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命运以不同于我之前所预期的方式显现了出来。没过多久，我就被康奈尔怡人的自然环境迷住了，就被乔治·卡欣聚焦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讲座课程迷住了。第一年康奈尔生活结束之前，我意识到我已然最终决定我愿意奉献终身之事：当教授，做科研，写作与教学，在学术和政治取向上追随卡欣的脚步。随后我会进一步谈到卡欣，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且是个充满信念和活力的人。
因此，我留了下来。我母亲很高兴我终于安顿了下来，尽管她对我远离她、远离我的弟弟妹妹有所抱怨。因此，我差不多每周都给她写信，并且每年圣诞节和暑假都回家。她也经常给我回信，西莉亚姨妈给我寄来了剪下的填字游戏，它们通常比美国的填字游戏更难完成。
虽然我刚到康奈尔不久便被卡欣关于东南亚的讲座吸引了，但我却花了数月的时间才适应美国的研究生生活，甚至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明白，因为有东南亚专业，康奈尔大学在当时是个多么独特的地方。为了解释这种独特性的本质，我们必须暂时放下康奈尔，思考美国人所谓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突然崛起。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即使它的全球经济扩张政策是侵略性的。人们会记得，尽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做出了巨大努力，美国还是拒绝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美国只有菲律宾一个重要殖民地，而且它自己作为一个前殖民地，经常尴尬地参与“欧洲”和日本殖民帝国主义的游戏。到1930年代中期，菲律宾将于1946年独立的日程已经被设定了出来。美国有一支庞大、现代的海军，但其陆军和空军却无足轻重。根据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国的直接政治干预主要局限于它所谓的“自家后院”：中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部分地区，以及一大块太平洋地区。美国学界观照了这一大方向。因为很多美国人的根在欧洲，又因为欧洲学术的声望很高，所以有大量美国学者研究西欧的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苏联也有人研究，因为它被视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敌人。在亚洲，受到普遍关注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研究后者主要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它即将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的军事力量抗衡。就中国而言，早期的浓厚兴趣是被大量美国传教士激发的，他们自19世纪末以来就在那里工作。1940年代末，随着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很多中国学者到了美国，包括反动的和自由派、一流的和平庸的，大大增强了汉学的影响。不同于来自日本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他们中很多人都抱有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与思想观念相似的美国亚洲问题学者联手，他们后来成为美国亚洲学术团体中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派别。
有人做了一些关于印度的研究，但受欧洲东方主义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为梵语学者所阅读的书籍，而不是关于当代印度殖民地时期的著述。除个别人类学家之外，几乎没有人研究非洲、中东、中亚或者东南亚。就东南亚而言（菲律宾除外），重要专家的数量屈指可数：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研究巴厘岛（Bali）、科拉·杜波依斯（Cora Dubois）研究阿洛岛（Alor），以及鲁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研究马来半岛（Malaya）。迟至1958年，我开始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学习，这个小系为研美学者（Americanist）所支配。一位教授负责苏联，另一位教授负责西欧。乔治·卡欣负责整个亚洲。没有人讲授拉美、东欧、非洲或者中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了一切。美国突然成为了世界霸主。德国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英国和法国虽然属于战胜国一方，但都被它们的参战费用榨干了，以致它们作为世界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急剧衰落。到1960年代，它们的殖民帝国已然基本消失。唯有苏联尚在，但它依然是一个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强国。尽管美国曾置身于国际联盟之外，但它现在变为联合国的核心组织者，其标志是联合国总部地处纽约。在这些新的情势之下，势力比以前更大的美国精英们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世界上很多他们期待在其政治中起关键作用的地区，他们知之甚少。自从去殖民化疾风暴雨般在亚洲，稍后在非洲爆发以来，愈发如此。
