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 知制诰

太皇太后擢升吕公著为尚书左仆射,并命他斟酌右相的人选。太皇太后之意是起用苏轼,让他位于执政的地位,日后辅佐幼主,这也是先帝的遗愿。吕公著想起司马光死前曾说过,苏轼为人矜才使气,遇事不让,难以与朝中大臣调和,故他并未推荐苏轼,而是推荐了翰林学士吕大防。吕大防字微仲,为人稳健矜重,是吕公著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太皇太后问何以不用苏轼,吕公著答道:“子瞻断事明,而失于言语伤人;微仲决事快,而言语不失。子瞻政绩显,但性好游戏山水;微仲政事稳,且生活严谨不荒。子瞻泾渭分明,但失于性格直率;微仲能守定策,且不性躁。”太皇太后只好依从,下旨擢升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

没想到苏轼接到诏命后,连上三章辞谢,不愿担任此官。太皇太后十分奇怪,内侍梁惟简从旁说道:“太皇太后,苏轼连辞三状,莫非是心中不满?”太皇太后说:“并非如此,苏轼的为人哀家还是知道的。通常授官,皆连辞不受,以示诚惶诚恐之意。但哀家自知,苏轼确实不愿做此官。他天性率直,厌恶官场恶习,出仕做官,不过是一种迫不得已罢了。苏轼忠君爱民,那是不掺假的。苏氏兄弟都是人才难得。苏轼奏折中称苏辙已有重任,若再任命他为中书舍人,怕引起朝中异议。依哀家看,这又何妨?再下诏书,你去宣旨,要特别写上‘举贤不避亲’。”梁惟简正欲遵命而去,太皇太后又吩咐道:“你去传哀家口谕给范镇,让他代哀家去劝劝苏轼,现在也只有他可以说得动苏轼了。”

范镇自被司马光召还京城,授以参知政事之职,但并不同意他全部罢废新法的主张,就上表以年老为由辞官归家。太皇太后优待范镇,因他通晓音律,让他提举崇福宫,兼待职太常,参校宗庙祭祀典礼的乐律,并赐宅在京城居住。苏氏兄弟回京后,经常去看望范镇,一起赋诗饮酒,情同往日。

此日,范镇来到苏轼百家巷的家中,与苏轼饮茶相叙。他年逾八十,但筋骨尚且强健,精神矍铄,毫无衰惫之态。范镇见了苏轼就哈哈大笑道:“子瞻啊,看来这翰林学士知制诰之职你是推辞不掉了!”

苏轼忙扶他坐下,王闰之又端上茶来。苏轼无奈地说:“当下之势,小侄真是不愿为官。太后年事已高,而幼主尚小,眼下朝政,其实难测。司马公一去,程颐以圣人自居,其门人独抱一处,已成‘洛党’;以刘挚为首的王岩叟、刘安世、王觌、赵君锡、赵挺之等北方官员也抱在了一起,北为朔,时人称为‘朔党’。”

范镇呷了口茶笑着说:“听说你也组党了啊!”苏轼大惊问道:“我何时组党了?”范镇说:“蜀党。子由不用说了,吕陶和我这把老骨头都是西蜀人。我的儿子范百禄、孙子范祖禹自然也沾了光,成了蜀党人物,你是党魁。”苏轼急得站起身来辩解道:“那江西的李公择、黄庭坚呢?江苏高邮的孙觉、秦少游呢?山东钜野的晁补之和山东济南的李格非呢?那楚州淮阴的张耒呢?还有王巩、王晋卿他们哪一个是西蜀人?真是一派胡言!”

这些都是苏轼任州官和回京城后所结交的文友,平时不过以诗词唱和、字画相娱,品评赏鉴,切磋斟酌而已,并未结党谋求任何政治利益。范镇连忙劝慰道:“不必着急。只要行得端走得正,有何惧哉?”苏轼明白定是朝中有不容自己的人故意散播谣言,用以中伤诬陷,激愤地说:“但求无愧于心,即便一无所成,甚至身陷囹圄,夫复何憾!”范镇点点头说:“正是。老夫今日来,是要给你提个醒,今后朝中争斗是免不了的,你要处处小心。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元祐中许多人搞阴谋诡计并不比熙丰人逊色,甚至更卑鄙。”

