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少次苦难的洗礼，才能演奏生命的琴音？
在我移居巴黎那几年里，父亲的哮喘越来越严重。给我的信里他从来不提，等我回家休假，他对自己病情的描述也是轻描淡写，从母亲和医生那儿我才得知他的病有多严重。医生说他一定得搬到另一种气候环境居住，他需要山里的空气，于是我坚持要他遵照医嘱，为他在一个叫博纳斯特的山村买了间房子，让他搬到那儿去住。然而他的病情还是持续恶化。
一九〇六年秋天，我在瑞士的巴塞尔参加巴赫《马太受难曲》的演出。当伟大的荷兰声乐家约翰·梅歇特演唱那首作品中最庄严的一段咏叹调时，我正演奏着大提琴部分，突然一种可怕的感觉袭来，那一瞬间，我黯然心知父亲即将去世。表演一结束，我就取消了那次巡回演出的其他行程计划，直奔本德雷尔。抵达后，我才得知父亲正是于我在巴塞尔演出的那一日过世。他被葬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他曾是那座教堂的管风琴手，那里也是儿时的我在他伴奏下歌唱的地方。
父亲去世后，我住进巴黎奥特伊区的住所，在一个叫莫里托别墅的小社区里，那是好几间出租房中的一间。屋子后面有个小院子，我常在清晨时分坐在那儿抽烟。那屋子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场所，几乎每天都会有朋友来拜访我。我们一起下棋、聊天，有时一起演奏音乐。巡回演出结束后，我总是很高兴能回到莫里托别墅。
然而，母亲觉得我应该在加泰罗尼亚有栋自己的房子。有一次夏季返乡时她说：“你经常这样旅行，需要一个能真正好好休息的地方。在巴黎你办不到。你需要在自己的故乡安顿下来，在海边。”父亲过世后不久，她提议在圣萨尔瓦多盖一栋房子。我们在海边买下几亩地，在我消磨了许多童年时光的那片海滩上，她亲自设计出一栋简单而迷人的房子，还安排好关于建造的所有事宜。她监督庭院和果园的建设，指挥农场的各项运作。那些工人对她非常尊敬，觉得她比那些专家懂得多。
每年夏天我会跟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在圣萨尔瓦多度假两三个月，路易和恩立克都还是青少年。路易学习农业，恩立克已经展现出身为小提琴家的非凡天分。对我来说，在那儿生活是种喜悦。我会在清晨起床，沿着沙滩散步，看着太阳从海上升起，停下来跟渔夫聊天。对我来说，这个地方的吸引力不曾毁减半分。一回到这里，我就有种得到解放的感觉。我一向是从大自然中找到无穷的养分，那段时间，圣萨尔瓦多给了我唯一真正能够作曲的机会。
对于我在巴黎的生活，母亲说得没错。密集的活动耗去我许多时间，那儿常有正式和非正式的音乐会、排练和种种其他事务。除此之外，我还关心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的工作，那是我和蒂博、柯尔托共同创设的学校。那段时间我教很多课程。我最有天分的学生当中，有个叫埃森伯格的，我和他建立起长久且弥足珍贵的友谊。总之，当我结束一次巡回演出回到巴黎，我没有什么时间能够放松，事实上，我可能更加忙碌。
某次经历令我印象深刻。我不能说那种事常常发生，幸好类似的事之后没再发生。可是那确实道出了在巴黎可能干扰一位音乐家生活的事实。
我养成一个习惯——参加拉穆卢管弦乐团和科洛纳管弦乐团的年度慈善音乐会。某次音乐会的当天，我正好结束了一次耗时长久的巡回演出，返回巴黎。按照当时的惯例，公开排练的时间定在当天上午，虽然我搭了一夜火车相当疲倦，但还是直接前往音乐厅。指挥家加布里埃尔·皮埃内和我在几星期前讲好我将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快要开始排练之前，加布里埃尔·皮埃内来到我的更衣室，把乐谱复习一遍，并且讨论我对这首作品的处理方式。他的态度让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仿佛他对我们正在讨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不过我想他或许是在为别的事情烦心。之后，他突然把乐谱扔到地上，做了个鬼脸，喊道：“多么糟的曲子！” 我起初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我无法想象他会真的这么认为，毕竟他本身也是个作曲家，曾受教于儒勒·马斯奈和法朗克。可是他又加了一句：“这简直不值得演奏，根本算不上是音乐。”他的说话语气显示出他是认真的。
