜。
六月三十日，白宫新闻秘书在他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告：尼克松总统即将派我于七月二日至五日到南越去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后我将到巴黎去和戴维·布鲁斯大使进行磋商；在我到巴黎去的途中，我将在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和官员们会谈。此外，为了转移经常从河内那里得到情报的苏联人的注意力，我安排了同黎德寿的又一次秘密会谈，于七月十二日在巴黎举行。这么一来，在我的日程表上就没有什么漏洞引起人们的疑心了。
七月一日那天黎明时分，我和我的同伴们终于乘一架拥挤不堪、坐上去很不舒服的飞机动身去作我们一生中最重要不过的一次旅行。
[1] 意思是指冷静一下。——译注
[2] 和前面“放血”的比喻相呼应，指国务院官员勉强同意。——译注
[3] 毛泽东后来于一九七二年二月间向尼克松解释说，在中国方面有过某种官僚主义的阻力或至少是拖沓。
[4] 罗杰·莫里斯著《不一定伟大》（纽约，哈珀与罗氏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第九七页。
[5]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是通常由总统发出的要求各部门进行联合研究的指示。
[6] 见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纽约时报》。
[7] 埃德加·斯诺著《中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会谈》，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日《生活》杂志，第二四页。
[8] 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时代》周刊。
[9] 理查德·尼克松著《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斯特和邓洛普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五四六页。
[10] 亨利·卢斯是《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译注
[11] 尼克松的记录说，“在毛泽东发表谈话后没有几天”（《尼克松回忆录》，第五四七页），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谈话。我看了我所作的记录以后相信，直到《生活》杂志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也就是在乒乓插曲以后，我和尼克松才知道毛泽东的谈话。在我的记录中，最早提到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是在国务院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的一个低级官员的报告中，报告的大意是：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表示对台湾问题有所松动。斯诺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日再度在《生活》杂志上撰文谈这个问题。尼克松所说的想必是指，他在我秘密出访之前已知道毛泽东的谈话。这是对的。
[12] 高级研究小组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开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开会。
[13] 原文如此，实为我国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译注
[14]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合众国际社发表的阿诺德·迪布尔的一篇报道谈到这一点。
[15] 我国驻东京大使阿明·迈耶谈到这件事，并公正地表扬了坎宁安当时所起的作用。阿明·H·迈耶著《出使东京：一个大使的纪事》（印第安纳波里斯，鲍勃斯-梅里尔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第一三〇至一三一页。
[16] 斯诺著《中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会谈》。
[17] 《尼克松回忆录》，第五五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