苏轼很感激,施礼说道:“多谢恩师好意!不错,熙丰党人,党同伐异,起码还以对变法的态度取人,虽说投机,但敢明对。这些人则不然,他们头顶着儒冠,举着圣人的大旗,实则为一己私利,暗中伤人,更为可恶。恩师你不要再回许昌了,百禄和祖禹都在京城,你一人回许昌,我们不放心。”范镇笑着说:“老夫懒散惯了,难得自在。完成太常乐的音律校正事宜,不负太皇太后所托,我就回许昌清净养老去了。君实这一去,他的家人求我为君实撰写碑文。我和君实生前有约,谁先死,则活着的人为死了的人写碑文。没想到,我这老不死的竟然没赶到君实的前头。将来谁来给我写呢,只有麻烦你了。”

苏轼笑着说:“假如学生不死在恩师的前头,自然效命!”范镇捋着胡须哈哈大笑:“这我就放心了。其实,人都死了,还要计较碑文干什么?可朝中人都树碑立传,老夫也就随俗流而为了。”苏轼说:“恩师大彻大悟,也能多活数年。”范镇说:“一味向天要寿,其实不也是贪吗?”苏轼答道:“也对,人命乃无价之宝,多了一点,自然也叫贪了。但因为是天之所赐,自然就换了说法,称为寿。”范镇笑道:“我问问你。寿(壽)字为何如此书写呢?若按王安石的说法,下有一口一寸,就是说,若说活没了分寸,就该掉脑袋了。”苏轼会意而笑。

正闲聊着,梁惟简进来宣旨了。苏轼和范镇慌忙到庭院中下跪接旨。梁惟简高声说道:“勅。擢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苏轼勤勉忠心,切勿再推辞!”

范镇跪着转过脸对苏轼说道:“子瞻,这次不要再推辞了,朝中风雨哪里有躲避得了的?”苏轼笑笑,欣然接旨谢恩。

风波似乎暂时平息了。

边关的纠纷,求和始终是上策。只要舍得每年多“颁赐”一些钱帛,西夏的铁骑就暂时不会攻掠边州。与辽国的盟约也继续遵行,双方各守边界,即使偶有摩擦,也尽量息事宁人,免惹争端。朝廷之中也少了很多争吵,司马光废罢新法之初那种激烈的廷辩没有了,诸臣各安其职,上下和合一气,如此元祐之治,似乎真的有点盛世中兴的模样。

然而这种平静背后似乎又有着某种不安的暗流。新法全面废除,新党大批外贬,熙丰间的一切功业都被抹杀了,剩下几个孤臣远在江湖,满怀怨愤。吕惠卿在建宁军,蔡确在安州,章惇先贬知汝州,后再贬至杭州提举玉霄宫,他们都在等待翻身报复的机会。元祐旧党也分化为洛党、朔党之类,朋比为奸,相互攻讦。苏轼官居三品,苏辙也由右司谏升至中书舍人兼户部侍郎。兄弟二人同居高官,京城之中人人称羡。苏轼却愈加慎重,免得小人乘隙抓住把柄。每日上朝办公,晚间回家拜会友人,吟诗作画,算是人生最为清闲的一段时光。

苏轼在贬官黄州以后,他的诗文遍布天下,读书人没有不钦佩苏轼的,往往跟随求教,以得到他的指点为荣。苏轼现在已取代欧阳修,成为当今的文宗。在京城交游甚多的,有故友王巩、李常、王诜,后进之辈有秦观、黄庭坚、张耒等人,还有人称“龙眠居士”的李公麟。他们时常聚在一起饮酒赋诗、观画写字,文采风流令人叹若神仙。

苏轼公务之暇,想起当初在御史台监狱,多蒙狱卒梁成的照顾,如今时过境迁,故人之恩不可忘,急忙令巢谷四处寻访。巢谷找了很久,才在城中一家肉铺里找到了梁成。原来梁成因为同情苏轼,被狱吏何钦所嫉恨。他害怕何钦报复,索性辞去狱卒的差事,和母亲几经搬迁,在一家肉铺里当起了伙计。苏轼高兴地对巢谷说:“若无梁成,苏某在乌台大牢不死也落个残疾。走,带我去见他!”

苏轼穿着便装,与巢谷来到城东的肉铺前。小铺子里人来人往,几个伙计抬着猪、羊在后院宰杀,梁成在案前忙着剔骨切肉。苏轼走到案前,叫道:“伙计!给我来十斤羊肉!”梁成叫声“好嘞!”头也不抬,操着尖刀撂下一只羊,正准备细细地切来。巢谷在一旁忍不住笑了,梁成这才抬头,看见眼前身着便装的顾客正是苏轼,惊喜异常:“是苏大人哪!”

