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他永远默默地在电视报上划出所有我的节目，到点儿必看，不管重播多少次。烦人的是他光自己看还不行，非拉着我娘一块儿看，一遍都不能落下。
我爹今年快80了，生活规律，身体健康。每天下午5点打开收音机，躺床上听点儿小道消息，吃完晚饭，按时收看《新闻联播》。除了这点儿事，就是担心我，仨孩子里就我爱兴风作浪。
每当听说有关我的负面消息，他就很恼火，跟我辩是辩非。不管我怎么解释，我爹都是这一句：“你怎么就这么不省心？怎么就不能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
有父如是
我出生之前，我爹已经有两个闺女了。我娘遵照党的方针指引，没日没夜地搞“社教”。正事儿也没几件，就是一群老娘儿们咋咋呼呼。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相互嘀咕：闲着也是闲着，生个孩子得了！
于是妇女们不顾老公的劳累，开始了下一代的“制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娘有一天告诉我爹：“咱有了。”
我娘有个朋友，是妇产科大夫，做完检查，高兴地告诉我娘：“是个儿子！”
算起来，大姐比我大8岁，二姐比我大6岁。我爹我娘根本没征求我意见，就这么把我造了出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医生把我从产房里抱出来，跟我爹照了个面，我爹喜极而泣。
他一溜烟儿跑到了大街上，干吗？给我娘买礼物。今天她立了头功！
东街走西街，不知道买什么好，最后买回来一个肥皂盒。
20年后说起这一段，我娘还在笑我爹“不靠谱”。
我爹一生满怀未竟的理想，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从形式到内容都精益求精。比如他让我从小头顶“三七开”，打头油，头缝细而笔直，发丝服服帖帖。我们站一块儿，就是电影《包氏父子》里那爷儿俩。马褂、怀表、小分头——在他心目中这是文化人的范儿。
还有一些观念，完全不合常理。我七岁那年，有一天肚子疼，疼了一宿，满身大汗。我爹果断地说：“送医院！”我被扛到医院，送进病房，检查结果是“急性阑尾炎”，要立刻切除。换上病号服推进手术室，也不知为什么，突然就不疼了，我脱了蓝条褂儿直接溜回了家。
回家以后我爹开始给我讲道理，说这个阑尾啊，得割。有本书上写的，在英国，凡是贵族家庭，讲究点儿的，小孩儿都割阑尾，更别说我这还是个发炎的阑尾。
我当时小，没跟他争，后来懂点儿事了，才又提出来跟他讨论：阑尾它招谁惹谁了？父精母血，人身上哪个零件没用？再说了，咱又不是贵族，管人家贵族什么样呢。
我爹曾经跟我说：“小咏，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吧。”我当时正忙着呢，回了一句：“没心思。”他就没讲下去。
我只知道我爹年轻的时候在兰州一家中药店当过学徒，表现不错，19岁那年被派到上海进修，见了不少世面。再回兰州，就感觉呆不下去了，第二年又来到上海，投奔一位堂兄。堂兄在位于南京东路的“达仁堂药房”工作，给我爹也谋了份差使——坐在药房里的高台子上，抄方子，记账。
我爹在那里练出一手好字，药堂里一直保存着他写的笔记，直到几年前被拆迁。后来我上了大学，我爹要求我给他写信时，也一律用竖排繁体，导致我直到今天也不大会横着写字，怕弄错行。
1951年秋天，我爹离开上海，报考了兰州铁道学校，专业是会计。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娘（真老土），我娘小他7岁，当时念的是兰州师范学校。两个年轻人相爱，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我爹毕业以后，响应号召，分到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任党委秘书，属于核心部门成员。1952年“兰新铁路”动工，他也随指挥部一起，跟着铁路向新疆挺进。我娘和其他家属先迁到了乌鲁木齐。
我爹很瘦，我这体型就是打他那儿遗传来的。
刚到那儿，我娘闲得没抓没挠，就报考了乌鲁木齐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当了地方上一所小学的老师，语文、数学、体育都教，还是她所在地区的女子篮球队教练。从学科安排上，您就能看出当时的教育资源多么匮乏，同时看出我娘有多能干，说起来也是“双学位”。
1958年，兰新铁路经达坂城穿过天山，修到了乌鲁木齐市，我爹我娘终于团聚了。我爹属羊，我娘属虎，这一羊一虎，凑一块儿过得还挺美。我娘贤惠，家里家外都打点得好。爹的生日是在10月，他常喜滋滋地说：“我这个羊好，秋后的羊，有草吃！”
