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以及之后的“文革武斗”持续了两年多，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尽管革命领袖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却无法制止。
1968年暑期到了，大学仍然不见招生，工厂仍然没有招工。全国共有400多万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高中毕业生待在城里无事可做，还有这三届的初中毕业生也有好几百万，人们统称“老三届”。他们的安置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此时，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力仍然无可限量。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头版全文转发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指示，拉开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另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一度迷茫、惶惑的红卫兵们，听到毛主席的这一声召唤，又将他们巨大的革命热情迅速转移到了知青运动之中。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四中的部分学生就打起背包，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
从1968年12月开始，全国各地的“老三届”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高呼着“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口号，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稚气未消的学生们，乘着火车，乘着汽车，他们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出生成长的熟悉的城市，满怀要到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的一腔热血，奔赴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到1978年，前后十年的时间里，以“老三届”作为“带头羊”，全国共有近3000万名知青前赴后继，上山下乡到农村，手握锄头“战天斗地”，或谓“修理地球”（在农村结婚生子的知青即达861万人）。
1968年11月，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在延川县城体育场，就是现在的延川县招待所、当时叫井滩的东南角城隍庙前，举行了隆重的、早于全国的“延川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会”。
延川所有学校的“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全部下乡，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接参加到战天斗地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去。
当时，作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卫国，没有随这批毕业生回到农村。
1968年12月，北京知青大规模的迁徙开始。载满北京知青的火车从北京出发，途经西安时，停车几十分钟，当时西安的群众被组织起来夹道相迎。“知青专列”到了铜川，知青们全部下车住了一夜，转而上了绑着防滑链的军用大卡车，知青们被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各公社前来迎接的干部叫着分到自己公社的知青名字，扶他们坐上驴车，各自奔向更新的起点。
从1968年12月开始，以每天三趟“知青专列”的速度，在随后的一个月里，27211名北京“老三届”，带着行李箱、铺盖卷，落户插队到延安地区的1600个生产大队。
1969年1月23日，延川县迎来了北京超过1300名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延川县插队落户来了。
他们当中大多是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还有北京101中学的学生。他们有着极为强烈的中心意识和强烈的权威意识，似乎他们不是来插队锻炼的，而是为“拯救全人类”的崇高事业来的。
下乡插队在延川县的北京知青，很多人后来名声大振。比如，有在窑洞里成功做成了许多例在现在都让人惊讶的手术的“赤脚医生”孙立哲，有后来以一篇写当时插队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而一举成名的作家史铁生。史铁生小说里的清平湾，就是延川县的关家庄：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
