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9月23日

博西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这么一个现代派的诗人,居然用这种公开的方式写东西,真可谓咄咄怪事。明信片上写道:“我下周和汤姆一起回巴黎。我想你会要求我请客吃饭吧。”他的落款很是荒唐,是“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说实在的,这明信片没什么可供想象之处,除了突然出现的第三者:汤姆是何方神圣?是做什么的?但博西总是相信生活应先于想象,如有可能,甚至让生活涤荡想象,而我却让想象超过生活。正因此,我们才会如此致命地相互影响:我驳斥了他所有的理论,而他永远无法理解我的理论。

肤色赭红的诗人莱昂内尔·约翰逊把他带到泰特街。博西读过了《道林·格雷的画像》,遗憾的是,他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没有哪本书能像这样对我产生致命的影响。博西后来告诉我说,他从《道林·格雷的画像》一书中看到了他自己生活的秘密历史:我是一位占星家,我把这些文字给了他,让他能够参透自己的灵魂之谜。当然,这是一种荒唐的浪漫,但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被迷住了。用佩特的话来说,他身上有一种英俊少年的异教徒式忧郁。这种气质的人见识了世界的败坏,但自己出污泥而不染。

我一爱上他之后顿时感到迷失了,因为我触犯了一条现代社会铁的戒律。基督说:“因为你的爱,你的罪得到宽恕了。”英国大众说:“因为你敢去爱,你的罪行要受到惩罚了。”我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爱情为男人之间的爱赋予了美和尊贵,而英国人却不忍卒视,大惊小怪:这正是他们把我送入大牢的原因。本来,男妓我想找多少有多少;在南瓦克和克拉肯威尔卖身的那些男孩都不值一提,人们只会想我会为了得到他们的白皙身体而一掷千金。但那毕竟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如果我能设想出一种更高尚的爱,一种平等的爱,他们是万万不会接受的,也会因此无法饶恕我。尽管这样的爱莎士比亚、哈菲兹[176]、维吉尔(在其第二篇《牧歌》中)都赞美过,但这种爱是不敢声张自己名字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名的—就如同印度神话中天神的秘语,一说出来就会遭到天谴。

第一次见到博西的时候,我就能看出他身上所携带的不幸感觉,它就如同只在沼泽里盛开的香花。这种不幸感把我们吸引到了一起,最终也把我们分开。它让我们毫无顾忌地相爱,但正是这种无所顾忌最终把我毁灭了。我本以为我可以在我的文章和警句中对世人冷嘲热讽,却发现自己也有无法突破之处。

我们初次见面约六个月后,博西为了一桩奇怪的恋爱事件写信向我求助。他对一个很年幼的男孩产生了好感。而孩子的父母似乎并不反对这种好感—事实上他们还竭力撮合,甚至把博西请上家门,以便他们可以不那么“柏拉图式”地继续这档风流事。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的事情总是这样发生):他们开始敲诈博西,威胁说如果不就范,他们就会告发到博西父母那里。这将是一大丑闻,因为那孩子太小,根本不该牵连到这样的经历里去。所以博西便写信向我求助,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犯的罪和道林·格雷一样”。我对他毫不设防,但那时候他确实有一种单纯的气质:单纯是最强大的美德,能存在于极度放纵的生活之中。

自然,我为他提供了帮助。我拜访了艾丁·列维,一个名字从来不在报纸上出现的“私家侦探”,犹太人,对所有人的事都了然于胸,所以能够很好地保护他的客户。通过他,我们向男孩的父母提了一个私了的建议。他们接受了,这桩风流事终告止息。我只是被列维训了一顿,他警告我不要和“年轻勋爵”这样苦心追逐危险的人来往。他知道或是怀疑我和勋爵过着同样的生活,所以建议我凡事小心。我还记得他当时说的话:“这个年轻人对你有危险。”但这正是吸引我和博西交往的原因—我爱博西就如同一个人爱一只受伤的动物。

