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个艺术家。
关于普拉德音乐节，我有许多难忘的回忆，不过，其中最美好的回忆是一九五一年的第二届音乐节。就是在那次音乐节，我首次见到我亲爱的玛蒂妲。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发生的许多事，我都有理由感谢上帝。我运气很好，也很快乐。不过，我和玛蒂妲共度的这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在儿时，我幸而能拥有一位像我母亲那样的母亲；在晚年，我幸而能拥有一位像玛蒂妲这样的妻子。
我在许多男人身上观察到一种古怪的特点，说起自己多么深爱母亲时，他们毫不迟疑，但有多么深爱妻子，却很难启齿！我不觉得难以启齿。玛蒂妲是我世界中的美妙人物，每一天我都在她身上发现某种新的奇迹。我知道自己已经不算年轻了，可是我用来描述她的话语也许像是年轻爱人所说的话，这是因为我对她的感觉就是这样。也或许因为我比大多数人活得更长，更懂得爱的意义。
如我所说，我跟玛蒂妲是在第二届普拉德音乐节上首次见面。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位来自波多黎各的作家来参加音乐节，带着他拉大提琴的侄女一起来，他想要见我。这个人名叫拉斐尔·蒙塔内斯，据说是我母亲娘家亲戚的好友，那些亲戚住在波多黎各。我从来没去过波多黎各，母亲常以极为怀念的心情说起她出生的国家，我事业有成后，常对她说：“母亲我带你去那儿吧。”但她总是回答：“不，卡萨尔斯，以后再说。你的工作比较重要。”很遗憾，那个“以后”始终不曾来到。我从没见过她的亲戚，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见到一个与她亲戚熟识的人。
当玛蒂妲跟她叔叔进到屋内，我觉得自己仿佛头一次接触到母亲的家乡。当我看着玛蒂妲，我对自己说：“来看我的这一位并非陌生人。”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她属于我们的家族。那时她才十四岁，是个可爱的孩子，一头黑发披在背上。有个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我母亲在这个年纪想必就是这样的装扮！日后二人的相似性变得更加明显，如今当我拿母亲年轻的肖像给别人看时，他们都惊讶于她和玛蒂妲是那么相像。
玛蒂妲和她叔叔来到我的屋子时是下午。前一年我搬离了科雷特别墅，在附近社区租了一个园丁的小屋，我把它叫作“白鸟之歌”。我的时间表就跟平常一样排得满满的，可是我们有那么多话可说！不止一次，蒙塔内斯说他们已经占用了我太多时间，该走了，可是我说：“不，请不要走。”我请他们留下来用晚餐，等他们离开时已经是晚上了。我们聊了大概六七个钟头，可是我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音乐节结束后，玛蒂妲跟她的叔叔返回波多黎各。有三年的时间我没有再见到她，偶尔我会跟她的家族成员通信。然后，一九五四年初，我收到玛蒂妲叔叔的一封信，提到她在大提琴上的进步，说她在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跟随罗萨诺夫教授学习。我认识罗萨诺夫多年，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他曾经在巴黎音乐师范学院上过我的课。玛蒂妲的叔叔问她是否能到普拉德来跟我学琴。我同意收她为学生。
那年夏天，玛蒂妲和她母亲抵达普拉德。玛蒂妲有了惊人的改变，几年前那个可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活泼的年轻女郎。我开始给她上大提琴课。她母亲待了大约一个月之后就回家了。玛蒂妲跟一家加泰罗尼亚人同住，那是她母亲在普拉德时结识的一家人。
在我教过的学生当中，玛蒂妲是佼佼者。从一开始，我不仅对她的音乐天赋留下深刻印象，对她非凡的领悟力也印象深刻。我从没见过一个学生比她学得更快，或是比她更自律地练习。虽然学习乐器是件严肃的事，她却以愉悦的精神进入练习。她的爽朗具有感染力，我很快就发现她很有幽默感，我从没见过有人天生如此擅于模仿，就连我的老友鲍尔都比不上！
我当然觉得自己对她有份特别的责任，毕竟她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远离家人和朋友，我想让她觉得在这里就像在家乡一样。不过，说实话，她是位非常独立的年轻女子，没多久，她给我的帮助就跟我给她的帮助一样多！她做了各式各样的事协助我工作，很快她就自己学会了加泰罗尼亚语，她具有罕见的语言天赋，如今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全都说得轻松自如。她也开始帮我处理信件。那时我收到的信件很多，如今也一样，有时候一天会收到三十封信。我总认为，每一个有心写信给我的人，我都该回复，这是良心问题。当我想去探望那些西班牙难民朋友时，玛蒂妲也常开车送我去。我们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我并未察觉我们之间日渐增长的情感。
