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期盼良久的新世纪，千千万万人都没能走完前十年。
世纪交接时我二十三岁。那是个充满大胆期待的时代，许多人相信一个新的纪元即将展开，相信二十世纪的来临将成为人类的转折点。他们以最新的科学进展为例，预言未来的社会将有极大进步。他们说，在即将来临的时代里，贫穷和饥饿终将消失。如同世人在新的年度开始时立下殷切的新希望，在新世纪开始时，这个世界似乎决心要朝好的方向改变。谁能预见接下来那几十年会出现恐怖到超乎想象的两次世界大战、集中营和原子弹。
对我来说，未来充满了希望。跟拉穆卢合作演出的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几乎在一夜之间广受肯定。音乐会或独奏会的演出邀请多到让我应接不暇。突然之间，所有的门都向我敞开。对一个站在事业开端的年轻人来说，那是醉人的醇酒，但我明白是因缘际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我的确很努力，但我也非常幸运。除了与生俱来的天分之外，我幸而拥有与众不同的父母，拥有与克里斯蒂娜王后的友谊，拥有像墨菲伯爵、莫纳斯泰里奥、布里顿和加西亚这样的教师。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我的一部分，少了他们其中任何一位，我就无法成为今日的我。这话不仅在当时是真实的，现在也一样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心中永远怀着感激，永远记得自己所欠的恩情。
事实证明，巴黎之于我，就跟弗朗索瓦·赫法尔特所说的完全一样。那是“美好时代”，巴黎真正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那座城市是创造力的圣地，多如繁星的文艺人士以巴黎为家，在巴黎工作。这座城市有熙来攘往的街道、露天咖啡座、卖栗子的小贩，屋宇在古色古香的光泽中变得柔和。短短几年之前，我们母子在这里经历了那般困苦，如今我在此地找到一种欢欣的气氛、新的兴趣，还有优秀的男男女女为伴。当然，我的音乐让我跟乐界同行有了密切的接触。我的朋友圈很快就包含进许多音乐界人士，像小提琴家尤金·伊萨伊和雅克·蒂博、钢琴家鲍尔和阿尔弗雷德·柯尔托、作曲家樊尚·丹第、乔治·埃内斯库、莫里斯·拉威尔、阿诺尔德·勋伯格和圣桑。不过，和我交往的绝非仅限于音乐家。我结识了艺术家埃德加·德加与欧仁·卡里埃、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作家罗曼·罗兰、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他们都是颇具魅力的人物，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
我觉得跟柏格森的谈话尤其有意思。我们彼此欣赏，那时候我常去见他。起初我不明白这位知名哲学家为何会花时间跟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谈话。我知道写作和在大学授课让他有多么忙碌，而且我觉得自己的知识那么有限，他却如此博学。可是他向我保证他从我们的谈话中学到很多。“直觉”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当然，他针对这一主题写过很多文章。他对音乐中的直觉尤为好奇。我一向认为，不管是作曲还是演奏音乐，直觉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技巧和智力当然不可或缺，一个人必须能掌握演奏一件乐器的技巧，以求发挥这件乐器的完整潜力，而且必须运用他的智力来探索音乐的每一个面向，可是，说到最后，直觉最为重要。对我来说，在创造和赋予一件作品生命时，音乐的本能是关键性因素。
我不能说早年在巴黎的那段时光里学到的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人类最高的成就往往伴随着人类的弱点。巴黎在艺术及学术上绽放光芒，同时那儿也有无知和社会不公的迹象，令人不安。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德雷福斯事件”那桩丑闻。由于我跟乔治·皮卡尔上校的友谊，我熟知这个案子。抵达巴黎之后不久我就认识了皮卡尔上校。他是位极不寻常的军官，个子很高，相貌不凡，蓄着灰色的八字胡，非常文雅，温和而有魅力，他多才多艺，是位很优秀的业余钢琴家，而且充满了正义感。他的座右铭是：“在艺术中追求完美，在生活中追求正义。”就是这种对正义的热爱让他卷入“德雷福斯事件”，最后他成了这桩事件中真正的英雄。他过于谦虚，不会以英雄自居，但事实如此。我通过他得知了这桩案子的内幕。
