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到了我待在伏尔泰旅馆，对不对？穿着白色的睡袍？从我的房间可以眺望塞纳河，我学到了创造性想象力第一个原则：艺术家从来不能看风景。它太具有欺骗性了。所以我不管这河景了，专心写我的第二部戏《帕多瓦公爵夫人》，一部奇幻的詹姆斯一世时期风格的作品。写这部戏的时候，我感觉到伟大人物的英魂在我的心里迅速死去，遗憾的是，他们大部分是遭遇第二次死亡。这部戏并不成功，现在还为人称道的是戏服变化的次数之多，这是我首开先河的。在这些日子里，我在情节剧上的严肃是无可比拟的。它是我一切商业性活动的基础，但我现在才意识到它在文学上并无一席之地。不过这部戏的失败让我明白了一个更重要的道理：一旦我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我就成了笑柄，我说的话也就遭到人们嘲笑。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为自己的艺术找到知音，我就得玩点手腕：要把自己装扮在艺术创作者的表面之下，别人伤心落泪，我笑；别人发笑，我则伤心落泪。
我是作为门徒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形象来到巴黎的。我一直认为，我们只有和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认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其他艺术家的接触对自己的个性成长是绝对必要的。我开始四处拜访。我带着自己的诗集作为见面礼，其实我也不需要别的引见方式。要是有所失礼，也是开心的失礼。洗去了英国的风尘，我的脚步轻快无比。
在咖啡馆中，在那些杏色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碰到所有的年轻诗人—至少是那些自以为年轻的诗人。法国作家好像走到了我的前头，我觉得我处在一场伟大的文艺运动之中，我开始投身于其中。我和巴比·德·奥厄维利[96]最接近。他有一间很让人讨厌的房子，就在卢塞莱特路，靠近莫里斯现在住的地方。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穿着一件可疑的丝绸睡袍到门口接我。进屋后，我发现里面又空又脏，他挥着手，宣称“我把我的家居效果传播到了乡下”。只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才能这样大手一挥就把现实挥开。
在群贤咖啡馆[97]，我经常遇到魏尔兰，他就像是用黄油雕刻出来的西勒诺斯[98]。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他正好获准离院一天。他当时还在医院接受治疗，我想他是为维纳斯的罪接受治疗吧。他给我看他腿上的溃疡，然后格格地笑起来。我感觉到一阵晕厥。身体上的丑陋处我总是反感，此后我尽量对他避而不见。可是他总笑嘻嘻地和我摆出亲热的样子，好像有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把我们拴在一起。
有时候我在罗马大街的马拉美家中遇到他。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马拉美初次见面的情景—当时就好像在参加降神会一样。惠斯勒听说我到巴黎来了，就千方百计拉拢马拉美来反对我。他真是太荒谬了。但是后来马拉美这位诗人和语言大师却对我表示欢迎，情况明朗之后，惠斯勒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王尔德将来贵府，请好生准备接待。”我曾以惠斯勒为原型，创造了一个小说形象。有天晚上我把这情况告诉他，他立刻以为我是指亨利·沃顿勋爵。事实上，我是指那位了不起的罗克特。
我和马拉美第一次见面是在晚上，这次会面比较成功。人们说我的法语比较华丽，比较文学化，但是法国同行们都能完全听懂。说到底，我想我就是一言不发，别人也会明白我的意思。马拉美非常客气，态度和蔼，和其他诗人一样，说话缓慢，不过措辞异常纯正精当。《悲惨故事集》刚刚出版—现在他正在读—我记得马拉美向我夸奖过这本集子中“悲伤，孤独，烦躁”这样的句子。他的声音就如同远方传来的钟声。
流畅的谈话，阴暗而华丽的家具，使得我们的所有知觉都蛰伏下来，重要的只有艺术以及和艺术相关的一切。福楼拜当时也在场，脸颊发红，留着胡子，十足的海盗样子。他露出热爱丑陋凶残的凯列班[99]的样子—这丝毫不奇怪。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貌不惊人，有时候真让我深有感触。我觉得他们似乎缺乏自知。福楼拜的作品阴冷沉郁，内里却炽烈如火—就像中世纪魔巫著作里写的魔鬼的拥抱，这种拥抱冷入骨髓，作家却用炽烈来形容。但是听福楼拜讲话—那简直就像是听屠夫在讲。不过这都不妨碍他的艺术成就。其实拿我自己来说，要是我爱艺术多一点，爱名望和欲望少一点，我应该有更大建树。我感觉我像是布朗宁一首精致的诗歌中所述的安德烈·德尔—萨托[100]：
我若一分为二
必建惊世功业