我爹胃不好，对吃的东西很挑剔。还好，当时我们家条件还过得去。饭、菜端上来，他觉得喜欢就吃，要是不喜欢，“啪”，筷子往桌上一拍，走了。我娘就得去厨房重做。
儿时记忆里，我爹是个“夜猫子”，今天的我也成为夜行动物，或许是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半夜醒来，总看见他的书房亮着灯，没完没了地誊写稿件。近几十年，《新疆年鉴》中铁路发展史的部分，全部是他的署名。
纸篓里写废了的稿纸都只有一两行。只要错一个字，我爹就撕了重写，而且撕得整整齐齐。这副“轴”劲儿，如今完完全全地遗传给了我。每当看到我坐在沙发上，把一张废纸整整齐齐撕成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整整齐齐摞好，再撕下一张，哈文就大呼有病，十分不解。
我爹喜欢养花，在阳台上养了几株茉莉，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粗。一种花开单层，香气袭人；一种是双层的，好看，但气味很淡。每逢花期，我家的茉莉开一茬便有600余朵——我爹一朵朵地数过。这一茬谢了，下一茬又接上。
茉莉花开时，家里总是高朋满座，我爹的书法家朋友、画家朋友全来了，不喝茶，只泡花，趁着兴起，挥毫泼墨。
泡不完的，我娘怕浪费，就采下来晒干。先把茶叶筒里的茶叶倒出来，又一层茶叶一层花的铺进去，下一年随时可以泡来喝，怡神醒脑。
花是我爹的心头肉，只要谁说一个方法能让花长得好，他一定要试一试，比如用臭鸡蛋水给花施肥，屋里臭得都呆不住。花要是有什么闪失，我爹能伤心好一阵子。
有一回我们搬家，那时候也没有搬家公司，就是请几位朋友帮忙，然后招待人家吃顿饭。我爹养的一盆米兰被放在了大衣柜后面，谁都没想起来。过了好几天了，我爹才想起米兰上哪儿去了？左找没有，右找没有，最后才从柜子后面找出来，已经枯死了，新疆气候太干。我爹当时就震怒了，又不知道这气该对谁撒，一巴掌推倒了大衣柜，摔得四分五裂。
“老疙瘩”给宠坏了
我爹骨子里追求“儒士之风”，但这一点似乎没有写进我的基因密码。作为家中独子，我很受宠，要月亮不能摘星星。两岁以前，我几乎脚不沾地，俩姐姐轮流背着抱着。再加上遗传了爹的倔和轴，从小乖张跋扈，蛮不讲理，一切享受都是理所应当。
之前，爹娘不以为意，就这么一个儿子，老疙瘩，能宠则宠吧。我爹突然发现儿子管不了了，是在我4岁那年。
那天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围坐在客厅里聊天。我在街上玩儿，突然想撒尿。我有洁癖，从不在外面上厕所，所以一直憋回家。进门一看，卫生间有人，真烦。当时我急啊，顾不得那许多，直奔沙发旁边的痰盂，掀开盖子就来了一下，完事儿提上裤子就走，周围的客人根本甩也不甩。
又出去疯玩儿了俩小时，再回家时，客人们都走了。客厅里只剩下我爹一个人，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煞是吓人。痰盂敞着盖儿，就摆在他脚边。
见我回来，我爹指着痰盂儿，一字一顿说：“给我盖上。”
我自知惹祸了，但又死犟，站着不吭声，还一脸大义凛然。
“给我盖上。”这几个字是从紧咬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凭什么盖啊！谁让他们占厕所的，讨厌！”我佯装无畏，其实心虚。
“你简直毫无廉耻！我再说最后一遍，给我盖上。”
“不盖！”
“盖不盖？”他站起来，向我走近一步，揪住了我的耳朵。
“不盖！”
“你再说一遍？”我爹下手真狠，不但拧，还往上提。
“不盖！”
“再说？”
“不……”
我们一家
据我娘形容，我被提溜得马上就要两脚离地了。她见势不好，急忙一路小跑过来，躬身拿起盖子，“砰”，把痰盂盖上了。“有话好好说不行？就知道揪孩子耳朵！”
我爹从来不打我，怕打坏了，就这么个老儿子。揪耳朵是他对我最狠的惩罚，可又常常不奏效，因为我吃软不吃硬。这也是他惯的。
高中三年，我叛逆到了极点，跟我爹完全无法对话，横竖不对付，张嘴就是吵。那时候两个姐姐都已经长大成人，我娘的精力除了忙工作，就是用来调解我们父子关系。
能吵到什么地步？除了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还得是我娘在场，其余时间我娘不敢让我们爷儿俩单独碰面。就说吃饭，我妈炒好一盘菜端上桌，招呼我们开饭，然后就得赶紧地去炒另一盘菜。爷儿俩脸对脸的时间超过3分钟，就得拍桌子瞪眼。
现在想想，为什么啊？我也说不清楚了。直到我自己也当了爹，才觉得挺对不住我爹。当年他激动得满大街买肥皂盒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儿子是个讨债鬼，老天专门派来和他作对的。
