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鸟曾喑，一朝齐鸣。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战争中，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几乎已经过了十年，当和平终于降临欧洲时，真像是一场梦。法国举国欢庆，大家陶醉在胜利和自由的气氛里。一夕之间，我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仿佛人人都恨不得多为我做点儿什么，行程排满了访问、接待、各种机构赠予的学位、豪华的盛宴。在那些宴席上，有时我会想到，就在几个月前，为了此时桌上吃剩的半条面包，我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走在祝福我的群众中，不管我去到哪儿，那儿都飘扬着加泰罗尼亚的旗帜。法国政府颁给我荣誉军团大军官勋章，好几个法国城镇封我为荣誉市民，其中之一就是佩皮尼昂。当地报纸以大标题欢迎我，之前我敲响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钟时，污蔑我是恶棍和刺客的也是这份报纸！
我固然深深感激这些殷勤的关怀和友好的表示，但我的心里却被别的事情占满。我那些流亡在外的同胞迫切需要帮助，他们或是从集中营获释，或是从德国的奴工营归来，没有几个人有能力维持生计。许多人或病或残，处于半饥饿状态。成千上万的法国人的处境也很悲惨，衣食无着、无家可归。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举行慈善演奏会，为了救援西班牙难民，也为了红十字会和其他类似机构。我去一些城镇拜访为西班牙孤儿设立的孤儿院，那些幼小的身影，每一个都代表着一出悲剧。看着他们忧伤的眼神，谁能够为了自己的幸运感到安慰？祖国那些囚满了我的同胞的监狱也常萦绕在我心头。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几百万人奋战、牺牲，如今我最渴望的是看见我的同胞挣脱法西斯的暴政，重获自由。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受邀前去英国访问。距离我上一次造访这个可亲的国家，似乎已经过了一整个时代。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多么期待见到我那些老友！当我去法国的英国航空公司购买机票时，对方说：“什么？你打算付钱吗？这绝对不成！你是我们的贵宾！”在伦敦机场，当我把行李提交海关检查时，海关人员露出微笑，摇摇头。他们不打算检查我的东西。
虽然我知道纳粹轰炸过伦敦，但此刻所见的惨况仍令我难受。建筑物的残垣断壁，巨大的弹坑和成堆的瓦砾，整片街区荡然无存。这一切都让我想起我在巴塞罗那目睹的轰炸。然而，又一次，就在英国的废墟之间，我发现再多的轰炸也毁不掉人类的精神。从英国人的谈话中，你绝对想不到他们经受的严酷考验，他们根本不提做出的牺牲和遭受痛苦。事实上，他们似乎焕发出乐观的精神和愉快的心情。我知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赢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也是因为任何事都无法击倒这样的人民。
在《伦敦爱乐新闻》的一次访谈中，我说了一段话，表达我对英国人民的尊敬与爱。我提到在纳粹占领区时，我们是如何依赖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字一句，而伦敦对我们来说就是自由之都。“今天，”我说，“伦敦是希望之都。”我说到另一件我所关切的事，即英国音乐家在战争期间扮演的光荣角色。我对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的成员说：
“我在比利牛斯山小小的避难所，时时刻刻关注着伟大的英国所经历的一切，我认为你们这个顶尖交响乐团和独奏家创造的无数成就，就跟贵国政治与军事领袖的行动一样重要。我知道各位在敌军轰炸之下，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演奏，维持伟大的音乐于不坠，我也知道，战时的苦难岁月为那些音乐大师的作品培养出几百万名新听众。
“我在英国好几个城市举行过演奏会。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那一场。我上一次跟管弦乐团合奏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的琉森音乐节，当时的指挥是阿德里安·博尔特爵士。如今时隔六年，他再度指挥。音乐厅里坐满几千名观众，而挤在外头的人似乎还要多。我演奏舒曼和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返场曲，我还演奏了一首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当我演出结束离开音乐厅时，街上的群众是那般拥挤，警察费了好些时间才得以让我乘坐的车通行。我不急，我可以在那些神采焕发的人群中待上几个钟头！