一九五五年夏末，玛蒂妲跟我学琴已经超过一年，我准备去瑞士策马特执教我每年的大师讲座，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不愿意离开她。我跟她说：“你会一个人待在普拉德！我在策马特也会感到孤单，我无法想象没有你陪我一起去。”她说她也受不了跟我分开。她陪着我一起去策马特，在我上课时为我的讲解做笔记。就在那时候，我第一次明白自己爱上了她。
后来我们论及婚嫁。我跟她说：“请你慎重考虑。我是个老人，我不想做任何会糟蹋你人生的事。可是我爱你，也需要你。如果你也有同感，你愿意嫁给我吗？”她说她也无法想象没有我的生活。
那年冬天，我在玛蒂妲的陪伴下首次前往波多黎各。我弟弟恩立克和他的妻子玛丽亚与我们同行。
我对波多黎各真是一见钟情！母亲跟我说过这是个美丽的国家，她所说的每一种事物，如今我亲眼见到了。闪亮的大海、长满花朵和蕨类的山岭、厚厚的云层和发光的蔗田，景色美得令我窒息。当地人民的尊严、和善与亲切尤其令我着迷。他们是那么好客！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献花给我，一束又一束。在街道上，行人用西班牙语向我打招呼：“卡萨尔斯先生，你好！”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在西班牙。当地政府给我提供了一间宽敞的公寓，在一栋高楼的顶层，俯瞰着海洋。我从小的一大心愿就是住在一座灯塔里，这里真的非常接近我的心愿！
玛蒂妲跟我一起去我母亲的出生地马亚吉斯。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我母亲生于一八五六年，大约六十年后玛蒂妲的母亲出生，而她们两人竟出生在同一栋房子里！不仅如此，我们两位母亲的生日也一模一样，都是十一月十三日！这能单纯地解释为巧合吗？
我们在母亲出生的房子里，一群邻居、亲戚和镇民聚集在外面的街道上。我觉得唯有音乐才能说出我心中的感受。我带着我的大提琴走到阳台，奏起母亲在我小时候常唱的那首加泰罗尼亚摇篮曲。然后，在我的伴奏下，玛蒂妲唱起几首我早期所写的歌曲，是我母亲特别喜欢的。
在我抵达波多黎各之后不久，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总督请我到总督官邸会面。我立刻喜欢上这个胸襟开阔的英俊男子。他让我想起西班牙共和国时期的学者型政治家。他对文化事务的重视不亚于政治事务，事实上，他年轻时曾经是个诗人。我们谈起波多黎各，他向我说起他的计划，目的在于改善岛上的生活条件并消灭贫穷，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如今他试图提高教育与文化水平。他想知道我对音乐在岛上的发展有何建议，问我是否可能在波多黎各指导一年一度的音乐节，就像在普拉德的音乐节一样。然后他脱口而出：“卡萨尔斯先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生活！这是你母亲的故乡。你跟我们已经算是一家人了！”
其他人也劝我在波多黎各定居。玛蒂妲没有试图影响我的决定，但我知道在这里她能跟家人与朋友在一起。想到我也许能对母亲的故乡有所贡献，这个念头尤其令我心动。我开始认真考虑在这座岛上定居的事。
几个星期之后，我告诉马林总督，我愿意在波多黎各指导一次音乐节。我提议让施奈德来筹划，他是最理想的人选。马林总督立刻邀请施奈德到波多黎各来讨论相关事宜。一天之内，我们三个就针对这个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拟出计划。施奈德同意筹备这个音乐节，包括组织一个管弦乐团，并且担任副指导协助我。我们决定次年春天在圣胡安举办第一届音乐节。
三月时，玛蒂妲和我返回普拉德，在普拉德音乐节和策马特的大师讲座结束后，那年冬天我们移居波多黎各。马林总督宣布，一年一度的卡萨尔斯音乐节将由自治邦政府赞助举办。总督表示，首届音乐节将于一九五七年春天在波多黎各大学的剧场举行，总共有十二场音乐会。
音乐节的准备工作令人雀跃。岛上弥漫着节庆气氛，圣胡安的建筑物和街道上挂满横幅和三角旗。霓虹灯打出“欢迎来到卡萨尔斯音乐节”的字样。
音乐会开幕之前一个礼拜，施奈德带着管弦乐团的乐师从纽约赶来。我们把首次排练安排在次日上午九点半开始，就在大学剧场。我大约提前半小时到场，施奈德想立刻把我介绍给乐团成员，然后开始排练。可是我对他说：“不，还是等到九点半再说。难道你希望这些朋友对我印象不好吗？”
当开始排练的时间到了，我向那些乐师表示欢迎，说道：“今天上午还不用进行正式排练，让我们先演奏一下，对彼此有个了解。”于是，我们开始演奏莫扎特的《A大调交响曲》。在那之后，我提议演奏舒伯特的《第五交响曲》。开始工作后，我觉得非常热，衬衫被汗水湿透了，当我们开始演奏那段行板乐章时，我感到异常疲倦。可是那音乐之美抓住了我。在某个时刻，我告诉那些乐师：“在这里你们要奏出重音，而且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片刻之后，在指挥一个乐句时，我的胸口和肩膀感到一阵剧痛，我感觉到晕眩。我知道自己无法继续指挥，便放下了指挥棒，说：“谢谢各位……”