区域研究在战后美国的出现，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新霸权地位。政府开始把大量财政和其他资源投入到对西欧之外国家的“当代”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中，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研究的投入则要少得多。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对于政策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尤其是关于依然被理解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或真实或想象的威胁。在这一轮学术扩张中，驱动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但是，很多大型私立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置了政府的“政策”聚焦。
这些基金会的高级官员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他们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长期执政之下成长起来的，其思路比政府官员更加开明，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沉迷于反对“世界共产主义”。他们中很多人都坚信更加深入的、基于历史的学术的重要性，这样的学术更有可能在开放的大学健康发展，而不是在政府相关机构。他们也更清楚长期规划的必要性、建设足够多的学术图书馆和高效教授“二战”前少有研究的语言的紧迫性。
西方人眼中的“东南亚”是怎么样的呢？长期以来，中文书面语一直有“南洋”一词，它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术语，意思差不多是“南部地区”，但也意味着“水域”。因此，它表示可以从水路或者海上航道通达的北京以南地区。在不同时期，它可以意指中国境内的东南沿海各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但并不意指陆路通达的缅甸和老挝。在日语中，它的同源词“南方”（nampo）在明治时期获得了一种更加清晰、更具政治色彩的含义，不但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东南亚，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当作托管地统治的很大一部分西太平洋地区。
第一个在完全现代的意义上使用术语“东南亚”的西方学者是杰出的缅甸专家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1941年，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出版了《东南亚的进步与福利》(Progress and Welfare in Southeast Asia)。但是，决定性的变化是在“二战”期间出现的，即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东南亚战区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的建立，那是一支旨在“解放”除美属菲律宾——它由华盛顿负责——之外的整个东南亚的盟军部队。东南亚战区司令部不但（短暂地）恢复了英国在缅甸、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殖民统治，而且为荷兰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类似努力，提供了重要帮助。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司令部被撤销了。
稳定而普遍地使用“东南亚”一词最初是从美国开始的，就像之前的日本一样，美国企图支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各欧洲帝国一直满足于在内部瓜分这个地区，于是它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它们自己的殖民地。这一重大政治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学术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战前，关于东南亚不同地区的最优秀的研究，差不多全是出自有学识的殖民地官员，而不是宗主国大学的教授。这些官员生活在某个殖民地长达数年，经常对当地的当代或者古代语言有所了解，有时候娶了当地妇女或者与她们有染。（一小部分人是同性恋者，但必须尽可能地掩饰这一情况。）他们往往把自身的学术工作视为一种业余爱好，主要对考古、音乐、古代文学和历史感兴趣。总体而言，这些是他们可以自由发言的领域。从事政治和经济研究并没有这样流行，因为作者们往往必须听从殖民政权。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通常只研究一个殖民地——他们被分派去的那一个——对其他殖民地几乎没有兴趣或者了解。大学者约翰·弗尼瓦尔撰写过一部有条不紊的、基于比较方法的著作——讨论英属缅甸与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政策与实践》(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但他是直到离开官僚机构之后才开始写作的。因此，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关于东南亚的美国好书依然非常罕见，以致我这一代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学者型官员，前提是必须学会用法语或者荷兰语阅读。关于缅甸，我们都读弗尼瓦尔和卢斯；关于印度支那，我们都读穆斯和戈岱斯；关于马来亚，我们都读温斯泰德和威尔金森；关于印度尼西亚，我们都读施里克、皮若和范勒尔。[4]
这种模式在战后美国几乎彻底颠倒了过来。从那以后，关于这个地区的学术差不多全是由教授和研究生完成的，他们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官员的经历。他们的职业与繁忙的日程意味着他们很难在这个领域花费任何真正有效的时间。第一代人中很多从来就没有牢固地掌握这些语言，比如缅甸语、越南语、高棉语（Khmer）、他加禄语（Tagalog，即菲律宾语），甚或泰语和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语。很多人确实娶了东南亚妇女，但他们通常是把妻子带回了美国。