我不可置信地呆望着他。“你疯了吗？”我说，“你怎么能用这种口气来评价这么出色的作品？”我问他是否知道勃拉姆斯认为这是首经典杰作，勃拉姆斯说假如他知道大提琴能有这种效果，他自己也会为大提琴写这样一首协奏曲。
加布里埃尔·皮埃内耸耸肩膀。“那又怎么样？难道勃拉姆斯就不会说错？你自己是个音乐家，应该知道这首曲子有多糟。”
我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如果你对这部作品是这种感觉，”我说，“那么你显然没有能力指挥这首曲子。因为我正好喜欢这曲子，我不能参与对它的亵渎，我也不会参与。我拒绝演奏。”
乐团成员聚集到我们周围，有人说音乐厅里观众坐满了，该是上台的时候了。加布里埃尔·皮埃内跟我说：“嗯，我们别无选择。你必须演奏。”
“正好相反，”我说，“我要回家了！”
加布里埃尔·皮埃内冲上台，站在那儿，举着双手，头发蓬乱，戏剧化地宣布：“卡萨尔斯今天拒绝为我们演奏！”
音乐厅里掀起一阵大骚动，我想要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在那片喧哗声中，我无法让别人听见我说话。观众开始挤向舞台，争论并且抗议，说他们花钱买了票。我看见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1]就站在附近，“去问德彪西，”我对加布里埃尔·皮埃内说，“看他是否认为有哪个艺术家能在这种情况下演出。”
令我吃惊的是，德彪西耸耸肩膀，说：“如果你真想演奏，你就能演奏。”
我回答：“德彪西先生，这或许是你的看法。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不打算这么做。”
我收拾东西，离开了音乐厅。
第二天我收到一张法院传票，我被控违约。拖了好几个星期，这件案子终于上了法庭，检察官自己也说，从艺术家的观点来看，他认为我的行为是合理的。不过，在艺术要求和法律约束之间确实有些差异，法官做出了对我不利的判决。我被判罚金三千法郎，以当时的汇率来说，那可不是笔小钱！
我得坦诚，不管有没有法院的判决，换作是今天，我还是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不是你相信你在做的事，就是你不相信。音乐是必须诚心诚意以求接近的东西，不能像自来水般任意开关。
在我和加布里埃尔·皮埃内起争端之际，巴黎的报纸批评我好辩易怒。其实和人争吵并非我的天性，我想真实情况正好相反，我对旁人极感兴趣，特别是他们不同的思考方式。不管我是否同意他们的看法，我倾向于不跟他们辩论，而是试着从他们那儿学习。至于脾气，这也许复杂得多。我想大多数人都有某些癖性，这无疑就是使他们成为独特个体之处。事实上，在接受访问时，对方往往会请我谈一谈自己的癖好。我不想让提问者失望，我知道他们想听到一些不寻常的事，一些令人惊愕的事。如果我告诉他们我喜欢玩骨牌、抽烟上了瘾，或是我的眼睛非常敏感，所以我会用伞挡住阳光以保护眼睛，他们是不会满意的。可是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呢？我自认是个很普通的人，我的好恶都很单纯。在音乐中我也寻找单纯，如今这或许可以视为我最大的癖好！
我知道大家普遍认为怪癖是艺术家性情的一部分，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相信在水管工人和银行家之中也找得到很怪的人，而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能够见到巴赫或莎士比亚，我想我们会惊讶于他们没有怪癖。当然，有些伟大的作曲家极端古怪。例如，我想到瓦格纳，他的朋友、指挥家李希特跟我讲过一些关于他的事，他火爆的脾气、专断的态度、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然而，我不认为这些特质对他的创作天赋有多重要，反而觉得这是他的弱点，无关紧要，我们应该施以包容。值得记住的是他的作品，而非他的怪癖。其实，一个艺术家的怪癖有时会严重妨碍他的工作。我的朋友，出生于匈牙利的作曲家埃马努埃尔·莫尔就是一个例子。