有人扶着我进了更衣室，此时疼痛变得更加剧烈。我心脏病发作了。
大家对我都那么和善，那么关心。我告诉他们首次排练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我十分抱歉，而且这个乐团是这么出色！医生开了药给我减轻疼痛，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回家。我知道我无法参与这个音乐节的任何演出了。
波多黎各和其他国家有好几千人买了票，准备前来参加这个音乐节。许多人为了筹备此活动而日夜工作。更何况，这座岛上未来的音乐发展至关紧要。不过，面对这个紧急状况，大家的反应令人赞佩。就在当天晚上，音乐节负责人员召开了紧急会议，一直开到次日清晨四点，他们决定，只要那些乐师愿意，音乐会就照常举行。他们说，这个音乐节是为了向我致敬而办！施奈德跟其他乐师讨论这个提案，大家一致同意继续进行。他们决定不请其他指挥家来替代我在指挥台上的位子，而由施奈德从乐团首席的位子上带领乐团演奏。
于是，音乐节就这样开始了！并且大获成功。开幕之夜，大学剧场里的三千个座位全都坐满了观众。乐团演奏得十分精彩。事后施奈德告诉我：“每个人都像扛起音乐节成败那般投入演出，他们演奏得像神一般！”
复原过程对我来说是个试炼。想到我也许再也无法演奏，想到生活中将少了工作，这个念头令我备受折磨。波多黎各知名心脏病专家苏亚雷斯医师体贴地为我着想，我的私人医生帕萨拉卡和其他医师也都对我悉心照顾。马林总督把知名的心脏病专家怀特医师从波士顿请来为我诊疗。怀特医师那么体贴、善解人意！他告诉我，除非有其他并发症，否则他想不出我不能完全康复、重新演奏的理由。尽管如此，疑虑仍旧折磨着我，就算我能康复，我的体力能有多好？毕竟我已经八十岁了。我能够重新完全控制我的手指吗？我对时间一周周地过去感到生气，头一个月，医生不准我下床。接着我坐了一个月的轮椅，之后，医生才允许我短时间散步。最后，我瞒着医生每天稍微练习拉琴。结果令人沮丧，我觉得仿佛得重新学习演奏。运用左手手指尤其困难。可是渐渐地，我的力量恢复了。当我再次拉响大提琴时，我比从前任何时刻都对这件乐器感到惊奇，是这件乐器让我得以重新演奏。人类造出了许多机器，既复杂又巧妙，可是哪一件机器能跟人类心脏的跳动一较高下？
我的康复不能只归功于我自己。那段时间，玛蒂妲一直陪在我身边。没有哪个护士曾这样温柔地照料一个病人，或是具备更好的护理技术！不只我说玛蒂妲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医师，就连那些医生也这么说。当然，她所用的药不仅是药丸，虽然我得说我吃的药丸真不少。每当我情绪低落，她就会使我打起精神来。当一切显得无望，她总是能说些什么来逗我笑。她从不认为我会丧失演奏能力。她接下我的所有事务，替我处理大量信函、接待访客，安排所有必要的会晤。是的，她集所有角色于一身——亲爱的同伴、护士、经纪人、秘书和守护天使！
事实上，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玛蒂妲仍旧集这所有角色于一身，而且还不仅止于此。假如没有她，我绝对无法工作。除此之外，她还打点我们舒适的家。事实上，她做的事太多了，常常令我忧虑。我自问，她还能留些时间给自己吗？
当我逐渐康复，我们决定该是成婚的时候了。婚礼在八月初举行，是个简单的仪式，只有少数至亲参加。我知道有些人注意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当然，新郎通常不会比他的岳父还大上三十岁。可是玛蒂妲跟我并不那么在乎其他人的想法。毕竟，结婚的人是我们，不是他们。如果有些人存有疑虑，我只能欣喜地说我们的爱在这些年里越来越深。
婚后不久，我们搬到圣多塞一栋可爱的小屋，就在圣胡安市郊。房子就坐落在海边，从我们的后院到水边只有几米远，海风一整天都能吹进窗户。我以前常说，世上最美丽的海洋就是在圣萨尔瓦多我家旁边的大海，但现在我渐渐觉得从新家望见的海洋更美。
我得以重新按照规律的时间表来工作。早晨跟玛蒂妲在海滩上散过步，再在钢琴上弹过巴赫，我重拾每日练琴与作曲的例行活动。没过多久，我发现自己比之前还要忙碌。大约一年前马林总督跟我讨论的一些想法已经开始成形。有了自治邦议会的特别拨款，再加上波多黎各优秀音乐家的大力支持，第一个真正的波多黎各交响乐团在圣胡安成立。我尽可能协助乐团的组织工作，并于一九五八年冬天指挥了该乐团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在马林总督细心的建议下，该场音乐会在我母亲的出生地马亚吉斯举行。另一个发展则是波多黎各音乐学院的成立。我同意担任院长，并且请到才华横溢的阿根廷指挥家兼作曲家胡安·卡斯特洛来担任负责人。巧的是，卡斯特洛曾经在一个管弦乐团担任小提琴手，大约四十年前，我弟弟恩立克为了避免在西班牙军队服役而逃至阿根廷的时候，就曾经在同一个乐团里演奏！
玛蒂妲跟我共同参与所有的工作，此外，她也成为音乐学院里的大提琴教师。当然，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工作得做。第二届卡萨尔斯音乐节在那年春天于圣胡安举行。