“那愉快的一晚有件事尤其让我记忆深刻。音乐会结束后，一位老先生在舞台门边等我，他蓄着白胡子，身披飘垂的斗篷。‘你还认得我吗？’他说。那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友，大提琴家鲁维奥！我跟他初次见面是在将近六十年前，我那时还是个十一岁男孩，在巴塞罗那的托斯特咖啡馆演奏。‘对，’他说，‘那一夜我告诉阿尔贝尼茨，总有一天，这个小家伙会造成轰动！’
“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那场音乐会之后几天，我受邀去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演奏，并通过广播向我那些在加泰罗尼亚的同胞说几句话。演奏完毕，我凑近麦克风，起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一刻令我难以承受。我点燃了烟斗，稍微平复了心情，帮我找回心中的声音。‘我的思绪飞向你们，我亲爱的同胞，不管你们是流亡在外，还是在我们所爱的故国。’我说，‘我从卡尼古山下的隐居之处——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来到此地。首先我想要谢谢殷勤接待我的英国主人，他们面对战争的残酷考验，展现出如此的英雄气概，凡是珍惜自由与正义之人都应该感谢他们。如今我们期望他们能维持和平，重建欧洲的道德。’”
最后我向我的同胞说了下面这段话：“你们现在听见的是我们那首古老的旋律《白鸟之歌》，我希望这能够表达我们对加泰罗尼亚的爱。这份情感让我们以身为她的子民为荣，并且将我们紧紧相系，如今这份情感让我们一起合作，并结为兄弟团结在一个信念之下，为了和平的明日，那时加泰罗尼亚会重新成为加泰罗尼亚。”
然后我演奏了《白鸟之歌》，那首唤起人们美好回忆的加泰罗尼亚民谣。从此，在每一场音乐会结束时我都会演奏这首曲子。
返回普拉德之后，一段插曲唤起了我对战时最黑暗的日子的回忆，令人悚然心惊。一天上午，我在小屋里，前门响起敲门声。我打开门，站在那里的是柯尔托。
见到他让我感到万分痛苦，那段悲伤的过去突然浮现在我眼前，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我们站在那里，彼此相望，没有说话。我示意请他进我房间。
他嗫嗫嚅嚅地说起话，眼睛看着地板。他苍老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疲惫。起初他尝试为自己所做的事找借口，但我阻止了他。
然后他冲口说出：“是真的，卡萨尔斯，他们说的是真的。我是个通敌者，我跟德国人合作。我很羞愧，羞愧至极。我是来请求你原谅的……”他再也说不下去。
我也觉得很难说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很高兴你说了真话，正因为这样，我原谅你。让我们握手吧。”
那年十月为了另一次巡回演奏，我又去了英国，为在战时英勇殉国的皇家空军飞行员遗族筹募基金。那是我对这个高贵的国家表示感激的一点儿小小心意。
自从德国被击败，转眼过了快六个月，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有理由让人为战后的世界深深担忧。在广岛和长崎瞬间毁灭了几十万人性命的原子弹为全人类的未来蒙上了阴影。
那年夏天我到英国各地旅行时，也有其他的发展令我深感不安。在战时的黑暗岁月中，我渴望胜利，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终结，意味着那些受其奴役的国家将重获自由。可是如今，强大的势力似乎在阻挠联合国达成曾誓言之目标。虽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被击溃了，但是他们在西班牙扶植的法西斯独裁政府却仍然掌权。更明显的恶兆是，如今其他国家对佛朗哥政权表示出和解之意。政坛的重要人物谈起佛朗哥时还带着敬意，报上文章也称赞佛朗哥的成就。我自问，难道西班牙人民注定要继续活在法西斯分子的统治之下？最早拿起武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人民怎么办？还有那几十万名难民，包括那些和盟军一起奋战的难民，他们原本相信盟军的胜利意味着民主将重返西班牙，难道他们将被迫永远流亡？这样的背叛令我心寒，可是四面八方显现的证据越来越多。英国政府高官和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士试图安抚我。他们说，我必须了解外交事务的复杂，在事情演变期间我得有耐心。这类劝告更加深化了我的恐惧。
