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校方规定，我们每年办两次壁报，由训育处评定优劣。我们这一班，壁报一向由我主编。我对这件工作极有兴趣，每一次都得到最高的分数。
可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这一期壁报，训育处另外指派了负责人，我仍然算是编辑委员，开编辑会议的时候，他们并不通知我。我为了王吉林的死出头闹事，当然失去学校的信任，由他去，我不在意。
他们不该约我写稿子。或者，对他们的邀约，我应该推脱了事。可是，他们约我写，我也真的写了，文章的题目是《悼王吉林同学！》他们没有采用，使我勃然。
为发表这篇文章，我穷一夜之力，独自制作了一张壁报，另外加写了短诗、短文、格言集锦做衬托。我的壁报，篇幅和他们一样大，我的文章，尽我所能谴责了或是讽刺了学校迁校以来的作风，比他们的文章有看头。作者为了适应你的园地，本来用含蓄委婉的文句批评你，你关门拒绝，他去使用另外一个园地，就放肆了，编刊物的应该引为殷鉴。第二天早晨，我把壁报贴出来，立刻轰动各班，连分校长和训育主任都来了，从头到尾细看一遍。五十年后，我找到陈培业同学在南京浦口的地址，和他通信，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谈起这张壁报，说是记忆犹新。他画出二分校校舍的平面图，标出我当年贴壁报的那面墙。
壁报叫座，我意犹未尽，又把《悼王吉林同学！》寄到安康，在《兴安日报》副刊发表。这可是我第一次跟人赌气。几十年后，我才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看到一句话：人生什么都可以赌，不可赌气。
《兴安日报》只有对开一大张，分四个版面，第四版是副刊，由万钧先生主编。我在他那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评红豆村人诗稿》。“红豆村人”是清代诗人袁子才的弟弟，诗稿列为随园六种之一，我在“插柳学诗”时爱读此书，疯爷老师颇不以为然。《评红豆村人诗稿》一文，多半记述疯爷的意见，编辑部的评价很好，所以第二篇文稿《悼王吉林同学！》很快见报。严格地说，第二篇文章才真正是我的作品。它出自肺腑，没有依傍。个人色彩浓厚，写作时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坦然流露了我的思想性情。
两篇文章顺利发表，引起我的幻想。写稿是有报酬的，报社表示财务困难，稿费要拖欠一些时候。我读当时名作家的文章，知道战前稿费的标准是千字斗米，在我看来相当优厚，战时物价高、物资少，作家很苦，但仍有许多人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将来我也许能以写作为职业，以我当时所知，没有高等学历而又不受文化界排斥的，只有作家。回想起来，我在家对医卜星相一律不爱，在校对声光化电一律不爱，是因为我已爱上文学。
我想起沈从文，他做作家和在军队里做文书上士同步。依我当时所知，你可以一面从事卑微的职业，一面拿出高水准的创作，现实对作家的一切亏欠，作家都可以从文学取得报偿。我方寸已乱，不能读书，为什么还要守着学校互相憎恨、暗中悲伤呢。“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呵，自己顾自己吧。”找个工作做，余暇读自己爱读的书，写自己爱写的文章，那就对家庭对自己都有了安排。
《兴安日报》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呢？新版的《安康县志》说，它是国民党创办的报纸，依县志所述，它的诞生出于偶然。“二战”后期，美国要中国政府在安康修一个新式的飞机场，供长程轰炸机 B—29 起飞，轰炸日军的大后方。中国政府把施工的责任交给安康的行政专员许卓修，并且责成地方筹一笔款配合。飞机场修好以后，地方的配合款还有结余，许专员说，那就办一份报吧。他是个清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督修的县志，并未埋没他的操守。倘若他造一篇假账，把这笔公款吞没，那就没有《兴安日报》，也就没有我这个作家了。
我和《兴安日报》进一步结缘，是同班一位女同学的功德，我的“一人壁报”引起她的注意，她叫申淑贞，湖北老河口人。老河口本为国军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一度失守，三天后又夺回。这三天沦陷，使申淑贞及时以陷区青年的资格进本校读书，倘若老河口没有那三日之失，申淑贞进不了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兴安日报》对我的影响，或者说文学对我的影响，就很浅很淡了。
申小姐沉默寡言，我们都不知道她外面人脉甚广，她的未婚夫戴子腾在一分校教历史，跟《兴安日报》副刊主编万钧是好朋友。她在校外介绍我和两位先生认识，以后又见过两次面，通了几封信，使我觉得人海也有风和日丽、波平如镜的景象。万钧是湖南耒阳人，戴子腾是江苏邳县人，都很年轻，都很温和稳重，都对文学有很深很广的认识。那时候，能够认识他们，是我的一大幸事。
但是时间短促，不久，我辍学就业，远离他们。行前，我到安康的报社里向万钧先生辞行，戴先生也来相会。安康和流亡学生因缘多，抗战初期，教育部在此收容华北的流亡青年，送入四川，成立国立四中。一年前，学校由安徽西迁，我坐船溯汉水而上，在安康“起旱”步行到蒲溪。安康，安康，她又是我文学之路起步的地方。
