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7日

莫里斯上午过来了,带来了种种丑闻。约瑟夫昨天夜里在巴斯德大街被捕了:哎,他跑到郊区去,被逮捕也是活该。约瑟夫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坚持要我叫他马利亚,但我觉得童贞女的性格总是比木匠更为可疑[55]。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女人在紧挨着“小羊羔”的塞瓦斯托波尔大街悬梁自尽—是不是抗议橱窗里的陈列,尚不得而知。然后莫里斯还问到我自己有什么新情况。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我的表兄莱昂内尔?”

“没。你没有什么表兄叫莱昂内尔。”

“这个,莱昂内尔想成为作家。我告诉他只有十成好的人才能够成为作家。可他非常坚持。还写信说:那么豪尔·凯恩又怎么解释?”

“奥斯卡,你又在胡说八道了。”

“我回信说:豪尔·凯恩是何方神圣?永远不要相信听上去像是苏格兰居民的人。不过莱昂内尔很倔。昨天还把自己小说的第一行发给我了。想不想听听?”

“如果不长的话。”

“是这样的—‘这些杏子棒极了,是不是?’我写信给他,叫他接着写;我很想收到他的回复。我对杏子的了解太少了。不,莫里斯,恐怕我这里没有什么新情况:我都快死了,还有,我的烟也没有了。”

莫里斯给我留下了两三支“草烟”,他总是用他那怪怪的英语把“香烟”说成是“草烟”。然后,他又回到大街上去了,在那里他尚可以得到相对的平安。没有香烟我简直没有办法活下去:入狱后最可怕的经历就是他们不给烟抽。我的自我特征简直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我就像上帝一样,总是在烟雾云彩后显现。现在,一旦我想起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总是很奇怪地想点上支烟。当然,我总是不断地抽烟。香烟是自我意识的火炬,在它们的影响下,我从凡俗中脱离出来,遁入个人情感的空间。我躺在床上,看着烟圈袅袅地升向天花板。这是我在床上所能享受的唯一乐趣。

我不睡觉,至少不是按照医生嘱咐的方式睡。我的神经有可能衰弱不堪,不过它还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总能提醒我它的存在。小个子犹太医生说我得了神经衰弱症。我告诉他说只有像我这样高级的人物才会得这种病,至少这是韦达[56]的看法,所以我欣欣然接受了他的诊断。确实,我还颇为自己配得这种病沾沾自喜呢。

我一直有神经类疾病。小的时候,我脸色很苍白,还患有哮喘。长大以后,每次人生危机前,总会因这种那种病倒下,这些病真是见缝插针。我这身体有一种奇怪的自我意识,一旦我被冤家债主缠住,或者戏写不下去,它就会使我陷入病痛。在灵魂感知到苦难灾祸之前,肉体就感知到了。看来,达尔文先生留给我们的信息是没错的:它好像潜藏在他那中世纪般神秘的文字当中,等待我们去发觉。我现在累了,我得去休息。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奥斯卡·王尔德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