在我眼中，莫尔是不折不扣的天才，是二十世纪真正卓越出众的作曲家。他还是优秀的钢琴家、了不起的发明家，他发明的东西包括双键盘钢琴和一种机械乐器，包含了从低音大提琴到小提琴的所有音域。然而，由于他的古怪，别人很难接受他的音乐。
我是在很戏剧化的情况下初识莫尔的音乐。我在瑞士洛桑举行音乐会时见到他，当时他住在洛桑。一位名叫布兰杜科夫的俄国大提琴家把他介绍给我，称他为“业余作曲家”。可是我感觉到这个人的不凡之处，从他脸上看得出他的热切。我说想听听他的作品，邀请他到巴黎来。不久之后，他到莫里托别墅来见我，带来的乐谱多到像一座小山。他刚在钢琴前坐下，开始弹奏，我就明白他是个天分极高的艺术家。他的音乐令人沉醉。他弹奏了好几首自己的作品，一首接一首，他弹得越久，我就越发深信他是个一流的作曲家。等他停止演奏，我只说了一句：“你是个天才。”他沉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表情激动，眼泪突然夺眶而出，然后开始诉说他的故事。
他开始音乐生涯时本是个钢琴家，在舞台上相当成功。然而，他从小就对作曲充满热情。可是随着岁月流逝，他的作品几乎找不到听众，别人一直说他的音乐没有价值，一再受挫之后，他终于绝望地放弃了，从此不再作曲。那时他三十多岁。他说过去这十年来他没有谱写任何乐曲。“可是这样绝对不行！”我对他说，“你刚才为我弹奏的是绝佳的音乐。你一定要重新开始作曲。”他握住我的手说：“我会的，我会的。”
他的确这么做了，开始每个月定期到巴黎来拜访我，每一次都带来一些新作品。他的产量惊人，作曲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有时他带来一首交响曲，有时是一部歌剧、一组歌曲，或是一首室内乐。不过，这些作品全都带有他特殊天分的印记。我开始把他的音乐介绍给大众，在音乐会上演奏他的作品，也说服我的朋友这样做，包括尤金·伊萨伊、柯尔托、鲍尔、克莱斯勒和其他人。我也在一些音乐会上指挥他的作品，也劝其他指挥家把他的作品纳入演出曲目，可是我一再遭受阻力。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莫尔的古怪。
我从没遇到过比他更会触怒别人、更会树敌的人。他武断、易怒、极端固执己见。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就会野蛮地起而攻之，口出恶言。我记得有一次，一位知名的钢琴家到我那儿去，当时莫尔也在。将近黄昏，莫尔一整天都在演奏他的新作品给我听。可是当另一位钢琴家开始演奏，莫尔几乎按捺不住自己的怒气。那位钢琴家弹了几首他自己改编的巴赫作品——他以此闻名——莫尔怒目而视，沉默地听着。等到那位钢琴家演奏完毕，他转向莫尔问道：“莫尔先生，你觉得这些曲子如何？”莫尔大叫：“我觉得你是个十足的白痴！”
另一次，我费了一番力气，设法在伦敦古典音乐会协会的一场音乐会中演奏莫尔的作品，当时我们正一起前往英国。为了排练，我们到英国钢琴家伦纳德·博里克的家去，他是位极为优秀的音乐家，曾受教于著名钢琴家兼教师克拉拉·舒曼[2]。在伦纳德·博里克跟我排练音乐会中的一首贝多芬奏鸣曲时，我看出莫尔越来越不高兴。我示意他冷静下来，可是没有用。当我们开始演奏巴赫的一首奏鸣曲时，莫尔突然大步朝钢琴走过来，抓住伦纳德·博里克的肩膀，猛力把他从椅子上推下去，喊道：“让我示范给你看该如何演奏巴赫！”伦纳德·博里克是位十足的英国绅士，他十分平静地对莫尔说：“先生，谢谢你。我会尽我所能地演奏。”
显然，这种行为不会让莫尔受到同行喜爱！单单是他的举止，有时就令人困扰。他的餐桌礼仪惹人嫌恶，或者应该说他根本不懂餐桌礼仪。我明白他心里只有音乐，如果他像只饿极了的野兽一样狼吞虎咽，那是因为在夜里音乐在他脑中奔驰，睡眠不足和紧张让他处于一种饥饿状态。我包容莫尔的行为，即便那经常令我尴尬，因为我知道这个可怜人受苦之深。可是其他音乐家不像我这样同情他。他们会对我说：“你怎么可能跟他扯上任何关系？他令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不想看到他。”我会试着解释，但我无法让他们理解。他们对他的反感同样阻碍了对他音乐的认识。
