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遥的创作生涯中，曹谷溪是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曹谷溪一九六五年即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作者代表大会，在陕北小有名气。他热衷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起之秀。按说，他与路遥“文革”期间分属两大派，所谓势不两立，但是他以文学事业为重，赏识路遥的才气，便倾心扶持。为帮路遥成长，他动过脑筋，想过办法，也受过气，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活动通政工组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将路遥抽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实际是给路遥创造条件。报上差费，让他拿上介绍信，四处采访，扩大视野。当时全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槐树坪、四新树，都留下路遥的足迹，模范人物陈静亭，他也访问过。这一段的诗歌、小说创作，因受生活阅历所限，多是这方面的题材。（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
1956年，榆林地区的清涧县，在生活着王卫国亲生父母的老家，一个叫郭家嘴村的另一名少年——曹谷溪，同样是为了上学读书，从榆林地区的清涧县来到土地贫瘠、文化落后的偏僻小县——延川。刚刚成立的延川中学，三个初中班招收180名学生，可是，这个县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只有115名，只好从绥德考区调拨65名，曹谷溪就是其中的一名。
曹谷溪形容自己，在这个县，他有几件事堪称第一：第一届延川县高中毕业生，第一个“全县文化水平最高，烹调技术最低的炊事员”，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会员……早在1965年，曹谷溪就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62年，曹谷溪从延川中学毕业时，比曹谷溪小8岁的王卫国刚刚艰难地踏进延川中学的大门。那时，他俩谁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相识，是从这场疯狂的“造反有理”的派性斗争开始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路遥在延川县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群众组织。路遥是延川中学“红四野”造反派的司令，也是全县一个大派的头头；我是彭真、周扬伸到延川的“黑爪牙”、“小爬虫”。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参加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上听取了彭真、周扬的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冲击。在那个地方，我是唯一听过彭真、周扬报告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唯一在群众中“吹捧”过彭真、周扬的角色。（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1968年的农历二月，陕北高原寒风刺骨，滴水成冰。被不肯离去的强势冬寒压迫的春天没有任何要到来的迹象。——天象总是能隐喻一种人间气象。
在延川县城唐坡，用来羁押罪犯的一孔石窑洞里，关押着一个快要冻僵的人，此刻，他的内心比身体还要冰凉。从窑洞门楣上方加了铁条，又糊了厚厚报纸的窗户，他难以穿透外面狭窄且昏暗不明的世界，更不知能否等到他人生春天的到来。
这个人，就是诗人曹谷溪。在躯体和心灵受到极度摧残时，再懦弱的人也可以视死如归，坦然地去死；可是，等待死亡的过程比死亡更可怕！
这一年曹谷溪才27岁。
这个既尽职尽责要干好炊事员而又不安心永远当炊事员的小伙子，洗锅涮 96碗后，就拿起笔鼓捣起文字来。他根据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创作了秧歌小戏《脚印》，在春节演出；他编写了许多新秧歌词，被县委宣传部以《秧歌百首》印发全县各社队推广；在县委当通讯员时又写了一篇通讯《一只手表》，居然被《延安报》发表。因了一首《镢头歌》在《陕西日报》加框刊发，以后有评论家给他戴上“老镢头诗人”的桂冠。（晓雷《男儿有泪》）
从烹调技术最低的炊事员，到因舞文弄墨成为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的曹谷溪，“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席卷而来后，他迅速成为被人民群众“批倒批臭，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一个“黑诗人”。
尽管受到批判，“老镢头诗人”曹谷溪仍然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他的最单纯、最朴素的信念，是坚定不移地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恰在这时，从北京发出最新指示，把陕北米脂的“101战斗队”树立为一面“文革旗帜”，曹谷溪为自己选择了立场，毅然表态，声明自己支持与米脂县同一个派别的延川的“延总司”是革命造反组织，自己愿与“延总司”风雨同舟。
与“延总司”站在一起，就等于做了“红四野”的对立面，牢狱之灾便不可避免。然而，虽然坐的是对立面的监牢，却时常得到对立面的人为他送上的干柴，送上的玉米饭，还串联着要搭救他出狱，还有传话说对立面的总头头王卫国，极为崇拜曹谷溪的诗名。这令曹谷溪感觉，对立面里也的确有好人，的确不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仇敌。
他在想象着那个叫王卫国的中学生军长，听说只有十六岁，就当了军长，领着他们那一派，抢了武装部的武器，占领延川县城，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在枪林弹雨中还能记得起我这倒霉的诗人？一丝自豪的情绪油然而生，看来，我还真的有些影响哩，一股甜丝丝的感觉代替了断腿断腰的疼痛。（晓雷《男儿有泪》）
