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艺术永远不会保持沉默。
移居巴黎后，短短几年间，我就熟悉了许多国家。在我心中，加泰罗尼亚仍旧是我的家乡，而在圣彼得堡、圣保罗、费城、布达佩斯、伦敦、威尼斯、斯德哥尔摩、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地方，我也一样自在。以前旅行跟现在不同。如今飞越大西洋只要几个小时，以前我跟内华达和莱昂·莫罗横渡大西洋要花十八天。我走了几万里路。那些年的时光成了一个万花筒，里面装的都是新地方、新朋友和新印象。
我记不清自己一共开过多少场音乐会，只晓得每年往往在两百五十场左右。有时当我行经城市密集的国家，一个月会做三十场以上，周日下午一场，晚上还有一场。那样的行程很累人，但我不曾错过任何一场演出。尽管我身强力壮，有时仍不免感到筋疲力尽。有一回在柏林，我在演出时晕倒了，不过，稍事休息之后，我还是完成了那场演奏。
我得说那种生活方式不怎么理想。我一向不喜欢收拾行李和打开行李。即使是对一个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年轻人来说，旅行的兴奋也会逐渐消退。在这里过一夜，在那里过一周，一路奔波，得在音乐会结束后去赶火车——那时你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彻夜旅行，第二天早上还得排练，这渐渐令人疲倦而沮丧。另外，跟新结识的朋友分别也令人难过。不管我的巡回演出有多成功，当演出结束再回到巴黎时，我总是很开心。最令我愉快的则是夏天来临，我得以回加泰罗尼亚去探望父母。
然而，尽管常常思念家乡，我却并未因此而感到寂寞。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总是与我为伴，而在许多巡回演奏会上，我会跟同为音乐家的好友同行，比如钢琴家哈罗德·鲍尔和阿尔弗雷德·柯尔托、小提琴家雅克·蒂博和弗里茨·克莱斯勒。而且不管身处哪个国家，不管在何处演出，是莫斯科的贵族厅，还是马里兰州一所高中的礼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身处外邦的异乡人。我很感激墨菲伯爵坚持要我学习多种外语，我后来能够流利地说七种语言，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主要是通过我的音乐跟人们沟通。就算母语并不相同，我们却有共同的心灵语言。即便是跨越国界，在陌生的城镇里过夜，你总是能发现这种精神上的同胞之情。
看见众人聚集在一座音乐厅里，这件事对我而言具有象征意义。当我看着他们的脸，一起分享音乐之美，我知道我们都是兄弟姊妹，是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尽管当时国与国之间有着不该有的壁垒，这份认知却从未离开过我，而且它将留在我心中，直到最后。我盼望有一天，世界上各民族能够齐聚一堂，以欢乐、爱与美紧紧相系，如同在一座巨大的音乐厅里！
初次跟拉穆卢管弦乐团同台演出之后不久，我认识了哈罗德·鲍尔。他当时二十六岁，已经是知名的钢琴家。事实上，他最初是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开启音乐生涯的。他年轻英俊，眼眸闪亮，一头浓密的红发。当他还是个住在英国的少年时，有一次，波兰钢琴家伊格纳西·帕德列夫斯基曾开玩笑地对他说：“有这么漂亮的头发，你可以成为很出色的钢琴家。”几年之后，鲍尔在巴黎定居，他果然成了钢琴家，而且是技艺杰出的钢琴家！他尤其擅长诠释勃拉姆斯、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我们一见如故，鲍尔提议我们合作演出几场音乐会。当时是一九〇〇年，我们在西班牙和荷兰安排了几场演出，就此展开了一段愉快的维持多年的情谊。在接下来那些年里，我跟鲍尔的合作要多过跟其他演奏者的合作。我们配合得很好，彼此之间有种本能的契合，对音乐的看法也很一致。从一开始就宛如我们已经合奏多年。