诚然，我的个性败坏了我的作品：这乃是我一生中不可宽恕之罪。就在刚到巴黎的前几个月，我就开始热衷奢华和名望，故而没去接近那些让我高山仰止的大艺术家。我浪荡于小型出租马车之上，寄情于酒肆饭馆之中，今天出席代斯兰德斯男爵的沙龙，明天参加摩纳哥公主的沙龙。摩纳哥公主是个奇怪的海妖，只是没有海妖的歌喉，事实上，连国籍也没有。我陪着萨拉·伯恩哈特[101]，从她的化妆室到舞台边—总是感到那令人晕眩而甜蜜的成功，感受那披金戴紫的宏大场面，在此气氛之下，我不顾前方的万丈深渊而勇往直前。而和诗人，和艺术家在一起，我觉得我只能调动部分的性情：我鬼使神差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仿佛我那时就已知道我命中注定要超过他们所有人。和萨拉在一起，我觉得我和她一样，立于世界之巅：群星璀璨的招待会、热闹的晚宴、名人的生活，这都是我无比向往的。
在开始这些日子，我和罗伯特·谢拉德一起挥洒我们的热情。罗伯特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是我在一次晚宴上认识的，他有堕落天使的外貌：当然，现在他不但自己的堕落过程功德圆满，还坚持要把自己的朋友拉下水。不过在当时，他满脑子都是些荒唐的梦想；另外，他身上也焕发着荒唐的青春气息，因此我对他喜爱有加。
有一次，我告诉他说我最喜欢的三个小说人物是于连·索莱尔[102]、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和本人。我模仿着德·吕邦泼雷的口吻告诉他：我要“名声和爱”。我还模仿索莱尔的口吻说，我有时候会在痛苦中呐喊：“我为什么是我？”我现在还清楚记得，有天晚上，我和罗伯特一起在塞纳河边散步，我们回顾了索莱尔在狱中最后几小时的每个细微的细节—他是如何在词语的迷雾中迷失；在临终前的危急时刻，他从内心听到的都是他钟爱的书中的只言片语，他就是按这些书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吕西安悬梁自尽，而索莱尔则死于绞刑架上。“但是，罗伯特，”我警告说，“他们的一生是圣徒的一生。”
这些日子里，我酷爱查特顿[103]、爱伦·坡和波德莱尔，同样也惊异于其命运之悲—少年之时，可以玩火而不自知。时至今日，每当我想到查特顿之死，仍不免潸然泪下—他落到了没有面包果腹的境地，却完全知道身后定会名声鹊起。一个奇特而虚弱的孩子，他的天才这么早就崭露了，甚至要借他人之名来承载横溢之才。这是18世纪的沉痛悲剧，18世纪可谓文学的悲剧世纪，或许只有蒲柏[104]的诗歌是例外。
不过，如果说我从查特顿身上看到了人类希望的哀曲，那么从蒲柏的一生之中，我听到了诸神奇怪的笑声—诸神把折磨的工具交给了人类，人类用这些工具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凝视着命运之深渊，俯视着被毁灭、被扭曲的众人，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欣喜。我还和谢拉德一起走在老灯笼街上—德·内瓦尔[105]就是在这条街上悬梁自尽的。这条街上每块卵石似乎都带有魔力。我们似乎来到了一个古老的地方，这里曾经溅过献祭的鲜血。谢拉德不能理解这些东西—他太过浪漫，无法合理地感悟命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来到莫里斯·罗利纳[106]家中，罗利纳开始给我们吟诵他写的托普曼的独白，那是一段古怪而阴暗的文字。罗利纳高声叫着，骂着，还用脚跺地。谢拉德吃惊地看着我，而我却觉得这吟诵很好—那是一个受伤的艺术家的疯狂的舞蹈，是愤怒和挑战的高呼，我希望把这些特征也添加到我自己的声音之中。
很奇怪，我发现至今还没有人写过一先令[107]的论文，谈谈诗歌对行为的影响—我想马修·阿诺德在这方面有最终的发言权。当然，读阿诺德的文字，你会觉得每个字都仿佛是他最后的字。我想我也可以写这样的论文。我似乎觉得我只有在读法国诗歌的时候，才主动寻找那种情感，这些情感能激起我内心的绝望，一种在他人的作品中探索出来，并让我倍加珍惜的绝望。在于斯曼的一本著作中，德丝·艾森蒂在玻璃板下压了波德莱尔的三首诗—《情人之死》、《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和《敌人》。这三首诗歌中包含了现代情感的全部历史。波德莱尔发出的痛苦之音声如洪钟，深深影响了我，我开始探索世界的阴暗角落。
和谢拉德以及一些法国诗人一起，我开始光顾那些名声不好的酒馆，开始和街上的普通人交往。在伦敦，在美国，我都对这样的世界一无所知，而在巴黎的经历唤醒了我的渴望，驱使我探求更多、更狂野的这种乐趣。我就像帕西法厄[108]，看到了怪物，然后又哭着喊着要再次去见。在我的想象之中，这个城市既是巴比伦，又是帕那索斯[109]；它也是一个大海—或许会有某个神仙从这海里升起来向我索命，不过，我愿意被淹没在这海水里，淹没一阵子。
所以我们会到萨福[110]们出没的地方，这里可以花钱和男孩和女孩玩。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干过什么事。我想我是太害怕了。我对这些事有一种可怕的痴迷，这让我害怕，让我逃离潜入我心室的这些怪异情感。我决定离开巴黎。我见过太多尝过落拓枣[111]的人，到头来却失去了生气，陷入了绝望。我有热血青年固有的自信，我认为我能够把持住自己，但我也知道，既然我了解到了违禁之物，我就可以回到伦敦，成就一番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