插队下乡在延川县的北京知青中，还有创作了激情澎湃的诗歌——《理想之歌》的作者高红十、陶正。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欢迎你们呵／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呵／我们公社的新社员／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意酿在里边／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儿呵／蜜一般甘甜！（《理想之歌》）
有人说，这是延安历史上的第二次“闹红”。许多研究陕北人文地理的人都指出这样的事实：对这个地区文化影响巨大的是两个大事件：一是中央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红色根据地，二是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
这一次“闹红”，对当地年轻人的影响，绝不亚于当年的工农红军，知青们给陕北古老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至少知青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慢被陕北人效仿。比如年轻人开始刷牙，妇女也开始用上了卫生纸。
陶正是清华附中的学生，一个激情奔放的“红卫兵”。从北京来到延川县插队时，和其他同伴有很大区别的是，陶正来到陕北，一没带多少衣服，二没带像样的被褥，却在一件军大衣里包来一部油印机，扛到了关庄公社清水河大队。陶正是想使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有对文学的幻想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吧。刚到延川的陶正，就在那个全县最偏僻的山村里办了一份《红卫兵报》：
那一份小报，不但面对中国，探讨中国的农民问题，甚至面向世界，摘编俄罗斯民歌。诗兴发了，陶正发诗：乘风云端下，始知人间苦；文情涌动，陶正发文：人也许都是自私的，问题在于这私心的趋向……在鲜活的思想和语言已经被当时的两报一刊社论那种碾压机压尽汁液的日子，陶正的这些特立独行简直就是犯上作乱。（晓雷《男儿有泪》）
和这个油印小报有联系的北京知青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其影响非常之广、非常之大。
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后，其中有许多知青成为曹谷溪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前，曹谷溪是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以后他调到延川县革命委员会通讯组，使他有机会和更多知青交往，成为“知青专干”。曹谷溪曾以“延川县知青工作赴京汇报团”秘书长的身份在北京清华附中、清华园中学、海淀中学和北京20中等10多所中学，向学校领导、知青家长作过汇报。特别是家长们对知青牵肠挂肚的心情，使他深受感动。当过炊事员的曹谷溪，收拾炉灶是把好手。而知青们的炉灶恰恰没一个是好的。所以他每到一个知青点，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修炉灶，然后是清理厨房和宿舍的垃圾，正因如此，邀家河大队的知青戏称他是“曹阿姨”。这个“曹阿姨”还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和省地报刊发表过数十篇（幅）关于知青生活的文章和新闻图片。
那个扛着油印机来到延川县插队的清华附中学生陶正，在办《红卫兵报》不久，上面就要求干预，县上不得不遵令执行。
上级明令查封。这指示通过公文逐渐落实，最后落在延川县政工组的阎尔雄和曹谷溪身上。阎尔雄，教师出身，赤红面皮，嗓音微细，生性仗义，嗜酒，爱划两下梅花拳。这次出差对他意义非凡，日后他很快当了几任文化局局长，与此行不无关系。单说曹谷溪以清查大员的显赫和陕北文人的洒脱，一下子和陶正撞出火花来了。两人相见恨晚，直谈得昏天黑地，查封的事儿当然只算作一个小小的由头了。曹谷溪似乎感觉到自己正面临的一个大抉择，离开这小庄子时，竟一路无话，脑子平静如风暴前的海面。他急于物色人，物色像陶正这样的人！他急于“煽火”一件事，就像《红卫兵报》这样的事。查封、谩骂，什么都不怕。“老子先红火一场！”（海波《烧叶望天笔记》）
1969年，北京知识青年突然来到延川这个边远的山沟沟穷县，仿佛也突然打开了王卫国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心灵窗户，他的视野从一个闭塞的山沟，从一片贫瘠的黄土高坡，瞭望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这些北京知青，这些来自清华附中和北京101中学的优秀青年，言谈举止，气质风度，令王卫国惊奇而羡慕。他们和陕北黄土地的青年一眼即可分辨的差异，尤其表现在知识层面、眼界视野上。在北京知青身上领略到的全新的东西，深深地触动着王卫国的心灵，让王卫国的心理上感受到一种不平衡、一种冲击和启迪。
