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一定都要体验，而且时时都在体验的体验，这在哲学上叫做“原体验”。
——今道友信
我自诩是CCTV的“娱乐底线”。从献身娱乐的第一天，就自觉肩负起探底的使命。老拘在别人打好的格子里，不好施展拳脚。
《幸运52》开播以后，我一直为一个问题苦恼：到底“耍”到什么程度合适？我尽说大实话，但是这么多年了，观众习惯了“规范”的电视语言，实话怎么实说，才能让他们既能接受，又爱听？
比如我能说自己脸长，那叫自嘲，能不能也拿别人的长相开涮？比如我管自家老婆叫“糟糠”，能不能管别人家老婆也叫“糟糠”？最担心的是一路奔着“通俗”去了，万一没搂住呢？
再有，站在堂堂CCTV的舞台上，我张牙舞爪，奔走呼号，飞卡片，送大奖，“耶！”就算多数老百姓爱看，也保不齐有人不爱看。万一哪天擦边球没打好，就歇菜了。
我琢磨着，得找块试验田试试水。这地方，首先不能太大，树大招风；其次得相对熟悉，容我放开了玩儿，拿花活儿练手。回到CCTV，只需将把式往里一收，不规范里透着规范，还是挺新鲜。
玩儿大发了！
1999年初，大连电视台隆重推出一台大型综艺节目，每周六晚100分钟直播。
主持人大家看着眼熟，有点儿像CCTV那个“幸运52” 。还真就是我。
尽玩儿悬的
节目成本很低，启动资金7万元人民币。
宗旨两个半字：疯玩儿！
大连城市人口100万，仅相当于北京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市民心态开放，最喜新生事物。那敢情好啊，我带你们玩儿呗！反正就咱自己知道，出点儿格也不碍事哈？
节目的核心还是中奖，老百姓嘛，还有什么比“实惠”更有号召力？
共设10个奖项，从199元到1999元不等。为了惊险、刺激，我一不弄商标，二不砸蛋，三不打擂台。我把它藏起来——一共10张奖券，正面是金额，背面是节目LOGO，就在这座城市里，找吧！
每次直播开始，我就首先公布10个“藏宝”地点。“想中奖吗？开始你的寻宝之旅吧。”现在就出发，只要您在100分钟之内赶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只要节目尚未结束，我当场给您兑现！过时不候。
节目中间是否精彩，在此不一一细表。就冲节目结束之前那千姿百态的兑奖大军，换了您是观众，舍得换台吗？
有的中年夫妇，穿着睡衣就来了，大概是藏宝地点离他们家近，怕换了衣服再去就被别人挖走了。
还有的年轻情侣正在逛商场，在电视里看见我的节目，哟，就在商场楼下，快跑！结果女孩儿跑断了一只鞋跟儿。
最离谱的一次，我玩儿大发了，居然惊动了当时的薄熙来市长，把警察都招了来。
损招是我出的。我派工作人员去藏宝，一份塞在胜利广场国旗旗杆的围栏基座底下；一份插在大连市消防队消防通道的大门缝里；其余的分布在市内各大五星级酒店，比如大堂假山旁边，某客房门口的地毯下面。还想在大连市政府门口哨兵的岗位底下塞一个，没得逞，实在没法儿靠近。
您听听这些地方，能不出事儿吗？可我当时就是一门心思追求纯粹，好玩儿。我只管守在演播大厅里兑奖，真没考虑别的。
那天晚上直播结束后，我才知道自己闯祸了。
节目进行到一半，藏宝地点已经公布，人们匆匆奔走在寻宝的途中。
薄熙来市长正陪同几位省市领导在胜利广场看夜景，周围突然热闹起来。怎么回事？诸位领导茫然四顾，好家伙，起初还是人声鼎沸，转瞬就成了人潮汹涌。几分钟的工夫，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2000多个男女老少，一起冲向国旗围栏，猛摇旗杆。
我的天哪！当导演向我描述这一盛况时，我肠子都悔青了，当即默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对号人座，琢磨这事儿该怎么定罪。
市长以为聚众闹事，又惊又怒，当即通过政府部门报警。武警战士们冲上前去，疏散人群，群众连连喊冤：“我们不是闹事儿的，李咏让我们到这儿来找奖！”
糟了，真玩儿大发了。
与此同时，市消防队门口也炸了窝。出动了几乎所有的消防战士，手挽手组成几道人墙，阻挡不断蜂拥而至的群众。而前面一拨人已经把大门给拆下来了，“李咏说了，大奖就藏在门上呢。”
这还了得？大连广电局局长、书记、大连电视台党组书记一行，匆匆忙忙直奔演播大厅，找不到李咏，先拿总导演是问：“艺术也要讲政治！”总导演也是我的制作人，百口莫辩，只好在心里埋怨李咏太出位。
是夜，我和制作人一块儿到了胜利广场，把国旗围栏周围清理干净，修补好基座的水泥。又连夜赶到市消防大队，向大队长赔礼道歉。