报社是一座小小的两层建筑，楼下印刷厂和排字房，楼上是编辑、主笔和经理办公的地方。我径自上楼，闻到油墨的气味，很浓，很悠久，像古刹中百年不散的香气。我立刻醉了，怎样天天受这气味的熏染才好！曾经有一个驾驶兵说，他如何如何爱闻汽油的气味，他才去学开车。汽油几乎伴他一生，油墨也几乎伴我一生，虽曰人事，岂非天命？
楼上除了几张办公桌，到处有报纸高高堆起，显得很拥挤。万钧和戴子腾两位早已等着我。他们对我的选择没有一句询问、没有一句安慰、没有一句勉励，和以往的谈吐不同。他们完全避开这个话题，无声之声应该是不以为然。倒是报社的总主笔，对我不再读书深为奇怪，问明原因之后，嗟嗟两声，相当动听。看样子，他想给我在报社里安排职位，如果他开口，我想我几乎会留下。他终于没说，唉，也幸亏他没说。
总主笔大概是安康的一位名士，穿一件月白色的长衫，袖口翻起两寸，手拿一把折扇，藏青色的布鞋，鞋底露出一圈白边，头上的呢帽进了屋子也不摘下来。日后猜想，那篇《原子弹臆说》也许是他写的。总编辑在楼下排字房办公发稿，万先生特地下楼把他请上来，他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深色中山装，怕袖子磨损、外面套一层黑色的袖罩，近视眼镜的度数很深了，前额后脑围一圈布，像今天示威群众的打扮，那时是为了节省脑力，防止疲劳，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健脑器”。他夸奖我写的《评红豆村人诗稿》，送给我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那时送大本书算是厚礼，不过，我读了这本书，没有得到什么点化。
这是我看见的第一家报馆，不但纸张和油墨的气味惹我喜欢，端正庄严的铅字也比手写体多了几分神圣。本是多么平凡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经过铅字印刷，好像就进入古典。报纸每天载着信息，漫天飞翔，触目化作灵魂的营养，幕后的工作者何等可羡可敬！半日流连，产生我无穷的遐想。
他们采用了我几篇文章，早就说给我一点稿费，见我远走他方，东拼西凑拿出来以壮行色。我想起班上有位同学，非常穷苦，我们都穷苦，他是穷苦中的穷苦。我当场写了一张字条，授权那位同学以后来领钱。这笔钱是我生平第一笔稿费，钱数不多，意义重大，给了患难中人，心里觉得很甜。有时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觉得付出是甜美的？
两年后，我在河北省秦皇岛国军后勤单位工作，生活比较安定，有怀念这份报纸的心情，我写信到安康，要求报社赠阅一星期。我想他们一定忘了我是谁，想不到报纸还是寄来，而且是一天寄一份，不是七份一次寄。
虽然胜利已经两年，《兴安日报》还是用当地制造的土纸。那时都是活字排版，铅字好像也没有更新，笔画磨损严重，印出来的字往往缺边折角。早上印出来的报纸，下午报纸起毛，有些字往往失踪。顶重要的是副刊取消了，一定是为了省人省钱。我好难过了一阵子，本来想给他们写几篇文章，不要稿费，表示回报，也只得黯然罢休。
安康县志说，这张报纸维持到一九四九年十月。野史记载，国军的一个单位接收了报社，把机器拆下来，连同铅字，私下变卖了。那时国府败亡已成定局，绝望的人做绝望的事，“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换个角度看，“官员变邪，由国败也”，都不堪闻问。十一月，解放军进入陕南，十一月二十七日，安康自卫队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城。
其后地北天南，我对万钧先生思念最多。有一年，台北的“中央日报”出现“本报驻英特派员万钧”，我急忙写信去问是否同为一人，料想不是，果然不是。戴先生有一个笔名叫“申抒真”，很见巧思，台湾也有一个申抒真，当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对台湾这位申抒真一直充满好感。
一九四九到一九八零，台湾和中国大陆绝对隔绝，我曾称之为真空包装。一九八零年后，我自称“寻找前生”，从美国写信到中国各省，查访当年帮助过我的那些人，费尽辗转。戴子腾在老河口，他和申淑贞结婚的时候，内战还没打完。我补奉一份厚礼，遂了埋藏已久的心愿。戴先生告诉我，万钧现居原籍湖南耒阳，但是没说出详细地址。我写了一封信，请戴转交，我后来又写一信拜托耒阳侨办代为联络，都没见回音。第二年，耒阳侨办忽来一信，为救济水灾募款，他们知道我的地址，必然是收到了我的请托，也必然把我的请托转告了万先生，必然是，万先生置之不理。
我在台湾晓事渐多，一度瞎猜申、戴、万三人也许是中共的工作人员，只有中共派到国统区的文化干部，才肯接近处于困境的青年，当然是有选择地接近。可是，共和国成立以后，戴子腾做出版社编辑，万钧做中学教员，他们得到的职位，在国民政府时代也能得到，并没有革命功勋可以改变社会阶级。万先生不肯来信，显然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像那些老干部，对海外统战有使命感。戴先生的反应，起初也是惊疑不定，距离“有所恃而无恐”的境界很远很远，我只好再三交代自己的工作历史，家庭状况，寻人的动机。看来他们当年也只是普通的文化人，仅仅是思想左倾，他们帮助我，大概是本诸当时所谓“左派的良知”。这就实在难得了。
五十年后，定居四川的校友郭剑青来信告诉我，老同学留在四川的、为数不少，有位某某，听到我的名字，表示当年曾得到我的资助。我完全忘记这位某某是谁，肯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的人，今世稀有难觅，他为何不肯来封信，续个缘，令人纳闷。他没来信，只撂下这么一句话，我不禁惘然。唉。五十年后，他还有这么一句话，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