苏轼激动不已地说:“梁成兄弟,你让我找得好苦啊!”梁成憨厚一笑,双手不知所措地在围裙上搓着,说:“苏大人,你如何找到小人的?”苏轼说:“我回京一年多了,叫巢谷四处打听你的下落,想不到你在这里!走!咱们喝酒去!”梁成有些受宠若惊,又有点为难。巢谷一把拉住他说:“梁成兄弟,子瞻兄找你找得辛苦,今天跟肉铺子告个假,就说苏大人要拉你去喝酒,看东家敢不同意?”梁成“呵呵”地笑了,跟店里伙计招呼了一下,就跟着苏轼出来。

三人找了个临街的酒馆,拣个清净的地方坐下,叫了几样下酒菜和一壶酒来。苏轼斟满一杯酒,向梁成敬道:“梁成兄弟,当年承蒙你在狱中多加照顾,苏某敬你一杯。”梁成慌忙地端起酒杯说:“哎呀,苏大人,可使不得!小人一介草民,怎么敢要大人敬我?”巢谷说:“子瞻兄敬你是位义士,昔日恩义不可忘,这才叫我四处找你。现在找到你了,子瞻兄高兴,你就陪他喝了这杯吧!”梁成听罢,点点头,一饮而尽。苏轼大笑道:“果然是爽快之人。不知你现在境况如何?你受我连累,丢了御史台狱中的差事,不如跟着我寻个差事做,也好顾家,不要在肉铺里干了!”

梁成摆摆手说:“苏大人,多谢你的美意。说实话,小人愿意跟着大人,可小人识字不多,担心给你误事。”苏轼为难地说:“那我可怎么报答兄弟你啊?”梁成敬酒道:“当时小人知道大人是含冤入狱的。我虽没读多少书,但是‘忠义’两个字也还是知道的,所以本着天地良心照顾大人,实不求大人有何报答。”苏轼感动地举杯饮尽。巢谷也敬重梁成为人,与他干了一杯。

梁成接着说:“御史台监狱的差事我早就不想干了,受不了那鸟气,也吃不了那碗饭。一帮小人都是牛头马面鬼,吃人不吐骨头,到处陷害忠良,欺压良善。我在肉铺里,每日出力过活,也省得见那些污秽的人和事。现在帮东家卖肉,每月能得五两银子,贴补家用,照顾老母,也够用了。”苏轼感慨地说:“古人常言,‘豪杰之士,多隐于屠狗辈间’。兄弟此言,真有豪杰之风。苏某无以为报,请受苏某一拜。”说完便起身施礼。梁成慌忙起来扶住,感动地说:“大人折煞小人了!坊间传言圣上要重用大人,真是好人好报,苦尽甘来。大人仁德心肠,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

苏轼感激梁成,与他多喝了几杯,又嘱咐说家中如有任何难处,便来告知,他一定会倾全力帮他解决。巢谷生平最喜欢快意豪爽之人,跟梁成把一壶酒都喝干了。

张璪蒙王珪提携,从知谏院一直升到翰林学士。王安石变法期间他又攀附吕惠卿,弹劾了参知政事冯京,使冯京被贬出朝,最后自己升到参知政事的位子上。吕惠卿遭贬后,张璪日夜忧叹,连忙去拜谒吕大防,希望为自己找条后路。可吕公著知其为小人,还是将他贬知郑州。苏轼在凤翔时就已厌恶张璪的为人,碍于是同年的情面,才未与之绝交。“乌台诗案”中,张璪、李定和舒亶合谋欲陷他于死地,苏轼知道昔日同年如此绝情无义,再也没有与他往来。还朝后,苏轼也没有去见他,但也没有去参劾他。

这次张璪被贬,垂头丧气地走出宣德门准备前往郑州,忽然看见苏轼在城门口等候。他颜面难堪,又躲避不过,只得硬着头皮走到城门下。苏轼拱手道:“邃明兄,苏某特来相送。”张璪冷笑道:“不敢劳动苏大人,不知有何赐教?”苏轼感叹道:“你我是老朋友了,何必躲着我?”张璪阴阳怪气地问:“子瞻兄是来看我的笑话来了。莫非是追究当年的‘乌台诗案’?”苏轼笑着说:“那是苏某命里一劫。陈年旧事,不必再提了。今日来只为邃明兄送行。”