大队长大人大量，没让我赔门，修好就行了，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你们啊，真是太危险了！幸亏今晚没有火情，一旦耽误出警，你们违反的是《消防法》，懂吗？”
时任大连电视台台长王忠玲女士，见我蔫头耷脑，认罪态度尚好，没忍心再火上浇油，只说：“李咏，想点儿好法子，行吗？是，挺热闹哇，你想折腾死人是吧？”语气里，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没被警察带走，而只是接受了一番严肃的批评教育，端正了工作态度，强化了责任意识，也打消了下回在老虎滩底下埋一台电冰箱的念头。
所以，当我的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到38，其他任何节目跟我拼都是死路一条的时候，制作人那叫一个拽啊！总算没白跟着我担风险、受牵连！
赞助商排着长龙队找上门来了。
制作人问制片主任：“他干吗的？”
制片主任答：“× ×公司董事长。”
“是现钱吗？”
“今天星期六，支票没办法兑换，先定下广告位，下周一拿现金过来。”
制作人训斥道：“没现金怎么行？马上换掉！”
反正后面有的是人排队，怀里大包小包的现金。
我录制第一期节目，劳务费8000，除了个人所得税以及杂七杂八的开销，最后也剩不下什么。从第二期节目开始，费用涨到1000了，后来制作人说还能再涨，我说不用，够了。我也不是为挣钱来的。
不懂都要装懂
每周六早上7:20，我就赶到首都机场，8:05准时起飞。这趟便民航班其实没什么乘客，多则六七个，少则三四个，头等舱随便坐。我和北方航空公司的关系十分融洽，往返机票全免。他们说：“反正也是赔本赚吆喝，不差你这几百块。”为了方便我体验生活，机长还允许我戴着他的帽子，坐在驾驶舱里东摸摸西瞧瞧。我感觉这样的“便民”，才真正是便到家了。
飞抵大连是上午9点左右，车到电视台，跟各位导演一起碰流程。说是一起碰，其实导演一律没有发言权，只是在旁边听我号令。各个环节的设置和取消，我和制作人说了算。
“这节目谁的？”我问。
“我的。”某导演答。
“多长时间？”
“两分钟。”
我扫视一圈流程单，果断决定：“对不起，时间不够，拿掉！”
说老实话，我这底气也是硬憋出来的，不懂都要装懂。如果我不迈出这一步，就永远不知道其中的玄机。
每次直播前几小时，工作人员都将当地最近一周的报纸整理好给我，我要迅速浏览。因为100分钟直播里，差不多前40分钟都是我一个人的脱口秀，我必须了解当地新闻，有共鸣点，跟观众才有的聊。很多时候做完节目，我也在大连多呆一天，到处呼朋引伴，走走看看，多些对这个城市的感受。
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耽误过一分钟甚至一秒钟。我和制作人一起对表，正点开始，正点结束。
那一年也有很多啼笑皆非的遭遇。
600平米演播大厅一共有6个摄像机位，用行话讲，叫6个“讯”。这样我就可以多几个说话的方向，省得您老从一个角度看我，怪烦人的。可是一次直播到了后半段，我就纳闷儿了，怎么只有一个摄像机在现场追着我。我在舞台上前后左右乱跑，它就在底下七弯八拐地跟。那时候还没有“耳反”，我听不见导播的提示，只好自己找其他几台机器。可是找来找去，确实只有跟着我的这台亮着红灯。
后来才知道，另外5个“讯”集体罢工了。因为大连电视台挺长时间不直播，设备老化得厉害。这不麻烦了吗？原来说好六个人来看我表演的，前后左右我都想好怎么照应了，到了只来了一个。一方面怕机位太单调，我老得换换位置。另一方面又怕动作太大，一激动走过了。
有的设备老化，它就罢工，还有一些设备，越老越勤快，该不该干活儿它都干，比如那个烟感。
一次直播中间，我正在采访嘉宾，旁边放着白烟儿烘托气氛，烟儿猛了，突闻“唰”的一声，房顶的烟感居然喷出水来，而且专朝我这个方向喷。
我浑身一激灵。您当是演话剧呢？还人工降雨！我西服背后全湿透了。因为灯光的角度，观众看不见水浇在我身上，还赞不绝口： “这次舞美真漂亮！”
我面不改色，坚持着调侃完毕，说：“插播一段广告，稍后马上回来。”随后节目组全体人员都冲上台来，一块儿擦地。观众这才明白，哦，刚才那个不是“水幕”啊？赶紧也上来帮忙。
真有要跟我拼命的
关于我的争议，其实从这时已经悄然开始。
当这档节目播出将近一年的时候，我曾在大连电视台举办过一次小型研讨会，探讨节目未来发展。前CCTV副总编陈汉元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徐舫州教授、凤凰卫视节目总监宋南男先生都应邀出席，观看了一些节目经典回放。