当我抵达巴黎时，这个事件已经喧腾一时，大家都在谈论。你去参加一场私人音乐会，转眼之间，音乐就被拋在脑后，每个人都开始谈论德雷福斯上尉。三四年前，这位犹太裔军官被指控把军事机密出卖给德国人。军事法庭以伪造的证据宣告他有罪，终身监禁在恶名昭彰的恶魔岛上。假如不是皮卡尔上校为他平反，他很可能会死在那座岛上。皮卡尔上校当时是法国国防部官员，他看到一些机密文件，让他深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告知了法国参谋总部的成员，而他们命令他搁置此事。别的军官也许会遵命，但皮卡尔上校不会。他继续调查。接下来，他就被调派到非洲一个偏远的军队驻扎地。可是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把他所揭露的资料交给了一位知名律师。这件事在议会中被提起。起初，没有几个人愿意为德雷福斯辩护，而皮卡尔上校自己被控泄露军事机密，遭到监禁。可是随着更多的真相被揭露，这件案子成了一桩全国性的丑闻。作家左拉发表了他有名的公开信《我控诉》，指控政府遮蔽真相。抗议声浪越来越大，当局不得不把德雷福斯带回法国二度审判。新证据包括皮卡尔上校发现的资料，明确地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无辜，这时候上校已经获释。可是军方为了保住颜面，再次认定德雷福斯有罪，但表示他情有可原，把他的刑期减为十年！没过多久，政府赦免了德雷福斯，但并未公开承认他的无辜。皮卡尔上校和其他人继续奋斗，以求洗刷他的污名。终于，在好几年之后，德雷福斯被证明完全无罪，恢复了他在军队里的职位。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德雷福斯的敌人仍对他所受的苦难不满意。德雷福斯遭到一名反犹激进分子枪击，受了伤，那人想要暗杀他！
这一切都令我惊骇，令我心生厌恶。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艺术家应该生活在象牙塔里，与其他人的挣扎和苦难隔绝。这个观念我一向无法认同。对人性尊严的冒犯就是对我的冒犯，而抗议不公不义是良知问题。比起对其他人来说，难道人权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比较不重要？难道身为艺术家就免除了身为人的义务？真要说起来，艺术家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因为他被赋予特别的敏感和感知能力，也因为在其他人的声音没被听见的时候，他的声音也许能被听见。的确，谁能比艺术家更在乎捍卫自由和追究真相？这对他本身的创造力如此重要。
对我来说，德雷福斯事件最可怕的一面也许在于许多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反对他。我觉得这在巴黎简直是不可思议，以这座城市所有的文化和提倡人权的高贵传统，在这个被称作“光明之城”的城市，反犹主义居然能够像一场邪恶的瘟疫一样散播开来。日后这种疾病将会感染整个国家，那个国家自认有权屠杀几百万名男女老少，理由是他们的血管里流着“犹太血液”，这种疾病要用什么样的言语来形容？想到这种暴行就令人震惊无言！
单单是仇视犹太人就令我无法理解。我自己的人生由于跟犹太裔艺术家及朋友的亲密情谊而丰富许多。对人类文化贡献方面，犹太人不比哪个民族差！他们当然会是杰出的音乐家，因为他们的心灵如此丰富，对，而且那么有头脑！当指挥时，我告诉乐团成员：“像犹太人一样演奏。”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朋友施奈德有时会对我说：“卡萨尔斯，你知道，你真是个犹太人。”我说我父母是天主教徒，而我是加泰罗尼亚人，但他不听，和气地摇摇头说：“不，你错了。也许你是天主教徒的父母所生，也许你出生在加泰罗尼亚，但你其实是个犹太人。就讲一件事，如果你不是犹太人，就不可能像你这样演奏。”我感谢他的赞美，但是我告诉他，凡事都有例外。
我第一次前往美国是在一九〇一年，与内华达和一位有天分的年轻法国钢琴家莱昂·莫罗同行，进行八十场音乐会的巡回演出。巡回演出的经纪人姓邓肯，是杰出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女士的哥哥。