高三毕业，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我爹不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就借口说要去北京开会，和我一起登上了70次列车。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疆，甚至连天池和吐鲁番也没有去过。我趴在窗户边上看了一天一夜没合眼。窗外总是茫茫戈壁，延绵无际的沙丘。我的内心同样如是，似乎什么也没想，却又总也不能平静。
终于离开新疆了。过去的三年，我每天都在觊觎“外面的世界”。我正青春，我很叛逆。一点点大的商场，一点点大的邮局，一点点大的饭馆，一点点大的学校，我早受够了。我甚至收拾好一个旅行袋，塞在床底下。每天都研究地图，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就启程。
火车轰隆隆一路向前，窗外的风景一成不变，诠释着国家的地大物博和地广人稀。我手里拿着地图，不断地向远方看，找下一站在哪儿。最羡慕的就是途经的小站上孤独的摇灯人，一个人，浪漫无拘。我很庆幸，自己从此要去见识广阔的新世界，更庆幸的是之前并没有背上行囊孤注一掷，否则流浪到了大戈壁，能不能活着回去都是个问号了。
“看看看，看了一路还没看够，有什么可看的？”爹吃着泡面，很不耐烦。他特烦我装深沉。
看我爹一脸严肃，就知道我这﹃老疙瘩﹄没少让他操心。
“我就觉得好看，你看不惯就自己睡觉呗。”我翻着白眼说。
又来了。我们俩当时都挺习惯这种对话方式，说什么都带着股火药味。
从乌鲁木齐到北京，3774公里，经过三天三夜，车到北京，正是晚上。我们从北京站打了辆人力车奔东单，住在中国铁道出版社招待所，社长是我爹的好朋友。安顿下来，马上打电话给娘报平安。我娘千叮咛万嘱咐就这一件事：你俩千万别斗嘴。
挂上电话，我爹要带我出去逛逛，看看天安门。出门碰上个煎饼摊，北京特色，1块钱一个。我爹说，咱尝尝。又特别嘱咐那小伙子：“给我儿子摊俩，纯鸡蛋的，不放面。”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俩人仨煎饼，一共花了5块钱。
啃着煎饼果子，我们一路溜达着奔天安门广场。过去只在课本里见过天安门城楼，如今终于见着真的了。长安街两旁的便道上铺的都是各种花色的小方砖，这挺新鲜，原来没见过。我手捧煎饼，踩着小方砖“啪啪地”往前蹦。一边蹦就一边发上了感慨：“爸，你看我将来毕业了，有没有可能留北京？”
我只是随口一说，我爹却很不满意，“你想什么呢？给我踏踏实实的，先把书念好！再说了，要留就留上海，那才叫大城市！”言语中满是一个“上海人”对北京的不屑。
我不服气，又扯东扯西地跟他争执一番。这叫啥事儿啊？还没去学校报到呢，先为毕业以后的事儿吵上了。吵完了心里都不痛快，一直到睡觉，再也无话。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偷偷溜出门，干吗？革命从头开始！
留了十几年“包氏父子”的小分头，腻歪了。我跑到位于金鱼胡同33号的四联理发馆——这是头天晚上偷偷向服务员打听来的，剃了个当时最流行的高仓健的板寸。
顶着板寸回到招待所，进屋时我爹刚起，坐在床边上，看见儿子变了个人回来，惊得瞠目结舌。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半晌只眨眼不说话，待到回过神儿来，直接扑向电话机，拿起话筒“哗哗”拨号。
“喂？喂！”简直气急败坏。
“大早上的，又怎么啦？”那边儿传来我娘的声音。
“你知道你儿子干了什么吗？”我爹咬牙切齿，像仇视阶级敌人一样仇视着我，“你儿子，剃了个平头！！！”
不等他告完状我就嚷嚷开了：“剃平头怎么了？我不爱留分头，每天梳来梳去的耽误工夫！我想利索点儿，我想腾出时间好好学习，不行啊？”
于是乎我娘劝了这头劝那头，爷儿俩轮番接电话，做了半小时工作，这事儿才算勉强收尾。
干完一仗，正事还不能耽误。我爹带我上街，买齐了所有上学要用的家伙事儿，不锈钢餐具、脸盆牙刷、毛巾肥皂……挑的都是好的，贵的。但是余怒未消，一路无话。我也挺憋屈，不就理个发吗？这也犯得上动肝火？
东西买回来后，装在我姐结婚时置办的大箱子里，我爹帮我拖着，坐上312路公共汽车。在车上晃啊晃的，爷儿俩各看各的风景，各想各的心事。
汽车到站，正好停在广院正门。我们从校门进去，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找到7号宿舍楼。我爹怕我拿不动行李，弯腰一铆劲儿，自己把箱子扛起来直接上了二楼。我跟在他后面，想搭把手，犹豫了犹豫，没开口。