鲍尔是个令人愉快的同伴，他聪明、敏锐、观察入微、极有幽默感、模仿力很强。他喜欢读书，无所不读，旅行时总是带着十几本书。当我们乘船旅行时，他也会花几个小时在船上的图书室里翻阅、浏览图书，做大量的笔记，一直阅读到深夜。他跟我一样喜欢运动，我们常在船舱里摔跤。他比我高很多，可是那时候我非常强壮，常常能把他扳倒。有时我们发出的声响太大，以至于服务生会到我们的舱房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鲍尔会对他们说：“怎么了？没事。我们只是在做每日的例行运动。”
不过，鲍尔有个令他十分烦心的毛病，他晕船晕得很厉害。他试过所有能想得到的治疗方法，事实上，有一次他甚至戴上某种装置，据说那装置能把胃部肌肉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避免呕吐感。然而什么办法都没有用，那毛病真是要命。
我们早期有一次要到巴西巡演，那是一九〇三年，我第一次前往南美洲。我们在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城市表演。安排该次巡演的人很不寻常，他之前曾安排我去葡萄牙的波多举办过一场音乐会，他名叫莫里亚·德·萨，是那种罕见的全才，几乎无所不能，而且全都做得很好。除了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还是知名学者、优秀数学家、教科书作者、哲学家和艺术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小提琴拉得极好。他跟鲍尔和我一起前往巴西，有几次与我们同台演出。那次巡演结束，在我们即将搭船返回欧洲之前，莫里亚·德·萨来找我和鲍尔，很抱歉地说他无法和我们一起回去。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让他不得不在里约再多待几个星期。然后，他极其兴奋地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他刚刚遇见一个日本漆器专家，这是一门他一直渴望学习的艺术，而那专家表示愿意教他。于是莫里亚·德·萨就留在了巴西！
跟鲍尔一起旅行从不无聊，我们常常一起经历一些趣事。其中一件就发生在我们头一次前往巴西时，在圣保罗市。演出之前，我们在下榻的饭店里排练，没注意到时间已晚，至少是到音乐会快要开始时才发觉。我们急忙换上礼服，我把长裤往上拉时，一只脚卡住了。我气急败坏地用力一蹬，结果竟把裤腿给踹破了！我吓坏了。破掉的地方看起来已经无法修补，整条裤腿的下半部分都裂了。这下该怎么办？这会儿就连鲍尔也说不出什么风趣的话来。我们唤来饭店服务生，把扯破的长裤拿给她看，她急忙跑去拿了针线回来。我们在一旁度秒如年，她把撕破的地方尽可能地缝好。缝补的手艺虽然不算高明，我仍然万分感激，至少我在音乐会上有条长裤可穿。
最近，一位朋友从旧金山寄了一张剪报给我，我才想起这桩往事。一名年轻女子显然是受到坦露上身潮流的影响，在未着衣衫的状态下演奏大提琴，并因此而受审。法官告诉她，他质疑坦露上身演奏大提琴有何好处。他说：“我不认为卡萨尔斯如果不穿长裤演奏会是个更好的大提琴家。”由于我从未在那种情况下开过音乐会，所以无法对那位法官的看法提出异议。将近七十年前，在圣保罗的那一夜，是我最接近没穿长裤演出的一次。不过，我得承认，在波多黎各这儿碰到炎热天气，我有时候的确只穿短裤练习。
一九〇五年，在二度赴美巡演回来后，我开始跟出生于瑞士的钢琴家柯尔托和法国小提琴家蒂博展开音乐上的合作。这段合作关系将持续三十年。我们组成一个三重奏团体开始合奏，我二十八岁，柯尔托二十七岁，蒂博二十四岁，我们当时的年龄加在一起还比我现在的岁数少很多！
我曾说过，比起独奏演出，我更喜欢演奏室内乐，而我们的三重奏给了我绝佳的机会。在音乐中我们默契十足，组成了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团队，不仅是作为一个乐团，作为朋友也一样。我们渐渐养成习惯，每年花一个月的时间一起旅行表演室内乐。我们的三重奏很快就变得广为人知。
我们也一起为留声机灌录了最早期的古典音乐录音，早在一九〇三年左右，我已经在一个滚筒上录制了一些音乐。这些录音中的某些曲目有助于消除许多音乐家早年对留声机所怀的偏见，比如舒伯特的《降B大调弦乐三重奏》，这首曲子的录音长销多年。当然，录音器材当时还处于婴儿期，许多地方尚待改善。说到这个，即使现在，我还是觉得录音远远无法令人完全满意。