那段日子里，我一再试图跃出传统的话语形态，拼命冒泡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也说，我不做先挨刀的，谁先挨刀？看完节目，他们一致的评论是：“李咏，你太狠了！”宋南男补充：“你这样儿，要是在CCTV，死定了！”
喜欢我的观众，那是真喜欢。
记得第一期节目在大连电视台播出以后，第二天，《大连日报》头版便向所有市民提问：“你喜欢李咏的主持风格吗？”底下是一整版的正、反方意见，喜欢我的把我往天上捧，讨厌我的把我往死了踩，针锋相对，尖锐直白。
到大连两个月，我不得已雇了一名“贴身保镖”。不是我谱儿大，是真有要跟我拼命的，大街上突然跳出来指着我鼻子骂：“李咏啊李咏，你祸害人哪！”我下个礼拜还要直播呢，万一毁容可咋办？
但就是在褒奖与贬损之间，我找到感觉了。
我就是要当一个“备受争议”的主持人。什么时候人们开始为我展开争议，争得急赤白脸，形成若干阵营…一个字：好！
一个主持人没有争议，只能说明他没个性，老少咸宜；要么就是他装——见了小孩装嫩，见了老人装乖，不男不女所以男女通吃。
所以，我特别享受“备受争议”。你争故我在！
争议到什么份儿上？喜欢我的，不喜欢我的，都开始带着某种“预设的形态”来审视我。前者，我说什么他都爱听。后者，我说什么他都挑理，还偏不换台。
有一次节目邀请李永波做嘉宾，跟他聊起近况，他说刚从国外回来，两个多月没见到妻子了，买了一束鲜花送给她。
“哦，那您妻子在家，没准备一瓶红酒吗？”
“有啊，当然有。”
“味道怎么样？”
“挺好，后来喝挺高。”
“哦，喝高了，然后呢？”我特顺其自然地问。
他突然警惕起来，“什么意思？”
“我就想知道……然后呢？”
就为这“然后呢”三个字，有人不爱听了。
第二天报纸就出了评论，“李咏做节目误导未成年人”、“中年人不禁脸红”、“老年人看不下去”……
我“啪”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拍，“我TMD说什么了？我不就问了个然后吗？”
为什么不能将娱乐进行到底呢？非得以娱乐的外壳包裹严肃的内核？
这是我多年以来的一个疑问。
问大众，也问自己。
娱乐属于人民
不管怎样，我很清楚，节目属于人民。任何时候我都必须一屁股坐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这是一个大众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职业道德。
比如大连市有几条街道，不允许汽车鸣笛。这条规矩没影响别人，单把出租车司机难住了。您想想，1999年，买私家车的才几个？满大街转的不就是出租车吗？不让鸣笛，遇上前面司机手潮的，行人走路不守规矩的，还不急死谁？
我呀，得替“的哥”们说说话。正好大连电视台喜迁新址，演播大厅升级到1500平米，耍得开。
“嘀嘀——”我开着一辆出租车直接上了台。
“对不起，此处不能鸣笛。”我的搭档，一位女主持人，扮演成女交警，做手势拦住我。
心连心
“你说嘛？我不懂！”我满口天津话。
“搁这儿不能按喇叭！”她也改成大连话了。
“不让按喇叭，那为啥装喇叭呢？直接装音响好不好？一按就唱歌：‘大连，我亲爱的家！’那CCTV不是老播吗？”
“我说你这人，咋彪呼呼的？”女交警急了。大连方言“彪呼呼”，类似北京人说的“傻冒”。
“你才彪呼呼！万一前面有人在大马路上扭秧歌，我不按喇叭，撞上了谁负责？你负责？”
太能抬杠了，把女交警噎得一愣一愣，完全即兴表演，随意发挥。接连两三个星期，我都在节目里替“的哥”说话。本来嘛，多不容易啊，起早贪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200块份儿钱。大马路上车来车往，就属他们是弱势群体。哪儿来这么多规矩啊？讲理不讲理？
事后想想，有点儿后怕，我是不是有点儿忒不懂事？这不明摆着跟长官叫板吗？
那天晚上直播结束，我从电视台出来，妈呀，震撼！我差点儿没哭出来。
只见门口马路边上停了一长溜出租车，队伍见首不见尾，保守估计也有一百多辆。我刚一露面，一百多个车门齐刷刷地打开，一百多位司机师傅从车里钻出来，笔杆条直站成一列，“啪啪啪——啪啪啪”，有节奏地鼓起掌来。
他们都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没有人上来要求握手签名合影。
我愣住了。能把这理解成“致敬”吗？有点儿不要脸，可谁能告诉我这不是致敬又是什么呢？
那一刻，我真的懂得了自己的——说个装孙子的词儿——使命。
我也可以选择坐沙发，弄个“高端访问”，可我就喜欢坐马扎，就愿意跟群众“心连心”。
五月槐花盛开的时候，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