虽然我还是无法指挥，依然由施奈德带领管弦乐团，但我已经可以在几场音乐会上演奏。那年夏天，我回到普拉德去指导为期三周的音乐节。就是那时候，温泉大饭店的老板巴泰勒米先生慷慨地邀请我们住进一间迷人的小屋，小屋邻近山中那座极佳的温泉，距离普拉德大约二十五千米。在后来几届音乐节期间，我们都住在这间小屋。
那年夏天稍晚，我收到埃丝特尔·凯恩女士的一封信，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系的领导，邀请我去该校教授一系列的大师讲座。这个主意很吸引我。我一向喜爱加州，听见这个名字我就怦然心动，而且我知道该校的音乐系名声响亮。我同意在一九六〇年春天前往。我上一次造访加州，已是三十五年前，离第一次造访加州则已经过了六十年。当玛蒂妲和我抵达伯克利时，我心中充满了回忆。其中最鲜明的一段是去爬塔玛佩斯山的那一天，二十四岁的我差点儿结束了音乐生涯。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我接受了好友鲁道夫·塞尔金的邀请，去佛蒙特州的马尔波罗夏季音乐节举行大师讲座，他指导该音乐节已有多年。从那以后，我不曾错过任何一个夏天的大师讲座。许多年来，我曾到巴黎、柏林、策马特、东京以及其他地方开过课，可是马尔波罗的气氛是独一无二的。单单是周遭环境本身，那长满树林的山丘、高低起伏的农地、蜿蜒在池塘和桦树之间的乡间道路、有着古老旅店和教堂的小镇，在我眼中就具有难以形容的魅力和美丽。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在这里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大自然与音乐之间的密切关系。马尔波罗是真正的音乐世外桃源，而且对待音乐的态度也独具一格。大约一百名音乐家在夏季那几个月里来此研习、演奏，尤其是室内乐，为了自我陶冶和自娱，他们当中有知名的艺术家，也有年轻的职业乐师。他们在朴素的白色木屋里练习，有些是经过改建的农舍，这些建筑成了马尔波罗学院的校园。我教课的那个大厅据说从前是牛棚。在周围有非正式的音乐会，周末则有允许大众参加的音乐会。当你开车行驶在校园里，会经过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注意——音乐家在演奏”。一整天，音乐家练习的声音从那些建筑的窗户中涌出，跟小鸟的歌声糅合在一起！在马尔波罗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喜悦。
没错，在我这个年纪，有许多事值得我感谢。我有我所爱的玛蒂妲、我的朋友，还有工作的喜悦。然而，我不能说我的内心是宁静的。当世间满是混乱与痛苦，一个人如何能感到心安理得？当人类的生存面临危险，谁能够高枕无忧？
就跟数不清的千百万人一样，我曾希望击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为世界带来极大的改变。我期望一个重新拥有自由的时代，期望各国能和睦相处。然而，随着冷战而来的是原子弹试爆、重整军备和尖锐的对抗。在轴心国溃败十五年后，在一场毁掉五千万人性命的战争之后，当我造访美国时，民众正建造私人的防空壕。我忧心忡忡地讲到学校的防空演习告示，教导学童蜷缩在角落里，躲在桌子底下。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疯狂的，我知道唯有和平才能抵御原子弹。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和史怀哲联名向美国及苏联政府发出呼吁，请他们终止军备竞赛，禁止将来所有的核子试爆。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我说：“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我希望美国和苏联能搁置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文明人居然把精力投入到建造更具杀伤力的新武器，而不是用在让世界更快乐、更美好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久之后，我受邀去纪念联合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典礼上演奏。在我眼中，这个国际平台代表成了各国和平的最大希望，尽管它受到诸多困难与阻碍，但我还是怀着感激欢迎这个机会，用我的音乐促进这一理想。为了和平，那场音乐会非比寻常，通过电视和广播传送到全球七十四个国家。在那之前，从没有能传达给千百万人的音乐。在纽约市联合国总部的大会堂，我和霍佐夫斯基共同演奏巴赫为大提琴和钢琴所写的《D大调第二号奏鸣曲》。随后节目由其他几位来自巴黎的音乐家继续下去，包括美国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俄国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印度西塔尔琴演奏家拉维·香卡。最后由日内瓦的瑞士罗曼德管弦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章，英国的合唱团和独奏家配合演出。