在狱中,我给博西写了一封又长又臭的信,信中把一系列灾祸的源头归结为在牛津的风流事。现在博西对此闭口不提,这是他的明智和公正之处—这公正是我所不配的。说这信臭,是因为我把罪行的重负转嫁给他了,其实这负担本应只压在我自己肩膀上。此外,出于愤恨,我对他的责任添油加醋,使之沉重得连阿特拉斯[177]都会呻吟。在信中,我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一个仿佛是从情节剧中走出来的单纯的人,懵懵懂懂地走入一个阴暗的森林,森林里有巨人拨开树叶偷看他。事实并非如此。我在信中说过,我有必要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过去。哎,现在我应该这样做才是。

关于男人之间年长者对年幼者的爱,已经有不少著述,而很少有人提到过年幼者对年长者的爱。这种爱更加危险,因为它让年长者产生骄傲。在博西的眼里,我与其说是同伴,不如说是偶像。他用他的关注满足我的虚荣心,而我也吸收了他的性格,融入到我自己的形象之中。结果我们俩变得如胶似漆。在牛津的时候我就和他在一起。后来我们厌倦了乡下,便到阿尔伯马尔或塞沃开房间。

无论博西有什么奢侈的需求,我都予以响应。无论他有什么卑贱的本能,我都予以纵容。无论他想尝试什么体验,我都予以配合。我想我们在伦敦的生活成了伦敦人所共知的事。我把他带到真正时尚的社交圈,按他的贵族权利,这也本应是他的圈子。后来我又带他到阴暗的街道世界,他则把那里转为自己的天地。我在他的心里培养了对新奇之物的热爱,使他对新奇食品和饮料的热爱不亚于那些新鲜的寻欢作乐之道。我们经常在塞沃就餐,在威利吃晚饭;然后,我就把他带到炼狱。

在我们狂热地追求享乐之时,伦敦成了一个不真实的城市,一场闪亮的灯光、拥挤的人群和疯狂的大笑所组成的戏剧。我的大胆感染了博西,因为他为了表达他的爱,处处模仿我,以至于他能在我的地方做出我只能梦想到,甚至不敢梦想的事情。他想完全成为我在想象中描摹的他,他变得很可怕,因为我的想象本来就很可怕。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切对他以及对其他人的代价。我经常邀请他到泰特街,让他同康丝坦丝和我一起吃饭,我迫使他玩一个邪恶的双重身份游戏。我们会礼貌地、严肃地说着话,然后,可能因为康丝坦丝不慎说了什么话,他便放声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我的妻子自然不知是怎么回事,困惑之下,她什么话也不说了。她当时并不了解事实真相,但她肯定有过怀疑,虽然她并没有提起过。她常把西里尔和维维安带到乡下去。然后,就在这幢有孩子居住、故而显得神圣的屋子里,我鼓励博西发泄他的变态欲望。

在我接受审判时,我被控告带男孩到塞沃去。这是事实,但我带他们去是为了博西。博西带着年轻人的狂野激情,尽情放纵于这些罪恶之举,而我却并不屑沉迷于其中。我说过,我觉得看别人行乐的乐趣更大,观看博西和男妓们寻欢作乐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博西有时候会抬头看着我笑笑—那是美妙而残酷的笑,是我刻到他脸上的笑。

我母亲经常写信告诉我康丝坦丝的情绪,还有她的寂寞和忧郁,而我则把我的情绪、寂寞和忧郁写给博西。我用各种辞藻美化我们的罪,我还告诉他说放纵中能找到一种可怕的纯洁,属于诸神的纯洁。我要他寻求“从心所欲的自由”,尽管世上并没有这种自由。

我没有创作出任何艺术作品:我发觉爱人的爱神木头冠胜过诗人的桂冠。我想,既然爱是所有奇迹的根本,它就应该是所有创造的源泉。现在我意识到爱只是艺术创造的替代品。它创造了艺术品产生的条件,却妨碍我们利用这些条件。它激起了艺术创造的情绪,却扼杀了表达这种情绪的欲望。确实,在这段时期,也就是我遭到奇耻大辱的两年前,我厌倦了我的艺术。别人曾预言我会成为伟大的戏剧家,但我想即便在那时,我就知道自己的创作走入穷途末路了。

