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7 战争是一架机器,制造秘密

一天下午,外面有人找我,出去一看,那人戎装整齐,戴少校领章,不认识。

彼此一交谈,我想起来了,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我家接待过一位云游四方的传教士,他劝我到阜阳来读书,正是眼前这位少校,那时他穿的是长衫,怎么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人?

他说他在九十二军工作,直到今天才有时间来看我,他什么也没问,他是尽知内情的人,一切不必问,俗套概免。他说:“我请你吃晚饭。”

我们进城去,拣一家小馆子。他叫了一大盘炒鸡蛋,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吃蛋,三十年后我见到一块田黄石的时候曾经想起那盘蛋。

主食是阜阳的名产“婆婆馍”。这种特制馒头重十斤以上,用风快的大刀切片出售,意气甚豪。制作时把和好的面放在大木杠底下压紧,放在大锅里文火慢烤,锅底抹油,可能要烤一夜,燃料是麦糠。整个馒头洁白如玉,带着金黄色的底座,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又酥,又松软又有韧性。据说当年宋军在此抗金,一位姓王的婆婆昼夜制馍劳军,尽瘁而死,这才得了“婆婆馍”之名。

他说很对不起,他这个传教士是假扮冒充的。九十二军准备入鲁,派了许多人到鲁南察看山川形势阴阳虚实,这些人穿着长衫,从事医卜星相各业,别称“大褂子客”,他实在是一个大褂子客。

我绝未想到“对不起”。我觉得他这个“大褂子客”处境危险,令我捏汗。

我有问题,迫不及待。

大军为何不能保密?他说,有些事情你该知道,你不知道是枉来阜阳。他说阜阳是桂系的地盘,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桂系的人常说:“国民党是蓝的,共产党是红的,我们广西是紫的。”李仙洲的行动瞒不住安徽省政府,省府一旦知道,天下人都会知道。

“入鲁”并不是军事反攻,而是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做孙悟空,为何不打游击战,打起阵地战来?

他说这个一言难尽,九十二军是劲旅,但是不能打游击战,因为国军的训练和装备都不是为了游击战。步骑炮工辎,一板一眼,行军宿营,师部离团部多远,团部离连部多远,有萝卜有坑,老虎不能爬树,大象不能跳高,打游击反而累赘。

保密做不到,游击不能打,“入鲁”岂不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他说你别急:“我是为入鲁来的,入鲁失败,我要到重庆去另谋发展,我要找门路上万言书,请中央训练新军,轻装备,轻武器,能聚能散,能打能跑,以创造发明的精神求战求胜,打破一切陈套成规。只有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打法,才可以跟中共争长争短。”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隐瞒他的姓名、籍贯和以后的行止出处。我听说他在抗战胜利后偃武修文,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国大陆某地隐居,“圣朝无隐者”,相信那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他都躬逢其盛吧?那一次一次的检讨坦白他一定呕肝交心了吧?可是,他是否还保留了一点什么、隐瞒了一点什么,居然始终未被发觉呢……

他曾经是传教士,他读过《圣经》。他很健谈,不像一般牧师“以贫乏的教条,对丰盛的生命”。恰好我对宗教信仰也有一些问题。

那时有个名词叫“唯物侵略”。在这里,“唯物”和中共无关,它指那些船坚炮利财大气粗的国家,言必称飞机多少架、军舰多少吨、石油多少、电力多少,极其重视物质力量,强调必须物质力量优胜,战争才会胜利。中国当时在这方面处处不如日本,民心所受的压力很大,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即在“唯物”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只可与日本为友,不可与日本为敌”。所谓唯物侵略,即是指这种思潮。中国的理论家当然有防堵还击,他们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偏偏忘了宗教。

“唯物侵略者”坚持无神,我问这位客串传教士,他读《圣经》,住教会,与信徒交往,他心里到底认为有神没有。他正襟危坐,吓我一跳。他说宗教不是有神无神的问题,而是有用无用的问题。人需要住宅、学校、剧场、医院、饭店、旅社、博物馆、办公室等等,这些都有了还不够,再加上别墅游艇仍然不够,他还需要教堂。医院能解决的问题博物馆不能解决,教堂能解决的问题办公室不能解决。人纵然六亲俱全,万物皆备,还是有某些缺憾,有了宗教信仰,这唯一的缺憾就消失了。当然有人可以说,他不需要神,没有神他更快乐。试想,如有人说他不需要哥哥弟弟,没有哥哥弟弟他更快乐,如果有人说他不需要朋友,没有朋友他的生命更充实,我们听了会怎样估量这个人?我们怎能承认他是个健全的有境界的万物之灵?我们岂不怀疑他的心灵有某种残疾?

他笑着说,他是冒牌的传教士。这回轮到我认真,我站起来敬了礼,称许他是真正的布道家,他的说辞实在比专业的牧师证道容易接受。他高兴极了,听到这样的评语,他的内疚大大地减轻了。他说:这个传道士是假的,可是他传布的福音是真的。

当时,多少事我们不明白。

依我们简单的想法,李仙洲既然进不去,于学忠应该留在里面,中央应该给他更多的补给、更多的责任,为什么要把他调出来?他为什么不等李仙洲接防就先撤出据点?于学忠住在诸城、日照的部队,行军横贯山东全省,由鲁东经过鲁西再到阜阳,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说,“现在不能告诉你”。过了两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又和他见了面,他才提出答案。他说,于学忠的部队是东北军,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军和中共结下生死交情,于部在山东和八路军容易相处,撤退时沿途都有八路军护送。他说蒋先生不相信于学忠,从山东敌后来的报告都说于学忠不稳,中央命令他撤到阜阳,有忠贞测验的意思。于学忠也知道自己受怀疑,他不能等第二道金牌。

年轻时发现秘密,年长后破解秘密。战争制造秘密,和平暴露秘密。现在我读李恩涵教授的著作,和临沂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的百年大事记,知道于学忠部在山东一再出事。说来难以想象,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扣押副军长林炳珊。旅长徐焕彩逮捕旅长万毅。师长常恩多投共。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和他下面的一个旅长荣子恒先后投降日本。把这样一支军队留在敌后,也确实难以放心。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如果这是一个三角形,国军完全撤出山东以后,紧靠国府的这条边骤然缩短,由国民政府成立的游击武力,陷入恶劣的境遇。国共双方都有专书叙述山东抗日的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差别不过是说明战争责任在彼面不在己。

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府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路堵塞,国军只好从北越的港口河内乘美国军舰前往接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军出山海关,解放军已从山东、河北、热河进入东北,将山海关、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各地占领,并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工作十分艰难,最后完全失败。

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后,国军似乎有意把山东夺回来,三番两次集结大军,想和山东共军的主力决战,每一次都损兵折将,创巨痛深,连带把我们的老校长李仙洲也赔进去。

这些年思来想去,我认为一九四三年李仙洲入鲁失败的时候,国民政府蒋先生就应该知道,他的军队无法打败共军。可惜他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无法自拔。

《怒目少年:回忆录四部曲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