我为这个场合写了一段话，在演奏之前发给在大会堂的观众。我写道：“如果我在这个年纪为了这一天而来到此地，并非由于我的道德立场有任何改变，或是我多年来加诸自己和我的艺术家生涯之上的那些限制有任何改变，而是因为和威胁全人类的巨大致命危险相比，其余一切都变得次要。”
接下去我写道：
核武的危险给世人带来痛苦，这一痛苦正日渐加深……我多么希望世界各国都发起强烈的抗议行动，尤其是由所有的母亲发起，以打动那些握有力量可以阻止此灾难的人！
凡是相信人类尊严的人此时应该行动，促进各民族间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对峙强权之间真诚的和解。今日的联合国代表和平最重要的希望。让我们赋予它所有权力，为了全人类的福祉采取行动。也让我们热切祈祷，在不久的将来就能驱散笼罩我们的乌云。
之后那几年里，我利用每一次有意义的机会倡议和平，并且加入了好几个组织的协会，像是理性原子政策协会，该组织致力于唤起世人察觉核武战争的威胁。然而，我对自己的努力并不满意。我觉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我的一生里，音乐是唯一的武器，我自问，如今善用这件武器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一个计划在我心中成形。这个计划和我的那出神剧《马槽》有关，二战期间我在普拉德为这出神剧谱写了音乐。既然这部作品的主旨是和平以及人类的兄弟之情，在此危急时刻，还有什么更好的工具能供我采取行动？我决定带着这部神剧前往任何我能去的地方，指挥这部作品的演出，作为我个人为了促进国际间的了解与世界和平所发出的讯息。
一些朋友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他们担心这份工作会令我过于劳累。他们认为我已经快要八十五岁了，这当然是事实。可是我觉得，正因为我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我更有理由趁着我还有点儿力气的时候采取行动。一九六二年初，我宣布要用《马槽》来展开我个人的和平圣战。
“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个艺术家，”我这样声明，“作为一个人，人类同胞的福祉就是我的首要义务。我将致力于用音乐履行这一义务，音乐是上帝赐给我的工具，因为音乐超越了语言、政治和国界。我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也许很小，但至少我将为我神圣的理想献出一切。”
我说这些演出的收益将全部捐给我成立的一个基金会，促进和追求人类尊严、博爱与和平的理想。
在我的和平圣战中，《马槽》的第一场演出在旧金山举行，地点是战争纪念歌剧院，那是大战结束时，各国签署《联合国宪章》之地。大厅挤满了观众，好几百人站立着，观众对音乐的反应显示出他们了解其意蕴，并且热切地分享我对世界和平的渴望。
不管我带着《马槽》到何地演出，观众的反应都一样热烈，而我演出过的地方遍及北美、南美，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以色列和十几个其他国家。不论在何处，众人一致流露出对和平的渴望，渴望和人类同胞共同建立一个誓言促进人类幸福的世界。在我眼中，每一场演出都重新证实了我的信念，亦即分隔世人的不是世界各民族本身，而是他们的政府人为造成的藩篱。
有两场演出让我记忆特别深刻。这两场演出在对比极为鲜明的情况下举行，然而二者之间却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其中一场的演出场地是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另一场则是在法国南部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废墟上。
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的那场演出于一九六六年秋天举行，接近我九十岁生日，那次演出是为了纪念托罗格加泰罗尼亚大会九百周年。那场大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欧洲大陆上最早的议会和代议制政府形式就衍生自这个大会。那场大会的宣言“天主之和平与休战”呼吁不再用战争平息各国之间的纷争，并且呼吁各民族和平共处。想想看，此宣言出现在联合国成立将近一千年前！我为了纪念此事而在那座古老的神殿指挥《马槽》，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