很遗憾，莫尔的作品如今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我不认为这代表了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即便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也曾在某些时期受到忽视。想想巴赫，他的作品其实是在他去世将近一世纪后才被门德尔松发现。我还记得曾有一段时间，莫扎特的作品被看作是悦耳的消遣，被纳入演出曲目也只是为了把节目填满。然而，天才终究会绽放光芒，我确信有朝一日，莫尔的价值会彰显出来。
一九一三年，在柏林的一场音乐会上，我认识了知名的美国艺术歌曲演唱家苏珊·梅特卡夫，演出结束后，她到后台向我表示祝贺。她向我提起对西班牙歌曲的兴趣，我表示愿意帮助她整理一套曲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起工作；次年春天，我们在纽约州的新罗歇尔结婚，那是她当时居住的地方。在那之后，由我替她伴奏，我们一起在欧洲和美国举行了好几场音乐会。然而，我们并不适合彼此，这份关系没有维持多久，过了许多年之后才离婚。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并不幸福，不过，当然，这种事不谈也罢。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里，最快乐的回忆是关于那些非正式的小型音乐聚会。通过那些聚会，我会定期跟朋友见面，纯粹为了自娱而演奏。那些聚会成了我们之间一项珍贵的习惯，你可以称之为一种仪式，虽然就一般的意义而言，那些聚会跟仪式毫无相似之处。通常我们会聚在蒂博家的小客厅里，一般说来会有四五个人。我们这一群包括尤金·伊萨伊、蒂博、克莱斯勒、皮埃尔·蒙都、柯尔托、鲍尔、乔治·安奈斯可，还有我。安奈斯可最年轻，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从罗马尼亚来到巴黎，当时大约二十岁。他是个感觉十分灵敏的年轻人，相貌英俊，具有纤柔而诗意的气质，小提琴和钢琴都演奏得极好，而且已经谱写出令人赞叹的音乐。我们很快就成为挚友。
蒂博家的聚会于暮春或初夏展开，在音乐会季节终了时，我们的巡回演出也都已结束。我们这一群朋友会从世界各地前来相会，有如返乡的鸽子：尤金·伊萨伊刚从俄国巡演回来，克莱斯勒从美国回来，鲍尔从亚洲回来，我则可能是从南美洲回来。我们多么盼望这一刻！我们会一起演奏，纯粹只是对演奏的热爱，不必去想音乐会的节目单或时间表，也不去想乐团经理、票房、观众和乐评家。就只有我们和音乐！我们演奏双重奏、四重奏、室内乐，任何我们想要演奏的曲子。我们默契十足，不停变换角色：这一次由某人演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或中提琴，下一次就换别人。有时弹钢琴的人是安奈斯可，有时则是柯尔托。通常我们会在晚餐后碰面，我们会一直演奏。没有人在乎时间，几个小时就这样飞逝，偶尔我们会停下来吃点儿东西或喝点儿什么。等我们演奏完毕离开蒂博家时，往往已是清晨。
这些美好的聚会终将曲终人散，一九一四年的动乱撼动了我们的人生，一如撼动了千百万世人的人生。那年夏天，克莱斯勒被征召入伍，加入奥地利军队。这个温和开朗的天才穿上士兵制服的模样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而他是俄国前线最早负伤的一批士兵又多么令人震惊！鲍尔在不久之后移居美国，尤金·伊萨伊则迁往伦敦……
战时，我们那一群朋友中有几个仍然在缪丽尔·德雷珀家中聚首合奏，她是当时住在伦敦的美国社交名媛。我们在一间称之为“洞穴”的地下室演奏。那其实是个很迷人的地方，有舒适的座椅，散放着大大的垫子。然而，在那儿演奏无法真的像在巴黎时一样。可怕的战争幽灵一直徘徊在我们内心深处。
二十世纪初，大多数欧洲人没见识过什么战争。堑壕战、触目惊心的伤亡名单、妇孺逃离烽火遍地的城镇，千百万人即将目睹这些情景。战争也不像如今这样，成为每日谈话的主题、每晚电视节目中的惊人景象、吞噬大国财富的无底洞。