柯尔托和蒂博是无比优秀的艺术家。柯尔托无疑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他有无穷的活力和惊人的力量。他也是杰出的音乐学者，他关于钢琴技巧与音乐欣赏的文章在国际上备受推崇。他把贝多芬的作品诠释得极为出色，对瓦格纳也非常欣赏。他二十多岁时，就曾在拜鲁伊特音乐节担任助理指挥，在二十四岁时指挥了瓦格纳歌剧《诸神的黄昏》在巴黎的首演。在他所拥有的东西当中，他最珍惜的也许是雷诺阿所画的一幅瓦格纳肖像。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非常自律，不管是身为音乐家或学者都一样，而且对自己的事业怀有雄心壮志。我想也许就是这份雄心致使他后来遭遇了那些憾事。
蒂博曾受到著名的法国指挥家爱德华·科洛纳提携，被科洛纳发掘时，他是个在巴黎红咖啡馆演奏的少年，科洛纳为他开启了音乐会的演奏生涯。就跟柯尔托一样，蒂博是个完美的器乐家，演奏小提琴的优雅无人能及。可是在许多方面，他跟柯尔托正好相反。他讨厌工作，很少练习。你可以说他缺少责任感，举止像个顽皮的小孩。可是他生性诙谐而且开朗，当我们三个巡回演出时，他总是逗我们开心。他喜欢恶作剧，而且点子层出不穷。
记得有一次，我们要赶一班清晨的火车，准备好要离开饭店时，蒂博突然走到邻近的房间，大声敲门。一个睡意朦胧男子问道：“是谁？”
蒂博说：“我是理发师，先生。”
“理发师？你弄错了，我不需要理发师。”
蒂博说：“先生，对不起。”
几分钟后，他又去敲门。
“什么事？”
“我是理发师，先生。”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不需要理发师！”
然后蒂博下楼去跟理发师说那个房间的客人需要他立刻去服务，蒂博说那个客人很不高兴，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就交代过今天一早就需要一名理发师。那个理发师赶紧跑过去了。你可以想象对方会怎么接待他！
有时我们的乐团经理博凯尔会随我们一同旅行，而蒂博总是不停地捉弄他。博凯尔有洁癖，就连玩牌要都戴手套。有一次他玩牌玩到一半时离开房间，把手套留在了桌上，等他回来之后重新戴上手套时，发现手指头从手套末端露了出来。蒂博趁他不在时把手套的指尖给剪掉了！另一次，博凯尔在一场音乐会开始前开始梳头发，赫然发现梳子上涂了一层奶油，那当然又是蒂博的杰作。这类事情自然让博凯尔相当恼怒。
在我开始和柯尔托、蒂博一起演出时，我认识了另一位音乐家，他比我年轻许多，如今是我最老的朋友和搭档。我说的是那位杰出的钢琴家霍佐夫斯基。我们相识时他还是个男孩，如今我已经认识他六十多年了，而我们一起演奏也有半个世纪了！他是我唯一在世的老友，只有跟他在一起，我还能聊聊年轻时的同伴和经历。
一八九〇年代初期，霍佐夫斯基生于波兰，是个神童，九岁时初次登台演出，轰动一时。一九〇五年，在他早期的一场巡回演奏中，他和他母亲来到西班牙，在巴塞罗那演出。当时我在巴黎，不过我弟弟恩立克去听了他演奏，而且深感兴奋，安排了他们母子去见我母亲。两位母亲一见如故，她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相处愉快。母亲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我。几个月之后，我在意大利见到了霍佐夫斯基。
在一场音乐会之后，有人把他带到我一个朋友的家里来见我。我对那次见面还记忆犹新。他个子很小，非常小，而且很害羞，穿着一套水手服，大白领镶着蕾丝花边，配上短裤。他看起来像是十岁，虽然他跟我说他十三岁。而他肯定没有说错，因为他一向极端精准而且重视细节。他为我演奏，我深感佩服。我知道他极有天分。
两三年之后，他到巴黎来见我，我跟他一起练习，特别是练习巴赫的作品。一战之后，我们在意大利、英国、瑞士和其他国家办了许多场室内音乐会。后来他替我在巴塞罗那的管弦乐团演奏，也在我于普拉德、波多黎各举行的音乐节上演奏。直到如今，我们还一起合奏。
关于霍佐夫斯基有一件事很不寻常，即自从我们初次相识以来，在许多方面他几乎没有改变。尽管具有极高的音乐才华，他还是非常害羞，极为谦虚而且内向。他的个子还是很小，事实上，比我还要矮小！我真的不曾认识任何人像他这么多年来维持不变。如今当我看着他，我仍旧看见一个小男孩，虽然我得说，他放弃了从前的一项爱好。在一战之前，他热爱跑车、赛车，每年夏天常驾驶一辆双人座位的小车，以极高的速度从巴黎开往法国蔚蓝海岸，再驶往意大利。当然，做这种事在当年要比今天困难得多。他告诉我那些道路很糟，灰尘很多，而且到处都是钉子，常常刺进他的车轮……