学科重点也发生了一大变化，反映了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政治学变得非常重要，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学，然后是人类学（华盛顿对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非常感兴趣）和近代史。对文学和艺术的真正兴趣则难得一见。
美国图景的另一特征也值得简要提及。除了菲律宾以外，美国基本上没有学者们可以着手研究的殖民地档案，这自然就鼓励了对当代的聚焦。在英国、荷兰和法国，大量的帝国殖民档案是一种重要资源，因此，长期以来，甚至是在去殖民化之后，年轻一代的荷兰学者主要研究印度尼西亚，法国学者主要研究印度支那，英国学者主要研究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而且研究的是历史问题而不是当代问题。欧洲学者花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才在智识和体制上适应美国人所倡导之物。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始于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倡议的为专业性的学术工作创造必要的体制空间。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耶鲁（1947年）和康奈尔（1950年）这两所大学获得了创办跨学科的东南亚专业的大量资金和体制支持，包括设置新的教授席位、建立图书馆、设立专门的语言培训课程，以及提供田野工作津贴和研究员席位。
选择这两所大学首先是因为它们在初创的艰难时期有可以利用的领导人才。康奈尔大学这个专业的首任主任是人类学家劳里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他在1930年代研究过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但战争期间被临时征召进了国务院，被分配去研究东南亚。他对“未被殖民的泰国”产生了特殊兴趣，回到康奈尔之后建立了康奈尔现代泰国项目（Cornell Modern Thai Project）的分支研究。
夏普聘请了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约翰·埃科尔斯（John Echols）是一名语言学教授和语言学家，熟悉12门以上语言，原本对斯堪的纳维亚感兴趣，“二战”期间被安置在瑞典中部搜集情报。战后他变得对印度尼西亚非常感兴趣，编撰了第一部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Indonesia）—英语词典。正是他大大发展了康奈尔的东南亚语言教学，最终这所大学具备了教授该地区所有主要方言的能力。埃科尔斯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康奈尔图书馆里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东南亚文献收藏，在没有任何个人经济诱因的情况下，将其余生奉献给了这一艰巨任务。为什么被招进本专业的教师极少流动到其他大学？为什么一流的学生成群结队来到康奈尔校园？这里的藏书是主要原因。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乔治·卡欣，也是一位不同凡响之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里，他在哈佛读本科，并开始变得对国际事务非常感兴趣，包括远东的国际事务。如果说夏普和埃科尔斯并不非常关心政治，那么卡欣则相反。在珍珠港遭袭之后，他旋即在政治上变得活跃了起来，这明确显示了他的进步思想和个人勇气。偷袭激起了针对沿西海岸而居的日裔美国人的暴力回应，“二战”期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抓了起来，关进可怕的集中营。西海岸那些寡廉鲜耻的种族主义商人趁机拒绝还债给敌侨，导致他们的命运雪上加霜。卡欣联手一位令人钦佩的贵格会教徒，倡议使用法律和其他手段强迫这些人还债，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让这样的行动看起来很不爱国。
当年轻的卡欣加入美国陆军的时候，他受到的训练是被伞投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日军后方。无需赘言——如果有人了解五角大楼的话——他最终却被派往了意大利。但他的训练让他对印度尼西亚产生了持久不变的兴趣；复员的时候，他作为研究生回到了学校，于1948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为政治研究而进行田野调查，当时正值印尼为独立而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期间。他成为了很多著名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密友，设法闯过了荷兰人的防线去访问群岛的很多地方，给美国报纸发回了亲印度尼西亚的文章，后来又游说美国国会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
1951年，卡欣来到了康奈尔，不久后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与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关于当代东南亚政治的第一部美国学术大作。对康奈尔而言，他是至关重要的新成员。因为当时美国对东南亚的关注主要是政治方面，而他是一位政治学家，因此很多年轻人有志于在他的指导之下学习。不幸的是正赶上麦卡锡时代最狂热的时期，卡欣在国务院的右翼敌人编造了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很友好的虚假理由，收走了他的护照长达数年。
因为夏普的支持，卡欣帮助把另外两位重要的而且完全不同的人物招揽进了东南亚专业。一位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弗兰克·戈利（Frank Golay），他在“二战”期间被征召进了海军情报处，培养出对菲律宾的兴趣。他是正统的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相当保守，但他的学科是重要的，他对菲律宾的关注是切实的，他是一个好老师。第二位是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一位真正浪漫且非凡的女士。她出生在里加（Riga）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成长于沙皇俄国末年，所以她的母语是俄语。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全家迁到了瑞典，她最后成了一名舞蹈记者和报纸评论员，尤其是芭蕾舞，最初是在巴黎，后来是在纽约。