进了房间，我爹向宿舍里的同学一一打招呼，“他叫李咏，第一次来北京，请你们多关照。”
吵了这一路，终于到地方了。我也一下子挺直了腰杆，扬眉吐气，跟同学谈笑风生起来。我故意不理我爹。瞧见了吧？这一屋子都是板寸，就您一个分头！
我爹见我和大家挺融洽，放下心来。“那我走了。”
“行行，您走吧，赶紧走。”可算解放了，我推着他向外走。
我把我爹送到楼下，连楼门都没出，“爸您快走吧，走吧走吧！”
我爹也对我说：“回去吧，回去吧。”
去大学报到，当天早上刚剃的平头。
一边说，一边独自朝校门的方向走去。走两步又回头，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回去。我也不含糊，拼命朝他摆手，恨不得让他赶紧消失。
我爹终于走远了，我特高兴，连蹦带跳回到了宿舍里。
后来，当我在大学校园里给爹娘写第一封家信，回想起这一天，回想起爹的背影，我哭了。那封带着泪痕的信至今还保留着。我爹把我所有的信，都一页一页粘在白纸上，装订得整整齐齐。
又过了很多年，我做了电视导演。一天，正在编片子，剪一个“慢动作”，我爹的背影又突然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眼前———
他很瘦，一个人慢慢向前走，心里想着儿子的未来，也可能是儿子的过去。一阵风吹来，他的衣服扑簌簌地抖，显得那么孤独……
我的眼泪再次“哗”地冲出眼眶。
19岁的我，怎么那么没心没肺？怎么那么浑蛋轻狂？我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甚至得意忘形！是故意气他吗？ 自以为满腹委屈，其实我根本就是个不良少年！
那天爹说：“儿子，今天你可以喝酒，因为你长大了。”
我爹是很好的一个人，这是我现在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少年都无法绕开这段经历，冲撞到和解，叛逆到回归。为那个背影，我将愧疚一辈子。
大一暑假，爹娘早早做好准备迎接儿子。我从火车站坐车回家，一进门，桌上饭菜都摆好了。我娘招呼我赶紧放下东西，洗了手坐下。
我爹开了一瓶啤酒，倒满一杯，放在我面前。
“儿子，以前我不让你喝酒，今天你可以喝，因为你长大了。”
那顿饭我没吃下去，哭得一塌糊涂。
你咋就不能让我省点儿心！
大学毕业那年，走了狗屎运，误打误撞进了CCTV，还是唯一一个播音员名额。这在北京都是件挺大的事，别说在老家了。消息传到边疆，当即轰动，亲朋邻里都知道“老李家的儿子进中央了”。
几年以后，再踩一脚狗屎，《幸运52》使我一夜成名。家里摆上了流水席，有的朝贺道喜，有的申请救济，再有就是过去没平反的也来申冤，“托你儿子向中央说说情。”全国各地的记者采访完李咏还得采访李咏的爹娘：“请问您是怎么把儿子培养成才的？”
弄得我爹娘是又高兴又烦恼。高兴的是活这么大岁数没接受过记者采访，烦恼的是也没怎么用心栽培过我，只好编一些理论来应对，每回采访完都赶紧打电话问我：“这样说合适不合适？”
总之，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老公鸡老母鸡都待不住了，闹心。
我岳父岳母去世早，只看到我们结婚，却没等到外孙女出世，更没享到我们的福，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我和哈文商量了一下，把我爹娘接到北京，好好孝敬他们。
爹娘在新疆清净惯了，和我们一起过，嫌吵。于是我给他们单独置办了一套房子，离我家不太远，但凡有空儿，就隔三差五去看看。
我爹身体挺好，但我娘患上了严重的心衰，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家几乎不可能一起长途旅行。我为他们请了很负责任的保健医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打电话，提醒他们该换药了，该检查了。我还和小区保安混成了哥们儿，每天早上，我爹去买菜，他们都开电瓶车来接，或者知道老两口缺什么了，就帮忙捎回来。
只要对爹娘好的，我都愿意用我这张“熟脸”去换。
看望爹娘时我们一定是带上闺女的。赶上我工作忙，就派哈文和闺女做代表，给他们送些生活用品和零花钱。我们相信身教胜过言传。
一家人里，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他永远默默地在电视报上划出所有我的节目，到点儿必看，不管重播多少次。
据我娘描述，每次我爹看我节目，一边嘴角都挂着一丝笑。请注意，只有一边哦，那是他打心眼儿里在得意。烦人的是他光自己看还不行，非拉着我娘一块儿看，一遍都不能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