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谈一个人的性格和品性，就不得不提他的爱好。就我个人的爱好而言，首先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咖啡对我实在是太重要了。每次讲学旅行，我四处奔波在各地做演讲，都必须随身携带含咖啡因的药片，以便在没有条件喝浓咖啡时嚼上一片提神。有一次我去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的格蒙登小镇做演讲，去讲堂之前我匆匆走进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在维也纳被称为“卡布兹纳”（Kapuziner）的咖啡带走——这是一种加奶很少的浓咖啡，颜色很深近乎深棕色，类似嘉布遣会修士的袍子，因此得名；[1]可是当时服务员却拿给我一杯“格施拉德”（G’schlader），这种咖啡水多味淡，与卡布兹纳恰恰相反，于是我不得不匆忙折返回宾馆取咖啡因药片。你猜，我在宾馆大堂被什么人拦住了？被一名嘉布遣会修士，这名修士从修道院的藏书馆拿了几本我的书，过来跟我索要签名。
在我80多年的人生岁月中，登山一直是我的激情所系。记得有一年，我被强制佩戴犹太星标识，也因而无法外出登山。在我的朋友胡贝特·格祖尔（Hubert Gsur）一再邀请下，我才鼓足勇气摘下犹太星，去攀登霍尔—万德峰（Hohe Wand），当我到达万德峰时，无法自已，低头亲吻脚下的岩石。
随着年龄的增长，登山者体力的衰退可以通过自己常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纯熟的技巧来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说，登山这项运动是独一无二的。集中全身力气攀爬在山崖之间，只有在这一刻，我才能把我的下一本书、下一个演讲抛在脑后。胡安·巴蒂斯塔·托雷洛[2]曾在《奥地利大学报》（Österreichische Hochschulzeitung）中写道：他怀疑，就算给我27个名誉博士学位，也没有将阿尔卑斯山中的两条由我开拓的登山道命名为“弗兰克尔道”，让我来得激动。这一点真的毫不夸张。
我曾经说过，我心目中最刺激的三件事是征服一座新的山峰、赌博和颅部手术；我还要说的是，对我来讲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登上一堵风景壮美的崖壁之后，在山中宿营棚温暖的小屋子里与最亲爱的同伴一道度过的那个甜美夜晚。像那些沙漠旅行者一样，我在高山险峰中穿行，也是为了使自己在孤独的攀援中心无旁骛地集中精力思考。可以说，我这一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独自向上攀登的时候做出的。
我不光在阿尔卑斯山区留下我攀登的足迹，而且还爬上过塔特拉山，甚至有一次还从一条极为险峻的山脊登顶，登山难度达到四级，当时艾丽也陪在我身边。此外，位于南非开普敦的桌山也被我征服了，那次我正好受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邀请为一个庆典活动做演讲，便趁这个机会前往桌山，登山时还是南非登山俱乐部的主席为我做向导。同时，我和艾丽还偶然成为设在美国约塞米蒂峡谷的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对登山的激情与我对于“高空心理学”（Höhenpsychologie）的兴趣息息相关，我曾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这一概念。能够印证这一点的是，我在68岁的时候才开始接受飞行课程培训，而几个月后就能够在蓝天中独自驾驶飞机翱翔了。
现在，我还想说说我的几个无伤大雅的小癖好。比如说，我很喜欢领带，不过这种喜爱是柏拉图式的，当它们摆在展览架上时，我会为它们的精巧美丽赞叹不已，即便我知道它们现在和以后都不会属于我也无所谓。
如果在一项爱好上钻研得足够深入，你就不再是一知半解的门外汉，而是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在镜框设计方面我可以算得上专家，由于我这方面造诣颇深，一个全球数一数二的镜框加工企业邀请我做顾问，这家企业会在它的产品大批量生产之前把产品样图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至于那些远不到专业水准的业余爱好，我也做得兴致盎然，一点儿也不羞怯。我尝试过作曲，创作的一首哀歌还被专业人士改成管弦乐，在一个乐团公开演奏，后来还上过电视——电视上播出的一支探戈舞使用这支曲子做配曲。
几十年前，我前往位于挪威维克松小城（那儿距离首都奥斯陆一个小时的车程）的一家精神疗养院，参加一个为期几天的意义治疗主题的研讨会。
“在我进行开场演讲之前，会有人介绍我吗？”我问这家疗养院的主管医生，他也是这次会议的主办者。
“有。”
“是谁呢？”
“一位奥斯陆大学的年轻精神病学教授。”
“那他知道我吗？”
“他不仅知道你，还对你评价很高，事实上，正如他所说，他对你的崇拜很久之前就开始了。”我压根儿不记得见过这么一个人，因此对这事非常好奇。接着，主管医生告诉我，这位教授很久之前就认识我了，并且一直对我极为赞赏——原来，他出生在南摩拉维亚的波霍热利采镇（Pohoelice，德语：Pohrlitz），也就是我父亲的家乡，他父亲是当地教堂的一名仆役。
那是在一战爆发之后，我们一家生活极为拮据，夏天只能去父亲的家乡消夏。在那儿，我哥哥组织当地业余戏剧社进行演出，他在这方面很有一套。那时我们的演出都是在农舍前的庭院里进行的，一排圆木桶上搭上搁板，就成了我们的舞台。剧社成员都是些十四五的孩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曾带着磨秃了的假发套，扮演老迈的施蒂格利茨博士，也演过来自内斯特罗伊的流浪汉克尼里姆。而这位现在闻名遐迩的奥斯陆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艾廷格博士，那时候还是个小不点儿——他年龄比我小几岁。我扮演的克尼里姆的形象，给这个波霍热利采镇教堂仆役的儿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者把我视为终生的偶像。事实上，他对我的意义治疗没有任何概念，在他的记忆中只有那个小维克多·弗兰克尔和他扮演的克尼里姆。
我还真的写过一部剧本，这件事汉斯·魏格尔（Hans Weigel）在我的书《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3]再版时写的序言里提过，下文中我还会具体说这本书。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天主教神父还将我这本关于集中营经历的书改写成剧本，把它搬上了戏剧舞台，该剧的其中一幕在多伦多首演——当时我要在这个城市最大的礼堂、多伦多剧院进行演讲，这幕戏是作为我演讲的开场。维克多·弗兰克尔在这个剧中出现了两次，一次作为集中营关押的囚犯，一次是该剧的解说；还有一个维克多·弗兰克尔此时正坐在场下看戏——那就是我。
[1]嘉布遣会修士的德语Kapuziner，音译为“卡布兹纳”。——译者注
[2]胡安·巴蒂斯塔·托雷洛（Juan Battista Torello），精神病科医生，天主教神父，居住于维也纳。——译者注
[3]德文版原名为《向生命说Yes！——一位心理学家的集中营经历》（…trotzdem Ja zum Leben sagen. Ein Psycholog erl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维克多·E. 弗兰克尔（著），青年&人民出版社（Verlag für Jugend & Volk）， 1945年在维也纳出版。本书多次再版，被译成22种语言，仅在美国销量就达900万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