她丈夫在一场离奇的事故中丧生，之后她和朋友一起开启了一次东方之旅。但在荷属印度尼西亚期间，她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迅速地把爪哇舞学到了熟练的高水平。她还爱上了才华横溢的德国考古学家威廉·斯图特海姆（Wilhelm Stutterheim），并通过他获得了关于印度尼西亚被殖民前文明的全面认知。后来，悲剧在她的生活中重演。1940年春纳粹入侵荷兰之后，斯图特海姆，连同殖民地的所有其他德国人都遭到了拘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荷兰殖民政权决定把被拘留者迁往英属印度。但斯图特海姆所在的轮船在苏门答腊海岸被日本飞机击沉了，船上的所有人都命丧黄泉。
回到美国之后，克莱尔被招募去教年轻的外交官和情报官员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她一直干到了麦卡锡时代，麦卡锡时代让她怒不可遏，情绪低落，所以她辞了职。卡欣早就和她相识，抓住这个机会把她请到了康奈尔，她留在了那里，直到1970年去世。她没有学历，因此不能成为教授，但她是一名优秀的印尼语老师，是殖民地社会、印度尼西亚文化和表演艺术的活字典。她是这个专业中唯一真正在东南亚某地生活过多年的成员。她也是唯一的女性，唯一真正对艺术感兴趣的人。
耶鲁大学的东南亚专业要小一些，但它有一些康奈尔不具备的优势。它的创始人是卡尔·佩尔策（Karl Pelzer），一位流亡的奥地利农业经济学家，曾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工作过，专门研究殖民地的大种植园。但关键人物是哈里·班达（Harry Benda），直到他英年早逝；班达是捷克犹太人，年轻时曾在战前的爪哇从事过商业工作。日据时期，他被关进了集中营，九死一生。1946年获释之后，他投奔了美国，最终在康奈尔写就了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他是卡欣最早的学生之一，尽管他年纪稍长。他的政治学学位论文丝毫没有妨碍他在耶鲁成为历史学教授，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那时学术生活的流动性。
佩尔策和班达赋予耶鲁的这个专业以一种“欧洲”文化和视野，相比而言，康奈尔更加“美国”。但两个专业彼此相距并不算远，驱车可达，教员之间相交友好；到我来到康奈尔的时候，两所大学在暑假期间轮流主办了极为出色的语言学习班。
四位老师对作为研究生的我影响至深，他们构成了一个极其多样的性格、天赋和兴趣的组合。克莱尔·霍尔特和哈里·班达是我的欧洲同胞，对历史和文化非常感兴趣。班达有着天才的大脑，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人生观，以及不安分的秉性。他致力于自身思想的“不落陈套”。他忠于美国，但从未真正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克莱尔·霍尔特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在她家里度过了很多时光，向她请教艺术、舞蹈、考古和爪哇人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一起朗诵俄罗斯诗歌。她完全没有学术派头，让我也不致太沉湎于学术文化。
卡欣和埃科尔斯是两位毋庸置疑的美国绅士，善良、温和、正直，对他们的学生全心全意。埃科尔斯把我引进了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让我对词典产生了历久不渝的喜爱。直到今天，在我的私人图书馆里，我最喜欢的那个书架还是只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词典。我每次看到以他命名的难以置信的图书馆藏时，都会想起他的无私奉献。卡欣在政治上形塑了我，包括他的进步政治、他对国内和世界其他各地正义的激进坚持，以及他对真正分歧的容忍。
夏普和卡欣都是聪明的学理型政治家，意识到了按学科设立院系在美国大学的影响力。他们也比耶鲁的佩尔策和班达更好地认识到，东南亚专业的发展和稳定取决于将新教师在智识上、经济上整合进系里。在美国，新聘的年轻教师要先试用六年，在此期间他们很容易被开除。至迟在第六年，他们将接受关于教学和论文发表记录的全面审查。倘若通过审查，他们就在级别上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被开除了，除非因为犯罪活动或者严重的性丑闻。
因此，夏普—卡欣式策略涉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能够通过展示令人信服的学术资格而获得终身教职的年轻人。（通常，各系并不如此对东南亚感兴趣。）找到这样的年轻人之后，他们就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经费给这些年轻学者开几年工资，条件是如果他们从学科视野来看做得好，就会被转到院系的常规薪酬预算里。第二阶段是确保这些年轻人大量承担与东南亚无关课程的本科生教学。以我为例，我讲授过诸如“社会主义的传统”、“英联邦的政治”、“军方的政治角色”、“政治与文学”等课程。虽然这牵涉很多工作，但它让这个专业避免陷入孤立与东方主义。关键的一点是，这个专业的每名教师都应具备一门学科的扎实基础，并能够讲授很多别的课程，而不仅仅是东南亚。
要在1950年代实现这些目标依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情势在196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俄罗斯人先于美国人把宇航员送入太空，这一成就让美国很多在政界势力强大的人士和机构焦虑不安。这次丢脸的部分原因被归结为美国高校发展迟缓。但是，更加广泛的焦虑同时存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印度支那不断加剧的危机、南亚的战争、中东的不稳定等等。从大约1960年开始，大量资金以奖学金、语言课程等形式投放进大学。类似康奈尔东南亚专业这类的区域研究开始第一次从政府那里获得大笔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