我无法预见我的人生会被编织进这片广阔土地的织锦当中，也无法预见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会在这个半球找到我的家，但是那个国家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听说过许多关于美国的事，尤其是从内华达的口中，毕竟那是她的故乡，但有些事倘若不亲身经历是无法理解的。对我来说，美国实在非常特殊。美国跟我所熟悉的欧洲国家有那么惊人的差异！我们造访了几十个市镇和城市，横越了整片大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即便如此，当陆地在我面前展开，辽阔的草原、巍峨的山脉和令人敬畏的沙漠，我知道我所见识到的只是这片无垠土地的一角。在那之前，我从未如此为大自然的壮丽和变化多端感到震撼，也从未如此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无畏的精神，人类闯入了这些空间，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家。你会觉得人类无所不能，为了人类的幸福，在这里没有不可能的事。
“新大陆”对我来说不再只是一个名词。到处都是新东西，你感受到一个国家正在逐渐成形，就像一首仍在排练中的伟大交响曲。
当然，一九〇一年的美国不是今天的美国。当年那里是有大城市，但也有拓荒小镇。有些地区的荒野尚未被征服，有些地方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个拓荒者！就连城市也跟今日的城市相去甚远。当年你还能看得见天空，烟雾和摩天大楼尚未出现，偶尔会碰见一个叫作汽车的奇怪机械。我得承认，如今当我造访纽约或芝加哥，有时我会怀念从前，那时没有计程车在车流中缓慢前进，一辆舒适的马车能够毫不耽搁地将你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那时候，欧洲有些知识分子对美国持有一种轻蔑的态度，说美国缺少文化和艺术成就。可是在我首次造访跟后来前去旅行时，美国人对文化的广泛关注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对音乐。学校里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令我吃惊，学校里有乐队、管弦乐团和合唱团，而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和偏远的小镇，他们对音乐以及音乐设施的兴趣往往令我惊讶，当然，这兴趣往往是很粗糙的。
不过，我认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习惯于欧洲的阶级区别，由于所受的教育和信念，我支持共和政体，我一向觉得这种阶级区别荒谬而且令人反感。我一向不认同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区分，也不认为某些人由于出生的巧合或财富的累积就应该享有特权。此刻我感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功绩是根据人格和能力来判断，而不在意还有哪些不平等尚待解决。
对当时二十四岁的我来说，美国是一种解放……
一起巡回演出的莱昂·莫罗胆子很大，随时都想尝试新的冒险。我自己则充满了好奇，我们一点儿也不想把活动范围局限在饭店房间和音乐厅里，想尽可能去看看这个奇怪而令人兴奋的国家。一抵达一个新的市镇，打开了行李，我们就出去探索，常常会有荒诞的经历。
我记得，当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采矿小镇威尔克斯巴里时，我们决定去参观一座矿场。当时已经接近傍晚，但这并未阻止我们前往。我们询问了方向后，就急忙出发了。在矿场，我们被带进矿坑里，那是个神秘而迷人的地方，事实上，当我们探索那些坑道，跟矿工交谈，我们把其他所有的事情都给忘了。突然，莱昂·莫罗说：“音乐会呢？现在几点了？”那几乎是音乐会开始的时间了！我们无暇回饭店换衣服，直接赶往音乐厅，甚至连手跟脸都没洗。当我们抵达时，我们看起来不像音乐家，更像是矿工！不过，我们尽可能把自己弄干净，然后开始表演。
在当时，蛮荒的西部还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如今当我看到电视上的牛仔节目，就会想起那次巡回演出时我们办过音乐会的一些西部小镇。我们的到来让当地居民兴奋起来，街上会有大条幅宣传音乐会，建筑物外墙上会贴有海报，有时就贴在悬赏捉拿某个歹徒的告示旁边。我们演奏所在的大厅通常盖得很粗糙，但总是观者云集。音乐会在一种欢欣热闹的气氛中进行，中场休息时，带位者会在走道上来来回回，贩卖花生、糖果。有一天，莱昂·莫罗跟我出门，在一个西部小镇上闲晃，逛进了一间酒店。没多久，我们就跟几个牛仔玩起了扑克牌，他们是壮硕的汉子，皮带上有佩枪。我的赌博经验很有限，可是我运气够好，或者应该说运气够差，从开始一直赢钱。当银币在我面前越堆越高，我注意到其他玩家的表情越来越阴沉。一股紧张气氛笼罩了这场牌局。我看着对手身上的左轮手枪，心想我们的巡回音乐会也许会出人意料地骤然结束！大家都在喝威士忌，其中一个牛仔拿了一杯给我。我尽可能礼貌地拒绝了，说我不在赌博时喝酒，只差没有补上一句，说我不赌博的时候也很少喝酒。那牛仔回嘴说：“在这里我们是边喝酒边赌博的。”终于，手气变了，而我幸运地开始输钱。气氛突然好转，每个人都开始微笑。等到莱昂·莫罗跟我离开那家酒店的时候，我们彼此拥抱，像老朋友一样。