在联合国总部的那场演出则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我上一次在联合国登台演出，已是五年之前，二战结束也已将近二十年，然而，和平仍旧显得遥远。大家对古巴导弹危机记忆犹新，当时全世界濒临一场核武灾难，越南已出现即将爆发内战的前兆。谁知道前方还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忧虑令我心情沉重，然而，那个场合的性质又给了我希望。
我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吐露了这种心情，在我那部神剧某次排练之后，他亲切地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休息。我们谈话时，我注意到一张桌子上展示着联合国各成员国的迷你国旗。“这太棒了！”我向吴丹说，“每天都能看见那一个时刻的象征，世界各国能够并肩而立，自由平等，和平共处！”在我返回波多黎各之后，一个包裹送达我那儿，里面是联合国各国的国旗！那位善良而尽职的秘书长把这些国旗寄来给我当作礼物。如今这些国旗就挂在我圣多塞家中客厅的墙上。
在联合国那场音乐会上，我说了一段话，结语是：“音乐是美妙的普世语言，应该是人类沟通的源头。我要再度敦促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同行，用他们艺术的纯洁为人类效劳，将全人类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做出贡献，直到这一理想在荣光中达成。”
一个月之后，人类对和平的希望遭受骇人的打击，令全球各国同感悲伤。就在那时，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我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他邀请我去白宫演出。我仰慕肯尼迪总统已久，在我眼中，他展现出理想主义和领导力的特质，世界面临危机之际，迫切需要这样的特质。他当选之后，我写信给他，表示乐见他胜选，并视之为全人类的吉兆。我也提到热切希望他所信奉的原则——自由与人类尊严——能够加速民主重回到我深爱的祖国。肯尼迪总统回信给我，亲切地感谢我对他所展现的信心。
然而，尽管我敬仰肯尼迪总统，但是我犹豫着是否该接受去白宫演奏的邀请。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被视为我对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我决定造访白宫，这也许能促进我努力追求和平，并且能再次向总统提起西班牙的自由问题，这些考量应凌驾于一切。我写信给肯尼迪总统，接受他的邀请，在信中我写道：“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致力于和平，以全人类得享正义、互相了解和自由为基础。这些理想一向也是我的理想，并且影响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让我做出放弃公开演奏的声明。”
那场音乐会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举行，距离我首次在白宫演出将近六十年。那是我一生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在宴请波多黎各马林总督的晚宴之后，大约一百五十名宾客聚在白宫东厢，我的朋友霍佐夫斯基和施奈德与我合奏室内乐，包括门德尔松、舒曼和库普兰的作品。节目结束时，我打断了观众的掌声，说：“现在我想要演奏一首加泰罗尼亚民谣。”接着我演奏了《白鸟之歌》，西班牙流亡者的主题旋律，以表达我心中最关切之事，亦即我同胞的自由。然后我走到总统身旁，我们互相拥抱。
那天稍早，在肯尼迪总统的邀请下，我在白宫与他私下会晤。他带我到一个小房间，我们坐下来谈话。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他是那么自然而不造作，那么年轻，却又深具智慧和人性。“说来奇怪，”我对他说，“我觉得我好像认识你一辈子了。”他说是的，他也有同感。
通常在这种场合，总会有秘书来来去去，你会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可是这一次没有这种情形。过了一会儿，我说：“总统先生，我占用你太多时间了。”他回答：“请别这样说。这是我的荣幸，请让我们继续谈下去。”我说：“谢谢，我很感激。”
我们谈起许多事，谈起他的经历和我的童年，谈起世界上的严峻情势。我提起西班牙的事。我告诉总统，对于美军在西班牙设立基地，以及佛朗哥从民主国家得到援助，我深感痛心。他严肃地聆听，脸上的表情反映出他的同情。他告诉我，一个总统难免承接了一些问题，无法总是按照自己最渴望的方式行动。他说就他权力所及，他将努力在世界各地巩固和平与自由。我真心觉得这个人会尽他所能地来帮助我的同胞。最后我说：“总统先生，我不能再继续占用你的时间了。”我坚持离去。
那天晚上，因为我和演出同伴在表演前没有用餐，总统夫妇安排了一个小型的私人晚宴。晚餐快结束时，总统助理捎了一则讯息过来。肯尼迪总统对我说：“实在非常抱歉，可是有件事需要我去处理。”于是他就走了。