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西班牙虽然已经不再是世上强权，但是国人可能比其他欧洲人更熟悉战争。我自己对战争的记忆要追溯到世纪交接之前，即所谓的“一八九八灾难”。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目睹了噩梦般的情景，那一幕我从不曾忘记。正是美西战争的那一年，也是西班牙帝国终于瓦解的那一年：西班牙失去了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这些殖民地。跟西班牙其他同胞一样，我们加泰罗尼亚人当然知道在古巴拖延多年的战事，是为了镇压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动乱，毕竟，当时在古巴的西班牙军队接近二十五万人。可是没有几个西班牙人知道他们的军队遭受了多大的苦难，譬如沼泽和丛林中的游击战，以及疟疾、黄热病和其他热带疾病。这些事实从不让人们知道，当伤亡人数日渐增加时，报纸上却报道着战事告捷，一直预告着最终的胜利。
后来，一八九八年夏天，随着美国加入战局，悲惨的结局骤然来临。一夕之间，兵败如山倒。之前承诺的胜利没有来临，反而来了一场大灾难！当时我在巴塞罗那，就在战败消息传来之后不久，运输船抵达港口，载回残余的西班牙军队。有好几天，成千上万的士兵游走在城里的街道上，或病或残，饱受饥饿和疾病的蹂躏。多么恐怖！宛如弗朗西斯科·戈雅《战争的灾难》系列版画中的情景。我自问：这是为了什么？
这对西班牙人民的冲击无法衡量。从全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情景一再重演。甚至在那一年制作的西班牙轻歌剧 《巨人与大头侏儒》中也有这种场景。其中一幕描述了一群正要返乡的西班牙士兵，他们衣衫褴褛，聚集在厄波罗河畔，唱着一首忧伤的歌，诉说着他们对祖国的爱和在异国战场上所受的苦难……
大约十年之后，战争再度影响到西班牙众多家庭的生活，包括我们家在内。这一次，西班牙卷入同摩洛哥的一场战争。那变成一场漫长而野蛮的冲突，几万名军人被派去跟摩洛哥北方里夫地区的原住民交战，到处都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声音。在加泰罗尼亚，反战情绪强烈，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劳工阶层。当我回家看望母亲和弟弟时，发现周围都是人民凄苦的愤慨。政府下令全国动员，巴塞罗那的劳工则发起大罢工以示抗议。一场猛烈的斗争就此展开，后来被称为“悲剧性的一周”，戒严法随即颁布。许多人被军事法庭审判入狱，有些人甚至遭到处决。
那是个恐怖时期！一九一二年，政府颁布法令实施义务兵役制。在那之前还能花钱以免除兵役，我也设法替大弟路易买到了豁免权，可是如今无法替恩立克这样做。他之前在布拉格学习小提琴，最近才回来。他刚满十八岁，面临征召。当时我在本德雷尔跟母亲住在一起，就是那个时候，她告诉恩立克他生来不是为了杀人或被杀的，他应该逃离这个国家。他决定前往阿根廷，并在那里继续他的音乐生涯。我替他买了一张前往南美洲的船票，然后他就逃走了……
当然，和一九一四年夏天爆发的一战相比，美西战争和摩洛哥战争都要相形见绌。到一战爆发时，仿佛全人类都突然发疯了。
一战爆发时我正在巴黎，整座城市真像发了狂。你也许会想，大家应该会对国家所蒙受的恐怖灾难有所知觉，可是，不，正好相反，当时有一种狂乱的节庆气氛。乐队演奏军乐，旗帜飞舞在一扇扇窗前，夸张的演讲大谈荣耀和爱国主义！多么骇人的化装舞会！有谁知道，在那些面带笑容、于巴黎街头游行的年轻人当中，有多少将死在泥泞的壕沟里，或是在返乡时落下终生残疾？而类似的游行又将在多少座城市、多少个国家发起？
之后的每日每月，随着众多国家一个个卷进这场可怕的杀戮，你会感觉文明正在倒退。每一种人性之美都被颠覆，暴力受到崇拜，野蛮取代理性。杀掉最多同类的人是最伟大的英雄！人类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知识、科技和发明，都集中在制造死亡和毁灭上。而几百万人遭到屠杀，另几百万人无家可归、挨饿受冻，所为何来？世人被告知这场战争是为了让世界保有民主。然而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短短几年内，十几个参战国就被独裁政权掌握，并开始为另一场更恐怖的世界大战做准备！