另有一次，火车上一位旅客问我是否去过美国的沙漠。我说没去过，他告诉我：“你实在该去，那将令你毕生难忘。”他说得没错。当我们为了一场演出而在得克萨斯州一个沙漠小镇停留，机会来了。要走进围绕那个小镇的不毛之地，就连莱昂·莫罗都有些疑虑，可是我很坚决。沙漠确实令人惊叹，一旦置身其中，你觉得自己仿佛身在另一个星球。过了一会儿，莱昂·莫罗说：“你不觉得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吗？我们回去吧。”可是就在那时，我看见远处有个东西，像是一间屋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对莱昂·莫罗说，“我想过去看看那是栋什么建筑，马上就回来。”他不想让我一个人走，于是我们又一起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直到抵达那栋建筑。那是间饱经风吹的小木屋，乍看之下似乎无人居住，可是我们在屋里发现了一男一女。我们又热又累，他们给了我们一点儿东西喝。那男子的穿着像个牛仔，可是我注意到他的口音有点奇怪。
“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我对他说。
他回答：“不，我来自大海的另一边。”
“是从哪儿来的呢？”
“噢，是你从没听过的一个地方。”
“那地方叫什么名字？”我问。
“它的名字，”他说，“是加泰罗尼亚。”
你看，两个加泰罗尼亚人在美国的沙漠中央！
你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现加泰罗尼亚人，这是个事实。
的确，早在得克萨斯州沙漠那次奇特的邂逅之前，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其他旅人就在美国留下了足迹。在巴塞罗那，有根柱子俯瞰着港湾，顶端立着一尊哥伦布的纪念雕像，手朝着西方伸出去。在发现新大陆之后，他首先回到巴塞罗那，向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报告此发现。哥伦布留下来的唯一书信不是用意大利文，而是用加泰罗尼亚文写的，上面的签名是Colom，在加泰罗尼亚语中的意思是“鸽子”。第一次去加州，我也知道最早大幅探索此区域的欧洲人是圣方济修会的塞拉修士，他在美国独立战争那一年创立了旧金山教会区。塞拉修士出生于加泰罗尼亚的马洛卡岛……
在旧金山我经历了一件事，不仅让我在美国的第一次巡演骤然终止，也差点儿结束了我的大提琴家生涯。旧金山及其周围的乡间景色令我着迷，当几个新结交的年轻朋友邀我一起去探险，穿过海湾去爬塔玛佩斯山时，我很高兴。我向来喜欢爬山。我们搭乘一艘渡轮横越海湾，那是我见过的最华丽的船，一座名副其实的水上城堡。
意外发生在我们要从塔玛佩斯山下来时。我的一个同伴突然大喊：“卡萨尔斯，小心！”我抬起头，看见一块大圆石从山坡上直朝我滚下来。我把头往旁边闪，幸运地没被砸死，但那块石头击中了我的左手，把我的左手压伤了，那是我运指用的手。那些朋友都吓坏了，可是当我看着自己皮开肉绽的手指，我却有种奇怪的反应。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感谢老天，我再也不必演奏大提琴了！”心理分析学家肯定能对此做出某种深刻的解释。为你所从事的艺术献身，确实让你受到某种奴役，再说，在登台表演之前，我总能感到难熬的焦虑。
我留在旧金山，内华达和莱昂·莫罗则继续巡演。医生预言我将永远无法充分使用我的左手，可是医生有时也会说错。借助持续治疗和运动，四个月之后，我的手完全康复了，我就又开始练习。我爱上了旧金山——谁不爱呢？——同她的这种情谊又保持了多年。我住在艾萨克·斯泰因家里，他是旧金山市缆车公司的总裁，非常有教养，是艺术的赞助者，非常殷勤好客。他家里满是画作、书籍和杂志，各种语言文字都有，家人似乎总是在阅读，还做有大量笔记，谈话也总是离不开艺术。他有个妹妹当时在读医学，一位二十多岁的健壮女子，有张大方、有力的脸。她非常聪明，表达思绪的方式十分生动，名叫格特鲁德。当然，格特鲁德·斯泰因[1]在当时尚未扬名世界。
有一次，我正坐在那儿，受伤的手上打着石膏，格特鲁德说：“你看起来就像埃尔·格列柯[2]的《手抚胸膛的贵族男人》里的那个男人。”
我大笑，告诉她：“就算我不能演奏，我的手指头也要搁在代表着艺术与音乐的那件乐器上。”
