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仰，我已做过很多次讨论。划清心理治疗与神学之间的界限，或者借用弗里茨·金克尔[1]的说法，弄清“心灵治疗学”（Seelenheilkunde，即精神病学）与“灵魂救赎学”（Seelenheil-Kunde）之间的区别，是我毕生所追求的一项重要事业。
每次讨论信仰问题，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要站在怎样的立场去讨论：是站在一个精神病科医生，还是一个哲学家的角度，是作为一个医生，还是仅仅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这个问题。其次，在信仰这个方面，我的一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童年时我非常虔诚地信仰上帝，到了青春期有一段时间是无神论者。
第三点要考虑的就是我的受众情况，也就是我在面向谁谈论这个问题。在专业的精神病科医生面前——如果我们把意义治疗看作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或者技巧的话，我是不会谈论个人信仰问题的。推广意义治疗这项事业无须为我的个人信仰服务，我应当对此负责。
在我最后的几本书里，我又开始谈论，什么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在何种条件下这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可能蕴藏一个更高的或者更深层次的意义——终极意义。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天我路过维也纳感恩教堂，我一直很喜欢它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不过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进去过。我听到里面传来管风琴的声音，就对妻子说，我们去教堂里面坐会儿。
我们一进去，管风琴声就停了，接着一名牧师走上讲台开始布道。他说到布尔格街19号的那个“不信上帝”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接着他又说：“不过不用说布尔格街这么远，就在我们后面的玛丽安娜街1号，那儿就住着一个维克多·弗兰克尔，他写了一本书——《医生和心灵》，完全是对上帝的亵渎，千真万确。”然后他便毫不客气地批评起这本书来。这时，我上前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心里担心把他吓到。显然这位牧师没有料到我会在这儿，我问他：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到他此时的布道，也就是到我刚才决定走进感恩教堂的那一刻，总共经过了多少分钟？可是我恰恰就在他布道中提到我的那一刻走了进来，这是多么小的概率？
我认为，对待这样的偶然事件，只有一种合理的做法，那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对它做出解释——我太笨了，没法解释它，同时我又很聪明地拒绝解释。
继续回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开始研究哲学，不过我终究是太年轻了，没能抵受住心理学至上主义（Psychologismus）的蛊惑。直到后来，在我的高中毕业论文中（我的论文题目是《哲学思想中的心理学》，在该论文中我以精神分析为理论指导对亚瑟·叔本华进行病迹学研究），我才放弃了“疾病天生是错误的”这一想法。正如我在后来的《医生和心灵》一书中所说的：“毋庸置疑，二乘二等于四，即使这个论断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
除了心理学至上主义，我还受到社会学至上主义的引诱。我上中学时，曾多年是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die Sozialistische Arbeiterjugend）的领导成员， 1924年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全奥地利社会主义中学生联盟（die sozialistischen Mittelschüler von ganz Österreich）的执行主席。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常常大半个晚上都在布拉特街上游荡，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应该拥护马克思还是列宁，支持弗洛伊德还是阿德勒。
我的那篇被阿德勒推荐给他的杂志的文章讨论的是什么主题？实际上，这个主题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我几乎所有的著述：在特别关注心理治疗中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前提下，界定心理治疗和哲学之间的界限。而我不得不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我这样，穷尽一生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隐藏在我所有文章著作背后的中心思想，而促使我写下这些文章的动因，则是我想以此克服心理治疗领域的心理学至上主义，这种心理学至上主义通常是随着病理学至上主义一同出现的。这两者共同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还原主义，此外社会学至上主义和生物学至上主义也是还原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还原主义是当代的虚无主义，它把人压缩至一个单纯的维度，即人的维度，从立体的人的空间中单独抽离出某个特定方面，将其投射到一个次人的层面进行考察。毫不夸张地说，还原主义是一种将人的地位弱化的非人主义（Subhumanismus）。
[1] 弗里茨·金克尔（Fritz Künkel， 1889—1956），医生、心理治疗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最有名的学生之一。——译者注