那天晚上很冷，可是肯尼迪夫人坚持要送我和玛蒂妲上车。她没有穿大衣，身上穿的是件晚礼服，我担心她会着凉。我请她不要到外面来，可是她说：“总统一定希望我这么做，而我自己也想这么做。”她站在那里，在寒气中，等着我们的车驶离。
第二天早上，一束由总统夫妇赠送的灿烂鲜花送抵我和玛蒂妲下榻的饭店。那束花里附了一封总统的信，在信中，他极为亲切地对我们共度的那个夜晚表达了谢意。
回到家里，我写信给肯尼迪总统：“上周一晚上，我用我的整颗心来演奏，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对我将永远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关于我们对和平与自由所怀抱的理想，我的造访以及和你的交谈加强并证实了我的信念与希望。谢谢你，总统先生。”
我只在另一个场合中再次见到肯尼迪总统。那是一九六三年夏天，他应马林总督之邀前来波多黎各访问。我参加了在总督官邸宴请肯尼迪总统的晚宴。他在致辞中向我致敬，让我深受感动。那年秋天，他捎信来，通知我他想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给我，并邀请我去华盛顿接受颁奖。就在预定颁奖日前不久，他遇刺身亡了。
因为玛蒂妲知道这个可亲而伟大的人对我的意义，起初她瞒着我不让我知道。那一整个下午都有朋友来看我，可是玛蒂妲要他们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在那天晚上得知了消息。这一生中，我见过许多苦难和死亡，但我从未经历比这更可怕的时刻。有好几个钟头我无法言语，仿佛这世界美丽而无法取代的一部分突然被撕毁了。这个年轻的父亲和勇敢的领导者，人类希望之所寄，在马路上被一个刺客的子弹击倒，这是多么悲剧性的恐怖事件！多么荒诞的疯狂！
有谁知道假如肯尼迪总统还活着会发生什么事？当然，单单一个人无法掌控所有国家的命运，然而在他担任总统的短暂期间，你可以感觉到他在努力抚平世上的伤口和冲突。自从他死后，我们目睹了何等残暴的争斗！假如他没死，多少在越南村镇和丛林中丧命的人也许还会活着！
有时我环顾四周，感到全然无望。在当今世界的混乱中，我看见对生命价值的不敬。我们四周处处是美，可是多少人无视它！他们对眼前的奇迹，似乎视而不见。世人行色匆匆，却很少思考他们正走向何方。他们只为了刺激而寻求刺激，仿佛他们既失落又绝望。他们不懂得享受生活中自然、宁静、简单的事物。
每一秒我们都活在这个宇宙一个新的瞬间，一个独一无二的瞬间，之前不曾存在，将来也不会再有。而我们在学校里教导孩子什么呢？我们教他们二加二等于四，教他们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教他们认识自己？我们应该对每一个孩子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个奇迹。你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没有另外一个孩子跟你一模一样。在过去那几百万年中，从未有过另一个跟你一样的孩子。看看你的身体，那是何等的奇迹！你的腿，你的手臂，你灵活的手指，你移动的方式！你可以成为一个莎士比亚，一个米开朗琪罗，一个贝多芬。你有能力成为任何人。是的，你是个奇迹。当你长大，你能伤害另一个跟你一样是个奇迹的人吗？你们必须珍爱彼此。你们必须努力，我们全都必须努力，让这个世界配得上它的子民。
这一生中，我目睹了那么非凡的改变和进步！在科学、工业、太空探险上有那么惊人的进展！然而饥饿、种族迫害和暴政仍旧折磨着这个世界。我们依然表现得像野蛮人一样，害怕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邻居，我们武装起来对付他们，他们则武装起来对付我们。活在以杀戮为法则的时代令我悲痛。何时我们才会习惯我们乃是人类的事实？
爱自己的国家是件自然的事，可是这份爱为何应该止于边界？我们属于同一个家庭，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兄弟都有责任。我们全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而这棵树就是人类。
不久之前，我和玛蒂妲在滨海的塞巴村盖了一栋乡间小屋，距离圣胡安大约八十千米。我们将那栋小屋命名为“马槽”。它高高地坐落在山丘上，在蔗园之中。在我们下方，一大片海洋伸展开来，海岸线上镶着棕榈树，绿色的岛屿露出海面。那里的天空美得不可思议，我从未见过这般的落日和这么奇特的云层！一整天风都从海上吹来，据说我们就在整年拂过大西洋的信风路径上，五百年前同样的风把哥伦布从西班牙带到这儿来。那风偶尔会变得非常强劲，我们的屋顶被钢索固定在地上，有时那些钢索在夜里哼唱，就像一件奇怪的乐器。
如今当我们在波多黎各，只要可能，我们就在“马槽”度过周末。我那么喜爱那地方！它让我想起圣萨尔瓦多。我们亲爱的朋友古艾托夫妇——罗莎和路易，常常陪伴我们，晚上我们四个一起玩骨牌。罗莎是我的搭档，她很会玩牌。我们随时记录得分，而罗莎和我通常都领先玛蒂妲和路易很多。“不要气馁，”我跟他们说，“等我一百岁的时候，你们就能赢过我们了。”
