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谢拉德在黑脚法国人[112]酒吧找到我，醉醺醺地宣布说他想给我作传。
他说：“我要给你编织一顶冠冕。”
“阿罗[113]，没有王族之权柄，要冠冕何用？”
我对他有些无礼，可他每天晚上都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他说要写一部传记，向世人解释我的行为，把我真正的性格暴露出来。
“你想为我辩护，不过这是越描越黑，反而把我的名声毁掉。”我说。但他和往常一样，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你还记得我们早些时候一起读坡和查特顿的日子吗？”
“我什么也记不得了，罗伯特。如果你坚持要做这件荒唐事的话，那么请别忘了一个原则：艺术家的生活取决于他的忘却，而不是他的记忆。”
“奥斯卡，你为什么见什么嘲笑什么呢？”
“这么说吧，罗伯特，我听说柏拉图死的时候，枕头下放着瑟福永的滑稽剧。不同的是，我会有你相伴。”
他踉踉跄跄往苦艾酒那方向走。我再也不想看到他。
经过这些遭遇，我深切地感到，我不管成为什么样的人，到头来可能都是一场空。有时候我被迫凝视着我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雷古卢斯[114]—被割了眼皮，被迫盯着太阳看，直到最后双眼完全干枯，自己也活活被折磨死。我曾经亲吻过命运女神，如今却卧于烦闷之中，唯有过去的幽灵与我相伴。每个成功都是致命的，我的命运一直被诸神玩弄着，起伏不定。在辉煌的日子里，我的运气好得令我惊惧不已。但是，当我心甘情愿奔向命运之时，我有时会忘记自己是受害者。我是浑身装扮着鲜花的公牛，但这打扮只是为了让我走向祭坛。
我曾经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面写过这样一句话：“把一件事说出来是为了让它成为过去。”但后来我把这一句删了。世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句话，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艺术奥秘。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都预见到了我自己的命运，这真是一件很不寻常之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甚至是我从寒冬的监狱释放出来的那个春日—都能从我的作品中找到。我看到了复仇女神，我把它的窝放在我的肩膀上。我记得我说过，童年时曾有人送我到一位盖尔威农妇那里，让她给我看手相。[115]孩提时只知玩乐，把她的预言早抛到了脑后，但即便在那时，我也知道我的神秘历史早就写好了，我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更改这历史的一星半点。
所以我一辈子不知道翻看了多少魔力、手相和神秘哲学的书籍，希望能看穿围绕在我身边的神秘。我读过了安德利亚的《化学婚礼》—德国巴洛克文学的一朵毒葩，我还看了威克罗斯的《秘密》，还有约翰·皮斯托利斯的《犹太神秘哲学艺术》。在这发烧一般的气氛中，命运展示了它的奥秘，在这样的时候，能给我安慰的只有帕拉切尔苏斯[116]的警句：“倘能为本我，何需为他人？”
我也经常询问诸神的秘书—看手相者，或者如博西说的“看首相者”。这些人对我们的文明可谓功勋卓著，否则怎会每到一个晚宴上都会看到他们？—尽管在这些晚宴上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全都能未卜先知。有次我在柯林·坎贝尔夫人家遇到了过非正式“夜生活”的切罗。我把我的手从帘子后面伸出来给他看，不让他看到我的脸。我还是因忧虑不安而颤抖：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我过去的生活毫无意义，我觉得我要重生。“左手，”切罗说，“是国王的手。右手也是国王的手，但这个国王是自我放逐的国王。”别人问我他说了什么，但我无言以对。到了这天晚上的最后，他从帘子后出来了，就好像是个艾德菲情节剧中的人物。我不能面对他，也不能接近他。但他似乎看到了我的眼睛：我盯着他，而他也投过来非常奇特的目光。在这件事之后，我写下了《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在这部作品里，看手相的人从别人手上看到了自己死亡的奇怪手相。我想，这就是我嘲笑命运的方式吧。
但我无法逃脱这命运。在我一生的危机时刻，我总是咨询那些通灵的人。过去在伦敦，我定期去看鲁滨逊夫人，在我的审判之前我还给她写信。她的预言是我将成功—而诸神是残酷的。就在去年，我还引起诸神更疯狂的笑声。我和莫尔·阿迪一起去看此地一个著名的算命者。她看了我的手，然后很客气地说：“我看不懂了。按你的生命线，你两年前就死了。”
我还戴着原来的甲虫形雕像戒指。我刚从巴黎回来，在霍利威尔巷闲逛。这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边都是商店，出售古玩和一些卷边残页的书，都是某些解散的图书馆留下的遗物。我到了其中一间商店，看着一套讨厌得出奇的玻璃器皿。这时突然闯进来一个年轻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要见店主人。那人是个劳动者，他说他在比林斯格特工作，职责是剖鱼肚子。我记得这话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他在市场的地上拾到了东西，他问是不是值钱—然后他拿出了我现在戴在手上的戒指。店主人看了看，但他也不是多有鉴赏力的人，结果出价一先令。那人一看火了，气呼呼地离开了商店。
我在外面跟着那人，想把那戒指要过来看看，他拿出来给了我。我立刻看到了那绿宝石的神奇之处。我出价五英镑，当然他立刻接受了。“你是在什么地方捡的，说具体点？”我问他。“我叫躺在地上的大人给送来的。”然后他又大笑，“也可能是一条鱼带来的。”自此之后，我就特别珍惜这戒指。我把它给约翰·法瑞尔看。法瑞尔是大英博物馆的一位埃及古物学专家，他说这戒指肯定是古埃及一位高官戴的。我没有告诉他我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宝贝的：这会让人觉得太具有神话色彩。不过，这戒指不寻常的来源让我不安，我觉得它像爱伦·坡笔下的金甲虫，有可能给我带来伟大的运道—围绕着暴力和死亡的运道。确实，它让我更接近了爱伦·坡那种甜美的宿命感，因为，从巴黎回到伦敦后，我开始用清醒的双眼观看下水道般的生活。我发觉我和爱伦·坡一样，被吸引到悬崖边，想象着从悬崖坠落的激动：如我所愿，结果我真的下坠了，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