在这个着急的时刻，我决定必须采取行动，明确表示我抗议对佛朗哥的任何姑息，并表示我完全站在受苦同胞那一边。当我的同胞处于如此不幸中，我还能继续在音乐会上接受喝彩和领奖吗？当我受邀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我回复：以英国目前对待西班牙的态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荣誉。我宣布取消未来所有在英国的演出，预定十一月在利物浦举行的音乐会是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场演奏。我是怀着忧伤的心情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妥协。
有一些朋友试图说服我重新考虑，或者至少先不做任何决定。我在英国巡回演奏时，令人赞佩的钢琴家玛丽·海丝女爵和我一起演出了好几场音乐会，她劝我去见国王乔治六世的秘书，并且替我约好会面的时间。我们的会晤在白金汉宫进行。我告诉国王的秘书，英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有明确的道德义务让西班牙恢复民主，我也暗示他《不干预协定》在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一事上的灾难性作用。国王的秘书恭敬地留心倾听，并向我保证会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国王。然而我心里知道，那是徒然的。
回到巴黎，我收到克里普斯爵士的一封电报，他当时跟工党政府关系密切。他邀请我会面。然而那时我已过于疲惫，对进一步讨论不抱希望。“我们无法互相理解，”我回复，“我们会各说各话。你会谈起政治，我要谈的则是原则。”
在法国，我又举行了几场慈善音乐会。我仍旧怀着希望，希望哪个政府信守他们对西班牙人民的承诺。可是，唉，事情越来越清楚，主导他们对西班牙政策意向的是政治利害关系，而非联合国的人道法则。不久之后，我宣布，在民主国家改变他们对西班牙的态度之前，我不再公开演奏。
我回到普拉德隐居，等于再一次开始流亡生活。我不能说这样做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知道在这个惯于损人利己的世界，我的行动根本影响不了各国的决定，毕竟，这只是一个个体行动。可是我还能怎么做呢？人必须活得心安理得。
为了表示抗议，出于自己的意志，我回到普拉德避居，你可以说此举让我成了与世隔绝的艺术家，但是在之后那些年里，我从未真的孤单。与德军占领法国期间不同，法国被占领时，我跟世界的联系完全被切断，如今我则跟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的确，我不再在舞台上让我的乐器发声，但我一直拥有它的陪伴，也有那些来普拉德看我的亲爱友人的陪伴，还有那些从其他国家写信给我的朋友相伴。事实上，许多写信给我的人我从未见过。遥远的距离将我们分隔，但我觉得我们跨越了海洋彼此拥抱。
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那么温暖我心的支持！一九四六年冬天，我过七十岁生日时，他们借此机会表达对我的支持，令人难忘。在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如日本、巴勒斯坦、美国、捷克、非洲国家的祝贺涌至普拉德这个小村镇，有信函、明信片、电报等各式各样的形式。成百上千的贺词——来自艺术家、工会成员、作家、学者、教士、西班牙难民，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林肯旅志愿军！在来自苏联的祝贺中，有一封亲切的电报——由普罗高菲夫、萧斯塔高维奇、哈察都量和其他苏联作曲家、音乐家共同签名。有人告诉我，在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广播电台整天都在播放我的演奏录音。
那天晚上，在普拉德的小屋里，我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音乐会节目，这节目由我在英国的友人筹办。节目开始时，博尔特爵士对我说了一段话，借此表达英国成千上万名音乐家与爱乐者对我的祝福。他谈起我们的友谊始于十多年前，那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在利物浦指挥一场音乐会，由我演奏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他说后来他去巴塞罗那研究我的指挥方法，以及自世纪交接之后我在英国举行过的许多场地音乐会。他这番话是如此亲切，仿佛就坐在我房间里对我说话。“大师，”他说，“此刻我们跟许多朋友一起在播音室里，包括五十位大提琴家。我们多么希望你能跟我们在一起！但愿你很快就会再次来到英国。不过，我们知道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将在你的老朋友巴毕罗利的指挥下，演奏一首短曲。借由演奏这段音乐，把我们的心意传递给身在普拉德的你。”