一九〇五年，我首次到俄国演奏。我抵达俄国的时间实在不是巡回演出的良机。虽然我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时还不知道，但是俄国革命已经展开。
刚过俄国边境，我们的火车就在维尔纽斯[1]被拦下，所有的乘客都被叫下车。火车站里一片骚动，行李高高堆起，几十个人走来走去，打着手势，大喊大叫。我听不太懂他们说了些什么，因为大多数人说的是俄语。在候车室里，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朝我走近，向我介绍自己。他是铁路局的高级官员，也是俄国军队的一位将军，而且似乎对我的工作知之甚详。他说所有通往莫斯科的交通都因为一场铁路罢工而堵塞，不过，一列专车将驶往圣彼得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搭这列火车。我想到回去巴黎的那一千多里路，就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议。当我们向北行驶，穿过下雪的俄国乡间时，我心想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一抵达圣彼得堡，我就去见指挥家亚历山大·席洛第。我跟他通过信，知道他的名声。他年轻时是优秀的钢琴家，曾经先后受教于柴可夫斯基和李斯特，李斯特对他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崭露头角，成为俄国顶尖的指挥家。当时他在圣彼得堡的一个管弦乐团担任指挥。席洛第十分热诚地接待我，他和李斯特的相似程度令我吃惊，他简直就像李斯特的孪生兄弟，甚至脸上有一颗跟李斯特一样的痣。他坚持要我住在他家，他在涅瓦河河畔有间漂亮的宅邸，拥有丰富的音乐藏书。当我告诉他我没能前往莫斯科，他说铁路罢工也给他带来了困扰，他所邀请的一位独奏家无法抵达圣彼得堡。他问我是否愿意代替那位独奏家演出，我欣然同意。那场音乐会在十分戏剧化的气氛中举行，城里由于大罢工而停电，音乐厅用烛光照明。观众反响极佳。
我在圣彼得堡停留了两三个礼拜，和席洛第合作演出了一系列的音乐会。城里笼罩着一种不祥的紧张气氛，黑夜被枪声划破，让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涅瓦河对岸有动乱，我跟席洛第说我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别做傻事。你想遭到枪击吗？”可是一天晚上，音乐会结束后，他让步了。我们叫了一辆马车外出，通过河上的一座桥。在另一侧岸边，我们听见附近有枪声。突然有一个人摇着旗子，从一个街角冲出来，经过我们的马车时，他狂乱地用俄语大喊。我问席洛第那人在喊些什么，席洛第说：“他在喊‘沙皇共和国万岁！’”
这就是当时人的心态！俄国人拼命想要结束他们忍受这么久的独裁政治，可是被灌输的思想却让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沙皇做领袖的共和国！
在第二次前往俄国时，我亲身体验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镇压之后的高压措施。在边界，几名沙皇军官质询我，他们是身穿制服的壮汉，待我如某种危险的颠覆势力。我想象不出他们在怀疑些什么。他们用俄语向我吼叫，当我用德语回答说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时，他们却不予理会。搜过我的行李之后，又把我从头搜到脚，甚至强迫我脱掉衣服！我气坏了。等我抵达圣彼得堡，我把先前所发生的事告诉席洛第，他比我更为震怒。他把这件事报告给政府机关，后来我收到了正式道歉。我被告知那一风波只是个不幸的错误，这个解释并未令我释怀。
统治者的铁腕措施有许多明证。在任何地方你都感觉得到忧虑、怀疑和恐惧，人人受到监视，门房和守卫得向沙皇警察报告他们工作中发生的事，而秘密警察也是无处不在。有一段时间，伟大的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被免除了他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职位，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抗议秘密警察监视学生。大家不敢说出任何反对政府的话，常常感觉自己好似身陷监狱。