张璪心怀奸诈,却猜不透苏轼的心思。他以为天下人同他一样,专门寻思怎么打击报复别人,而苏轼心胸豁达,从不把些恩怨放在心里,反倒令张璪捉摸不透了。他不解地问:“在下有一事不明。足下如今凤还九重,如日中天,为何没弹劾我,叫御史台的人占了先呢?”苏轼淡然一笑道:“弹劾官员,是言官们的事情,苏某不能越俎代庖吧?”张璪这才明白苏轼并无报复之意,冷冷地说:“我已被贬往郑州,此去子瞻兄有何指教?”苏轼笑说:“不敢不敢!邃明兄记住这三个字,便最好不过了。”说着一手指着城门。张璪顺势望着城门上镌刻的“宣德门”三个大字,一时不解其意,苏轼却已飘然而去。

“宣德宣德……”张璪喃喃自语道,“官场何尝有德!如今你们元祐党人得势,就变成有德了?张某外贬,空出的这副宰相位子,难道你们元祐党人就不争吗?”说完愤愤西去了。

蔡京也同时被贬。司马光执政时,他为巴结司马光,五日之内就罢废《免役法》,朝野之士为之侧目,没想到司马光很快便去世了。蔡京苦着脸对他的弟弟蔡卞说:“没想到司马光是个短命鬼,我这京官是做不成了。苏辙与范祖禹他们参了我一本,说我挟邪坏法,太皇太后贬我出知成德军。”蔡卞叹道:“看来京城已无我兄弟二人容身之地了。”蔡京狠狠地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鹿死谁手,还难说呢。让他们斗吧。你我还很年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太皇太后六十多的人了,且身体欠佳,一旦圣上亲政,一切都未可知……”蔡京收拾行李,悄悄地往成德军贬所去了。

苏轼刚回到家,忽然梁惟简带着几个太监进来宣旨。一家人忙跪地听旨。梁惟简念旨道:“赐翰林学士左朝奉郎知制诰苏轼锦衣一对,金腰带一条,并鱼袋镀金银鞍辔白马一匹。赴翰林学士院撰拟试馆职策问试题!”苏轼忙领旨谢恩。梁惟简命人把马牵过来,回去复命了。

一家人都围过来看那锦衣、金腰带,苏轼和巢谷则在欣赏着那匹雪白的御马。苏轼抚摸着马鬃说:“真是匹好马啊!你我有缘相聚一起,难为你喽。”巢谷见那马矫健温驯,十分喜爱,对苏轼说:“这马是匹纯种马,该有个好名字才行。”苏轼说:“就叫雪飞龙吧!”巢谷点头说:“此名甚好!朝云,你说圣上为何赐马?”朝云走过来说:“是要臣子为皇上驱驰!”巢谷又问:“那为何赐金腰带?”朝云答道:“那是皇上要拴住臣子的心!”苏轼听了大笑道:“圣上的心思全让你们猜中了,那些专门揣摩皇上心思的人该请你们去做参谋了!”巢谷说:“子瞻兄说这话,朝中可有不少人会有怨言的呀!”苏轼大笑。

苏轼当夜就拟好了题目:“今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职其意,流入于刻。”意思是说如今该如何施政呢?想效法仁宗那样的仁厚宽容,官员未免因循苟且;想效法神宗那样励精图治,官员未免苛刻交斗。苏轼之意,是在引导考生议论朝政,思考大宋未来的出路,打破噤默因循的痼疾。他担心此试题会受到保守者的抵制,心中不安。第二天来到翰林院,把试题交给范纯仁说:“范公,这次策试,苏某拟出策题,还望诸公谈谈看法。若无异议,则上报太皇太后。”

众人传阅试题。范纯仁沉吟道:“题目自是好题目,只是我有所担心啊。”其他人一看试题,知道不安分的苏轼又要闹事了,都不说话。苏轼急了,忙催促着范纯仁说话:“范公,不知公有何担心呢?你历来是个痛快人,直说嘛。”

范纯仁既想说出大家心里的意见,又不愿伤了苏轼的颜面,斟酌着说:“时下大不比从前了。记得仁宗年间,策论不避切直,是因为仁宗帝的宽仁。但自熙丰以来,前朝清议几乎废尽,无人再敢直言论政了。谁要说些不同看法,必冠以反对变法之嫌,弄得人人自危。我怕别人说子瞻借这题目指责先帝啊!”

苏轼当然知晓其中的利害,直言道:“清议过分,以致议而不决,固然是不对。但是没有清议,无切直之言,朝政则会失去监督,屡屡出错。总之,二者皆不可过分。况且,此题并非指责先帝。”范纯仁劝道:“确实如此。但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时下,洛、朔二党多为言官,常借言官之便,攻讦于你,而你又不能当朝辩论,所以,不得不提防啊!策题本身无错,不代表不会节外生枝啊!”