大难不死的曹谷溪，在两派群众组织相继解散了武斗队，武斗之风被刹住之后，重获自由。此时的曹谷溪，对派性之争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下决心离开公社互相厮杀的派性强烈的人群，去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的人格和名字这个时候同时发挥了作用，曹谷溪被调到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的通讯组，做了一名又搞新闻又搞文艺创作的宣传干事。
进入县委工作的曹谷溪，正式见到已经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年仅十八岁的王卫国。英气逼人、踌躇满志的王卫国，对宣传干事曹谷溪说：“我早知道你，没想到今天才第一次见你。”
谷溪说：“我也早听到你的名字，还坐过你们的监狱。”
王卫国的脸上显出一丝尴尬，他说：“那些龟孙子们瞎日鬼哩，我一满不知道。尔格，我要拜你为师，跟着你学写作哩。”他说得很诚恳。
“不敢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也是瞎闹哩。”谷溪对着比自己小8岁的副主任表示着自己的谦虚，“咱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晓雷《男儿有泪》）
曹谷溪在延川县革委会住的窑洞是2排18号。作为延川县的著名诗人的谷溪先生，是这个县私人藏书最多的人，他的这孔窑洞里，有苏俄的《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大批著名长篇小说，有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各类名著，还有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诗歌集》、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尔的《飞鸟集》，以及裴多菲的诗选集……
求知若渴、酷爱读书的王卫国看到这些书时，兴奋得如同阿里巴巴意外发现了宝藏一样。只是，他不需要口中念着口诀“芝麻开门”，每次来到曹谷溪的2排18号窑洞，挟起几本名著便离去苦读。
正像他后来穿棉袄一样，走到哪里热了，把棉袄脱得撂下，离开时记不起再穿，冷得耐不住的时候，才发觉棉袄丢了，就再买一件穿在身上，热了又脱到另一个地方忘了。就这样，一个冬天，他会三件五件地丢棉袄买棉袄。他随身挟带的书本亦如同他穿的棉袄，在哪里看完，这书就放到哪里，离开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一本本名著如同一只只鹰雁，不知不觉间，羽化而飞。靠着一个一个铜板纸币积攒买书而又嗜书如命的曹诗人，每一次被王卫国这种刘备借荆州式的借书而去，尔后又果然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让他简直就有剜骨割肉般的疼痛。但任凭苦口婆心，绞尽脑汁，他也丝毫无法改变这种惨烈的结局……（晓雷《男儿有泪》）
2排18号不仅仅是王卫国借书取书的知识之源，而且是他们二人谈天说地的场所。
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斗争，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结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个久违了的字眼……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恶梦。（《路遥文集》第二卷《土地的寻觅》）
1969年4月“九大”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王卫国由于“文革”初期种种过激的武斗行为，以及一桩牵连其中的“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并于1969年11月回到老家郭家沟村务农。
那一天，革委会的军代表来到2排18号窑洞，当着曹谷溪的面，对着“文革”中当过“红四野”军长的王卫国宣布：经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停止王卫国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进行审查。
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刚从一个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做通讯干事。也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的副主任被免职。那一天，路遥正好在我的房间里，军代表当着我的面宣布了路遥被免职的决定。我想，这是路遥生命里程中最为困难的时期。刚刚免了他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他的恋人又通过内蒙古的一个知青向他转达决裂的意思。仕途失意，爱情失恋，使年轻的路遥非常痛苦，他当着我的面哭了，这是第一次看见路遥如此伤心地痛哭。
老实巴交的王玉德老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县长”的老子，王卫国的这个职务就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延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就“白振基参加武斗致死，涉嫌王卫国一案”引起激烈的争论。（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从一名普普通通农家子弟的初中生，一步步走上全县红卫兵头头的高位，既需要组织、演讲、写作多方面的才能，也需要勇猛、狂热、强烈的“造反精神”。
虽然王卫国回到了郭家沟，但是，他与曹谷溪的友谊和联系却日益深厚和紧密。王卫国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艰辛之路，与曹谷溪的影响与扶助有极大的关系。
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