我曾多次前往俄国演奏，除了圣彼得堡，我还在莫斯科、里加、基辅和其他城市举办过音乐会。而不管是去哪里，我都惊觉那强烈的对比，一边是劳工阶层的贫困凄凉，另一边则是贵族阶层的穷奢极欲。我深信民众将再度反抗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况，而这只是时间问题。当一九一七年风暴爆发[2]，我感到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同时，我得说随着那场革命而来的不公不义以及迫害行为令我惊骇。我知道在每一场革命中，某些暴行似乎无可避免，我就曾亲眼看到群众在反叛中做出极端暴力的事。但我无法宽恕有些人以改良社会之名，迫害无辜之人，而那些受迫害之人当中有许多也曾为改良社会做出努力。以任何目的、任何成就之名，都无法证明这些革命手段的正当性。
能同众多俄国知名作曲家相识，我很高兴：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凯撒·居伊、葛拉祖诺夫等人。在莫斯科，我经常在拉赫玛尼诺夫的指挥下演奏，他天赋极高！如果明白古典音乐在俄国是以何等惊人的速度兴盛起来，他们的作品就显得更加了不起。而且他们待我是那么亲切！
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共同经历的一件事，我记忆尤为清晰。那时我在圣彼得堡，席洛第带我去马林斯基剧院观赏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一部歌剧的演出。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间的休息时间，葛拉祖诺夫来到我跟席洛第的包厢，他曾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弟子。他对我说：“我刚才跟老师谈过话，因为你在这里，他很紧张，怕你不喜欢这音乐。”想象一下，此人多么谦虚！当时他六十多岁，事业正达到高峰，而我还不满三十岁。我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请葛拉祖诺夫告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说我非常喜欢这部歌剧。演出结束后我去见他，告诉他我十分喜爱他的音乐，他显得非常感激！
这位伟大的俄国作曲家还是位俄国海军高阶军官，我对此一直很好奇。不过，我从未见过他穿制服。常穿制服的作曲家是居伊，配上他浓密的白胡子和目光锐利的眼睛，模样迥异。他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位将军，据说是炮兵之类事务的权威。他父亲原是名法国军官，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军时留了下来。或许居伊是拿破仑带给俄国的少数好事之一。
在我所见到的俄国作曲家当中，斯克里亚宾无疑给我留下最为戏剧化的印象。他这个人实在不可思议，是个真正的创新者，事实上，他是个发明家，是探索新观念的先驱，不仅在音乐上，在哲学上亦然。他总是用和声与管弦乐法做实验。有趣的是，就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和居伊一样，他的事业也是在军中展开。后来他转向音乐，先成为知名的钢琴家，然后才成为作曲家。我们相识时他才三十多岁，相貌英俊，留着抹了蜡的八字胡和一把小胡子。他跟我讨论他的许多想法。他认为我们所知的音乐在很多方面都粗糙而原始，我们的音阶过于受限而且肤浅。他对音乐和色彩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事实上，他认为相对于音阶，也应该发展出针对视觉、味觉和嗅觉等其他感官的“音阶”，对审美感觉的所有可能性加以研究。他断言一个人在听音乐时无可避免地受到演奏环境的影响，声称在黑暗中听音乐，其效果跟在明亮中听音乐相当不同，还说一个人会对色彩的种种变化起反应，就跟对温度变化起反应一样。