苏轼早已不去顾虑那些言官的弹劾了,凛然地说:“范公,若顾虑太多,策题不痛不痒,回避朝政弊端,则策试也就形用虚设了。二者相权,就看取哪一端了。”范纯仁不无忧虑地点点头。

果然,御史刘挚已获悉苏轼所拟策题,借机向太皇太后和哲宗上奏道:“太皇太后,苏轼所拟策题诬蔑先圣,罪不容赦。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大,汉文帝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汉宣帝不足以过也。苏轼不识大体,反以刻薄之言影射先祖神考,并以此为试题,其心之险,其意之恶,昭然若揭。乞正考官之罪。”

哲宗素来坐在太皇太后身边从不发话,任凭祖母决断一切奏事。这次听到刘挚说苏轼污蔑他的父亲,不禁大怒。他年纪虽小,却十分崇拜敬仰自己的父亲。他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像父亲那样励精图治,可以实现国富民强的宏图大业。他愤怒地大声说:“这还了得!治苏轼的罪!”太皇太后瞪了哲宗一眼,阻止道:“不可!此事须查明清楚后再作论断。试题先交付翰林院重审讨论。”刘挚悻悻地退下。

哲宗却满脸不高兴,噘着嘴不说话。他讨厌这种傀儡式的皇帝生活。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可以判断是非曲直,自己拿主意了,可是祖母总是横加阻拦,严厉训导他要谦恭虚心,多学多问,而不要妄下决断。这种执拗反抗的种子一旦在心中种下,便不可避免地慢慢萌芽了。

一日,程颐又在给哲宗讲《论语》,哲宗愤愤地问道:“先生,朕是君吗?”程颐心中一惊,不禁打了个冷战,慌忙答道:“陛下当然是君啊!”

哲宗问:“那太皇太后呢?”

程颐答道:“是臣。”

哲宗接着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何意呢?”

程颐摇头晃脑地解说道:“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臣要听君的,子要听父亲的。”

哲宗不满地反问:“既然太皇太后是臣,我是君,为何我要听她的呢?”

程颐吓得赶忙跪在地上,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嗫嚅道:“罪臣该死!罪臣该死!”

哲宗愤愤地起身离开,剩下程颐跪在地上呆若木鸡。

苏轼得知刘挚从中挑拨是非,策题被发还翰林院重审,马上提笔要写奏章辩解。范纯仁笑着说:“刘挚的鼻子还真灵,这么快就闻到策题的气味了。”苏轼难抑愤怒,生气地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无事生非!”范纯仁说:“子瞻上报策题就该有此心理准备呀!”苏轼点点头说:“我这就上奏章辩解!我所说的苟且与刻薄,专指今日百官之弊病,与仁宗、神宗并无关系,其实是借此来赞扬仁宗、神宗。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做文章常用的引证,亦无比拟二帝之意。”范纯仁点点头说:“我完全明白子瞻的意思。其实即使比拟二帝,又有何错?子瞻当好好辩驳刘挚,让他无话可说。我也会在太皇太后面前替你解释。”苏轼拱手拜谢。

范纯仁立即进宫向太皇太后和皇帝面陈:“苏轼所撰策试题目,是设此问以观察考生如何对答,并非是说仁宗不如汉文,先帝不如汉宣。御史谏官应当徇公守法,不可假借台谏之权公报私仇。有人说苏轼曾戏弄过程颐,而刘挚与程颐私交颇佳,所以要以怨报德。若以此给苏轼定罪,又有何事不可为?若将此策问指斥为嘲弄毁谤,恐朋党之争由此而生矣!”

太皇太后最不愿意看见朝臣因朋党而起争执,想起朝中有人攻讦苏轼结党之事,便问:“纯仁啊,有人说你是蜀党,你是如何看的?”范纯仁叩首说:“太皇太后明鉴,臣也听说了。臣以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使然。小人结党而营私,君子结党而为公。早在仁宗嘉祐年间,臣与苏氏兄弟及范镇一家来往甚密,而无人以蜀党相论。过了三十年,人称蜀党,令人费解。还有,苏轼门下,有四学士,且与米芾、李龙眠、王巩、王诜等文人墨客相互唱酬,志趣相投,成为我元祐文坛盛事。但上述皆非西蜀之人,蜀党之论,岂能立足?出现三党之说,实是有人居心叵测所致。”

《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