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缘起非常与众不同，我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满足英语读者的好奇心。它是在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的，当时日本NTT出版公司的优秀编辑远藤千惠（Endo Chiho）女士碰巧看过先前出版的拙著的日译本，尤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在她看来，日本青年学生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出生、求学和成长的社会、政治、文化与时代语境，几乎一无所知。虽然“西方”政治家、艺术家、将军、实业家和小说家的传记和自传唾手可得，但学者的传记和自传却寥寥无几。她的想法是出版一本小书，介绍我在爱尔兰和英国的教育，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在印度尼西亚、暹罗[1]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以及我对西方高校和所偏爱书籍的一些思考。但我对日文一窍不通。怎么办呢？她意识到必须要说服我写出一个简单易懂的英语文本。但关键是要找到这样的一位日本知名学者，他既精通英语，又是我的挚友之一，而且愿意做翻译。
1967年，加藤刚（Kato Tsuyoshi）来到康奈尔大学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正是在这一年，我写完了我的博士论文（关于“二战”期间日据爪哇与随后的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成为了一名资历非常浅的政治学老师。因为加藤刚决心要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Sumatra）西部做田野调查，我被指定为他的三位导师之一。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尤其是因为他那令人愉快的狡猾的幽默感。他很快就学会了学术英语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语言。完成了极具原创性的博士论文之后，他回到了日本，先是任教于东京一所耶稣会的“国际”大学，后来转到京都大学，那里是日本的东南亚学术研究中心，并成为了杰出教授。我们经常在那里会面，朋友关系更加牢固了。
他告诉我，他认为远藤千惠女士的整体思路很好，而且他已经制订出一个讲求实用的系统计划，要是我愿意接受它就好了。他说诸多日本学生和老师因为不太了解英语、法语、汉语等语言，对国外学术几乎一无所知。教授们也对学生采取家长制态度，使得年轻人不必要地胆怯。
我的第一反应是尴尬地拒绝。西方的教授们几乎没有生活情趣。他们的价值观客观、严肃、得体，而且——至少表面上——不出风头。他回答说我已经在爱尔兰、英国和美国接受过教育，而且我的田野调查涵盖了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尽管我在美国任过教，但我的观点却与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观点迥然有别。所有这些将帮助日本学生基于不无裨益的比较进行思考。他希望我们联袂而行。我将按照远藤千惠女士和他本人拟定的大纲写出一个初稿，而他将翻译我所写下之文字。他会来我家待上一个月，让我解释难以理解的段落，更正各种错误，帮我润色文字，以及为我介绍日本的教育。
我最终投降了，因为加藤刚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工作非常努力，是唯一能够执行这个计划的日本学者。我默默安慰自己说，至少我永远不会看即将面世的这本书。但我将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与日本学生直接交谈。本书是在2009年出版的，非常雅致，远藤千惠女士和加藤刚甚是欣慰。
从一开始，我弟弟就力劝我出一个英语版本，但每次我都拒绝了。但是，到了2015年，我因为多种原因改变了主意，尤其是次年我就年届八十这一事实。2009年退休以来，我一直在勉力而为的工作与我的“事业”几乎无关，包括泰国杰出电影导演研究《暹罗乡村黑暗势力的恶化》(The Decay of Rural Hell in Siam)、民间传说在菲律宾革命中的作用、广告不断演变的意义等等，还包括各种翻译和一位了不起的华裔印尼记者、历史学家的立项传记。这些全都与日本的教育没有太多关联，高校在英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衰落除外。更不用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惨状。
然后是“英语”的问题。一切讹误、种种乏味、记忆差错、愚见蠢事和时常无聊的笑话，责任悉数在我。
因此，这本经历相当曲折的小书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翻译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妄自尊大的地方主义的危险，或者说忘记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相关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