他邀请我去他莫斯科的家里，展示他研发的一个仪器给我看，它能够用颜色来表现声音。想来我属于头几个见识这个仪器的人。那仪器实在很了不起，能制造出惊人的效果。他正在谱写一首新的管弦乐曲《普罗米修斯》，其中他为《色光风琴》写了一份分谱，让这首乐曲在演出时，各种颜色能在银幕上映现出来，这是头一次有人做像这样的事。而这个惊人的天才在我们相识几年后去世，我想他享年只有四十三岁。他去世前正在谱写一部巨作，参与演出者将多达两千人，并且将舞蹈、歌曲、演说、色彩，甚至是香水与音乐效果相结合！
我定居巴黎的那几年，曾到欧洲各国首都演出，只有一个国家的首都例外。说也奇怪，这个例外就是在音乐上极为吸引我的城市：维也纳。虽然我很渴望在那里演奏，却鼓不起勇气。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拒绝了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总是避开维也纳，就像一个人唯恐跟他最喜爱的东西靠得太近。那座城市具有传奇般的魅力，就像磁铁吸引着我，可是流连在那里的活鬼魂令我心慌。对我来说，维也纳是音乐的殿堂，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海顿等人的作品仍旧在那里回荡。从我小时候起，他们的精神就萦绕在我心中，然而此刻我犹豫踌躇，不敢踏进他们的家，因为这里是他们生活、爱、工作、受苦和死亡之处。最后，我诚惶诚恐地接受了去维也纳演出的一次邀约。演出前，我从未像那样充满忧虑。我在街上漫步，一颗心怦怦地跳，觉得我随时可能会跟莫扎特或舒伯特相遇，觉得贝多芬可能会突然站到我面前，静静地看着我，带着无尽的悲伤，如同我这些年来在梦中所见到的他。
那场音乐会在爱乐音乐厅举行，座无虚席。我选择演奏的曲目是莫尔的《升C小调协奏曲》。我把琴弓从琴弦上拉过去，奏出头几个音符，突然感觉到琴弓从我的指间滑了出去，这令我大为心慌。我拼命想要重新握住它，可是我的动作太过突然，琴弓从我手中飞了出去，在无助的惊恐中，我看着它从第一排观众的头上飞过去！音乐厅里鸦雀无声。有人拾起那把琴弓，小心翼翼地传了回来，从一个人手中递到另一个人手中，现场仍旧一片寂静。当我入神地注视着那把琴弓缓缓向我这边传过来，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紧张完全消除了。等琴弓传回我手里，我立刻重新开始演奏那首协奏曲，带着全然的自信。我想那是我演奏得最好的一次。从那时候开始，我每年都去维也纳演奏。
我曾经说过，我十九岁造访布鲁塞尔那一次不是很愉快，我很高兴自己两天后就离开了。后来，当我身为大提琴家的名声已经确立，我有了另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不过这一次的结局比较幸运。
那次经历发生在一场音乐会的预演过程中，当时我是跟一个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当时有一种惯例，音乐会前的最后那一次预演，会有付了入场费用的观众到场，可是艺术家只能拿到正式音乐会那一场演出的酬劳。我认为这种惯例早已过时，而且这是在利用音乐家。在那一次，我决定设法改变此陋习。于是在进行最后一次排练时，我表现得跟排练时一样，只要演奏中一觉得需要加以修正，我就会停下来，跟指挥详细地讨论。那场排练在坐满观众的礼堂进行，没多久，观众就开始不耐烦。等到那首协奏曲结束，音乐学院院长请我继续演奏巴赫组曲，那首曲子安排在节目表的第二部分。我跟他说：“噢，这没有必要。这首曲子我已经练习够了，现在不需要排练。”他说：“可是你必须演奏，大家都期待你的演奏。”我说，实在很抱歉，可是我不打算这么做。这时大厅里起了一阵骚乱，有些观众开始大喊，问音乐何时能继续下去。最后院长说：“求求你，卡萨尔斯先生，拜托你演奏那首巴赫组曲。就当作是你受邀演出两场音乐会，我会安排让你拿到两场演出的酬劳。”我说，好吧，于是开始演奏。等到那场正式的音乐会结束，我拿到了两份酬劳，但我告诉那位院长我只会留下一份，坚持把另一份当作该乐团的基金。那之后，正式预演时付费观众到场的陋习就没有了。即使是在音乐会的舞台上，也要对不公平的事表示抗议！
