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说我的童年，是不是？我相信，即便在那时候，我的命运就有定数了，这是偶然间被我发现的。有一天学校放假，在牟图拉给父亲做事的弗兰克·霍里汉把我带到一位老年农妇那里。这农妇擅长算命，在附近小有名气。弗兰克经常和我说起她，勾起了我去找她的奇怪欲望。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希望她能认出我对自己的认识。
老妇人看上去饱经风霜，身穿一件当地人常穿的红衣服。她拉着我的手—即便在那时，我的手就已经很大了，而且带些灰色—有些轻蔑地打量来打量去。然后，她拍了拍我的胳膊，说我的命运好到极点同时也坏到极点。“奥斯卡”这个在爱尔兰编年史上掷地有声的名字用在我身上—她说—就如同一个关于久远事物的梦境潜入了白天。
弗兰克和我坐着马车回去，路上一言不发。我在那时候就接受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宿命观。在波尔特拉的时候，我就从书中了解到，所有悲剧的教训均在于悲剧主角的恣意妄为：就是看到厄运当头，他还会心甘情愿地迎着上。当然，没有人会把我的命运编成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过，我一直算得上是自己的合唱队。
以前我很少讲童年的事，甚至不告诉了解我、和我分担苦难的人，因为这会带来羞耻，尽管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羞耻。第一次审判后我被保释，回到母亲家里，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躺着，母亲就会走上前来，流着泪，说我的命运到了这般田地，她负有责任，我是为她的罪受罚：我并不是威廉爵士的亲生儿子，我是私生子。难怪我提到威廉爵士的名字就叹息！也难怪我长得和他一点都不像。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在梅里安广场的时候，我好像总有被孤立的感觉。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千方百计把我和外部世界屏蔽起来，她是怕把自己放纵情欲的气质—这种气质导致了我的出生—传给我啊。
在那个宿命的夜晚，母亲告诉我说我的父亲是个爱尔兰诗人和爱国者，很多年前就已远离人世。他的名字是史密斯·奥布莱恩。她还告诉我说，她以前带我去我们家在格兰克里山谷的小农舍，史密斯·奥布莱恩会来看我们—不过这农舍我已经忘记了。不过我还能隐约记得一个不太说话的男子来和我一起玩，玩儿童游戏，故意让我赢，然后往我手里塞一枚硬币。他的名字我并非不知道—他是一个为了爱尔兰而受尽了苦的人。现在回忆起来，我在很小的那时候就能感到他的尊严气质，我知道，那是失败者的尊严。
母亲回忆起这些年月，总是要流泪。其实我同情她，多过同情我自己。如果她像躲到大衣下的狐狸一样把悲伤藏起来，把过去遮起来，我们反感到受伤。只有我遇到了不幸，她才有力量到我跟前来，心平气和地用寥寥数语告诉我她过去的耻辱，并说这把她和我的耻辱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年间，出于愧疚，她把阳光都挡在外边。她坐在黑暗之中。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什么—经历了多重打击，我对接踵而来的苦难感到麻木了，不过现在，这些事有助于我的理解。性格的起承转合对我来说是神秘的，不过我的命运似有一根黑色的线在贯穿着，这根线的起头从很早就难发现出来了。私生子被迫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即便身处狂风中，仍要岿然不动。我现在也知道，我为什么明知名望和喝彩本属虚空，却渴望赞扬，渴望认可。我现在也终于认识到，我为什么搬用传统价值观，只为着嘲讽，只为着进行滑稽模仿；我为什么会醉心于艰苦劳神的创作，为什么这语言的迷雾总在身边萦绕不去。从母亲的告白中，我确信我也一样应归在被遗弃者的行列—不过，我不敢肯定命运的低语能否一直传入我私底下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