然后，巴毕罗利指挥那五十位大提琴家，演奏了我在一九二七年为伦敦大提琴学校的学生所写的一首曲子。那是首萨达纳舞曲，灵感来自我儿时在本德雷尔所见到的节日庆典，伴着传统管乐器果拉亚的声音和村民的歌唱。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信中写道：
自从我在年轻时有幸为维多利亚女王演奏，我从英国大众那儿获得许多令人感动的温情，我将其视为整个艺术家生涯中最为珍贵的收获。如今，在我七十岁生日时，流亡的我收到来自贵国各地的温馨祝福，这些祝福是如此之多，让我必须恳请借由《泰晤士报》来表达我对大家深深的感激。
一个艺术家的生命跟他的理念无法切割。我希望不久之后，世局允许我前往英国，亲自表达我对英国人民所怀的情感。
在我隐居至普拉德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我收到许多来自英国、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信函，劝我重新考虑退出音乐舞台一事。写这些信给我的人当然是一片好意，许多人说，为了实践我实现的信念，我的音乐所能做的要比我的沉默更多。特别是我收到来自美国的慷慨邀约，邀请我去举办音乐会，要举办几场任凭我决定，他们会接受我所提出的任何条件。我接到一封特别令我感动的信函，来自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首的一群著名知识分子，劝我移居美国。美国政府愿意给我一本特别护照。然而，我对所有这些信函的回复都是我固然十分感谢他们的心意，但我仍然认为我有责任留在普拉德。
一九四七年夏天，美国小提琴家亚历山大·施奈德前来拜访我，待了几天。我们一见如故。他生动的幽默感和满腔热忱尤其吸引我，有时候，在他说话时，他浓密的头发似乎竖了起来，我觉得他的身体想必很难约束住体内充沛的活力！我们的会面成为一段珍贵友谊的开端，也是我整个音乐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合作关系。施奈德（他的朋友叫他萨夏）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许多年里，他的名字跟优秀的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相连，不仅如此，他还是各种音乐活动的出色筹划者和发起人，脑中充满了点子。我深信他在任何领域都会很成功，不管是剧场、政治、商业，还是其他领域。在我们最初的一番谈话中，他劝我到美国去举办一系列音乐会，他所提出的酬劳是个天文数字。我告诉他：“这不是钱的问题，而纯粹是道德问题。”他当然了解。
施奈德回美国之后不久，寄给我一份美好的礼物，是他和一些音乐家同行合赠的。那是套四十五册的巴赫全集，根据巴赫协会编辑的那套原版作品复制而成，里面有一段给我的感人献词，由托斯卡尼尼、谢尔盖·库赛维茨基、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保罗·亨德密特、阿图尔·施纳贝尔、施奈德、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其他大约五十位杰出音乐家共同签名。
不久之后，施奈德写信给我，说他跟我的老友霍佐夫斯基谈过，而霍佐夫斯基想出一个令他非常兴奋的提议。霍佐夫斯基提议在普拉德举行一个巴赫音乐节，由我来指导。施奈德说这肯定不会跟我隐居普拉德的抗议行动有所冲突，说音乐节所得可以捐给佩皮尼昂的医院，有许多西班牙难民仍在那里接受治疗，也可以捐给任何我想济助的机构。他想知道像这样的音乐节，我是否愿意考虑。关于一年一度的普拉德音乐节的构想就随着这封信诞生了。
起初我犹豫着是否该同意。我写信给施奈德，说有些人也许会误解我参与音乐节一事。他回信说：“你不能一直让你的艺术全然无声。如果你不愿意在其他国家公开演奏，那么何不让你的音乐家同行从世界各地前来，和你一起在普拉德演奏？你的抗议还是一样鲜明。”施奈德又说一九五〇年是巴赫逝世两百周年，将是举办此活动的理想时机。我的疑虑消除了，于是我同意举办这个音乐节。想到这能让我帮助我的同胞，尤其令我高兴，我的许多同胞依旧迫切需要帮助。
巴赫音乐节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举行，施奈德监督所有的准备工作，也应我的要求担任乐团首席。他安排组织整个管弦乐团，并请到小提琴家约瑟夫·西盖蒂、艾萨克·斯特恩，钢琴家霍佐夫斯基、鲁道夫·塞尔金和尤金·伊斯托明来担任独奏。整个音乐节为时三周，演出曲目包括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以及小提琴与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将在建于十四世纪的圣皮耶教堂举行，面对村中广场。
当音乐节开幕的日子来临，普拉德的气氛是何等兴奋！整座村庄的外观为之一变，街道上装饰着横幅、彩带和海报，加泰罗尼亚的旗帜到处飘扬。我常常纳闷，这个小镇和邻近的村庄怎么能够容纳参与音乐节演出的那五十名音乐家，还有从法国各地和其他国家前来观赏音乐会的千百名观众。我听说有些人甚至是从中国来的！当地一个店铺老板对我说：“今天我们的村庄是全世界的音乐之都！”