朦朦胧胧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开始在黄土地上成长的后生王卫国内心深处萌动。仿佛一粒埋在土地下的种子，遇到了一场久旱后的甘霖，王卫国的人生希望仿佛被激发出来，懵懂地开始思考陕北农村青年，尤其是自己的前途命运和人生价值。
那段时间，陶正肩上扛着油印机，背上背着蜡版，农闲时间，就忙着写诗抒情。写了文章，就用油印机打印出来自己发表，宣传革命理想。
陶正这个高才生，来到延川黄土高坡插队之时，正是当时的文学青年王卫国在长期求索与迷惘，试图通过文学叩响命运之门的时候。陶正的学问、陶正的思考、陶正的所作所为，在王卫国看来，既新鲜又神圣。陶正最热心专注的是研究和思考国际政治，这对一个土生土长的陕北山沟沟青年来说，有着无法抵挡的诱惑力。王卫国觉得，北京知青陶正，突然间拓宽了他的思维空间。
为了与北京知青有更多的接触机会，王卫国经常跑几十里的路，到北京知青插队的小村庄，跟他们同吃同住，听他们讲山外的事情，讲国外的事情。
后来成为作家的路遥，在病榻上回忆与北京知青，尤其是与陶正交往的经历时，很认真地说，陶正是他导师式的启蒙者，也是文学创作的启蒙者。正是因为陶正，让返乡知青的王卫国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项营生叫写作。
1971年，陶正与有了笔名——路遥的王卫国，被曹谷溪团结在一起，成为延川县文学小报——《山花》的主要撰稿人。
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陶正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1973年，王卫国也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延安大学中文系，1976年毕业；再后来，路遥与陶正都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作家。
不管历史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当年近3万名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给陕北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京都文化和陕北乡土习俗的冲撞与融合中，王卫国的心灵世界里树立起了一个明确的人生坐标，他从平凡的世界中发现了人生的另一种意义，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厦。
北京知青来到延川，不仅让王卫国思考的视野大大拓宽，他在个人感情的选择上也开始经历一种变化。
当年延川流行一句顺口溜：抽烟要抽大前门儿，找朋友要找北京人儿。
1971年，王卫国对来采写“赤脚医生”——北京知青孙立哲事迹的陕西作家李小巴说：“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
当时，李小巴听了十分惊诧，“几乎认为这是一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在口吐狂言”。
北京知青刚到延川时，还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卫国，正参加一个工作组，进驻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百货公司因条件限制，使王卫国只能住宿到“当权派”吕文斌的宿办合一的窑洞里。两个人夜里同睡一个土炕，白天共用一张木桌。
工作组里的另一个成员是北京插队的知识青年林琼。这个姑娘，能歌善舞，活泼美丽，王卫国对她一见钟情，当下被她的美丽和可爱的性情迷倒了。而林琼对路遥的才华人品也颇有好感，两人的关系便逐渐密切了起来。
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迷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有一段时间，林琼返回队里办事，王卫国寂寞难耐，就只有白纸黑字，鱼雁传书。糟糕的是，这些纯属个人化的“一级机密”没有存放的地方。两个男女工作组组员无法带着它们去到“斗批改”战场冲锋陷阵。无奈之中，王卫国对“整改”对象吕文斌说：“我把我的信放到你的办公桌抽屉里。”
“你宽宽地放心，我不看。”整改对象向工作组员保证，就像他在“批斗”大会上表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样。在形成这些信件的过程中，王卫国看完而又抛掉了曹谷溪多少书，已难以统计，正像我们无法统计多年来他穿过而又丢掉的棉袄共有多少一样，但那些名著作了那些情书和与之相随的爱情的滋养，这不仅仅给予了一对情人不断增长的甜蜜，也给了提供这种滋养的谷溪一种欣慰。遗憾的是，这些爱情的鸟儿不知最终飞向何处，否则，我们今天研究一位早逝的作家会有更多的第一手权威性的情感资料……（晓雷《男儿有泪》）
在延川县革委会的曹谷溪住处——2排18号窑洞，不断地来取书借书的时候，王卫国向曹谷溪坦露自己与林琼的甜蜜恋情时，脸庞上闪烁着灿烂而幸福的光彩：