后来那些年里，格特鲁德和她的另一个哥哥里欧·斯泰因移居巴黎，我常见到他们。在巴黎她成为文艺界的传奇人物，里欧则成为知名的艺评家。我每次去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小公寓拜访格特鲁德，都能看见她在阅读，里欧在画画。公寓墙上挂满了画作。“这些画，”她对我说，“都是那些无人闻问的年轻画家画的。”那是亨利·马蒂斯、毕加索和其他画家的作品。我在一八九〇年代末期见过毕加索，那时他还是巴塞罗那一名学艺术的学生，即便是那时，我也极为欣赏他的作品，虽然我们从不曾在巴黎相遇……
我首次造访旧金山时，跟一位名叫特蕾莎·赫尔曼的年轻女子建立起一段珍贵的友谊，她父亲是犹太教牧师。她弹钢琴，妹妹拉小提琴，她也参加了那次爬塔玛佩斯山的难忘之旅。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将近七十年。我每次去加州，都会跟她见面，当一九五〇年代在波多黎各首次举办卡萨尔斯音乐节时，她也前来观赏演出。最近她去世了[3]，我很难过。她属于我早年那些朋友中仅存的几个。是的，许多回忆仍在，可是，唉，很多朋友已经离世。
一九〇四年，我第二次前往美国巡回演出。我跟纽约大都会管弦乐团首度同台，演奏圣桑的大提琴协奏曲。同一季里，理查·施特劳斯首次于纽约演出他的交响诗《堂吉诃德》，我担任大提琴独奏，由那位伟大的作曲家亲自指挥。那场演出颇受好评，可是有些负责宣传的人认为我应该表现得更戏剧化一点儿。当时流行戏剧化的演出，一个人的音乐才华多寡甚至要根据他头发的长短来判断。我的头发一向不长，事实上，我已经开始脱发。经纪人对我说，假如我在演奏时戴顶假发，我在美国的演出就能拿到高出几倍的酬劳……
那次巡演中，我的经纪人让我有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在职业生涯中，我尽可能避免处理金钱事务。当然，生活中不得不用到金钱，而且我知道金钱有时是被用来做利他的用途。但我觉得金钱有种可厌之处，不喜欢亲手处理。巡回演出过程中，财务事宜都是由我的经纪人处理。他们会替我收取酬劳，再为我存入账户。第二次美国巡演时，我的经纪人也这么做了。可是那一次，我发现他从我每一场音乐会中收取的报酬，远远超过他告诉我的对方支付给我的酬劳。我非常生气，不是为了那些钱，而是因为那个人不诚实。
等到巡演结束，回到纽约，我给经纪人打电话，请他到我下榻的饭店。他提议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但我说不，应该到我这儿来。我走到大厅，把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放在饭店入口的旋转门旁边，在那里等他。等他来到，我请他在那儿就座。
他问：“巡回演出怎么样？”
我说：“都很好，除了一件事。”
“什么事？”他问。
“我的经纪人是个小偷。”我说。
他的脸色变白，惨白，眼睛睁得很大。“你说什么！”他说。
“不，”我告诉他，“撒谎没有意义。我很清楚你从我每一场音乐会中拿到多少钱。”
他站起来，张口结舌。
此时我抓住他，按照我的计划，把他扔向旋转门。我尽可能地快速转动那扇门，而他被门拨弄来拨弄去。我十分用力地推那扇门，把门都推坏了。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去，沿着街道跑掉了。
当然我得赔偿那扇门，这在我预料之中。我一直没取回他拿走的那些钱，其实我并不在乎。我想给他一个教训。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前往华盛顿为肯尼迪总统演奏，有几家报纸报道那是我首次在白宫演出。事实上，我之前曾在那儿为罗斯福总统演奏，不是小罗斯福，而是老罗斯福，那是在我一九〇四年访问美国的时候。
那场演出是在总统的一场接待会上举行。他生性快活，具有感染力。音乐会结束后，他搂着我的肩膀，带我在宾客中走动，把我介绍给每一位来宾，一直说个不停。他的活力、强壮和自信，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像美国这个国家的化身。他骑在马上飞奔，或是狩猎大型动物的场景不难想象，那也是他的爱好。
一九六一年，再一次造访白宫时，我被介绍给一位漂亮的白发女士，她告诉我，当年我头一次在白宫演奏时，她也在场，那时她还是个年轻女孩。她的名字是阿丽丝·朗沃斯夫人，她就是老罗斯福总统的女儿。
[1] 美国作家、诗人。
[2] 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画家，生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都是他的主要活动范围，擅长宗教画，代表作《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
[3] 指一九七○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