我对博西的爱越是炽烈,我就越是谴责自己放纵到了这样的地步,然后,在激情奇怪的转化变更过程中,我开始连他一道谴责了。有时候,我会刺激他尝试新鲜的放纵方式,这只是我在昏乱状态下,想了解他对我的迎合会达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我会对他害怕起来。我相信天上诸神有时候也会害怕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我害怕博西可能说的话,和他可能做的事。一旦享乐的迷雾在我的眼前消散,我便会劝告他小心,而他则报以大笑。我有时提议和他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他就向我大发雷霆。

我们中间有过丑陋的争吵,在伦敦和乡下都发生过。博西发起怒来歇斯底里—那是陷入圈套(不是自己下的圈套)的动物的愤怒。他很清楚我对他的影响是如何之深,清楚我为他描摹了什么样的景象,清楚我给了他哪些说话的台词。但他爱上了自己最恶劣的一面,那一面就是我。

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在伯克利酒店共进午餐的情形。我告诉他说我收到了他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的一封来信。

“这个小人物说了什么?提到我了吗?”

“这是一封纯属私人性质的信件—里面只说了他自己。他说他被愚弄了,说我们的行为令他蒙羞了。”

“他还以为会有谁关注他?真是榆木脑袋!”

“他还谴责我的所作所为反常变态。这很荒唐: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我是完美的。”

“还有什么?”

“他还说是我把你带坏的。”

博西发怒了:让人惊奇的是他在愤怒的情绪下五官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你应该更小心才是,博西。”

“奥斯卡,你是个胆小鬼。你不仅长相像女人,连言行举止都像。”

“但我想他的本意是监视我们。”

这话又让博西放声大笑,笑得很可怕。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枪,在空中挥了挥,让我非常害怕。

“他是条狗!”他喊道,“要是他靠近我,我会像杀一条狗一样杀了他。”

然后,让我吃惊的是,他对着房子中间的吊灯开了一枪。这自然激起了一场非常可怕的大闹,其结果是我们被赶出饭店。

这件事被各家报纸纷纷披露,我记得《每日记事报》上说这一枪是我开的。我陷入了深深的思想痛苦之中,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出现了不祥之兆。

在伦敦,人们对我们指指戳戳—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注意—而博西自然对我如法效仿。但受到普通人嘲笑的现实使他深受伤害,出于自负,他决定要做出比人们所想的丑闻更可怕的事情。我相信,是他这个种族的遗传因素刺激他这样不顾一切的—像于连·索莱尔一样,对他来说唯一真实的事情便是对嘲笑的害怕。

所以我们逃离了同伴和常去的地方。我们到阿尔及尔去旅行,并且冒着生命危险跑到一些下层人居住的地方,那种地方有着发黑的屋顶,鸦片烟在屋顶下缭绕。我们还到了佛罗伦萨,我们的行为使得意大利人都蒙受了羞辱。在佛罗伦萨,我开始写《佛罗伦萨悲剧》。其中有妻子怂恿情人杀自己丈夫的情景:对我来说,激情中剩下来的只有厄运,厄运的红色迷雾遮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人们看不清他人。我们迷失了,我们俩都迷失了。

回到英国后,博西像个罪人一样,去寻找谴责他的人去了。他这个种族的奇特自负恢复了,他的强烈鄙视不再冲着把他带上罪恶道路的我,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现在用种种威胁和责骂在刺激他。我被牵扯到他们父子的争战之中,但我就像一个放大镜,只是把他们相互的仇恨之光强化了—尽管到头来惹火上身的反而是我。

但是博西从来没有背叛过我:在审判的时候他站在我一边,在我入狱后还不停给我写信。但是,我在狱中写的信却把他出卖了。我知道,我有能力把他展现为一个精心编造的形象,我也知道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种形象—正如他过去曾把道林·格雷当成自己的形象。我在《雷丁监狱之歌》中指出,人们会把他爱的东西杀掉。这完全正是我的本意。

当然,我又回到他身边了。在博西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却需他了,真是造化弄人。他给我钱,但我相信,他知道自己是在救济曾经毁灭过自己的人,他知道和他亲嘴的正是出卖了他的人。但我想下周见他,让他请我吃饭。无疑,我会让汤姆着迷的,让博西吃醋。当所有狂热的激情均已逝去,留下的只是奇怪的虚空。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奥斯卡·王尔德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