他说他和林琼经常到邮电大楼背后去，那里面对着秀延河，河对岸的人看不到这边，河这边的人又不来这里，他们两个看着河水轻悠悠地向东流去，看着鸟雀在水上点来点去，就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候，就说世上挂满了星星，说着说着就由不得抱起来亲口，他们两个今生今世都要好下去，永远都不分开。（晓雷《男儿有泪》）
那个年代，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都知道“招工指标”、“参军名额”以及“推荐上大学名额”是多么得重要而来之不易。只有抓住这些机会，才有可能改变身份，改变人生的命运。
1970年，铜川二号信号工厂招工，王卫国和林琼都被大队公社推荐到县上，但指标有限，为了热恋着的姑娘，王卫国背着林琼把自己的指标让给了她，让她去了工厂。
王卫国还专门回了趟郭家沟，向大妈要几斤棉花。
大妈奇怪地问：要棉花做什么？
王卫国没有说。一向疼爱儿子的大妈，不再追问下去，把棉花包起来给了儿子。
王卫国把棉花背到城里，用他的“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每月18元生活补贴，扯了布，缝成新被子、新褥子，连同他的心一起托一位好友带给他心爱的姑娘……
曹谷溪知道了此事，关切地问王卫国：你就不怕她把你给撇了？
王卫国很有信心地说，不会的！我们的心已经分不开了。就像曲儿里唱的：“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
然而，刚刚被免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王卫国，紧接着，就收到了一封初恋女友的好友——下乡插队在内蒙古的另一个知青的信，信中向王卫国转达了初恋女友要与他决裂的意思。
路遥在延川，左右逢源，上下有人关照，刘家圪大队、城关公社，直至县革委会的领导，都偏爱他。一九七〇年招工，在众多县局级领导干部的插队子女竞相跳农门的当口，居然“戴帽”下达指标让返乡青年路遥去铜川二号信号工厂当工人，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个名额竟按照路遥本人的意愿，转让给了与他热恋的北京女知青，有人曾提醒他，谨防鸡飞蛋打，他呢，坚信不疑，孰料那个女的进厂不久，即将定亲纪念物邮退回来……（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
仕途失意，爱情失恋，年轻的王卫国遭遇了命运的巨大打击，痛苦万分。当着曹谷溪的面，王卫国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
其实，当时林琼只是喜欢他。三十年后，林琼告诉谷溪，那时她“确实举棋不定”。但王卫国铁了心，只爱这个“林妹妹”。王卫国说：“为了林琼，死也值得！”
本来，林琼对王卫国停职审查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并不十分在乎。她只是写信给内蒙古插队的女友征求意见，想不到那位女友不等林琼同意，便代写了断交信给王卫国：林琼的家人不同意你与她的事，趁早死了这份心吧，你和林琼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船破偏遇打头风。风云一时又无比倔傲的王卫国这一次可是从崖畔上掉到沟底底了。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少年得志而又突然中道崩殂的失败者，难以承受这种风云突变的打击。在2排18号窑洞里，他哭了，哭得肝胆欲裂，鼻泪四流……（晓雷《男儿有泪》）
面对痛不欲生的王卫国，曹谷溪语气铿锵地对他说：“一个汉子，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怎么办？我以为应该躲到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头舔干伤口上的血迹，再到人面前上去，依然是一条汉子！那个熊官能当就当，不能当算了，又不是咱老先人留下的，有什么撂不开的？女人也还有哩，又不是都死光了，不值得为这个哭鼻流水……”
这也许是在年轻的王卫国感情历程中最重要的支持，是对一个敢于面对自己失声痛哭的朋友的直接回报。而此后，曹谷溪也成了王卫国紧急时刻最为信赖的、最愿意依托的朋友，或者称为亲人也不为过。
在林琼姑娘插队的地方，还有一位姓林的北京女知识青年，那就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叫林达。林达与林琼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长大，关系十分要好。升任通讯组组长的曹谷溪，把在公社担任妇女专干的林达调到自己的通讯组当干事，介绍她与路遥认识，他说路遥有多聪明，多有骨气，多有才气，目的是要林达做一位爱情使者，去游说林琼姑娘，让她与路遥破镜重圆。但是这么重大的使命，受到了路遥的抵制。他对谷溪说：“这件事就这么结束算了。我是一个一生都不会安生的人，谁知道以后还会闯什么祸？现在我的副主任官儿刚停职检查，人家就和咱不了，硬叫跟上我，以后如果遇到更大的麻烦，保不定还会吓成什么样子。算了，我这一生就不要女人了，死哩活哩，就我自个儿扛起来算了，别连累别人！”（晓雷《男儿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