不过，当我想起布鲁塞尔，最先想到的倒不是这些插曲。这座城市激起我一些最快乐的回忆，不仅是因为我曾在那儿有过多次令人满意的演出。对我来说，这座城市和两位独一无二之人的名字紧紧相连，他们的人生和我的人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举世无双的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伊萨伊，还有高贵的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
在巴黎和拉穆卢管弦乐团首次演出之后不久，我认识了尤金·伊萨伊。我们携手合开音乐会，我还定期跟他去布鲁塞尔的管弦乐团合奏。他是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家，同时还是出色的指挥家，他的管弦乐团在全欧洲数一数二。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四十出头，比我大二十岁，然而在某一方面，我们之间仿佛并不存在年龄的差距。我俩宛如兄弟，一个小弟，一个大哥。他身材高大有如巨人，但是个优雅的巨人，举止潇洒，威风凛凛的头部和美丽的眼睛让我想起狮子。我从没见过哪个艺术家的舞台风采比他更抢眼，而且他的心灵足可和他的外形匹配。他散发出温暖和宽厚，对生活充满无尽的热忱，把生命活得淋漓尽致。他常说自己是两头烧的蜡烛，而他的音乐反映出他烈火般的精神。听他演奏，你会觉得自己变得高贵。
跟我一样，尤金·伊萨伊的音乐生涯可以说也是在一家咖啡馆展开的。伟大的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在柏林一家咖啡馆里发掘到他，说服他去追求演艺生涯。当然，他的演奏模式跟约阿希姆不同。尤金·伊萨伊把小提琴演奏从过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有些人觉得他处理乐谱的态度太随意，认为他约束不了自己的想象力，但我无法认同这些人的看法。我们必须记得他的艺术才能发展起来的时代背景，记得他克服古典主义的传统限制。的确，他的想象力是他天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他对小提琴艺术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在我眼中，他仍旧是所有小提琴家当中最伟大的。你可以说他发现了这件乐器真正的灵魂。
我最近发现自己好几年前针对尤金·伊萨伊写的几则笔记，这里是其中的一部分：
尤金·伊萨伊一出现，就使得同时代所有的小提琴学派和潮流变得过时。
尤金·伊萨伊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不是因为他比同时代的人演奏了更多音符，而是因为他把这些音符演奏得更好。他的影响无人可以忽视，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后代的小提琴家仍然深受他的影响。
尤金·伊萨伊的降临是个启示，不仅是因为他技术高超，还因为他把色彩、重音、温暖、自由和表现力这些品质带进了对音乐的诠释。他是头一个打破德国传统藩篱的小提琴家。
有时候我会去尤金·伊萨伊位于热迪讷[3]的夏日居所拜访他，就在马斯河附近。他喜欢钓鱼，他坐在河畔手握钓竿、口衔烟斗的样子仍在我眼前。他喜欢抽烟斗，少有不叼烟斗的时候，就跟我一样。不过，我不像尤金·伊萨伊那样喜欢钓鱼，即便在儿时，我也不忍心看那些美丽的生物在被抓到时无助地扭动身体……
这个充满活力、性格高尚的人晚年为糖尿病所苦，不得不截肢，缓慢而痛苦地死去，真是悲剧！
我首次见到比利时的伊丽莎白王后是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在我于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中场休息时，一个信差到后台来，跟我说阿尔贝国王[4]和伊丽莎白王后希望我到他们的包厢去。那一次国王颁给我一枚勋章。伊丽莎白王后当时二十多岁，事实上，我们刚好同龄。从那之后，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每一场音乐会她都会来。