我跟玛蒂妲移居波多黎各之后不久认识了古艾托夫妇，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密友。在我们去参加音乐节，或是当我带着《马槽》巡回演出时，他们经常陪我们同行。我们刚成为朋友时，我并不知道路易的两个叔叔曾在西班牙和忠于共和政府的军队并肩作战，其中一位名叫古艾托，是位指挥巴斯克战线的中校，后来他的两个叔叔都被法西斯分子俘虏并枪决。路易的父亲奥古斯都是波多黎各的商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失去了他的生意，因为他把时间全用在实现共和国的理想和创立组织上。他在共和国失败后身故，他最后惦记着的仍是西班牙，他最后的手势是举起拳头来敬礼，那是忠于共和政府之人的敬礼方式。
我仍密切注意西班牙的情况。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一个从巴塞罗那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从各种报章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包含所有我可能感兴趣的新闻，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体育。这些剪报是我一个加泰罗尼亚朋友寄来的，只有在他来普拉德时我才会见到他。他并不富有，但他将此事视为他的职责，每周把剪报寄来给我，没有缺过一次。
我继续担任西班牙难民救援会的荣誉主席，该组织于二战后在纽约成立，它帮助那些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流落法国的西班牙难民。虽然在我的流亡同胞中，许多人已经在法国找到工作，或是在拉丁美洲定居，但在法国仍然有几千名生病、衰老、贫困的难民，许多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或是后来跟盟军一起对抗希特勒，在战争中因伤致残。他们大多数住在法国南部，住在贫民窟或乡下的陋舍里，生存环境令人心碎。他们只有最简单的必需品，很多人靠着每日不到五十分钱的收入过活。我寄给他们食物、衣服、医疗用品、购买煤炭和木柴的钱，或是给他们孩子奖学金，这不是做慈善，因为，唉，亏欠这些男男女女的恩情永远偿还不了。
许多人忘了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他们不去想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牺牲一切的难民。然而，正义和道德要求我们记住这些事，尤其要记住西班牙人民仍旧活在暴政的奴役下。最近，在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言及西班牙的情况。我再度陈述渴望见到我受苦已久的国家恢复民主，并重申我对独裁政权——那个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扶植下建立的政权的憎恶。我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信里写道：“但愿以争取自由闻名的美国将重新评估对佛朗哥政权的态度，以决定是否该延续过去这三十年来的做法，继续支持西班牙严苛的独裁政权。”我从尼克松总统的助理那儿收到一封含糊其词的回信。
当然，最近几年来有重要的发展。对抗独裁政权的努力在西班牙各地变得更强更多，在大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神职人员之间，他们迫使该政权做出一些让步。佛朗哥掌权之后许多年都不允许人民提起我的名字，如今西班牙报章上甚至会有关于我的文章。当然，那些文章只提起我的音乐，从来不提我的政治意见。最近我的朋友造访纽约的西班牙旅游局，他们拿到的宣传资料称我为西班牙知名公民，却绝口不提我流亡在外！
不久之前，一个来到波多黎各的朋友说他已经离家三个多礼拜，开始想家了。“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告诉他，“我离家已经三十多年了。”
也许我再也见不到加泰罗尼亚。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自己死前还能见到我所爱的故乡重获自由，现在我没有把握了。我知道那一天终将来临，而我为此感到欢喜；但我也许无法活着看到那一天，这又令我悲伤而遗憾。
毕竟，我已经活得相当久了，我并不指望能永远活下去。望向死亡，我心中并无恐惧，这是件自然的事，就跟出生一样自然。但我的确带有遗憾，我为留下这个处境如此悲哀的世界感到遗憾，我为玛蒂妲、我的家人和朋友将会感到悲伤。
当然，我会继续演奏、练习。我想假如我再活个一百年，我也还是会这么做。我不能辜负我的老朋友：大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