少年时期在巴塞罗那的我，首次意识到人类的不幸与不人道，一个疑问折磨着我：“难道这就是人类生存的目的？”在一战那段可憎的时期，这个疑问又开始纠缠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恐怖和无助淹没了。对我而言，一个小孩的生命要比我全部的音乐更有价值，可是在战争的疯狂中，也许透过音乐我才能保持神智清明。在我心中，音乐仍旧是人类——是的，也就是如今造成这等破坏和痛苦的人类——有能力创造出美的明证。我想起一百年前，欧洲被拿破仑战争蹂躏，残暴的冲突折磨着贝多芬，可他仍继续谱写伟大杰作。也许在这样的时刻，当邪恶和丑陋猖獗蔓延时，珍惜人类高贵之处要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战争期间，有些人被仇恨蒙住了眼睛，试图禁止演奏德国音乐，我却觉得演奏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更为必要，他们的作品确确实实体现了人类的精神和四海一家的兄弟之情……
战争爆发时，我放弃了巴黎的住所，部分时间住在纽约，每年都在美国做一次巡回演奏。美国的朋友劝我永久居留。“在这里，你可以在和平中继续从事音乐工作，”他们对我说，“而且你很安全，不需要面对危险或是海上的潜水艇。”然而我放不下在欧洲的家人和朋友。每一季，巡回音乐会一结束，我就回到欧洲，去圣萨尔瓦多看望母亲。
一九一六年我在纽约时，发生了一桩悲剧，对我来说，这一事件说明了战争的损耗和疯狂。那年年初，我的挚友恩里克·格拉纳多斯从巴塞罗那来到纽约，参加他的歌剧作品《戈雅之画》的世界首演。对于旅行，格拉纳多斯怀着几近病态的恐惧，尤其是海上旅行，多年来他坚决拒绝横渡大西洋。可是这一次，由于他很看重首演，终于同意首度跨洋旅行。他和妻子安帕罗同行。当我们在纽约相见时，他表现出对即将开始的演出的紧张。格拉纳多斯对待自己音乐的态度就像个小孩子，他觉得他的音乐一点儿也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从他心中涌出的东西，而他总是怀疑其价值。二十年前，我们都还是住在巴塞罗那的年轻人，我为他指挥了第一部歌剧的预演。这一次也一样，他问我能否协助他进行排练。在大都会歌剧院排练时，他紧张到一句话也不说，除非有人问他问题。他不会说英文，所以如果有乐师问他剧中某一段他希望如何诠释，我会替他翻译。“就跟他们说，他们觉得怎么演奏最好，就怎么演奏。”这是他的典型作风，他觉得演奏他作品的音乐家应该自行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诠释方式。音乐自然是很美妙，我试着减轻他的焦虑，告诉他这部歌剧将会大获成功。首演之夜，他亲眼见到了！那部歌剧得到如雷般的喝彩，是我所见过的最惊人的盛况。观众起立欢呼，甚至落泪。
格拉纳多斯本来要在那之后不久就搭船返航，可是他接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要他去白宫演奏的邀请，于是他把行程后延，决定三月初再和妻子搭船回欧洲。两星期后，噩耗传来，他们所搭乘的船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时被鱼雷击中，温文的格拉纳多斯和他的妻子双双亡故。那时他只有四十九岁，正值创作力高峰……
伊格纳西·帕德列夫斯基和克莱斯勒当时人在纽约，我们三个决定一起举行一场纪念音乐会，来为格拉纳多斯的子女募款。他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是我的教子，我们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多少钱。那场音乐会在大都会歌剧院举行，就在不久之前，格拉纳多斯才在这里得到欢呼肯定。我说不出究竟有多少人前来参加，那一夜下着雨，当我抵达歌剧院时，几千个买不到票的人站在街道上。
音乐会由瓦尔特·达姆罗施指挥，帕德列夫斯基、克莱斯勒和我演奏贝多芬的《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西班牙女高音玛丽亚·巴里恩托斯、荷兰女中音胡利娅·卡尔普，以及爱尔兰男高音约翰·麦考马克也参与了演出。音乐会即将结束时，我们把灯光全部熄灭，单留一支蜡烛在钢琴上。偌大的剧院里，只有一支烛光在舞台上摇曳，然后帕德列夫斯基弹奏起肖邦的《送葬进行曲》。
[1] 法国作曲家，近代“印象主义”音乐鼻祖，代表作管弦乐《大海》、钢琴曲《练习曲》等。
[2] 舒伯特·舒曼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