第一场音乐会快要开始前，音乐节的一位负责人员问我是否愿意对一群加泰罗尼亚人说几句话。起初我以为他指的是难民，可是他告诉我，不，他们是从西班牙来的。
“可是这怎么可能？”我说，“我听说佛朗哥政府禁止西班牙公民穿越边界来参加音乐会。”
“但他们还是来了。”他说，“他们偷偷徒步越过了比利牛斯山。”
那群加泰罗尼亚人包括音乐家、教授、工人，还有一位主教！有些是我的老朋友，或曾是西班牙的政治犯。那群人中还有一位年迈的牧人，他跟我说：“我带着我的羊一起越过了山脉。”
音乐节开幕那一夜，村中广场上挤满了人。在第一场音乐会开始前，圣弗勒镇的主教向大家致辞表示欢迎。他请大家在整场演出中都不要在教堂里鼓掌。然后我奏起巴赫的《G大调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揭开了音乐节的序幕。
三个星期后，在最后一场音乐会终了时，圣弗勒的主教和佩皮尼昂的主教在观众中站起来，开始鼓掌，教堂里的所有其他人也站起来跟着喝彩。
不久之后，我收到从日本寄来的一个册子，里面有数百名日本公民的签名，他们在东京听到了巴赫音乐节的演奏录音。其中一页的标题是“广岛”，上面满是幼童的笨拙签名，四岁、五岁、六岁大的男孩和女孩，在这一页上写了这一段话：“我们是在原子弹投下后出生的，而我们已经懂得爱你的音乐。”假如我心中还对自己在巴赫音乐节上演奏一事是否正确而有所疑虑的话，来自日本孩童的这段话也会将其驱散。
大家对巴赫音乐节的反应是那么自然、那么热烈，于是后来决定将在普拉德举行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施奈德再次同意监督一切安排事宜。第二届音乐节在佩皮尼昂举行，在马洛卡国王的古老宫殿里。那次音乐节也大获成功。原来预期将有一千人来参加，结果来了将近两千人。下两届的音乐节在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废墟里举行。在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我和加索就是去那座修道院敲响了钟，以表示加泰罗尼亚人的爱国精神。这一次，没有人因为我在这座修道院里奏乐而指责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刺客！
那之后的每一届音乐节都在普拉德的圣皮耶教堂举行，就是第一次举行巴赫音乐节之处。
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音乐节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在我九十岁生日前不久。许多亲爱的朋友从各国前来向我祝贺，他们的到来让我深深感动。
音乐节开幕的前一天是星期天，加泰罗尼亚工人从巴塞罗那搭乘两辆巴士前来。他们在周日抵达，因为周间无法搁下工作。他们在黎明前就出门，车子开了两百四十多千米，翻山越岭，来到普拉德附近的莫利雷班，那是我当时所住的小村庄。这些工人大多曾是工人音乐会协会的成员，有些是那些成员的子女，这个我于一九二八年在巴塞罗那所创立的协会，在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之后被禁。他们聚集在我的小屋前面，献花给我。接着，他们组成一支小型弦乐团为我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在音乐节快要结束时，另一群同胞来看我。这些男男女女来自我的出生地本德雷尔，有些是合唱团成员，那个合唱团是我父亲在一百年前创立的，至今仍然存在。本德雷尔的镇长与一位神父和他们一起前来。他们按照加泰罗尼亚的节庆传统叠起了罗汉，就在我站着的小木屋阳台下，这是我从儿时起就无比熟悉的传统。最强壮的男子站在底层，第二层的男子站在他们肩膀上，层层叠起，最后他们把一个小男孩送到了顶端，他拿着一个装着葡萄酒的羊皮袋子。我抱起那个小男孩，从那个袋子里喝了酒。我把我的烟斗送给他当作礼物。
那群人穿着加泰罗尼亚的民族服装，白衬衫、红腰带、红头巾，跳起了萨达纳舞。接着他们唱起我献给本德雷尔的一首合唱曲。
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我试着告诉那些亲爱的朋友我的心声。“本德雷尔的乡亲，”我说，“我感觉得到你们以朋友的身份来此，不仅是来看我，也是来邀请我回去看你们。自从我离开亲爱的家乡那一天，我就渴望能再回去。然而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对加泰罗尼亚人的信心让我坚强到足以抗拒这份渴望。但愿上帝能让我活得够久，让我能再见到我们教堂美丽的钟楼，我们全都如此喜爱那上头的钟，再见到那个守护天使，还有我父亲曾经弹奏的那架管风琴，我九岁时曾给他弹过。我恳请各位记得这一切对我的意义，尤其是我对本德雷尔的爱，对你们全体的爱。谢谢你们，亲爱的乡亲，谢谢你们来看我。”
我们互相拥抱，哭成一团，出于悲伤，也源于喜悦。然后他们坐上巴士，返回加泰罗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