不过，当我谈到伊丽莎白王后，我最先想起的是另一个公开的场合，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让人能真正看出她的个性。此事发生在我们相识数年之后，一次由皇家学会赞助的会议上。会议在一个大厅里进行，法国作家让·谷克多接受表扬，并发表了关于作家科莱特作品的演说。我受邀到王室的包厢。当我到了那里，伊丽莎白王后指着她身边一把空椅子，请我坐下。我明白那是国王的座椅，所以有所犹豫，我知道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都是违反宫廷礼仪。可是她露出微笑，指着那把椅子又说了一次：“卡萨尔斯，请坐下。”于是我坐下了。在那场会议的剩余时间里，我一直坐在国王的椅子上。大厅里的人一直往包厢里瞄，后来我得知那个插曲引发了一些议论。她就是那样的人。“宫廷礼仪有时候是必要的，”有一次她对我说，“可是我不喜欢这个字眼。”
伊丽莎白王后身材娇小，看似柔弱，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当她去做某件事，是因为她相信那是正确的。她想要独立，自己做主，不在意其他人怎么说。在许多方面，她都是我见过最不拘于传统的王室成员。然而在任何方面她都像个王后，有一种内在的高贵。也许有一天会有人写下她一生完整的故事，那会是本启发人心的书。
她生为德国公主，父亲是巴伐利亚的特奥多尔公爵[5]，极有文化素养，宫里常有作家和艺术家来访，他也是位杰出的医生，这一点就很不寻常。通过父亲，伊丽莎白对医学产生兴趣，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她跟父亲一样喜爱艺术，尤其喜爱音乐，而且她的这份热情终生不渝。她小提琴拉得很好，曾跟尤金·伊萨伊学习，后来她在比利时组织了一个国际音乐比赛，亦即伊丽莎白王后音乐大赛。
虽然生为德国人，但是在世纪之交嫁给阿尔贝王子之后，在新国家里，她也许是最受爱戴的公民。她尤其关心劳工阶层的问题，献身各种社会理想，成立了一所医院，亲自在那里教授护理。当一战爆发，德军侵略比利时，她拒绝离开，依然留在布鲁塞尔，直到德军兵临城下。然后她随着比利时军队撤退，当了一名护士。“只要比利时还有一寸自由的土地，”她说，“我就会站在那上面。”当比利时尚未被征服的国土只剩下几平方千米时，她依然坚守，和阿尔贝国王住在滨海小镇的一个小屋，而那个镇遭到猛烈的轰炸，她的生命岌岌可危。她在一间旧旅馆设立了医院，帮助照顾病患和伤者，并且替难民子女设立了一所学校。当德军终于开始撤离时，她跟在撤离的德军后面前进。
在战后那些年里，伊丽莎白王后支持各种自由主义的理想。她的举动有时令贵族震惊，可是她不在乎。她最关切的是世界和平，在二战之后，她致力于支持“斯德哥尔摩和平倡议”，呼吁禁用全部核武器。她关心世界各地发生的事，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四处旅行。八十多岁时，她还去苏联拜访赫鲁晓夫，前往中国与毛泽东会晤。她一向热爱大自然，对花草树木的认知程度可媲美植物学家。她居然找得出时间来研究鸟类，并写了一本博物学的书，名叫《拉肯的鸣禽》[6]。她在序言里写道：“谨将此书献给所有的孩子，请他们去倾听身为人类兄弟的鸟类之声。”
这六十多年里，我们一再相遇，从不曾失去联络，尽管我们都历经了人世沧桑，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不论何时，只要我到比利时，就会去拜访她。我会在王宫里为她独奏，有时她会和我一起演奏室内乐，她非常喜欢室内乐，常邀请音乐家来演奏一晚三重奏或四重奏。我流亡普拉德的那段时间，她常写信给我，她的信带给我喜悦和慰藉。后来她来参加我在普拉德的音乐节，等我移居到波多黎各，她也来参加我在圣胡安[7]、美国佛蒙特州的马尔波罗音乐节。在夏季，我和玛蒂妲会作为她王宫里的宾客，去布鲁塞尔拜访伊丽莎白王后。我们最后一次拜访她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几个月之后，这个伟大的灵魂以八十九岁高龄去世。
在遗嘱里，她留给我一件珠宝作为礼物，交代我转赠玛蒂妲。
[1] 立陶宛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2] 指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
[3] 比利时城市。
[4] 指阿尔贝一世。
[5] 即茜茜公主的弟弟。
[6] 拉肯是布鲁塞尔一城区，皇室庄园所在地。
[7] 波多黎各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